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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駿
(北京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5)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來，國家治理現代化已成為新時代持續推進改革事業、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重要指引，成為中國政治現代轉型與社會主義現代性建構的重要內容。因此，有必要在現代性建構的視域之中全面、準確地去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概念界定、中西比較、歷史邏輯和現實路徑，從而更加科學合理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現代國家的構建和治理肇始于近代以來西歐社會早發內生型的現代性?，F代性作為近代以來改變人類歷史和社會形態的最深刻變革，形塑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價值理念、組織機構、社會動員體系等要素;而現代國家的建立和發展也對現代性自身產生了重要的反作用，對現代的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西歐現代國家的生成模式看來，現代國家的建構動力和基本原則主要來自“民族”“民主”這兩大現代性的維度。近代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的最初成型，源于資本主義現代性在西歐的萌芽和發展，“民族國家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性催生的和賴以存在的政治實體”[1]。建立民族國家與建構現代性在促進國內經濟與政治形成統一、增強自身實力以參與國際競爭等歷史任務上存在著一致性。資產階級的壯大、民族語言文化的發展、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等，最終催生了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為標志的西歐眾民族國家的確立。但此時的民族國家仍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形態，因為大多數國家尚未完成從封建君主專制向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體的轉變。直至18、19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通過經濟、政治方面的進一步革命，最終建立起通行至今的現代民主代議制政體，現代國家的建構方具最基本政治形態。有美國政治學者將這種西方現代民主政體概括為“世俗—自由模式”，這一政體模式“從結構上講，制度必須為運用理性和實現自我利益提供最大的機會。由此，它強調的是建立一個能夠防止強制和有限政府的框架。通常，實現這一需要的途徑是一種具有防止專制政治的、具有制衡機制的代議制政府”[2]。由此可見，確立主權在民、抑制國家的絕對權力是現代國家構建的指導原則，而理性和主體性既是現代性建構，也是現代國家產生與發展的理念基礎。學者林尚立認為，現代國家產生于現代化的歷史運動之中，二者的歷史理論與前提是相同的，都是基于民眾個體的獨立與解放，以及由此孕育出的現代社會，國家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是從原來全面統治社會的獨立力量轉變為社會用于維護自身的內在統一和運行秩序的保障力量[3]。
16—18世紀中葉，以英國等國為代表的早期現代國家正處于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秩序逐步形成的階段。此時的國家治理更傾向于自由放任和“小政府”的模式，擅于利用市場交易中“無形的手”來推動社會的良性運作與發展。而到19世紀中末期至20世紀上半葉，隨著大工業的發展、都市化的推進，以及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和強化，現代性之中的理性化法則、功利主義維度逐步對現代性建構初期所內含的個體主義、主體性原則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傾軋，國家治理日益向官僚科層制、剛性管理、流水線化作業的方向發展。這種治理模式在推動現代社會快速轉型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系列社會治理問題，甚至人道主義的危機。
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后工業時代的來臨和后現代主義社會思潮的興起，以及公共性領域問題的增生，從國家“統治”(government)到國家“治理”(governance)成為發達國家現代性論域中廣泛出現的政治熱題。面對現代性發展進程中國家、社會、公民的關系界定與重新梳理，歐美學者定義“治理”多從國家、政府與社會的分權這一角度著眼，認為“治理”應當是國家公權力機構向社會組織、私營部門的授權、放權，是治理主體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是社會橫向管理與互動的增加，是各種非正式、非政府機制的出現與成熟，是推動實現國家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平等合作共治，力求達到最低限度的政府管理和干預水平下的社會自我治理。例如，面對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滯脹和福利國家體系所帶來的社會負擔等治理問題，堅定的自由主義派學者諾齊克仍主張“最弱意義的國家”和非模式化的歷史原則，倡導國家功能趨于極小值，反對國家的多功能化管理，認為最低限度的國家是最合乎理性和理想的國家形式，是烏托邦想象得以投向我們的現實世界的模式?！澳軌虻玫阶C明的是一種最低限度的國家(minimal state)，其功能僅限于保護人們免于暴力、偷竊、欺詐，以及強制履行契約等等；
任何更多功能的國家都會侵犯人們的權利，都會強迫人們去做某些事情，從而也都無法得到證明；
這種最低限度的國家既是令人鼓舞的，也是正當的?！盵4]
但是，歐美等國對“治理”的定義體現出明顯的社會中心主義傾向和自由主義傳統，是明顯的“國家—社會”關系二分的分析范式。這類關于治理的概念是依自西方發達國家現代性歷史進程和現實需求而來，與其內生形態的現代性、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政治文化傳統有關，并不全然適用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區。對此，美國持保守主義觀點的政治學家亨廷頓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指出，對于許多正在努力實現現代化的后發國家的治理來說，“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5]?？梢钥吹?，時至今日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和地區，在國家治理中存在的問題仍如亨氏所言是“國家的發展落后于社會的演變”[5]，立法、行政機關和政黨等仍是脆弱而無組織的，國家的權威和執行能力還有待建立，因此有效的治理還無從談起。
