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個人年度工作總結【五篇】（全文）

低保個人年度工作總結范文第1篇關鍵詞：主觀生活質量；總體滿意度；主觀幸福感；低保家庭前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居民的貧困問題開始凸現，日益為人們所關注。為保證城市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國家實施了城市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低保個人年度工作總結【五篇】（全文）,供大家參考。

低保個人年度工作總結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主觀生活質量；
總體滿意度；
主觀幸福感；
低保家庭

前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居民的貧困問題開始凸現，日益為人們所關注。為保證城市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國家實施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隨著這一制度的推行，城市中形成了一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特定的群體，作為城市居民中的弱勢群體，他們是城市貧困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或下崗失業、生活困難，或年老失去勞動能力等，造成生活沒有著落，只能依靠政府發放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維持生活。在基本生活有了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他們如何評價自己及家庭的現有生活？影響他們對自己及家庭生活質量評價的因素是什么？這都是本文將重點探討的問題。

一、文獻回顧

西方學者大都傾向于用反映人們生活態度和滿意度的主觀指標來測量與評估生活質量，因而他們積累了大量關于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其中又以對主客觀兩類指標間聯系的研究最為廣泛?？藏悹柕难芯堪l現，客觀指標對主觀生活指標的解釋充其量只能達到17%左右。[1]他又提出了關于主觀生活質量的“差距解釋理論”,即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期望與現實差距越遠,主觀滿意度就越低,兩者呈負相關；
現實狀況的改善與過去狀況、他人狀況等比較,參照標準的差距越大,主觀滿意度就越高,兩者呈負相關。[2]Veenhoven通過對93個國家的主觀生活質量調查,發現HLE(即幸福生活預期)與失業、國民收入、收入平等或者人口特征并沒有特別大的聯系,教育對滿足和幸福也沒有影響。[3]蒂埃納(Diener,1993)發現收入同主觀幸福受益指數的關聯值非常低(r=0.12),當人均收入達到6000—8000美元,主觀幸福受益指數幾乎沒有變化。[4]埃德格頓(Edgerton,1990)指出:對滿意度和幸福感的報告更多地取決于個人內在的性情而不是外部條件,對生活質量的主觀評價與生活條件之間并不存在線性相關關系。

當然,也有些研究者得出了與上述結論相反的結論,他們發現滿足感、快樂感具有顯著的年齡和性別差異,[5]戴維斯也指出經濟收入、婚姻情況、社會認可、受教育水平與幸福感、滿足感有顯著相關。

高(Kau,A.K.,1995)關于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也較具代表性。其研究發現，新加坡人對他們的家庭生活最滿意,對教育尤其是學校生活最不滿意。在13個領域中,新加坡人對生活質量的重要性排序如下：健康的身體最重要，幸福的家庭生活次重要，工作場所良好的氛圍和優美的環境第三重要；
而擁有更多的金錢和物質財富對總體滿意度的影響并不大，在所有的領域中排在最后；
生活滿意度與人口特征沒有明顯的相關性。[6]

我國學者關于生活質量的大規模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林南利用天津和上海的生活質量調查數據，得出如下結論:“決定生活總滿意度的主要是對家庭生活、職業狀況和生活環境這三個方面的滿意程度”。盧淑華、韋魯英根據北京、西安、揚州三市抽樣調查資料，探討生活質量模式，除引入客觀指標外，還增加了參照標準對主觀生活質量指標的影響這一項，指出生活質量的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由于參照標準的存在可能會發生分離。此外我國學者還作了不同地區主觀生活的比較研究。如易松國、風笑天關于武漢、北京、西安三地城市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的比較。

綜觀國內外學者關于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他們主要站在一個宏觀的角度，從總體上對城市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的研究，較少針對某一具體對象，某一特定群體進行主觀生活質量狀況的實證研究。在所有對特定群體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中，以城市低保家庭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則更為少見。

本文一方面借鑒國內外已有的研究，試圖以一個獨特的群體為研究對象，即城市低保家庭，分析其主觀生活質量的滿意度；
另一方面也欲將研究結果與前人結論進行對比，找出其中的差異性。同時，通過實地調查及相關文獻檔案獲得第一手資料，運用社會學相關方法和理論，對城市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問題進行闡述和分析。

二、研究設計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1．對“城市低保家庭”的界定

城市低保對象指持有本地非農業戶口、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當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城市居民（2006年底南京城市低保對象保障標準為每人280元），而這些低保對象所在的家庭則為城市低保家庭。

2．對“主觀生活質量”的界定

主觀生活質量是指將研究生活質量的重點放在人們的主觀感受方面，以個人幸福作為研究的中心和出發點，從反映人們生活的舒適、便利程度方面來解釋對生活質量的主觀感受。[7]學術界常用“主觀幸福感”作為評估者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它是衡量個人生活質量的綜合心理指標，反映主體的社會功能與適應狀態。[8]

（二）資料的收集和分析方法

1．資料收集方法

為了解城市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我們在對城市低保家庭及主觀生活質量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從環境生活滿意度、工作生活滿意度、家庭生活滿意度、社會交往滿意度和健康生活滿意度等方面來探討他們對城市低保家庭的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因此，問卷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城市低保家庭的基本狀況，二是對五個方面的生活滿意度的操作化后形成的具體指標。如工作生活滿意度下面又分為自我實現和發展、待遇滿意度、工作條件和工作壓力這四個方面，并在此基礎上設定了工作興趣、工作中是否獲得獎勵、參與管理機會、工作待遇等一系列具體的指標。

