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治理中的性別視角納入

摘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簽署至今已有30余年，期間共召開締約方大會26次。歷屆大會的議程與議題彰顯著國際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的進程和氣候治理政治的認知轉向。從歷次大會報告議題解析入手，著重考察了女性社會性別角色在氣候變化應對舉措的出場及影響力?？傮w上，國際社會在性別視角納入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取得長足的進展，女性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角色已從受害者逐漸轉變為引領者，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依然存在參與決策的程度不足、減緩舉措納入性別考慮的程度不足等問題。啟示我們，應進一步樹立具有性別響應度、性別敏感度和性別改革力的認知，將議程設置中的性別視角制度化，逐步構建氣候治理政策制定的完善體系。

關鍵詞：氣候治理；
氣候治理議程設置；
性別主流意識

中圖分類號：D814.1;C913.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10-0054-05

繼千禧年目標后，聯合國及各成員國于2015年通過了《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議程以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個具體目標描繪了新世紀人類美好的憧憬與設想：“這些目標尋求鞏固發展千年發展目標，完成千年發展目標尚未完成的事業。它們要讓所有人享有人權，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權能。它們是整體的，不可分割的，并兼顧了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方面：經濟、社會和環境?！保?］這17個目標相互作用、相輔相成，不可割裂，綜合地融合考量目標間的協同作用可以為決策者的政策一致性和連貫性提供有益的參考信息，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加速實現意義重大。分別位于目標5和目標13的“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權能”和“采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兩大目標，直指婦女和女童權能保護和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兩大主題。無須多論，實現性別平等一定會體現在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行動中；
而氣候變化行動若沒有性別平等視角的考量，其結果也終將是事倍功半。

隨著學界的研究及國際組織應對氣候變化實際工作的推進，國際社會逐漸意識到氣候變化并不僅僅是環境問題，同時還影響著社會、經濟與文化等方面。在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極端災難與環境問題中，因為社會性別角色的不同，相比男性，女性遭受著更多的挑戰與不平等，但恰恰也是因為社會性別角色的差異，女性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將性別視角納入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有害影響，推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擬通過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26次締約方會議（COP）報告的梳理，解析每次會議的議題議程，展示其氣候變化全球治理從單一的環境治理模式發展為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納入性別平等視角的多元全球治理模式，同時通過人物案例，揭示女性社會性別角色在氣候變化應對舉措的出場影響力。文章認為，國際社會雖在性別視角納入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取得長足的進展，但女性參與氣候變化決策的程度不足、減緩舉措納入性別考慮的程度不足等問題依然是女性參與氣候治理的嚴重障礙。論文提出建設具有性別響應度、性別敏感度以及具有性別改革力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認知與意識，將性別視角在議程設置中制度化的建議。

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30余年的進程

（一）氣候變化初次進入國際議題

1896年瑞典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斯凡特·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氣候模型研究論文的發表，為氣候科學奠定了堅實的物理基礎，他證明了工業化會帶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激增，會大大導致全球變暖。這一成果代表著現代氣候科學的誕生，第一次向世人發出了關注氣候的警報。然而，學界真正開始對地球以及生態系統進行深入了解，使得氣候變化、溫室效應以及全球變暖等話題引起大眾的廣泛關注，已是20世紀70年代了。

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拉開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序幕。會議成立了聯合國環境署，以作為聯合國環境治理的重要領導機構，并通過了一份重要文件《人類環境行動計劃》［2］。這份文件作為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重要的會議成果之一，為今后的全球氣候治理奠定了基礎。隨著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及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深入了解，各國政府舉行了一系列以氣候變化為重點的政府間會議，旨在呼吁國際社會更加關注且重視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問題。

（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由來

1990年10月，137個國家與歐洲共同體的部長和其他代表參加第二屆世界氣候大會，并通過了《部長宣言》［3］（以下簡稱《宣言》）?！缎浴分须m沒有確定任何國際減排目標，但確定了重要“共區”原則，即明確氣候變化是全球各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為后來的氣候變化公約的完成奠定了基礎。1992年5月9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了這一《公約》［4］。1992年6月11日，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會議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153個國家領導人正式簽署了《公約》，成為了處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根本指導原則以及國際氣候談判的核心原則。目前，全球共有197個國家成為該公約的締約方，包含了絕大部分的主權國家行為體。而由此展開的由締約方成員國共同召開的締約方會議成為了氣候變化重要的國際談判平臺，更是為后來的30余年全球氣候治理工作提供了指導方向。

