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分析論文【五篇】

旅游風險具有一定的內生性特征，這種內生性主要表現為：第一，旅游經濟運動具有特殊性，即旅游產品使用價值的獲得是以人的流動而非物的流動為前提的，這一特殊性奠定了旅游產品購買結果的不確定性；第二，旅游產品屬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風險分析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1篇

旅游風險具有一定的內生性特征，這種內生性主要表現為：第一，旅游經濟運動具有特殊性，即旅游產品使用價值的獲得是以人的流動而非物的流動為前提的，這一特殊性奠定了旅游產品購買結果的不確定性；
第二，旅游產品屬于組合性產品，旅游介體的不斷轉換與銜接，增加了旅游產品使用價值按約定讓渡的難度；
第三，旅游活動是慣常生活的溢出，在這個溢出的世界里，旅游者往往依照情感原則而非理性原則行事，旅游風險的內生性特征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此外，旅游需要屬于超越性需要，與缺乏性需要不同，超越性需要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性、心理性內容，這也使得旅游風險變得更加隱蔽、復雜。

基于旅游風險認知的內生性特征，本文擬使用定量方法，以上海市民為抽樣對象，結合風險認知概念模型對游客的風險認知狀況進行探究性分析，以期進一步推動旅游風險及其防范研究。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探討的旅游風險認知，是指游客對旅游活動過程及結果的不確定性所作出的判斷，這種判斷主要來自于主觀世界。之所以如此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在參與旅游活動的過程中，雖然客觀性風險的存在是現實性的，但主觀性風險認知的作用更加明顯。

二、風險認知概念模型及其在旅游產業中的應用

風險認知的概念模型主要有4種：雙因素模型、多維度模型、Dowling和Staelin的復雜模型，以及Greatorex和Mitchell的整合模型。其中，雙因素模型和多維度模型是復雜模型的計量基礎，整合模型則處于理論層面尚缺乏實證性檢驗，所以，在旅游風險認知概念模型中，主要探討雙因素模型和多維度模型。

1、雙因素模型

雙因素模型最初由Cox(1967)提出。Cox認為風險認知是兩個因素的函數：第一個因素是消費者購買前知覺到的購買后產生不利結果的可能性，第二個因素是購買結果為不利時，消費者主觀上認為的損失的大小。Cuningham(1967)將Cox提出的第一因素稱為不確定性因素(Uncertainty)，第二個因素稱為結果因素(eonsequenees)。Peter和Ryan(1975)發展了雙因素模型，認為風險認知的大小等于不確定性與結果的乘積。

雙因素模型提出來以后，在旅游產業內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應用。近年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獻包括，Sonmez和Graefe(1998)使用雙因素模型作為計量工具研究了恐怖風險認知對國外旅游決策的影響；
Mitchell(1999)等人結合神經網絡模型研究了度假旅游產品的風險認知；
Eitzingera和Wiedemannb(2007)分析了高山旅游目的地蒂羅爾(rryml)地區居民的風險認知，二者使用的指標是風險類型的代表性和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但嚴格講，上述兩個指標和雙因素模型并沒有本質區別；
此外，Boksbergera(2007)等人還以人口統計特征作為區分變量專門探討了航空旅行者的旅游風險認知差異。

2、多維度模型

風險認知涉及到多個維度。Bettman(1973)將風險劃分成了固有風險(inherentrisks)和可處理風險(handledrisks)兩個維度，Jacoby和Kaplan(1972)將消費者認知到的風險劃分成了績效風險、財務風險、身體風險、心理風險和社會風險5個維度，Roselius(1971)則將消費者面臨的可能性損失劃分成4個維度，即時間損失、危險損失、自我損失和金錢損失。

該模型引入到旅游產業領域后，風險認知維度更加豐富。Roehl和Fesenmaier(1992)將旅游風險認知維度分成了7類，即設施設備風險、績效風險、身體風險、心理風險、滿意風險、社會風險和時間風險。曹勝雄等人(1997)則從旅游活動順利開展的視角將旅游風險劃分為運輸風險、治安風險、衛生風險、住宿風險、氣候風險、觀光場所風險和醫療風險7個維度。Boksbergera等人(2007)從財務風險、績效風險、身體風險、心理風險、社會風險、延遲風險等角度對旅游風險認知進行了研究。Ytiksela和Ytikselb(2007)則把旅游風險劃分成外部風險和內部風險兩類。

三、旅游風險認知調查

1、調查設計與樣本回收

在分析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設計了調查問卷。問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問卷的主體，內容為游客對旅游風險的認知評價量表，量表屬性共有17項，涉及財物風險、績效風險、身體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醫療風險、治安風險和設施設備風險等8個維度，受調查者需要從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風險結果的危害性這兩個因素出發回答上述屬性，該部分的計量尺度均為李克特5級量表法，即1表示非常不可能或非常不嚴重，5表示非?？赡芑蚍浅乐?；
第二部分為出游經驗調查，第三部分為背景資料。在問卷的第三部分安排了一道測謊題以甄別問卷信息填答的可靠性。

在8個評價維度中，財物風險是指旅游產品購買發生錯誤時游客感受到的風險；
績效風險是指旅游產品質量沒有達到期望值時游客感受到的風險；
身體風險是指旅途中因生病、意外事件、治安等因素對身體造成傷害的風險；
社會風險是指選擇的旅游產品不被別人認同而帶來的風險；
心理風險是指購買某項旅游產品導致自我形象受到損失；
醫療風險是指醫療服務完善、及時與否對游客的損害；
治安風險指旅游目的地的治安條件對游客造成的威脅；
設施設備風險指旅途中各種設施設備的安全性引發的風險。

問卷以上海市民為調查對象，時間為2008年5月，方法為滾雪球法(“snowball”samplingtechnique)，即從筆者所在學院隨機抽取了63名本地學生完成問卷，然后要求每個學生負責在上海市民內尋找4個非在校大學生完成問卷。之所以選擇上海市民為抽樣對象，主要原因在于近些年來上海市民出游率居高不下，即便市民在被訪時不一定屬于游客范疇，但頻繁的出游經歷縮小了市民與游客的共同認識，特別是從心理認知記憶的角度講更是如此。

