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滇文化器物上猴裝飾

　滇文化是戰國秦漢時期古滇人創造的一支具有濃郁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考古學文化類型，主要分布于今云南滇池周圍。滇文化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銅器等物品上大量采用寫實性的動物造型作為裝飾題材。這些動物不下數十種，猴是其中較多者之一，但與最常見的牛、虎、蛇等相比，過去很少引人關注。實際上，滇文化器物上的猴裝飾不僅造型精美、構思巧妙，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從中可以看出猴在古滇人社會生活及文化觀念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值得作一專門考察。

　從考古發現看，滇文化猴裝飾主要見于扣飾、兵器以及貯貝器等銅器上，個別漆木器上也偶有發現。相關器物有 40 余件，絕大多數出自晉寧石寨山墓地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另外在昆明羊甫頭、安寧太極山以及地處滇東的師宗大園子等墓地也有少量出土（表一）。

　一 銅扣飾上的猴裝飾 扣飾是滇文化銅器中的代表性器類之一，既作為系扣工具使用，也是重要的裝飾品，其形制以圓形、長方形以及浮雕狀的人物和動物造型居多。這幾種扣飾上均可見到猴裝飾。

　圓形扣飾上的猴裝飾主要見于晉寧石寨山墓地。猴呈半立體圓雕狀，多只猴圍繞于圓形扣體邊緣。石寨山 M6∶16，直徑 13.5 厘米，中部鑲嵌瑪瑙和孔雀石，邊緣為 10

　只首尾相連的猴按逆時針方向環繞一周，猴外表鎏金，面部正視，有的張口，后猴的右前爪搭在前猴的左后腿上，也有個別搭在后脊上，前猴的尾搭在后猴的頸部（圖一）。石寨山 M71∶98，直徑 11.5 厘米，中部鑲嵌瑪瑙和孔雀石，周圍有 11 只猴按順時針方向首尾相連環繞于扣體邊緣，猴頭部側歪，面部正視，后猴的左前爪搭在前猴的后脊上（圖二∶1）。

　 長方形扣飾上的猴裝飾以江川李家山墓地發現的最多，次為晉寧石寨山墓地，師宗大園子墓地亦出有 1 例。石寨山墓地刊布的資料不詳，從李家山墓地和大園子墓地的發現看，猴均呈半立體圓雕狀，多只猴首尾相連裝飾于長方形扣體邊緣，形態類同于圓形扣飾上的猴裝飾。但猴的數量不等，且有環繞一周的，也有只飾左、右、上三邊或只飾上邊的。環繞一周者猴的數量有 6 只、9 只、12 只、14 只不等，排列方向或順時針或逆時針。李家山 M51∶273，長 19.5、高 14.4 厘米，中部鑲嵌管珠和孔雀石，9 只猴

　按逆時針方向環繞于扣體邊緣，后猴右前爪搭在前猴后脊上，個別拽住前猴尾巴，前猴尾巴則大多纏于后猴頭上（圖二∶2）。飾三邊者猴的數量多為 11 只或 7 只，左、右兩邊的猴或 3 只或 2 只，呈對稱分布，頭上尾下，上邊的猴或 5 只或 3 只，一般頭部朝右。大園子 M3∶1，長 9.6、高 5.95厘米，中部鑲嵌管珠和孔雀石，左、右兩邊各有 3 只猴，上邊有 5 只猴，其中靠近左上角的猴個體較小，伏于前猴后腿和背上，應為一幼猴（圖三）。僅飾上邊者一般有猴 4 只或 5 只。李家山 M63∶11，長 13、高 8.4 厘米，上邊 5 只猴，頭部朝右（圖二∶4）。

　浮雕狀扣飾上的猴裝飾發現得不多，見于晉寧石寨山墓地和安寧太極山墓地。石寨山擾坑 1∶45，寬 5.7、高 3.8 厘米，似一公一母兩只猴，動作親昵，下邊一條蛇口咬公猴左前爪，蛇尾纏公猴尾。太極山采 019，長 8.5、高 5.5 厘米，3 只猴首尾相連立于虎背之上，形態與長方形扣飾上的猴相近，虎下方有一幼虎作食乳狀，虎踩于蛇身上，蛇咬幼虎尾，大虎咬蛇頸，另一蛇咬大虎后腿（圖二∶3）。此外，石寨山 M33 出土 1 件有猴、鹿、狗、豬等動物造型的浮雕狀扣飾，但具體場景不詳。

