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在東南亞、南亞殖民地貿易中的銀行網絡（1850-1890）

川村朋貴

從19 世紀30 年代開始，倫敦各銀行在澳大利亞、加拿大、西印度群島、愛奧尼亞群島、毛里求斯和錫蘭紛紛開設了辦事處。這些銀行經由英國政府的皇家特許注冊成立，并有權在其當地辦事處發行銀行票據。英國在南亞和東亞的殖民地于19 世紀50 年代后期才被納入英國各銀行網絡之中。①A.S.J.Baster,The Imperial Banks, London: P.S.King &Son,Ltd.,1929,p.37.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后，這些銀行在亞洲迅速擴展了業務，并在擴大歐洲與亞洲之間的國際貿易和使亞洲區域內貿易快速增長兩方面開始發揮關鍵作用。銀行很快成為大英帝國在整個地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據凱恩（Cain）和霍普金斯（Hopkins）的看法，英國各銀行在亞洲各地設立地方辦事處是倫敦金融城崛起為主要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的一部分，這促進了大英帝國向印度和中國的擴張。②P.J.Cain and A.G.Hopkins,British Imperialism,1688-2000,Second Edition,Harlow: Pearson Education,2002.瓊斯（Jones）認為，這些地方辦事處的開設遵循了將邊遠地區作為大英帝國經濟必需產品供應商的模式。③Geoffrey Jones,British Multinational Banking,1830-199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如本章所概述的對英國各銀行在亞洲發展的細致考察，將支持瓊斯的論點。

濱下武志（Hamashita）的研究表明，1865 年在香港成立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SBC，下文簡稱“匯豐銀行”）是如何在中國人或印度商人高度集中的城市開設辦事處的，而這些中國人或印度商人在香港、上海和亞洲其他主要港口均有業務網絡。④Takeshi Hamashita,Hon Kon: Ajia no Nettowaku Toshi [Hong Kong: A Network-City of Asia],Tokyo:Chikuma Shobo,1996.如我們所見，英國各銀行通過在這些重要港口設立主要辦事處來迎合當地社區的需求。正如北島正彥（Kitabayashi）通過分析印度倫敦中國三處匯理銀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China，下文簡稱“有利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所證明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所銀行的業務發生了重大變化。盡管該行在19 世紀60 年代初主要在印度和中國開展業務，但其業務卻越來越多地轉移到東南亞，①Masashi Kitabayashi,“19 Seiki Kohan Azia ni okeru Igirisu Shokuminchi Ginkono Shiten Katudo[The Activities of British Colonial Bank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Sapporo Gakuin Shokeironshu(Sapporo Gakuin Univers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Vol.18,No.2 (2001),pp.33-62.這體現出該行在競爭激烈的亞洲市場中的總體戰略。

亞洲的英國各銀行以其在金本位和銀本位貨幣之間的外匯業務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聞名，它們管理著兩種金屬的相對價值波動所帶來的風險。②Jones,British Multinational Banking,pp.32-35;Yoshihiko Motoyama,“The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1851-1984 Nen (Jyo) [The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c.1851-1984 (1)]”,Keizai Ronso [The Economic Review] (Kyoto University),Vol.71,No.4/5 (1978),pp.11-35.這些銀行主要購買和出售從倫敦提取的票據，為英國和亞洲之間的商品流通提供資金，并促進了從事可出口農產品和制成品的生產者的發展。它們不僅涉及零售銀行業務，而且還向東道國政府提供商業銀行服務，并積極參與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③Shizuya Nishimura,“British International Banks in Asia,1870-1914: An Introductory Essay”,in Shizuya Nishimura,Toshio Suzuki and Ranald C.Michie (eds.),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in Asia: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69-75.學術界對英國各銀行以金融形式介入殖民地種植園和礦業這一方面關注過少，可能是因為人們認為英國銀行業的一個普遍原則即是不要過于深入地參與向殖民地生產者提供抵押貸款。類似如此的銀行冒險行為可能會帶來巨大風險，因為農產品一旦歉收或價格暴跌，將不只影響單個莊園，更可能因此將銀行拖入深淵。盡管如此，但仍如石田隆雄（Ishida）所指出的那樣，自19 世紀80 年代以來，英國各銀行在亞洲的業務活動中對種植園和工業的投資占了相當大的比例。④Takao Ishida,“Igirisu Shokuminchi Ginko no Hensen Katei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Banks]”,Keizagakukenkyu [Economic Studies] (Hokkaido University),Vol.34,No.3 (1984),pp.65-93.

