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運史上黨報批評黨領導機構的爭論

黨報批評“同級黨委”(黨的領導機構)問題，實際上是黨報與黨的關系的處理問題。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我國幾代黨的領導人在理論與實踐中都進行過認真的探索和總結。它涉及到黨的自身建設、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各項事業能否健康順利發展的大問題，但是這個問題160多年來國際共運實踐始終都未能很好解決，其爭論和斗爭始終沒有停息過。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巨變固然有許多因素起催化作用，然而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它們普遍存在沒有處理好黨報(媒體)與執政黨的關系問題，違背馬克思主義新聞輿論監督的原理，剝奪人民群眾和媒體對黨和政府批評和監督的權利，導致其形成不被監督的特殊階層，腐敗加劇，最終喪失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我國黨報(媒體)與黨的關系的問題也始終未能很好解決。對國際共運史上黨報批評同級黨委(黨的領導機構)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及其爭論作一粗淺描述和分析，希望能引起人們對處理其關系問題的思考。

馬克思恩格斯倡導黨報開展批評的理論與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報刊應當在履行社會監督職責方面表現出大公無私，毫無顧忌，因為“在這里，沒有對地位、利益的任何顧忌，沒有乞求上司庇護的念頭”。他們主持的《新萊茵報》在這方面做出了榜樣，對敵人，該報的揭露毫不留情；對中間派、同盟者和工人運動中的各種缺陷，報紙的揭露同樣毫不留情。馬克思主編的世界上第一份無產階級報紙《新萊茵報》是以“民主派機關報”的副標題出版的，然而恩格斯指出：“我們認為在德國民主黨成份極端復雜的情況下，對民主黨人進行最嚴格的監督，正是絕對必要的?！?/p>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及無產階級政黨的機關報應有自己的鮮明特色時，既強調黨報在組織上必須接受黨組織的監督，也強調黨報對黨的領導的監督，批評他們的缺點和錯誤。馬克思主義輿論監督觀認為，批評和監督無產階級黨組織和領導機關的錯誤也是黨報的權利。

馬克思恩格斯對報刊批評也不是隨心所欲、無所限制的，根據自己多年黨報工作的經驗，他們對黨報如何正確履行監督批評的使命，提出了下列原則：

首先，黨報開展監督和批評，要公正和坦率。恩格斯直到晚年還一再表示，如果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做了對黨有嚴重危險的事情，黨報就應該對之進行批評，他本人將“堅決站在編輯部這邊”。他還指出，為了黨本身的利益，這種利用報刊對黨的機構和黨的官吏的監督應該是經常性的，批評必然是最坦率的。

其次，黨報批評不能違背道德、黨的綱領和黨的既定策略。對不直接從屬于黨執行委員會和黨代表大會的黨的刊物，他們批評的范圍可以更大一些。恩格斯認為，這種形式上獨立的黨的刊物，“在綱領和既定策略的范圍內可以自由地反對黨的某些步驟，并在不違反黨的道德的范圍內自由批評綱領和策略?！?/p>

第三，黨報批評要注意不使敵人獲得“窺視內幕”的機會。

第四，黨報進行批評還要注意把個別領導人的錯誤和整個黨的錯誤區別開。把責任分清。恩格斯認為，黨的官吏可能犯這種那種錯誤，但整個工人政黨卻在前進。對官吏的監督和批評，不應影響對整個運動和整個黨的機構的看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利用黨報黨刊對黨的領導人進行公開監督和公開批評，基于以下三點考慮：其一，當時黨已經有力量經受公開批評的打擊，已經堅強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過批評糾正自己的錯誤。恩格斯舉例說，黨的領導人在航運津貼案問題上表現出來的俯首聽命的庸俗作風，黨是用自己的力量借助批評糾正的。其二，群眾有能力開展批評并使這種批評收到良好的效果。當《社會民主黨人報》由于批評黨的領導人錯誤而陷入困境時，恩格斯建議編輯請群眾出來講話，讓“黨內同志根據慣用的‘自由發表意見’的原則去進行批評”。到那時候，“憤怒的風暴”就會從四面八方掀起，而這些領袖們就會“真正大出其丑”。其三，對黨的領導機關和領袖人物進行民主監督，是黨的報刊的使命，也是包括黨報工作者在內的每個黨員的民主權利。恩格斯特別強調，在黨內，沒人可以超乎批評之上。

