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稅率下調對制造業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研究

葉苗苗（副教授）（湖南理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湖南岳陽 414006）

作為實體經濟研發創新的主體，制造業的研發投資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微觀動力之一。近年來，我國制造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持續平穩增長，投入強度增長率由2016 的1.01%穩步提升到2021 年的1.46%（國家統計局，2022）。國內學者通常將其歸因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劉新同，2007）、政府的扶持（張玉等，2017）、市場競爭的推動（沈弋等，2016）、實體資產配置的作用（張嘉望等，2020）、現代成本動因（李華等，2021）等多種因素。而實際上，企業盈利能力下降，也是驅使企業加強研發的原因之一。2016—2019年，各類制造業企業披露的合計利潤總額分別為62 397.6億元、66 511.1億元、56 964.5億元、51 903.9 億元（國家統計局，2022）。從總體上看，制造業企業利潤總額在經歷2017 年增長后呈現連續下滑的態勢。在企業利潤總額不穩定以及實體經濟增速下滑的壓力下，制造業企業通常會選擇加大創新研發投入以實現技術進步。理論上，研發投資帶來的技術、工藝或產品的創新迅速應用到業務流程中，一方面可以引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另一方面可以產生出口效應（林左鳴和劉晴晴，2019），市場需求的增長必然帶動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的增長。

然而，根據創新的外部性理論，企業在研發過程中會面臨市場失靈、研發失敗、技術外溢、私人收益低于公共收益等諸多現實風險，導致企業對研發投資活動持謹慎態度，主客觀負面因素平滑了企業研發投入的積極性。尤其是當企業資金受到融資約束時，企業會將有限的資金用于正常的經營活動，從而對研發活動產生替代效應，擠壓資金需求巨大的研發投資活動。資金困境成為企業消極研發的重要因素。

作為企業創新活動的根源，研發資金投入的規模和強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程度，以及研發的技術和產品是否能夠產生效益。為了緩解企業研發資金瓶頸，激勵企業的創新研發活力，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如2009年實施的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政策、2014年推廣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等。劉行等（2019）、李昊洋等（2017）分別以此為研究視角，檢驗有差別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但是，鮮有關于增值稅稅率調整的普惠性優惠政策的研究文獻?；诖?，本文以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稅稅率下調為切入點，結合企業的研發戰略，探討普惠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效應，為研究稅制改革提供補充性的經驗證據。

本文的貢獻主要在于：第一，在現有的有差別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研究基礎上，從增值稅稅率下調的視角研究普惠性稅收規制的作用，拓展了制造業企業研發投入驅動因素制度層面的研究；
第二，對稅收政策這一現代治理的重要正式規制手段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的邏輯機理進行系統性闡釋，厘清了增值稅稅率降低是通過“投資補貼效應”和“融資成本效應”兩條路徑促進企業研發投入的規制效應；
第三，稅收優惠政策對實施不同研發戰略企業的研發投入的影響效應存在異質性，從研發戰略角度進一步深化了對研發投入力度加大動機的理解，對于我國制造業企業創新機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稅收優惠與企業研發投入。按照福利經濟學理論，在資本市場不完全競爭條件下，政府干預廣泛存在于企業的各項經濟活動中以改變資源的初始分配狀態。稅收優惠可以理解為企業獲得的一項社會福利，在微觀層面，稅收優惠對企業研發活動的最直接福利主要體現為增加企業內部現金持有水平和降低企業研發資金融資成本，二者共同激勵企業研發動力，增加研發資金的投入。