本次調查的對象是南京市玄武區孝陵衛街道的低保家庭。根據江蘇省民政廳的資料，截止到2006年12月，孝陵衛街道的社區共有低保戶381戶，共計689人。具體分布如下：孝陵衛西段社區有低保戶42戶、晏公廟村西社區有低保戶15戶、小衛街社區有低保戶19戶、南農大社區有低保戶2戶、康定里社區有低保戶56戶、鐵匠營社區有低保戶16戶、鐘靈街社區有低保戶36戶、童衛路社區有低保戶61戶、理工大社區內有低保戶13戶、滄波門社區有低保戶17戶、農科院社區有低保戶22戶、孝陵衛東段社區有低保戶25戶、晏公廟社區有低保戶57戶。

根據樣本規模計算公式計算樣本量，并考慮實際情況，最終決定在總體中選取150個低保家庭作為本次研究的樣本容量。對這150個低保家庭的抽取，遵循簡單隨機抽樣的原則。首先，研究人員從孝陵衛街道取得一份孝陵衛街道所有低保家庭的名單，此名單即為本次抽樣所依據的抽樣框。然后，將取得的名單一一按順序編號。接著嚴格隨機數表抽樣原則，選擇出足夠數碼個數，并根據選擇出的數碼最終抽出樣本，即150個低保家庭?？紤]到在實際的調查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可能會出現被訪者拒訪的情況，因此在抽取了150個樣本后，我們還準備了20個備用的隨機號碼，以便出現拒訪后能夠迅速從備用號碼中補充樣本。

采用社區入戶調查的方式。入戶以后，選擇低保家庭的戶主作為問卷的填答者，因為戶主承擔了維持一個家庭生計的主要責任，因而對低保家庭生活的現狀和感受有更深的體會，更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50份，回收有效問卷135份，有效回收率為90%。

2．資料分析方法

所有調查資料錄入計算機，并借助于SPSS13.0軟件對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回歸分析。

三、城市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調查的相關結果及分析

在調查數據的基礎上，首先呈現樣本的基本情況，其次探討總體滿意及影響因素，最后探討各分滿意度與總體滿意度的關系。

（一）樣本特征

通過對調查數據的匯總分析，得到了研究樣本的基本情況（見表1）。

表1樣本基本情況

變量具體指標百分比（%）

性別男61.2

女38.8

年齡40歲及以上70.9

40歲以下29.1

文化程度文盲2.0

小學32.7

初中37.0

高中（含中?；蚵毟撸?0.0

大專4.2

構成類別三無人員0.4

殘疾人12.5

患重大疾病人3.3

其他無勞動能力人員39.8

有勞動能力人員44.0（其中下崗失業人員占20.3%）

兩勞釋放人員9.7

婚姻狀況未婚8.1

已婚56.9

離異9.7

喪偶25.3

在性別方面，調查對象中男性所占比例較女性高22.4個百分點。在年齡方面，40歲以上人員占全部低保對象比例的70.9%，其中以40至50歲年齡段的人（4050人群）最多，占32.1%，而40歲以下的人員在全部低保對象中所占的比例則為29.1%。在文化程度方面，2.0%的為文盲，32.7%的為小學程度，37.0%的是初中程度，20.0%的是高中文化程度，僅有4.2%的為大專水平，享受低保人員的文化水平總體比較低。孝陵衛社區低保家庭中人員構成主要是三無人員、殘疾人、患重大疾病人、其他無勞動能力人員、有勞動能力人員及兩勞釋放人員，分別為0.4%、12.5%、3.3%、39.8%、44.0%、9.7%。在婚姻方面，已婚和喪偶的情況比較多，離異其次，未婚所占比例最少。這也與實際情況比較吻合。

在我們調查的135戶低保家庭中，家庭戶均人口為3.36人，家庭人口較多。就業者負擔系數[（家庭人口-離退休人口數）/就業者人數]為3.5，而孝陵衛社區居民家庭平均負擔系數為1.7；
也就是說，每個低保家庭的就業者所負擔的人口比全區就業者平均負擔水平高出1.8。由此可見，低保家庭中就業者所承擔的生活壓力和家庭責任較普通家庭更重。同時很多低保人員在享受低保后仍積極尋找工作和其他收入來源，占被調查人員的89.7%。在調查過程中筆者還了解到，低保金只能夠解決低保對象的一部分生活問題，低保對象還希望政府能夠提供其他優惠措施。

（二）總體滿意度及影響因素

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滿意度是首要關注的問題，它反映了低保家庭成員對自身生活境遇和和社會發展狀況的總體感覺。

1．低保家庭的主觀生活質量的總體滿意度水平適中

根據調查資料，對家庭主觀生活質量的總滿意度的評價，選擇“比較滿意”和“過得去”占較大比重，分別41.9%和34.8%，而回答“非常滿意”、“不太滿意”、“很不滿意”的比重則分別為5.6%、10.6%和7.1%。

由此可見，孝陵衛街道城市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滿意度水平適中。這與研究假設中認為的城市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滿意度較低的判斷不太一致。期望值理論認為：個人在進行主觀幸福感的評價時總是與一定的標準相對比，其實這一標準就是個人的期望目標。若目標實現了，則主觀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則值低。城市低保家庭人員作為城市居民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生活水平比較低，甚至還有部分低保家庭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從傳統意義上來理解，他們對其主觀生活質量的滿意度應比較低。但調查顯示，城市低保家庭的主觀生活質量滿意度比較適中。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是因為在調查的所有樣本中，低保人員多數為中老年人，他們對生活的期望都比較實際，并沒表現出過高或過多的期望，因而他們的期望都相對比較容易得到實現。在實現期望的過程中，他們的主觀滿足感得到提升，相對比較容易得到滿足。因此，他們總體的主觀生活質量滿意度表現的比較適中。

