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舞的在地化：城市民族文化的交往、發展及其文化生態壁龕——基于成都市雙流區的田野調查

陳丁漫

展開歷史長卷，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
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
從邊疆民族習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褲”、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隨處可見的舞獅、胡琴、旗袍等，展現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鑒融通。[1]民族文化交流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關鍵環節與核心內容。[2]進入新時代，城市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為頻繁的區域。早在2000年，就有學者針對城市中的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現象，提出“民族文化自然融合發展將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個民族區域文化將以其各自不同的地方特點與都市文化整合，形成新的多元的都市文化”[3]。然而，部分研究者在討論中國民族的時候，卻一味地強調文化交往中的異質性、特殊性，忽視了多元民族文化之間的互動性、聯系性和共生性。[4]在對少數民族進入城市后與漢族文化的交往進行研究時，也更加看重漢族文化的強勢作用，強調少數民族對漢族文化的適應和融入。對于這樣的研究傾向，李亦園曾指出“應注意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文化影響的雙向性”[5]。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往往伴隨著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自然發生，這一現象在學界被當作不證自明的問題，因此，雖有研究者在探討民族交往時會涉及到民族文化之間的交往，但專門針對民族文化交往進行的研究并不多。事實上，不同民族文化交往的方式、發生的條件，產生的結果等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筆者曾對成都市雙流區甘孜藏族的日常生活進行長時段的田野調查①，發現雖然“全球化與城鎮化改變了傳統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環境”[6]，但來自雪域高原的藏族民間舞蹈不僅能在城市中得到傳播，還能經由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基于民族文化傳統與新獲得的文化資本”[4]生成新的城市藏舞。有鑒于此，本研究擬對這種新的城市藏舞生成的“文化交往過程”“發生的條件”以及“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環境進行探討，既有助于深化人口流動背景下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研究，也可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有益的啟示。

藏族民間舞蹈(以下簡稱“藏舞”)是藏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因地理環境、勞動對象、生產方式、宗教文化等不同，在西藏及四省涉藏州縣形成了在舞蹈形態與形體動作上有差異的藏舞，僅藏族鍋莊舞就有德格鍋莊、新龍鍋莊、甘南鍋莊等。藏舞是藏族人民生活的縮影，已有研究者對藏舞的藝術特色、文化特征等進行了廣泛地探討②。學者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藏舞的社會文化功能開始發生變化，逐步成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休閑活動和地方文化符號的表征，藏舞表演也成為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部分，與此同時，藏舞的傳統文化內涵正在逐步消逝，傳承問題比較嚴峻[6]。在此背景下，有學者提出要加強新時期藏舞的傳承探究，有利于推廣藏民族的精神文化，提升藏舞的內涵價值[7]。近年，伴隨著藏族人口的流動，藏舞逐漸從鄉村流行到城市，成為城市中的健身舞、校園舞及都市藏吧中的一道文化大餐[8]。張蘭平認為藏族的鍋莊舞具有健身強體、簡單易學及娛樂等文化特征，所以在城市流行并成為大眾喜愛的一種健身方式[9]。孫婭嬌則指出藏舞在城市的興起、傳播是舞蹈與社會文化交互運動發展的結果[10]。已有研究關注到了藏舞在城市傳播的現象，并對其傳播原因進行了探討，卻忽略了對藏舞在城市傳播后其自身所發生的改變及其對城市社會的影響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這正是本文想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人是文化的載體，一定規模的人口流動必然導致原有文化的轉移、發展，因此，移民現象也是文化發展的現象。移民現象是一個連續性的整體，在某一“共時態”中見到的移民社會群體的相互關系，是一個復雜的、互動的、長期的歷史過程的“流動”與“擴散”，而移民現象之所以不斷出現，不僅因為遷徙作為一個基礎性動力使個體家庭尋求更好的生存機會、聯結更多群體，還與特定的社會制度和國家政策有關系。[11]成都是內地進入西藏及四川涉藏地區最近、最便捷的門戶與通道，同時也是內地與西藏及漢藏之間最重要的連接樞紐[12]，自古以來就是漢藏交融的繁盛之地。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政策、社會經濟發展及交通條件改善等因素的影響下，數量較多的藏族人口進入成都工作、定居?，F今，藏族已成為成都人口數最多的少數民族群體。從整體上看，藏族在成都主要分布于“武侯區—高新區—雙流縣，金牛區和青羊區—郫縣/溫江區—都江堰市兩大集中分布片區”[13]。

