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西藏文化論文【五篇】

西藏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隨著西藏鄉村經濟結構中農牧業份額的下降和農牧業生產方式自身的現代化，西藏鄉村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是西藏農牧業社會生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從生存型走向發展型西藏傳統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西藏文化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西藏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隨著西藏鄉村經濟結構中農牧業份額的下降和農牧業生產方式自身的現代化，西藏鄉村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是西藏農牧業社會生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生存型走向發展型 西藏傳統農牧業階段，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農牧民的生活內容是圍繞生存展開的，目的是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隨著改革開放，土地歸戶使用長期不變，畜牧私有私養長期不變政策的落實，農牧民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可供消費的物質財富日益增長，直接用于生產勞動以外的剩余時間也越來越多，因此，農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費和精力可以用于個人的享受、發展和提高，這樣消費結構改善了，生活內容豐富了，個人的選擇空間也日益擴大。

西藏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牧民收入的不斷提高，農牧民需求層次也在不斷提高，生活消費結構向更趨于合理化方向發展，食物消費在全部消費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動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費有所增加；
自給性的初級產品消費有所減少，商品和加工產品的消費有所增加。據西藏自治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1992年對堆龍德慶縣30戶農民的抽樣調查統計，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1985年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別占當年總開支的51．17％和67．10％；
再從全西藏農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來看：1996年西藏統計年鑒中農牧民人均生活費支出為896．80元，與同期西藏城鎮居民平均生活消費水平相比增長了74．60％，就生活消費內部各項支出來看，盡管農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費品支出仍占絕大多數，但非商業性支出所占比重趨于不斷增長。就堆龍德慶縣30戶農民抽樣調查結果，從1985年到1992年間。增長了0．68個百分點；
而1992年西藏農牧民的年人均非商業性支出為7．69元，到1995年增長到23．38元，遞增了32．89％。

同時，農牧民生活消費品的各項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斷變化，與城市居民逐漸趨于接近（詳見表一）。從表一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鄉消費支出結構的接近，說明西藏農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費觀念正趨同一，而消費觀念的變化直接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長期以來，藏民族的飲食單一，主食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別是8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的好轉，西藏的農牧民飲食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逐漸向豐富、營養型發展，而且由于與城市聯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圍廠礦“城里人”的影響，其飲食方式也逐漸復雜、多樣化，據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統計，1991年西藏農牧民人均主食消費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
到1996年時，人均主食支出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
可見副食支出明顯超過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間，牛羊肉等藏族傳統食物消費量在下降，動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費在增加（詳見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費也逐步趨于增長，據1995年西藏100余戶家庭的調查，西藏農牧民不再滿足服裝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裝色彩協調，式樣新穎，對中高檔穿著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農牧民不但穿傳統的自制皮衣，也越來越喜歡穿化纖、呢絨、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歡穿輕便漢裝，被調查的45戶農牧民中，每戶均有8件漢裝。拉薩城里穿漢裝和西裝的人越來越多，而且追求輕便、價高、式樣新穎的衣服，穿著式樣的更換比農牧區都快。尤其是文化、娛樂等非生活必需 品的支出，在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明顯具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據自治區農調隊對堆龍德慶縣農民家庭的抽樣調查，1992年農民人均用品消費比1985年增長了147．8％；
再根據西藏自治區1996年統計，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內部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文娛用品和書報雜志費用（見表三）越來越高；
筆者在1995年調查的100戶家庭調查問卷統計結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的統計數據同樣也表明，各種高檔耐用消費品，如電視機、洗衣機、錄音機、錄像機、汽車、摩托車等現代化用品逐步進入西藏農牧民家庭（見表四）；
唱卡拉OK、跳交誼舞、打臺球、看電視、電影和錄像等已成為越來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時尚娛樂和休閑方式，并逐漸由城鎮傳播到廣大農牧區。

廣大藏區農牧民消費水平提高和結構改變對藏區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方面通過消費總量的增加擴大市場需求，刺激生產發展；
另一方面，消費結構的改變對生產結構具有引導作用。西藏各地的非農牧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有賴于農民商品性和非實物性消費的增加，這是促進農牧民生活向發展型轉換的一項重要內容。從全西藏的現實出發，當前在大力發展農牧區經濟，增加農牧民收入，改善農牧民生活的同時，合理引導農牧民消費，努力增加生產性積累和投資，發揮消費在啟動市場和提高農牧民素質方面的積極作用。

西藏農牧民家庭從封閉逐漸走向開放 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分散孤立的社會結構相適應，西藏傳統農牧民的家庭觀念強，大部分生產和生活行為都局限在家庭范圍內，具有強烈的封閉性特點?，F代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農牧民家庭從封閉走向開放。

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農牧民家庭的行為目標從內向型變為外向型。許多農牧民家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再根據家庭消費的需要來安排，而是主動適應市場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樣，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家庭內部滿足的需要越來越少，由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越來越多。這種開放式的循環，有助于增強家庭的穩定性，擴大了家庭的社會功能。

其次，家庭的人口生產從數量擴大向質量提高轉換。對傳統農牧民來說，由于家庭的封閉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勞動力就越多，在本社區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們追求多子多福。隨著經濟的發展，現代社會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和行為，人口生育率不斷下降已成為的共同趨勢。雖然國家對西藏等藏區實行了照顧政策，允許一對夫妻生育3個孩子，但大多數年輕人只愿意生兩個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還是女孩。根據筆者去年參加的“百戶”調查表明，農牧民贊成計劃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較高，分別占34％和26％，特別是年輕婦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較高。她們認為，孩子太多帶起來麻煩，家庭負擔重。所以農牧民主動要求采取節育措施。這種家庭生育子女的減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質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時他們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學文化知識和工作技能。這種人口生產功能的轉換，使他們子女的教育就不純粹是家庭內部的事情，社會教育的作用越來越強，據拉薩市1991年的統計，全市共有各類學校536所（其中中師1所，中學8所，公辦小學54所，民辦小學443所，企事業子弟小學20所），在校生49598人，農牧區適齡和入學率64％。據筆者參加的“百戶”調查，1994年家庭教育費支出額為11233元，占家庭總支出的1．78％，而且這些錢只為有子女上學的19戶家庭的投資，按實際有教育投資的19戶計算，戶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戶平均，也合每戶249．62元。用此數字再與1993年戶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長了341．41％，其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從西藏自治區1996年統計年鑒來看，全區農牧民教育及文化娛樂 投資人均為30．95元。

第三，家庭關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強。在傳統家庭中，封建宗法觀念和習慣對家庭成員的影響和束縛很強，形成固定的等級體系，特別是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調查》中記載“絕嗣之家，其妻室有父歸父，無父歸其兄弟近親”，或“無父則將其女人與另一半牲畜、庫物給其兄弟近親中一人”。若某人“從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則以女兒償之，無女則給妹，無妹則給銀200兩”。根據這些條款，婦女可以與牲畜并列，作為財產的一部分轉贈他人。貴族婦女也同樣可以被當作禮物饋贈。據筆者在西藏那曲安多縣調查，非親屬家的婦女不準入帳篷；
家里以外的婦女不準到帳篷后面掛經幡的地方去；
不能從帳篷后面的柱子里側穿過；
婦女不許在太陽落山后大聲叫喊；
婦女不能在家里的帳篷里生孩子，產婦不能摸灶臺，產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家庭的開放，婦女開始走向社會。一些年輕人不甘默默無聞終老一生，她們走出家庭投身社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參加社會活動并取得經濟獨立，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創造了條件。

第四，社會的組織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穩定和封閉性降低，西藏農牧民對以家庭為基礎的血緣和地緣組織的依賴性降低，與此同時，他們與市場的聯系增多。在社會活動和市場活動中形成了大量的社會組織，如西藏堆龍德慶縣乃瓊鄉的科學普及協會、安腰恰鄉的扶貧協會、合作經濟組織等等。這些組織對農牧民生產和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加，它促進了農牧民觀念和行為的社會化。

農牧民社會行為從被動保守轉向主動開拓 在傳統的市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農牧民的社會行為具有被動性和保守性，特別是佛教傳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哲學思想對藏族倫理觀念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在藏族傳統文化中得到充分體現。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的說教，使生活中的人們缺乏進取心而安于現狀；
其次，“慈悲行善、忍辱無爭”、“佛法無量，樂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響，使農牧民習慣于循規蹈矩，亦步亦穩，忍讓退避，明哲保身；
第三，慢節奏的行為習慣成為追求的目標，使生活缺乏生機和活力；
第四，社會生活單一化，形成超穩態的傳統社會系統。