恩格斯認為黨報對黨的領導成員應有監督的作用，甚至有責任讓黨員群眾有機會在報紙上表示黨團無權阻止做什么事情。

鑒于當時德國黨的領導人在黨內批評問題上主要傾向是反對甚至壓制黨內同志對他們進行批評，恩格斯在這一時期談及黨內批評問題的言論中，有不少是分析黨的領導者為什么是可以被批評的。恩格斯認為，黨的領導人不是凌駕于全黨之上、主宰黨的命運的主人，而是受全黨委托、擔負某些重要職務的仆人。因此，他們的工作理應受到全黨的監督。恩格斯在1891年2月寫給考茨基的信中說：“要使人們不要再總是過分客氣地對待黨內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總是把他們當作完善無缺的官僚，百依百順地服從他們，而不進行批評?！?/p>

恩格斯曾經說過：“工人運動的基礎是最尖銳地批評現存社會。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評，想要禁止爭論呢?”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是靠批評(包括自我批評)來維持生命力的。因為只有通過批評才能克服各種錯誤思想，糾正自己活動中可能出現的失誤，以便學會更好的工作。對黨來說，這樣做“要比任何無批判的恭維更有益處?！?/p>

而對于那些影響到黨的綱領、路線的重大的政治上、理論上的錯誤，對于那些“對黨有嚴重危險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則認為，只要條件允許，就必須在報刊上公開批評。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黨報的批評實踐

馬克思恩格斯既是運用黨報批評同級黨委(黨的領導機構)的積極的理論先驅和倡導者，也是熱情的身體力行的探索者和實踐者，并勇于與反對者進行斗爭?！缎氯R茵報》創刊后第二天，馬克思就在該報上發表文章，批評“民主派過分陶醉于最初的勝利”，因而在當時進行的革命中“遭到了失敗”。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議會黨團曾經行使黨的執行委員會權力，它是不情愿接受甚至壓制黨報對其批評的。議會黨團壓制黨的報刊對它進行批評的突出例子，就是所謂的“凱澤爾事件”。1879年5月17日，社會民主黨議員麥·凱澤爾經黨團準許在國會發表了為俾斯麥政府提出的保護關稅法案辯護的演說。由于這是一個有利于大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而有害于廣大人民利益的法案，馬克思稱凱澤爾的辯護演說是“可恥演說”。為此，希爾施在《燈籠》周刊上發表文章批評麥·凱澤爾違反黨的紀律?？墒屈h團不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指摘希爾施在報刊上批評黨團成員是違反黨的紀律，要對希爾施實行檢查。

黨團這種壓制批評的行徑，引起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關注。為了維護黨的報刊開展黨內批評的正當權利，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陳述了對這一事件的看法。指出：黨團壓制希爾施對凱澤爾的行為的批評是極其錯誤的，是違背黨的原則的。

1884年底，俾斯麥從活躍德國殖民政策的利益出發，要求國會批準對輪船公司的年度津貼。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的多數迫使黨團決議準

備投票贊成航運津貼?！渡鐣裰鼽h人報》譴責黨團中的這一機會主義立場。黨團聲明報紙無權批評它的活動。黨團對黨報是否有權批評黨的領導機關提出異議。這個聲明公布以后，報紙編輯部收到各地黨員寄來的大量信件和各地方組織的決議，抗議黨團的錯誤立場和對該報的攻訐?！吧踔猎邳h團的多數用一道現在連它自己也覺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該報采取這個方針以后，還是堅持自己這樣做的權利。斗爭繼續了整整一個月，在這段時間內編輯部得到了德國國內外的黨員同志們的有力支持?！秉h團多數被迫讓步，1885年4月23日與報紙編輯部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評的企圖都意味著破壞黨的原則和動搖黨的基礎。在尖銳批評的影響下，黨團多數提出以帝國國會接受一些建議作為投票贊成政府提案的條件。只是在國會拒絕了這些建議以后，黨團全體成員才投票反對這項提案。聯合聲明特別指出，任何限制批評的企圖都意味著破壞黨的原則和動搖黨的基礎。