　在滇文化中，圓形扣飾和長方形扣飾都比較常見，而在其邊緣加上半立體圓雕狀的動物造型無疑增強了裝飾效果。這些動物除了猴之外，還有牛、孔雀、雞、狐貍、蛇、虎、豹、獅等。場景一般為多只同類動物首尾相連環繞于扣飾邊緣，動物形態和表情大體一致，猶如人類的集體歌舞，顯得有序而不失動感和情趣，體現了很高的藝術創造力。值得注意的是，與描繪動物搏斗、掠食等浮雕狀扣飾相比，圓形和長方形扣飾上的動物一般較為溫順、可愛，即使是虎、豹、獅等猛獸亦多如此，有的還為幼崽的形態。另外，擬人化的動物“歌舞”場景也讓人頗感溫馨、喜慶，絲毫沒有動物搏斗、掠食過程中的血腥與恐怖。因此這類扣飾上的動物裝飾，可能是要營造一種輕松歡快、吉祥平和的氛圍。那么，生性機智、靈巧、頑皮的猴被較多地采用，也就容易理解了。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就數量而言，以猴為邊飾者是此類扣飾中發現最多的。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滇人非常喜歡猴這種動物，并且可能視之為祥瑞的象征。在漢代中原地區，猴戲為“百戲”之一，表明漢人也喜歡猴，但另一方面，人們又常以人倫、道德的標準看猴，將之視為低俗、不成器、

　被揶揄的對象。在這一點上，古滇人對猴的喜愛以及對自然界的態度顯得更為簡單而率真。

　石寨山墓地所出雙猴浮雕扣飾重點表現了兩猴之間的“溫情”，扣飾下方雖有一蛇咬猴，但猴似乎不為所動，沒有與之搏斗的意思。實際上，滇文化扣飾中動物或人踏于蛇上者較多，有學者認為此處的蛇可能只是土地的象征，或主要起到連接、平衡和支撐扣體的作用。太極山墓地所出動物浮雕扣飾亦如此，虎與其所踩之蛇雖彼此互咬，但氣氛并不激烈和緊張。而猴立于虎背之上，神態輕松，更是給整個場景平添了幾分趣味。這些情況反映出在滇人眼中，猴不同于一般的猛獸，而是可親可近之物。

　二 銅兵器上的猴裝飾 兵器和武備是滇文化出土銅器中的大宗，其中也有一些以猴為裝飾的，包括劍、戈、鉞和臂甲等，具體表現形式有圓雕和線刻圖像兩種。

　石寨山 M71 出土 2 件猴形莖一字格劍，形制基本相同。M71∶30，殘長 27、莖長 9.5 厘米，莖下部形似銅鼓，其上蹲坐一雙面對稱的空心圓雕狀猴，猴雙頰有卷曲胡須，乳房和腹部下垂。發掘報告稱此造型為“猴首人形”，但從線圖和照片看，其臂長腿短的身材更像猴（圖四∶1）。石寨山墓地第二次發掘時曾出土過幾件“人形莖”劍，實際與 M71 所出的猴形莖劍相同，后來發表的資料多改稱“猴柄劍”。

　 石寨山墓地還出土 3 件臘部線刻猴圖像的一字格劍。M13∶172，通長 32、臘長 23 厘米，臘部兩面線刻圖像，為一持劍人與虎形怪獸纏繞搏斗，同時一只猴在后面拖拽或撕咬怪獸尾的場景（圖四∶2）。M6∶21，殘長 20.5厘米，臘部圖像與 M13∶172 相近。M13∶219，通長 33.5、臘長 24.2 厘米，臘部兩面線刻圖像，一面為蚊蠅一類的飛蟲準備叮咬虎形怪獸尾的場景，另一面為猴拖拽豹形怪獸尾的場景（圖四∶3）。

　滇文化中發現不少有銎戈，銎上常鑄有圓雕狀的動物造型。石寨山 M13∶281，通長 22.7、銎長 15.7 厘米，銎上鑄蛇、虎、熊、猴各一，發掘報告認為四種動物呈相互搏斗狀。不過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猴和蛇位于虎的身后，且頭均朝相反方

　向，應沒有參與虎、熊之間的搏斗。當然，這里的蛇不同于扣飾上的蛇，從其為猴所踏、猴張嘴齜牙的形態看，表現的可能是猴捕蛇的場景（圖五）。

　 晉寧石寨山 M12 出土 2 件不對稱寬弧刃鉞，銎上均鑄有圓雕狀的猴。M12∶128，通長 14.5、刃寬 20 厘米，猴位于銎口下方，作行走狀，口中叼蛇（圖六）。發掘報告稱此場景為猴、蛇搏斗，描述顯然有誤。在此場景中，猴流露出的是一種勝利者的神情。

　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了不少銅臂甲，其中有 2 件飾猴等動物圖像。M13∶4，通長 21.7、上端直徑 8.5、下端直徑 6.6、厚 0.5 厘米，正面線刻多種動物圖像，有虎同野豬搏斗以及豹咬雞、雞啄蜥蜴等場景，另有不少動物呈回首張望狀。一只猴蹲坐于畫面一角，亦回首