這些殖民銀行在各個領域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并且它們在大英帝國經濟和亞洲經濟長期發展中的作用值得進一步深思。本章將重點介紹有利銀行及其在英屬印度和海峽定居點的業務。筆者主要利用一系列的檔案資料來源，如有利銀行在匯豐集團檔案中保存的相關記錄，以及涵蓋載有該行一些關鍵業務活動的當代期刊。這些例子說明，在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東南亞業務對銀行業績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本章將探討的是，在大英帝國經濟在亞洲的發展中，在亞洲內部貿易的興起中，以及在該地區作為一個獨立經濟實體的整體融合性中，銀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時至19 世紀中葉，東方銀行公司（the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⑤在中國又稱之為“英商麗如銀行”或“麗如銀行”?！g者注是英國在亞洲最著名的銀行，在印度、錫蘭、毛里求斯、東南亞、中國、日本和澳大利亞設有14 個辦事處。⑥Toshio Suzuki,“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1842-84”,in Nishimura,Suzuki and Michie (eds.),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in Asia,pp.86-111.規模第二的是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①在1911 年之后改譯為“印度新金山中國渣打銀行”，又可稱“渣打銀行”“麥加利銀行”，以下簡稱“渣打銀行”?！g者注，該行于1853 年在倫敦成立，其業務活躍于蘇伊士以東的英國殖民地。接著是匯豐銀行，1865 年由弗朗西斯·喬姆利（登特公司）、托馬斯·薩瑟蘭（半島和東方輪船公司，簡稱鐵行）和其他商人創立。這家銀行的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旨在借助香港與中國內地和日本的其他國際港口之間的對外貿易和本地貿易的增加，抓住發展的機會。②Maurice Collis,Wayfoong: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5,p.225.

起初，英國各銀行在亞洲的業務或多或少地僅限于（以當地貨幣計）出售在倫敦應付給那些需要匯款到英國的客戶的銀行匯票或電匯。③Nishimura,“British International Banks in Asia,1870-1914”,p.63.表1 說明了銀行的資產與負債表項目，這顯示出負債方面的“應付票據”（Bills payable）與資產方面的“應收票據”（Bills Receivable）同等重要。這反映了英國在亞洲的主要銀行專門從事匯兌業務的事實?！皯镀睋敝傅氖侵饕趥惗刂Ц?、部分在亞洲支付的票據。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是由亞洲企業家購買——主要是在當地從事進口商品的商人——用來從亞洲向英國匯款。因此，倫敦的各亞洲辦事處提取并出售給銀行客戶的應付票據代表了從英國向亞洲的商品進口。余額項目中的“應收票據”與倫敦銀行客戶的提款有關。在倫敦提取的應收票據主要由亞洲的出口商人出售給分支機構，代表亞洲商品向英國的出口。在這方面，表1 中所列的交易項目解釋了在亞洲的英國各銀行緣何通常被稱之為“東方匯兌銀行”。

