2023年福利經濟學論文【五篇】

社會福利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社會政策研究不可或缺與獨具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的社會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為幫助其成員更為有效地發揮功能，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進而使他們作為個人和社會成員正常參與社會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福利經濟學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福利經濟學論文范文第1篇

社會福利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社會政策研究不可或缺與獨具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的社會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為幫助其成員更為有效地發揮功能，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進而使他們作為個人和社會成員正常參與社會生活的所有努力。一般來說，社會福利分為福利、福利和社會福利（狹義）三大層面。本文主要局限于狹義社會福利和經濟福利兩部分，研究范圍覆蓋勞動就業與社會生活所有領域。社會福利制度主要通過制度性利他主義安排解決社會，滿足部分或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進而實現社會平等和社會公平的福利政策目標。在這種意義上說，社會福利研究對象是"生活問題"，而不是由勞動等問題引發的單純"社會問題".這意味著福利政策既是社會變遷的重要，又是認識社會變遷的重要角度。本文主要采取生活狀況與需要滿足的理論框架來回顧、評價中國社會福利研究。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社會福利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并沒有獲得應有和獨立的地位。社會福利研究分散在社會學、學和經濟學等學科中，福利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民政工作、勞動就業和婚姻家庭等領域。本文的回顧與研究綜述主要局限于冠有"社會福利"的活動與研究工作。

一、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歷史回顧：階段與特征

中國社會福利研究大體分為六個各具特色的主要階段。其文獻回顧與綜合評述基本是按照歷史發展階段依次進行的，具體分析層面主要是社會福利基礎理論、研究機構、公開出版書刊文章和全國性社會福利理論研討會四個方面，并且有意識地將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議題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特定社會環境中觀察和分析，以期盡量給讀者提供一個動態發展的社會福利概念和整體印象。中國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文獻回顧與綜合評價主要局限大陸學者的中文著作與成果，港臺和海外學者的中國社會福利研究狀況與成果將另文論述，不在此贅述。實質上，在某種意義上說，本文又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社會福利制度與政策模式演變的歷史研究。

1.1949~1957年底，這是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社會主義福利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嶄新的歷史時期。政治經濟上國家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社會文化上政府確立生活資料配給制和工作單位就業保障體系，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和集體主義文化。當時在破舊立新和百廢待興處境下，社會福利基礎理論研究難以納入國家社會經濟政策議程。與此同時，政府面臨若干重大現實和敏感政策問題：一是如何盡快建立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的福利制度與政策模式。二是如何處理和對待歐美國家津貼的文化救濟機關和宗教團體。三是如何發揮福利制度與社會政策的社會穩定作用，為新生國家政權服務。為此，政府建立城市居民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制度。政府幫助歐美國家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實行完全自辦，提出由政府接辦改為國家事業，由私人團體繼續經營改為中國人自辦的方針，以后又通過取締、團結、教育和改造方式逐漸演變為由國家獨自興辦社會福利事業與機構。在救濟工作中國家確立"生產自救、群眾互助，輔之以政府必要救濟"的方針。政府對無勞動能力的弱勢社群給予社會救濟和必要服務，對失業工人和其他有勞動能力劣勢社群的生活困難問題采取介紹就業或予以轉業訓練、以工代賑、移民開墾和生產自救的辦法解決，以確保社會穩定；
這個時期幾乎沒有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和召開過理論研討會，但是當時幾個主要的全國性民間福利組織，例如中國人民救濟總會（1950.4成立）、中國紅十字會（1950.9改組）、中國福利會（1950.8改現名）、中國聾啞人福利會（1955.7成立），在重組和建立新的福利工作組織體系，鞏固和擴大社會福利界的統一戰線，改造舊的"慈善"組織，社會主義福利工作經驗，組織救災救濟和提供直接福利服務，以及開展國際交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除宣傳報道之外，出版書籍和發表文章數量不多，主要是工作經驗總結和翻譯介紹蘇聯社會福利兩類，前者如中華婦女聯合會1952年出版的《婦女兒童福利工作經驗》，后者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勞聯的福利事業》。簡言之，1949~1957年間既是舊制度向新制度的過渡時期，又是社會主義福利制度奠基時期，福利理論與政策模式的多元化和新舊交替過渡是基本特征。"社會主義社會福利"是福利理論、政策模式和制度創新的中心主題與主要思想取向。

2.1958~1965年文革開始之前，這是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集體化福利時期大躍進是在農業、手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一五計劃成功實施，社會主義制度已穩固確立和國家初步工業化背景下開始的。集體化浪潮由擴散到城市，成為全國性社會運動。這個時期的主旋律是政治運動、經濟生產、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集體化。如何推行和實施集體化福利，提高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國有化程度與比重，倡導集體化生活方式與提供集體福利，這既是福利理論關注的核心主題，又是國家政策議程的核心議題。1956年創造的"社會福利生產"概念及其特殊生產形式也逐漸得到社會和國家的認可，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大力興辦脫離實際和嚴重超前的集體化福利事業既是全黨工作的中心，又是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集體化福利制度已成為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內容，例如1958年底內務部黨組就民政部門機構設置問題在向中央的請示中，曾提出由內務部改為社會福利部的建議。這個時期在研究機構和全國性福利理論研討會方面沒有明顯進展，但有關集體化福利的新聞報道和工作經驗的出版空前繁榮。例如內務部辦公廳1959年出版的《中國人民福利事業》，北京通俗雜志1959年發表的"人民公社怎樣辦福利事業"等。簡言之，1958~1965年是公有制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集體化福利理論與實踐迅猛發展的黃金日期。

3.1966~1976年文革結束，這是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中的批判福利主義時期文革意味著正常的生產與生活秩序被打亂，社會完全陷于無政策狀況，階段斗爭和文攻武衛成為社會生活的主旋律。與此同時，反對經濟主義和福利主義成為政治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主義是指利用經濟收買手段達到晉級加薪和提高個人福利待遇的行為與思想傾向。福利主義是指資產階級當權派為達到抵制革命群眾對他們的批判，腐蝕革命群眾的斗志，用大量金錢和優厚物質福利拉攏腐蝕革命群眾的活動。這意味在文革和階級斗爭處境下，社會福利再度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歐美津貼福利機構首次使人們將福利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形成誰搞福利誰就是想拉攏腐蝕工人階級的社會誤解。社會福利改善人們生活狀況和滿足需要的功能完全被人為扭曲和政治化。這種批判福利主義的對以后的福利發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直接結果是內務部和其它相關國家機關被撤銷，福利事業長期停滯不前。由于極左思潮把舉辦福利事業和福利生產說成是福利主義和唯生產力論，因此許多福利事業和福利生產被合并或撤銷，殘疾人、孤殘兒童、老年人和普通市民生活狀況普遍惡化，許多基本生活需要無法滿足。在此處境下，研究機構、公開出版書刊文章和全國性福利理論研討會無從談起。簡言之，文革十年是中國社會大倒退時期，福利事業同樣遭受嚴重挫折。更為重要的是，左傾思潮將社會福利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系起來，將福利制度滿足需要的功能曲解為腐蝕工人階級。