在當代這種開放的社會結構中，西藏農牧民的社會流動性明顯增強。首先，職業角色豐富化，過去農牧民就是農牧民，祖祖輩輩都沒有什么變化，而現代農牧民卻面臨非農牧民化和城市化的機遇，也有許多農牧民離開農牧業。即使從事農牧業，他們的生產方式與其他職業相比也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中的許多人農閑時就到其他部門就業，體驗非農牧業的經歷。職業角色的多樣化，使他們容易理解日益加快的社會變革，增強他們的適應能力。第二，是社會角色的多樣化。過去他們的社會角色十分簡單，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中的角色，沒有什么變化的余地。而現在，隨著生活方式的變化，使他們不僅承擔家庭角色，而且要承擔社區組織和專業組織成員、農牧區鄉村市場的買者和賣者，農牧業技術的學習和應用者等一系列社會角色，他們要不時地光顧商店、銀行、學校，農牧民社會角色的豐富性迫使他們主動地走向社會，適應社會，開創自己的社會地位。第三，社會地位的流動性增強。隨著經濟的發展，在西藏已有很大一批農牧民向非農牧業轉移，他們通過市場經濟的競爭，改變了以往那種被動的社會地位。第四，區域的遷移和流動性增強。隨著農牧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他們離開家鄉的機會增多了，活動半徑超過了鄉村的封閉界限，許多人長期到城鎮和外地進行勞務和經商，積攢充足的資金后再返家鄉?？傊?，農牧民的地域流動和遷移對促進西藏鄉村社會的開放、交流和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藏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民俗學；
西藏；
民俗文化

【中圖分類號】K892.4【文獻標識碼】A

民俗也就是民間風俗，指的是國家和民族中人們創建、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方式。民俗學屬于一門將民間風俗作為習慣進行研究的人文科學。西藏多個組群創建了較為燦爛的西藏文化，其中就具有較為豐富的民俗文化。此種繁多的民俗事項和西藏各族群之間的生產生活具有密切的關系，從而形成了自成體系的民俗文化資源寶庫，充分展現了西藏文化的多樣性，為西藏文化產業的持續發展打下來了良好的基礎，并且還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也是民俗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并且還成為黨和國家關心的對象。為了有效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黨中央召開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對西藏的發展進行了商討，在不同階段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解決，促進了西藏的全面發展。黨中央將西藏民俗文化保護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有效促進了西藏民俗文化的保護和發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基于民俗學，對西藏民俗文化的發展進行全面的研究。

一、西藏民俗文化

西藏自治區處于我國西南邊疆，是青藏高原西南部。其地理位置對民族風俗的特點有著一定的影響，藏族屬于多節日民族，節日的內容和形式較為豐富，比如農事、祭祀、慶賀、紀念等。藏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主體民族，其最古老的宗教主導了西藏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及藏傳佛教，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有著一定的影響，從而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民俗風情和審美情趣。西藏民俗文化的內容較為豐富，民俗文物也多姿多彩，其中的服飾、婚喪、飲食、節日和居室都為我們展現了藏族豐富歷史文化的變遷[1]。

藏族的飲食主要為米、麥和青稞等，以在高原生長的青稞為主要食物。藏民族還有飲茶的習俗，主要飲品酥油茶。酥油茶的原料包括茶、酥油及食鹽。除了酥油茶，藏族飲品還包括甜茶、清茶、青稞酒和鮮奶。西藏民居建筑形式為碉房，其為兩層結構，上層為人們的起居場所，底層為儲藏房和牲畜房，碉房建筑一般使用小窗窄門的形式，從而能夠擋風避寒。雪域高原較為遼闊，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其代步工具主要包括駱駝、騾馬和牦牛。馬是青藏高原人們重要的伴侶，藏族人們對于馬有特殊的情感，對于馬鞍也非常講究。牦牛屬于高原之丹，其行動雖然遲緩，但是具有耐力，是青藏高原理想的運輸工具。

國家一直以來都對西藏的發展非常重視。為了西藏經濟社會的快速持續發展，黨中央進行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對西藏發展的問題進行研究。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在2015年8月24日北京召開，會議中對目前和今后西藏工作的目標要求、指導思想和重大舉措進行了明確，為進一步促進西藏經濟發展和長治久安工作進行戰略部署。2010年召開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表示在西藏自治區政府和黨委的團結帶領下，全區的各族干部群眾團結一心，西藏經濟持續發展，能源體系的建設和綜合交通的成果較為明顯，文化建設效果明顯，社會事業不斷進步，生態環境保護措施不斷實施，民族團結在不斷的加強，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建設都具有一定的績效，并且強調社會事業的發展，加強西藏民俗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在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國家對西藏傳統民俗文化進行復興，實現了西藏文化遺產的繼承和發展?，F代，西藏民俗文化遺產也具有一定的成就。在進行文化遺產保護的過程中，西藏還將高等院校和科研所的優勢充分展現，積極進行民俗文化遺產的研究工作，在西藏各大學設置了專門的研究機構進行研究。通過多年的研究和積累，西藏研究院在西藏醫學制作和唐卡傳統技法研究方面都具有較大的進步[2]。

二、西藏民俗文化的多元化發展

進入21世紀之后，針對西藏民俗文化進行研究的工作人員不斷增加，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斷積累，研究的領域也在不斷擴展，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已經到了全盛時期。

（一）具備西藏民俗文化論學術思想

通過多年的研究和發展，此時期的民俗學學科占據勒西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并且還發表了西藏民俗學相關的作品，成為了優秀的學術傳統。相關人員通過圖文并茂的方式全面地介紹了西藏飲食、服飾、居住、節慶、娛樂、信仰、婚姻等民俗，此書在國內也具有一定的影響。赤烈取扎是西藏民俗研究的開拓者，其對民俗歲時研究尤為重視，對歲時節氣的來源、形成和分類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對于之后研究人員的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促進了現代學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并且還有相關人員表示，宗教影響著民俗文化，并且大部分的民俗文化都來源于宗教文化[3]。

（二）民俗學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大

其一，服飾。服飾民俗是比較重要的物質生活民俗，相關人員研究了西藏服飾民俗，將西藏傳統服飾分為節日服飾和常用服飾兩種，并且還提供了全新的詳細素材。還有相關人員進一步對藏族服飾的審美進行了研究，表示世俗服飾存在和諧統一、樸實無華和和諧統一的審美特點。

其二，民間口學文化。英雄的敘事事件是民間口學文學中的主要內容，《格薩爾王傳》展現了藏族原始社會的形象，其也成為藏學研究過程的重要內容[4]。

其三，體育民俗。本時期的體育民俗尤為重視西藏民俗體育文化的研究，并且還和新聞學相互交叉。西藏民俗體育因為藏民族的文化才能夠穩定的發展，是集體參與，具有農牧區、民族禮俗、健身性的特點。在創新和借鑒的基礎上，現代創建了較為獨立的體育傳播和體育話語體系，形成了自我發展模式。

在西藏民俗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體育、新聞、旅游等事業共同發展的特點，并且逐漸形成了西藏民俗文化論理論體系。在對西藏民俗文化發展研究過程中，當代研究人員對西藏民俗文化的內容、功能、含義及特點進行了全面的剖析，使其能夠占據我國民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5]。

三、西藏民俗文化保護和發展中的問題及建議

在西藏民俗文化為當地經濟帶來效益的時候，也出現了部分珍貴傳統文化丟失或者表現低級化的特點，對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并且由于基礎的建設設備較為薄弱，導致部分珍貴的文化遺產面臨消失，而且人才缺乏，缺少傳統文化組織策劃人員和傳承人員。要想能夠實現西藏民俗文化的保護和持續發展，就要使用針對性的對策，提高當地人們對民俗文化的保護意識。

文化是在社會中被人們繼承的，如果沒有人傳承，那么這些優秀的民族文化就會消失。在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的過程中，文化交流也出現了大融合。此時西藏民族地區人們要在意識上具有自覺性和自主性，對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保護和傳承，在開發民俗文化資源的過程中，還要尊重當代居民的發展需求，尊重人們的選擇。