表1 1880 年英國殖民地銀行亞洲資產與負債主要項目一覽表

印度在19 世紀末是一個貿易順差國家，因而，以印度為基地的歐洲出口商向英國開出的匯票，比英國各匯兌銀行印度辦事處出售的匯票所能支付的金額還要多。①Nishimura,“British International Banks in Asia,1870-1914”,pp.63-64.由此，這些辦事處購買出口匯票所支付的盧比將超過其出售匯票所得的盧比。為了補充印度辦事處的盧比儲備，他們在倫敦的辦事處購買由印度辦公室發行的印度政府國債中的“議會票據”（council bills）。印度國務大臣要求英國提供大量資金供其在倫敦使用，以支付印度的行政費用，即所謂的“住家費用”（home charges）。議會票據以英鎊形式出售給東方匯兌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并在印度以盧比支付。這些銀行的倫敦辦事處寄往印度的票據是各行印度辦事處在印度總統任期內開展業務的必要資源。與此同時，殖民地各銀行及其客戶的網絡對于確保印度匯向英國的住家費用順利流動至關重要。印度政府必須每年向倫敦匯出資金以支付住家費用，其中包括軍事開支的行政費用、殖民地退休公務員的養老金、政府商店、海事費、19 世紀70 年代初東印度公司股票贖回前的股息、郵件服務費、用于鐵路建設和其他項目的公共借款以及印度辦事處的維護費用。議會票據系統成為印度政府向印度駐英國辦事處支付住家費用的主要匯款方式，同時也為在印度的英國各匯兌銀行提供盧比。②Sunanda Sen,Colonies and the Empire: India,1890-1914,Calcutta: Orient Longman,1992.

根據北島正彥的說法，1861 年至1870 年間，有利銀行最初在孟買和香港開展了幾乎一半的業務。③Kitabayashi,“19 Seiki Kohan Azia ni okeru”,pp.40,60.1861 年該銀行在亞洲的業務規模比率為：孟買（24%）、加爾各答（13%）、馬德拉斯（5%）、科倫坡（6%）、新加坡（10%）、香港（21%）、上海（13%）、毛里求斯（7%）和其他國家（1%）。1870 年的比率為孟買（17%）、加爾各答（22%）、馬德拉斯（5%）、科倫坡（6%）、新加坡（7%）、檳城（4%）、香港（17%）、上海（17%）、橫濱（5%）和其他國家（1%）。19 世紀60 年代初，由于美國內戰的影響，導致美國棉花出口大幅減少，孟買因此從印度棉花出口激增中獲利。這種繁榮引起了投機活動，并導致許多銀行和金融機構得以形成。香港在有利銀行帳簿本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可用如下事實來解釋：這個自由港在1842 年由英國從中國手中奪走，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很快享有繁榮的貿易和迅速增長的人口。穆爾海德（Muirhead）指出，有利銀行早期于1854—1855 年在中國、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倫敦初步設立辦事處，這反映了印度、中國、英國之間業已確立的三角貿易格局的地理位置。④Stuart Muirhead,Crisis Banking in the East: The History of the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1853-1893,Aldershot: Scolar Press,1996,p.201.美國內戰后孟買辦事處的業務活動減少，使美國人再次主導國際棉花市場，有利銀行加爾各答辦事處則成為亞洲業務活動的領頭羊。在1853—1870 年的早期業務中，印度和中國的業務是最重要的。

盡管1869 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促進了亞洲和歐洲之間直接貿易的急劇增長，但19 世紀70 年代對亞洲的各匯兌銀行而言并不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成功。由于美國白銀產量的增加，以及德國和拉丁貨幣聯盟（the Latin Monetary Union，包括法國、比利時、瑞士、意大利和希臘）引入一種黃金貨幣，導致白銀相對于黃金貶值。緣于東方匯兌銀行大力致力于在亞洲開展以白銀為基礎的業務，同時也參與白銀和黃金標準貨幣之間的兌換，因此其利潤大幅下降，且資本遭到嚴重流失。①Stuart Muirhead,Crisis Banking in the East: The History of the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1853-1893,p.233.為了開拓新的機遇來克服這些困難，這些銀行將業務擴展到東南亞。盡管印度仍然是有利銀行的業務中心，但新加坡、檳城和巴達維亞在19 世紀70 年代末提供了有前景的新利潤來源。這種趨勢在19 世紀80 年代和90 年代變得日趨明顯。②1875 年該銀行在亞洲的業務規模比率是：孟買（12%）、加爾各答（19%）、馬德拉斯（6%）、科倫坡（8%）、新加坡（12%）、巴達維亞（11%）、檳城（5%）、香港（12）、上海（9%）、毛里求斯（4%）和其他（2%）。1880 年的比率是孟買（14%）、加爾各答（22%）、馬德拉斯（6%）、科倫坡（9%）、仰光（4%）、新加坡（11%）、巴達維亞（9%）、檳城（7%）、香港（7%）、上海（7%）、橫濱（5%）和其他（5%）。1890 年則為孟買（20%）、加爾各答（16%）、馬德拉斯（6%）、科倫坡（6%）、仰光（1%）、新加坡（14%）、巴達維亞（10%）、檳城（10%）、香港（9%）、上海（7%）和其他（1%）。參見Kitabayashi,“19 Seiki Kohan Azia ni okeru”,p.60。