由此可見，歐美學界、政界關于“治理”的定義是有其特定的西方語境。因此，我們在討論關于本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問題時，要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但不能簡單套用，要從本國的具體經濟政治情況、社會歷史文化傳統出發去理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盵6]
從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來看，“治理”的概念和理論古已有之。從為人熟知的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與管子“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等言，到具體化為各理論學派如商鞅、韓非重法治，慎到和申不害分別主張勢治與術治，儒家倡德治等，各種國家治理思想形成并匯入到封建社會的具體政治實踐之中，產生現實的治理影響與效果。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治理”形成了一整套對國家與民眾實行有效管控的“皇權—官僚”機制。如費正清等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帝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個很小的官員編制，來統治如此眾多的人口?！盵7]但這種帝制時代的“治理”從本質上來看，仍是一種統治和管理，是少數權威主體對多數被統治階級的單向度管轄，是國家統治者通過自上而下的官僚行政體系所進行的政治統治與封建專制，其中雖有民本、尚賢、禮儀教化、經世濟民等可供借鑒的思想內容和制度，但仍與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相去甚遠。
近代以來，在西方現代性入侵擠壓下產生的總體性治理危機，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起點。西方列強的侵入與封建專制的壓迫，使得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和現代治理之路內在地蘊含著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雙重變奏。辛亥革命推翻了舊有的君主專制政體，但半殖民地的國家境遇和尚未變革的封建經濟社會關系使得現代國家治理難以真實地、全面地開啟。直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國家主權的完全獨立和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秩序建立，現代國家的建設與治理在中國才切實地逐步展開?！?0世紀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國在經過百年的動亂后首次建立了一個真正能治理中國的政府?！盵5]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現代性進程的加速發展，關于治理現代化、現代社會的制度建設等問題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
黨的十八大之后，“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命題表述在黨中央會議和決議中被正式地提出。十八屆三中全會、十九屆四中全會等專題討論國家治理問題的會議公報和決定中明確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前提，始終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表明，中國的國家治理與西方式治理有著本質的不同，是明確有著自身的性質、前提和遵循方向的，在具體的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治理目標等問題上有著根本區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語境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基本的特征體現如下。
第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原則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國家治理不是簡單的政府放權和去權威主義、去中心化。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的執政黨的同時也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建構的領導核心，始終起到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國家治理是黨領導人民科學、民主、依法、有效地進行治國理政的現代性實踐。社會多元治理主體和體系有效整合于黨和國家的領導之下，必須始終堅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制度和法律框架內進行現代治理方面的探索。
第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備要素是現代社會協同和公民有序參與。要實現預期的治理目標應注意在現代性進程中，培育良好的社會關系結構和相應的公民能力素質，重視現代社會組織體系、運行機制、保障制度的建設，著重培養公民對民主、法治、自由、公正等現代價值觀念的認同基礎，從而使國家治理現代化真正起到改進社會基層治理方式和效果、激發社會組織和個人創造活力、創新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相關機制的作用，使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現代社會發展實現協同促進。
第三，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種總體性的概念和范疇，國家治理包含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政府治理作為國家行政體系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是國家治理的具體依托和能力體現；
社會治理作為社會自治體系是社會組織和公民的自我管理與服務，是國家治理的民主實踐和有效補充。二者均是國家治理總體系之下的次級體系和分支領域，統一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實踐。
第四，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當代中國現代性建構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建構除了要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層面的發展基礎之上，還要求國家治理適應現代社會的結構變遷與群體分化、利益格局多元與競爭內卷等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新局面。這需要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更強的適應性、整體性和吸納性，以自身的現代化促進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穩定發展。