4.1977~1985年六·五計劃完成，這是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社會學化福利時期這個時期黨和國家撥亂反正，倡導思想解放和實事求是，全面推行經濟體制改革和恢復生產，重建正常的社會經濟生活秩序，諸多方面類似50年代早期狀況。像其他工作一樣，福利工作主旋律是重建各級工作組織體系，調整業務范圍和明確工作任務，明確方針政策和提供福利服務，開創福利工作新局面等事務性工作?？傮w來說，福利決策者和專家學者根本無暇顧及基礎福利理論研究。與此同時，1979年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學科恢復重建，1980年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以及地方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大學中社會學系的大量涌現與招生，這些都是社會福利研究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全國各地社會學家開始從社會問題與"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社會福利問題，社會學所與社會學系也逐漸成為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問題的研究基地之一。社會學化福利研究范疇也經歷了由"社會學化理論"逐漸轉向"社會生活化"課題的過程。與此同時，社會學取向的社會福利研究機構開始出版發表有關社會問題和社會福利的理論研究成果、經驗調查報告、書刊文章。但是以社會福利為題的全國性理論研討會尚不多見。簡言之，1977~1985年是社會福利制度、政策模式與理論研究的恢復重建時期。社會學理論與在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中扮演著拓荒者和主導性角色，重新拉開了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序幕。

5.1986~1999年，這是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社會保障時期1986年公布實施的七·五計劃（1986~1990）標志著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進入全新時期，其象征性標志有二，一是首次將"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改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計劃"，社會發展概念與意識進入國家政策議程。經濟增長不是最終目的，而是促進人的發展和實現社會發展的基本途徑；
國家應在發展生產和提高經濟效益基礎上，進一步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狀況的觀念獲得普遍認同。這為福利事業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二是七五計劃首次專章論述"人民生活和社會保障"，明確提出了由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與優撫組成的社會福利制度框架。人民生活狀況與社會保障成為國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社會福利基礎理論研究開始出現，并迅速成為社會科學界的熱門話題和重要領域。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時社會福利基礎理論研究的最大問題是，學者們對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概念的關系沒有進行深入透徹的分析與澄清，導致社會保障涵蓋了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是個大概念、社會福利是個小概念的社會誤解形成并廣為流傳，嚴重影響了福利理論的發展與制度建設?？傊?，這期間有影響的社會福利基礎理論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社會保障理論與社會保險政策研究上，仍然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的社會福利基礎理論研究。

這期間有關社會福利的專門研究機構不斷增多，以社會保障為題的書刊文章大量涌現，全國性和國際性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研討會日趨增多。出現的主要研究機構有：1986年9月，民政部社會福利與社會進步研究所成立；
1988年國家計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成立；
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社會保障研究室成立；
1997年華中師范大學社會福利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清華大學公共管院NGO 研究所與社會政策研究所成立。1999年北京師范大學公共政策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成立。這些機構均直接或間接以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為目標，并通過舉辦會議、發表研究成果和承擔課題等形式開展福利研究，成為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生力軍。同時，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報刊雜志和出版工作也欣欣向榮。1986年《社會學研究》創刊，迅速成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權威刊物。同年民政部機關報以《社會保障報》之名發行。1989年《社會工作研究》創刊，迅速成為社會工作研究的權威刊物。這些專業刊物為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提供對話陣地和討論場所，有力地推動了福利理論與政策的研究。這期間有關社會保障的書籍文章不計其數，難以統計，但是直接以社會福利為題的文章書籍寥寥無幾，屈指可數，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張萍翻譯的《各國的社會福利》，陳良謹主編的《社會保障教程》，白益華、吳忠澤主編的《社會福利基礎理論》，時正新主編的《中國社會福利與社會進步報告1998》等。這時以社會福利為題的全國性理論研究會幾乎為零，但是以社會保障與相關題目為主題的全國和國際性研討會數量眾多，不勝枚舉。簡言之，1986~1999年是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興旺繁榮時期，貫穿研究活動的理論主題是社會保障與社會救濟。

6.2000年12月，由民政部社會福利與社會事務司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多家單位聯合舉辦的首屆"全國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討會"，標志著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進入了社會福利時期以此為標志，拉開了以社會福利專家而非社會學家為主體、福利決策者和福利機構實際工作者積極參與、運用社會福利理論與方法、從福利角度（生活狀況與需要滿足）研究福利理論與政策問題的序幕。中國基礎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主要是通過重新界定和"再認識"早已存在、并且是人們習以為常和司空見慣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概念入手的。長期以來，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概念已有習以為常和約定俗成的內涵外延與相互關系。這兩個核心概念的社會理解與社會建構直接反映在政策文件、學術話語和國家福利政策與制度安排上。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概念的社會建構，某種程度上偏離了其原本的內涵外延和國際通則，非常不利于福利理論的研究與制度創新。2001年，第二屆全國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討會以"弱勢群體與社會福利"為主題，集中研討弱勢群體概念的內涵外延、弱勢群體的構成與群體特征、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與福利需要、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對弱勢群體需要滿足的回應，以及歐美國家福利理論與政策介紹。簡言之，該次研討會具有重要理論、政策和現實意義，標志著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新。

二、福利與政策"欠發達"及其成因

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歷程曲折，坎坷多難，福利實踐與理論研究互動關系錯綜復雜。首先，福利理論與政策模式深受當時國內外社會環境、制度安排、國家政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發展水平與國家能力、以及經濟、文化和社會因素的。改革開放前以意識形態的影響為大，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因素的影響最為明顯。其次，福利政策與服務的不發達和邊緣地位，導致福利理論研究在社會和公共政策話語中處于不發達和邊緣地位。福利理論研究長期缺乏獨立的學科地位與研究課題，常依附在行政工作、社會學和社會保障研究之中。長期以來，福利政策研究是社會保障研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倍受決策者和學者忽視的領域，基本是個無人觸及的空白點。第三，每當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符合社會發展，將改善人民基本生活狀況，滿足其不斷增長物質文化需要放在政策議程優先位置，福利制度、政策和服務就繁榮發達。國家就富強，社會就穩定，百姓就安居樂業。反之，就經濟崩潰，社會叢生，人民基本生活需要難以滿足，生活狀況令人擔憂。中國社會發展經驗證明：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并不矛盾沖突，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社會福利既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又是社會投資的主要形式。第四，福利制度安排、政策模式、服務實踐與理論研究存在高度相互依賴的關系，相互影響。中國社會福利發展說明，飽受磨難的福利事業無法產生福利研究動因，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落后和滯后又無法為常新的福利事業提供理論指導，由此形成惡性循環，進而導致福利制度、政策、服務與理論研究均處于落后和邊緣化地位。