一方面，資金是企業開展研究與開發活動的基本要素，也是企業研發能否成功的重要動因。企業從初始研發到實現商業價值具有回收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的特征，如從準備研發實驗室、采購研發物資、聘請研發人員、申請專利等研發成果到商業化為企業收入都依賴于資金的支持，如果資金中斷，就會導致研發失敗等非效率投資。因此，當企業有更充足的資金流時，流入到研發項目中的資金也隨之增加，其創新活動將更有保障。稅收優惠在本質上可以通過減少企業的稅收負擔進而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比如，在增值稅稅率為17%、教育費附加和城市維護建設稅稅率合計為10%的情境下，制造業的當期應納增值稅額為170萬元，當增值稅稅率下降為16%時，制造業的當期應納增值稅額為160 萬元（170 萬元/17%×16%），即增值稅稅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企業可以節約5.9%（10萬元/170萬元）的資金，同時，企業負擔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也相應減少資金支出0.59%（5.9%×10%）?？傮w上，增值稅稅率下調增加了企業內部現金流使用的彈性，給企業釋放了一部分研發活動資金，通過緩解融資約束提升企業的研發投入能力，形成增值稅稅率下調的投資補貼效應。

另一方面，稅收優惠還可以間接降低企業研發資金的融資成本。假定企業研發投資總額為I，資金分別源自企業積累、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渠道，單位融資成本分別為C1、C2、C3，三者的權重分別為U1、U2、U3，在不存在通貨膨脹的情境下，則企業研發投入資金的融資成本為：C=I×（C1×U1+C2×U2+C3×U3）。

由于內源性資金使用不受外部借貸環境的制約，企業在增加研發投入時，其融資成本低于外部融資成本。如前所述，稅收優惠能夠為企業提供一定的內部資金，因而，在研發投資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內源資金投資的增加適當會減少外源資金的使用，并且內源資金的單位融資成本C1小于外源資金的單位融資成本C2、C3。通過分析，稅收優惠總體可以減少對研發投資的外部資金需求，降低研發活動的融資成本，進而促進企業的研發投入意愿，形成增值稅稅率下調的融資成本效應。

綜合增值稅稅率下降的“投資補貼效應”與“融資成本效應”，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增值稅稅率下降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研發投入水平。

（二）企業研發戰略的調節效應。資金實力與研發戰略是影響企業研發活動的兩項重要因素。稅收優惠為企業研發活動提供了資金加持效應，企業能否充分運用該部分資金投入研發活動還取決于公司的研究與開發戰略。研發戰略是企業開展研發創新活動的整體性謀略?；跇I務層戰略的理論框架，綜合考量管理層風險承受能力的強弱，公司戰略可以分為進取型、防守型、分析型三種類型（Benner 和Tushman，2002）。按照研發創新強度的不同，企業研發戰略主要分為進取型研發戰略和保守型研發戰略（倫蕊，2020），不同類型的研發戰略對稅收政策的反應存在異質性。

公司戰略類型實質上影射了管理層的經營理念和個人偏好，并直接反映在企業的具體研發決策上。通常情況下，規避風險的管理層會選擇和執行防守型或分析型研發戰略，很少會因增值稅稅率的降低而增加企業現金投入到研發活動中。但是研發創新一旦成功，則會為企業構建長期核心優勢，獲得超額回報，受股權和薪酬激勵的冒險型管理層往往傾向于支持和執行進取型研發戰略，即使在嚴重缺乏自有資金的情形下，也會增加研發投入力度，形成研發投資交疊效應。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進取型研發戰略能充分發揮稅收優惠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效應，而采取保守型研發戰略的企業，稅收優惠并不會對企業研發投入產生促進作用。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2009－2019 年滬深A 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企業的微觀數據主要源自Wind 數據庫以及上市公司發布的財務報告。為了保證回歸分析的可靠，本文剔除ST 和PT 的公司樣本以及變量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獲得15 518個符合要求的樣本觀測值。為緩解極值可能導致的結果偏差，本文對所有的連續變量進行雙向1%的縮尾處理。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企業研發投入。按照會計要素確認和計量的要求，企業當年發生的研發投入總額，分別列支于利潤表中的“研發費用”項目、資產負債表中的“研發支出”和“無形資產”項目。因此，研發投入（RD）可以定義為企業當年發生的研發費用、增加的研發支出與當年增加的無形資產之和與當年年末總資產的比例。同時，借鑒李昊洋等（2017）的研究，在穩健性檢驗中采用研發費用支出占企業當年營業收入的比例（RDI）作為研發投入的代理變量。