馬克思著名的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及其領導人的《哥達綱領批判》，就是發表在該黨的黨刊《新時代》上的。注幅這一著作的公開發表，使得包括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在內的黨的執行委員會大為不滿，他們企圖強令這一期《新時代》雜志全部停售，并警告它：今后不準再出現類似的情況。恩格斯對黨的領導機構的這種錯誤態度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決不應當把黨的報刊“置于一個由社會民主黨的機關自己炮制和實施的新的反社會黨人法之下”(按：“反社會黨人法”已于1890年10月1日廢止)。他在給倍倍爾的一封信中說：“你們曾企圖強制阻止這篇文章發表，并向《新時代》提出警告：如再發生類似情況，可能就得把《新時代》移交給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管理并進行檢查，從那時起，由黨掌握你們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離奇。既然你們在自己隊伍中實施反社會黨人法，那你們和普特卡默(1881-1888年任俾斯麥政府內務大臣——引者注)有什么區別呢?……執行委員會和你本人對《新時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著并且應該保持相當大的道義上的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們也應該而且可以以此為滿足?！?/p>

恩格斯在這里明白表示，他反對黨的領導機構用強制的行政手段對待黨的報刊：黨的領導機構應該對黨的報刊保持道義上，也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影響，而不應該在黨內“實施反社會黨人法”，在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群眾性的大黨，并且能夠合法地進行活動的條件下更應該如此。

通過以上論述可見，當時德國黨的黨報對黨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的批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是經過激烈的黨內斗爭的。從后來的共運史看，這個問題具有共性，表現出東西方共產黨中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的害怕、抵制新聞批評的特征，當然非共產黨人中也存在同樣問題，這也是人類共同的特性。所以說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很好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和解決，永遠都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而我國有的學者就恩格斯晚年對于德國黨和黨的報刊關系的論述，認為“是在他指導德國黨的刊物批評德國黨中央的領導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時作出的；是針對德國黨中央的情況和德國黨報刊的狀況提出的；是特定情況下的歷史產物。其中雖有反映黨的報刊工作的一般規律，以及反映黨和黨的報刊關系普遍性的東西，但是確有一些結論帶有明顯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認為當時世界革命運動重心所在的德國黨是在野黨，恩格斯的論點‘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和黨報面臨的新情況，是值得仔細考慮的?！鞲袼巩敃r是國際共運不容爭辯的領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他不屬于哪一個黨，不擔任哪個黨的領導職務，也沒有直接掌握的報刊。他同德國黨有特殊的關系。德國黨刊《新時代》同德國黨中央關于是否刊登《哥達綱領批判》一文的爭論，是在恩格斯親自指導和強有力支持下進行、并且取得勝利的。如果沒有恩格斯這樣具有崇高威望的‘國際裁判’，《新時代》能在爭論上獲勝嗎?德國黨中央能容忍《新時代》的批評嗎?現在國際共運中，根本不存在恩格斯這樣的權威?！?/p>

筆者不以為然。恩格斯強調尊重黨的報刊的獨立性和自主權雖然針對的是黨刊《新時代》，但是不能將其看成是一個個案，否則我們就不能全面客觀的分析和理解馬克思主義。試想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就具有典型意義的具體問題推而論之進行的分析和論述呢?“德國黨是在野黨”，既然處在無執政資源的在野黨的地位的黨都能夠開展對黨的領導機構的批評，理由是“當時黨已經有力量經受公開批評的打擊，已經堅強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過批評糾正自己的錯誤”，那么，一個建黨八十多年、建國六十年，擁有數百萬人民軍隊和七千萬黨員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還“面臨”什么“新情況”，懼怕其黨報(媒體)對自己進行批評?另外，沒有“恩格斯這樣的權威”就是不開展或拒絕輿論監督的理由嗎?我們黨的幾代領導人在黨內外難道沒有“恩格斯這樣的權威”嗎?假如當時《新時代》的爭論沒有獲勝，能反證黨報黨刊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及其領導人”是錯誤的嗎?試想：恩格斯如果在世，他又如何評論這一高見?

