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聯韜與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科建設

于曉菲 包·達爾汗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多樣性的民族文化催生出多樣性的音樂生態。伴隨著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不斷孕育出特色紛呈的少數民族音樂藝術，成為中國音樂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傳承中，學科教育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影響田聯韜音樂教育理念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他早年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長期田野調查以及在中央民族學院和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學經歷等等，這些因素讓他逐漸形成了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教學目的和培養目標。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良性循環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為構建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這門學科奠定了重要基礎。

我國歷史上就有對民間音樂搜集、整理的傳統。從周代的“采詩”到漢代“樂府”，以方法論、目的論、形式論等形成的各種成果一直影響至今。(1)蕭梅：《中國大陸1900—1966民族音樂學實地考察——編年與個案》，博士學位論文，福建師范大學，2004年。

20世紀初，比較音樂學傳入中國，“將東西方之音律，東方各民族之音律進行比較研究，始創于王光祈，這無疑是中國音樂學上一大貢獻”。(2)呂驥：《王光祈在音樂學上的貢獻》，《音樂探索》，1984年，第4期，第3—8頁。在此之前有部分外國學者、傳教士、探險者等做過一些零散的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工作，但由于局外人的身份，成效并不明顯。隨后，20年代末期“中央研究院”的部分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學者開始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同時也有一些漢族音樂學家對少數民族的傳統音樂做過采錄和收集整理，但始終缺乏系統性的概括總結，也未形成完整的研究方法。

1950年中央音樂學院成立民族音樂研究部，上海音樂學院于1952年也成立民族音樂研究室，成為我國高校少數民族音樂研究起步階段的重要陣地。之后，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先后設立民族班，開設民族音樂理論、民族作曲等專業，專門培養少數民族音樂專業高級人才。這些學生都來自少數民族地區，經過專業系統的學科教育，成為民族地區發展音樂事業的棟梁，由此少數民族音樂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如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壯族音樂學家范西姆、苗族女歌唱家羅秀英等，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瑪、藏族音樂學家邊多等。此后中央民族學院為培養少數民族音樂干部也陸續招收了一些少數民族音樂學生。這些院校在培養少數民族音樂人才的同時，相繼發表了一大批論文、專著、調查報告等學術成果。

田聯韜于1960年在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后，在中央民族學院執教24年，其間他經常前往少數民族地區體驗生活和收集民間音樂。民族音樂學注重于文化背景的闡釋，田聯韜同樣認為，少數民族音樂是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要想全面了解少數民族音樂，必須扎根于民族地區，深入基層、農村、牧區，而不是閉門造車紙上談兵，單純從書本上是研究不出來的。他在調研的過程中，不僅僅只是局限于記錄幾個單純的唱詞旋律，而且還注意到少數民族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此外還注重記錄材料的細節，如記錄歌曲是在何時唱？何人唱？表現何種情感等。自田聯韜1950年參加中央訪問團去貴州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調查開始，他所了解的民族音樂都來源于田野調查。他的創作領域包含聲樂作品、器樂作品、歌舞音樂、舞劇音樂、電影音樂等等，多為少數民族風格的音樂。

田聯韜的作曲家視野使得他在把握少數民族音樂本體與風格特色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對少數民族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而由本體和風格構成的音樂形態也正是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同時，關注音樂形態的研究方法也是民族音樂學傳入我國之前，學者們研究少數民族音樂的主要研究方法。隨著《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的編撰工作(3)198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開始籌備，關也維、田聯韜、馬明振共同負責少數民族音樂分支，田聯韜主要負責西南少數民族的寫作、組織工作。開始籌備，田聯韜陸續將過去二十余年的田野調查成果整理出來，開始在國內核心刊物上發表文章。他根據幾次在云南的田野調查，陸續發表了《西盟佤族的樂器》(4)田聯韜、袁丙昌：《西盟佤族的樂器》，《樂器科技》，1980年，第2期，第21—23頁。田聯韜、袁丙昌：《西盟佤族的樂器》，《樂器科技》，1980年，第3期，第16—19頁?！洞鲎宓臉菲鳌?5)袁丙昌、田聯韜：《傣族的樂器》，《樂器科技》，1980年，第6期，第16—19頁。袁丙昌、田聯韜：《傣族的樂器》，《樂器》，1981年，第1期，第14—16頁?！恫祭首逡魳泛喗椤?6)袁丙昌、田聯韜：《布朗族音樂簡介》，《人民音樂》，1984年，第8期，第41—43接61頁。等論文，成為學術界首次介紹佤族、傣族、布朗族音樂的學術論文；
《藏族傳統樂器》在《樂器》刊物上連載7期(7)田聯韜：《藏族傳統樂器》(一至七)，《樂器》，1989年，第3期，第17—19頁；
第4期，第29—34頁。1990年，第1期，第27—31頁；
第2期，第17—22頁；
第3期，第17—21頁；
第4期，第10—14頁。1991年，第1期，第11—15頁。，是國內首次全面介紹藏族樂器的文章。此后，他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向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特別是對藏族音樂的研究，一大批學術成果陸續問世。