雙流區③的藏族大都來自于甘孜州。20世紀80年代，道孚林業局、爐霍縣林業局等幾所林業機構在雙流購買了土地作為中轉站以運輸木材至成都銷售。同期，雅江縣森工企業在雙流與港企成立合資木業公司，由此形成了完整的林木貯運、加工、銷售產業鏈條，相關從業人員大量涌入雙流。20世紀90年代初，甘孜州爐霍、道孚、雅江三地森工企業為了安置日益增加的駐雙流木材經營部各民族員工及其家屬，開始陸續在駐地興修住房，形成了各種木材中轉站，帶動了最早一批甘孜藏族進入雙流。這一時期，少量的甘孜藏族以工作為目的遷移至雙流，藏舞未明顯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然而，隨著遷移至雙流的甘孜藏族人口數量的增長，藏舞逐漸開啟了它在城市的在地化之旅，藏舞文化也成為了雙流城市社會多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單位社區”的藏舞：銘記家鄉的“地域性”文化實踐

1990年代后期，國家實施天然林保護政策，民族地區的森工局紛紛轉型為造林、育林單位，木材停運后設在雙流的轉運站就失去了它的原始功能，于是，幾所林業機構經與雙流政府協商，在木材中轉站原址上修建了干休所，用來解決其單位退休職工的養老問題，如道孚家苑(又名道孚縣林業局木材中轉站，1998年修建，其所在地原是道孚縣林業局木材中轉站)、甘孜州爐霍縣林業局駐雙流干休所(1998年修建，其所在地原是爐霍縣林業局木材中轉站)、天倫家園(2005年修建，其所在地原是雅江縣林業局木材中轉站)等機構。這一時期，雙流甘孜藏族的鄰居和交往對象基本是家人、同事和同鄉，單位也安排了工作人員對他們的生活進行服務和管理，甘孜藏族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鄉、原單位文化的整體遷移，塑造了在雙流的“單位社區”。ZDDJ是一位來自甘孜州德格縣、熱愛跳舞的藏族男士，據他介紹，來自同單位或同鄉的甘孜藏族會在特定的節日組織聚會，參與聚會的甘孜藏族會穿上自己民族的服飾在茶余飯后跳藏舞。

“吃飯、喝酒到了比較高興的時候，我們就會唱歌跳舞。我們藏族人能歌善舞，昌都的熱巴、德格的鍋莊、巴塘的弦子、甘孜的踢踏等都很有名，但我最喜歡的家鄉的鍋莊，能給人一種別樣的感覺，優美的旋律、飄逸的舞姿、奔放的動作，給人以力量?！?訪談人：ZDDJ，男，藏族，訪談地點：雙流廣場，訪談時間：2019年10月16日)

從原鄉播遷而來的藏舞在雙流展演，來自家鄉的人、傳統的服飾、舞姿不斷再現甘孜藏族的家鄉記憶，凝聚著家鄉的文化認同，是身份符號的象征，建構著與家鄉人同在一處的“想象的共同體”，并規范“共同體”形成一種阿萊達·阿斯曼所認為的“具有文本的、儀式的、意象的文化記憶(kulturelle ged?chtnis)系統”[14]。就如ZDDJ所說的：“跳鍋莊能讓身處內地的我們感受到德格人的精神氣質，仿佛身在家鄉”(訪談人：ZDDJ，男，藏族，訪談地點：雙流廣場，訪談時間：2019年10月16日)。這一時期，跳藏舞是甘孜藏族銘記家鄉的一種“地域性”的文化實踐。