表2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滿意度狀況

滿意度百分比（％）

非常滿意5.6

比較滿意41.9

過的去34.8

不太滿意10.6

很不滿意7.1

2．影響因素

主觀生活質量（即生活質量滿意度）作為社會成員對總體生活的感知，其影響因素是復雜多變的，因此一直以來是學者們研究的關注的焦點。在中國生活質量研究的早期階段，美國華裔學者林南曾把居民生活質量的結構分解成工作、家庭、環境、業余生活等不同層面，共選擇37個領域滿意度指標對城市居民生活質量滿意度進行研究。他和其他學者在1985年對天津千戶問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時，就使用滿意度即主觀生活質量的評價方式作為度量方式，認為決定生活總體滿意度的主要是家庭生活、職業狀況和生活環境這三個方面。易松國、風笑天1995年以武漢市千戶居民家庭生活質量問卷調查資料為研究依據，探討了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之間的結構聯系。認為影響主觀家庭生活滿意度的主要因素是婚姻滿意度、居住滿意度和家庭收入。[9]

（1）自我評價影響因素。本文在考察影響城市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中，主要選取了環境生活滿意度、工作生活滿意度、家庭生活滿意度、社會交往滿意度和健康生活滿意度這五個方面（其中環境生活包括社區環境和居住條件；
工作生活包括自我實現和發展、待遇、工作條件和工作壓力；
[10]家庭生活包括家庭物質生活、家庭關系、家務和業余生活；
社會交往包括關系狀況和交往頻率；
健康生活包括身心交往和心理健康），由被調查者作出自我評價并根據統計資料分析結果依據其重要性程度進行排序。由表3可以看出，工作生活和健康生活是影響孝陵衛社區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分別占31.0%和30.0%。同時家庭生活在影響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時也占很大比重，比重為23.0%，而環境生活和社會交往則對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影響較小。由此可見，在影響孝陵衛社區城市低保家庭主觀生活質量的諸因素中，工作生活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其次是選擇健康生活，最后是家庭生活。

表3對生活質量影響最大的方面（%）

影響因素百分比（%）

環境生活10.2

工作生活31.0

家庭生活23.0

社會交往5.8

低保個人年度工作總結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支出；
社會保障適度水平

一、前言

鑒于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同時社會保障水平對該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制約的作用，所以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需要有一個適度的的社會保障水平，只有適度的社會保障水平才能在對經濟發展起到調節和促進作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道安全網，更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動力。加快構筑和完善四川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成為四川構建和諧社會、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對四川社會保障的發展狀況和趨勢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本文首先從四川社會保障支出總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社會保障金率、社會保險占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四個方面著手進行對比分析，以期了解四川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與發展趨勢；
接下來將四川省社會保障現狀與全國社會保障現狀進行對比分析，以發現四川省社會保障較全國社會保障存在的優缺點；
然后根據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測度模型得出四川省的社會保障水平的適度空間，并與四川現行的社會保障水平進行對比分析；
最后根據各項的對比分析，結合四川省社會保障現狀，建設性地提出四川社會保障發展中的問題及其對策，以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合理與優化。

二、四川省社會保障總體水平分析

(一)社會保障統計口徑的選擇

自1999年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被劃分為社會保險支出和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兩大部分，其中社會保險支出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5項支出。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在2007年以前包括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政策性補貼支出。其中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包括撫恤支出、離退休費、社會救濟福利費、救災支出及其他。2007年以后上述費用被列為了一項――社會保障和就業。該統計方法在我國及地方的經濟核算中也都是單獨列支，便于數據的整理和分析。筆者根據相關資料整理得出四川省2000-2010年的社會保障水平如表1所示。

(二)社會保障水平態勢分析

本文首先通過四川社會保障支出總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社會保障金率、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等指標著手進行對比分析，以了解四川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與發展趨勢。

1.社會保障支出總額

從圖1可以清晰的看出，四川省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10年的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由2000年的116.20億元上升至1424.05億元，是2000年支出總額的12.26倍，年均增長速度達到了25.59%，發展趨勢良好。其中，社會保險支出總額也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10年的社會保險支出總額由2000年的69.80億元上升至910.40億元，是2000年支出總額的13.04倍，年均增長速度為26.30%；
社會保障財政支出除在2009年略有下降之外①，總體也呈上升趨勢，2010年社會保障財政支出總額由2000年的46.40億元上升至513.65億元，是2000年支出總額的11.07倍，年均增長速度為24.43%。

圖1 歷年社會保障支出總額

表2 人均社會保障支出

社保支出總額（億元） 總人口數（萬人） 人均社保支出（元）

2000 116.20 8407.50 138.21

2001 145.94 8436.60 172.98

2002 172.38 8474.50 203.41

2003 206.15 8529.40 241.69

2004 285.68 8595.30 332.37

2005 368.00 8642.10 425.82

2006 504.32 8722.50 578.18

2007 706.00 8815.20 800.89

2008 1025.13 8907.80 1150.82

2009 1194.06 8984.70 1328.99

2010 1424.05 9001.30 1582.05

2.人均社會保障支出

從表2可以看出，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2010年人均社保支出額從2000年的138.21元上升至1582.05元，是2000年人均社會保障支出額的11.45倍，年均增長速度為24.81%。

3.社會保障金率

社會保障金率是指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GDP的比重，通常用來衡量社會保障的水平。用公式表述為：

其中，為社會保障金率；
為社會保障支出總額；
GDP為國內生產總值。

社會保障金率是用來說明，一個國家在該年度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有多少用于社會保障，反映的是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水平之間的關系，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通過表3可以看出，四川省社會保障金率除2010年略有下降之外，總體呈逐年增長趨勢。

