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鄉村與普惠金融服務創新研究——以成都市為例

才立華 王凱軍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1〕，其實踐指向十分明確，即要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以此提升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當前在數字經濟+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數字化鄉村建設發展進程不斷提速，數字普惠金融將在為鄉村振興提供資金助力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指出，要完善創新農村普惠金融服務，激活農村要素資源，激發鄉村振興內生動力?！捌栈萁鹑凇奔唇鹑诜漳軌驅崿F“普及大眾，惠及人人”的效果，具有包容性和高覆蓋性等特點。在數字化賦能的條件下，普惠金融開始向數字普惠金融轉變，在此情形下，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可獲得性進一步增強，由此提升了普惠金融水平，更加契合了數字化鄉村建設。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為數字普惠金融創新發展提供有利條件，如降低金融產品和服務交易成本、有效緩解農村金融服務排斥性以及多渠道增加個性化涉農金融服務需求等。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可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資金援助，如涉農金融機構可以為數字鄉村建設資金需求融通紓困、多渠道提升金融服務的可得性等。因此，在數字化鄉村建設背景下，創新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尤為重要。

回顧已有研究，主要包括理論闡釋與實踐研究兩個方面。在理論闡釋上，主要有四個代表性的理論，分別是梅特卡夫定律、克拉底定律、長尾理論和網絡效應理論。在數字普惠金融語境下，一是發展互聯網金融業務蘊含巨大的潛能。隨著互聯網節點與用戶數量的增加，將會實現金融業務網絡的價值增值。二是隨著數據存儲和網絡數據傳輸規模飛速提升，相應成本有望呈指數下降，數字技術賦能普惠金融不僅具有高計算能力，而且可以實現成本的下降，且越來越低。三是小微企業構成了金融服務需求方“長尾客戶”，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緩解其融資難題。四是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帶來正外部性和邊際收益遞增的有益結果，具有平臺經濟的一些特征。前者體現在網絡的非競爭性，后者主要體現在互聯網的規模效應和邊際成本遞減。這對于金融機構而言，在其建立網絡或平臺后，吸引的客戶越多，信息收集成本越低，邊際收益越高。

在實踐研究上，主要側重以下四個方面：

(1)家庭層面的收入、消費和就(創)業的影響研究。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上，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有效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
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主要通過緩解流動性約束、便利居民支付兩種機制發揮作用；
在就(創)業決策方面，家庭普惠金融水平的正向促進作用明顯。這主要體現在相關服務的改善能顯著增加農村家庭創業的概率，同時能夠有效提升創業績效(尹志超等，2019；
易行健等，2018；
徐輝等，2022)〔2-4〕。

(2)城鄉層面收入、增長、減貧效應與鄉村建設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并體現出收斂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趙丙奇，2020)〔5〕；
在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和實現城市經濟增長方面，數字普惠金融能夠為城市中的中小微企業提供便捷的金融支持，緩解其外部融資約束和有效降低債務融資成本，從而激發其創新活力和內在動力，增加創新產出，實現經濟增長(梁榜等，2019)〔6〕；
在減貧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果主要是通過直接增加貧困農戶金融可得性來實現的，讓農戶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改善自身境況(陳海龍等，2021)〔7〕；
在與數字鄉村建設與發展的對接研究上，涉及發展條件與瓶頸、發展模式、金融排斥和整體協同發展等問題的研究(姜振水，2017；
何德旭等，2015；
龐艷賓，2020)〔8-10〕。

(3)區域層面試點實踐經驗、測度與區域間比較研究。主要包括：一是以試點實踐相對成熟的河南蘭考與四川崇州為代表進行相關經驗總結(徐諾金，2017；
江月，2018)〔11-12〕。二是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縣域測度、省際和區際比較研究，指出我國普惠金融質量在漸進改善，但地區間呈現出明顯的分化格局(劉鍔，2017；
陸鳳芝等，2017；
沈麗等，2019)〔13-15〕。

(4)數字普惠金融的國際經驗借鑒與國內發展趨勢。一是國際組織和國家層面所出臺的諸多涉及數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文件。國際層面，如2016年制定《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2018年世界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普惠金融：實踐、經驗與挑戰》等；
國家層面，如中國2015年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印度2018年出臺《普惠金融指數(FII)》等(余文建，2017)〔16〕。二是國別研究的經驗借鑒主要是實證數字普惠金融對減少貧困、改善收入不平等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正相關性(Beck etal，2007；
劉亦文等，2018)〔17-18〕，以及具體層面上的發展中國家——“移動貨幣”模式和發達國家——“科技金融”模式的經驗總結(尹應凱等，2017)〔19〕。三是數字普惠金融國內發展的政策取向研究。包括宏觀政策框架完善、監管體系轉型、增加制度供給、構建服務體系等方面(林勝等2020；
黃益平等，2018)〔20-21〕。

