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治理研究

馬立民 耿健福 李迪

摘 要：
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犯罪給家庭、社會乃至國家國際安全帶來嚴重的危害，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一是高度父權制使得女性受到歧視;二是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三是全球未形成統一打擊共識;四是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增加了婚姻型販運婦女治理的難度。國內作為“外籍新娘”的主要輸入國，針對跨國婚姻型婦女販運問題治理的建議如下：一是充分運用跨國婚姻登記及戶籍政策，消除“外籍新娘”潛在的社會問題;二是加強跨國協作，形成打擊婚姻型販運婦女違法犯罪的共識;三是在法律適用上，綜合多種因素分析認定拐賣行為;四是加強預防教育，提升婦女自身防護能力。

關鍵詞：跨國婚姻;婦女販運;犯罪

中圖分類號：D997.9? ? ? ? ? ? ?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7356（2023）-01-0041-06

2021年4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 （以下簡稱《行動計劃》）①。該《行動計劃》從側面反映出了人口販運治理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婦女被當成商品販運是一個全球性且存在已久的違法犯罪問題，其中以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犯罪比較突出?？鐕橐鲂拓溸\婦女包括輸入型和輸出型兩種，所謂輸入型是指拐騙販運境外外籍婦女入境;所謂輸出型是指境內婦女被欺騙拐賣出境，對于中國來說，輸入型較多。這些被非法販運入境的“外籍新娘”的入境、居留，不僅涉及非法偷越國邊境等違法犯罪問題，也存在很多社會問題以及國家安全問題的隱憂，尤其是當前全社會嚴密防控新冠疫情的特殊時期，加強改進外國人管理，大力推進“三非”治理，十分迫切。

通過中國知網搜索拐賣婦女、婚姻、境外等關鍵詞發現，現有關于治理跨境非法販運外籍婦女的文獻，主要是邊境地區販運人口、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立法解釋、三非外國人治理等方面，具體研究跨境非法販運外籍婦女的原因、流向、給國內帶來的社會影響，多結合法院判例從實證主義出發，具體研究越南和緬甸新娘在中國（尤其是廣西、云南等西南邊陲）的處境和面臨的諸多問題。在治理邊境地區販運人口問題方面，學者藍彩簫結合廣西的獨特地理和社會環境[1]，陳瑤結合云南邊境地區的地理特點和犯罪現狀[2]，分析了廣西、云南邊境地區販賣婦女犯罪活動的現狀、特點、成因、困難和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理對策。針對婚姻型跨境人口販賣，潘玥在《在華的印尼新娘：商品化婚姻、人口販賣與騙婚》一文中以解決中印尼間非法跨國婚姻為核心問題[3]，結合印尼語文獻，采取實地調研的方式，闡釋在華印尼新娘的基本情況，分析了形成動因及其衍生的問題，提出針對性的建議;莊嘉、趙嘉煒結合法院判例對婚姻型拐賣越南婦女犯罪的原因進行了分析[4];黃忠良等基于1 038份裁判文書分析了國內拐賣婦女犯罪特點提出了治理策略[5]。但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各國不斷強化邊境管控措施，航空、水路、陸路等交通運輸方式受限，客觀上造成全球人口流動減少，人口販運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后疫情時代對全球販運婦女的趨勢，特別是對國內婚姻型販運婦女趨勢的提前預判，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大背景下，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本文試從分析國際婦女販運與國內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的現狀及趨勢，探討跨國婚姻型婦女販運產生的系統性原因，提出國內跨國婚姻型婦女販運治理的建議。

一、國際婦女販運與國內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的現狀及趨勢

第一，婦女販運問題在全球普遍存在。

2010年聯合國專門制定了《國際行動框架》用于執行《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框架是一個技術性輔助工具，旨在協助聯合國會員國有效執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于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②，同時2013年聯合國會員國通過決議將每年的7月30日定為世界打擊販運人口日?？梢娙丝谪溸\是全人類共同需要打擊的違法犯罪行為，其中特別是婦女、兒童販運在全世界的形勢愈發嚴峻。在澳大利亞，被販賣的婦女被當作商品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其身份根據使用者的需要而編造，然而，這些婦女的差異性和低落感卻不斷得到保持和強化，她們被用作商品[6]。把婦女當作某種商品進行交易買賣歷史上由來已久，不僅嚴重地侵害了婦女的人身權利，而且使無數個幸福的家庭支離破碎，給家庭、社會乃至國家間的國際安全帶來嚴重的危害。