列寧等人關于黨報批評黨的領導人和領導機構的思想與理論

我們知道，20世紀初，列寧根據黨和黨的報刊工作的新情況，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黨性原則，認為新聞事業應當成為黨領導的“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黨的一切報刊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黨的組織上的領導和監督。

但是列寧在如上原則下，又提出具有創造性地運用黨報批評同級黨委(黨的領導機構、領導人)的理論，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輿論監督思想。

列寧一向把利用報刊開展不同意見的討論，把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看成是實行黨內民主的重要手段，并把它們作為形成和制定黨的路線、方針和策略，鞏固黨的團結和增強黨的統一的重要手段之一。列寧認為，工人政黨內部存在不同意見和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是一種正?，F象，黨的報刊沒有任何回避、粉飾的必要。相反，應當為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提供保證，應當積極創造條件，允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觀點的文章，以便幫助人們清楚地認識所爭論問題的實質和意義，以便盡快地使全黨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獲得統一。由此表明，在列寧看來，黨內正常的爭論和批評與黨對報紙的絕對領導不是對立的，不影響報紙的指導、組織等作用的發揮。只要在黨綱的原則范圍內，批評是完全可以自由進行的。

列寧十分支持在報刊上展開不同意見的爭論和批評。1900年，作為《火星報》和《曙光》雜志的主要編委列寧，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要使我們的機關刊物成為觀點不相同的全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討論一切問題的機關刊物。我們不但不反對同志們在我們的機關刊物上進行論戰，相反地，我們還打算用很大的篇幅來展開論戰?！薄拔覀兩踔琳J為，對顯然分歧的觀點不作公開的論戰，竭力把涉及重大問題的意見分歧

掩蓋起來，這正是當前運動中的一個缺陷?！睘榱丝朔@一缺陷，不僅要求黨的機關報向黨內各種不同的意見敞開大門，而且還應該保證黨員們自由批評黨的中央機關的權利。1904年列寧在致《火星報》的信中指出：“必須給全體黨員以盡可能充分的自由來批評和責難中央機關；如果這些責難不會帶來抵制，不會拒絕有效的工作和停付資金，中央委員會不認為這些責難是可怕的?！?/p>

1906年5月24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市莫斯科區300多名黨員開會，討論關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四大的總結時，就是不是容許在報刊和群眾集會上批評四大的決定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孟什維克竭力限制圍繞代表大會的決定開展思想斗爭，認為只有在黨的會議上批評才是允許的，并根據這個精神提出了決議案。列寧對孟什維克的決議提出了修正。列寧認為，社會民主黨的一切決定不僅應當在黨的會議上，而且應當在黨的報刊和群眾集會上進行討論。經列寧修改的決議案獲得大會通過(僅39票反對)，次日刊登在《浪潮報》第15號上，孟什維克竭力反對列寧的意見，于是便通過中央委員會針對列寧的修改意見起草了一項決議，對討論自由、批評自由和行為一致做出了具體規定。列寧認為這些規定極端錯誤地理解了黨內討論自由、批評自由和行動一致的關系，立即寫了《批評自由和行動一致》一文，發表在《浪潮報》第22號。文章指出：“在黨綱的原則范圍內，批評是完全可以自由進行的……禁止這種批評或這種‘宣傳鼓動’(因為批評和鼓動是不能分割開的)是不可能的?！睘榇?，他嚴肅地批評了“中央委員會對批評自由的規定是不正確的，規定得太狹窄了；對行動一致的規定是不正確的，規定得太闊了?！绷袑幷J為當時的“中央委員會的最大錯誤就是，它沒有經過黨的刊物和黨組織事先的任何討論”，就決定和公布了重大問題的決議?！笆孪鹊挠懻摫緛硎强梢詭椭苊夥肝覀冎赋龅倪@種錯誤的?！迸c此同時，列寧又在《關于俄國社會民主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這本小冊子中指出：“如果我們真正決定在我們黨內嚴肅認真地貫徹民主集中制，如果我們決定吸引工人群眾自覺地解決黨的問題，那就應該在報刊、集會、小組和團體中進行這樣的討論?！?/p>