在保護和發展西藏民俗文化的過程中，首先就要大力發展民族地區文化市場，使其能夠進一步發展，對當地文化市場進行豐富，有效提高人均消費水平，這也是對民俗文化的保護，并且還要培養民俗文化傳承、組織策劃和管理等相關人才，藏族要引進優秀的組織策劃和管理人員，從而促進西藏民族傳統文化事業的持續發展。

在保護西藏民俗文化的過程中，創建完善的保護機制，對于部分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不滿足時展、即將消失的文化進行保護，也就是使用現代科技方式，通過影像、實物等多重手段，創建民俗文化旅游博物館等多種方式進行保護，并且還要在政府、相關部門及專家的指導下，對西藏民俗文化進行科學合理的開發和保護[6]。

四、結語

西藏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中國多民族社會經過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史，其復雜的歷史過程和諸多歷史特點舉世罕見，民族史研究因此而成為國內外史學界用力甚勤、著力較多、成果也頗為可觀的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門類。我以為，考察中國民族關系史，有幾個民族的歷史關系具有顯著的典型意義。如，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和滿族、藏族與羌族、藏族和納西族、壯族和侗族、苗族和瑤族等等。學術界繼往的研究中，對這些民族的歷史關系多有涉及，也有相關的學術成果問世，如，王輔仁、陳慶英合著的《蒙藏民族關系史》、樊保良著《蒙藏民族關系史研究》、陳慶英著《蒙藏關系史大系.政治卷》等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民族關系史的研究，但將藏族和納西族兩個民族的關系首次以專著的形式進行全面、系統和深入的研究，則是趙心愚教授近年推出的《藏族和納西族關系史》所做的杰出的工作。這部27萬字的著作，有多方面學術上的突破，我認為主要是：

選題的開創性。

國內外學術界對不同國家兩個民族關系的研究已有較為悠久的學術傳統，但將學術眼光瞄準中國西南兩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少數民族的歷史關系，對之進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討，首先反映出作者敏銳的學術見識和睿智的學術選擇。我們知道，藏學早已成為國內外學者們投入力量較多的顯學；
納西學也逐漸崛起，吸引了國內外眾多研究者的關注。作為民族文化族別學，二者的發軔都已有上百年的歷史；
對兩個民族關系的專題性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也取得明顯進步。但既往的研究，不同程度地都有令人遺憾之處，且學術成果非常有限。趙心愚先生深知兩個民族關系史的基本史料相當缺乏而且十分零散，兩種文字的記載帶有濃厚的傳說、神話色彩，但他知難而上，毅然選擇這個學術課題，試圖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推進中國民族關系史的研究。實踐證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恫刈搴图{西族關系史》切切實實地填補了藏學、納西學、中國民族關系史等多方面的學術空白。其最為突出的貢獻，是從兩個民族的族源、歷史、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民俗等多方面，進行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深入淺出的論析和探討，得出了許多令人信服的學術結論。

本書另一突出特點是材料翔實豐富，論述中頗多新見。作者廣泛搜集了包括納西東巴經書、漢藏歷史文獻及中外文論著和各種調查報告，對這些材料進行了仔細的甄別和鑒定。從行文中對各種材料的引用和分析看，作者處理歷史資料的態度非常謹慎，既不輕易否定一些存有疑點的歷史文獻，也不盲從前輩學者習用的某些學術資料，而是根據多種資料的相互參證，對歷史材料作出自己的學術判斷。這就很好地保證了使用材料的翔實可靠，得出的學術結論也更為準確。如第三章討論7―13世紀中期的納西族與藏族關系，作者將這個時期劃分為三階段，認為期間兩族關系明顯呈現出階段性變化。這種階段性變化與吐蕃、南詔、大理等政權力量的消長以及二者關系的變化有關，也與中央王朝同吐蕃、南詔、大理等政權的關系及其對西南地區控制力的強弱變化等有關。真是一語中的！其中不乏作者獨到的見解和準確的判斷。如作者認為公元3世紀時吐蕃王朝與滇西北納西族部落首領并無聯姻，兩族只存在民間層面上的通婚關系，這是吐蕃王朝統治時期兩族關系中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參見183-184頁），并根據翔實史料指出，除了藏族宗教影響外，7―13世紀傳入并對當時的納西族文化產生了一定影響的藏文化主要是藏族的語言文字，藏文對東巴象形文字從產生到發展為書面語起了推動作用（參見219―223頁），等等，這些結論都發人所未發，具有鮮明的獨創性。

全書科學分析納西族與藏族歷史關系的形成、發展及變化后，客觀地指出，在雙方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關系形成時，藏族還不是中央王朝統治區域內的一個民族實體。因此，當時及以后一段時間兩族關系，是中央王朝統治區域的民族與相鄰但在統治區域之外的民族間的關系。在中央王朝將及各藏區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后，兩族關系的性質轉變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內的民族關系，這一關系的發展變化明顯地受到中華民族發展的制約和影響。至20世紀初，兩族關系已發展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誰也離不開誰。這個發展過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參見347―356頁）。我認為，這一論述切中肯綮，可以視為理解和把握納西族與藏族關系史的一把鑰匙。

末了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書除了反映出作者嚴謹的治學作風，深入的鉆研精神，求實的科學態度，廣闊的學術視野，還反映出他寬廣的學術襟懷。這典型地體現在他對學術同行的尊重上。在第一章中，作者客觀地評述既往研究，特別強調“較全面地納西族與藏族關系進行研究的是云南省社科院的楊福泉”，“他2001年撰寫的題為《納西族與藏族的歷史關系研究》……這篇重要論文的出現，標志著納西族與藏族關系研究近年來取得了新進展?！弊x到此處，筆者深為感動。在當今學術界某些歪風邪氣盛行的情況下，這樣的正直態度是應當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的。

西藏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意識形態作為政黨、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目標導向和社會價值追求，直接關系到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政治方向問題。同志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笔袌鼋洕托旅襟w環境下，西藏意識形態領域情況復雜。西藏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西方多元思潮沖擊，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和消極頹廢思想的沖擊。要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西藏意識形態領域還面臨著一些特殊問題。

1、西藏長期處于反分裂斗爭的前沿

近年來分裂與反分裂、滲透與反滲透的斗爭越來越集中在意識形態領域，達賴集團及國際敵對勢力企圖從意識形態搞亂西藏，利用民族情感、藏文化、宗教信仰來制造問題，妄圖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進而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反分裂大背景、大格局之下。鞏固馬克思主義在西藏的指導地位，必須充分認識到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普及化、大眾化工作密切相關。當前基層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隊伍的專業技能和工作理念都相對滯后。僅僅滿足于完成上級任務，而對于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的效果如何，群眾是否接受和理解等問題不甚清楚，多數流于讀文件、走形式。不能根據對象層次創新宣傳手段，這無疑對于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樹立造成影響。在新媒體背景下的網絡宣傳隊伍和網絡評論員隊伍不僅要熟悉新媒體知識和語言，同時也需要掌握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確保網絡文化安全和文化責任。

2、藏民族囿于傳統、緩慢漸進的特點

藏傳佛教一千多年來統治著藏民族的精神世界，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在給予藏民族在嚴酷條件下生存的內在精神支撐和美德的同時，也主張對現實世界的逃避和不抗爭、不進取。西藏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工作，必須處理好宗教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特殊的民族思維定勢、民族性格、接受心理的差異問題。封建農奴制雖然被徹底推翻，但?f的思想意識、習慣不可避免地要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仍有部分群眾受到封建殘余的影響較深，一些消極東西成為束縛群眾的精神枷鎖，妨礙著解放思想、接受現代文明，成為建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阻礙。

3、意識形態領域的地域差異、城鄉差異、代際差異非常大

代際差異容易被忽視，西藏青年一代和老一輩在成長經歷、成長環境的巨大差異導致其對意識形態的接受和認同存在不同的效果。另外，當前意識形態影響方式已逐步從政治方式為主轉向以文化方式為主，表現為日?；?、隱蔽化，這對鞏固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下，市場經濟誘發的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在傳播和滲透，這種對于物質的過度消費、享樂主義、相互攀比的觀念不符合西藏的區情，更和藏民族傳統的淡漠財富的價值觀念相違背，和中華民族傳統的勤儉節約價值觀相違背。更嚴重的是對于金錢、感官的刺激，消解著對理想、信念的堅持，消解著民眾對于社會主流價值的認同。改革發展中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官員腐敗等問題，容易引發群眾不滿情緒，引發思想混亂，造成價值觀的扭曲，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機，甚至否定馬克思主義。