第二，國內一度成為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的重災區。

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所帶來的娶妻難問題，直接惡化了婚姻型跨國婦女販運違法犯罪的態勢。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西南邊境地區販運婦女的違法犯罪猖獗不斷。中越、中緬邊境地區各民族間基于歷史原因形成血緣、親緣等生活交際圈，彼此間通婚情形持續不斷，我國西南邊境地區相比越南、緬甸北部邊境地區經濟發展條件要好，加之我國西南邊境地區男女比例嚴重失調，越來越多的越南、緬甸、孟加拉國新娘愿意嫁到我國。非法販運者借機牟利，境內境外相勾連，有組織非法販運外籍婦女獲利違法犯罪行為持續不斷發生。筆者采取搜索已公開的人民法院判決書的方式，對近年來我國法院判決的被販賣入境的“外籍新娘”主要以西南邊境的緬甸、越南籍新娘為主進行案例收集，筆者選用的檢索網站是“聚法案例網”，在檢索中筆者發現該網站可以檢索的范圍為自2011年起始，因此選擇的時間跨度為2011年1月至2021年12月，以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搜索范圍，以拐賣婦女、販運婦女、緬甸籍、越南籍為關鍵詞， “案件類型”設定為“刑事案件”， “文書類型”設定為“判決書”，“審判程序”設定為“一審”。通過上述設定，在“聚法案例網”檢索到涉及越南婦女被拐賣的判決書396份，涉及緬甸婦女的判決書148份，尤其是在2018、2019年達到頂峰，涉及越南籍的判決最高達108件、緬甸籍的最高達44件。

第三，人口比例失衡問題未得到根本改善，后疫情時代國內跨國婚姻型婦女販運問題有報復性反彈的趨勢。

我國是人口大國，男女比例失衡嚴重③。經2021年5月的人口普查顯示，目前男性人口總共為723 339 956人，占到總人口的51.24%;婦女總人口為688 438 768人，占到總人口的48.76%?？側丝谛詣e比（以婦女為100，男性對婦女的比例）為105.07，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基本持平。31個省份中，總人口性別比在100以下的省份有2個，在100至105之間的省份有17個，在105至110之間的省份有9個，在110以上的省份有3個。最新調查顯示適婚年齡的男性比女性多了1 752萬人④。從近年合法跨境婚姻的數量變化看，根據民政部公布的數據，疫情前每年我國涉外及華僑、港澳臺居民登記結婚維持在了4.5萬對左右，而2020年受疫情的影響直接下降到1.7萬對⑤，下降數量之大可見一斑。從法院審判的相關跨國婚姻型婦女販運違法犯罪案件數量看，在2021年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分別降到12件。案件總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審判的大多是2019年疫情前夕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分析其中原因，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嚴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使得境內、外人員流動性減少，類似境內適齡男青年經“中介”介紹到周邊國家與境外女性按照當地國家婚姻登記的要求，到該女性所在國登記結婚的方式，對于中國男性來說較疫情前困難重重。同時，從上述判決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販運婦女采取的都是偷越邊境方式進入我國。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國家采取嚴密的疫情管控措施，嚴密的邊境防控檢查及隔離網的設置，使得偷渡入境難度的加大，大幅減少了非法販運境外婦女違法犯罪案件的發生。

最后，隨著全球抗擊新冠疫情形勢的向好，邊境封控等級也會隨之下降，全球范圍內的人口流動必然加速。由此可見，在我國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狀態未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形下，疫情從側面導致國內適婚男性的整體數量呈上漲趨勢，據此判斷在后疫情時代跨境婚姻型婦女販運問題，極有可能出現報復性反彈，特別是對于我國這樣的“需求方”，反彈的可能性極大。因此，面對后疫情時代可能出現的外籍新娘通過合法或者非法方式入境浪潮，國內應該提前著手防范應對，提升打擊能力和社會治理水平。

二、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問題的成因

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侵害了婦女合法權益，其產生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

第一，高度父權制和生活的窘迫處境，女性容易被迫成為商品。

在高度父權制的社會中，男性主導女性，以商業性剝削為特定目的的女性人口販運十分猖獗，商業化人口販運使得大量女性深受迫害[7]?？鐕溸\的婦女多是年輕女性，主要以結婚嫁人為掩飾，這些婦女多數來自社會底層的低收入家庭，在非法販運者脅迫或者欺騙下，出于生活的無奈，不得已接受這種赤裸裸金錢交易的“婚姻”型人身販賣。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2021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記錄了人口販運婚姻的情況，有的女孩年齡僅有12歲，被誘騙與比她們大得多的男子結婚⑥。而對于國內來說，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發展，國內女性在就業方面大大改善，社會地位也普遍提升，但父權制思想也由來已久，長期的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傳宗接代的觀念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依然盛行。