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回憶列寧支持報紙批評時說過，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是群眾性的創作，群眾自己應當監督一切，群眾的監督有時失敗，有時做得不完備，但這都不能成為拒絕群眾進行監督，特別是利用報刊公開進行輿論監督的理由。黨政領導機關的不良現象時常逃脫工農檢查員的耳目，卻難以逃脫工農通訊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耳目，因此一定應當使報紙雜志對黨政機關實行輿論監督這種可貴的精神發揚光大。

列寧在《批評自由和行動一致》一文中說：“在黨綱的原則范圍內，批評是完全可以自由進行的，不僅可以在黨的會議上，而且可以在廣泛的集會上自由進行。禁止這種批評或這種‘宣傳鼓動’(因為批評和鼓動是不能分割開的)是不可能的。黨的政治行動必須一致。不論在廣泛的集會上，不論在黨的會議上或者在黨的報刊上，發出任何破壞已經確定的行動的一致的‘號召’都是不能容許的?！?/p>

十月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政黨從此成為一個國家的執政黨。作為執政黨如何對待自己的報紙對自己的批評?列寧一再強調對黨和政府進行輿論監督的重要作用。列寧精辟地闡明了黨內輿論監督和運用黨報批評同級黨委(黨的領導機構)思想，并積極實踐，熱情支持黨報在維護黨的行動一致基礎上對同級黨委(黨的領導機構)進行批評。

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二天，列寧在全俄工農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鄭重聲明：“我們愿意讓政府時時受到本國輿論的監督?！蓖惶?，列寧簽署出版法令，這個法令指出：“一旦新制度確立起來，對報刊的各種行政干預就必須停止，而將依照最開明與最進步的法律，并在對法庭負責的范圍內對出版實行充分的自由?！币院?，他曾多次提出黨政機關報應當“公開揭露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切毛病，從而呼吁勞動者的輿論來根治這些毛病?！蓖瑫r列寧積極為人民群眾利用報刊進行輿論監督創造條件，支持人民群眾這種積極性的發揮，并以法令條文的形式保障人民群眾的這種積極性不致因行政干預而受到挫折。1918年列寧主持通過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關于報刊工作的決議還明確規定：“揭露、批評蘇維埃機關和黨組織及其負責人的缺點、錯誤甚至罪行，是黨和蘇維埃報刊的最重要任務之一”。

列寧進一步主張，不論是對黨的理論、黨的路線或者是發現黨在實踐方面有錯誤而展開討論和批評，只要不是瞞著黨組織交給在某種“綱領”的基礎上形成的小集團去討論和批評，而且在黨的報刊和黨的組織之內進行必要的有益的討論，黨不但不應予以制止，而且應提供保證，創造各種方便條件，讓他們有機會發表文章，出版專集。

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列寧始終主張輿論監督權的存在，并且認為少數人有權捍衛和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在論及黨內行動一致和輿論監督時寫道：輿論監督當然不應當破壞無產階級的一致行動，“但是，最廣泛地、自由地討論和指責我們認為有害的措施、決定和傾向，這不是行動一致的范圍以內的事情。只有進行這樣的討論，通過決議和提出抗議，才能形成我黨的真正輿論?！?/p>

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報刊活動家盧森堡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后不實行最充分的民主，不發動群眾通過報刊等渠道對領導層實行輿論監督，那么，政權將會得而復失，資產階級定然卷土重來?！彼罹?、最害怕的，是批評社會公仆的自由遭到壓制，她一再呼吁：必須保證公眾的監督，保證出版自由。她明確指出，民主監督是社會主義條件下防止國家機關向官僚制蛻化的唯一保證，唯一可行的途徑。她在《論俄國革命》中描繪的這一壓制民主所出現的社會圖景，并非聳人聽聞。她描繪的這一圖景成了斯大林在蘇聯執行肅反擴大化后出現的萬馬齊喑的情況的預言。