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指導地位的鞏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正面臨著影響范圍被削減、指導作用被削弱的問題。西藏存在著群眾基礎受影響、民眾對黨的政策的認同感和信任度降低的危機。如何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進一步夯實黨在西藏長期執政的基礎，成為了西藏意識形態建設中的重大課題。

二、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備嚴整的科學體系，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真正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和規律，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主張社會主義、人類解放與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通過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把握，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共產黨執政黨規律三大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開放性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確保了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指導的科學性和有效性?？v觀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執政歷程，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統領西藏意識形態工作及全局工作。西藏之所以能取得今日舉世矚目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歷屆中央領導集體，都注重將馬克思主義與西藏實際相結合，根據西藏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準確把握西藏的社會發展規律，制定了一系列促進西藏發展、維護西藏穩定的方針和政策。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在西藏取得成功，還在于能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方法和西藏傳統的文化相契合，尊重并弘揚優秀藏族傳統文化，對藏族的語言、風俗、習慣給予充分的認可和包容，在此基礎上融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內容，從藏民族的歷史傳統、思維慣性和民族性格來理解和整合馬克思主義。

三、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歷史基礎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從跨越式發展到全面建成小康，中央在不同時期，為西藏制定了不同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每一次治藏政策的出臺，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國內外形勢，始終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把握西藏工作的特殊性。中央高瞻遠矚地考慮解決西藏問題的時機和策略。從1950年毛澤東提出“慎重穩進”的原則分兩步走完成西藏的革命，到1965年西藏成立自治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鄧小平關于衡量西藏工作的根本標準，到中央關于西藏工作的十條意見。從“一個中心、兩件大事、三個確?！?，到“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黨在不同時期的特殊政策，一方面從經濟上大大促進了西藏的發展，另一方面對融洽民族關系和認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黨在經略西藏的歷史過程中，始終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認識問題，始終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西藏的政策制定。在西藏不同歷史階段都準確抓住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思考和解決西藏實際問題。西藏一直持續進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普及化工作，大力進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從西藏解放初期的反帝愛國統一戰線、“治亂治愚、破立結合”，以及之后在西藏堅持不懈地對廣大干部群眾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民族團結教育、核心價值觀教育、新舊西藏對比教育、中國夢教育、“五個認同”教育等，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活動，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奠定了堅定的歷史基礎。

四、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現實基礎

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理論契合了西藏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潮流、切合了西藏人民對翻身得解放的期盼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馬克思主義始終密切關注人民大眾利益，使得西藏人民從內心認同和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張、觀點和方法，并愿意用以指導自己的實踐、行為和生活。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確立起指導地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是藏族人民的自覺選擇。這是馬克思主義能在西藏確立起指導地位的根本條件。

馬克思主義作為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和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西藏人民對共產黨的認同與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直接關聯。黨在西藏的成功執政，堅定了藏族人民對于共產黨的認同，同時也堅定了藏族人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二者相輔相成。堅持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表現在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出發，考量一切治藏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形成了一整套馬克思主義在西藏的民族、宗教、文化、統戰理論。如一系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民族照顧的政策，“三個離不開”民族工作方針，積極引導藏傳佛教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西藏宗教工作方針，發展壯大愛國統一戰線等。這一系列特殊政策和工作方針，不僅尊重了西藏的實際和西藏人民的意愿，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的規定性和導向性，更是從現實生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大大促進了各民族對黨和國家的認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指導地位的現實基礎。

五、鞏固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路徑探索

1、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元化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執政的理念依據、思想基礎和精神支柱，是確保黨和國家的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的前提。西藏社會制度的巨大變革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凝聚著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心血和智慧，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進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學而完整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解決民族地區問題的思想。有必要對黨鞏固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歷史實踐進行細致梳理。總結前人的智慧，為下一步工作提供經驗和啟示。在具體的意識形態工作中，必須深入研究如何落實“一個責任、兩大陣地、三支隊伍、四項機制”，尤其是如何樹立大宣傳理念，健全齊抓共管、分工協作、共同參與的工作格局。切實促進各部門樹立起積極參與意識形態工作的大局意識、全局意識。

2、注重心理和情感，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特殊規律研究

通過西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情況，可以看到共產黨人在西藏的意識形態工作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最為核心的以人為本的?r值理念，以巨大的耐心和正向的情感引導將以人為本的原則貫徹到西藏的意識形態工作中，充分關注和尊重西藏群眾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意愿。雖然意識形態實質表達的是利益關系，但必須在利益滿足和情感歸屬二者合一基礎之上，才能讓民眾自覺自愿地表達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廣泛認同。

3、加強馬克思主義和西藏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研究

在發展中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對西藏社會轉型期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從意識形態理論上做出科學闡釋。對重大實際問題進行理論說明，解決群眾關心的理論熱點和難點問題。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教育宣傳工作和黨中央、區黨委的一系列治藏興藏政策部署相結合。增強馬克思主義的說服力、感染力和吸引力。真正賦予馬克思主義在西藏的現實活力，必須明確宣傳的數量決不能等同于宣傳質量?；鶎有v、發放宣傳手冊、建立紅色網站等工作只是宣傳工作的開始，而非終結，必須建立完善有效、高效的評估體系和反饋機制。采取問卷調查、電話訪問、網絡問卷、數據統計等各種方式，檢驗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工作的效果，真正掌握宣傳效果、問題難點，直面問題，總結得失經驗，為下次工作的進行提供借鑒和啟示。同時建立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宣傳隊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4、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普及化、大眾化工作密切相關

藏區的意識形態宣傳手段和話語形式創新迫在眉睫。西藏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和宣傳隊伍數量不平衡、素質參差不齊，在廣大的農牧區并沒有更多更好的因地制宜的宣傳方式，大大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宣傳的效果。在西藏地區的意識形態工作尤其要注意區分對象、區分層次，對于黨員干部要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對于普通百姓，要講究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絕不能以不變應萬變。在宣傳手段上，藏民族喜愛歌舞，要重視電影、電視、紀錄片等，歌舞、話劇、小品等文藝宣傳手段。在西藏意識形態宣傳教育流于說教、灌輸的情況仍然存在，無法激起群眾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和熱情，直接影響到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確立。

六、結語

馬克思主義是立黨立國的根本思想，為我們提供正確的立場方法、發展方向和價值導向。西藏的意識形態工作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必須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牢固樹立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是確保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根本思想保證。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元指導，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西藏才能不斷地進步。

關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西藏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需要從意識形態的宏觀和微觀層面、從政策制定到執行等不同角度探索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實現路徑，包含宣傳思想工作、統戰工作、宣傳教育工作、文化部門、民族宗教等涉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各個部門。這項工作涉及面廣、狀況復雜，很難把握和定性。在這一課題的探究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不能繞開對藏民族的思維定勢和心理接受習慣的研究。介于目前存在意識形態宣傳教育流于說教、灌輸，無法激勵起群眾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和熱情的情況仍然存在，應該考慮在研究中引入和借鑒藏傳佛教和傳統儒教在灌輸意識形態、向人們提供信仰、方向、價值觀方面的特點和優勢，把握藏民族特殊性，找到最佳的意識形態宣傳的心理切入點。

西藏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藏族是我國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一。早在遠古時期，藏族先民就在開發青藏高原的過程中與周邊各民族，特別是黃河流域遠古文明的開發者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和交往。要考察這種聯系和交往，就必須對西藏遠古文明做必要的了解。