中國社會福利理論研究經歷了若干重要轉變，它們既從不同角度說明了福利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又從不同層面反映了福利理論研究發展過程的基本特征。50多年來，中國社會始終處于激烈和快速的變遷狀態，總體趨勢是由非常態的革命性變革，轉向常態的結構性變遷；
福利事業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由次要附屬和無足輕重，轉向十分重要和舉足輕重；
福利研究從可有可無到不可或缺，成為推動福利事業發展的基本途徑之一；
福利研究從無到有，從小規模到大規模研究；
福利研究從工作經驗和實踐智慧為主，轉變為以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為主；
福利研究者由以決策者和實際工作者為主，轉變到以專家學者為主，決策者和實際工作者相結合；
福利研究從質性描述和簡單轉變為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相結合，歷史研究與比較研究相結合，多方法與多學科相結合；
福利研究的理論架構由單一理論模式轉變為多種理論模式并存共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福利研究機構由政府機關和服務機構為主轉變為獨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大學、政府機關、服務機構、商業部門和國際組織多方參與；
社會福利研究成果由書刊雜志文章數量稀少轉變為圖書雜志琳瑯滿目，專著文章大量涌現。簡言之，50多年來，在社會經濟環境轉變，社會福利制度與政策不斷調整的處境下，中國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模式也隨之發生了諸多舉足輕重的重要轉變。

中國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長期處于落后與邊緣化狀態的原因錯綜復雜，多種多樣。首先，國內外社會環境是影響福利理論與政策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1949年時中國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國家缺乏進行大規模福利提供的經濟基礎。這意味社會福利落后性是以經濟落后性為基礎的。而且東西方對峙導致中國只能借鑒和照搬照抄前蘇聯的制度安排與政策模式，福利制度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福利提供和職業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單位之內，致使公共福利事業落后；
其次，沒有真正掌握和吸收領會馬克思主義的人類需要理論與人的最大化發展思想，特別是沒有處理好"按勞分配"（社會主義社會）與"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社會）的關系，長期忽視需要理論研究，導致需要理論長期處于無人問津的地位；
第三，由于長期受左傾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思想的影響，否認社會主義有社會問題，將社會問題等同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將福利制度等同資本主義制度，將社會福利與腐蝕瓦解工人階級革命斗志聯系起來，把福利制度置于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并且將之定性為反革命活動和資產階級的情調，猛烈批判慈善和福利觀念，使之成為無人涉足的禁地。1952年院系和學科調整中取消政治學、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專業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反映。與此密切相關的是，黨和國家長期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運動此起彼伏，思想領域的革命遠比人情味十足的日常生活重要。

更為重要的是，受左傾意識形態和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5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中"先生產，后生活"、"重生產，輕生活"的制度安排，生產的目的與手段完全顛倒，形成"為生產而生產"的不良局面，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和最大限度滿足社會需要的根本目的被棄置一邊。例如：（1）安排整個社會生產計劃，不是從人民消費需要出發，而是從若干種主要產品增產指標出發。"以鋼為綱"和重輕農生產次序必然擠掉輕和生產所需資金和物資，使生活資料增長困難，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要和消費需要；
（2）在國民收入分配上，重視積累，輕視消費。一五時期積累占國民收入的24.2%，消費占75.8%，這種比例關系既促進了生產較快發展，又保證了人民生活水平較大提高。但是1959~1960年時積累率高達世界各國少有的40%，1970~1978年平均積累率為33%.過高的積累率勢必影響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購物到處排隊，所有商品要票；
（3）在積累資金分配上，重視生產積累，輕視非生產積累。國民收入支出結構中，資金用于生產建設過多，用于非生產建設過少。一五時期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生產性建設占71.7%，非生產性建設占28.3%，其中住宅建設占9.1%.1966~1978年，生產性建設比重高達85%以上，居民住房和擁擠現象十分嚴重；
（4）在生產性積累分配上，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和農業，加之城鄉二元社會福利結構，農民生活狀況和困苦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
（5）在重工業內部結構安排上，重視重工業自身需要，輕視為農業、輕工業服務。人民生活必需品購買使用困難重重，形成嚴重的短缺經濟；
（6）不顧市場需求，盲目生產，追求數量經濟，往往置產品的品種、規格、質量、花色、款式和價格等于不顧。簡言之，為生產而生產既無助于經濟發展，又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和需要滿足程度的提高。

集體主義文化和社會流行價值觀念中"物重人輕"的思想取向，對福利制度與福利理論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忽視個人需要。個人只有透過家庭、家族和社區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發現自身價值，滿足自己的需要。過去政府主要通過政治運動和動員群眾建立集體文化，時刻強調共同生活和集體主義價值，忽略多樣化個人特點與個人需要。這種集體化文化導致東西方需要觀念及其需要滿足方式的巨大差異。而且中國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念是物重人輕，人的價值輕于鴻毛，物的重要性常高于人的重要性，人并不是社會生活和國家政策議程中心的主角，長期缺乏"以人為本"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這種社會觀念通過最細微和最普通的生活細節反映出來。值得慶賀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生活質量提高和獨生子女一代步入社會生活，個人文化和以人為本的觀念逐漸成為社會共識，個人需要、個人責任和個人文化有了自己應有的空間。

計劃經濟體制和準軍事化管理模式也妨礙了福利事業與理論研究的發展。長期以來，中國的社會共識是計劃經濟乃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標志。事實上，計劃經濟體制和管理模式窒息了福利事業的發展，使之無法及時回應多樣和變遷的人類需要。國家承擔完全和無限福利責任，形成國家包辦福利事業的局面，沒有形成國家、集體、市場、家庭、工作單位、社區和個人責任共同促進福利的多元主體格局，而且福利事業發展缺乏競爭活力與動力源泉；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受左傾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國家福利提供和職業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單位之內，從而導致公共福利事業處于落后與短缺狀態：生活資料嚴重短缺和實施配額式的票證供應管理，以及整個社會生活準軍事化管理模式壓抑和限制人們的消費需要。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滿足狀況差強人意，吃飯難、穿衣難、住房難、出門難、理發難、洗澡難、乘車難、購物難和看病難成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這種生活狀況和需要滿足程度既說明和反映了福利事業的落后狀態，又勢必會影響中國社會福利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發展狀況。

福利經濟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匯率；
匯率制度；
福利

中圖分類號：F830.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06-0008-04　收稿日期：2008-03-24

哈佛大學弗蘭克爾教授指出，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對所有國家或任何時間都是適當的，匯率制度僅是增進社會經濟福利的一種手段(Frankel，1999)。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很顯然，人們關注的是人民幣匯率調整及其制度改革對于國內經濟主體以及國際間的福利影響。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角度看，對匯率制度的福利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是一個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學課題。