隨著首屆民族音樂學會議在南京的召開，民族音樂學迅速在國內廣泛傳播，這也標志著民族音樂學正式進入中國音樂學界。民族音樂學強調田野調查，關注文化背景，在中國研究少數民族音樂，也一直強調采風的重要性。因此田聯韜很自然地接受了民族音樂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并將它運用于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工作中。但是田聯韜認為，對待外來的理論方法，應該持有審慎辯證的態度，而不是簡單地全盤照搬，要通過自己的思考與實踐，來考察這些理論是不是適合于我們自己的研究對象與課題。

“田野調查法”一直被田聯韜看作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立身之本”，他經常說，任何理論都源于實踐。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少數民族音樂在國內學術界仍屬于邊緣化研究。自民族音樂學由西方傳入中國以來，田聯韜在加強和提高自身學術素養的同時，還深入細致地搜集整理少數民族音樂素材，他長期以來所積累的田野工作經歷逐漸起到了作用。民族音樂研究者的身份一經確立，田聯韜即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領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其研究成果填補了少數民族音樂學界若干空白，并將這一領域推向了中國音樂學界，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田聯韜先后24次到少數民族地區實地考察調研，其中藏族聚居地區7次，苗族聚居地區5次，傣族、佤族聚居地區各3次，彝族、布朗族、維吾爾族聚居地區各2次，另外還到過蒙古族、侗族、拉祜族、塔吉克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行調研。田聯韜一年中有多半時間是在外地考察調研，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上。為能全方位搜集資料，從民間藝人、民間藝術團體到寺廟僧侶，通過錄音、攝影到訪問座談，詳細記錄了藝術起源、音樂本體、表現形式，以及演出服飾、場景、建筑、壁畫等內容，涵蓋了民間婚喪嫁娶到宗教儀式儀軌。每到一處，不僅收集音樂方面資料，也兼收其他藝術形式的資料。

田野調查伴隨著田聯韜的整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工作經歷，也因此成為他研究工作的最顯著特點。大量而細致的田野調查使他在關注音樂形態的同時，對音樂所處文化背景有著精準的把握。田聯韜的田野調查，在為音樂創作收集素材的同時也為音樂研究積累了翔實而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田聯韜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會被研究少數民族音樂的學者接受，也正是因為二者有著相似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理念。也正是因為他開闊的學術視野，在他1986年招收碩士研究生的同時，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作為一門研究方向應運而生。

中國的音樂學專業研究生(碩士、博士)培養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1978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開始招收全國第一批音樂學碩士，共分為音樂史、音樂理論和民族民間音樂三個專業，其中民族民間音樂包含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方向。隨后，中央音樂學院、福建師范大學、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陸續設立碩士、博士學位點，但國內涉及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高校，均是將其歸置于中國傳統音樂或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方向中。