本次問卷共發放315份，回收307份，有效問卷245份，總有效回收率為78.8％。需要說明的是，在62份無效問卷中有37份問卷是因為沒有通過測謊題而被剔除的。在有效樣本中，女性占63.3％，年齡介于21-50歲之間者占60.4％，已婚者占53.1％，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74.7％，收入低于5000元者占83.7％，學生比重占30.6％。其中，最近一年有出游經歷者占82.4％。

2、問卷信度與效度

在旅游風險認知量表中，風險發生不確定性量表的克龍巴赫(Cronbach)α系數為0.822，風險結果危害性量表的克龍巴赫(Cronbach)儀系數為0.864，風險發生不確定性與風險結果危害性相乘匯總后旅游風險認知量表的克龍巴赫(Cronhach)α系數為0.780，均大于0.70水平，這表明旅游風險認知量表有較高的可信度。

而旅游風險認知量表是由財物風險、績效風險、身體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醫療風險、治安風險和設施設備風險8個維度構成的，因此需要考量量表的構架效度(ConstructValidity)。從相關系數來看(見表1)，除醫療風險與身體風險(相關系數為0.593)、社會風險與心理風險(相關系數為0.575)、醫療風險與治安風險外(相關系數為0.564)稍高外，其余維度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00，且多數為低度(0.200-0.390)或極低度(0.000－0.190)相關?？梢?，問卷內部旅游風險認知維度之間的區別有效度(DiscfiminantValidity)符合要求。

四、旅游風險認知分析

1、旅游風險認知總體分析

依據雙因素模型計算后可以發現，在8項旅游風險認知維度中，設施設備風險得分最高、其次是醫療風險、治安風險、身體風險、績效風險、財務風險，而心理風險、社會風險的得分最低。因子分析(Bartlett值為578.199，相伴概率值為0.000；
KIVIO值為0.777)則表明，8種旅游風險被降維為兩個構面，即實體風險(包括醫療風險、治安風險、身體風險和設施設備風險)與無形風險(包括社會風險、財務風險、心理風險和績效風險)。其中，實體風險獲得了更高的關注。此外，從總體狀況來看，旅游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評價多高于旅游風險發生的危害性評價，而較低的危害性評價則降低了游客對旅游風險的總體認知度——即便是得分最高的設施設備風險分值也僅有12.06。2、旅游風險認知屬性分析

從17個旅游風險認知屬性來看，屬性“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得分最高，其次是“意外事件對身體造成的傷害”、“景點內娛樂設施的安全性”、“旅游目的地治安狀況”等屬性；
屬性“購買的旅游產品與自己的形象或個性不符”風險評價得分則最低。在旅游風險主觀評價中，屬性“購買的旅游產品質價不符”發生可能性最高，“旅游目的地發生恐怖主義活動”的危害性最大；
“異地環境不熟悉使人感到焦慮”發生可能性最小，“旅游產品無法得到新朋好友及其他熟人的認同”危害性最小。此外，績效風險總體評價雖然不高，但游客對該風險涉及到的3個屬性發生的可能性評價則普遍較高。

3、旅游風險認知差異分析

(1)旅游行為因素影響下的旅游風險認知差異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最近一年游客旅游經驗不同，旅游風險認知無顯著差異(P>0.05)。最近一年游客出游次數不同，身體風險認知有非常顯著差異(P<0.01)、醫療風險認知有顯著差異(P<0.05)。描述性統計則表明，出游1～2次者對身體風險、醫療風險認知均值最高，分別為11，20、12.55；
此后，隨著出游次數的增多，身體風險與醫療風險認知均值逐漸下降。每次出游停留天數不同，對旅游風險認知無顯著差異。每次出游平均花費不同，社會風險認知有非常顯著差異，其中每次平均花費在5000元以上者對社會風險的評價最高，均值為8.85，遠大于組內5.16的平均水平。此外，游客出游方式不同，身體風險認知有顯著差異、醫療風險認知及治安風險認知均具有非常顯著差異，其中以團隊方式出游的游客，對上述風險的評價均高于以其他形式出游游客的評價。

(2)人口統計因素影響下的旅游風險認知差異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游客性別不同，身體風險認知、社會風險認知、設施設備風險認知均有顯著差異。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明，女性對身體風險和設施設備風險的評價比男性高，男性對社會風險的評價比女性高。游客年齡不同，績效風險認知及心理風險認知均有非常顯著差異，其中21－30歲游客對績效風險的評價最高，41-50歲游客績效風險評價最低，均值分別為12.34、9.09；
與此同時，61歲及以上游客對心理風險的評價最高，20歲及以下游客對心理風險的評價最低，均值分別為8.45、4.06。游客婚姻狀況不同，績效風險認知有非常顯著差異，社會風險認知及心理風險認知有顯著差異，其中離異或喪偶者的上述風險認知比已婚與未婚人士普遍要高。教育程度不同，社會風險認知及設施設備風險認知有顯著差異，心理風險認知有非常顯著差異，其中，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會風險認知與心理風險認知逐漸下降、設施設備風險認知逐漸提高。不同月收入游客對社會風險認知有顯著差異，對心理風險認知有非常顯著差異，其中月收入突破萬元者社會風險評價最高，緊隨其后的是月收入介于1001-2000元之間的低收入者；
對于心理風險認知，除學生外收入越低評價越高。不同職業游客對績效風險認知、心理風險認知有非常顯著差異，對財務風險認知、醫療風險認知、設施設備風險認知有顯著差異。其中，對績效風險認知、醫療風險認知、財務風險認知和設施設備風險認知評價最高的職業均為待業／下崗人員，其次是私營業主，最低的則是行政管理人員(設施設備風險為企業管理人員)；
此外，私營業主對心理風險的評價最高(均值為8.22)，專門職業對該風險的評價最低(均值為3.73)。