表3 社會保障金率

社保支出總額（億元） GDP（億元） 社?？傊С稣糋DP比重（%）

2000 116.20 3928.20 2.96

2001 145.94 4293.49 3.40

2002 172.38 4725.01 3.65

2003 206.15 5333.09 3.87

2004 285.68 6379.63 4.48

2005 368.00 7385.11 4.98

2006 504.32 8637.81 5.84

2007 706.00 10505.30 6.72

2008 1025.13 12506.25 8.20

2009 1194.06 14151.30 8.44

2010 1424.05 17185.48 8.29

4.保險支出在整個社會保障支出中占主體地位

我國倡導建立的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障模式，通過對四川省社會保障進行分項目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四川省社會保障的支出中，社會保險占主體地位。除2008年的56.2%以外②，其他年份的社會保險的支出比重均處于61%-74%之間，符合我國所倡導的社會保障模式。

表4 社會保險占社保支出總額之比

社會保險支出（億元） 社保支出總額（億元） 社會保險占比（%）

2000 69.80 116.20 60.07

2001 89.80 145.94 61.53

2002 112.00 172.38 64.97

2003 136.22 206.15 66.08

2004 209.18 285.68 73.22

2005 266.73 368.00 72.48

2006 328.12 504.32 65.06

2007 433.87 706.00 61.45

2008 576.17 1025.13 56.20

2009 771.70 1194.06 64.63

2010 910.40 1424.05 63.93

三、四川省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測度

（一）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測度模型

本文依據穆懷中教授所提出的社會保障適度水平測度模型對四川省社會保障適度水平進行研究。穆懷中教授對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數理模型進行過深入研究，以人口理論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理論基礎，歸納出社會保障負擔系數模型和勞動生產要素分配系數模型，進而提煉出社會保障適度水平測定模型，并給出了一個由上下限值構成的社會保障水平適度區間的計算公式。

社會保障適度水平測定模型可以表示為：

其中，S代表社會保障水平；
W代表工資收入總額；
代表社會保障支出總額；
G代表國內生產總值GDP；
H代表工資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又稱勞動生產要素分配系數；
Q代表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工資收入總額的比重，又稱社會保障負擔系數；

為了分析的便利，穆懷中教授提出了社會保障負擔系數和工資收入總額的概念。以養老保險為例：

養老保險負擔系數，養老保險支出總額，為工資收入總額。

通過以上轉換可以得到，人均養老保險適度支出總額。

養老保險負擔系數，養老保險支出總額，為工資收入總額。為人均養老保險適度支出，為人口總數，為人均工資總額。

同理可以測出人均醫療保險適度支出額，人均失業保險適度支出額，人均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適度支出額，在此基礎上可以得到社會保險內部適度的結構水平。計算公式為：

為人均養老保險在社會保險內部適度的結構水平；
為人均醫療保險在社會保險內部適度的結構水平；
為人均失業保險在社會保險內部適度的結構水平；
為人均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在社會保險內部適度的結構水平；
為人均養老保險適度支出額。

根據模型，養老保險占工資收入總額的比重，由老年人口占總人口中的比重決定，計算公式為：

代表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
代表養老金代替率；
代表養老金支出占工資收入總額的比重；
根據穆懷中教授的分析，鑒于社會保險應該堅持激勵與保護相統一的原則，把養老金代替率定位60%是比較合適的。而在社會保障支出占工資收入總額的比重的最大限度系數中，養老保險的支出系數大約為52，醫療保險的支出比重系數為34.39，可見，醫療保險系數大約為養老保險系數的66.13%，可用人均醫療保險適度支出額表示：

根據國內外經驗和中國已采取的社會保障法規，失業保險的比重一般在1%-1.5%左右；
工傷和生育保險比重一般在0.016%-1.5%左右。即可分別計算出人均失業保險適度額和工傷、生育人均保險適度額。

（二）四川省社會保障水平測度

鑒于社會保險支出在整個社會保障支出中占主體地位，我們僅利用社會保險相關數據對社會保障適度水平進行測定。根據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測定公式，將相關參數代入，計算得出四川省社會保障總水平的適度狀況。

（三）四川省社會保障水平測度分析

通過表8，我們可以對四川省社會保障結構水平和適度結構水平進行評價。以2010年為例，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四川省實際人均養老保險支出額為745.44元，而適度人均養老保險支出額為1015.79元，實際支出額占適度額的73.39%，低于適度水平；
從適度結構水平來看，四川省實際人均養老保險占社會保險73.69%的比例，該比例遠遠高于47.22%-55.07%的適度比例?？紤]到我國目前對養老保險的重視以及醫療保險結構水平較低，該比例還是較合理的。

2.四川省實際人均醫療保險支出額僅僅為202.78元，而人均適度水平支出水平額為671.74元，實際支出額僅占適度額的30.19%，低于適度水平；
從適度結構水平來看，四川省人均醫療保險支出結構為20.05%，低于醫療保險人均支出結構適度水平31.22%-36.42%。

3.人均失業保險實際支出額為44.44元，遠遠低于其適度支出水平154.61-231.92元。四川省人均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實際結構水平為6.26%，而人均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適度結構水平在8.52%-21.56%之間。四川省人均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實際結構水平明顯低于適度水平。

4.橫向觀察四川省2002-2008年實際社會保險結構水平，可以看出四川省養老及醫療保險實際結構水平呈歷年增長趨勢。養老和醫療保險人均適度總體比例之和在78.44%-91.49%之間，而四川省養老及醫療保險比例之和已達到93.74%，超出適度范圍。