舊石器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人種形成及氏族部落萌芽的重要時期。目前為止，西藏地區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址有8處，分布在申扎、雙湖、日土、普蘭、吉隆等縣境內，相對集中于西藏的北部和西部。上述發現，以定日縣的蘇熱和申扎縣的珠洛勒兩處較具代表性。在蘇熱共采集石片、石器40件，其年代初步推定為舊石器時代中期和晚期，大約距今5萬年。從中反映出制造和使用這種石器的藏族先民有了比較豐富的勞動經驗和較熟練的勞動技能，主要從事狩獵和采擷。珠洛勒共采集石片、石器14件，與蘇熱石器屬同一類型，但年代稍晚，且表現出明顯的進步性。西藏地區舊石器在器型和工藝等方面明顯具有我國華北舊石器常見的特征，即石片石器占絕大多數，均用錘擊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礫石面，組合形式以砍器、邊刮器、尖狀器三種器型最為普通。西藏發現的舊石器幾乎全是此類石片石器，如在藏北申扎縣珠洛勒等地點發現的舊石器，安志敏先生認為其主要器形“均與寧夏水洞溝遺址出土的遺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同時相似的器形也見于河北陽原虎頭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遺址，類似的橢圓形長刮器還見于云南宜良板橋遺址”。①張森水先生對定日縣蘇熱地點舊石器的分析認為：“如將定日的標本與云南宜良的舊石器和寧夏水洞的舊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晚期的舊石器加以比較，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②發現于吉隆縣哈東淌等地點的舊石器在工具類型和以礫石為加工原料等方面“都顯示出與中國西南地區舊石器文化的相似性”。③上述研究結果表明，亞洲舊石器文化與西藏舊石器文化可能發生過交流的應主要是中國華北和西南地區以及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區的同期文化。從地理分布上看，西藏的舊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高原西部、北部及南部地區，而高原北鄰的新疆和南鄰的印度恒河平原地區均未發現有與西藏舊石器文化相似的同期文化遺存，因此可以推斷西藏舊石器文化與中國華北地區、西南地區舊石器文化發生交流的主要通道應是高原西部的外流河流域、東部的三江河谷以及東北部黃河、長江源頭的高原地區。這三個地區都具有海拔高差相對較小、水源豐富、河谷暢通等易于人類遷徒和文化傳播的地理條件，因此在生產力水平和通行能力相對低下的舊石器時代，可以成為西藏高原與相鄰地區進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上述三個地區至少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成為西藏與相鄰地區之間進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并且在其后的新石器時代經由這三條主要信道的文化交流，也一直比較頻繁且規模亦有所擴大。代表藏東的新石器文化類型，正好分布于易于南北向交往通行的三江深峽河谷地區，在其北部與之時代大體相當的是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ㄈ纛愋椭械谋P狀敲砸器、有肩石斧、長條形石錛（斧）、安裝石葉的骨質刀梗、典型的細石器、陶器中的器形及紋飾等、圓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居址、粟類農作物等因素均可在馬家窯、齊家文化中見到同類遺存。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還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西藏地區的原始居民就與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早期人類有密切的文化聯系，和祖國境內其它地區的原始居民存在著共同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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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雙湖的舊石器和細石器》，載《考古》1979年第6期。

② 張森水《西藏定日新發現的舊石器》，載《珠穆朗瑪峰地區科學考察報告·第四紀地質》，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

③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發現綜述》，載《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輯，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二、新石器時代的聯系

1、新石器時的卡若文化與中原的聯系

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后，藏族先民的原始文化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迄今為止，西藏地區已發現的屬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多達50多處。按照不同地域及各自文化特征，大約分為三大類：以藏東河谷區昌都卡若遺址為代表的卡若文化；
以雅魯藏布江流域拉薩曲貢村遺址為代表的曲貢文化；
以藏北高原細小石器為特征的細石器文化。

卡若文化遺址分早、晚兩期。早期距今4,955土100年～4,280土100年，晚期距今3,930土80年。共發掘房屋遺址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細石器629件，骨器366件，陶片20,000余件以及大量粟米、谷灰和動物骨骼。①卡若文化與黃河流域的古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ㄈ粑幕拇蛑剖饔屑缡?、盤狀敲砸器、磨制條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這些在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中都有發現?？ㄈ粑幕奶掌魈攸c和器型也與馬家窯系統類似。彩陶被認為是黃河流域原始文化（屬氐羌系統）的主要特征，而在卡若遺址中出土了類似的彩陶、其制作風格與馬家文化的類型相似?？ㄈ舻陌氲匮ㄊ椒课萁ㄖ綐右约疤沾缮系目谭?，花紋呈現出與同時代黃河中上游以半坡仰韶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ㄈ粑幕霈F這些地方特點，說明它是承襲本土舊石器時代文化而發展起來的一種土著文化。但同時，卡若文化又大量吸收了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半山、馬廠系統文化的因素，使其無論在石器的類型、制作技術、陶器風格、房屋建筑式樣等方面均呈現出與同一時代黃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

2、粟及卡若居民與黃河流域的關系

卡若遺址發現的人工栽培作物粟，是一種典型的來自黃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產粟的國家。粟性耐干旱，是黃河流域的傳統作物。我國現已發現有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25處，這些遺址大多分布在黃河流域，其中包括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如甘肅永靖大何莊、馬家灣，青海樂都柳灣等地都有發現。①但最早的粟則發現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和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二者皆是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距今約7,000～8,000年。其中磁山遺址出土的粟距今7,300年，是迄今世界上發現最早的人工栽培粟。有學者認為：“新石器時代，中國粟就已由東向西傳播，經阿拉伯、小亞細亞、俄國、奧地利，以至傳遍整個歐洲?！雹诤苊黠@，這條粟的傳播路線是從中原地區沿黃河而上，經甘青地區，一支向西由新疆而進入阿拉伯、小亞細亞；
另一支則向南沿岷江而下，進入西藏高原東端的橫斷山脈河谷區，并從這里向南傳往東南亞各國。在東南亞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也發現了粟。③卡若遺址中的粟應是由馬家窯系統文化向南傳播而來的。由此可知，卡若文化在當時通過甘青地區的原始文化，已經同中原地區的原始文化發生了某種聯系。

從卡若文化的內涵看，它既不是純粹的土著文化，也不是純粹的外來文化，而應是兩者的結合體?？ㄈ艟用袢后w，其主體應是當地的土著居民與從黃河上游地區南下的氐羌系統的居民融合而成?！妒酚洝の宓郾炯o》載：“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薄敖?、“若水”分別是岷江和雅礱江的古稱。從這段記載看，早在原始社會后期黃河流域氐羌系統的居民就不斷從甘、青地區南下，向西藏高原東端的雅礱江、岷江流域遷徒。如馬家窯系統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僅在卡若遺址中有發現，在沿青藏高原東端南下直達云南境內的廣闊區域內也均有發現，學者們把這兩者當作以馬家窯文化為代表的氐羌系統原始居民從黃河上游地區南下，進入橫斷山脈區域的直接證據。④他們進入橫斷山區以后，一部分沿瀾滄江和怒江而上，進入藏東河谷區，并逐漸與當地從事狩獵和原始農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體。其余的大部分則散居于橫斷山脈區域，逐漸成為當地占主體地位的原始居民?？ㄈ粑幕c橫斷山脈區域諸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當是這種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此外，卡若文化與橫斷山脈地區乃至長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聯系。

曲貢遺址出土石器大多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農業生產工具，并有少量骨質工具和一件青銅器。陶器有單、雙耳罐，大肚高頸罐和工藝水平極高的棱形紋黑陶罐。另外還發現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從文化面貌看，曲貢文化比卡若文化時間晚，距今約3,500—4,000年間，水平高，已開始跨入青銅器時代的門檻。⑤

3、細石器文化的相互聯系

如果說，卡若文化和曲貢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份的土著文化系統，只是因為各自所處地域及發展階段不同以及接受外來文化因素不同而在文化面貌上出現了差異，那么廣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細石器文化，則有可能是一支從北方草原地區進入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

細石器文化在整個西藏分布極為廣泛，以藏北高原為中心，均屬同一文化系統。細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圍內有兩大系統，即幾何形細石器文化和石葉形細石器文化。前者分布于歐洲、北非、中亞、南亞等地，其特點是利用從圓體石頭上打下的窄長石葉，截斷加工成規整的三角形、長方形、梯形等石刀；
后者分布于中、東亞和美洲西北部，其特點是從扁體或圓體的細石刻上剝下窄長的細石葉，用以加工各類石葉細石器。石葉細石器最早起源于我國華北地區，因為華北舊石器從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從大到小的發展序列，與后來形成的石葉細石器有明顯的繼承關系。西藏出土的細石器無論類型或工藝都與我國東北、內蒙、華北北部至新疆一帶分布的細石器屬同一文化系統，即“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