(二)藏舞社團興起：交往與互動的“跨地域”民族文化現象

從自然條件上來講，甘孜州地屬艱苦地區。甘孜州的部分企事業單位為了讓職工在退休后得到休養，將瀘定、雅安、邛崍、雙流等位于川藏沿線的城市，以及成都周邊的溫江、新津等作為修建員工福利房和團購商品房的首選。而對于一部分“眼光長遠”的甘孜藏族來說，雙流是最佳選擇④。1999年，甘孜州州委宣傳部、甘孜州財政局、甘孜州地稅局和石渠縣政府幾所單位共同在雙流買地修建了華興家園小區。新秀花園小區內居住的甘孜州氣象局、德格縣、石渠縣以及甘孜州林技校等一些單位的退休員工，則是在2002年由單位組織員工團購商品房移居而來。這一時期，甘孜藏族的鄰居不再僅僅是同事、同鄉，而是來自甘孜州各縣的人，交往圈的擴大使得部分甘孜藏族結交了基于相同興趣愛好的朋友，由于熱愛藏舞的甘孜藏族較多，各種藏舞社團在雙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2002年，康定、爐霍、道孚、雅江、白玉、新龍的幾位藏族以鍛煉身體為主要目的組織了雙流最早的一個藏舞社團，社團每個月活動兩次，活動內容是跳舞和聚餐，活動的地點是農家樂?！翱蛋退囆g團”是雙流最為人所熟知的藏舞社團，YZW是“康巴藝術團”的籌建者和團長。YZW是道孚人，2007年來到雙流，買了華興家園的住房居住至今。

“我來到雙流后，發現雙流很需要藏族文化，到處都想跳舞，但沒人教，沒人帶。當時有兩個老師，HDG和WGY，他們是我之前的同事，比我先來雙流，他們想讓我一起來教跳舞。哎呀，我覺得我跳了一輩子舞，真的搞傷了(四川話，“膩了”的意思)，以前在單位上也是愛好這些，經常組織大家做這些。這兩個老師也是我同事，很能干的，也是跳舞愛好者，喊我組織個藝術團，結果在他們兩個的勸說下，我們就還是整了個藝術團，康巴藝術團是2007年經雙流老年體協會常委會批準成立的，我當了團長?！?訪談對象：YZW，女，藏族，訪談地點：雙流榮鼎酒樓，訪談時間：2020年1月17日)

“康巴藝術團”最初成立的目的是讓熱愛藏舞的甘孜藏族在空閑時刻休閑娛樂、鍛煉身體。社團成立之初只有十六個團員，沒有固定練舞的場地，也沒有固定的資金來源。但社團里的成員卻成為了甘孜藏族在雙流重要的情感寄托和社會關系資源。

“我們最開始就在院壩里、人家房頂上跳舞，有時到處演出，老體協會給我們點補助，我們參加各類比賽、演出也有補助。藝術團的會員每人每年交10塊錢會費，交這個費的目的不是為了掙錢，而是認定你是我們團里的人。我們定期組織出去玩耍和聚會，比賽和演出結束后也會一起慶祝。我們經常在一起，感情越來越好，有的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也會來這里坐著看我們跳舞。老體協的補助、比賽和演出的補助、會費等收入用來買演出服裝、年底聚會。團員里家里有什么事只要說一聲，我們都會互相幫助，團里哪個團員家里有紅白喜事我們也會去幫忙?！?訪談對象：YZW，女，藏族，訪談地點：雙流榮鼎酒樓，訪談時間：2020年1月17日)

