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制”下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初探

摘要：自先秦以來，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就形成了看似對立、卻又相輔相成兩條主線——法家的“法治”和儒家的“人治”。即利用制度法規和弘揚禮儀教化限制和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而這種二元雜糅的教育模式，筆者定義為“二元制”模式，它不僅存在于政治思想領域，也一直存在于我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

關鍵詞：二元制 法治 人治 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G416

文獻標識碼：A

目前學術界對于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了。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已經基本形成共識：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為中國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足夠的理論支撐。各個歷史時期的中央政府都不遺余力的利用國家宣傳機器向民眾灌輸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主流價值觀。筆者試圖從歷史學和教育學的雙重角度，跨學科分析我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二元制”模式。

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識形態領域最主體的實施方。一直受到當時國家政治思維的影響。教育實際就是統治階級政治思想的投影。在我國古代，雖然沒有使用過“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概念，但它作為歷代統治階級進行思想文化統治方法，卻是歷史上的客觀存在，只不過其表現形式、名稱及其功能與今天有所不同而已。從原始社會的祭祀活動上的獻祭和規范開始，禮法就開始它的發展。經歷了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衍變，“法治”已經褪去血親復仇的野蠻色彩，“人治”也突破了西周以來血緣為紐帶的原始禮法；經歷了先秦諸子對理論的系統化和漢初的儒家強化，基本形成了看似為儒家禮法為主體，法家制服為輔助；實則以禮法教化為表面，以強制規范為實質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即所謂的“人治”和“法治”?！稘h書·元帝紀》中記載：“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見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瓏L侍燕，從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圩魃唬骸疂h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種外儒內法、心照不宣的政治思想經歷了宋明理學的進一步掩蓋，進一步淡化了“法治”的色彩，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這種政治思想影響下的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呈現的是外儒家內法家，“人治”、“法治”并舉的特點。筆者將其稱為“二元制”思政教育模式。

中國自詡為“禮儀之邦”?！坝捎凇Y’的形式是規范，它具有對人的行為進行強制和約束的功能，是社會生活秩序不可缺少的工具，因而禮教一直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內容”?？梢姀囊婚_始，“禮”就包含了強制和勸化兩層屬性。以往思政領域的研究者往往注重于儒家“人治”思想主導下的中國古代文化對我們當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卻忽略了法家“法治”帶來的另一股內動力。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的有識之士大都善于利用“二元制”的思想政治教育來推行官方認可的主流思想，也是各自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的反映。二者不可偏廢，否則就會引起動蕩：蕭梁末期的侯景之亂和趙宋面對外族時的知識分子的末世悲鳴都是“人治”思想過于理想化釀成的苦果；而“三武滅佛”和唐末五代的斯文掃地則是“法治”思想極端化的例子。因此無論哪個時期，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都不僅左右著當時國家高級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影響著當時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

我國古代統治階級歷來就十分重視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治政治”思想下，儒家強調對民眾的“自省”、“克制”，即自我反省，自我克制，強調把自身修養和社會規范相融合。曾有學者將“人治”政治思想影響下的我國古代思政教育分為五個方面：“第一，學思并重是指學習道德知識，掌握道德理論。在孔子那里有這樣的闡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也指對行為的思考。學必須與思結合，因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第二，省察克治。是自我反省，自我檢查。即自我糾正，自我改過。第三，因人施教。這是針對不同學生的具體情況，進行側重點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第四，身體力行。這既包括與言行相對的行，也包含道德規范、道德觀念的實行。第五，改過遷善。這是古人修養德行的一種重要方法?！?/p>

相對于儒家的“人治”思想影響下的古代思政教育偏向于“內省”和“認知”，由法家沿襲下來的“法治”思想更注重于約束和限定。如同我國政治思想中“外儒內法”、“外禮內法”的理論模式，我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外人治，內法治”。我國古代封建統治階級在努力利用儒教的影響力來塑造文化一統的國家向心力的同時，也很注重利用規則和框架來約束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對于違反國家核心價值體系的“異端”思想實施嚴厲的文化壓制政策。早在戰國時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就提出“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漢代開始在國家最高學府“太學”中設立經籍博士，以考察人品聲譽為基礎的“察舉”模式取士；宋明以后，隨著理學的興起和科舉考試的放開，封建統治者表面上仍舊大力鼓吹儒家思想的正統性，孔子可以配享太廟，實際上進一步降低了知識分子的上升渠道和政治地位；明清針對高級知識分子和官僚的廷杖制度和捕風捉影的文字獄就是我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領域“法治”層面的又一例證。

總而言之，我國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和我國古代的政治史一樣，始終貫穿著儒家的“人治”教化和法家的“法治”兩條主線。而外“人治”內“法治”的傾向一直存在，而且逐步強化。二元制模式下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從產生到逐步僵化，它始終是為封建統治者鉗制思想、鞏固統治服務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國家主流價值觀的延續和傳承，其中的合理因子已經滲透到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這對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對我們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著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