1984年，田聯韜調至中央音樂學院創作研究部(后改為音樂研究所)，開始致力于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人才培養。分別于1985年和1993年籌備招收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他首次將“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從中國傳統音樂或民族民間音樂中獨立出來，作為一個專門的專業方向進行招生培養。研究對象是少數民族音樂，招生的主要對象是少數民族學生，或是有志于研究少數民族音樂的漢族學生，目的是培養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人才，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民族干部。在開始籌備招收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方向研究生時，田聯韜就對此有著清晰而明確的認識：“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是我國傳統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從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人才的數量與質量遠不能滿足工作要求，特別是少數民族族屬的音樂學者的數量甚少。為了使我國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工作更為深入，取得更多成功，需要培養較高學術層次的從事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人才，特別是少數民族族屬的專業人才。由于少數民族地區各方面的具體條件的限制，可以說，培養少數民族的音樂學者，是雪中送炭性質的工作?！?8)田聯韜：《走向邊疆——田聯韜民族音樂文論集》，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年，第501頁。

經過近40年的探索實踐，這個逐漸壯大的研究方向在專業音樂院校、民族院校、藝術學院、綜合類大學、科研院所等各類高校中開枝散葉，且大有欣欣向榮之勢，這對保護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傳承和發揚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具有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總結田聯韜的教學理念，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強調研究視角的獨特性。田聯韜一直以來所追求的，是將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教學建立在對少數民族音樂本體與文化研究并重之上，同時關注音樂風格的分析。他認為，博士論文要強調研究視角的獨特性，關注少數民族音樂形態的研究視角便是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范式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出少數民族音樂形態的同異性特征，至今這也是學術界主流的研究方法。同時，由于研究者的族屬與身份不同，社會身份與文化立場也會造成研究視角的獨特性與差異性，并在其著作中體現出來。

2009級博士生銀卓瑪在其博士論文《青海安多藏族“拉伊”音樂及其文化研究》中，將“局內觀——持有拉伊文化的族內人、局外觀——族外人、相對局內及局外觀——作者本人”這三種研究視角結合運用，以探求研究的立體性與全面性(9)銀卓瑪：《青海安多藏族“拉伊”音樂及其文化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博士論文，2013年，第255頁。。該論文最為突出的是對“拉伊”音樂本體的獨特性研究，尤其是“拉伊”的重要組成部分“引句”與“主體句”的分析。因為“引句”有長有短，曾有部分當地學者作為局內人，僅從虛詞與實詞出發，將這種散板性質的、旋律性較強的虛詞段落統稱為“引句”，作為曲式結構的附加部分。但田聯韜作為局外人則有另外的見解，他認為 “引句”本身的音樂特點是獨立的，旋律自由散漫，具有山歌式的特點，唱詞也大多是無實際意義的虛詞，它的結構有的是樂句，有的是形式較完整的樂段，而“主體句”則是具有詠唱性的特點，歌詞具有實意，節奏明顯，很顯然這是獨立的兩個部分，不能混為一體。曲式結構應判斷為二部曲式或兩段體。于是他建議銀卓瑪回避“局內人”的身份，以“局外人”的身份從音樂本體的研究視角做分析。最終銀卓瑪從“拉伊”的“引句”與“主體句”的音樂形態入手，分別剖析音區音域、節拍節奏、旋律特征及曲式結構等方面，找出二者的特殊性與差異性，指出拉伊的“‘引句’和‘主體句’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對比性，而又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整體結構”。(10)同注①，第116頁。從而實現了對“拉伊”音樂本體獨特性的闡釋。

2012級博士生張鶴的博士論文選取新疆阿勒泰地區的哈薩克族人生儀禮音樂作為研究對象。(11)張鶴：《新疆阿勒泰地區哈薩克族人生儀禮音樂及其文化的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博士論文，2016年。田聯韜曾指出，“由于哈薩克族自古以來長期游牧于北方草原，歷史上有過多次民族大遷徙，有時甚至是洲際的大遷徙，他們輾轉于歐、亞大陸之間。因此哈薩克傳統音樂屬于歐洲音樂文化類型與東亞音樂文化類型的混合型?！?12)田聯韜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上)，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11頁。他建議張鶴在論文中不僅要有哈薩克族人生儀禮的田野實錄與文化分析，還要結合儀式中的音樂，分析音樂中所包含的不同樂系之間的現象，以及儀式與音樂之間的關系。張鶴根據阿勒泰地區哈薩克族的文化背景、社會概況、風俗習慣、語言特點等方面分別論述各種人生儀禮的音樂，并結合東亞、歐洲兩種樂系存在于哈薩克族傳統音樂中的現象，分別舉例說明哪些音樂具有五聲性的東亞樂系的特點，哪些音樂具有七聲性的歐洲樂系的特點。分析二者音樂風格的異同，在論文中歸納總結哈薩克族的人生禮儀及儀式音樂的文化闡釋。