由于參與者來自甘孜州不同的縣、不同的單位，為了編排舞蹈，團長和領舞會要求參與者去了解和學習其他縣的舞姿。

“要在一起跳舞，就要做妥協，我們領舞怎么跳，我們就怎么跳，有時大家也會提出一些好的建議，如果適合這首曲子，領舞也會采納。比賽和演出的服裝是大家一起商量選的，不一定是哪個縣的服裝，我們都是按照歌曲和舞蹈的特色來選服裝?！?訪談人：ZDDJ，男，藏族，訪談地點：雙流廣場，訪談時間：2019年10月16日)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人們為了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會有組織地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從而形成各式各樣的社會團體，社會團體是人類社會的交流與互動現象，也是人類社會體系或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15]。這一時期雙流的藏舞，不再是某縣、某鄉具有傳統地域特色的藏舞，而是由各縣的甘孜藏族共同參與改編的藏式舞蹈，而將藏舞社團成員聯系在一起的也不僅僅是銘記家鄉的文化情感，而是甘孜藏族休閑娛樂、鍛煉身體、社會交往和情感寄托的需求。因此，藏舞社團的興起是甘孜藏族“跨地域”交流與互動所形成的一種民族文化現象。

(三)多民族共舞：城市文化活動與公共文化事務

從20世紀90年末期開始，為發展經濟，增加地方財政收入，雙流政府開放政策，鼓勵外地人在本地購房。為此，雙流改革了原來的戶籍管理制度，規定只要在雙流區購買90平方米及以上的商品房，父母和一名未成年子女可將戶口遷至該地。在這一政策的驅使下，部分有經濟實力的甘孜藏族父母選擇來雙流選購房產，并將自己的孩子送來雙流上學，隨之而來的還有陪讀的父母和祖輩。那些沒有趕上“單位房”福利的甘孜藏族也自主到雙流購買商品房，只為“與親戚朋友住在一起”(訪談對象：L阿姨，女，藏族，訪談地點：雙流區老年大學，訪談時間：2019年10月17日)。近年，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和交通的日益便捷，少數民族地區的年輕人開始向外看、往外走，雙流也因其經濟社會文化的發達吸引了不少甘孜藏族“追夢者”的到來。

這一階段遷移至雙流的甘孜藏族來自甘孜州的[16]各縣，他們分散居住在雙流各個社區、居住小區，與本地居民形成了混居的居住格局。雖然在居住格局上越來越分散，但甘孜藏族之間的交流并未減少，甘孜州駐雙流離退休老年協會(以下簡稱“老年協會”)對雙流甘孜藏族的交流起到核心作用⑤。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各個城市陸續修建了文化廣場，幾乎與城市文化廣場同時出現的廣場舞也逐步成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半p流廣場”是雙流面積最大的廣場。在老年協會經費的支持下，熱愛藏舞的甘孜藏族購買了錄音機、磁帶、麥克風等器材，在雙流廣場旁邊找了一間屋子當作協會的辦公室，用來存放器材。每晚7點，跳舞的人員用三輪車把器材推到廣場，跳舞結束以后又將器材推回辦公室，搬器材的工作由甘孜州的各縣輪流。

雙流廣場空間大、人流量也大。傍晚時分，本地漢族會走到廣場上休閑。受到藏族歌舞的感染，部分漢族居民也會加入跳藏舞的隊伍，雙流廣場上人數最多的一場藏舞有上千人參與。領舞的藏族阿姨介紹：

“一些本地人也會來跟我們一起跳舞，有些擅長跳舞的本地人還會給我們的舞蹈提出一些好的建議，我們就商量著在藏舞里加一些現代舞和健身操的動作。這樣的舞蹈，藏族和漢族都喜歡?！?訪談對象：廣場舞領舞G阿姨，女，藏族，訪談地點：雙流廣場，訪談時間：2020年1月12日)

一位在雙流另一個廣場領舞的漢族阿姨曾專門來到雙流廣場學習藏舞舞姿，用來編排廣場舞，這位漢族阿姨說：

“大家來跳舞，就是想融入這樣一個環境，至于舞姿如何，沒有人去注意，只要開心就好，有時看到別人跳的動作好看，就編到我們的舞里來。藏族舞蹈的動作簡單易學，跳起來氛圍也歡快，很適合廣場舞。跟我們一起跳舞的也有藏族人?！?訪談對象：廣場舞領舞L阿姨，女，漢族，訪談地點：雙流優品道廣場，訪談時間：2020年1月12日)