（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意義

《公約》的設立不僅成為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時代的正式到來，更是記錄了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的發展與轉變?！豆s》簽署以后，1995年第一次締約方會議（COP1）在德國柏林舉行，此后，在《公約》框架下于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和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被視為全球氣候治理的兩大標志性成果。圍繞《公約》，至今已經舉行了26次締約方會議。最近的一次締約方會議為《公約》締約方第26屆大會（COP26），2021年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在26次會議中，締約方會議議題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通過分析這26次會議中的議題設置，不僅可以回顧《公約》締約方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危機的認知過程，同時，議題的設置也可展現社會性別在氣候變化這一話題中的發展進程與趨勢。

（四）社會性別視角走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了社會性別的概念。社會學家們認為社會文化及其制度構建了男女兩性間的權力關系以及男女社會性差異。90年代以來，社會性別分析在聯合國及國際問題方面發展成一個分析范疇和研究領域，諸多政策與國際策略的制定，都在為推動性別平等、賦權女性而努力。一系列的國際公約、宣言綱領等國際法律和文件開始將社會性別主流化納入其中。社會性別主流化成為了推動、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重要全球化策略。

通過對26次《公約》締約方會議（COP）的議題設置分析，性別視角議題在氣候變化會議中出現的較晚，且次數較少。

1995年，在德國柏林第一次舉行了《公約》第一次締約方會議，由此拉開了一系列《公約》締約方會議的序幕。作為聯合國重要的國際性會議，《公約》締約方會議的必經環節包括締約方各國對會議議程的通過，即各締約方決定在本次會議中所需討論的事項。從1995年至2021年，26次締約方會議議題均可在會議記錄中查詢。筆者收集了26次會議記錄，逐次逐條研讀，通過對會議議程議題的解讀，可看出聯合國及各締約方在氣候變化這一國際議題中的發展趨勢。通過會議記錄，締約方會議議題設置主要分為兩部分，即程序性議題與內容性議題。程序性議題一般為固定議題，即：會議開幕、組織事項、一般性發言及會議結束。內容性議題則根據每屆《公約》締約方會議的重點有所變動，而本文也主要聚焦在這部分議題，分析26次《公約》締約方會議的議題趨勢。

從圖1中可以看出，自1995年至2001年，《公約》締約方會議仍在緩慢地發展中。第一屆締約方會議至第三屆締約方會議重點聚焦在如何更好地設置管理體系以及如何更好地為各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自1995年至1996年，除去固定的程序性議題外，內容性議題主要聚焦在如何更好地促使成員國履行《公約》的各項承諾，以及如何制定《公約》秘書處章程及財務管理制度。換句話說，前兩屆的《公約》締約方會議主要在搭建制度與體系的階段中。

第三屆締約方會議開始了漫長的關于減排份額議題的談判，旨在對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都可公平、公正地實現減排，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1998年，第四屆《公約》締約方會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除程序性議題外，第四屆締約方會議主要圍繞資金機制、技術開發和轉讓、研究和系統觀測以及《京都議定書》的相關事項。1999年第五屆《公約》締約方會議，議題主要圍繞在能力建設、技術開發和轉讓、土地利用和林業等《京都議定書》相關事項。2000年第六屆《公約》締約方會議主要討論能力建設、發展中國家、技術開發和轉讓等議題。直至2001年，第七屆《公約》締約方會議中，在第十三項“其他事項”中，第二項小議題提出了“改善婦女代表締約方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所設機構會議的狀況”［5］。盡管在此次會議中，婦女在締約方會議的議題中首次出現，但此次會議并未正視婦女在氣候變化中的需求，也未體現社會性別主流化這一戰略。

從1992年至2001年這近十年的時間，《公約》七屆締約方會議中主要圍繞如何制定并達到減排目標，以及如何為發展中國家更好地提供技術與資金支持。這七屆締約方會議涉及的議題分別包括：如何更好地執行《公約》、資金與技術問題。同時，隨著《京都議定書》的通過，《公約》締約方會議主要關注如何達到全球減排的標準，特別是如何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更好地在技術與資金方面積極合作，就減排目標達成一致。因此，能力建設與土地問題也在締約方會議中有所體現。換句話說，1995年至2001年，國際社會將氣候變化聚焦在如何實現減排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視角上，旨在通過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所需技術援助與資金支持，旨在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制定減排標準與責任，推動氣候變化全球治理。