縱觀現有研究文獻，基本以實證為主，所得出的結論大致上是對實踐效果的寫照，為后續研究提供經驗借鑒與啟示。然而，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圍繞數字鄉村建設探討普惠金融問題的研究不足。在數字經濟+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圍繞普惠金融與數字鄉村對接的研究顯得十分重要?，F有研究側重于“比較”而非“對接”，尤其是在發展與推廣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中，針對對接的機制研究較缺乏，數字化效應揭示不夠。第二，對構建普惠金融服務體系的研究缺乏系統性。普惠金融作為一種制度供給、一種服務，內在要求服務本身需具有系統性即完整的服務體系。在現有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內容相對分散，僅就某一方面展開研究。單一化的研究視角與理論性展望缺乏對普惠金融服務體系實際落地提供系統性、可操作的對策指導。因此，在數字鄉村建設大環境中，怎樣構建適合其發展的服務體系并將其融入其中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第三，重數據研究輕案例研究，缺乏相關經驗總結與推廣。當前普惠金融發展的難點和重點依舊在廣大農村地區?，F有研究基于所收集的數據，利用模型揭示了普惠金融發展在家庭層面、城鄉間、區域間存在差異，由此推導出相關的對策建議。這容易忽視現實實踐的具體性，一些成功的實踐經驗未能在具體的數據上得到揭示，數據所反映的是實踐取得的成果而非經驗本身，因此案例研究十分重要。

據此，本文將在明確鄉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困境的基礎上，結合成都市普惠金融服務的創新實踐，總結“功能—主體—市場”這一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創新的發展路徑，實現其與數字化鄉村的對接，同時基于前述路徑，從三個方面提出成都市創新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的對策建議。

1.鄉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面臨的困境

我國的鄉村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從金融服務鄉村經濟發展的歷時性視角看，鄉村發展掣肘于金融的有效供給不足和供求失衡。結合供需兩側來看將實現問題的歸因：從需求側看，相比城鎮，鄉村在地理區位、主體分布、生產方式、產業布局和市場運行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制約了鄉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如地理區位偏僻、鄉村主體的分散性，難以形成規模效應，不利于金融服務的網絡平臺建設和物理網點建設；
再如傳統農業生產的低收益性和源于市場和自然的雙重風險性，致使監督成本高昂；
最后由于缺乏相應的征信數據和足額的擔保及抵押品，使得鄉村產業發展缺乏必要的資金，難以進行擴大再生產或者轉變發展模式，這也導致農村的信貸保險等市場發育不足。

從供給側來看，作為主要供給主體的國有銀行和商業銀行，相互間競爭激烈，一方面，產品同質化嚴重，難以滿足鄉村的多樣化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鄉村規模不經濟的現實，加大了各銀行的風控壓力，不良貸款構成其拓展普惠金融業務的重要制約條件；
而且從普惠金融服務的隊伍建設上看，聯結需求端的從業人員多為兼職，專業能力存在欠缺，使得相關服務缺失。因此，單純地依靠市場機制來發展普惠金融服務，并不能紓解資金缺乏對數字鄉村建設的制約(葛和平等，2021)〔22〕。

需要明確的是，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效應與平臺經濟的“臨界規?！本哂邢嗨菩?，它必須突破“拐點”才能實現正向的發展效應。原因在于，新技術的產生、接受、熟悉與應用需要一定的過程(時間性)而非即時性。因而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初期，它并不能顯著推進鄉村建設。同時，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推廣過程其實也是鄉村農戶認識、接受和使用的過程，量變引起質變，當越過臨界點之后，其正向的促進作用將會凸顯：從直接效應方面看，數字賦能普惠金融使其減輕了對物理基礎設施的依賴性，有利于提高普惠產品和服務的可及性；
從間接效應上看，主要表現為一種滲透效應，即一個地區通過普惠金融實現自身的經濟發展后，能夠以“先富帶動后富”的形式或者形成一種“示范效應”，由點到面，以此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