4、旅游風險認知游客群體聚類分析

以旅游行為與人口統計因素作為標稱變量，以財務風險等八項旅游風險為非標稱變量進行二階聚類，結果表明245名游客被分化為3類。第1類43人，均為最近一年無出游經歷者，在該類群體中大專及以下學歷占到了72.1％；
第Ⅱ類77人，基本為學生群體；
第Ⅲ類125人，其中82％的游客年齡集中在21-50歲之間且近70％游客受教育程度在大專及以上。但方差分析表明，這3類游客群體對旅游風險的認知均無顯著差異(置信水平為95％)。用同樣方法分別對旅游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旅游風險發生后的危害性進行聚類，分析表明旅游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聚類結果與旅游風險認知聚類結果十分相似；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旅游風險發生后的危害性聚類上，但方差分析顯示，上述3類游客對績效風險認知、對身體風險認知和醫療風險認知有顯著差異，對治安風險認知有非常顯著差異，且第Ⅱ類游客群體的上述旅游風險危害性評價均高于其他兩個群體，其次是第Ⅲ類游客群體。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風險認知概念模型基礎上，定量分析了游客對財物風險、績效風險、身體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醫療風險、治安風險和設施設備風險8項旅游風險的主觀評價，研究顯示：

第一，在對旅游風險的主觀評價中，實體風險比無形風險受到了更多的關注。這說明游客對旅游風險的認知主要是由直接傷害性損失特別是健康與安全性損失推動的，無形損失或間接傷害性損失在游客的心理認知中不占主導地位。財務風險與績效風險在旅游風險認知中雖然不占主導地位，但是其發生的可能性評價最高，這表明游客較為擔心旅游產品的品質。在風險的危害性評價中，恐怖主義活動居高不下，這和恐怖主義給人們帶來的震驚程度密切相關。

第二，受旅游行為與人口統計特征影響，游客的風險認知有一定的個性差異。其中，職業因素是最具影響力的出游變量，其次是出游方式與年齡因素，再次是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月收入、最近一年旅游次數、每次出游平均花費及性別因素，旅游經驗和每次出游停留天數因素對旅游風險認知沒有顯著影響。此外，聚類分析顯示，游客群體對旅游風險發生后的危害性評價也顯示出了一定的差異性。

基于上述結論，旅游經營者需要關注以下內容以進一步激發游客的出游動機、提高其體驗價值：

第一，旅游經營者需要特別關注游客的風險認知結構。對于實體風險的防范，除了進一步提高旅游企業的經營品質外，特別需要發展旅游保險以便承擔、控制、分散以及轉移游客關注的旅游風險；
對于無形性風險，旅游經營者要確實采取實質性措施降低游客可能面臨的財物風險和績效風險，當然也要引導游客對旅游的目的進行心靈解讀，以便其客觀地認識社會風險和心理風險。

第二，旅游經營者需要進一步認識游客的風險認知差異，需要特別關注游客對旅游風險發生的危害性評價，并在經營中采取針對性措施引導游客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同時，基于旅游風險的內生性特征，對于不可避免的旅游風險，旅游經營者與游客之間的溝通必須保持暢通，以便雙方共同應對。

此外，作為探索性分析，本文存在的不足在于：

第一，旅游風險認知評價量表析出于國外相關文獻，量表中評價屬性的合理性與覆蓋性有待于進一步檢驗。

第二，雖然方差分析表明旅游經驗對游客的旅游風險認知無顯著影響，但是考慮到游客的成熟度，不同地區游客的旅游風險認知度可能存在顯著差異。

第三，旅游產品的購買與消費是不同步的，在不同階段如購買前、購買后、消費中、消費后游客對旅游風險的認知可能存在顯著差異。

受以上三種因素的影響，本文的研究結果可能會存在偏差。

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2篇

1.1單一外包的風險機理

當物流外包企業只將自身的物流業務長期地委托給單一的第三方物流企業來完成，作為物流方的第三方物流企業如果感覺到自身在市場沒有競爭性存在時，第三方物流企業就有可能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巧妙地利用不確定因素來減低物流服務水平，進而降低自己的物流服務成本，使物流外包企業的收益受到損失。

假定物流外包企業的總體物流外包風險為e，物流外包企業固有物流風險為e1。物流外包企業固有物流風險的實際含義是：當第三方物流企業的物流服務完全能夠滿足合同要求時物流外包企業的物流外包風險。

假定第三方物流企業的物流經營風險為e2，其實際意義是第三方物流企業在獨立經營所的物流服務業務時的經營風險對物流外包企業風險的影響。

假定物流外包企業對第三方物流企業的依賴程度為r，在信息對稱條件下完全不依賴第三方物流企業時（例如自營物流），r＝0；
當完全依賴第三方物流企業時（例如全部物流完全外包，且簽訂永久性合同，并對第三方物流企業沒有任何監督），r＝1。

一般情況下，r∈0,1。

假定第三方物流企業只一家物流外包企業的物流服務，如果物流外包企業完全依賴于物流方的第三方物流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就會將自身物流經營風險完全轉嫁給物流外包企業。

公式（2）就是在企業物流單一外包過程中，物流外包企業的物流業務經營風險和物流外包企業自身固有的物流風險、第三方物流企業的經營風險、物流外包企業對第三方物流企業的依賴程度之間的關系方程。

1.2多重外包的風險機理

假定物流外包企業將物流業務外包給第三方物流公司1，第三方物流公司1將承擔的物流業務的一部分又外包給第三方物流企業2，依次類推，經過了n次外包。

由公式（3）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物流外包企業的物流業務風險隨外包鏈的增長而增大，隨物流外包方對物流方的依賴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2）在物流重復外包過程中，距離物流外包企業越遠的第三方企業的經營風險對物流外包企業的影響程度越小。

1.3分散外包的風險機理

物流外包企業將物流完全外包給單一第三方物流企業的物流經營風險為：

特殊情況，假定m個第三方物流企業平均承擔物流外包企業的物流服務，每個第三方物流企業出現經營風險的概率為p。

于是物流外包企業的最大物流外包風險表示為：

由公式（5）和（6）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在m個第三方物流企業平均承擔物流外包企業的物流服務，每個第三方物流企業出現經營風險的概率為p時，物流外包企業的物流外包風險隨著分散外包數量的增加而降低。

2結束語

本文對物流外包風險的形成機理從單一外包、多重外包和分散外包三個方面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并得出了各自相應的模型且指出在三種情況下物流外包風險減小風險的方法，使物流外包企業應在認識風險存在的基礎上有效規避物流外包風險，為企業物流外包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劉小群.供應鏈管理下物流外包的動因、風險及其規避[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4(3):28-29.

[2]陳寶國.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企業物流外包過程的風險和防范[J].中國安全科學學報，2004(1):60-64.