（四）四川省社會保障適度水平差距原因分析

1.社會保障水平受經濟發展水平的約束。社會保障的實踐表明，經濟與社會保障的關系十分密切，總的來說，經濟因素決定社會保障的規模和水平，經濟政策也會相應地影響社會保障方面的政策。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社會保障的良性運轉就越有保證，社會保障水平也會相應越高。在我國，由于區域間及城鄉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社會保障水平也存在著很大差異。四川省人口多，經濟底子薄，完善社會保障形勢嚴峻。

2.政府資金投入不足，財政支出對社會保障投入低。四川省社會保障水平低，和適度水平有較大的差距，主要原因之一是四川省財政對社會保障支付較低。四川省經濟總量由2000年的3928.2億元到2010年的17185.48億元，然而保障支出總量僅由2000年的116.2億元增至2010年的1424.05億元，遠遠落后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總額增加和社會保障支出投入增加的比重不平衡，經濟的成果沒有轉換為相應的財政保障支出。只有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力度的投入，才可能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四、提升四川省社會保障水平的對策建議

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發展和經濟運行的“穩定器”和“安全閥”。本文通過對四川省社會保障水平及適度狀況分析研究，發現四川省現有社會保障水平偏低，和全省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符，社會保障結構不合理，社會保障工作形勢嚴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四川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然而政府組織實施的社會保障，提高水平要立足現實發展階段量力而行，區別輕重緩急循序漸進，特別需注意要逐步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和各類群體之間的待遇差距。這是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F為今后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健全提供一些理論支持和對策建議，僅供參考。

（一）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狀況下，致力于完善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四川省社會保障水平發展系數略高于適度發展保障系數，但社會保障的現行水平仍低于社會保障適度水平，且社會保障結構不合理。針對這種現象，可以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狀況下，推動兩者協調發展。四川不同區域經濟發展狀況不同，可實施分層次、廣覆蓋、全民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加關注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提高地方投入和農村保障覆蓋率，逐步縮小城鄉保障水平，提升全民社會保障待遇。逐步地建立起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統一管理，透明執行。

（二）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支出，增加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提高全省保障水平。

（三）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加強基金征繳工作提高社會保障社會化程度，形成全面覆蓋，全民參保，特別是養老保險。

（四）盡快建立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社會穩定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發揮重要的作用?？梢哉f，我們必須認清現階段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著重大的長遠的意義，是一項非常必要、緊迫和艱巨的任務。但目前，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上，認識滯后，在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工作進程中，建立完善的農村保障制度和體系不僅是農村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保障水平趨向適度的內在要求。

注釋：

①筆者認為，2009年四川省社會保障財政支出較2008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為受汶川大地震的影響，2008年社會保障財政支出大幅增加。

②受2008年汶川地震的影響，社會救助、社會轉移等部分占比重較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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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低保個人年度工作總結范文第3篇

最低工資制度自從設立開始就一直處于各種爭議之中。人們一直擔心一個問題:最低工資會不會導致就業的減少，尤其是對弱勢勞動者的就業是否會產生不利影響?贊成者認為，最低工資可以確保全日制工人得到足以購買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年收入;最低工資可以防止壟斷雇主剝削包括少數民族、女性在內的非技術工人;最低工資可以促使雇主提高勞動生產率，緩解失業的不良影響。然而，反對者認為，首先，最低工資將增加青少年、女性和少數民族等群體的失業;其次，法定最低工資的“溢出效應”將導致未被其覆蓋部門的工資率下降;再次，最低工資將鼓勵青少年退學;最后，由于大多數領取最低工資的人并不生活在貧困家庭中，導致其偏離了減少失業的目標。

從完全競爭和雇主壟斷的模型分析來看，最低工資究竟是增加了總就業水平還是減少了總就業水平，在理論上并不明確。數十年來，經濟學家試圖通過各種途徑來評估最低工資對就業水平的真實影響。查爾斯·布朗等人發現，最低工資使青少年工作者的就業減少。最低工資每提高10%會使青少年就業減少1—3%。［4］156但是，這種觀點近年來遭到了挑戰和批評。新近研究表明，最低工資水平上升對青少年就業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各項研究之間并未達成一致性的結論。

經濟學家對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是否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從而消除貧困的觀點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最低工資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消除貧困，但從理論分析來看，這一目標根本沒有達到，而且還會有反作用。勞動經濟學家普遍贊同，最低工資制度并不是消除貧困的有效政策工具。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反對最低工資制度的聲音一直都很大。張五常極力反對最低工資制度，他認為最低工資是一種價格管制，會降低企業的競爭力，破壞工商業的分紅。最低工資的本意是維護低收入的貧窮工人，結果卻使他們找不到工作。［6］吳美華和朱應皋則認為，中國目前并不具備最低工資的實施環境。我國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真實意圖其實是借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名義，以達到倒逼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使產業結構更加符合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7］

贊成最低工資制度的研究則分為樂觀派和悲觀派兩種。樂觀派認為，一種合適的最低工資制度在中國可能會產生三種效應:第一，最低工資制度具有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第二，一個各地區有差別的最低工資限制可能會促進制造業企業向內地轉移，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第三，長期來看，最低工資限制可能會強制低人力資本勞動者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有助于我國人力資本的提升。［8］悲觀派則認為，目前我國的最低工資制度沒有起到相應的保障作用。都陽和王美艷經過實證研究后認為:第一，月最低工資標準的實行效果并不好;第二，月最低工資的覆蓋率在外來勞動力和本地戶籍勞動力之間沒有顯著差別;第三，不論對何種受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而言，外來勞動力月最低工資的覆蓋情況并不差于城市本地勞動力。［9］黃巖和楊方的實證研究表明，1992—2009年，盡管深圳歷年的最低工資標準對勞動者個人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但對于整個家庭而言則保障不足，難以維持家庭的基本開銷。［10］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大都針對最低工資制度與就業(失業)和消除貧困之間關系的研究，對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之后對勞動者及其家庭的保障性程度的影響研究較少。黃巖和楊方只對2009年之前深圳最低工資標準的保障程度進行了實證研究，但對2010年深圳統一最低工資標準之后的情況缺乏研究與分析。本文試圖探討2010年以來深圳實行全市統一標準之后的最低工資制度能否保障低收入勞動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2008—2013年深圳最低工資保障標準的變化特征分析