2.成都市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創新發展的實踐分析

(1)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探索與突破——成都“農貸通”平臺。成都“農貸通”平臺作為成都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試點的基礎性工程，自2016年1月提出以來，經過不斷的調整、規范和完善，已在系統建設、信用信息采集、支持項目庫建立、金融服務站建設等基礎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庫、網、平臺”支撐框架，目前由成都金控集團旗下的成都金控征信有限公司建設運營。該平臺綜合性特點突出，整合了農村產權、農業政策以及農村金融等各類資源，具備政策咨詢、融資供求對接以及信用數據共享等重要功能，實現了線上與線下的有機結合，重點解決兩大問題：一是農業農村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二是金融機構面臨“貸款難、貸款成本高”的問題。

“農貸通”平臺建設，成功實現了農村金融服務改革從“點上”的突破走向對“面上”的覆蓋。其取得的成效可從前述理論分析中得到揭示：“農貸通”從本質上說就是一個互聯網平臺，正是由于平臺的同邊與跨邊網絡效應與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相耦合，放大了經濟效應。需要指出的是，數字平臺只有突破臨界規模，形成需求方的規模經濟與供給方的范圍經濟，才能觸發這種經濟的催化劑反應。這就意味著數字平臺在發展早期成效并不顯著(朱悅蘅等，2021)〔23〕，突破臨界規模要么通過自我用戶積累，要么通過“外力”助推。從“農貸通”發展的現實上看，政府的“看得見的手”起到了關鍵作用，實現了“點”的突破。繼而平臺的層次性、開放性以及聚合性等特點又使得平臺具有業務的高覆蓋性?？傊?，“農貸通”平臺的構建，不僅可以讓農村用戶受益，同時也惠及金融機構本身，它是實現農村金融服務普惠化的重要手段，具有推廣意義。

(2)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成都“蓉易貸”。2020年10月，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發布《關于推行“蓉易貸”進一步完善成都市普惠金融服務體系的實施意見》(成辦發〔2020〕91號)，標志著應對中小微企業(包括個體工商戶、小微企業主)因缺乏有效抵押物而導致的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問題提上了日程。與其他政策性信貸產品相比，“蓉易貸”這一普惠服務具有覆蓋范圍廣、涉及主體多、融資成本低等特點，且不以某特定產業、特定貸款類型為運作主體，支持對象跨全行業且門檻較低，做到“應貸盡貸、能貸快貸”，從而提高低成本貸款對中小微企業的可及性。

從機理上看，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在供需兩方都存在難點痛點。從供給方銀行角度看，其運營應遵循“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三個原則，然而在服務小微企業的問題上，銀行存在“不愿貸、不能貸、不敢貸”的難題。問題的癥結在于，小微企業的數據(信譽、資歷、運營等)很難被銀行認可。從需求方小微企業的角度看，存在缺乏抵押物、財務不規范、銀行成本高、經營風險高以及金融人才不足等問題，使其很難獲取貸款資金?！叭匾踪J”的推行，提供了紓困思路。

成華區搭建的以“政府引導、市場為主”的“服貸投”創新金融生態系統就是“蓉易貸”的典型實踐，起到了較強的示范作用。在“服貸投”模式中，“服”是基礎，“貸”是核心，“投”是結果。從“服”的角度看，主要是依托于西南財大的專業優勢支撐，由蜂巢金服為供給側(銀行)和需求側(科技小微企業)雙方強勢賦能；
從“貸”的角度看，主要是讓企業未來的數據打動“重歷史數據”的銀行，從而獲得貸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培育優質企業，促成企業上市量倍增。從“投”的角度看，主要體現在銀行通過首貸、持續貸這樣一個長期互動過程，對符合條件的優質科技小微企業進行投資，以獲得收益。該思路是對傳統的“借貸”邏輯的突破，通過“投”的外力作用，避免了小微企業的內卷?！胺J投”模式充分發揮了平臺多維度高覆蓋的特點，形成了一種“生態系統”，而“蓉易貸”的目的也在于形成這一良性生態系統，成效可期。

1.“功能—主體—市場”發展路徑

結合有關的指導性文件和發展實際，可從“功能—主體—市場”這一路徑構建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具體言之，功能層面，側重于突出融資機會的公平性，其作用的發揮需要信息基礎設施及服務平臺的構建，對應的問題域主要是融資難、融資貴和保險少。主體層面，涉及供給主體(如各類涉農金融機構)與需求主體(農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涉農小微企業)，其作用的發揮主要體現在增加有效供給與培育有效需求這兩大方面，主要是解決農村抵押擔保難題和農業保險問題。市場層面，主要是指產權市場、信貸市場與保險市場的構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著力解決資源處置難的問題，見表1。