首先，藏北細石器文化與本土的舊石器文化之間無任何聯系。目前發現細石器的地區雖然同樣發現了舊石器，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時發現細石器和舊石器的藏北申扎、雙湖一帶為例，該地細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級臺地上，而舊石器則分布于地勢稍高的山麓洪積扇前沿表面，分布地點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細石器與舊石器無論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藝和類型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二者不屬于同一文化系統，說明西藏細石器文化不是從本土舊石器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相反，西藏高原細石器無論在特征、類型或技術傳統上都屬于我國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從西藏高原細石器出現較晚，缺乏原始的器形，同時又與本地舊石器沒有繼承關系等跡象看，它顯然屬于我國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極有可能是華北細石器傳統經過北方草原地區向南傳播進入西藏高原的一支。此外，卡若遺址曾發現用作裝飾品的海貝（cowrie shell），而以海貝作為裝飾品，在新石器時代主要是黃河上游及中游地區原始文化的習俗①。西藏高原遠離出產此類海貝的南海，說明這類裝飾品應是卡若文化與其北方黃河中上游地區新石器文化之間交流的產物。就卡若遺存的諸多特征而言，可以認為“卡若文化是一種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統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土著文化”②。另一方面，在卡若類型文化分布區以南的金沙江、瀾滄江中游及其支流流域的川西、滇北地區則發現了多處文化特征與卡若類型相近的史前遺址，包括云縣芒懷③、元謀大墩子④、賓川白羊村⑤、西昌禮州⑥、漢源獅子山⑦、丹巴罕格依⑧等遺址。這類遺存中的有孔石刀、長條形石錛（斧、鑿）、典型細石器、平底繩紋陶器和彩陶器、骨器、以石為主的建筑遺跡等文化因素，都與卡若文化類型相似，其時代亦晚于卡若文化類型，這可以說明川西、滇北該類原始文化可能受到卡若類型文化向南傳播的影響。因此，以藏東三江流域為主線的南北通道，在新石器時代（含細石器）對于我國西北、西南地區諸原始文化之間的大規模交流無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地理上形成了黃河上游河段的甘青地區藏東三江深峽河谷地區川西滇北高原地區這樣一條文化交流的大走廊?？ㄈ纛愋退w現的文化源流上的特征說明，藏東三江地區正是這條“大走廊”中的一段。而在高原舊石器時代文化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以細石器為主要特征的“藏西北文化類型”，也在此時與雅魯藏布江中游流域的腹心地區史前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在拉薩曲貢、貢嘎昌果乃至昌都卡若等遺址發現的典型且成熟的細石器，均可能是這種高原狩獵、農耕文化之間交流的標志。同時，也不排除高原西北部地區的原始文化，由于經濟形態的相似而通過黃河上游甘青地區與北方廣泛分布的狩獵文化之間發生了一定的交流。此外，還需要提到的是，在南亞大陸北部克什米爾地區發現的大約距今4，000多年前的布魯扎霍姆文化中，亦存在如長方形、圓形的半地穴式居住遺跡、埋葬中的涂朱現象、長條形磨制石斧（錛）和有孔石刀、骨錐骨針、磨盤磨棒以及平底黑、灰色陶器等“與中國北部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內容非常接近的因素”。①

綜上所述，西藏遠古文明并不是封閉孤立的，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就與東部黃河流域文明發生了某種聯系，到新石器時代，這種聯系進一步加強，并形成一種文化上的深刻淵源關系。

4、墓葬習俗的相互聯系

值得注意的是，石丘墓、大石遺跡及動物形紋飾三者都同樣是我國北方草原地區繼細石器之后而出現的文化因素。石丘墓和大石遺跡大體分布于我國從東北到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帶，尤其集中分布于東北和西南兩大地區②，基本上屬北方細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圍。

在卡若遺址、曲貢遺址中骨笄出土于河北磁山遺址，作為簪發、著冠用具，笄在黃河中游一帶的大量發現，體現著當時中原華夏民族普遍采用的結發形式，即束發盤髻或辮發盤髻之類③在藏東的卡若文化和西藏腹心地帶的拉薩曲貢文化遺址中，都發掘出骨笄，由此可以推知在新石器時代，西藏高原先民中“至少男女兩性之一是有梳發髻的習慣的”。

在今青海、甘肅等省的黃河中上游地區，是我國歷史上氐羌系統的古代先民活動的核心地區之一，也是后來藏族的主要聚居區之一。近大半個世紀以來，經過考古工作者多年艱辛努力，發現和發掘的許多古代氐羌系統先民的文化遺址，其中，與藏族建筑關系最為密切的是卡約文化遺址。有許多建筑和古城堡都與藏族建筑相似，且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在“卡約墓葬中發掘了墳丘墓?！卑凑湛s的墓丘來推斷，其時的陰宅使用夯筑技術筑成的墳丘，那幺陽宅亦是相對應的夯土建筑。從這點上認識，這種早期的夯土建筑與后來這里的藏族的夯土建筑無疑有著直接的關聯，而與其它藏區的夯土建筑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應當說，這是早期氐羌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種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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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及有關問題》，載《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西藏自治區文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① 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系》，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12頁。

② 吳梓材《古粟考》，載《史前研究》1983年創刊號。

③ 童恩正《試談古代四川與東南亞文明的關系》，載《文物》1983年9期。

④ 童恩正《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戰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載《考古學報》1980年4期。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隊、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西藏拉薩市曲貢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載《考古》1991年第10期。

① 李永憲、霍巍《我國史前時期的人體裝飾品》，載《考古》1990年3期。

② 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頁。

③ 云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云南云縣芒懷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載《考古》1977第3期。

④ 云南省博物館《元謀大墩子新石器時代遺址》，載《考古學報》1977年1期。

⑤ 云南省博物館《云南賓川白羊村遺址》，載《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

⑥ 禮州遺址聯合考古發掘隊《四川西昌禮州新石器時代遺址》，載《考古學報》1980年4期。

⑦ 馬繼賢《漢源縣獅子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載《中國考古學年鑒·1991》，文物出版社。

⑧ 阿祖君《丹巴縣罕格依遺址》，載《中國考古學年鑒·1991》，文物出版社。

① 徐朝龍《喜瑪拉雅山南麓所見的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因素》，載《農業考古》1988年第2期。

②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載《考古與文物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頁。

③ 參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第9—10頁。

三、金屬時代的聯系

1、石丘墓

西藏的石丘墓發現于霍爾（hor）、南茹（nam-ru）和那倉（nag tshang）等地，其特點是用石板或石塊在墓上環繞成一個橢圓形，稱“用石頭環繞的墳墓”。④在藏北阿里附近拉達克（ladak）地方也有類似的墓發現，被稱為“牧民墳”。⑤其年代大約為公元前7～5世紀。而動物形紋飾在我國遼寧西北、冀北、內蒙、寧夏等沿長城一帶的細石器文化區同樣有廣泛的分布，被學術界公認為繼細石器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遺留。烏恩同志在《我國北方古代動物紋飾》一文中認為，動物紋裝飾藝術雖然在整個歐亞大陸的草原地帶非常流行，但我國北方草原地區流行的動物紋飾大都有自身的特點，尤其是春秋戰國以后盛行的豐富多彩的多種題材的動物紋，基本上是我國北方草原本土的文化因素。①西藏發現的帶動物形紋飾的青銅制品主要是帶鉤、扣飾、小鈴等飾物或小件生活用品，紋飾內容有鹿、馬、熊、鳥、猴等②，具有一定的地區性。

總之，從西藏發現的石丘墓、大石遺跡及動物形紋飾與藏北細石器文化具有大體相同的分布地域，相同的游牧文化性質以及與北方草原文化在演變上的一致性，我們可以認為，它們很大程度上是由藏北高原的細石器文化發展演變而來，它們既是與本土細石器一脈相承的一種文化遺留，同時，也在極大程度上承襲了藏北細石器文化與北方草原細石器文化之間的淵源聯系，從而使西藏的石丘墓、大石遺跡及動物形紋飾無論在演變上還是內容上與北方草原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我們顯然不能排除西藏石丘墓、大石遺跡和動物形紋飾中許多因素從東北方向傳入的可能性。它反映了進入金屬時代以后藏北地區游牧居民與遼闊北方草原地區的游牧居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