1、最低工資的增長率高于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率。職工平均工資是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一般而言，市場經濟國家的最低工資相當于制造業平均工資的40—60%左右。一些歐洲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甚至超過了制造業平均工資的60%。我國《最低工資規定》“月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月平均工資的40—60%的標準?！比欢?，大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未達到職工平均工資的40%?；谶@一現狀，我們對深圳2008—2013年最低工資與職工平均工資進行比較分析。2008—2013年，雖然深圳的最低工資占職工平均工資的比重呈現上升趨勢，但比重均低于40%。其中，2009年的比重最低，僅為24.40%。2013年的比值最高，也僅為30.66%，與《最低工資規定》所要求的40—60%相差甚遠?？梢?，盡管2010年以來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呈上升趨勢，但與其他大部分省市一樣，離職工平均工資40—60%的標準還比較遠。深圳最低工資年增長率與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率之間的比較。2008年以來，深圳的最低工資增長率波動較大，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則處于穩中有降的趨勢。其中，由于金融風暴的影響，2009年深圳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其增長率為0，遠低于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率。在其他年份，深圳最低工資的增長幅度則高于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幅度?？梢酝茢?，深圳最低工資標準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鑒于2013年最低工資與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率非常接近，深圳最低工資標準能否發揮其應有的保障作用仍不容樂觀。

2、最低工資標準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銜接比較合理。最低生活保障是國家為救濟收入難以維持其基本生活需求的人口而給予一定的現金資助，以保證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社會福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也叫貧困線，是對達到貧困線的人口給予相應補助以保證其基本生活的操作指標。實施最低工資標準的目的則是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占收入分配的比重，保障低收入勞動者的基本生活。自1997年1月起，深圳開始正式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了方便比較，我們選取有兩個勞動力的三口之家為參照對象，通過有兩個勞動力就業的家庭與無人就業直接領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之間的現金收益來審視深圳最低工資標準的社會保障功能。表2是2008年以來深圳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數據變化趨勢。2008年和2009年兩個勞動力最低工資和三家之口最低生活保障的差值保持655元左右，原因是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兩者均未作出調整。從2010年開始，由于深圳市的最低工資不再劃分為特區內的最低工資和特區外的最低工資，政府開始不斷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兩者差距開始逐漸拉大。從數據來看，二者差距的拉大，可以緩解三家之口的兩個勞動力可以搭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便車”。由此可見，深圳最低工資制度基本發揮了保障低收入勞動者合法勞動報酬的作用，降低了產生“上班不如吃低?！钡闹贫蕊L險?？傮w而言，2010年以來，深圳兩個勞動力的三口之家的最低工資收入高于直接領低保的三口之家的現金收益，最低工資標準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之間的銜接比較合理。

3、最低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長率。在發展經濟學中，人均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宏觀經濟指標，也是人們了解和把握該國家或地區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如果一個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能夠隨當地的經濟發展而同步增長，那么勞動者才算是真正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2008年的深圳最低工資增長幅度比人均GDP增長幅度高13.3%。然而，在2009年遭遇金融危機后，深圳的最低工資和人均GDP增長率皆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2010年，二者的增長率開始回升，直至2011年達到頂峰，其中最低工資增長的幅度達到20%。2012年，最低工資增長率開始下滑，到2013年最低工資增長率已經低于人均GDP增長率。最低工資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最大差距是在2008年，二者百分比之差達到了13.30%?？傮w來看，近年來深圳的最低工資增長率高于人均GDP增長率，勞動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4、名義最低工資與實際最低工資存在差距。居民價格物價指數(CPI)是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時需要參照的一個重要指標。如果單純以名義工資進行比較分析，則無法消除通貨膨脹(或緊縮)給勞動者及其家庭生活帶來的影響，也無法衡量最低工資在通貨膨脹(或緊縮)情況下的真實保障能力。因此，為了避免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因通貨膨脹而受到影響，深圳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幅度需與居民物價指數的調整幅度保持一致。為了方便比較分析，我們將以深圳2010年的物價指數為100的算法，以此來換算出2008—2013各年最低工資的實際金額，即實際最低工資。2008年以來，深圳的實際最低工資呈現持續上漲的趨勢。首先，在2008—2009年，名義最低工資與實際最低工資變化不大，且二者差距不大。其次，在2010—2013年，名義最低工資和實際最低工資均有所上漲，不過二者的差距漸漸拉大，其中名義最低工資在這期間上漲了400元，而實際最低工資僅上漲了285元。特別是2013年，深圳名義最低工資的漲幅遠大于實際最低工資的漲幅，其中名義最低工資在這期間漲了100元，而實際最低工資僅上漲了53元，二者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整體而言，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后深圳實際最低工資標準的漲幅低于名義最低工資的漲幅。