2.解釋變量：（1）增值稅稅率。企業在財務報告中沒有披露實際負擔增值稅額的會計信息，按照各種方法估計的增值稅有效稅率有偏。因此，為度量增值稅稅率變動的影響，我們按照稅務總局公布的增值稅名義稅率設置了VATR 變量。2009－2017 年，VATR 為17%。2018 年5 月1日開始，我國制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稅率由17%降至16%，2018 年前4 個月賦予權重1/3，后8 個月賦予權重2/3，則2018 年VATR 為16.33%（17%×1/3+16%×2/3=16.33%）。2019 年4 月1 日，制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稅率由16%降至13%，2019年前3個月賦予權重1/4，后9個月賦予權重3/4，則2019 年VATR 為13.75%（16%×1/4+13%×3/4=13.75%）。（2）企業研發戰略。制造業企業結合自身稟賦條件，在綜合考量研發活動的風險性與收益性因素后，制定各具特色的進取型研發戰略或保守型研發戰略。當企業持續提升研發強度達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構筑差異化競爭優勢。借鑒倫蕊等（2020）的研究，當企業研發強度超過5.2%門限閾值時，判斷為進取型研發戰略，否則為保守型研發戰略。

3.控制變量。主要參考王孝松等（2021）、唐曼萍等（2019）、于博等（2017）、潘雄鋒等（2020）的研究，選擇企業規模、總資產凈利潤率、資產負債率、賬面市值比、企業成長性、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人數、獨董比率、產權性質等作為控制變量。

本文主要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與說明

（三）模型構建。為了檢驗增值稅稅率改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本文建立以下固定效應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RDi，t為公司i 在t 年的研發投入規模，VATRi，t為公司i 在t 年的名義增值稅稅率，∑α2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可能直接影響RDi，t的控制變量。λFIRM、λYEAR分別反映公司和年份的固定效應。α和ε分別表示系數值和誤差項。

為了有效緩解增值稅稅率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借鑒申廣軍等（2016）的研究，本文以2018年增值稅稅率調整的政策性外生沖擊為基礎，構建制造業增值稅名義稅率的工具變量，以識別減稅與企業研發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設定方程如下：

其中，Zi，t表示工具變量，為增值稅稅率改革的虛擬變量與當期增值稅稅率的乘積（Zi，t=Reform*VATRt），如果企業受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稅稅率改革影響，則Reform=1，反之，則Reform=0。VATRt表示t 年制造業的增值稅稅率，不受企業行為的影響。η為工具變量的系數。

為了檢驗不同企業的研發戰略對稅收優惠政策的反應差異，本文引入了研發戰略與增值稅稅率的交叉項，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RDSi，t為企業研發戰略的虛擬變量，如果企業實施進取型研發戰略，則RDSi，t=1，反之，則RDSi，t=0。

（一）描述性統計。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企業研發投入（RD）的最大值為0.276，最小值為0，說明制造業企業之間的研發投入力度差距較大。解釋變量增值稅稅率（VATR）的最大值為0.17，最小值為0.138，說明增值稅稅率的波動可能會影響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倶颖局薪忉屪兞科髽I研發戰略（RDS）的標準差0.423 遠遠大于平均值0.234，說明實施進取型研發戰略和保守型研發戰略的企業在研發投資規模上的表現不同，從側面進一步印證了不同的研發戰略對增值稅改革的反應程度不同，導致企業研發投資效應存在異質性。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增值稅稅率下降影響企業研發投資的回歸分析。本文利用STATA 16 軟件，采用OLS 方法對模型（1）進行雙向固定效應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顯示，增值稅稅率每降低一個百分點，RD提高0.143個百分點，RDI提高0.148個百分點，平均而言，增值稅稅率降低1%，研發支出率增加0.145%。增值稅名義稅率與研發支出率的系數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具有統計顯著性?；貧w的結果和已有的文獻研究結論一致，即增值稅稅率下降能夠激勵企業投資（申廣軍等，2016；
聶輝華等，2009）。