一、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論起點：匯率制度及其選擇理論

匯率制度選擇一直是國際金融領域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問題。20世紀70年代以前，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內容主要限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之爭，其核心是何種匯率制度能夠更好地實現內外均衡目標，其分析方法主要是以傳統宏觀經濟學分析為基礎的靜態與比較靜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一些學者結合國際貨幣體系和匯率制度的變化，提出了一些新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如“名義錨”理論，微觀經濟效率論，“匯率目標區”理論，“釘住匯率不可持續論”以及發展經濟學框架下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匯率制度“兩極論”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匯率制度選擇的討論更加豐富了匯率制度理論叢林。在此背景下，列維一耶亞蒂、斯德森格和雷齊奧于2006年嘗試建立了一個綜合的分析框架來說明一個國家為什么選擇某種匯率制度。他們認為，在過去40年中，關于匯率制度選擇有三個最主要的方法：一是最優貨幣區理論，二是著眼于金融的考慮，三是從政治角度出發。他們的實證結論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只需要歸結到貿易、金融和政治變量等幾個簡單的因素(Levy-Yeyati、Eduardo、Sturzenegger、Federico and Reggio、Lliana G.，2006)。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會選擇不同的匯率制度。匯率制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地動態調整，相應出現一些匯率制度及其選擇理論的新學說。匯率制度理論構成了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論起點，匯率制度福利論正是在考察、比較各種匯率制度的福利效應基礎上展開深入研究的。

二、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研究范式：跨時均衡分析及其擴展

(一)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跨時均衡分析奧博斯菲爾德和羅戈夫研究了匯率動態決定的一般均衡模型(Redux)，建立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分析的一個新的分析框架(Obstfeld and Rogoff，1995)。其應用的跨時均衡分析方法從自動調節機制和動態穩定分析轉向跨時預算約束和最大化的橫截面條件。這一分析方法融入了微觀經濟基礎，能夠分析開放經濟下政策的福利效果。在市場不完全性和名義價格剛性下，能夠進行政策評估。

(二)市場分割與市場定價問題許多研究對Redux模型關于所有貿易品的一價定律均成立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一些學者結合不完全競爭廠商的國際市場分割和當地貨幣定價擴展了Redux模型?？紤]到市場定價(Pricing t0 Market，PTM)，研究指出PTM在匯率決定和國際宏觀經濟的波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PTM的引入對貨幣沖擊的國際傳導有重要的福利效應。就福利分析而言，在一價定律和購買力平價成立的條件下。非預期的貨幣擴張提高了所有國內和國外廠商的福利，但在PTM的條件下，國內貨幣擴張增加了本國福利，降低了國外福利，貨幣政策是一種“以鄰為壑”的工具。

(三)價格粘性問題Obstfeld and Rogoff(1998)擴展了Redux模型。該模型是一個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其中風險對資產價格、短期利率、單個廠商的價格確定、預期的產量和國際貿易流量有影響，這種方法使其能夠解決不同匯率制度之間的福利均衡。

(四)不確定性問題Redux模型沒有涉及不確定性的分析。盡管確定性相等使得研究者接近于精確的均衡關系，但它不能夠開展影響產量變動沖擊的福利分析。奧博斯菲爾德和羅戈夫在粘性的名義工資、壟斷競爭和用出口商的貨幣定價的條件下，建立了隨機的新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模型。其模型在不確定條件下解決了工資水平確定的問題，有利于分析不同貨幣制度下的政策福利含義和它們對預期產量和貿易條件的影響(Obstfeld and Rogoff，2000)。

(五)國內外產品有限替代問題Corsetti andPesenti(2001)擴展了Redux模型，考察了國內外產品有限替代的效應。模型說明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福利效應、經濟扭曲的內部與外部原因(生產的壟斷供給)和一國的壟斷力有關。他們舉例說，非預期的人為貨幣貶值可能使己受損，而不是以鄰為壑，因為國內產量的收益被消費者購買力的損失和貿易條件的惡化所抵消。

三、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研究視角

(一)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經濟部門視角根據開放經濟的四部門，福利效應可以從四個角度分析：一是消費者角度，一般以分析消費者剩余為代表；
二是廠商角度，一般以生產者剩余或利潤為代表；
三是政府角度，可選擇政府收入、政府、政府聲譽或者社會福利為代表；
四是開放經濟的全球視角(或者主要利益相關國家)，分析匯率制度的調整對利益相關國家社會凈福利的影響。

在上述研究視角中，從消費者效用最大化角度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福利開展比較是匯率制度福利分析中的一個基本視角。此前的研究有Chinn和Miller(1998)，Devereux和Engel(1998)等。Devereux和Engel(1998)在Obstfeld和Rogoff(1998)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根據銷售市場定價的模型，分析了不同定價行為下匯率制度的優劣，結論是在按生產者貨幣定價時，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各有利弊，浮動匯率制度下的消費波動較小，但平均消費水平較低，固定匯率制度下消費的波動較大，但平均消費水平較高；
在按消費者貨幣定價時，浮動匯率制度總是優于固定匯率制度。

(二)匯率變動福利效應的國際貿易傳導Martin

(1993)研究了匯率調整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對福利的影響，他把兩國行業內貿易表示為一個古諾雙頭壟斷模型，分析結論為：當一國的貨幣貶值時，該國廠商的國內銷售量與出口量都增加，“對手國”出口量下降，從而使該國總供應量下降，國內價格上升。由此可知異國貨幣貶值，貿易使國內消費者利益受損，廠商獲利。

楊明、李楚霖(1998)認為馬丁的分析存在兩方面的缺陷：一是馬丁沒有進一步分析貶值對由廠商利潤加上消費者剩余所構成的凈社會福利的影響：二是馬丁的模型過于簡化，他假設兩國的國內市場需求函數是一樣的，而且兩國廠商的成本函數也相同。楊明、李楚霖在文章中彌補了馬丁模型的兩個不足，并研究了多國行業內貿易中的兩國向第三國競爭出口時，一國匯率調整對該國廠商產量及利潤的影響。

王曉明(2002)放松了Dombush和Martin的雙頭壟斷模型的一些基本假設，定量分析了匯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匯率變動對社會凈福利的影響：當貿易國的貨幣貶值時，本國廠商國內銷售量及出口量都增加，從貿易中獲得的利潤增加較大，即廠商將從本國貨幣貶值中獲得更多的利潤。該國國內市場將由于進日量減少而減少供應總量，引起國內價格上漲，消費者剩余減少。