第二，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男性娶妻難，使非法販運婦女活動有機可乘。

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內近幾年人口流動加劇，一部分農村女孩考學到大城市或者到城市打工，使得留在農村的適齡女青年減少，尤其是隨著大學升學率的提高，女青年通過考學從農村走向城市，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很少愿意再回到農村，使得滯留在農村的適齡男青年的擇偶對象減少。因此，農村適齡男女青年比例嚴重失衡，迫使適齡男青年選擇境外的婦女作為擇偶對象，特別是經濟落后的邊境區域，形成了購買外籍新娘的“需求市場”。越南和緬甸新娘由于地理位置之便，成為中國外籍新娘的主體[8]。這些男青年的自身條件大多是文化水平低下、經濟條件較差、相貌平平，幾乎就沒有離開過自己生活的小村莊，獲得境外婦女的資料信息的主要途徑是尋求職業“中間人”的幫助，按照需求的標準不同，給中間人相應的好處費，中間人再去物色合適的人選，這就出現了未婚適齡男性“買方市場”和掌握境外女性信息資源的“中間人”。部分中間人還負責男方與境外女方在女方所在國申領婚姻登記，這樣可以變通的解決境外女方入境的問題，但這些所謂變通的做法也存在很多的隱憂。筆者在某沿海城市的Q小漁村對娶了外籍婦女的家庭進行了田野調查。村民小魚（化名）今年32歲，初中文化程度，靠在附近工廠打工為生，父母是地地道道的漁民勤勞樸實，在小魚27歲時經中間人介紹，小魚到孟加拉人民共和國簡稱“孟加拉國”，這個南亞國家找到了妻子小美（化名）。小美的父親在小美剛滿18周歲的時候就托人（中間商）要與中國男子成婚，經過中間人的工作，雙方按照孟加拉國的婚姻登記規定，領取了孟加拉國的結婚證。小美就以夫妻探親的名義辦理了入境簽證，國內探親簽證的最長期限是5年。5年間小美并不享受國內公民的相應社保待遇，5年后她還面臨繼續申請延長探親或者申請國內永久居留資格等問題。同時這種探親方式合法入境也為“騙婚”等違法犯罪埋下了禍根。如上，有了“買方市場”和“中間人”，催生了非法跨國販運。物色受害婦女、販運、收買對象三者形成了以結婚為目的的婚姻型人口販運完整鏈條，在全球，這是一個普遍的非法販運模式。

第三，全球未形成統一打擊共識，婚姻型婦女販運行為入罪率較低。

“人口販運是出于剝削目的。因此，處理潛在的以婚姻為目的的販運案件的關鍵是在何種程度上，包括虐待和暴力在內的情況，符合聯合國《販運人口議定書》所規定的剝削?！雹逳oemi Katona.在《打擊向西歐販運匈牙利婦女》的文章中提到，盡管匈牙利的目標是共同打擊作為跨國有組織犯罪的人口販運，但匈牙利執法部門在打擊販運方面需要面對各種障礙。然而，關于匈牙利執法工作的案例研究表明，對販運者進行調查和起訴并不是一個遵循國際議程的自上而下的明確過程，受到組織和基礎設施問題的強烈影響[9]。與其他勞工、賣淫等形式的人口販運一樣，婚姻型販運婦女的違法犯罪被警方定罪偵查的案件很少。因為婚姻自由，而且通常被視為是個人家庭問題，即使涉及家庭暴力、虐待、性侵犯等也不輕易啟動偵查措施，多數屬于自訴案件。同時對于受害婦女來說，舉報犯罪或者法院自訴有可能會影響自己的名聲，影響自己在當地的居留等等一系列現實問題，最后這些受害婦女還是選擇委曲求全。中國始終重視對非法販運婦女的打擊整治，并且在國際合作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2019年，在湄公河區域合作反拐框架下，針對實施跨國拐賣人口和婚姻詐騙的犯罪分子，我國警方與緬甸、柬埔寨、老撾、泰國、越南等國警方開展聯合打擊行動，摧毀了一大批跨國拐賣婦女犯罪的網絡，此次行動解救的外籍被拐婦女1 130名⑧。通過此次國際協作，有效打擊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成為可以借鑒的有效范式，但有效打擊跨國婦女販運依然任重道遠。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增加了婚姻型婦女販運的治理難度。