第五，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現代政治文明。政治現代性的建構原則包括人民主權、權力制約、公正法治等，其實踐則是政治結構、政治制度、政治觀念、政治行為的現代轉型和持續進步，以期達到切實保障社會公正和公民權利的目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是要促進形成完善的現代政治和法制體系、提升政府的行政現代化水平、引導公民進行現代政治實踐，從而在當代中國推動實現真正的現代政治文明轉型。
現代性和現代國家治理起源于西方，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治理現代化方案、路徑的同質化與單一向度。具體到各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通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路程上，由于受到眾多不同歷史經驗的塑造，會產生出各異的制度形態和解決方案，況且西方發達國家自身的治理進程也在不斷地出現超出最初規定與前提的深刻變化。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應當是一元化和單純以西方經驗為預設的，而應該是多元性的。在新的歷史時期，必須在認識和總結中外國家治理經驗的基礎上，認清中國治理現代化的自身底色，堅持不斷創新治理路徑以回應時代發展要求，有效推動國家治理走向更加成熟、更加穩定的方向，進一步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性建構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從理論和現實兩方面進行具體的辨析，可知二者之間存在著多重關系：歷史一致性，二者在歷史基礎、歷史挑戰、歷史走向等方面是相通的；
內外契合性，二者在內在價值的培育造就和外在制度的設計構建上是相統一的；
現實互動性，二者在現實中形成雙向的影響和協同的實踐。從以上三種關系進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現代性建構整體進程中所呈現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進路。
中國共產黨引領了百余年來的中國現代性進程，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性建構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創造了歷史前提和現實基礎。以建國初期的歷史為例進行考察，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和主導力量在構建政治制度、改造社會結構、更新思想觀念等現代性建構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嘗試和實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奠定了初步的政治、社會和思想基礎。在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和建立方面，黨領導人民在鞏固和加強新政權的基礎上，按照民主、平等、法治的現代政治理念和原則建立起國家權力機關和各級黨政機構，從而使國家治理逐步走上民主化、體系化、法治化的軌道，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確立搭建起了基本的政治與法律架構；
在基層社會的動員和整合方面，中國共產黨著力于黨的組織建設和力量加強，使得黨的政治、組織和思想領導深入各基層單位如鄉村，最終構建起了以各級黨組織為中心的社會組織模式和動員體系，從而實現了直插社會最基層的有效治理，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奠定了廣泛且堅實的社會基礎；
在社會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更新轉變方面，隨著政權的穩定和制度的革新，中國共產黨通過堅持群眾路線，將廣大群眾廣泛地組織起來進行一系列的經濟建設、社會工程、政治實踐等活動，使得人民群眾個人的主體性意識得到覺醒與確立，自我認識、自我解放的程度明顯提升，進而推動了婦女解放、大眾參政議政等一系列重大的社會現代性轉變，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確立起共同的現代理念和價值認同基礎。因此，從歷史的淵源看，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之后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各層面的現代性建構，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確立了基本的歷史前提，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思想風尚，一直延續至今天都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時代課題有著根本且長期性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代性歷史進程明顯加速，中國社會發生了全局性、結構性的深刻變革。這些變革為社會主義現代性建構、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機與動力，同時也使二者面臨共同的歷史性挑戰。一是社會結構、社會矛盾、利益格局的分化變遷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例如，市場經濟體制和利益原則的引入在極大解放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帶來了貧富差距拉大、地區發展不均等問題；
城鎮化的發展、人口的流動速度加快帶來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流動的中國”等社會劇變；
原有的傳統社會治理結構、社會組織體系被打破，然后持續不斷地發生著轉型、重組。正如鄧小平所預見到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8]。高速發展背后的壓縮式現代性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廣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要求。二是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自然環境污染、生態危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F代性社會的工業屬性使之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無限度索取資源、無視自然環境破壞、濫用科學技術的傾向，有學者謂之“風險社會”。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也廣泛存在自然生態環境方面的潛在性風險和聯動性危機。這就對治理手段和發展過程中的自我調控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三是前現代性、現代性、后現代性在當代中國社會形成的時空并存格局。