[3]顧孟迪，雷鵬.風險管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4]許警良，周江雄.風險管理[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

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利用貸款來發展教育已經成為我國教育界的共識，作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銀行在進行高教貸款時需要密切注意貸款風險。本文從高校償還能力、利率和流動性、產權機制、貸款管理和法律方面分析了商業銀行高教貸款的風險，提出了相應的風險管理辦法。

隨著中國金融改革步幅的加大，商業銀行已經逐漸脫離中央銀行的直接隸屬關系，逐步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式單位，與此相對應，商業銀行經營的目的就是追求銀行利潤最大化。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的收入來源有商業貸款、服務收費、票據業務和中間業務等，其中商業貸款收入是其主要收入來源，在其所有收入來源中占七成左右。2003年12月末，我國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為22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20.2%，其中居民儲蓄存款超過10萬億，如此數目巨大的存款額要求銀行必須尋找優質貸款對象，保持正常的存貸比例，獲取存貸差額利息收入。

在高教沒有擴招以前，中國高教完全由國家財政扶持，其中捐贈、高校自辦產業收入僅僅占很小的一部分。1998年開始普通高等教育大擴招以后，經過短短的4年，普通高校在校生由1998年的341萬猛增到2002年的902萬，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由7.9%迅速提高到15%，高等教育開始向大眾化教育發展。隨之而來是高校面臨著學生宿舍、學生食堂、教師住房等后勤、教學科研用房，及校園基礎設施的建設、重點實驗室建設及大型儀器設備購置、擴充師資力量等方面的巨大壓力。雖然國家財政的教育撥款也在逐年增長，但是與巨大的人口基數和入學率的迅速提高相比，還有很大的缺口。

國際高等教育的實踐表明，“即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全部資金”。針對這種情況，國家開始鼓勵高等教育機構貸款進行助教，銀行也注意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高校擁有巨大的資金投放市場前景，兩相結合在全國掀起了貸款辦教育的熱潮。

一、商業銀行高教貸款現狀

正是在政策和市場前景的鼓勵下，國有銀行紛紛與高校簽訂貸款協議，支持中國的高教建設。從各省來看，截至2002年底，山東省高校貸款達到15億元左右；
湖南省貸款23億元；
河南省高等學校已累計向各商業銀行貸款45.2億元；
江蘇省累計貸款額已達50多億元；
陜西省與5家銀行簽訂貸款意向50億元；
截至2004年，四川省與各商業銀行貸款受信協議也達到70億元；
貸款最多的是浙江省，貸款框架協議達到200億元，目前已經到位60億元。從單所學?？?，西南交通大學與工行四川省分行簽署了12億元的貸款額度；
工行四川省分行與四川大學簽訂授信額度達10億元的銀校合作協議；
工行四川省分行、建行四川省分行以及光大銀行等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又分別與四川省教育委員會、成都氣象學院、華西醫科大學和電子科技大學等成都著名高?；蚪逃块T簽訂貸款合作協議，授信額度達60多億元；
南京理工大學獲得工行江蘇省分行總額達6億元的貸款意向。北京市銀行向13所高校貸款2.6億元，向區縣貸款5億元。無論從各省高校貸款總額來看還是從單所學校貸款額度來看，高校貸款辦教育已經成為銀校合作的實施方案，但是由于高校的特殊性，商業銀行仍然需要密切注意高教貸款的巨大風險。所謂風險是指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它反映了投資項目未來收益的可能結果相對于投資預期收益的離散程度，這種不確定性可使投資者發生損失，也可能形成收益。但通常從風險回避的角度看，風險一般是指投資損失的機會或可能性。

二、高教貸款的風險

我國商業銀行的高教貸款具有數目巨大、期限長、利息低、無擔保、信用貸款等特點，在銀行貸款分類中屬于長期低息貸款類。在商業銀行經營中，長期貸款存在著償還風險（呆賬、壞賬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而我國高教的特殊性，還使商業銀行高教貸款存在著產權機制風險和貸款管理風險和法律風險。具體分析如下：

1.償還風險

我國高等教育的主要收入來源有國家財政撥款、在校學生學費、后勤收入和高校自辦產業收入，其中國家撥款教育經費主要用于教工人員經費和經常性公用經費的開支，后勤收入和高校自辦產業收入在高校收入中占的比例有限，因此主要的償還貸款渠道是學生的學費收入，高校的招生規模成為償還銀行貸款的關鍵因素。對我國高校招生規模影響的主要因素有適齡學生的數量、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學校的名氣、學費的高低和學校的配套設施等。

根據我國1999年第4次人口統計，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已下降為8.77‰，尤其是城市人口下降較快，在上海市，199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是-1.10，已經出現負增長情況，在我國總人口125909萬人中，城鎮20~30歲青年人口占全國人口的5.33％，農村20~30歲青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0.49％，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5425.1元/年，農村居民純收入為2162元/年，這些數據說明，如果高校貸款期限是10~15年，在貸款還本付息的壓力下，每個高校學生的學費、住宿費、生活費必然要超出現在的平均數8000元/年標準（學費4000+住宿費1000+生活費3000元），這對于農村學生來講，除了助學貸款，學費壓力會導致大量農村學生選擇其他教育方式。剩下的5.33％的城鎮學生也會在學費、學校名氣、師資力量、學校設施等方面進行綜合選擇。在償還貸款的壓力下，各高校的招生必然會出現激烈的競爭，而國家對學生的學費和招生規模也有最高限制，這使得高校未來的收入出現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如果某貸款高校缺乏吸引力，在招生規模上達不到一定要求，就會使收入來源受限，出現閑置資產和師資力量，這必然會造成償債風險。

2.利率風險和流動性風險

我國已經加入WTO，隨著金融市場的開放，對實行利率改革的呼聲很高，可以預計我國實行利率改革是將來必然的趨勢。目前高校貸款項目的貸款期限幾乎都是5年以上的基礎建設長期貸款，必然會受到利率改革的巨大沖擊。由于銀行的大部分利息收入來自于中長期貸款利息收入，隨著利率改革，必然會出現存款利率上升，貸款利率跟隨上升的趨勢，以便維持二者的利差，保持銀行的收支平衡。如果存款利率上升，而貸款利率不變，必然會導致銀行收入減少。尤其是目前盛行的高教貸款，一般都是長期大額低息貸款，這必然在銀行未來的經營中形成利潤壓力，出現利率風險。另外，長期貸款還存在極大的流動性風險，一旦商業銀行需要大量的變現資產，主要用于高?；A建設的貸款缺乏良好的變現能力，對貸出行而言，有巨大的流動性風險。