(三)資本流動性與匯率制度的福利問題無論是Obstfeld和Rogoff(1995)還是Devereux和Engel(1998)都假定資本是完全自由流動的，這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國際資本流動管制不符。為此，Johnson和Tamirisa(1998)、Frenkel、Nickel、Schmidt和Stadtmann(2001)對資本管制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特別是Aizenman和Hausmann(2000)對資本流動性與最優匯率制度選擇的關系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們假定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國內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是分割的。國內企業靠貸款滿足所需的資本，最優匯率制度的標準是最小化Barro-Gordon損失函數。研究發現與國際資本市場一體化程度越低，固定匯率越有利于增加福利；
一國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增加匯率的彈性。但是，Aizenman和Hausmann(2000)采用的是比較靜態分析的方法。為此，卜永強(2006)在Devereux和Engel(1998)基礎上分析了資本管制情況下定價行為進而匯率制度對福利的影響。其結論為：第一，就消費波動性而言，資本自由流動時，固定匯率下較浮動匯率下大一些；
但在存在資本管制的情況下，情況則相反。第二，就期望消費水平而言，資本自由流動情況下，對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固定匯率制度下的期望消費水平大于生產者定價下的水平，生產者定價下的期望消費水平又大于根據消費市場定價下的期望消費水平：在資本管制情況下，這種順序不發生變化，但此時期望消費水平低于資本自由流動情況下的水平。資本管制程度越深，平均期望消費水平的下降越大。而從消費者效用看，與資本自由流動情況相比，資本管制情況下各種匯率制度的優劣順序不變，但各種匯率制度帶來的期望效用都低于資本自由流動下的水平。

(四)匯率變動原因與匯率制度的福利問題Rol-and Straub and Ivan Tchakarov(2004)應用理論模型和實證方法考察了不是由經濟基礎變量而引起的匯率變動對福利的影響。以加拿大、德國、英國的數據實證分析發現其效應較小。應用二階近似模型證明在一個存在慣性的模型中，非經濟基礎引起的匯率變動對可能引起顯著經濟福利變動的各變量的無條件均值的影響也較小。

(五)國家規模與匯率制度的福利問題姚斌(2006)在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框架下建立了基于名義工資粘性的兩國一般均衡隨機模型，從生產率和貨幣沖擊角度定量分析了國家規模與對外開放度在不同匯率制度下對福利的影響。結果顯示，別國相對本國經濟規模與本國開放度的乘積越大，即本國越小或對外依存度越大，則本國越傾向于選擇浮動匯率；
反之，則傾向于選擇固定匯率。Ali Dib(2006)發展了一個新的多部門凱恩斯主義的開放小國經濟模型，并運用這一模型考察了商品價格波動在解釋匯率變動中的作用，估算了實際匯率變動的福利效應。應用二階矩，通過求解模型得到了福利效應測度。其得出的一般結論為，在一個開放小國經濟體系中，較富彈性的匯率制度下，商品價格和匯率變動對福利的影響較??；
而固定匯率制度下，其影響較大。

(六)國際貨幣合作與匯率制度的福利問題Chantal Dupasquier和Patrick N.Osakwe(2003)運用貨幣政策的結構化模型實證比較了西非經濟共同體次區域中彈性匯率制度與貨幣聯盟制度下的福利效應。其結論是，貨幣聯盟中采用單一貨幣帶來的交易成本減少與彈性匯率制度下宏觀經濟穩定收益基本上可以抵消；
但在西非經濟共同體次區域中，如果交易成本高于該地區GDP的1％，貨幣聯盟要優于彈性匯率制度。范鈦、陳小凡(2003)利用Benassy-Quere的福利損失函數博弈模型，從籃子貨幣幣種的最優權重的視角，將匯率安排與各國政府的收益與成本函數掛鉤，證明了亞洲各國對美元的單一釘住反映了協同的失敗，而強有力的區域合作和制度安排通過改變各國的支付函數，促使亞洲各國擴大貨幣中日元、歐元比重，將有利于提高亞洲整體福利水平。

四、結論與展望

(一)結論

1　匯率制度選擇與匯率制度轉換理論是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論起點。

2　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跨時均衡分析是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方法論基礎。

3　博弈論在國際匯率制度協調中的應用研究是開展匯率制度福利國際比較分析的發展趨勢。

4　不同匯率制度的福利效應比較是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內容。

5　從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及其綜合形成的社會凈福利考察匯率制度福利效應是其基本研究視角，而將開放經濟的四部門作為一個整體視角分析匯率制度福利效應則較少，因而構成匯率制度福利論框架搭建的主要方向。

(二)研究展望：構建匯率制度福利論的系統分析框架

1　匯率制度福利分析：概念與文獻梳理。在梳理匯率制度理論的學術文獻、總結匯率制度選擇的歷史經驗和分析當今匯率制度轉換的現實背景基礎上，提煉各種匯率制度理論關于匯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觀點，形成系統的匯率制度福利論理論概說。

2　匯率制度選擇與轉換下的福利效應：國內福利均衡視角。構建一國匯率制度福利均衡的理論模型，分析、比較各種匯率制度下的福利效應。由于“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的影響，以及中間匯率制度測定的困難，現有文獻大都只分析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兩種“角點”匯率制度的福利效應。因此，進一步的研究將必須有所突破，對中間匯率制度的選擇進行福利評估，以擴展理論模型。

3　匯率政策博弈與協調下的福利效應：國際福利均衡視角。根據國際經濟依存性不斷加深的現實，當今匯率制度選擇與轉換已越來越深地受到利益相關國的制約，因此，要從國際利益博弈視角分析匯率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合作的福利問題。

福利經濟學論文范文第3篇

[文章編號]1009-2234(2007)06-0031-03

一、引言

福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增進社會福利的西方經濟學分支，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以實現公平以及如何進行集體選擇以增進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種原因導致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程序給予款物接濟和服務，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設計完美無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與實施，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窮人福利的問題。在福利經濟學的歷史演進中，我們要汲取思想營養，為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提供理論指導，并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的實施提供價值規范。

二、福利經濟學歷史演進中的主要思想

傳統經濟學對福利經濟學的思想都追溯到邊沁的功利主義上，而真正意義上將福利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二戰結束后，一大批福利經濟學家的出現和大量的福利經濟學文獻的出版，極大地拓寬了福利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與內容。因此，經濟學界一般將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分為新舊兩派。舊派以英國庇古為代表，新派導源于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為英國的卡爾多、?？怂古c美國的勒納、薩繆爾森等所倡導。

1.庇古及其邊際效用價值論

庇古以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及馬歇爾的基數效用論和局部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系統地論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應用。庇古認為個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來表示，整個社會的福利應該是所有個人效用的簡單加總。在此基礎上，庇古論述了社會福利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社會福利就越大；
國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會福利越大。進而針對如何衡量和增進社會經濟福利問題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觀點，針對如何才能實現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得出了政府應當干預經濟的結論。社會福利之所以會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據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他認為，同一英磅的收入對窮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窮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將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給窮人會使社會總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優理論

新福利經濟學采用序數效用論和無差異曲線作為分析工具，否認個人間效用的可比性，排除舊福利經濟學的收入均等化理論，消費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滿足的總量或最大效用的總量，而是最高的滿足水平，即最高的無差異曲線。對于資源配置的評價以帕累托最優為標準。帕累托最優的概念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不可能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況下，使任何個別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補償原理