自2001年后，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國際談判進入了僵持階段?！陡绫竟穮f議的簽署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關于減排指標及減排責任與義務的劃分并未落實。同時，《公約》締約方會議再無涉及婦女相關議題，陷入靜默期。直至2012年在第十八屆《公約》締約方會議的決定中，決定促進性別平衡和改善婦女參加《公約》的談判及代表締約方參加根據《公約》或《京都議定書》所設機構。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國際社會對如何在氣候變化中促進女性權益保護與改善社會性別問題的關注與討論日益增加。2008年，第三屆全球政界和管理屆婦女大會通過了《關于性別、氣候變化和減少災害風險全球行動馬尼拉宣言》，強調了“女性和男性在社區、國家、地區和國際層面必須平等地參與氣候變化、減少災害風險的決策。政府和國際機構必須執行性別預算，確保提供足夠的資源，來提高婦女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婦女群體來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6］。雖然在氣候變化中對婦女群體的關注越來越多，但在氣候變化工作中的體現卻非常緩慢。在《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氣候行動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棘手挑戰，刻不容緩。而性別平等則作為實現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基石。在教育、能源、貧窮、水資源等諸多目標中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自2012年后，性別議題在《公約》會議中進入到了快速發展的階段。

2012年，《公約》締約方會議開始關注性別議題，并提出了“性別平衡目標”。直到2014年，《公約》正式通過了“性別問題利馬工作方案”，旨在將性別平衡與性別視角落實在《巴黎協定》中，推動具有性別敏感度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此時距離《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通過只剩一年的時間。性別平等及女性賦權對《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至關重要，相比于2000年千禧年目標，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更加強調性別平等及女性的重要性。這一社會性發展恰好也體現在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中。如果說2012年以前，氣候變化還僅僅是個環境問題，國際社會各界對氣候變化的討論還僅圍繞在減排、降低溫室氣體等減緩策略上，2012年以后，氣候變化逐漸成為了需要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發展問題。除了減緩，國際社會更多地關注了如何促進弱勢群體，特別是適應氣候變化行動中的女性賦權。2017年，在德國波恩召開第二十三屆締約方會議通過的一項決定，通過了第一個支持促進性別平等氣候行動的《性別行動計劃》，旨在將性別平等和促進女性權利與能力納入到氣候變化的討論和行動中［7］。

通過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議題的分析，盡管在氣候變化中對婦女的關注自2001年就已開始，且2000年聯合國千禧年目標以及2015年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均對婦女參與氣候環境治理議題有所涉及，社會性別議題逐漸在環境保護、減少災害風險和氣候變化中得到體現，但由于女性聲音與女性決策者的缺失，性別視角在氣候變化適應與減緩中仍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二、應對氣候變化實踐中的女性到場角色

氣候變化影響著每個人，最貧窮和最脆弱的群體首當其沖，尤其是婦女。而氣候治理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失語，則加劇了女性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適應艱難。

（一）女性作為氣候變化的受害者

首先，由于社會角色的分配，相較于男性，女性更多地負責農耕或家庭。女性在農業及糧食生產行業中占比較大，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勞動力都沉淀在傳統農業中。2011年，在《社會性別和氣候變化》一文中，劉伯紅老師指出：“氣候變化造成的糧食減產和物種滅絕，給婦女生活乃至全球糧食安全帶來重大影響?！保?］由此，氣候變化對環境的影響，直接地影響著農業的質量與產量，而婦女作為農耕與家庭事務的主體，直接感受到氣候變化帶來的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全球氣溫升高、土壤變化等問題都在加劇婦女在農耕及家庭生活中的挑戰。

（二）女性作為氣候變化的引導者

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決策者對性別平等的重視與落實，越來越多的女性獲得了更優質的教育與更平等的資源。在面對氣候變化時，女性也可以發揮自身所長，將技術應用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中。