2.注重激活培育學生的獨特創新能力。中華民族是一個善于創新的民族，早在《禮記·大學》中就提出了“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13)陳曉芬、徐儒宗譯注：《論語·大學·中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54頁。等與創新、創造有關的思想觀念。研究生教育作為我國最高層次的學歷教育，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少數民族高層次人才是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學科的重要使命。從民族文化自身發展來說，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也要倡導鼓勵文化的創新發展。但對一個學科來說，為了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不僅要培養創新性視野，更要引導學生關注民族特點、注意挖掘、認識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少數民族音樂學科的可持續發展。他認為：“創新能力并不是一種要素片面發展或者若干要素簡單合成的結果，而是主體創新個性因素和創新社會因素內在有機整合發展的結果?！?14)陳若松：《論人的創新能力的整合發展機制》，《湖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創新型的教育理念由老師的創新意識和學生的創新能力構成，從學科或學科思想而言，尊重其本身發展的一般性規律，也是促進學科發展的最基本的要求。田聯韜的教育理念即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學科發展規律、充分尊重學生主體意識的同時，激發學生的創新潛能，從而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指導博士論文，難點在于要面對學生千變萬化的選題。在田聯韜看來，博士論文選題的創新性固然重要，但也要考慮學科知識體系架構中學生的基本能力。在大膽突破研究領域的同時，認清自己對選題的把握程度和駕馭能力，在鼓勵發揮其特長時也要考慮到其對知識的駕馭能力。

2004級博士生何嶺，她選擇貴州部分地區民間音樂新興唱片(民間制作的盒式磁帶)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梳理研究民間音樂新興唱片的傳播過程，分析唱片媒介的特點與價值。(15)何嶺：《民間音樂新興唱片研究——以貴州部分地區民間音樂傳播現象為考察案例》，中央音樂學院博士論文，2008年。田聯韜認為這是新生的文化現象，也是新穎的課題，但論文內容與理論方法直接涉及音樂傳播學，他對此也不夠熟悉。因此他安排何嶺去中國傳媒大學選修傳播學理論及相關領域的必修課，從傳播學的角度對民間新興唱片的生產—消費流程進行了比較全面、細致的描述和分析，同時使用符號學的理論對民間音樂新興唱片的傳播過程進行分析，在肯定新興唱片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指出了它可能存在的消極方面。(16)訪談于2017年5月2日，田聯韜寓所，15 ∶30—17 ∶30，由田聯韜轉述當時答辯委員會的意見。

2010級博士生王慧的博士論文《新疆維吾爾族〈吐魯番木卡姆〉音樂文化研究》中的一個創新點，就是提出了木卡姆“調式群”的概念，即“調式群是指在同一個調式主音上，加入中立音、游移音以及變音等構成若干不同音階形式的特殊音現象”。(17)王慧：《新疆維吾爾族〈吐魯番木卡姆〉音樂文化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博士論文，2015年，第186頁。木卡姆的音樂調式與其他民族的曲調大不相同。如果將其他民族的調式歸為“宮調式”“商調式”等，那它的旋律基本上就是do、re、mi、sol、la五聲音階，或者是加上fa與si兩個偏音，無論哪個調式都只包含一種基本音階，并有清晰的排序，一目了然。但木卡姆音樂的調式就相對復雜，do、re、mi、fa、sol、la、si這7個音都可能作為主音構成7個調式，還會出現變音和原位音都作為常規音同時存在的情況，以及音階所包含的音級數量不等的情況，甚至出現八聲音階或九聲音階等多種音階形式。最終在答辯會上，答辯評委對“調式群”這一概念的提出給予了充分肯定。