3.產權機制風險

在1998年高校擴招以前，高校的所有資產來源都是國家財政撥款，由財政撥款形成的資產當屬于國有資產。學費收入部分形成的資產是建立在已有的學校固定資產的屬性之上的，因此，學費是教育成本的部分補償，學費收入形成的資產仍然是國有資產屬性。雖然根據我國1998年頒布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30條規定：“高等學校自批準之日起取得法人資格，高等學校校長為高等學校法定代表人。高等學校在民事活動中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备咝Ｔ谝欢ǔ潭壬弦差愃朴谄髽I，可以參與市場競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但第13條規定，國務院統一領導和管理全國高等教育事業。第14條規定，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全國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國務院確定的主要為全國培養人才的高等學校。第40條規定，高等學校的校長、副校長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任免。第41條規定高等學校的校長全面負責本學校的教學、科學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這說明我國公辦高校就等同于所有權屬于國家，由國家委任的高校校長負責制的國有企業。高校校長是國有資產的經營者和人，以高校校長為法人代表所簽署的商業銀行貸款協議實際上就是國有資產和商業銀行的貸款協議，按照資產和所有權對等原則，以貸款形成的資產在貸款協議未執行完畢前應當屬于銀行所有，如果高校經營管理不善，導致教學設施落后、科研能力不強、教學質量低下，進而導致生源不足，無法維持貸款的正常還本付息，則銀行應當可以將高校貸款所形成的資產劃歸銀行所有，但根據高等教育法第38條，高等學校不得將用于教學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財產挪作他用，并且我國現在并沒有對于銀行貸款形成高校資產有法律方面的規定，則銀行有可能無法取得相應的貸款補償，這使得商業銀行存在無法追究貸款責任主體的產權機制風險。

4.貸款管理風險

高校長期以來一直由財政撥款支持，由國家財政撥款和學費收入等收入全部屬于高校自由支配資金，無需償還，沒有任何后顧之憂。而銀行貸款對學校來說是借入資金，是一種負債，必須按貸款合同償還本金和支付利息。由于學校長期使用國家財政撥款，習慣于無償使用資金，這種管理觀念的慣性，會對貸款資金的管理造成一定的風險，主要體現在高校領導層對貸款資金的使用上和高校財務管理中。

在貸款資金使用上，一些高校存在攀比求洋和鋪張浪費的建設和規劃，過分重視“形象工程”，缺乏整體和長遠的科學規劃。如某大學以銀行貸款建設學生活動中心，僅裝修和設備費一項就達近600萬元之巨，該裝修已超過香港的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標準；
某高校的建設規劃中，中心廣場占地上百畝，教學樓裝修豪華如星級賓館；
某新建職院建設規劃中不僅有3萬多平方米的圖書館，周邊還建人工湖，修小橋。與此相對應，實驗室、圖書館內則儀器老化、書刊過時，教師隊伍建設落后且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缺乏資金的支持。對貸款資金使用不當會造成高?；ㄒ幠Ｆ?，師資貧乏，效率低下，效益不佳，不能發揮高校自身的各種優勢，造成競爭力不強，最終可能導致投資難以收回，造成國有資產的損失與流失。

在高校財務管理中，由于國家對高校貸款沒有明確、統一的要求，貸款資金如何核算和反映，各校做法不一。存在貸款資金與現有資金混流使用，沒有專門的貸款賬戶，對還貸缺乏正確的認識。如有的高校將貸款資金的支出作應收及暫付款處理，對償還貸款的收入則進行掛賬，待未來收入到賬后再作支出收入處理，如沒有收入用于還貸，就長期掛賬；
有些高校將利用貸款建設的項目發生的支出作支出處理，如沒有收入用于還貸，就形成了預算赤字；
有的高校則不設專門賬戶，以期進行重復貸款等等。

這種貸款資金投資管理和財務管理上的不規范使學校收支情況和資產狀況嚴重不真實，使銀行的貸款回收和追回面臨極大的不確定風險。

5.法律風險

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批準高?？梢陨觐I《貸款證》或《貸款卡》，從行政角度已準許高?？梢宰鳛橘J款主體或貸款擔保人，但是根據現行《擔保法》和《貸款通則》等法律規定，高等院校屬于公益性事業單位，公益性事業單位是不能作為貸款的擔保單位的。高校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其資產是不能為貸款提供擔保和抵押，所以目前高校的大部分銀行貸款都是信用貸款，如果貸款高校無法償還所借貸款，雙方發生法律糾紛，則明顯會對銀行方面不利。另外，對于使用銀行貸款形成的高校教育資產的所有權和受益權在我國法律上也沒有體現，鑒于我國高等教育的公益型，高校破產基本上是行不通的，銀行也沒有能力來接管學校，所以商業銀行高教貸款很容易面臨法律風險。

三、商業銀行高教貸款風險管理

雖然我國商業銀行高教貸款面臨一系列不確定的風險，但是從我國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前景來看，高教貸款還是很有市場的，通過良好的高教貸款風險管理，能夠將高教貸款的風險降低和分散。

1.貸款前建立科學的評審機制

由于高校的特殊性，其固定資產和國家財政撥款都不能作為貸款規模的依據，所以銀行在決定高校的貸款規模時，應從高?，F有的現金和存款、在一定時間內的學費收入以及地區和學校的發展潛力來控制貸款規模，對未來我國人口的變化、熱門專業的需求、國家的政策有正確的估計和預測，計算學校貸款規模的最大極限，建立嚴格的、科學的評審機制。

2.貸款后進行密切的跟蹤管理

銀行貸款后要求該高校在貸款行開立貸款專門賬戶，建立健全的資金管理制度，加強對貸款資金的投向管理和流量監控、分析。要對項目資金流量的信息進行科學的分析，把握貸款資金運行的流向，既要確保建設項目的科學性，又要確保貸款資金100%地用于既定的建設項目，減少鋪張浪費和避免挪作消耗性支出或工資性支出；
對于高校還貸也應該有專門賬戶，進行專人管理，實時掌握高校的償債能力和確保高校按時還本付息。