在19 世紀的最后20 年中，有利銀行越來越依賴在印度和東南亞的交易，而其在中國的活動重要性卻有所下降。這反映出該行對東南亞和南亞擴大經濟作物生產所創造出的新機遇。緬甸南部盛產大米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于1852 年被英國吞并，該國發展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國。③Michael Adas,“Immigrant Asian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The Role of the South Indian Chettiars in British Burm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3,No.3 (1974),p.386.雖然孟買仍是有利銀行的網絡中心，但大部分利潤卻已來自東南亞。

為什么東南亞在當時對有利銀行如此重要?首先，因為印度政府對該行的運營施加了限制。④印度和東南亞的早期殖民地銀行業，參見Tomotaka Kawamura,“British Business and Empire in Asia: The Eastern Exchange Banks,1851-63”,in David Bates and Kazuhiko Kondo (eds.),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British History.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f Historians,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Kyozai Shuppan,2006,pp.193-207.長期以來，英國各銀行一直被禁止在東印度公司的領地范圍內發行票據，因此它們僅限于充當匯兌銀行的角色，管理著印度總統任期內和海峽定居點的貨幣兌換、存款和匯款業務。孟加拉、孟買和馬德拉斯3 家特許總統銀行是東印度公司為了處理政府的現金賬戶和現行流通券而建立的，因此它們需要在嚴格的監管下運作。這3 家銀行被禁止在倫敦從事高風險的外貿融資和外匯交易。亞洲的外匯業務由東印度公司和主要代理機構壟斷，這歸因于住家費用和私人匯款。⑤Bagchi,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 Bank of Indi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474-491.東印度公司致力于保護總統銀行的發行特權，不愿讓英國各銀行侵犯其自身的兌換業務系統，該系統被視為對公司的統治至關重要。但是自1858 年以后，英屬印度政府落入王室之手，導致印度政府的財政安排發生重大變化。印度辦公室和印度政府必須解決1857 年印度叛亂后印度財政出現的巨額赤字問題，同時必須恢復總體金融穩定。印度理事會財務委員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1859—1860）提議為英屬印度的當地金融和銀行體系引入一種政府紙幣。其結果即是1861 年第19 號法令的出臺，該法令廢除了總統銀行的票據發行特權，并建立了屬于政府自身的財政機構來處理、收取、持有和轉移其收入等事務。不過，此舉當然也有效地消除了匯兌銀行在印度次大陸發行鈔票的任何機會。匯兌銀行的交易僅限于匯兌、存款和匯款業務，這也有助于議會票據系統的有效運作。①India Office to Treasury,5 January 1863,no.1782,L/F/2/266,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British Library.然而，這些限制使銀行沒有受到嚴格管制的東南亞業務變得更有價值。