田聯韜鼓勵學生帶上創新性、跨學科意識去選題，也重視由此而承擔的風險。他意識到博士生的選題要遵循客觀規律，不僅要提倡學生選擇靈活多樣的創新性研究課題，更要根據自身的教學水平與學術積累來確定學生選題，在追求真知的過程中不斷啟迪學生的智慧，鼓勵學生克服困難。同時田聯韜也一直在全面吸收科學的教學理念與研究方法。他認為，博士生最需要的就是培養自己的發散性思維，要扎扎實實地把各方面的基礎打好，有了比較充分的知識儲備之后，才可能產生發散性思維，高質量地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

3.針對學科特點建構“多元文化課程體系”。主要體現在對于不同民族文化觀念的統一教學理念上。我國是多民族統一的國家，田聯韜在籌備建設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這一方向時，深切地感到既要尊重和保護每一個民族文化的差異，也要鼓勵各民族同學之間相互交流與合作。針對來自不同地區的少數民族學生，在制定培養方案時，不僅需要凝聚合力與共識，步調一致，同時也需要根據各民族的特點和學生的個體差異，因地制宜地保護各民族同學的獨立性、靈活性和機動性?！疤锸巷L格”所實施的“兼收并蓄”，正是他教學理念與育才范式多元化的體現。

田聯韜的工作經歷對他的學術思想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因在中央民族大學執教期間長期浸潤在其濃厚的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學術氛圍中，并與多位該領域專家學者有著密切的交流，深知掌握該領域知識對于做好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專業研究的重要性。他本著開放的學術態度對待學科建設，摒棄門戶之見，不過分局限于音樂專業的具體課程。為使學生能夠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與民族政策，以奠定更好的理論基礎，田聯韜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時還特意安排或支持學生前往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等院校選修民族學、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人文社科類課程，讓學生們盡可能多地去學習與自己的研究相關的課程，廣采博取，大開眼界、豐富知識結構。這種方式，得以廣泛汲取各專業的營養，兼收并蓄，開闊學術視野，使學生們更具跨學科思維等綜合研究能力和人文修養。

根據中央音樂學院對學生的綜合教育與培養方針，田聯韜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制定了不同的標準。以“滿足每個學生的需求”為教學理念，因材施教。同時根據學生的不同選題，推薦學生跨學科、跨學校聽課，實施跨專業、跨領域、跨學科的整合措施，既切實減輕了學生的課程壓力，又提高了教學質效。這在推崇學科交叉、跨界融合的今天，“田氏風格”有著非?！扒把亍钡慕逃砟?。

田聯韜的教學理念對他的學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楊民康說：“田老師有著不同于其他老師的學術語境和文化語境，中央民族大學對他學術生活的影響也直接關系到對我們學生的教學。他立足田野調查，關注音樂本體，這些都是民大的學術氛圍所給予他的學術認知?！?18)訪談于2017年5月11日，中央音樂學院楊民康教授寓所，15 ∶00—17 ∶00。和云峰說：“田老師有多維的教學思想，善于發現學生的強項和弱點，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制定相應的培養方案。他沒有門戶之見，推薦我們去中央民族大學等學校選修與我們論文相關的課程，彌補我們自身的短板。我也繼承了田老師的這種教學理念，很自然地傳遞到了我自己的教學當中?！?19)訪談于2019年6月28日，中央音樂學院和云峰教授寓所，10 ∶00—11 ∶00。包愛軍認為：“在學術研判中，田老師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使其在完全的學術自信中探索形成自洽的研究理路。因此我們目前能看到田老師帶出來的學生個個都具備獨特的學術能力和顯著的學術特質。在這一教育理念上，我一直努力繼承老師衣缽，發揮大學才有的發展少數民族音樂學學科和培育學科建設人才的獨特作用?！?20)訪談于2021年5月19日，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包愛軍教授辦公室，15 ∶00—17 ∶00崔玲玲表示：“受田老師的影響，他的教學理念在我們學生這一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續。比如我也會讓我的研究生在第一學年時去聽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等課程，再針對學生不同的條件讓他們去選修宗教學、語言學等與論文相關的課程，開拓學生的學術思路?！?21)訪談于2019年5月17日，中央民族大學校內崔玲玲教授辦公室，9 ∶00—11 ∶00。面對學生的褒獎，田聯韜則認為：“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這個專業一直是要讓學生走出去，不只是在本校上一些課程，凡是本校解決不了的都要到外校去學。比如語言學的內容除了要學習語言學的理論之外，還要學國際音標。因為到少數民族地區記錄，很多地方是沒有少數民族文字和語言的，只能依靠國際音標去記錄?！?22)訪談于2017年7月17日，中央音樂學院田聯韜先生寓所，15 ∶30—17 ∶30。