聯合國秘書長在2020年的世界打擊販運人口行為日致辭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并加劇了許多全球不平等現象，數以百萬計人口面臨失業的巨大風險，很可能因強迫勞動、強迫婚姻和其他目的而被販運。2021年11月的聯合國大會高級會議上，聯大主席沙希德指出新冠疫情持續，導致人口販運幸存者所獲支持減少，而各國識別和追究肇事者責任的能力也被削弱。在已查明的人口販運受害人中，婦女和女童人數已70%以上⑨。來自世界欠發達地區的婦女和兒童構成了一種新的“人類經濟作物”[10]。販運人口可以帶來巨額的暴力收益，后疫情時代，在經濟復蘇過程中，違法犯罪分子必然會將目光瞄向處于弱勢群體的婦女和兒童。同時，受疫情擴散蔓延等因素影響，全球總體失業率不斷的上升，尤其是處于弱勢的婦女，失業率在不斷地攀升，沒有合法穩定的收入來源，往往使婦女的生活陷入窘境。婦女收入降低、社會地位下降，也易于成為人口販賣的目標。經濟從萎縮到復蘇過程中，女性找到適合工作崗位的概率更低，這也客觀上造成無業女性處于弱勢地位而被非法販運和被迫使為了生計而選擇“賣身”。

三、國內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問題治理的建議

按照《行動計劃》的總體目標⑩的要求，結合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的具體態勢以及所造成的后續影響，有效預防和打擊婚姻型婦女販運，確保被販運的女性受害人及時得到救助和妥善安置，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充分運用跨國婚姻登記及戶籍政策，消除“外籍新娘”潛在的社會問題，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按照目前國內《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1，除符合年齡條件外，與境外人員結婚的條件非常寬松，境外人員須有有效證件和無配偶證明即可。如果落戶，需境外人員加入中國國籍，落戶境內配偶;按照女性所在國婚姻登記制度結婚的，合法進入國內生活則需要辦理最長時限5年的投親簽證。雖然合法入境，但這些人員在5年內并不享受國內公民所享有的社會保障等權利，對此合法入境且長期合法居留的情形能否給予部分國內公民待遇，以期增加社會穩定，值得相關部門探索。除上述合法方式入境的婦女外，對于被非法販運入境的“外籍新娘”婦女，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涉及民政、移民、出入境等諸多部門。近年來，我國南方個別城市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嘗試。對于這些婚姻型販運非法入境的婦女，在被解救之后采取有別于“三非”外國人一律驅逐出境“一刀切”的處理方式，對自愿繼續留在中國境內的，依照我國法律依法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和境內居留手續后，允許其在華生活;對于那些要求返回原籍國的受害婦女，尊重其主觀意愿遣送回國。對于已經生育子女的，可以為子女辦理了落戶登記，解決醫療教育等基本的社會保障問題。這樣人性化的處理方式有助于密切“警民”關系，又解決了涉事家庭急難愁盼的生活問題，杜絕了一刀切式的處理方式，避免了“妻離子散”，增進了社會和諧穩定。在現行的婚姻制度下，加強涉外婚姻登記管理的同時，給予法律上的認可。出入境部門也要加強對派出所境外人口日常動態監管的指導和基礎數據采集工作，強化與民政婚姻登記部門信息互聯。信息變更能實現即時共享，不斷提高公安基層部門轄區人員基礎信息搜集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及時發現潛在的被販運的婦女，同時要提高對非法販運入境“外籍新娘”的服務管理水平和給予最大限度的關愛。

第二，加強跨國協作，形成打擊婚姻型販運婦女違法犯罪的共識。

加強國際合作是必由之路。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特別是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角度考慮，加強國際合作，形成打擊販運人口共識，提供中國的治理方案，是我們展現負責任大國的應有之意。從國際上來講，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共享人口販運的信息和情報，解決各國情報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對法律適用問題各國應進一步加強溝通形成共識，在適用上應基本一致;加強涉外部門、出入境、邊防檢查及婚姻登記部門的協同治理，推進境外人員大數據信息共享，實現動態監管、行政審批、出入境登記信息互通，打破不同省市地區的數據壁壘和審批壁壘。尤其是要加強西南邊境地區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規范外來務工勞務合作管理，清理清查跨國婚姻中介的不規范行為，嚴厲打擊涉嫌販運人口的非法跨國婚姻介紹組織。此外，加強與邊境鄰國政府間的區域協作，尤其在打擊婚姻型販運婦女方面爭取做到一個尺度，建立從打擊、解救、遣返等方面無縫隙的合作機制。