“面朝黃土背朝天成了女性生存的唯一選擇，這讓我有了靈魂深處的感慨和顫抖，心不由主地想，必須加強婦女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保?］賈秀蘋是甘肅省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員，并參與了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甘肅富鋅馬鈴薯小農戶試點項目”。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位于甘肅省中部西南面，臨夏回族自治州東北部。農業是東鄉縣的第一產業，也是東鄉縣主要的收入來源。氣候變化導致東鄉縣遭受干旱及沙塵等自然災害的侵擾。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賈秀蘋一直從事農作物的抗旱、抗鹽堿等領域的研究，致力于研發具有較好的耐高溫能力的抗旱農作物，從而減少從事農業勞動的婦女不必要的抗災勞動付出。例如，賈秀蘋及相關人員所研究的抗鹽堿農作物品種（隴葵雜系列向日葵品種）在廢棄鹽堿地及山荒地的大面積推廣種植，不僅有效緩解了沙塵的侵擾，減少了婦女的勞動量，也增強了婦女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賈秀蘋在抗旱農作物的研究與成就展示了女性在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的引領作用。當女性獲得平等的資源與教育時，她們將通過自身的努力，切實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除了糧食農業領域，女性在其他領域也承擔者引領者的角色。201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發起了全球氣候行動獎：女性成果獎（WOMEN IN RESULTS）。此項獎項的設置旨在強調女性在氣候變化行動中重要的角色，彰顯女性在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的領導力。2020年全球氣候行動獎中女性成果獎的獲獎隊伍充分展示了女性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重要性。

元素加速器（ELEMENTAL EXCELERATOR）作為2020年全球氣候行動獎——女性成果獎的獲獎團隊，為100家企業提供了超過400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資助項目主要集中在探索如何應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緩解氣候變化等方面。通過對企業、投資公司與消費者的走訪與調研，元素加速器深挖不同利益相關方在不同領域的需求，將公益、政府以及企業的合作伙伴緊密結合，一同為致力于氣候變化的企業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

這兩個案例不僅展示了女性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引領者的角色，更加說明了在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性別視角的重要性。從性別平等的角度來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中納入性別視角有利于促進性別平等，為女性、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女性，提供更加公平、優質的生活保障。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角度來審視，納入性別視角將更好地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提供更加包容、多元的技術與政策支持，同時也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提供更多的創新性與可能性。簡言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中納入性別視角將促進技術的創新與政策制定的完善，有助于各國際組織間的合作，強調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緊密的關聯性，從而更好地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梢钥吹?，女性的社會角色在漫長且艱難的性別平等工作的推進中產生了變化，由最初的氣候變化的受害者，逐漸轉變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引領者，然而，女性決策者聲音依然弱小，距離成為變革者，還有漫長的道路。

三、啟示

（一）議題議程的制度化

全球治理平臺的主體是國際組織召開的國際會議，會議議題議程成為了誕生奉為圭皋的準則的基礎。全球社會對一個問題的關注，首先要使它進入會議成為議題，“議題是明確且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問題，以及一系列供選擇的解決方案；
議程則可理解為在一定時期內一系列議題的有序集合。議程設置可以跨越國界在國際社會得到關注和重視，繼而轉化為國際制度。觀其本質，議程設置是對話語權的爭奪，是長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是對社會觀念的塑造?！保?］本文梳理了30年來《公約》締約方大會的議題議程，旨在考察其議程設置的走向和趨于穩定，并呼吁決策者繼往開來，將性別視角議程設置推向更廣闊未來，成為制度化準則，為氣候變化治理帶來最大成效。

（二）性別主流化認知建設

人們一直普遍認為男性與女性的差異是自然的，用這種生理上的“自然差異”解釋著人們觀察到的男性和女性在生存方式、社會地位、社會權利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男女之間關系不平等的等級屬性成為一種預設前提，從未被質疑。波伏娃在《第二性》一書中指出：“婦女是被社會建構為他者（the Other）的人，婦女的劣勢不是自然形成的，這個等級劃分的二元體系是父權制的產物?！保?0］這一論述直擊要害，社會性別視角強調性別發展的非生物性因素，尤其強調社會對性別的建構過程。這就要求社會治理要納入性別視角，將婦女置于更深刻的社會文化環境，關注婦女發展在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這就要求社會進步在方方面面都要建立社會性別主流意識，尤其是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知識經濟時代里，“人們將告別用重錘敲擊地球來掠奪資源，獲取財富的方式，而在以知識為推動力，以硅片、網絡為載體的產業中，生理性別的差異不再成為勞動分工的理由和借口了，最重要的資本是人的智慧與知識的溝通與合作，這使得女性與男性在生理上、特別是在體力上的差異變得毫無意義了?！保?1］舊有的生理差異作用日漸消殆的今日，我們更有理由要求婦女的徹底解放，對于社會性別主流化意識的建立和培養更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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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雪晴（1992—），女，漢族，陜西西安人，單位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2022），研究方向為國際組織與全球治理。

（責任編輯：張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