列寧倡導并支持黨報批評黨的領導機構

在運用黨報批評同級黨委(黨的領導機構、領導人)的問題上，列寧是一位積極的實踐者，當有人因此遭到壓制打擊時，列寧是一位堅定而又熱情的支持者。媒體是有權利和義務對上級黨和政府的領導機關進行批評和監督的，不能把媒體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權利從公民的輿論監督中分離出來，剝奪媒體及其工作人員對各種權力的監督。列寧在世時，一直支持被領導的報紙批評行政領導機構和黨委會。

《經濟生活報》起初曾是蘇維埃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機關報，它在黨的原則指導下可以獨立地、客觀地對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行使其輿論監督的權利，為此常常引起經濟委員會的斥責。經濟委員會負責人雷科夫曾企圖剝奪《經濟生活報》的輿論監督權。后來事情發展到了嚴重沖突的地步。于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召開會議，以《經濟生活報》點名批評最高國民經濟委員為借口，決定向中央要求“撤銷”主編克魯敏的職務。

克魯敏向俄共(布)中央組織局作出報告，要求中央檢查《經濟生活報》的“路線”是否符合黨的路線。在列寧的領導下，中央肯定了《經濟生活報》的工作，不同意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撤銷克魯敏的職務，并且支持《經濟生活報》繼續與政府機關中存在著的官僚主義等錯誤進行斗爭，行使報紙代表人民在黨的路線指導下對政府機關的監督權。

正像政府的機關報可以行使對政府機關的監督權一樣，黨的機關報按照黨的精神行使對黨的領導機關的監督權也是無可指責的，這和黨的機關報應當服從黨的領導并行不悖。列寧領導俄共(布)十大制定的《關于黨的建設問題》的決議第七節“工人民主制和黨內生活”指出：“使黨的輿論對領導機關的工作進行經常的監督”是活躍黨內生活“必須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在列寧的倡導和支持下，《真理報》、《貧農報》和《經濟生活報》都曾認真行使了對黨和蘇維埃政府的監督權。黨和政府根據報紙上的批評意見曾對某些不合理的方針、政策作了必要的調整，并不斷地改進工作作風。由于《貧農報》經常發表來自農民對黨和政府進行監督和批評的來信，為此列寧曾親切地把《貧農報》稱為“農民氣壓報”。1920年底到1921年初，國內戰爭剛結束，農民在戰爭中付出的犧牲使貧困達到了極點，驚慌和動蕩籠罩著農民群眾，對共產主義時期所實行的余糧收集制從懷疑轉為不滿。他們認為國內戰爭已經結束，余糧收集制應該停止執行?！敦氜r報》作為農民群眾的代言人以及出于對黨、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愛護，行使報紙應有的輿論監督權，連續發表了許多農民對繼續執行余糧收集制的訴苦信和抗議信。列寧得知后，認為《貧農報》這樣做有利于黨和政府改變已過時的政策，于是要求《貧農報》主編卡爾賓斯基就農民來信批評黨和蘇維埃政府、批評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一事，提出詳細的書面報告，同時附上農民來信的摘要?？栙e斯基挑選了五十封農民來信，并根據農民來信寫成報告一并交給列寧，同時繼續在《貧農報》上登載有代表性的農民來信。

蘇聯斯大林執政時期確立“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的新聞批評原則

列寧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初，簽署政令剝奪敵對報刊的出版自由。1920年內戰結束后，列寧則認為，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時機已經來臨，并著手逐步恢復新聞自由。具體做法有：(1)允許一部分非黨報刊存在。(2)主張黨內分歧應在黨報上公開討論。(3)提出達到一定人數的公民團體可以享受政府給予的出版物質條件。(4)鼓勵報刊發揮輿論監督作用。但是，斯大林在后來的社會主義進程中，抽去了時間和空間的條件，把列寧在奪取政權前和奪取政權之初的某些新聞觀點和實踐加以絕對化、模式化，使之成為蘇聯乃至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新聞制度，形成了一種很不利于表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極權制新聞傳播模式。這種模式主張報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起組織作用，損害了新聞與社會主義法治的關系，它否定普遍自由的形式，否定人民中的各部分成員直接行使自由權利，使新聞成為單純的政治工具，導致新聞媒介的社會輿論功能的蛻化。