現今，雙流的各大公園、社區、購物廣場前的空地，以及部分住宅小區的公共區域里會在每日固定時間上演漢藏居民共舞的場景。一位在公園跳舞的甘孜藏族說：

“來跳舞的人都會加入微信群，一般都是晚上7點在固定的地方跳，如果遇到下雨或者其他情況跳不成，領舞會在群里通知?！?訪談對象：ZXDZ，男，藏族，訪談地點：華興家園，訪談時間：2019年5月24日)

隨著各民族交往互動的增多，藏舞的外在形式、參與人員、存在環境等均發生了改變，它不再是雪域高原上原汁原味的藏舞，而是在原有基礎上，融合了本地元素和時代特色的新舞蹈：參與者有藏族，也有漢族；
跳舞時可以不穿藏族傳統服飾，而是自由著裝；
跳舞的隊伍并不一定是固定的大圓圈，而是依照跳舞的人數排成多隊列的方形；
藏舞舞姿里夾雜著現代舞蹈和啦啦操的動作。藏舞成為了雙流各族居民在固定時間和固定地點共同參與的城市文化活動。

若說“街頭舞臺”上流行的藏舞是居民自發形成的活動，具有非專業化和非表演性的特征，那么老年大學藏舞班則是將在雙流民間流傳的藏舞帶上了“正式舞臺”。隨著參加比賽和演出的次數增多，YZW發現了“康巴藝術團”發展的瓶頸：師資力量薄弱、演出服裝沒有專業人士指導、舞蹈技術不夠精湛等。YZW和藝術團的成員們都在思考著如何依靠一些外部力量來發展這個注入了他們心血的“康巴藝術團”。在非常迷茫和無助的時候，YZW和藝術團的成員們想到了老年大學的Z校長。

“我們就找到Z校長，Z校長問我有沒有要求。我想著，如果辦個民族班，范圍太廣，因為民族包括藏族、新疆、蒙古等，我不想超出藏族的鍋莊、弦子等。我問Z校長能不能辦個藏舞班，Z校長說30個人才能開班，但我們藝術團才十幾個人，加上藝術團管理人員也才二十來個人。我想咋個辦哦，然后我找了民宗局的局長，告訴她，如果在老年大學開班必須要三十個人才行，她就說大家一起想辦法幫我找人來報名，她甚至讓她們單位上的同事來報名，這陣風一放出去，很多人都曉得了，第一次報名就來了80多個人。我當時根本不了解雙流有這么多甘孜藏族人在這里居住。太好了！我這個人一輩子好像離不開教室，所以我們就這樣開始了?！?訪談對象：YZW，女，藏族，訪談地點：雙流榮鼎酒樓，訪談時間：2020年1月17日)

由于藏舞班報名的學員人數較多，老年大學將其分為藏舞1班和藏舞2班，每個班50人左右，藏舞班三分之二的成員是來自甘孜州的藏族學員，其余學員是來自雙流、成都市新都區等地的漢族。學員們除了接受舞蹈課程學習，還會排練藏舞節目，用于在雙流政府舉辦的各類節慶活動上表演，例如國慶節、重陽節、春節等。大型節慶活動來臨之際，老年大學藏舞班的學員會分別承擔一定的任務，例如選擇歌曲、編排舞蹈動作、購買服裝道具、安排排練事項等。節慶活動表演時，來自雙流各單位的工作人員、各社區的居民代表會參與觀看。而當節慶活動表演完成后，藏舞班的同學會將節目視頻在抖音、美篇等新媒體上進行傳播，雙流政府也會將節目在電視上進行轉播和宣傳。這種在大型節慶活動上表演的藏舞節目，其內涵已遠遠超越了民俗文化活動的內涵，儼然成為了以文化共享為原則的區域內藏族、漢族共同參與的慶典活動和公共文化事務，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作用。