第三，在法律適用上，綜合收買人（被販運婦女事實上的丈夫）的虐待、暴力等客觀行徑、主觀惡性及受害婦女自身對被販運的主觀認知等方面的因素進行分析認定。

2015年11月1日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改案（九）》將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修改為：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边@一修改不是直接針對收買行為本身，而是針對收買之后的表現[11]。收買人（被拐婦女事實上的丈夫）暴力虐待惡劣，遠遠超越正常家庭暴力程度，被拐賣的婦女又感覺置身苦海，極力要求解救的情況下，可以認定收買人的主觀惡性較深，解救被拐賣婦女，涉及境外的被拐婦女，要及時遣返回國。收買人（被拐婦女事實上的丈夫）將被拐賣婦女以妻子相待，沒有虐待和實施其他暴力，或者是可以容忍的正常家庭暴力范圍內，被拐賣的婦女又沒有提出異議的，可以認定收買人沒有主觀惡性?；橐鲂腿丝谪溸\中，部分婦女主觀上自愿，這與一般綁架、強迫婦女的案件不同，也就是主觀上希望被介紹出去，目的是得到一筆彩禮錢，或者是獲得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販運人只是介紹雙方結婚，獲取中介費用，對于這類情形，也要區別對待，從輕量刑。

第四，加強預防宣傳教育，提升境內婦女自身的防護能力。

在婚姻型販運婦女中，中國雖然是輸入地國，但是國內的婦女被威逼利誘欺騙販運出境的也屢見不鮮。特別是近年高發的電信詐騙、跨境賭博等違法犯罪行為，部分被金錢利益迷惑的“無知”女性偷越出境被騙的案例時有發生。對此一方面，市場監管及公安部門要加強涉外婚姻介紹管理，打擊電信詐騙、跨境賭博等犯罪行為;另一方面，要從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性教育抓起，將“防拐防騙”作為“小學生”的必修課，利用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弘揚勤勞樸實的人生觀念，灌輸幸福是奮斗出來的觀念。尤其是在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深度融合的今天，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幾乎同步平移復制至網絡空間，犯罪自然也會以網絡犯罪的形式出現在社會性的網絡空間中[12]，更應運用網絡手段，加強防拐的法律宣傳解讀，特別典型案例的警示宣傳。

四、結論

治理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問題，需要采取疏堵結合方式，在“人類命令共同體”構建的背景下，要堅決避免一刀切的處理方式，積極消除貧困增加婦女就業，提升婦女的社會地位;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大局下，充分運用跨國婚姻登記及戶籍政策，解決被非法販運入境婦女所帶來的不穩定的社會矛盾;面對男女比例失衡問題，積極引導適齡男青年通過合法途徑實現跨國婚姻;加強跨國協作，共同打擊販運人口這一人類共同的違法犯罪;運用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提高社會治理能力，防范和化解跨國婚姻型販運婦女問題;不斷加強預防教育，提升婦女自身的防護意識，尤其是針對疫情時代的互聯網及暗網的治理，打通“技術無罪”這個法律適用的壁壘，依法嚴厲打擊整治互聯網上的人口販運問題12。

注釋：

①《行動計劃》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綜合治理、預防為主、打防結合”工作方針，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聯動、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工作格局，有效預防和懲治拐賣人口犯罪，切實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②? 國際行動框架：執行《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 （unodc.org），見第3頁。

③? 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53 383 938人，占17.95%;15—59歲人口為894 376 020人，占63.35%;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 018 766人，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 635 280人，占13.50%。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上升1.35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7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個百分點。

④全國適婚男比女多1752萬：中國離性別比均衡還有多遠？載新京報，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103158533055148 &wfr=spider&for=pc。

⑤? 數據來自民政部2016—2020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mca.gov.cn）。