西方福利經濟學家們認為帕累托標準太苛刻，在現實生活中很難達到，應予以改進與修補?？柖嗍紫忍岢鎏摂M補償原理，為在一項社會變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補償受損者后仍有剩余則這種變革應該肯定，應認為其提高了社會福利。?？怂箤柖嗟脑u判標準又進行了補充和發揮，提出了假定補償原理，認為判斷社會福利的標準應該從長期來觀察，只要政府的一項經濟政策從長期看能夠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效率，所有人的境況都會由于社會生產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獲得補償。西托夫斯基對上述兩種補償原理的標準均不滿意，認為這兩種標準只進行了順向檢驗，不能作出社會福利是否改善的結論，而要同時進行逆向檢驗。也就是說，只有當某項變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變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較少增加福利時，此項變革才可取。

4.社會福利函數理論

伯格森認為補償原理將效率與公平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薩繆爾森等人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形成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薩繆爾森等人認為應從個人的主觀感受出發，應該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適度條件的選擇上，應將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編制一種“社會福利函數”，當這個函數取最大值時，社會福利就達到了最大。他們認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條件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于個人對各種不同配給的選擇，個人的自由選擇是決定個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條件，而社會福利又總是隨著個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馬蒂亞?森與福利經濟學的新發展

阿馬蒂亞?森認為傳統福利經濟學理論過分強調經濟的一面，認為財富的增長可以解決社會中出現的貧困、不公平等問題。而實際上經濟增長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增長本身，而是因為增長過程中所帶來的相關利益。因此，經濟學不應只研究總產出、總收入，而應關注人的權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馬蒂亞?森的能力福利理論試圖把貧困與能力結合到福利經濟學的框架中來，認為創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帶來的那些機會和活動，而這些機會和活動是建立在個人能力的基礎上，要形成達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來適應。

三、社會救助制度的福利經濟學解釋

從福利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來看，新舊福利經濟學的差別不在于結論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舊福利經濟學即是以基數效用論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經濟學則是以序數效用論作為分析工具，兩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為目標、圍繞著公平和效率兩大主題展開論戰。福利經濟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會中的貧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與發展該有所保障、社會的潛在危險應該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損壞應該得到補償等，不僅為人們普遍認可，也為社會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斷完善提供了理論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議，并且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以人為本”價值規范。

1.舊福利經濟學思想與社會救助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采用了邊際效用分析法，在理論上論證了社會救助在增進一國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國家干預論等觀點及轉移支付主張，對世界各國以社會公平為出發點，實行有利于窮人的社會救助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在經濟、社會轉型的變革時期，從總體上看，造成貧困的原因中社會因素大于個人因素，所以，對于國家和社會來說，社會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會責任，社會救助制度通常被視為純粹的政府行為，是一種完全由政府運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轉移支付制度。因此，社會救助是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受法律保護的基本權利，受助者不應該受到任何歧視和懲罰。此外，庇古還對窮人享受富人轉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則要求，他認為，不論是直接轉移收入還是間接轉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懶惰和浪費，以便做到投資于福利事業的收益大于投資于機器的收益。庇古反對對窮人實行無條件的補貼，認為最好的補貼是那種“能夠激勵工作和儲蓄”的補貼，在實行補貼時應有以下條件，即先確定受補者自己掙得生活費用的能力，再給予補貼。否則，那就會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濟。這些原則也是各國在設計社會救助制度和對傳統社會救濟措施進行改革時所追求的目標，為了防止養懶漢，社會救助制度提供的僅僅是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資金和實物，采用 “需經家庭經濟調查”的資格審查手段，審核申請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經濟收入是否低于貧困線，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濫用。

2.新福利經濟學思想與社會救助

雖然新福利經濟學更多的是關于效率問題的研究，但它與強調公平分配的社會救助不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經濟學能從更為宏觀的角度為社會救助提供了理論支撐。以效率為目標，從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研究社會救助問題，進一步揭示了社會救助政策的經濟意義。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及資源的稀缺性，在市場經濟進程中及社會轉型變革時期產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貧富的兩極分化、貧窮等社會現象，并且市場在資源配置上強調物資資源的配置，而忽視了人力資源的配置，社會救助作為一種補救模式與手段是對帕累托無優狀態的一種改進，可以彌補市場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穩定的保障機制，對擺脫貧窮進行幫助，同時社會救助對提高經濟效率起獨特的作用，“是從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保障對經濟發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觀的意義上促進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會救助制度不僅有助于實現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問題，而且還有助于提高經濟發展中的效率問題。

另外，新福利經濟學同樣支持社會救助制度的設立應防止“養懶漢”和國家應當承擔社會救助責任的思想。根據序數效用論，救助對象是否愿意退出社會救助，取決于救助對象對退出社會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較，如果救助對象參加就業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會大大挫傷他們參加工作的積極性。因此，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應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長期福利依賴的思想，鼓勵受助者自立。補償原理認為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會出現一方得利、一方受損的現象，因而國家應通過賦稅政策來予以調節，從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補償受損者。社會福利函數理論也認為，要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應當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進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補償原理和社會福利函數理論均為國家通過經濟干預措施來獲得社會救助的資金提供了理論依據。

3.阿馬蒂亞?森的福利經濟思想與社會救助

根據阿馬蒂亞?森對新福利經濟學發展，我們不僅可以分析出傳統社會救助的缺陷，且能為社會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則。森認為傳統的貧困指數(以一國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份額作為衡量指標)僅僅反映了多數人生活狀態的平均數，忽視了貧窮群體內部的不同貧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狀態，難以科學地反映許多人仍然一貧如洗的事實。根據森的見解，傳統的社會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資源就象經過漏斗一樣進行分配”的制度〔2〕，既沒有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也沒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則。因為，這種制度針對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但是最貧窮的窮人卻無法從中收益。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擴散了，而對最悲慘的特殊群體的救助卻遠遠不足，因而，應該實行具有“選擇性”和“瞄準性”的救助政策，對貧困進行更為直接的打擊。由于消除貧困是社會救助的根本目標，而貧困的顯著表現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貧困的社會救助政策也主要體現為各種形式的現金收入再分配，這種做法僅僅保障了救助對象的生存?，F實中，貧困者的問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他們還可能面臨“許多其它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決策自由，喪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機會，包括經濟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
由于長期脫離工作造成技術生疏和信心低下；
體弱多病甚至死亡；
喪失積極性；
人際關系及家庭生活損失；
社會價值與責任感下降；
等等”〔3〕。而社會參與能力的下降實際構成了社會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長久的惡性循環?，F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維持現狀，而不能打破貧窮的循環。因而十分有必要區別收入貧困與能力貧困的差異，將社會救助的目標從克服收入貧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貧困，救助與發展相結合，提升救助對象的社會參與能力，協助他們自立、自強，最終消除社會排斥，實現社會整合。

四、結論與啟示

福利經濟學論文范文第4篇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經濟學歷史與現狀的介紹，批判了不幸福經濟，分析了經濟學對幸福主義的疏離、對不幸福經濟學的批判及幸福主義的回歸。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類活動的終極目的，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經濟學也不例外。