由“單位社區”內銘記家鄉的“地域性”文化實踐，到藏舞社團這種“跨地域”民族文化現象的出現，再到各民族共舞的城市文化活動和公共文化事務的產生，藏舞的參與人員、舞姿、功能、內涵等方面均發生了改變，在新的時空環境中實現了在地化發展。從文化需求的角度來看，藏舞的在地化以藏舞中的某些內在和外在因子的調適為前提，以符合區域內各群體的需求為目的，從而使得藏舞被新的群體所接受。而從文化變遷的角度來看，藏舞的在地化體現了區域內各民族成員在文化交往過程中，對自身喜好和藏舞的內涵、表現形式做出的改變，以使自己和藏舞都能適應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

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態既與生態環境相適應，也與社會環境相適應。[17]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內部，地方與地方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在自然地理、社會經濟乃至在氣候上都可能存在天壤之別[18]。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藏舞的產生離不開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滋養和社會生活的沉淀。而當原生態和社會環境不斷變化，民族文化本身也在不斷地發展[17]。有學者將這種產生、傳承和保護文化的自然、文化環境條件稱之為“文化生態壁龕”?！吧鷳B壁龕”(ecological niche)在生物學和生態學中是指一個種群在生態系統中，時間和空間上占據的位置及其與相關種群之間的功能關系與作用。[19]英國藝術史家貢布里希(E.H.Gombrich)將其引入圖像藝術的研究，認為形成圖像藝術的各種文化生態條件之間是互動演進的，他把產生圖像藝術的各種外部文化生態條件概括為“藝術生態壁龕”。[20]國內學者將“生態壁龕”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研究中，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活態傳承的空間基礎就是其文化生態壁龕⑥。當從生態學引申產生“文化生態”觀念后，生態的意義有了擴展：不再僅僅指自然環境條件，而且包括各種各樣歷時性的和共時性的文化環境條件，如歷史傳承、時代發展、相互交流、外來影響等。[21]當筆者從“文化生態壁龕”這一保護、傳承、發展文化的環境條件來對藏舞的在地化進行思考時，發現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文化相似的歷史文化條件、各民族主動交往的民族關系狀況，以及地方政府與各族居民“文化合謀”的現實社會環境，共同助推了藏舞的在地化。

(一)歷史文化條件：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

作為藏族傳統文化的藏舞，在藏族內部有不同表現形式及內涵，也與漢族地區流行的舞蹈有區別。雙流的藏舞在舞蹈動作、服飾、伴舞的歌曲等方面與甘孜州的傳統藏舞有所不同，其表達的內涵既有傳統藏舞的文化意義，也有當代城市社會“建構”的理念，但卻被城市中的各民族共同接受。麻國慶曾提到，在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中，各民族文化經過傳播、接觸與融合，形成了極大的“文化相似性”，“文化相似性”是各民族得以實現互相包容、接納的根本條件。[22]文化相似性使得各民族形成共有的文化感和價值觀念，并以外化為行動的具體方式展示在日常生活中，通過文化互動與調適對藏舞進行再創造。城市藏舞的在地化昭示著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是各民族生活世界中的社會事實。

(二)民族關系狀況：各民族交往的主動性

民族文化交融不是單純的共生互補，也不是簡單的多元共生，而是構建共有文化。[2]從本體論意義上講，藏舞的在地化是城市各民族發揮主體性訴求主動交往、對傳統文化進行重述、整合、再塑造的一個過程。文化最終是否形成交融以及交融的程度，往往還要取決于雙方在交往交流中結成的關系的狀況，只有愉快良性的關系才能消除內心的芥蒂，模糊彼此的邊界，形成廣泛的文化交融[23]。費孝通曾用“滾雪球”來形容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他指出“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盵24]這一過程強調了各族人民的主觀意愿和主體性的發揮對中華民族形成的重要性。在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藏舞在城市的傳播不是甘孜藏族的硬性要求，而藏舞外在形式、內涵等方面發生的改變也不是其他民族或地方政府強行改變的結果，而是各民族通過長期共同生活、相互了解，在文化互動和調適下自然改善的結果。這種既不刻意固守自己文化，也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開放包容的文化態度，為各民族之間和諧相處與相互合作奠定了很好基礎。[25]民族交往的主動性使不同民族之間開展合作成為可能，為藏舞在城市的在地化奠定了文化基礎。而藏舞的在地化發展也是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長期交往、全方位互動的呈現，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現實文化結果，反映出新時代城市社會和諧的民族關系。