這種所謂的“蘇聯模式”連同斯大林在其它領域推行的專斷政策，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設想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是格格不入的。在1925年聯共(布)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談到有人主張黨的報刊應該允許不同意見時強調：“在我們看來，黨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钡谒磥?，允許不同意見的發表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他所代表的“黨的利益”是注定要凌駕于這種民主之上的。正是在這種專橫集權的指導思想之下，他把此后對黨的政策持有不同意見的人接二連三地扣上了反黨分子的帽子，或開除出黨，或驅逐出境，或肉體消滅，在他把持的新聞媒介上當然也只剩下了他的“真理”。從20年代后期起，蘇聯新聞媒介秉承斯大林為首的領導層的旨意，大張旗鼓地開展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指名道姓，無限上綱，批判的對象波及整個文化界、知識界，以后又發展為肅反擴大化，使大批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遭到逮捕、監禁和殺害，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蘇聯新聞媒介從背離反映民意的神圣職責起，發展為官僚集權統治的馴服工具，這是無產階級黨性的異化、社會主義新聞媒介的異化。這種異化現象不僅存在于斯大林時期，而且延續于后斯大林時期，這就更加令人痛惜、促人深思。

關于“黨報能否批評同級黨委”的爭論，自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已經出現，但真正作出“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原則和規定則是在斯大林執政時的蘇共中央。這一規定出自一起歷史事件。

1939年7月，科米省(州)委機關報《爭取新北方報》的主編札(薩)多夫在該報的一篇編輯“按語”中，對于1939年7月10日公布的聯共(布)科米省黨委會常委委員會決議，進行批評(被認為是“粗率的錯誤”)，被認為是在“省報紙展開了反對省委會的論爭”。為此，聯共(布)中央1939年7月25日作出決議，決議全文如下：《關于(爭取新北方報)主編札(薩)多夫同志》

(聯共(布)中央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決議)

確認為《爭取新北方報》的主編札多夫同志在該報紙的編輯“按語”中，對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公布的聯共(布)科米省黨委會常委委員會決議，發生了粗率的錯誤，在省報紙展開了反對省委會的論爭。札多夫同志用《爭取新北方報》反對省委會，是違反了聯共(布)黨章的規定，根據黨章的規定，報紙應受黨委會領導和監督，如果主編對省委會有不同的意見，他可根據黨章向黨委會提出問題，有時甚至可以向聯共(布)中央提出問題，但無任何權力利用報紙來與省委會爭論。

科米省委會對此事處理不當，對省委會決議一事未在編輯按語中反應出來，在省委會常務會上未討論這個問題，亦未提交聯共(布)中央。聯共(布)中央決議：

(1)由于札多夫同志在編輯爭論性的按語中反對省委會及省委會決議，特撤換札多夫同志的主編職務，并宣布其錯誤。

(2)將本決議分別通知各省委會、邊區委會及各聯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

自此以后，蘇共中央正式確立了“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的新聞黨性原則和新聞批評原則。

這一決議對蘇聯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曾任蘇聯《真理報》副總編輯的阿法納西耶夫在蘇聯解體以后所寫的回憶錄中。談起他曾經試圖對黨內的不良現象開展一些批評。他不敢觸動最高領導層，只是對州委書記和部長們作過一些批評，即便如此，也是如履薄冰，處境艱難。他感慨萬分地說：“如果我們一切事(指那些批評——引者注)都做得如愿以償，那么偉大的蘇聯，世界上三個最偉大的強國之一，具有極大凝聚力、吸引力和影響力的三極之一。就會存在下去”，而不致于崩潰瓦解。

(責任編輯　蕭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