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作為一個專門學科，自成立以來發展迅猛，成果豐碩，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田聯韜之所以數十年如一日不懈追求，從無到有建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學科，那種對少數民族同胞純真天然的感情是一個重要的動力。這種動力既體現在他鮮明的專業教學特點中，更是他在學術領域取得豐碩成就、桃李滿天下的重要原因。

田聯韜將少數民族音樂創作的學術背景以及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學科建設理念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和教學理念，為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了大批優秀的音樂學家，也為弘揚和發展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做出了突出貢獻。在田聯韜的著作里，我們經?？梢?a href="http://www.trylelo.com/k/ganshou/"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感受到深厚的民族感情、濃郁的民族風情以及對少數民族同胞的美好祝愿。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音樂教育一直沿用西方教育體系，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逐漸被弱化，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相關理論在我國高校的課程設置中更是鮮少出現。隨著音樂教育領域的不斷拓展，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也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在六十余年的發展過程中，它獨具特色的生命力也使得這一學科近年來空前活躍，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目光投射到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這片沃土，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以田聯韜所培養的學生及其成果較具有代表性。

(一)著力培養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人才

在田聯韜的教育生涯中，培養的學生大致可分為三類，即少數民族學生、少數民族地區漢族學生和研究少數民族音樂的其他地區漢族學生，其中以少數民族學生居多。田聯韜的招生目標非常明確，重點是培養少數民族學生。田聯韜共招收7名碩士研究生，其中6名是少數民族學生(23)田聯韜培養的碩士研究生共7人：楊民康(白族)、和云峰(納西族)、王華、蘇倫卦(達斡爾族)、嘉雍群培(藏族)、遲紹軼(彝族)、李亞芳(滿族)。；
21名博士研究生，其中14名是少數民族學生(24)田聯韜培養的博士研究生共21人：和云峰(納西族)、包愛軍(蒙古族)、齊柏平、格桑曲杰(藏族)、崔玲玲(蒙古族)、王華、嘉雍群培(藏族)、李延紅、何嶺(布依族)、劉嶸(土家族)、黃妙秋、李亞芳(滿族)、劉玲玲(布依族)、吳寧華、銀卓瑪(藏族)、孫婕(布依族)、王慧、譚智(壯族)、次仁郎杰(藏族)、楊勝興(仡佬族)、張鶴。。且有多位學生是本民族的第一位音樂學博士(25)和云峰是我國第一位納西族音樂學博士，包愛軍是我國第一位蒙古族音樂學博士，嘉雍群培是我國第一位藏族音樂學博士，劉嶸是我國第一位土家族音樂學博士。。同時，現在他們中已有12位被評為教授，4位被評為副教授，14位擔任碩士生或博士生導師。田聯韜的教育理念也不斷地被學生繼承發揚，更多的學生返回少數民族地區致力于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發展，陸續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揮著弘揚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培養少數民族音樂人才的重要作用。

(二)潛心培育少數民族音樂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是促進高校教育發展的核心力量，也是教學質量的重要保證。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學科自成立以來，在不斷加強對少數民族音樂人才培養的同時，還在不斷提升教師的教學水平與科研能力，迄今已有頗多科研成果面世。粗略統計，田聯韜和他培養的博士生已出版專著數十部，論文四百余篇，獲批十余項國家級項目、數十項省部級項目，研究領域幾乎涵蓋所有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方向包括少數民族民間音樂、宗教音樂、音樂史、儀式音樂、民族音樂學理論、跨界族群音樂等，大大填補了該領域的研究空白，在學科建設發展與豐富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精心打造少數民族音樂課程體系

田聯韜重視少數民族音樂課程體系建設，在中央音樂學院的培養方案中開設了“以專題性研究中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為宗旨”的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主課。為提高學生的音樂學理論水平，拓展學科理論建設和研究方法，開設了“中國少數民族基礎理論”“民族音樂學與文化人類學”“音樂民族志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文化人類學基礎理論”“少數民族音樂理論研究”等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理論課。根據學生需要宏觀地掌握少數民族音樂的歷史、社會、文化等研究現狀的特點，開設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西南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專題研究”“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理論及案例分析”等課程。