(三)現實社會環境：地方政府與各族居民的“文化合謀”

藏舞的在地化帶有組織的色彩，主要的個人、群體、自然條件、社會資源都進入到藏舞在地化的話語系統中進行運作。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文化合謀”顯而易見，隱含著國家政治、地方精英與民間社會之間的禮俗互動、同氣相求的貫通[26]。

對藏舞有文化需求的群體和個體的主體性發揮對藏舞的在地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于甘孜藏族而言，藏舞的展演體現出他們對于家鄉文化的情感、認同，也呈現出他們在異地擴大社會關系、獲得情感支持的需求。在早期的同鄉聚會中，熱愛藏舞的甘孜藏族帶上音響，組織大家穿藏族傳統服飾跳藏舞；
隨著雙流甘孜藏族人口逐步增多，敏銳的甘孜藏族精英察覺到甘孜藏族在異地的情感需求、鍛煉需求和社交需求，于是各類藏舞社團應運而生；
老年大學藏舞班的開設也是由甘孜藏族精英人士深思熟慮后向城市社會資源尋求支持的結果。對于城市其他民族的居民而言，藏舞的簡單易學特點及其給城市社會帶來的新鮮感正好迎合了舞蹈愛好者和有鍛煉需求人士的心意。城市各民族對于藏舞的文化需求成為藏舞在地化的內在動因。

各民族持久的共同生活為藏舞提供了在地化的自然環境土壤。甘孜藏族是雙流城市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據雙流地方政府估算，有7萬(截止到2022年3月底)左右的甘孜州人口(包括漢族與藏族)居住在雙流，而這個數量相當于甘孜州一個縣城的常住人口數⑦，因而，來自甘孜州的人將雙流稱為“甘孜州的第19個縣”。在甘孜藏族源源不斷遷移至雙流的四十余年間，藏語、藏族傳統服飾、藏族食品、藏族歌曲、藏香等藏族傳統文化元素逐漸成為雙流城市文化景觀的一部分。人數眾多的甘孜藏族與豐富的藏族文化景觀為藏舞的在地化提供了自然條件，藏舞也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傳播并發展，成為一種雙流各族居民“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現象?？梢哉f，城市藏舞的在地化是各民族共同生活、持續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結果。

從“街頭舞臺”走向“正式舞臺”，從小范圍的城市文化活動逐步發展為區域內各民族共同參與的公共文化事務，政府的決策對城市藏舞在地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雙流政府劃撥出“康巴廣場”為甘孜藏族跳舞所用，在滿足城市藏族居民跳舞需求的同時，也對藏舞的廣泛傳播起到了助推作用。每年國慶、春節期間所開展的一系列藏舞展演活動、藏舞班的藏舞教學及全區范圍內的藏舞比賽等，將藏舞打造成城市各族居民共同參與的文化活動事項。老年大學藏舞班被雙流區民族與宗教事務局評為“民族團結先進集體”，藏舞班的YZW老師被評為“民族團結先進個人”，而在各大視頻網站和雙流政府、社區宣傳手冊上展示的各民族共同參與的藏舞表演更是成為雙流民族團結的一張“活名片”。政府的助推使得藏舞在雙流煥發出新時代的文化魅力。

在地化的藏舞既保持了藏族傳統文化的獨特性，又極富城市文化氣質，這是“文化生態壁龕”內各元素互動的結果，也是全社會性的大的文化生態中衍生出來的局部“文化生態壁龕”與整個社會性的大的文化交互、相嵌的最終呈現。

少數民族人口流動所帶來的各種文化現象的演變和整合，如何協調處理文化調適過程中各個文化因子之間的變和不變、或者如何變的問題[27]，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在思考的問題。少數民族優秀文化藝術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是民族文化實現經久不衰，歷久彌新的重要條件，唯有與時俱進，從內容與形式諸方面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某些方面根據中國社會發展實際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才能使中華民族文化避免淪為僵化的教條。[28]因此，在地化是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途徑。在地化的過程不僅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自身內涵及本土文化的意向有關，很多時候也受個體身份、價值取向及政策等因素影響，這是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進入城市后避免被邊緣化、甚至消失的一個必經模式。