由于中國“社會發展的地理不平衡結構與歷史時空的倒錯重疊”[9]，現代性建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常常面臨著前后相互矛盾、交錯又斷裂的復雜局面。譬如發展經濟與生態治理之間的博弈、傳統思想習俗與現代性乃至后現代性話語思潮的論爭、互聯網治理的方興未艾等，都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要有與此紛繁復雜現狀所相適應的更強的吸納性和平衡性。四是隨著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深化和近年來世界格局形勢的多變，中國現代性建構和國家治理的外部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例如，中美關系這一當今世界外交中的最大變數，不僅對全球治理格局的形成有巨大影響，也與中國國內發展和國家治理存在深度、密切的內在關聯。內外部治理問題的策應聯動、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的交流互動也在考驗著國家治理能力和體系的靈活性與溝通性。
對“現代性”的定義，從外在制度的角度分析，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是“具體指在后封建時期的歐洲首先形成的，而后卻在20世紀日益具有世界和歷史性影響的制度及行為模式”[10]，并將其外在的制度性概括為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監督機器和對暴力工具的控制四個維度。從內在的價值理念來看，近代以來的學者從內在層面出發，側重于闡釋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在現代性進程之中的張揚與解放。黑格爾指出：“說到底，現代世界的原則就是主體性的自由?！盵11]而對“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時代課題，有國內學者從外在治理體制和內在治理主體兩個角度進行了基本的定義：“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是使國家治理體系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使國家治理主體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制度治理國家，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國家的效能?！盵12]由此可見，現代性建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外在制度、內在主體兩方面的變革過程和現實需要上有著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在協同推進這兩大歷史任務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二者在制度安排、運作體系、法律規章等“外在硬件”方面與價值導向、素質理念、倫理精神等“內在軟件”方面的統籌整合。
追求社會制度的民主、高效、公開、法治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原則也是其典型特征，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離不開各項現代制度的穩定性、合理性、有效性。第一，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確保制度、法律層面的穩定性和統一性。美國學者道格拉斯·諾思認為：“制度在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互動的穩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13]，不同于封建時代的統治者以專制和暴力手段來確保一致性，在多樣性、多元化不斷加速的現代性社會中，社會各成員主要依靠的是制度設計與法律規范來尋求穩定性。人們推導、制定并踐行的是具有普遍意義、體現公共意志的社會組織與治理原則。例如，哈貝馬斯所講：“在多元主義社會里，憲法表達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共識?！盵14]因此，穩定的、非人格化的制度規則和治理結構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共識性、規范性的前提。第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依托于制度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要以良法促善治。外在制度建設應當兼顧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尋求技術與價值、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協調。一方面要根據現代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特點等情況不斷探索確立更具效率、更能推動社會繁榮進步的行政體制和法律規范；
另一方面也要謹防社會制度、公共治理層面的價值取向和現實目標被現代性之中的工具理性、技術主義的膨脹所擠占與異化。如黨中央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中明確提出“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就體現出對內在價值追求和外在治理手段的平衡。第三，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不斷深化改革以保證制度的執行力和有效性。從古至今，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落實，如西漢《鹽鐵論》中所言“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F代國家治理范圍之廣、處理問題之多更要求外在法律規范和相關制度得到高效、切實的執行，否則不僅會影響到實際的治理效果，更會損害治理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因此，要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完善考核監督機制、優化運行組織架構等手段保證外在制度法律的示范引領、約束激勵等功能真正地發揮好。
內在價值理念的引導也是現代社會和國家治理之進步性的重要保證。在黑格爾的國家觀中，國家直接就是一種外化的倫理性整體，是自由諸理念的現實化，“國家是在地上的精神”[15]，“國家的根據就是作為意志而實現自己的理性的力量”[15]。當然，國家不是理念的產物，而是現實歷史運動的結果，但一個社會內在的精神價值的確能起到為國家治理發展指引方向的作用。