表1 “功能—主體—市場”的一般邏輯

2.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與數字化鄉村的對接

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與數字化鄉村的對接及對接的可持續性問題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基于“功能—主體—市場”發展路徑，可考慮分圈層設計對應與成都市發展的施策體系。對于中心城區來說，與近郊區和遠郊區相比，其數字化鄉村發展的配套設施相對完整，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基礎好，發展路徑相對完善，因而應注重發揮“引領”與“穩定器”的作用；
對于近郊區來說，與遠郊區相比，其在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的布局上有相對優勢，因而后續發展既要鞏固還要提升，即注重發展的“穩健性”；
對于遠郊區來說，與前兩者相比，金融機構的數量少、密度低，涉農貸款規模小、但增速快，普惠金融發展需依托資源稟賦，掣肘于基建投資，對此應注重激發“后發優勢”，具體對策思路如表2所示。

表2 分圈層“功能—主體—市場”發展路徑的思路

1.功能發揮方面：人力物力共筑金融基礎環境

在功能發揮上，包容性、可得性與便利性是其重要內容，這離不開良好的金融基礎環境，因而需要在人與物兩個方面進行深化。對于“人的方面”，一是應加大金融人才隊伍建設力度，完善“引才”“留才”機制。注重利用好鄉村“熟人社會”的信息優勢，提升信用評價的精準性，從而延展金融服務的覆蓋面。二是提升消費者金融素養。在推進消費者金融教育過程中，監管部門或行業組織應積極發揮能動作用，如推進“場景化”教育和創新傳播形式，提高金融知識的可接受性。對于“物的方面”，應充分發揮政府“看得見的手”的政策引導機制，助力金融科技向農村的延伸，同時加緊對數字金融平臺生態的構建，積極利用好平臺的網絡效應與高覆蓋性的優勢，促進大小平臺之間的協調，實現產業整合。對金融產品創新予以政策鼓勵，促進其多元化發展，滿足多樣需求，但同時也應順勢形成相應的“互聯網+監管”的形式，實現監管轉型。

2.主體培育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重點服務對象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既是鄉村新生產力的代表、生產關系的載體，同時也是治理主體。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因此普惠金融應重點服務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揮其帶動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與傳統小農經濟主體相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需要更大的金融支持力度，這在供給主體、資金配給、信貸產品種類等方面尤為突出。但由于征信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分割以及交易成本過高等，導致其難以獲得金融產品和服務。因此，應著力解決其融資難題?？蓮囊韵氯齻€方面著手：一是在農村市場融資環境方面，主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其關鍵在于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征信數據的收集與管理，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套系統化、標準化的信用評價體系，以實現不同層級行政區管理的兼容并行。與此同時，在經營方式上應積極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經營行為的公開化、透明化，從而降低借貸雙方的交易成本，增強投資經營的可持續性。二是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需求為導向配置信貸資金?？蓮耐貙捫滦娃r業經營主體的信貸渠道、引導金融機構開發需求導向型的相關金融產品研發和構筑互聯網融資模式三個層面著手，從而降低門檻，更好地實現對接。三是加快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產品的創新?？蛇M一步從探索實現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融資、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融資制度創新和構建動產和資產整合型質押融資的新模式三個層面入手。

3.市場運作方面：潛在需求挖掘與生態資源價值化

應注重挖掘鄉村潛在需求和生態資源的市場價值：一是明確在農村金融的“長尾市場”中，小微企業與個體工商戶是主要的“長尾客戶”。前文的理論分析與實踐表明，數字化技術與網絡平臺的應用，使得金融市場供求雙方的交易成本下降，原有需求量不高的金融產品也能找到消費者，這構成了普惠金融服務中的“長尾市場”的核心內容。不難看出，在解決融資難題中，數字普惠金融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對于“長尾客戶”應進一步挖掘潛在需求，如提供理財指導，培養和拓展其對金融服務和產品的多樣化需求，從而讓普惠金融既有廣度也有深度。二是利用普惠金融活化鄉村生態資源。對于一些自然生態環境良好的鄉村來說，自然資源也能成為鄉村建設的有力推手。普惠金融的推廣、金融市場的構建有利于為鄉村生態資源的價值轉化提供途徑。因此，在農村金融市場的運作方面，應不局限于經濟資源的運作，生態資源的市場化運作也應納入鄉村建設與發展的考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