1867 年以前，海峽定居點（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由孟加拉總統府管轄，因此印度總統銀行在那里沒有開設任何辦事處。東方銀行公司和其他匯兌銀行已在新加坡設立辦事處，從事一般銀行業務的交易，但尚未從東印度公司獲得發行其自身鈔票的許可證。東印度公司解散后不久，東方銀行公司向英國政府申請許可，以發展其在新加坡的所有銀行業務。英國財政部答復說，就鈔票發行的權力而言，如果海峽定居點可能發展成為新的殖民地，那么這將服從于殖民地當地政府可能頒布的任何有關貨幣或銀行的法律。印度叛亂的影響與英帝國對印度統治的變革一直延伸到海峽定居點，在那里，英國商業界開始爭取成為脫離印度的直轄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商人，長期以來一直對加爾各答的印度政府忽視他們的利益感到憤慨。②C.M.Turnbull,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1867: Indian Presidency to Crown Colony,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1972,pp.325-346.此外，這個商業團體認為建立匯兌銀行的當地辦事處不僅對其業務至關重要，而且還要適當增加其港口城市的重要性。新加坡商會（Singapore Chamber of Commerce）請求東方銀行公司在新加坡設立一個辦事處，理由是由這家總部位于倫敦的銀行所發行的期票將促進新加坡的商業交易和繁榮。與此同時，渣打銀行表示希望在新加坡開設一家分行，而有利銀行也表示希望擴大其在新加坡和檳城的業務。英國財政部對各匯兌銀行及其業務這一有爭議的問題持謹慎態度，將此事留給了印度辦公室和印度政府解決。前者對這個問題置若罔聞，后者則批評了英國政府對此漠不關心。由于印度政府沒有干預此事，因此兩家銀行得以在海峽定居點中獲得包括發行鈔票在內的所有權利，因為根據1861 年第19 號法案（Act No.19 of 1861）頒布的《紙幣法》（the Paper Currency Act）并不適用于此。當海峽定居點在1867 年成為英國王室殖民地時，這一新地位使其對匯兌銀行更具有吸引力。

東南亞對各銀行日益重要的第二個因素是19 世紀50 年代以后歐洲帝國勢力在該地區的擴張。英國占領了緬甸、馬來半島部分地區和婆羅洲北部領土，法國控制了印度支那，荷蘭擴大了對東印度群島的控制。出口農業和采礦業在灌溉工程和基礎設施（如鐵路和港口）擴張的推動下迅速發展。③Anthony Webster,Gentlemanly Capitalists: British Imperi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1770-1890,London:I.B.Tauris,1998.這些殖民地經濟體支持了歐洲工業化，對礦產和熱帶產品（如錫、橡膠、大米、糖和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長。東南亞經濟在生產和商品出口方面日益專業化。杉原薰（Sugihara）所確定的5 個地區在與海峽定居點的貿易中占有相當大的份額，尤其是新加坡。④Kaoru Sugihara,Ajia-kan Boeki no Keisei to Kozo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of Intra-Asian Trade],Kyoto: Mineruva Shobo,1996,pp.69-93.杉原薰更關注19 世紀80 年代到20 世紀10 年代新加坡與緬甸、暹羅、馬來亞、法屬印度支那和荷蘭東印度群島之間迅速增長的貿易。憑借著與亞洲內部和國際貿易的密切聯系，新加坡發揮了作為設備齊全的轉口港作用，將東南亞產品引入歐洲、亞洲內部和東南亞內部市場。在此過程中，東南亞成為英國和歐洲投資以及銀行業務中最有前途的區域。

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匯豐銀行在該地區的辦事處數量迅速增加，以支持東南亞的商品生產（見表2）。渣打銀行在東南亞擁有最廣泛的辦事處網絡，并在19 世紀末深入參與到馬來半島的種植園和開采業經濟中。匯豐銀行將緊隨其后，在半島西岸設有辦事處。鑒于渣打銀行在與錫礦有關的銀行業務中占有最大份額，匯豐銀行則為橡膠種植園和出口貿易提供資金。①Jean-Jacques van Helten and Geoffrey Jones,“British Busines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ce the 1870s”,in R.P.T.Davenport-Hines and Geoffrey Jones (eds.),British Business in Asia Since 186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75-178.到了19 世紀末，英國各匯兌銀行在東南亞商品出口中蓬勃發展，特別是在馬來半島的錫和橡膠生產等方面。匯兌銀行除了是迅速增長的商品出口的主要融資機構外，還成為當地經濟的主要參與者，尤其是在發展東南亞的基礎設施方面，例如馬來半島南部的雙溪烏戎鐵路（Sungei-Ujong Railway）。②Muirhead,Crisis Banking in the East,p.231.下一節將研究有利銀行與當地經濟日益密切的聯系，然后概述其辦事處在孟買、加爾各答、新加坡和檳城的發展情況。

表2 東方外匯銀行在亞洲的地理位置

① 勘誤一則：作者原文中將錫蘭（現稱斯里蘭卡）城市Nuwara Eliya 誤寫為Newera Ellia，努沃勒埃利耶位于斯里蘭卡中央省?！g者注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1861;1875;1880;1890).

