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非洲人偶如何改變了西方藝術

對20世紀兩位最偉大的藝術家而言，誰也沒想到影響他們藝術生涯的竟是一只來自非洲中部即如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偶。這只木制的人偶端坐在凳子上，臉微微上翹，似乎在眺望著什么，長長的身軀與他短小的四肢相比，顯得十分不協調。1906年，亨利·馬蒂斯用低廉的價格從巴黎一個古董店買了它。這位法國藝術家喜歡用一些異域風情的裝飾品和藝術品裝點自己的工作室，再把它們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呈現給世人。

后來，在藝術贊助人及前衛女作家格特魯德·斯坦因的家中，當馬蒂斯將這只人偶展示給巴勃羅·畢加索時，就同馬蒂斯當初偶然發現這只袖珍卻精致的人偶時的感受一樣，畢加索也被它深深吸引了。

毫無疑問，這只人偶完全激起了畢加索的欲望，他立即參觀了特羅卡德羅宮民族志博物館非洲部分的展覽。這位二十四歲的藝術家絕對稱得上年輕有為，他似乎早已吸收了歐洲藝術的精華。他渴望獲得一些完全與眾不同的東西，而這些在西方人眼里完全陌生的藝術品正是他創作的靈感源泉。他沉浸在這些充滿戲劇性的面具、圖騰、神物、雕像等展覽品中。之前他也曾被古西班牙的伊比利亞石雕所吸引，并因此而獲得了一種新的靈感源泉?，F在，非洲的這些展覽品也是獨一無二的，它們栩栩如生，同時又極富內涵。

來自非洲和太平洋的民間藝術促使西方藝術家自身更具有對抗性，當今世界因此而被改變。

在經過無數次準備及嘗試之后，畢加索終于將他的第一部立體派畫作公之于眾—一幅八平方英尺的《阿維農少女》。它的橫空出世震驚了世界，就連他前衛派的朋友都訝異不已。的確，他有些太前衛了。1907年夏末（但畫作直至1916年才對公眾展出），當他的朋友們第一次在蒙馬特畫室見到這幅畫作時，都感受到了畫作中充斥著的殘酷和獰厲。畫作中五名女性身體扭曲，搔首弄姿。其中三名則用她們狂熱的眼神挑逗著觀者。畫作右邊的三名女性臉部光滑，雖然如今已有些走樣。這些藝術創作正是畢加索從伊比利亞石刻品中汲取的靈感。而左邊的兩名女性則具有非洲人的特征，她們臉上有黑色的面部標記，有些像疤痕，又或者只是木頭上的紋理和色調?？傊?，她們的臉似乎都像一個個面具。

當然，這只小小的剛果人偶不僅給了畢加索靈感，為他的藝術發展迎來了轉折點，更重要的是，現在你可以在皇家藝術學院的馬蒂斯工作室展覽中看到它和其他一些對馬蒂斯繪畫及雕塑產生影響的藝術品陳列在一起。這標志著馬蒂斯與老一派法國藝術家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友好競爭關系。在這一點上，馬蒂斯更像一名實驗性和激進派的藝術家，或者說他像一頭“瘋狂的野獸”，成了名副其實的野獸派創始人。

1906年，馬蒂斯在《生活的美好時光》中描繪了一個多彩且夢幻的田園生活。同年，他買到了那只非洲人偶。也正是這一年，馬蒂斯與畢加索相遇了。那時畢加索正在嘗試有關非洲裸體人像的創作，不久之后，《阿維農少女》問世了。畢加索意在創作一些更不同凡響、新奇大膽的作品而雁過留聲，在剛過去的一百一十年間他的作品也的確影響非凡。

然而，馬蒂斯并不是第一個借鑒非西方藝術的藝術家。眾所周知，早在19世紀末，法國的藝術家便開始接受原始主義，而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新古典主義時期黃金時代的田園繪畫。當時，盡管非西方藝術品至關重要，但是有趣的藝術還有很多。無論是在視覺藝術，還是在音樂藝術上，兒童藝術、后來的精神病藝術，以及所謂界外藝術和民間藝術等都對現代主義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

返璞歸真

馬蒂斯總是對他孩子的繪畫饒有興味，甚至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可能的工作方向。同樣，畢加索也一直對兒童藝術充滿興趣，他還發表過著名評論，認為“每個孩子都是一個天生的藝術家，而問題的關鍵是長大后如何讓孩子們不會改變這種天分”。

源于非傳統的藝術范疇的作品往往來自一種自發的、純真的感覺，又或者只是來源于一種突然的創作靈感，它們是一種沒有受到學術型藝術訓練以及西方價值觀影響的產物。這種藝術興起于一些知識分子圈和前衛派藝術家，例如頹廢派藝術家及一些不再具有影響力的人。這種原生態的、反映藝術家內心世界的作品，以及那些20世紀興起的無意識藝術作品才是如今最寶貴的財富。換言之，藝術理應不受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束縛。

盡管這些略顯青澀、設計簡單的藝術作品并不屬于非洲藝術以及其他非西方文化藝術的范疇，但藝術家們依然被其簡單直觀且不拘泥于自然的特點所震撼。但沒有人思考過這些藝術品背后真正的含義，也沒有人理解它們所衍生的獨特文化。殖民政治甚至還沒有起步。

那座曾經給予畢加索靈感的特羅卡德羅宮博物館于1878年正式開業，里面陳列了很多從法國殖民地掠奪來的藝術品。該博物館現在的館長，包括展覽了非洲面具和雕像的皇家藝術學院的馬蒂斯工作室的館長都沒有否認這一點，而且做出了一定的補救工作。在2017年初，巴黎的布朗利碼頭博物館舉辦了名為《原始畢加索》的展覽，主題為探索非洲藝術對畢加索藝術生涯的影響。在此次展覽中，這只來自中非的人偶受到了與畢加索作品同等的重視，人們可以直接欣賞到作品之間的密切聯系。

與此同時，芝加哥藝術學院在展覽中展出了一位藝術家的創作過程。該藝術家深受法屬波利尼西亞藝術的影響，而他反過來又對馬蒂斯產生了特殊的影響—在其影響下，馬蒂斯創作了那些色彩飽和的夢幻般的田園繪畫，包括上面提到的他早期的作品《生活的美好時光》。保羅·高更是歐洲藝術家的代表，他向往回到更原始的生活當中去。他先是在馬提尼克島，后來又前往塔希提島尋找創作靈感。高更早已厭倦了西方城市文明，他認為城市生活中存在太多的虛情假意和精神空虛。他于1903年在塔希提島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實際上在他永久地離開歐洲海岸之前，他曾居住在布列塔尼的一個藝術家聚集地。他曾描繪過身穿傳統布列塔尼服飾的虔誠的農村婦女。這些畫作，包括1888年的《布道后的幻象》（又名《雅各與天使搏斗》）在內，色彩強烈，帶有濃厚的神秘感。就像他在塔希提島的畫作一樣，也都與性和死亡緊密聯系在一起。高更這位煉金術士一樣的藝術家，向我們展示了他完全沉浸在藝術創作中的一生。

非歐洲藝術對前衛藝術和20世紀現代主義藝術的意義不容小覷。這三位杰出的藝術家在傳播非歐洲藝術方面有突出貢獻，其影響力波及超現實主義者們和杰克遜·波洛克。當然，不只如此。甚至在如今的時代，雖然看似人們對原始主義的迷戀已經耗盡，但是無論是安娜·門迪耶塔的行為和大地藝術，還是讓·米切爾·巴斯奎特的后現代涂鴉，都在向我們宣告：非歐洲藝術可謂經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