　張望（圖七∶1）。91M1 采∶42，殘長 22.8、上端直徑 9.6、厚 0.2 厘米，正面一側線刻多種動物圖像，其中一只猴位于兩鹿之間，左前爪撓前鹿后蹄，尾被后面的鹿蹄踩住，同時一蚊蠅類昆蟲正叮咬其頸（圖七∶2）。

　 兵器主要用于戰爭和狩獵。上述兵器上的猴子造型除了裝飾功能外，有些

　可能還有宗教或巫術方面的含義。如猴形莖劍上的猴，其外形似猴似人，看起來神秘怪異，應不單純是一種裝飾物。從大量考古發現看，除了猴形莖外，滇文化中還常見將劍莖鑄成蛇頭形或“獵頭”等人物造型。如眾所知，蛇是讓人既畏懼又容易產生崇拜的動物，而獵頭在古代也是一項血腥且充滿神秘巫術色彩的活動。以這兩者作為劍莖裝飾，顯然有威懾敵人并希望其賦予使用者超自然力量的目的。那么，猴作為一種有靈性的動物，很可能在滇人的觀念中，其身上也存在某種特殊的神力，以之為莖可增加劍的威力，并保佑劍的主人。劍臘上的猴紋很值得注意，特別是人與虎形怪獸纏斗難分勝負之際，猴在后面拖拽、撕咬怪獸尾的動作，恰說明了猴與人之間的“盟友”關系及其在關鍵時刻發揮的制勝作用。此外，戈和鉞上的猴均無明顯搏斗之狀，而以捕獵者或勝利者的形象出現，可能也是希望能給使用者帶來好運，有降服或殺死對手的寓意。

　臂甲上的動物圖像線條流暢，形象生動，具有很強的裝飾性。從其中的一些場景來看，古滇人對自然界中的食物鏈已有所認知。由于動物的種類較多，猴不算主角，但它們的出現也不無意義。如尾部被踩、頸部被叮咬者，其生動而頗顯滑稽的形態，無形中提升了畫面的藝術效果。又如蹲坐于一角回首張望者，其雙眼圓睜，面露怯色，應為身后的動物搏斗及掠食等場面所驚嚇，這一構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殺雞儆猴”的典故。

　三 銅貯貝器上的猴裝飾 貯貝器是滇文化銅器中的重器，也是財富的象征，主要為當時的貴族所擁有。在這些貯貝器上，常見圓雕狀的人物、動物以及房屋模型，并多構成各種活動場景。就動物而言，牛和虎可能分別代表財富和力量而出現最多，猴的造型亦有個別發現。

　石寨山 M71∶133，通高 42、腰徑 16.8、底徑 20.2 厘米，器身呈束

　腰桶形，底部有四個片狀獸足，兩側鑄對稱的虎形耳，器蓋中央立有一棵無葉的樹，樹下鑄兩牛與一虎搏斗場景，樹頂分叉，上鑄兩只圓雕狀猴，一前伏，一蹲坐，尾相纏繞，猴身下的樹枝上有兩只振翅欲飛的鳥（圖八）。

　 在這件貯貝器上，牛、虎搏斗場景最吸引人，特別是牛角刺穿虎腿的情節

　設計十分生動，使觀者有親臨現場的感覺。不過，器蓋上的樹及樹上的猴和鳥也很值得關注。它們不僅豐富了貯貝器上的場景內容，使其看起來更有層次感和立體感，而且可與古代的“樹崇拜”相聯系。首先，從其他貯貝器的情況看，位于器蓋即活動場地中央的設施一般較重要，往往是祭祀或崇拜的對象，如銅鼓、銅柱等。銅樹居中矗立，當不排除此種可能。其次，樹崇拜在中國西南地區起源很早，流傳亦廣，從三星堆商代銅神樹到漢代各種錢樹，這方面的考古發現可謂不少。四川鹽源還出土不少西南夷時期的樹形銅器，推測也是神樹的一種。所以，在滇文化中出現樹崇拜及其相關遺物是不奇怪的。當然，樹崇拜以及神樹的具體功能在不同的信仰體系中是有變化的。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這個銅樹立于貯貝器上，可能主要與土地、財富有關，可視為一種“社神”或“社樹”。關于神樹上的猴，過去也有報道。如湖北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出土的戰國髹漆神樹，上有鳥、豹、猴、螺等動物雕像。又如河南濟源泗澗溝西漢晚期墓出土的“扶桑”陶樹，枝上飾鳥、猴、蟬等動物造型。此外，東漢時期西南地區流行的錢樹上，各種猴形裝飾更不鮮見。一般說來，樹上有猴或猴在樹上都屬自然現象，這符合猴的生活習性。但滇人可能視猴為有靈性、有神力的祥瑞之物，其于貯貝器上憑高遠眺，或許還有攘災驅邪、幫主人守護財物的含義。