經濟學在其初創期，承接哲學傳統，注重倫理道德，具備價值判斷，表達了對人本思想的關注，體現了對人類發展的終極關懷。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類活動的終極目的，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經濟學也不例外。

古典經濟學的樸素幸福主義

古典經濟學表現為一種樸素幸福主義，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亞當•斯密（1723-1790）、邊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等都承繼了亞里士多德的傳統，表達了對幸福的關注，并賦予經濟學濃厚的道德訴求和哲學思辨色彩。

在亞當•斯密的學術思想體系中，《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是兩個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兜赖虑椴僬摗分饕U述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主要闡述經濟發展問題?！兜赖虑椴僬摗肥恰秶徽摗返恼軐W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思想的繼續發揮。斯密認為對幸福的追求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主張從經濟關系中考察人的行為和情感，確定人們相互關系的道德準則。

邊沁則開創了功利主義思想，為古典經濟學打下了哲學基礎，并成為早期效用主義的理論來源。邊沁認為人是自然界的產物，其本性就是趨利避害，這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本能。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在于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個人所獲得的每一份財富都對應一份相應的財富，而一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總量越大時再增加等份財富，給他帶來的幸福數量就越小，只有在人們獲得財富的實際比例最接近時，社會整體的幸?？偭坎抛畲?。

新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對幸福的疏離

古典經濟學把幸福是自身研究的目的和出發點，但是對幸福的研究卻又始終與物質財富聯系在一起。古典經濟學的可貴之處在于始終明確研究物質財富的目的是實現人自身的幸福和快樂，而且其對實現手段的討論為新古典經濟學乃至現代經濟學對幸福這一終極目的的疏離埋下了伏筆。

新古典經濟學對幸福的疏離以西尼爾和馬歇爾為代表。西尼爾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如何實現財富增長，在對財富的研究中必須抽離掉一切難以量化的、與財富無關的因素。而馬歇爾則進一步明確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財富的科學，研究的是“個人和社會生活中與獲取和使用福利的物質必需品最密切相關的部分”。而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則成功地將數學方法引入經濟分析，使經濟學蛻變成為對特定約束條件（收入或資源等）下的滿足（效用或產量等）最大化問題的研究，成為一種單調的數理推導，經濟學的人文色彩不斷被淡化。

現代經濟學對幸福的疏離則以凱恩斯為代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革命”，面對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凱恩斯借鑒了馬克思的“生產相對過?！睂W說，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認為應加強“需求管理”，促進消費與投資，通過總需求的擴張來對沖日益提高的社會生產，從而解決就業問題。凱恩斯開創了宏觀經濟學，適應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他也使經濟學的研究進一步簡化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以國家干預主義對抗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從而也把經濟學的幸福主義改變為唯物質主義。

對不幸福經濟學的批判

財富經濟學在物質匱乏年代有效解決了人們對物質的需求，滿足了人們對幸福的低層次需要，同時也弱化了人們對精神滿足的需要，從而使人們一度誤以為物質富足是實現幸福的唯一手段。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財富的豐富對人類幸福的促進作用出現了邊際遞減效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個人收入和社會財富不能等同于幸福，也不是幸福的唯一決定力量，更不是人類追求的最終發展目標。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財富經濟學最終淪為了不幸福經濟學，成為人們批判和反思的對象。

何塞•盧林貝格最早提出了“不幸福經濟”的概念，指出個人幸福與社會整體財富之間的替代效應，點明了現代經濟學不幸福的本質。經濟的富足并不能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心靈愉悅。尼克松也說：“生活富裕者一生忙忙碌碌，聚斂巨大的財富，到頭來卻發現他們并不比原來更快樂，精神上也不比原來更富有?！瓊€人不可能從純粹的物質主義中得到滿足”，從而對只片面追求物質財富的不幸福經濟學進行了反思。

幸福作為對合理欲望的正當滿足，其影響因子是多方面的，人們追求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應是尋求幸福而不是單純的物質滿足，經濟學必須完成對幸福主義的回歸。而最先明確這一點并作出實證研究的是美國的經濟學教授伊斯特林。1974年伊斯特林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社會經濟的增長和個人主觀的幸福感之間的正向關系并不十分明確，因而提出了“收入增長并不一定能導致幸福感提高”的“幸福悖論”。

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論”動搖了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厘清了傳統經濟學不幸福的本質。西托夫斯基指出，傳統經濟學將人性簡單地定義為“理性的經濟人”過于片面單一，缺乏對影響人們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對“經濟人”假定的簡單接受和適應妨礙了經濟學家對人類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真正動因進行進一步探索。

而理查•萊亞德認為個人幸福應包含了“七大影響因素”：家庭關系、財務狀況、工作、社區和朋友、健康、個人自由，以及個人價值觀，而國別平均幸福也可以用六個關鍵因素來說明：即可被信賴的人數比例、屬于社會組織成員的人數、離婚率、失業率、政府品質，以及的自由程度。萊亞德對現代社會不幸?，F象的批判和擔憂被稱為“萊亞德的憂郁”。

幸福主義的回歸

對不幸福經濟的批判有力地促成了對幸福主義的回歸。對“幸福悖論”的解釋融合了行為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多種研究視角，結合了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多種學科理論基礎，明確了經濟發展追求幸福的本質和終極目的，呼喚著幸福主義的到來。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阿瑪蒂亞•森教授，表彰他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其獲獎理由是森通過對公共選擇理論、福利指標設計和關于貧困和饑荒的實質研究，在福利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基礎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表達了對社會最底層人員和財富分配問題的關注。森重新審視經濟學的倫理價值，從道德層面去討論重要的經濟問題，以批判的視角來研究福利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進一步促進經濟學對幸福主義的回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丹尼爾•卡納曼教授，表彰其將前沿的心理學研究方法引入了經濟學研究，使人類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作出判斷和決策的研究開始進入經濟學理論的思考范圍。行為經濟學彌補了傳統經濟學模型中的不足與缺憾，修正了傳統經濟學中關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設?？崧鲝埛艞壚硇赃x擇假設，更多考慮心理偏好、價值觀念等心理因素對個體行為的影響。他使人們認識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財富與快樂的正相關性在逐漸減弱，幸福更多地來自于對事物的體驗，而不是物質財富本身。

經濟學對幸福主義的復歸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一是因為后工業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時代，物質文明得到了空前發展，物質需求得到極大的滿足，但是人們期盼的幸福并沒有如期而至。這種社會現象被布瑞克曼和坎布爾形象地比喻為“享樂水車”。

二是與經濟上的后工業化相適應，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潮上也出現了從“物質主義”到“后物質主義”的變化?！昂笪镔|主義”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并逐漸成為歐美國家主要的社會價值取向，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反思和合理替代。人們從熱衷于經濟增長、財富占有等物質價值開始轉向關注于生活質量、生態環境、人權、自由等后物質價值。社會思潮的改變反映在經濟學的研究上，使經濟學在對物質財富增長的基礎上更關注于社會收入差距、環境問題等非收入問題。