3.分散高教貸款和專項準備金

雖然我國公辦高校都屬于國家所有，但是各高校的規模、名氣、辦學特點和發展理念是不盡相同的，在選擇高校貸款時，可將各類高校進行細分，分別以不同的利率貸款，即使出現單所高校償還風險，也可以通過其他有保障的高校貸款收入進行彌補；
在高校貸款的操作過程中，可以提取一定的專項準備金，以減小高校貸款無法回收的風險。

4.簽訂合同補償或保險補償

在和高校簽訂合同時就要將風險因素考慮在內，將風險可能造成的損失打入貸款利息中，或者通過將該貸款合同向保險公司投保，當高校無力償還貸款時，保險公司在一定限度內代為支付。通過這種風險補償的辦法，盡量減少高校貸款風險。

如果商業銀行在貸款前進行正確的評審和考察，貸給合適高校適當的發展貸款，在貸款后給予密切的跟蹤管理，并采取一定分散風險和補償風險措施，則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取得盈利并促進銀校合作。

主要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年）［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3,17-18.

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4篇

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是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重要內容。因此,人力資本理論的開創者們在創立人力資本理論時就已經初步探討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雖不系統深入,但仍富有啟發意義。他們主要從三個方面對教育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行了分析。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項具有風險性的投資。被西方經濟學家譽為“人力資本之父”的西奧多·W.舒爾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個人在評價其先天稟賦時所面對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教育投資的風險本質,他說:“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每項投資,不論采取何種形式,都是超前的、長期的、對未來承擔義務的,因此都被某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所困擾?！倍鴮θ肆Y本理論作出杰出貢獻的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1975)也在其《人力資本》一書中指出:“以上的討論正好說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資經受著相當大的風險,而且很明顯這種投資是相當不易改變的?！笔鏍柎倪€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一樣都具有收益不確定即存在風險的特點:“教育投資的這些收益的確難以確定,但是這種不確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獨有的特點,因為其它方面的投資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確定性?！?/p>

其次,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來源。1964年,舒爾茨在《教育的經濟價值》一書中討論教育費用時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三個來源:對自身才能的不確定、就業的不確定和資本市場的不確定。他說:“學生一般只曉得自己在上學,而不知自己的學習才能如何,學生對知識技能的投資能在四十年或更長的一段時期為他們服務,這筆動產的價值就一個人整個一生來說還是未定之數;他們很難知道在不久的將來是否會有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很難肯定當他們一完成學校教育即有職業和收入……即使學生確信他們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將來收入可以保證他們在更多的學校進行投資,他們又會發現,把資金貸給學生的資本市場很不完善。特別在貸金既包括學費又包括學生放棄的收入情況下,這種資本市場就更顯得糟糕?！?/p>

貝克爾也指出:“人力資本的實際收益圍繞著預期收益變動,這是因為某些因素的不確定性。壽命的長短總是不確定的,這是決定收益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也不能確定他們的能力,特別是對進行了大量投資的年輕人來說更是如此。此外,一個年齡與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確定的,因為還有許多無法預料的事情?！必惪藸栠€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導致存在教育投資風險的重要原因,他說:“增加了預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這種收入要在非常長的時期內才能收回來。較長的報酬支付期增加了風險,它與收益之間的低聯系一起降低了投資時得到的信息的價值?！薄暗玫揭还P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要很長時間,這就減少了可獲得的知識,因為在能得到收益的條件下才要求獲得知識,而且投資與收益之間的平均時期越長,所能得到的這種知識就越少?！?/p>

此外,還指出了在風險下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加里·S.貝克爾(1976)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把教育投資當作安全資產的觀點[見Glick&Miller(1956),Morgan&David],指出:“從教育中所獲得的收益應該與具有同樣大的風險和不可轉移特征的投資中所獲得的收益相當?！?/p>

他們并沒有完整系統地論述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只是作為經濟學家,他們的敏銳直覺使他們意識到了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風險問題。因此,其缺陷是明顯的:其一,對影響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諸因素缺乏具體化、數量化分析,內容顯得較為單薄;其二,雖然已經指出了風險影響人力資本投資,但對其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在機理的認識卻顯得不夠;其三,這時的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預測的假設下發展起來的,并沒有建立一個把風險內生化的人力資本投資模型。

二、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研究的深入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有關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的關于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論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們通過把人力資本投資中的不確定性予以內生化,從而使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從簡單的感性認識階段發展到了理性認識階段,同時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這一時期,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作出貢獻的主要有賴武海瑞和韋斯、斯諾、羅納德·瓦閏和約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們主要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起源、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和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1.賴武海瑞和韋斯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的開創性貢獻

1974年,賴武海瑞和韋斯(D.Levhari&Y.Weiss)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賴武海瑞和韋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建立了一個把風險內生化的兩時期人力資本投資模型,在其中討論了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影響。

賴武海瑞和韋斯假設只有兩個時期:當前和未來。個人計劃包括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投資規模決策。我們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時間消費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λ<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資本投資上的時間比例;第一期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比例是1-λ。效用僅僅依賴于當前和未來的消費;因此,在下一階段(未來)的人力資本投資完全說是外生的。

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通過這個兩時期模型,他們得出了人力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從而證明了人力資本投資具有更大的風險。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研究還指出,在存在風險下最優時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還考察了初始財富增加、市場利率上升、風險增加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在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和遞增風險的假設下,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財富的增加會鼓勵人力資本投資;當個體在投資期間是一個凈借貸者時,利率的上升會導致人力資本投資的下降;當他是一個凈儲蓄者時,利率的上升會導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其結果是不確定的;而當風險從零上升到一個正的水平時,人力資本投資將會減少。

而對于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在其開創性的文章中指出:“為了分散他的人力資本,個體必須獲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棄專業化的好處?！?/p>