2、石棺葬

在雅魯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東峽谷區，繼新石器時代卡若文化和曲貢文化之后，則出現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又稱為石棺葬）。所謂“吐蕃石棺墓”，其時代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則延至吐蕃王朝時期，即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紀期間。這些石棺墓主要發現于藏東昌都地區的芒康、貢覺及雅魯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東、拉薩、朗縣、加查等縣，共計20余處，近兩千余座墓葬③，這些墓葬的分布大致與新石器時代卡若文化和曲貢文化的分布地帶相重合。從這些石棺墓的出土器物看，它們與新石器時代卡若文化和曲貢文化有密切的繼承關系。吐蕃石棺墓中出土的器物有磨制石器、陶器、骨器、銅器和鐵器等，其中，吐蕃石棺墓中常見的一種大口鼓腹罐，與曲貢村新石器遺址出土的“球形腹罐極為相似?！雹芰硗?，吐蕃石棺墓中所出的陶器均為手制，器形也以罐類為主，這些特點都與卡若文化和曲貢文化相一致。在陶質方面，吐蕃石棺墓中出現了夾砂、泥質兩種，陶器既有圜底，也有平底，說明吐蕃時期的制陶工藝已綜合繼承了卡若文化和曲貢文化兩者的工藝傳統。整個吐蕃時期的墓葬中未發現捕魚工具，這無疑是繼承了卡若文化的特點。⑤從吐蕃石棺墓與新石器時代的卡若文化與曲貢文化之間既有大致相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文化內涵上的密切聯系來看，吐蕃石棺墓很大程度上應是在卡若文化與曲貢文化相互融合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也就是說，吐蕃石棺墓的主人基本上應是新石器時代卡若與曲貢兩大居民群體相互融合的后裔。同時它也表明，在進入金屬時代以后，雅魯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與藏東峽谷區的文化已經大體上融為一體，形成了一種共同的以吐蕃石棺墓為代表的文化。

必須指出的是，石棺墓是進入銅器時代以后，我國北部和西部邊疆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種葬式，它在東北、華北北部、甘青地區和橫斷山脈地區均有著廣泛分布。①但石棺墓又有顯著的地區差別，每一局部地區的石棺墓均與不同的考古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團相聯系。甘青地區和橫斷山脈地區是石棺墓的集中分布區，這一帶的石棺墓雖然分屬于許許多多大小不同的部落和部族，但就族系而言，他們大體都屬于氐羌系統的居民。西藏發現的吐蕃石棺墓與橫斷山脈地區的石棺墓存在著較為密切的聯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較大的相似之處，吐蕃時期的石棺墓，形狀有梯形、長方形、圓形等，材料為石板和石塊等；
而橫斷山區的石棺墓形狀為長方形，材料為長方形石板，但二者均無棺底，又都存在一定的二次葬。其次，西藏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橫斷山區。西藏石棺墓的年代其上限大約為公元前2世紀，下限則延續到吐蕃王朝時期；
②橫斷山區石棺墓的年代為“春秋戰國一直到兩漢晚期”③即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初葉。因此，藏東峽谷地區和雅魯藏布江中、下游地區出現的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橫斷山脈地區的氐羌文化因素是相一致的。這意味著在進入金屬時代以后，自新石器時代業已形成的橫斷山脈地區氐羌文化因素不斷通過藏東河谷區向西藏高原東部和藏南河谷區向西藏高原東部和藏南河谷地帶滲透的這一趨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和發展。

由上可見，在進入金屬時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兩大系統。其一，是以藏北高原為中心包括部分西藏中部地區的以石丘墓、大石遺跡和動物形紋飾為特征的游牧性質文化；
其二，是分布于雅魯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和藏東峽谷區的以石棺墓為特征的帶有農耕性質的文化。這南北兩大系統文化的主體，顯然都是由新石器時代分布于各自區域內的文化發展、演變而來。但是，無論是藏北以石丘墓、大石遺跡和動物形紋飾為特征的文化，還是藏南和藏東以石棺墓為特征的文化，二者均與同一時代東部和東北部的文化有密切的聯系和很大的一致性。這反映了在進入金屬時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具有相當開放的特點，并與外部地區的文化，尤其是與東部方向的文化保持著密切交流與聯系（當然不能排除這一時期西藏高原的文化也同時與西部和南部地區的文化存在著聯系）。如果說，在新石器時代西藏的文化與其東北部北方草原文化及東部黃河上游的的氐羌文化已形成了某種密切淵源聯系，那么，很顯然，在進入金屬時代以后，這種淵源聯系仍然得以延續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3、漢文文獻的資料佐證

關于此述結論，我們從漢文史籍的記載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證。對于新石器時代結束以后到吐蕃王朝興起前這一歷史時期中，古代氐羌族系的部落向西藏高原的遷徒活動，漢文史籍方面已有相當明確的記載?！逗鬂h書·西羌傳》記載：

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公元前384—362年）初立，欲復穆公之跡，兵臨渭首，滅狄獂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

爰劍是史書記載中最早居今青海境內的羌人領袖。賜支河即析支河，系指黃河發源處?！俺鲑n支河曲西數千里”，其地應在今青海西部至西藏東北部一帶。這支于公元前4世紀前半葉因“畏秦之威”而南遷進入西藏高原的羌人部落，在后來的漢文史籍中被稱為“發（音bod）羌”。

及東漢時，“迷唐（羌人的一支）遂弱，其眾不滿千人，遠逾賜支河首，依發羌居?！雹龠@支羌人部落顯然也進入了西藏高原。

《后漢書·西羌傳》又載：

“爰劍后，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漢繳北，前史不載口數?！l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p>

可見當時遷入西藏高原的古羌部落已經不是一支，而是有若干支。

《新唐書·吐蕃傳》也稱：

“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誤），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p>

“鶻提悉勃野”從來就是藏族自稱的祖先名號，這里《新唐書》作者把它說成是發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祖先名號，顯然系張冠李戴之誤。但這一記載也說明，吐蕃祖先鶻提悉勃野的發祥地與西遷進入西藏高原的發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所居地非常接近。

此外，另一種傳說則記載了藏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南下的“氐人”?！捌湄等苏?，本出蔥嶺……嗣后南移?！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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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系》，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頁。

⑤ （意）杜齊著、向紅笳譯《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 烏恩《我國北方古代動物紋飾》，載《考古學報》第1981年1期。

② （意）杜齊著、向紅笳譯《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0頁。

③ 西藏自治區文管會《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顧》，載《文物》1985年9期。

④ 西藏自治區文管會《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顧》，載《文物》1985年9期。

⑤ 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系》，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頁。

①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載《考古與文物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頁。

② 西藏自治區文管會《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顧》，載《文物》1985年9期。

③ 童恩正《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戰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載《考古學報》1980年4期。

① 《后漢書·西羌傳》。

② 劉贊庭《西藏歷史擇要》（手抄本），1960年民族文化宮圖書館復制，第25頁。

四、從“林芝人”看藏族先民與中原人的關系

    1、“林芝人”屬于蒙古人種

新石器時代的林芝人的遺骨是1975年9月，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在西藏東部的林芝縣城附近發現的③。人骨材料包括顱骨、下頜骨、樞椎、股骨等，這些屬于同一個體。經分析鑒定林芝人骨屬女性，30-40歲?？茖W測量的結果表明：

林芝人的頭骨弦弧指數90.1，接近麗江人90.8，資陽人90.9,更接近現代人89.7；
枕骨弦弧指數77.5，較接近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麗江人80.6；
頭骨顳線所在的位置比較接近現代華北人和資陽人；
枕大孔在長、寬和指數三個方面，林芝人比較接近蒙古人。從下頜枝最小寬度的比較來看，“林芝人的族源關系接近于漢族和藏族”④。樞椎的測量結果表明：林芝人比較接近殷代中國人。

人的鼻顴角在三大人種中有明顯的差別：黑種人（尼格羅人種或赤道人種）為1400-1420；
白種人（歐羅巴人種或歐亞人種）為1350-1370；
黃種人（蒙古人種或亞美人種）為1450-1490；
而林芝人是1490，最接近黃種人。鼻根區高度：蒙古人2.8毫米，印第安人3.7毫米，歐洲人5.0毫米，半坡人2.4毫米，而林芝人是2.5毫米，最接近蒙古人種和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西安半坡人。鼻根區指數：蒙古人35.8，印第安人41.9，歐洲人50.9，半坡人29.7，而林芝人是35.7，最接近蒙古人，其次是半坡人。此外，林芝人的大人種屬蒙古人種，小人種與西藏a組藏人關系密切。①