(四)用心組織少數民族音樂教材建設

教材是學科發展的基礎，而具有少數民族音樂特色的教材，是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學科建設所必不可少的。1984年，《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26)田聯韜：《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開始籌劃，2001年正式出版。這不僅是“中國第一部全面反映中華民族55個少數民族音樂基本面貌的力作，是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的集大成志書?！?27)訪談于2019年6月26日，伍國棟寓所，9 ∶30—12 ∶30。還是“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拓荒之作”(28)馮光鈺：《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評述——兼談〈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的成因》，《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第96頁。，更是“一部全面展示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概貌的學術巨著”(29)樊祖蔭：《一部全面展示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概貌的學術巨著——〈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評介》，《中國音樂》，2003年，第2期，第37頁。?！吨袊贁得褡鍌鹘y音樂》的出版，可以稱之為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這個研究方向得以建立的標志性產物。該著作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之先河，是一部迄今為止最為全面詳盡地介紹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綜合概論類著作，也可以說是第一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奠基性的基礎教材。該著作歷時15年，其陣容之強大、內容之豐碩(30)為確保專著的學術水平與內容質量，田聯韜在全國范圍邀請了60位有關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并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的專家學者參與寫作。其中包含21位少數民族音樂工作者及39位漢族音樂工作者，他們大多長期從事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有扎實的田野工作經歷、豐富的學術成果和專業的學術水平，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取得了較大的學術成就。作者不僅包括了長期從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老一輩的少數民族音樂工作者，也包括了學術成果顯著的新一代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音樂工作者，其中有多位作者是田聯韜在中央民族學院和中央音樂學院培養的學生。為更好地理解各民族的音樂形態特征，田聯韜要求每位作者盡可能多地提供譜例并作簡要的曲式分析及文化闡釋，以求文譜并茂。，在音樂類書籍中實屬罕見?！吨袊贁得褡鍌鹘y音樂》每個民族自成一章，分別對中國55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歷史背景、文化特點、風俗習慣、發展現狀等方面進行闡述，對各民族音樂的類別與音樂形態的基本特征做了盡可能詳細的分析，同時在附錄中還介紹了5個鮮少被學者所關注的未定族群的傳統音樂。該論著擁有扎實的田野調查、科學的研究方法、合理的框架結構以及嚴謹的治學理念，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備受學界贊譽。該論著在2006年文化部舉辦的第二屆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評選中獲得一等獎。

自1960年至今數十載，田聯韜一直專注于少數民族音樂教育，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教學理念并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在學科建設與現階段的發展方面，田聯韜有兩方面的思考：一是人才培育。人才培養是當務之急。長期以來我國從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與教學工作的音樂工作者極其匱乏，特別是少數民族族屬的音樂工作者更是鳳毛麟角。二是專業教學。從多年的教學情況來看，少數民族族屬的學生去研究當地的音樂文化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水平與內地城市的教育水平相去較遠，如何縮短專業差距，提高少數民族音樂的教學水平，任重而道遠。

自“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這門學科在中央音樂學院建立以來，在科研成果、課程設置、人才培養、教材編寫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與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相結合的基礎上，研究方法以及學術成果均取得了新的進展。田聯韜作為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這一學科的拓荒者，在吸收借鑒前人經驗的同時也在突破學科界限，并預見性地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為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寶貴指引。針對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學科的建設發展，他提出：“如何吸收和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如何運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如何使自己提高理論素養，開闊眼界，使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的考察、研究工作向更深層次發展，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待進一步努力的課題?！?31)田聯韜：《走向邊疆——田聯韜民族音樂文論集》，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年，“自序”，第11頁。

田聯韜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學科構建方面兢兢業業、矢志不渝，作為學科的拓荒者和帶頭人，他始終站在學科領域的最前沿，迎難而上，逐漸將這門“冷門”學科推進了大眾的視野，從實踐到理論不斷豐富完善，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和關注，對促進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這一學科的建設與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領和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