2.威廉姆斯、斯諾等人對賴武海瑞—韋斯模型的進一步發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風險人力資本投資與可出售的資產投資之間的聯系,指出他們都具有風險收益的特點。他也發現不確定性增加會導致教育投資的減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項研究表明:在一個人力資本形成的連續時間模型中,不確定性會導致同樣的結果。在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當一個人面對幾種影響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的來源時,勞動、閑暇和教育投資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優時間分配問題。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確定性對教育需求的影響不可能明確地予以確定,而是依賴其在收入函數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還指出,應該利用資產組合投資來分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1990年斯諾和瓦閏發表了《不確定下的人力資本投資與勞動供給》。在文章中,他們通過把勞動供給作為一個選擇變量從而擴展了賴武海瑞-韋斯(1974)模型。他們指出,不確定性會使人們增加相對于未來的現階段的勞動供給。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如果這種投資是一種次要的活動,且個體表現出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偏好,那么,作為對收益風險增大的反應,人力資本投資會下降。然而,如果投資是正常的,那么,風險增大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一定的假設下,斯諾、瓦閏和賴武海瑞、韋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比如,不確定性增加對教育投資具有消極的影響。

約瑟夫·阿爾托內(JosephG.Altonji,1991)、韋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確定下的教育選擇問題。約瑟夫·阿爾托內(1991)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兩時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課程、家庭背景等對教育投資決策及收益的影響。在把教育作為一種選擇和個體一旦離開學校就無法返回的假設下,韋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應用選擇理論的技術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確定時的教育決策問題,指出風險的增大將導致個體推遲離開學校,即個體將更多地投資于人力資本。

3.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的最新進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亞歷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交疊世代模型用以說明不確定性在個人教育投資決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作用。在這個模型中,人力資本積累通過一個在物質資本中規模收益不變的技術解釋了內生增長。亞歷山大·瑞勒斯在個體水平上把不確定性納入到人力資本積累函數中:個體決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設每個個體在人力資本形成中擁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事前無法觀察到,將在個體決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來。結果,同樣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會提供給每個個體以同樣的人力資本水平。

亞歷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發現,不確定性對個人教育努力和經濟增長具有消極影響。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內,亞歷山大·瑞勒斯的研究進一步推進了斯諾和瓦閏(1990)的研究,指出一個面對嚴重不確定性而又無法予以保險的個體會減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資。起初,經濟會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物質資本積累而使人力資本變得相對稀缺。這種開始的消極反映部分會由價格和資源稀缺的影響所彌補。一方面,工資上升利率下降,從而提供給個體在下一階段以更多地投資于人力資本的激勵;另一方面,物質資本積累將創造新的來源來提高儲蓄,降低利率。結果會使得人力資本投資增加,直至回復到原來的水平。但是,當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時,教育投資又會趨于下降。

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還從政府的角度提出了減少不確定性的政策建議:首先,幫助個人準確評價自己的能力,從而減少不確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業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過提供補助金或獎學金來減少個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個人投資于教育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資本投資不像資產組合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經常是個性化的,而且人力資本是一種不具有流動性的資產。金融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一個主要區別是:作為對新情況和不斷變化的目標的反應,一個人可以改變金融投資,而教育和培訓一旦進行則很難改變。而且還由于,第一,人力資本投資的總體風險與投資的規模不成比例,而且個人無法使其人力資本投資多樣化。例如,一個人不能部分投資于中學教育,部分投資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常常帶來個性化的不變的風險。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們不能應用來自金融方面的最簡單的論述,他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資產價格模型(HCAPM),把非線性假設、勞動供給、風險金融資產等納入到模型之中,闡述了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夏崴埂ぴ?1997)也指出,應該利用資產組合投資來分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錐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對收入風險的反作用。按照傳統的觀點(如明塞爾,1974),教育似乎是與上升的收入波動相聯系的。然而,他們指出,得出收入波動的結論似乎是與所考察的時間單位相關的,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可能會隨時間而變化。

他們研究證明,教育可以幫助一個人避免低收入或低報酬的工作。有許多證據支持教育在幫助人們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著關鍵作用。比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會失業,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業風險;此外,教育還可以幫助人們降低職業傷害風險。

三、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文獻的評論

西方學者研究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總體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求人力資本投資主體風險與給定偏好的約束下預期收益最大化。

具體來說,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資本投資供求均衡,到20世紀90年代逐漸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供求均衡。

在一個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內,賴武海瑞和韋斯(Levhari&Weiss,1974)在假設存在一項無風險的金融資產與人力資本投資時,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確定。而威廉姆斯(1978)則考察了具有一種風險資產與人力資本資產時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決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內,肯尼斯·扎德(1997)運用資產組合理論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資產價格模型(HCAPM)來說明了當具有兩種風險金融資產與人力資本時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決定;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交疊世代模型用以說明不確定性在個人教育投資決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中一個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論基礎之上的,即分析是以個體預期收益最大化為目的,而現實中的個體投資決策考慮的主要不是預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之間的差距,這就是涉及到行為經濟學的理論,但我們在西方現有的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為經濟學的影子;而且雖然西方在闡述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原因時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還遠遠不夠;此外,與對物質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相比,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仍較薄弱,還缺乏動態分析。

為推進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的研究,我們應該借鑒物質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特別是金融投資風險理論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因為目前金融投資風險的研究已趨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研究理論、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還應積極引入新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如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在研究內容上要繼續深化和擴展,加強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生成機制的研究,以此來推進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研究的深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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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lexandraRillaers.GrowthandHumanCapitalAccumulationunderUncertainty.61.144.25.119/gate/big5/www-edocs.unimaas.nl

風險分析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保險公司上市償付能力風險

2003年11月6日，備受關注的內地金融機構海外上市第一股——中國人保財險正式在港掛牌交易，由此成功拉開了內地金融業進軍海外資本市場的序幕。中國人保財險在本次發行中，共募集資金54億港元，超額認購136倍，創下了大型國企海外上市的歷史性紀錄。中國人壽緊接其后，于當年12月17日、18日在紐約和香港同步上市。在香港市場上，獲得逾130倍超額認購，凍結金額2300億港元，是1993年以來香港歷史上凍結招股資金最多的一次。因籌資額巨大而成為今年以來全球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集資活動，并成為中國內地首家實現在美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同步上市的金融企業。

人保和人壽兩家公司的上市，掀開了保險公司上市的第一頁。對公司本身而言，可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促使公司規范運作，擴充保險資本金融資渠道，增強保險公司自身競爭力；
同時，也為證券市場帶來了新品種、新理念和新機構。然而，與之相伴的是上市前后存在的種種問題，這勢必引發我們更多的思考。

保險公司內部的體制缺陷

政企不分，所有者缺位。在我國，保險公司的股權大多集中在國家或為數不多的幾家大的國有公司手中，經營者的任命權抓在政府，而不是廣大股東手中，導致了股份制管理模式與行政任命安排上時常產生摩擦，長期來看不利于保險公司的健康營業。