　四 漆木祖上的猴裝飾 滇文化漆木器制作精美，在昆明羊甫頭墓地出土了較多的漆木器。此墓地 M113 隨葬的漆木器中，有數件以往鮮見的祖形器。這些祖形器的后端均為立體雕像造型，除一件人首和一件鷹爪外，其余皆為動物頭形，包括水禽、鹿、豬、兔、牛、猴各一。猴頭漆木祖 M113∶385，

　通長約 24.4 厘米，猴面部朝上，張口齜牙，頭部毛發清晰可見（圖九）。

　 對于這批祖形器，有學者懷疑其用途類似今天的“性工具”或“性用品”。從漆木祖的大小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況且羊甫頭 M113 的規模較大，發掘者推測其可能是貴族夫妻合葬墓。不過，除漆木祖外，羊甫頭 M113 還出土 1 件祖形柄銅鏟，形象更為逼真。有觀點認為，此件祖形柄銅鏟是古滇國貴族在春播儀式上盛裝種子的器具。按此說法，這類祖形器便與生殖崇拜的意識有關。其實，這么多的祖形器出現在隨葬品中顯然不是一種偶然現象，無論其具體用途為何，都應當與生殖崇拜或相關觀念有一定的聯系。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了 1 件浮雕狀銅扣飾，為男女交媾的場景，可能也是古滇人生殖崇拜習俗的反映。

　將漆木祖的后端雕成猴等動物形狀，可

　能不僅僅是出于裝飾，推測其中也有與生殖崇拜有關的信仰因素。也許在滇人看來，包括猴在內的這些動物具有較強的繁殖能力，因此可借助它們的力量來促進人的生殖與繁衍。當然也可以反過來看，就如同祖形柄銅鏟一樣，這些漆木祖不單象征著人自身的生育繁盛，也有祈愿生產豐收特別是禽畜興旺的含義。

　五 余論 目前已發掘的滇文化墓葬數以千座，但如前所述，帶有猴裝飾的器物僅見于少數幾個墓地，尤以晉寧石寨山墓地和江川李家山墓地最為集中。而且，這些器物大多出自西漢時期的高等級墓葬中。這表明在滇文化中，猴這種裝飾題材可能主要是少數上層人物才使用。對石寨山墓地和李家山墓地的材料做進一步的比較，可以發現二者間亦有較明顯的差異。首先，石寨山墓地出土的以猴為裝飾的器物包括扣飾、劍、戈、鉞以及貯貝器等多個器類，而李家山墓地只見扣飾和臂甲兩種，且數量相對較少。其次，石寨山墓地出土的猴扣飾以圓形居多，少數為長方形和浮雕狀，圓形和長方形扣飾上的猴一般圍一周，有的還鎏金；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猴扣飾只有長方形一種，且上面的猴有圍一周的，也有只圍三邊或一邊的。由于器物多出自西漢墓，這些差異應與年代早晚的關系不大。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兩地人群在觀念、審美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二是古滇國的手工業中存在“特供”產品的生產。從形制和結構看，石寨山墓地出土的圓形猴邊扣飾和猴形莖劍等器物很像是同一作坊或同一批工匠制作的，而這些作坊或工匠很可能是專門為滇王和王族服務的，其他人包括李家山墓地的貴族一般很難獲得這些物品。

　猴屬于哺乳綱靈長目，是人類的近親。相比于一般的家畜和野獸，猴生性活潑好動，有時又滑稽可笑、憨態可掬，所以不帶偏見的話，人們往往視其為一種吉祥、可愛的動物。

　另一方面，猴的智商較高，形態又接近人，有時還會模仿人，于是在古代乃至近現代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觀念中，經常由動物升格為神，并受到敬畏和崇拜。如很多關于創世的神話，甚至把猴描繪成人類的祖先。云南是一個動植物資源非常豐富的地區，這里獨特的自然環境非常適宜猴的生存與繁衍。因此對古滇人來說，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了解甚至馴養猴。而猴的上述特性不僅使它們很容易受到滇人的喜愛，而且由于后者原始宗教發達且在藝術創造中尤為強調寫實性，故很自然地成為滇文化器物裝飾中的重要素材，并根據人們的社會心理需求被賦予諸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意義。從國內的考古發現看，不少民族或文化中有以猴造型作為器物裝飾的，但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表現手法和文化內涵，滇文化中的猴裝飾都是首屈一指的。這些猴裝飾充分體現了寫實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是古滇國工匠精湛技藝的見證，也是關于古滇人社會生活、精神觀念及其對自然界看法和態度等歷史信息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