以上林芝人的材料雄辯地說明：幾千年前的藏族先民在人種問題上有以下幾個特點：

（1）林芝人的頭骨弦弧指數、枕骨弦弧指數、頭骨顳線所在位置等接近麗江人、資陽人，其中資陽人發現于四川?，F在我國學者“一般把資陽人作為在我國華南發現的舊石器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種的代表之一”②。同時，資陽人在形態上與山頂洞人有某些相似的性質。如有明顯的鼻前窩，有類似矢狀嵴的突起。矢狀縫兩側的頂骨比較平扁，鼻較高而窄。而“山頂洞人頭骨都代表原始蒙古人種”③。因此，資陽人無疑是蒙古人種。西藏林芝人接近資陽人，說明他自身也是蒙古人種。資陽人和麗江人都是我國西南地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他們既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也是西南地區包括藏族在內的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2）林芝人頭骨顳線所在位置比較接近現代華北人，樞椎測量結果表明接近殷代中國人，鼻根區高度和指數比較接近西安半坡人。

（3）印度和伊朗人屬于歐羅巴人種（白色人種）中的“印度一阿富汗種族”類型。而林芝人的鼻顴角與歐羅巴人種相差較大，與黃種人最接近。因此，藏族先民在種族上源于印度和伊朗之說是不可信的。

（4）林芝人下頜枝最小寬度的比較，證明他是藏族的先民，接近漢族。這就是說，藏族先民在種族來源上與中原地區各民族的先民基本一致。

從以上四個特點來看，藏族的種族族源從國外來的論調是沒有根據的。

2、現代藏族與現代中國人的體征分析

上面已用古代林芝人的科學體質材料證明了古代西藏人是蒙古人種，是中國人，而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伊朗人?，F在我們進一步用現代藏族體質資料（包括血型及遺傳距離的研究材料）來說明這個問題。

1965年復旦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對咸陽西藏民族學院的1542個學員進行了體質測量。這些學員來自西藏各地，代表了西藏地區藏族的基本體質特點。經過這次測量分析表明，“藏族應屬蒙古人種”。④其體質特征如下：身體中等；
膚色較深，為黃褐色，發型多為直發；
眼色一般呈褐色，眼裂較寬，眼裂傾斜度外角略高于內角；
具有蒙古褶；
額傾斜度多直立，男性略較傾斜；
眉脊微顯；
面寬中等，屬中面型，女性稍闊；
鼻根高度介于低與中等之間，女性偏低；
鼻梁直，而鼻尖鼻基略向上翹，鼻孔大多為卵圓型，鼻型屬中鼻型；
唇厚中等，但大多為凸唇；
頭型屬中頭型。根據以上體質特征來看，現代藏族的體質特征與蒙古人種中的東亞種族類型最為接近。中國、朝鮮和日本的絕大多數人口屬于東亞種族類型。因此，藏族在種族上與我國絕大多數人口屬于同一個種族類型。

據1980年對中央民族學院藏族干部訓練班的145人體質調查的結果表明⑤：藏族人頭發較黑，發形較直較硬；
眼睛多為褐色，內皆褶出現率高，眼外角高于內角，眼裂開度中等趨窄；
鼻梁較直，鼻孔卵圓形；
中等唇厚，唇形稍凸；
顴骨突出，面部寬而扁平；
體毛稀少。這些體質特征屬于我國大多數民族所具有的東亞種族類型的特征，與印度和伊朗等地的種族特征相差甚遠。

再看藏族各項測量值與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之比較表來看（見表1）：藏族頭面部主要測量項目的均值與現代包括不同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的中國人相同項目均值及其變異范圍相比，大部分均值都在現代中國人的變異范圍之內，它證明藏族是中國人，藏族的體質特征從總體上講與現代中國人的體征明顯屬于同一個種族類型——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

表1   藏族各項測量值與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之比較（單位：毫米）

眾所周知，中國人現有近佰億人，其中漢族就有11億多人，占中國人的絕大多數，歷史上中國文化也以漢族文化為主體而發展。漢文化最先發祥于黃河中游的黃土谷地，包括今天的陜西和河北等地。

現代體質人類學的比較研究成果表明①：藏族在體質上dij值和o2q值與我國陜西和河北的漢族最接近。見表2。

表2   藏族與各地漢族的體征距離

袁義達和杜若甫同志在《中國一個民族間的遺傳距離的初步研究》①一文中指出：“研究結果表明，藏族與蒙古族的遺傳距離最近（0.0104）”。這里的藏族是指西藏藏族和居住于印度、尼泊爾、挪威的藏族。

又據報道：現居住于印度北部的原我國西藏藏族136人的調查結果，基因di4頻率平均為0.49，接近于華北漢族的頻率（t=0.46）②。

以上藏族的體質、遺傳距離、血型等調查資料和考古材料完全證明：藏族的種族來源與印度、伊朗等國沒有什幺關系，與此相反，藏族無論在古代，還是在現在，與我國其它各民族的體質特征基本接近，特別是與我國北方和西北部的民族（包括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非常接近。這就表明藏族和我國許多民族在種族上是從同一個共同的祖先發展而來，在體質特征上是同屬于黃種人的東亞類型。那種認為藏族的種族南來說、西來說或者外國來說的觀點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從體質人類學的科學的準確性來說，藏族包括西藏人毫無疑問是中國人。

在混血方面我們還未找到任何材料可以說明藏族與伊朗人的混血事實。相反，國內外學者的體質材料表明，藏族的體質特征以我國東亞種族類型特征為主，其次包括與我國南亞種族類型特征的混合因素，考古資料也證明了這種混合因素的存在。

3、小結

總之，中華大地上自新石器時代起就存在著三大考古文化系統和民族系統。這三大系統的民族文化向西流動的部分匯集在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就是說遼闊的青藏高原變成了中華民族三大考古文化和民族系統的西部延伸交接的區域，從而使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民族在本身固有的傳統的基礎上，呈現出一種復合的性質，并且在不同的地區由于所接受的外來文化和民族系統的主次不同，表現出的考古文化系統和民族系統的特點也迥然相異。大體說來，藏北高原因為與我國北方草原地域相連、環境相同，所以接受中華民族北方草原從事游牧狩獵的古代民族的文化多一些；
藏東高山河谷地區地處我國黃河、長江兩大巨流之間，橫斷山區的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等南北流向的江河把南北兩大系統的民族文化溝通，使這個地區形成了一個我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南北兩大民族系統的薈萃之所。不過雙方在接觸和競爭過程中似乎黃河流域的氐羌系統的文化占了上風。其原因很明顯，氐羌系統種植粟米和居住半地穴式房屋等文化特征比起濮越系統種植稻谷和居住干欄式房屋的文化特征，更適應于海拔二三千米以上的藏東高山河谷地區。藏南谷地作為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區和民族的發祥地，自新石器時代起就存在一個獨特的土著文化系統。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學的資料來看，這個土著文化系統與現代藏族的文化關系非常密切，因此，我們稱它是土著民族系統。

藏族及其民族文化正是以藏南谷地區的土著文化和土著民族為基礎，同時吸收和融合中華大地上北方草原地區的原始游牧文化和胡系統的游牧民族、中原地區的原始仰韶文化和氐羌系統的民族而形成的。所以，藏族的古代文化明顯具有多重性的特點，即一方面具有藏族地區本土的土著性特點，亦可稱為地區性特點，另一方面又包含著北方草原地區的游牧文化特點和中原地區氐羌系統的原始文化特點。因而，藏族無論在血統上還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單一的。它的血統具有混合型的特點，它的文化具有多重性的特點。從整體來看，藏族的文化毫無疑問是中華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①。

③ 《林芝人及其文化遺物》，《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林芝人及其文化遺物》，《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① 《西藏林芝盤地新生代晚期的自然環境》，載《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80年第1期。

② 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載《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③ 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載《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④ 《藏族體質形態的初步研究》，載中國人類學會編《中國八個民族體質調查報告》。

⑤ 《藏族的體質特征》，載《人類學報》1985年8月，第4卷第3期。

① 《藏族的體質特征》，載《人類學報》，1985年8月，第四卷第3期。

① 《遺傳學報》10卷（5），第395—405頁，1983年；
9卷（5），第395—401頁，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