確立核心價值的導向、構建政治認同的基礎，起始于現代公共政治生活的內在需求，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對公民個人的德性倫理、觀念素質的要求。在當代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國家層面主導建構的現代性公共精神和文化體系，“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它蘊含著社會理想、社會信念、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準則的基本取向”[16]，起到為現代社會做思想動員和凝聚共識的重要作用，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精神樞紐和內生性力量。因此，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之中，要特別注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內在價值理念的培育與踐行，引導個人的思想理念、道德規范、利益訴求與國家政治發展的現代化方向和公共性價值的追求達成一致，從而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中起到潛移默化的塑造作用。此外，發展公民教育和文化事業，強化公民在國家治理全過程中的主體性意識，培養公民的現代治理能力與思想素質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在推動力。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趨勢和要求，是政治現代性問題的集中體現，也是當代中國社會整體現代性變革歷程的重要組成之一。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性建構在現實中構成了緊密的互動性關系，這種互動性一方面呈現為交互發生影響的危機與問題，另一方面則指向彼此的協同與促進。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當代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也是全面展開的。改革開放的發展在提供更全面的物質基礎和政治保障的同時，也必然使社會發展與國家治理之間形成更為頻繁、更為復雜的現實互動。這就對作為政治現代性之關鍵一環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處理現實發展問題、化解社會矛盾危機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此，俞可平曾分析指出：“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后，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么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庵卫砦C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盵17]
在當前的國家治理語境與實況之下，切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助于減少發展代價和治理成本，研判并化解當代中國現代性建構進程中以下幾方面的現實性和潛在性危機。一是經濟社會發展轉型中的市場機制不成熟與政府職能的錯位、越位、缺位問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曾提出過一種關于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之間關系的“諾思悖論”，即“國家的存在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但國家又是人為的經濟衰退的根源”[18]。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從中國官方正式提出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建構至今，實踐不過三十年左右的時間，經濟從計劃向市場的體制轉軌仍存在滯后性、非均衡性等特征。一方面存在市場法規不健全、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善、調控手段單一、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受重視等一系列問題；
另一方面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作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市場秩序的引導者和監督者，卻時常出現過度介入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干預市場主體決策、履行監管責任不到位等行為。這些問題造成了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治理真空地帶，促生了危害現代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現實危機。二是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公共危機與沖突問題。在社會各公共事務領域，隨著政府職能轉變，以及隨之而來的大眾心理預期的轉變、公眾意見表達渠道的增多等因素，由此引發的現代社會多元利益沖突和意見分歧越來越多。此外，由于政府機關職能履行不到位、個別公職人員濫用職權與貪污腐敗等現象，極易誘發民眾圍繞個體權益訴求形成對政府的不信任、不配合，即所謂“官民矛盾”，甚至造成特定團體之不滿和怨恨情緒的“街頭式表達”，即不同程度的群體性事件。這些不同形式的輿論危機和實際沖突，對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應急處理能力和危機預防體系都提出了不小的考驗。
德國學者烏爾里?！へ惪嗽谡劦街袊鐣默F代性問題時曾指出，區別于西方式現代性的歷史和規律，在發展時間和空間方面更為緊張的中國式“壓縮的現代化”進程“既加強了風險的生產，又沒有給風險的制度化預期和管理留下時間”[19]。因此，面對現代性建構受時空擠壓的挑戰，以及處于中國這一獨一無二的超大規模治理場域之中，科學合理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成為我們防范、化解現代性進程中個別局部危機擴大為全局性風險的重要方案。針對當前社會發展中市場經濟、公共事件、網絡輿論等領域的現代性危機與挑戰，持續推進國家治理理念與行為的現代化，有助于在完善經濟體制、規范市場行為的過程中，進一步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良性互動，使國家治理能力這一影響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狀態、效率和質量的重要變量成為積極推動力，使從屬于總體國家治理之下的市場治理能夠釋放更多活力；
有助于推動破解政府公共危機應對“層層加壓”式的剛性管控模式和政策法規執行下放過程中“層層遞減”的問題，在推動解決重大問題治理主體缺位、治理失靈、治理方式不當的過程中，更好地實現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協作，在完善公共治理領域中民意表達機制、利益均衡機制、風險預警機制等各項機制的制度化之路中，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建構的雙向協同促進推向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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