⑥? 聯合國報告揭示人口販運與強迫婚姻之間的聯系，參考聯合國新聞 （un.org）。

⑦? 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希爾克·阿爾伯特（Silke Albert）說：“這是第一份這樣的出版物，它以各國應對人口販運的國際法律義務為視角，審視全球的情況?！痹撗芯可婕霸谌虿煌貐^的9個國家進行的為期12個月的研究。涵蓋的國家是加拿大、德國、約旦、吉爾吉斯斯坦、馬拉維、塞爾維亞、南非、泰國和越南。專家采訪了約150名可能會接觸到潛在人口販運受害者的人士，包括律師、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成員和警察。行動工具報告包含一些政策建議。目的是防止與婚姻有關的人口販運案件，查明和保護受害者，并起訴負有責任的人。

⑧? 中國等六國聯合打擊拐賣人口 摧毀跨國犯罪網絡 （baidu.com）。

⑨ 聯合國秘書長在世界打擊販運人口行為日致辭.2020.7.30.World Day agains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unodc.org）。

⑩? 堅持和完善集預防、打擊、救助、安置、康復于一體的反拐工作長效機制，健全反拐工作協調、配合、保障機制，推進法治反拐、協同反拐、科技反拐、全民反拐的工作模式，不斷提高反拐工作法治化、協同化、科技化、社會化水平，形成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反拐工作格局。凈化網絡生態空間，有效防范和嚴厲打擊利用網絡拐賣人口等新型犯罪。

11? 辦理結婚登記的外國人應當出具下列證件和證明材料：（一）本人的有效護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國際旅行證件（二）所在國公證機構或者有權機關出具的、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或者該國駐華使（領）館認證的本人無配偶的證明，或者所在國駐華使（領）館出具的本人無配偶的證明。

12? 特別說明：本文所稱的跨國婚姻型婦女販運主要指跨國界采取結婚的形式、實質以出賣獲利目的，包含了受害目標婦女的招募、拐騙、運輸及非法獲利為目的的中介行為，不包括通過合法途徑進行跨國婚姻的婦女。

[參考文獻]

[1]? 藍彩簫. 廣西邊境涉外拐賣婦女犯罪探究[J]. 貴州警察學院學報，2020，32（2）：
72-79.

[2]? 陳瑤. 云南邊境拐賣人口犯罪的防控研究[J]. 犯罪與改造研究，2021（7）：
31-36.

[3]? 潘玥. 在華的印尼新娘：
商品化婚姻、人口販賣與騙婚[J]. 南亞東南亞研究，2020（2）：
44-55，150.

[4]? 莊嘉，趙嘉煒. 婚姻型拐賣越南婦女犯罪原因分析[J]. 警學研究，2020，35（3）：
28-37.

[5]? 黃忠良，翁文國，翟彬旭. 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基于1038份裁判文書的分析[J].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3（5）：
19-27.

[6]? Marmo M，La Forgia R. Inclusiv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rafficked women in Australia：
otherness and local demand[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08，3（2）：
173-191.

[7]? Jones T R，Kingshott B F. 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response to human trafficking[J]. Criminal Justice Studies，2016，29（3）：
272-287.

[8]? 潘玥. 在華的印尼新娘：
商品化婚姻、人口販賣與騙婚[J]. 南亞東南亞研究，2020（2）：44-55，150.

[9]? Katona N. Combating trafficking of Hungarian women to Western Europ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J]. Trends in Organized Crime，2020，23（2）：
115-142.

[10]? Herzog S. The lenient social and legal response to trafficking in wome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2008，24（3）：
314-333.

[11]? 車浩. 刑法教義的本土形塑[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7：199.

[12]? 劉艷紅. 網絡犯罪的刑法解釋空間向度研究[J]. 中國法學，2019（6）：
202-223.

Governance of Cross Border Marital Women Trafficking in China

Ma Limin1， Geng Jianfu2， Li di2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Yunnan Police Officer Academy， Kunming， Yunnan 650223， China）

Abstract：
Women trafficking in the form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 has brought serious harm to family， societ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afety. There are 4 key factors：
1）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ales caused by high patriarchy; 2） the serious imbalance of the propor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3） the unreached global consensus to control the crime with joint efforts; 4） the COVID-19 further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to attack women trafficking in the form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 The advice to the governance of women trafficking in the form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re：
1） Fully leverage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registration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licy to eliminate the potential social problem of "foreign brides". 2）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ach the global consensus to attack women trafficking in the form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 3）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consider multiple factors comprehensively to analyze and identify the crime of trafficking. 4） Reinforce the prevention education to improve women′s self-defense capability.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marriage; trafficking in women; cr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