表3 模型（1）基準回歸結果

（三）工具變量分析。為了證明增值稅稅率降低政策調整確實能激勵企業研發投資，引入VATR 的工具變量Zi，t，對模型（2）進行2SLS回歸，第一、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工具變量基準回歸結果

PanelA 報告了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工具變量（Zi，t）的系數反映政策調整之后增值稅稅率的下降幅度，被解釋變量（RD）和替代變量（RDI）的系數都為-0.120，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政策調整前增值稅稅負越重，政策調整的減負效果越明顯?；貧w結果同時顯示，工具變量的第一階段的F 統計量為645.35，由此判定工具變量的設定是有效的。

PanelB報告了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與固定效應模型相比，VATR 對RD、RDI 的影響在方向上和顯著性上都相同，但增值稅稅率（VATR）的系數的絕對值大幅度增加，增值稅稅率（VATR）降低一個百分點，RD 提高0.41 個百分點，RDI提高0.64個百分點，說明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可能導致減稅的作用被低估?？傮w而言，與固定效應模型相比，減稅對研發支出的強度和規模效應都顯著增加，從而證明了假設1，增值稅稅率與企業研發投入負相關，說明減稅的宏觀政策工具對于微觀企業的研發投資產生了明顯效應。

（四）增值稅稅率、研發戰略與研發投入的回歸分析。下頁表5 全樣本列是對模型（3）使用雙向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增值稅稅率（VATR）和研發戰略（RDS）對研發投入（RD）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10和0.021，T值分別為-10.10和5.96，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

增值稅稅率（VATR）與研發戰略（RDS）交叉項的回歸系數為-0.060，T 值為-2.73，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貧w結果驗證了企業研發戰略（RDS）在增值稅稅率（VATR）下降對企業研發投資（RD）的影響中存在1.4%的間接效應，回歸結果證實了假設2成立。在增值稅稅率（VATR）對企業研發投資（RD）的全部影響中，絕大部分影響是通過增值稅稅率下降直接對企業研發支出產生的效應，有小部分影響是通過公司戰略作為中介傳遞產生的間接效應。

間接效應的計算過程如下：首先，模型（1）的系數α1（T=-13.87）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可以進入第二步檢驗；
其次，模型（3）的系數β1（T=-10.10）和β2（T=5.96）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間接效應明顯，接著可以直接對模型（3）中系數β3的顯著性進行檢驗；
再次，模型（3）中系數β3（T=-2.73）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直接效應也顯著；
最后，由于模型（3）β1*β2=（-0.110）×0.021=-0.002，β1*β2和β3的符號都為負號，說明企業研發戰略（RDS）在增值稅稅率（VATR）改革對企業研發投入（RD）的影響中存在間接效應，該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β1*β2）/α1=（-0.002）/（-0.143）=1.4%。

（五）異質性分析。研發階段不同，每項研發創新活動的特征也會各不相同，企業會采取不同的研發戰略，這些戰略通常是企業管理層對經濟形勢理性預期的結果。然而，根據有限理性理論假說，面對復雜的投資環境，公司管理層容易受信息不對稱、薪酬激勵、個人閱歷、經驗、知識背景以及聲譽等多維度的影響，對研發支出偏好不同，實施進取型研發戰略或其他戰略。本文借鑒倫蕊（2020）及林煜恩等（2019）的做法，將樣本企業的研發戰略按照研發強度劃分為進取組和非進取組，然后對劃分后的進取組和非進取組樣本進行分組回歸分析。從表5 可以看出，第（2）列和第（3）列展示了該分組回歸的結果。分組后，兩組的估計系數分別在5%和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但是實施進取研發戰略企業的增值稅稅率（VATR）估計系數的絕對值遠大于非進取組的估計系數的絕對值?；貧w結果顯示，增值稅稅率（VATR）每下降1%，實施進取研發戰略企業的研發支出率會提升0.22%，而非進取組的研發支出率會提升0.10%。以上結果說明，研發項目的推進和開展不僅會受增值稅稅率變動等政策工具的影響，還取決于公司制定的研發戰略，采取進取型研發戰略的公司對增值稅稅率下降的政策反應更加強烈，研發支出力度更大?；貧w結果進一步證實了假設2。