三是與信息化相適應，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發展的趨勢。幸福的主觀性曾經使經濟學家退而求其次，轉而研究物質財富問題。但是，心理學的發展使得人們可以以科學的方法測度主觀心理感受，從而給經濟學對幸福的復歸帶來了可能。而網絡的發展也使得科學信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為社會科學的交叉提供了可能。經濟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社會科學相互融合，為經濟學的發展打下了心理學的基礎，并賦予其濃烈的倫理學色彩。

幸福主義思想在21世紀初引起了我國經濟學界的關注，2010年初溫總理所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更是對于幸福理念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2.亞當•斯密.國富論[M].華夏出版社，2005

3.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M].商務印書館，2000

4.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

福利經濟學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阿馬蒂亞?森；
社會福利；
貢獻

一、阿馬蒂亞?森及其理論成果

阿馬蒂亞?森（Amartya?K?Sen），1933年出生于印度，師從多布、斯拉法、羅賓遜等著名經濟學家，1959年在英國劍橋大學以論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選擇》獲得博士學位。其后先后在倫敦經濟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任經濟學教授。他曾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寫過人類發展報告，當過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的經濟顧問。

社會不同成員不同選擇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能聚合為社會總體價值，即公平理論合理嗎？主要的原理是切實可行的決策規則嗎？收入不平等如何測量？我們什么時候能比較不同社會的社會福利分配？如何比較不同社會的福利分配？又如何衡量貧困是否在減少？引起饑荒的原因是什么？阿馬特亞?森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作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并為后來者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他將經濟學與哲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并在主要的經濟問題中考慮了種族維度。（周長城，1999：50）

森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著述頗豐，其經典性的學術著作包括：《論儲蓄率的最優化》、《一個關于多數決策原則的可能定理》、《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論經濟不平等》、《貧困與饑荒》和《論倫理學和經濟學》等。由于在社會選擇理論、福利分配、貧困的測量及饑荒形成機制等領域取得了開創性的學術成果等。

森70年表的《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最為系統地闡述了社會選擇理論（鄧翔，1998：67），也是他學術地位的奠基之作（李子江，1999：25）。森在書中為福利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維度，在這本書以及他的其他文章中，森解決了多數規則問題、個人權利和個人福利信息的可獲得性問題等等。（周長城，1999：51）在福利經濟學中，從公平分配的角度講，社會福利問題即為一典型的集體選擇問題。鑒于其中所討論的集體一般多指整個社會而言，因而在福利經濟學中集體選擇也稱社會選擇，有時亦稱公共選擇。（阿馬蒂亞?森，2004：Ⅰ）社會選擇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中世紀。

二、森的福利理論的應用

傳統的福利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家從福利觀點或最大化原則出發，對經濟體系的運行予以社會評價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初期代表人物或舊福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如庇古、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及馬歇爾等人的一般均衡經濟理論為基礎，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系統地論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應用，建立起福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森對貧困和饑荒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以及獨辟蹊徑的切入點，使得貧困、不平等、生活底層的人們的利益問題，受到了學者的特別關注，而這必將影響政府的社會政策選擇，直至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福利需求。

（一）“森貧困指數”及饑荒分析框架

森將福利理論運用于對貧困和饑荒問題的研究中，提出了“森貧困指數”和一套較為科學的饑荒分析框架。大量數據表明，貧困的度量不是倫理問題，而是一個描述性的問題。貧困的度量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步驟，識別貧困，其次是“加總”，也就是把貧困人口的特征加總成一個總的度量。識別貧困最常用的方法是確定一個基本的或者最低生活必需品的組合。把是否缺乏滿足這些基本需要的能力作為貧困的檢驗標準。在森之前，也有人對貧困概念進行過辨析，森的獨特貢獻在于他提出了貧困指數的概念。（夏業良，2002：209）森認為，測量貧困的方法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區分和篩選，即從總人口中將“收入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挑選出來。在確定“收入貧困線”的過程中，森認為不能只考慮客觀的收入因素，還必須考慮不同收入群的效用生產能力。第二步是加總，即通過一定方法將窮人所具有的特征加總起來。具體包括以某種方法根據個人收入向量進行社會排序，然后用函數形式將收入向量加總為總貧困系數。

（二）森將福利政策分析納入了饑荒形成機制理論之中。

傳統觀念認為，饑荒的關鍵原因是食物的短缺?，F代社會中糧食豐裕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會產生饑荒？有些地區發生饑荒的時候，那里的糧食供應并不是特別的短缺，甚至同時還向外出口糧食。這必須考慮人為的生產、交換、分配等因素。沿著這條思路，他建立了“權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權利方法的基本概念包括：自然稟賦集合（endowment），即所有個人擁有的有形和無形資產；
權利集合（entitlement set），即個人利用他的各種稟賦所獲得的的直接滿足消費能力；
權利分布（entitlement mapping），即自然稟賦集合與權利集合間的關系，這種關系表明了自然稟賦集合與權利集合間的關系。他認為饑荒形成的根源在于“權利失敗”（entitlement failure），它包括以下四個方面：自然稟賦的損失，如戰爭和自然災害；
生產失??；
交換失??；
轉移失敗。前兩項可稱為直接權利失敗，這是自給自足經濟中導致饑荒的主要根源；
后兩項可稱為貿易失敗，它是以市場交換為主體的現代社會中饑荒形成的主要根源。森后來修正了他的“權利方法”，不再將“權利失敗”視為絕對的饑荒形成的根源，而認為對饑荒形成機制的分析，必須涉及權利失敗的四大方面，特別是應當考慮該社會中為補充市場交換失敗而實施的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性。（劉元春，1999：41-42）

也就是說，森指出要深刻了解饑荒問題必須有一種完整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要對影響社會不同群體的各種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進行完整的綜合分析；
要對決定社會不同群體的實際機會作完整的透徹分析，例如，他認為孟加拉國1974年的饑荒部分原因是遍及全國的洪水泛濫，從而引起了食品價格上漲。因為谷物沒有豐收，所以農業工人的工作機會極度下降。這些原因使得農業工人的實際收入下降太多，導致農業工人這一群體極度饑荒和貧困。（周長城，1999：52）

【小結】

總的來講，阿馬蒂亞?森對福利經濟學的發展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價值，使其不僅僅關注對財富、國民生產總值、效率的探究，同時也關注人們的權利和能力、基本的價值判斷，、真正意義上的人、公平、正義等問題?？傊?，森的研究同時涉及社會及政治學、哲學、社會統計學、規范計劃理論、政策科學等多個學科的基本問題。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當之無愧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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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翔，1998，《阿馬蒂亞?森社會選擇理論述評》，《經濟學動態》第12期.

[3]李子江，1999，《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阿馬蒂亞?森的社會選擇理論評述》，《江漢論壇》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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