5、最低工資低于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是確立最低工資標準時必須參考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消費性支出，即指居民以消費者的身份于市場上購買商品和勞務所發生的各種支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中國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不斷提高，包括消費性支出、財產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購建房支出在內的各項支出全面增長。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深圳的人均消費支出非常高。將最低工資標準與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進行比較，能夠更準確地反映最低工資標準的保障功能。2009年深圳市人均消費支出與最低工資標準的差值最大，人均消費支出比最低工資少843.84元;2011年二者的差距最小，僅有686.67元。不過，從2012年開始，兩者的差距再次拉大，人均消費支出比最低工資少了727.31元;2013年，兩者的差距更是達到了801.04元。整體來說，2008年以來的深圳最低工資標準對于勞動者個人的基本生活能夠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然而，放在家庭這一層次中來看，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難以保障家庭的基本支出，對家庭的保障作用比較有限。

三、結論與討論

經過上述五個維度的比較分析后可以看出，除2009年以外，近年來深圳最低工資的增長率均高于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率，但是最低工資占職工平均工資的比重仍然低于《最低工資規定》所要求的40—60%的標準;最低工資標準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之間的銜接較為合理，而且最低工資標準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最低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長率，低收入勞動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實際工資漲幅低于名義工資漲幅;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大于最低工資標準，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雖能滿足勞動者個人的基本生活，卻難以保障所在家庭的基本開銷，最低工資的實際保障力度仍比較弱。

通過對全國19個副省級以上城市(含4個直轄市)2013年的最低工資標準與人均GDP進行比較，結果顯示深圳的勞動者所享受的勞動收益在國內處于較低水平，僅比大連稍稍多一點。這主要是因為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人口結構非常特殊。截至2012年底，深圳全市戶籍人口為287.62萬，而社會勞動者總數卻高達771.20萬，而且戶籍人口數與社會勞動者總數的比例有擴大的趨勢。龐大的非戶籍人口為深圳提供豐富的勞動力，但這些非戶籍勞動者卻難以享受與戶籍人口同等的社會保障。尤為嚴重的是，最低工資標準甚至成為某些行業(如保潔環衛行業)和企業給出的最高工資標準。最低工資制度在國外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然而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直到2004年《最低工資規定》頒發以后，最低工資制度才漸漸走向規范化。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自金融危機結束以來便不斷調整最低工資，并維持在國內較高水平。2010年全市統一最低工資標準后，雖然最低工資標準的保障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強，然而對于深圳特殊的人口結構而言，現有最低工資標準的保障力度仍需進一步強化。我們認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改進深圳的最低工資制度。

一是加大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力度。應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職工平均工資、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就業狀況等相關變量，及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保證最低工資標準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并使最低工資的調整法治化，讓勞動者特別是低收入勞動者切實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加強最低工資制度的社會保障功能。

二是最低工資標準必須與勞動力結構相適應。由于深圳“人口倒掛”現象嚴重，非戶籍勞動力占多數且流動性大，許多企業的薪酬標準一般以最低工資為重要的衡量指標。因此，最低工資標準必須與深圳的勞動力結構相適應，以此增強深圳對人力資源的吸引力，緩解部分企業“招工難”的問題，倒逼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

低保個人年度工作總結范文第4篇

【關鍵詞】醫療保險；
城鄉；
現狀

一、從醫療保險的覆蓋面、資金籌集水平、基金結存情況對我國城鄉醫療保險現狀進行分析

（一）覆蓋面現狀分析

我國城鄉醫療保險分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一般情況下，我們把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統稱為城鎮基本醫療保險。

根據表2得出，在2007-2011年，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數增長較為迅速，截至2011年，參保率達到95.14%。

（二）籌資水平現狀分析

籌資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醫療保險保障水平的高低，資金的來源有了保障，參保群體才能夠享受到應有的保障。

根據2007-2-11年統計數據顯示，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均籌資水平逐年提高。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籌資水平由2007年的1649.92元增長到2011年的2479.38元，平均增長速度為10.49%；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均籌資水平由2007年的100.14元，提高到2011年的165.82元，平均增長速度為13.85%，高于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人均籌資平均增長速度，但是人均籌資規?？傮w偏低；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均籌資水平有2007年的58.90元。提高到2011年的211.30元，平均增長速度為38.41%，高于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人均籌資水平增速，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存在籌資總體水平偏低的現象。

（三）基金結存情況現狀分析

2007-2011年統計數據顯示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基金結余率呈下降趨勢，并逐步趨向合理區間；
基金累計結余率呈緩慢上升趨勢。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當年結余率與累計結余率呈下降勢態，并趨于合理。

在2007-2011年之間，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基金累計結余率由2007年的110.23%上升到2011年的117.38%，這充分表明了基金的支付能力不斷增強；
城鎮職工當年醫療保險基金結余率由2007年的29.92%下降到了2011年的16.31%，表明基金結余率逐步回到合理的區間根據數據顯示，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基金累計結余率由2007年的83.96%上升到2011年的105.72%，基金的支付能力得到增強；
城鎮居民醫?；甬斈杲Y余率由2007年的76.45%下降到2011年的26.13%，逐步趨于合理。由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采取的是現收現付制，原則上應該以收定支，略有結余。從總體上看，城鎮居民醫?；鸾Y余率略高，應該采取措施降低結余率。

關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方面，累計基金結余率由2007年的35.64%下降到2011年的30.15%，當年結余率由2007年的18.94%下降到2011年的9.14%，基金結余率逐步回歸合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屬于現收現付制模式，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所遵循的原則一樣，所以應當略微降低基金累計結余率，基金當年結余率在合理區間。

綜上所述，得出以下結論：1.我國城鄉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已達90%以上，擴大覆蓋范圍的工作已有顯著進展；
2.2011年城鎮居民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均籌資水平已達到國家的要求；
3.我國城鄉醫療保險基金結存情況不夠均衡，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基金結余率逐步趨向合理，城鎮居民基金結余率總體偏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結余率基本合理。