表5 模型（3）及研發戰略分組的回歸結果

（六）穩健性檢驗。為了解決增值稅稅率下調政策優惠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部分依次采用替換核心被解釋變量、樣本選擇偏差檢驗、剔除其他政策沖擊的影響以及最大似然法等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被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RD）使用其他指標（RDI）進行替換。上頁表3 最后一列是對模型1 的被解釋變量替換后的回歸結果。增值稅稅率（VATR）對研發投資（RDI）的回歸系數為-0.148，T 值為-2.36，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計量分析的結果與變量替換前的結果基本一致，合理解釋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2.樣本選擇偏差檢驗。先進制造企業IPO之后的創新投入會顯著增加（賈玉輝等，2020），而增值稅稅率下降優惠政策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的稅費資金流出?；谘邪l投資補貼效應最大化的目標訴求，某些企業選擇在2018 年5 月1日增值稅稅率下調以后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上述樣本違背了隨機性原則，為了保證計量結果的穩健性，將2018 年和2019 年IPO 的樣本予以剔除。下頁表6 第（1）列剔除了2018年以后IPO的制造業企業樣本，回歸結果依舊顯著。

3.剔除其他政策沖擊的影響。在2009—2019 年這一時間跨度內，除了稅收優惠政策會對企業研發投入水平產生影響以外，其他政策沖擊同樣會干擾估計結果的準確性。本文基于2012年1月1日開始“營改增”至2016年5月1 日全面實施“營改增”這一外生沖擊進行檢驗評估，刪除2012—2016 年的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如下頁表6 第（2）列所示，增值稅稅率變動與企業研發投入水平同樣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4.最大似然法。在上述回歸中，本文主要采用OLS 回歸和2SLS工具變量的估計方法，評估增值稅稅率下降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為了提高估計的準確性，進一步采用對弱工具變量更不敏感的最大似然法（LIML）進行穩健性檢驗。下頁表6第（3）列顯示，增值稅稅率對研發投資的回歸系數依然為負，進一步佐證了增值稅稅率下降對企業研發投入的促進效應穩健存在。

表6 穩健性檢驗結果

本文以2009—2019 年滬深A 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以企業研發資金投入為視角，分析增值稅稅率下降的經濟后果，并進一步檢驗上市公司的研發戰略作為中間變量對增值稅稅率下降與企業研發投入關系的影響。在進行實證研究后得到如下結論與啟示：

第一，增值稅稅率降低顯著提升了企業研發資金投入的規模。進一步，我們檢驗增值稅稅率變革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路徑，發現增值稅稅率調整主要通過“投資補貼效應”和“融資成本效應”兩條路徑，促進了企業研發創新。

第二，增值稅稅率降低對企業研發投入的部分影響是通過企業研發戰略作為中介變量傳遞形成的。企業管理層應意識到增值稅制度對微觀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效力。一方面，企業管理層可以通過合理利用增值稅優惠為企業帶來的資金資源，為企業研發投入提供供給補貼；
另一方面，在合理配置增值稅稅率下降給企業研發項目帶來資金的同時，應確保企業有效減少融資成本，并以企業的研發戰略為媒介，最終促使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研發創新活動產生正向疊加效應。

第三，本文的研究檢驗了稅收優惠對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既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堅持稅制改革的方向以及制定具體的增值稅減稅方案，也有助于企業合理利用稅制改革的紅利研發創新。但是，在研究過程中僅考慮了研發戰略間接效應的影響，而研發戰略又受公司管理層及企業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因此，在后續研究中，還要綜合企業層面和公司管理層等異質性因素，就稅收優惠對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進行持續評價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