關聯交易與信息披露的沖突。保險公司的投資業務是保險公司重要的業務活動，在我國市場經濟秩序還較混亂，信用機制缺乏的客觀條件下，為保證保險資金的安全，保險公司一般會選擇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內部和外部的關聯方進行交易，這種保險資金運用的行業的特殊性與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規范要求有一定的沖突。

缺乏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長期以來，我國大多數保險公司，尤其是國有獨資公司一直在一種低效率水平上運作，機構臃腫，濫發福利，人情賠款多如牛毛，若保險公司內部激勵機制不得到改善，一旦上市，投資者將會面臨很大的成本。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和行政干預，我國保險公司對各級經理人員的選擇沒有與人才市場、資本市場以及產品市場有機銜接，也難以形成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保險公司外部的監管約束

償付能力方面。我國《保險公司管理規定》明確規定，“保險公司應具有與其業務規模相適應的最低償付能力”。但據初步估算，我國保險業償付能力不足比率達32.69%，雖然尚無一家公司因償付能力不足而遭停業整頓，但整個保險業的資本不足是客觀存在的。償付能力沒有保證，上市也無從談起。對于那些成立較早的保險公司，人保和人壽采用的“內部剝離”的確可以解決不良資產過高的問題，但這種剝離只是將不良資產從股份公司賬面劃到集團公司賬面，剝離后集團公司的不良資產又如何處置？損失由誰承擔？目前國家還沒有說法，給市場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盈利水平方面。我國《公司法》規定，上市公司發行新股的條件之一為最近三個完整的會計年度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配股則要求最近三年連續盈利，任何一年凈資產收益率不得低于6％。國內保險市場上，成立較早的保險公司利差損包袱較重，新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在市場競爭不規范的情況下，為追求規模擴張而進行粗放式經營，經營成本居高不下，盈利狀況也不理想。而隨著競爭的加劇，保險公司服務內容的不斷擴充，較低的賠付率將難以為繼，承保成本將愈來愈高，費率也會有所下降，保險公司的承保利潤必然呈下降趨勢，投資收益在保險公司收益中的份量將愈來愈重。然而到目前為止，有關《保險法》修訂的審議和討論，仍對原來的限制直接入市投資政策“原封不動”。這樣，上市后的保險公司在現行法規環境下能否取悅投資者將是個問題。保險公司上市的高額成本

信息披露成本。2001年11月14日，中國證監會了《公開發行證券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其中，要求申請上市的保險公司在招股說明書正文中專門對內控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進行說明；
在敏感性會計科目上，要求保險公司詳細披露反映保險資金運用情況、盈利能力、償付能力及再保險等事項的會計科目，并按照潛在利差損與不良貸款等提足各項準備金或予以剝離；
報表審計方面，要求保險公司聘請有保險公司審計經驗并具有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按中國地區審計和信息披露準則進行審計。

而過于詳盡的信息披露要求，使上市保險公司置身公眾監督之下的同時，也暴露在同行競爭對手面前，面對競爭對手將處于信息弱勢，這在無形中也必將增加其經營成本。

發行和維持成本。擬公開發行股票的保險公司應聘請有資格的證券公司擔任其輔導機構，輔導期為一年。在發行股票時，要雇傭承銷商幫助其發行股票，需要支付承銷費用，上網發行費，審計、驗資費用，評估費用，律師費用，股票登記費，上市推薦費，發行審核費，發行推介費等。據不完全統計，這些費用占上市公司發行總市值的2%—4%左右，這無疑加大了保險公司上市的融資成本。而且，上市公司還必須按規定向交易所交納月費和年費。

保險公司上市后面臨的風險

穩健經營風險。我國股市整體上缺乏對上市公司長期發展潛力的研究，而更多地要求上市公司在短期內得到比較高的回報。而就保險公司的經營現狀來看，要滿足較高的短期回報率是比較困難的。如果保險公司因為投資者關注當期的利潤而在上市后采取一些短期行為，必將對公司的長遠穩健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再籌資風險。上市絕不是天上掉餡餅，并不是有了保險這塊特殊行業的牌子就能隨便上市圈錢，資本市場更看重的是企業的內在價值。尤其對保險行業來說，穩定經營、保障有力是贏得公眾信賴的生存之本，如果只為“圈錢”而上市，“換湯不換藥”，最終愚弄的只能是自己。對上市公司來說，要保持良好的股價和業績，降低再籌資風險，應該靠真正的規范化管理，而不能采取極端手段。

股價波動風險。股東投資企業的目的是擴大財富，股價的大幅波動，尤其是下跌會使股東財富縮水，股東投資的信心受到打擊，也使保險公司進一步融資的難度加大。同時，股價的下跌也會影響到債權人對保險公司的態度，會使債權人對保險公司的發展前景產生憂慮，不再給保險公司延長還款期限或批準保險公司舉借新債。股價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投資大眾對公司價值的客觀評價，股價的波動會影響投保人對保險公司的評價，如果股價連續下跌，會破壞保險公司的形象，使投保人的信心受到打擊，退?，F象增多，新市場拓展困難，從而會連累保險公司業務的擴張。這種局面一旦出現，會使保險公司現金流出增多，流入減少，從而影響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

兩家國有保險公司的上市開辟了一條中國保險業和資本市場對接之路，這將成為解決中資保險企業資本金不足問題的重要途徑，并對國有金融業的改制提供借鑒和參考。但保險公司上市并不能解決我國保險業發展的所有問題，把全部的希望寄予上市是不現實的。保險公司應當借助上市這一契機真正完成體制的轉化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上市并非是每一個保險公司當前的必然選擇，如果保險公司尚未對上市所要面臨的障礙和風險做出應有的估計和應對，將難以在股市上取得上佳的表現，這將不可避免地拖累股市，其結果不僅會影響投資者對股市的信心，同時也會影響整個保險業的發展。

參考資料

1.堯金仁，我國保險公司上市的探索與前瞻[J]，上海綜合經濟，2001(8)

2.裘紅霞、萬俊文，保險公司上市問題探析[J]，蘭州商學院學報，2003(2)

3.方奇，略論我國保險公司上市[J]，廣西金融研究，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