藏舞的在地化過程也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生產新的城市藏舞的過程。文化的保護、傳承、發展、創新需要一個特定的生態文化環境，即“文化生態壁龕”。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是藏舞實現在地化的歷史文化條件，各民族發揮主體性進行主動的交往互動是藏舞在地化的動力，地方政府與各族居民的“文化合謀”是藏舞在地化的現實社會環境。在“文化生態壁龕”中，不同的因素得以良性互動，使得藏舞在城市中實現在地化，并發展成為城市中新的文化景觀。藏舞在地化這一典型案例有助于深化理解新時代各民族大流動、大融居背景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在城市傳承與發展所需的文化生態環境，即只有在歷史文化條件、民族關系、現實社會環境等要素得以有機組織并良性互動的時候，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才會在城市中獲得傳承與發展的生命力。

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當前民族工作的重點內容?！懊褡褰煌涣鹘蝗趶娬{尊重差異、包容多樣”[2]，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主要體現在民族文化上。雙流各民族尊重民族文化差異，包容文化多樣性，在文化上相互認同、互鑒融通，增進了民族共同性，減少了民族差異性，共同建構出和諧民族關系的文化實體——城市藏舞。這種文化實體既是溝通各民族之間的文化橋梁，也是區域內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是城市社會中民族團結的粘合劑，對于推動我國基層社區民族團結創建工作有啟示意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繁榮昌盛的根基，它由各民族共同創造。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過程，廣泛促進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推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不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力支撐。

注釋：

①筆者自2016年12月始進入雙流做田野調查，幾年間多次前往雙流調研，最近一次田野調查時間是2020年12月2日至2021年1月28日，共58天。

②關于藏族民間舞蹈的藝術特色、文化特征等研究可參見：李韻葳.藏族舞蹈藝術特色與創新特點分析[J].當代音樂，2016(19)：68-72；
羅藏久美.淺談藏族舞蹈的文化特征[J].戲劇之家，2016(15)：156；
劉昊.藏族舞蹈傳統審美與發展創新之我見[J].北方音樂，2014(11)：177，等等。

③2015年12月3日和12月15日，國務院、四川省人民政府相繼批復同意撤銷雙流縣，設立成都市雙流區，以原雙流縣的行政區域為雙流區的行政區域。

④GDL所在的單位在團購雙流新秀花園之前已經在雅安組織過團購商品房，但GDL覺得還是要眼光看長遠，離成都越近越好，于是買了后來單位在雙流團購的新秀花園。之后也有一部分在雅安或者瀘定已經購買了單位集資房的甘孜州藏族人自主來雙流購買商品房(訪談對象：GDL，男，藏族，訪談地點：雙流富之源茶樓，訪談時間：2020年9月16日)。

⑤據老協工作人員介紹，該協會成立于1990年左右，但真正開展工作是2003年的重陽節。該協會有完整的領導成員，即會長、副會長、顧問、秘書長、副秘書長、理事、委員等。參加老年協會的每個縣都有聯絡員，負責將老年協會的活動通知到各縣的會員。參見趙蕤.雙流縣漢藏民族關系調查[M].來儀.相遇與溝通——對成都市多民族構成及民族關系的記錄與思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04。各縣的退休人員可以在各縣老年協會的統一組織下加入州老協舉辦的活動。截止2019年12月，甘孜州駐雙流老年協會有926名正式的會員。

⑥對這一問題的具體分析可參見高小康.文化生態保護：非遺保護的生態“紅線”[N].中國文化報，2012-11-19(08);高小康.紅線：非遺保護觀念的確定性[J].文化遺產，2013(03)：1-7；
高小康，蘭慧君.嶺南古琴的“異質空間”與文化生態壁龕[J].文化遺產，2019(04)：1-8，等等。

⑦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德格縣常住人口為8854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