二、農民工醫療保險制度問題

當前，我國農民工分布在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在建筑業、餐飲業、制造業等行業驛站從業人員的半數以上，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農民工的工作環境以建筑工地等外部環境污染嚴重、高風險地點為主，在患有職業病的人群中，大部分是農民工，近幾年來，農民工患職業病的幾率大大增加，農民工面臨著對醫療保險強烈的現實需求。

但是在現階段，農民工的醫療保險還存在著很多問題，農民工醫療保險參保率低，覆蓋面窄、農民工醫療保險的保障水平底、由于農民工的流動性較大，相應的保險關系難以接續和轉移，這些問題都影響到農民工更好的享受醫療保險，所以在當前的情況下，農民工參與醫療保險的問題較為突出，相關部門應就此采取措施來解決這類問題。

綜上所述，在我國城鄉醫療保險發展的進程中，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在某些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只有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才能夠完善我國的城鄉醫療保險制度。

參考文獻：

低保個人年度工作總結范文第5篇

當前，中國的節能環保產業依托于政策優勢呈現迅猛發展之勢。以傳統能源為主的煤礦企業要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就必須全面開展節能減排工作。協莊煤礦通過創新節能環保管理模式，建立并高效運行節能環保網絡體系，將礦井所有用能單位及管理部室納入體系內，形成平面交叉、立體交織的網狀管理結構，并通過定期召開節能環保月度例會、經驗交流會等形式，有效地推進了節能環保工作的深入開展，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創新節能環保管理模式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協莊煤礦是山東新汶礦業集團主力礦井之一，于1958年建井，1962年12月投產，設計年生產能力120萬噸，1989年改擴建后達到180萬噸。由于是高耗能企業，該礦存在側重于正常連續生產、相對重視降低生產原材料成本的管理。在過去，礦井的節能減排工作指標一直是領導肩上的重任，是職能管理部門的事情，基層單位在抓節能減排工作時缺乏合理的組織，始終沒有發揮出其積極性和主動性。這種抓節能減排“上緊下松”的尷尬局面，嚴重影響了礦井節能減排工作的順利開展。

針對這些問題，研究并建立一套適合企業發展的、與現代管理模式相結合的節能環保管理新模式，從而降低能源消耗及對環境的影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成為煤礦企業節能環保管理的必然選擇。

二、協莊煤礦創建節能環保網絡體系的實施步驟

協莊煤礦依據國家、地方和煤礦節能環保管理相關要求，分析生產實際情況，制定了節能環保網絡體系建設的實施方案。借鑒PDCA循環模式，方案詳細部署了建設實施四個步驟：計劃階段、實施階段、自查階段、體系運行。

（一）策劃階段

1、建立制度體系。協莊煤礦不斷加強和完善各項節能環保管理制度建設，管理做到有依據，工作做到有標準。

2、明確工作目標。煤礦企業應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發展低碳經濟，促進節能減排，推動綠色增長，建立適應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模式，加大自主創新力度，加強研發和推廣節能技術、環保技術、低碳能源技術和碳捕捉等技術，促進煤炭企業低碳經濟健康發展。

3、完善組織領導。礦成立節能環保領導小組，由礦長、黨委書記任組長，各生產專業副總工程師以及相關單位負責人為成員，并明確節能環保領導小組的職責。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負責指導礦井節能環保網絡體系的建設工作。

（二）實施階段

1、建立體系結構。節能環保網絡體系涵蓋我礦39個生產單位及管理部室，每個單位行政正職為網絡單元負責人。體系內下設節能環保網員45人，主要由單位的技術員或業務骨干擔任，具體負責本單位網絡體系建設工作。這樣，39個單位形成平面交叉、立體交織的網狀管理結構。

2、構筑交流平臺。礦每月定期組織召開節能環保例會、經驗交流座談，打造經驗交流平臺。節能環保月度例會由總經濟師主持，各單位節能環保網員、環?？萍贾行南嚓P人員就礦井節能減排各項工作的開展情況進行深入的交流和細致的探討，提出下一步技能環保部署和工作安排。

（三）自查階段

礦每半年召開一次總結會。會議由總經濟師主持，各專業分管副總、各單位節能環保網員、環?？萍贾行南嚓P人員參加，旨在對節能環保網絡體系的運行情況進行總結，查找不足后，進行原因分析，并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具體改進措施，確保了節能環保網絡體系持續有效運行。

（四）體系運行

1、節能環保月度例會制度

（1）體系內各單位上報月度工作總結。體系內各單位對當月節能環保工作開展情況作精煉總結。月度工作總結內容包括：剖析本單位的生產全過程，從施工工具、施工工藝、能源消耗、材料消耗、能流轉換、人員構成等方面，查找能耗高、效率低的工藝、裝備或地點；
總結上月節能環保項目實施后產生的效益，月度的材料消耗、生產單耗、崗位人員數量等的變化，挖掘節能潛力，制定有針對性的措施；
根據專業實際，提出對礦井生產有益的節能環保合理化建議。

（2）體系內各單位填報《協莊煤礦節能環保項目月度計劃表》。體系內各單位根據自身實際及工作特點，填報《協莊煤礦節能環保項目月度計劃表》。礦環?？萍贾行膶χ攸c項目、重點單位進行扶持，與專業部室成立了聯合攻關小組，充分發揮團隊優勢，形成強大的合力，搞好技術攻關，通過研究新的工藝、新方法、新工具，以達到提高勞動效率，優化生產系統，減少材料消耗的目的，促進下一步節能減排工作的順利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