（一）孟買本地商業

1847—1848 年的商業災難困擾著英國在印度的商業，其后隨之而來的是英國貿易的逐漸復蘇，尤其是在孟買。①J.W.Maclellan,“Banking in India and China: A Sketch (II)”,The Bankers’ Insurance Managers’ &Agents’ Magazine,Vol.55 (1983),p.215.孟買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印度西部棉花產量上升的刺激。有利銀行孟買辦事處于1853 年開業后，率先為印度和歐洲國家之間的貨運提供融資。它還為印度向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出口商品提供資金。為原棉出口融資成為美國內戰（1861—1865）期間的一項主要活動，這擾亂了美國棉花的出口。②Radhe Shyam Rungta, The Rise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 in India 1851-19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72-93;Tirthankar Ro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1858-1947,Second 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29.有利銀行孟買辦事處的客戶包括莫蒂公司（G.Motee &Co.）、拉利兄弟（Ralli Brothers）、沃卡特兄弟和華萊士公司（Volkart Brothers and Wallace &Co）。③Board Minute Book,4 May 1886,1 June 1886 and ma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加大對棉花出口貿易的投入力度導致了幾家大型歐洲公司的控制權增加。

除棉花貿易外，有利銀行還參與孟買與亞丁之間的貿易。亞丁自1850 年以來一直是自由港，是西亞咖啡貿易的一個重要節點。④Z.H.Kour,The History of Aden,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1981.19 世紀60 年代初，咖啡從亞丁經桑給巴爾出口到馬賽，再出口到歐洲。1869 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以及1870 年第一條歐洲至亞丁電報線啟用，使亞丁成為轉口港。亞丁的咖啡貿易在19 世紀70 年代蓬勃發展，因為它吸引了大量這種商品的流入，這些商品早先經由吉達、開羅和亞歷山大到達歐洲。⑤Michel Tuchscherer,“Coffee in the Red Sea Are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 and Steven Topik (eds.),The Global Coffee Economy in Africa,Asia,and Latin America,1500-198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60-62.此外，亞丁成為了一個燃料補給站，向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船只提供煤炭。有利銀行因此與盧克·托馬斯公司（Luke Thomas &Co.）、比勒費爾德公司（Bienefeld &Co.）和亞丁煤炭公司（Aden Coal Company）開展了廣泛的業務。⑥Board Minute Book,13 August 1886,29 March 1887 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奧地利比勒費爾德公司是亞丁咖啡貿易的主要商號之一。

有利銀行孟買辦事處還通過與總部設在孟買的猶太商人大家庭戴維·薩松森父子（David Sassoon &Sons）達成協議，即參與孟買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其中包括向中國提供鴉片、棉紗和布料的預付款。⑦Board Minute Book,4 August 1886 and 22 March 1887,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前巴格達財政部長大衛·沙遜（David Sassoon）于1827 年抵達孟買，開始從事原棉和鴉片貿易。他的兒子們利用鐵行輪船（P &O steamer）將服務擴展到香港和上海，發展了棉花布匹、紗線和鴉片的進口業務。19 世紀60 年代，大部分印度貿易是由沙遜家族傳到中國的，他們在此時開始操縱孟買和加爾各答的銷售價格。①Geoffrey Jones,Merchants to Multinationals: British Trading Compan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1.

19 世紀80 年代，有利銀行孟買辦事處向當地棉花部門提供預付款，包括杜魯姆西紡織服裝公司（Dhurumsey Spinning &Wearing Company）。②Board Minute Book,28 April 1886,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19 世紀70 年代之前，蘭開夏郡一直主導著亞洲的機械紗線和布料市場，但此后，孟買本土的機械化紡紗和紡織工業迅速增長。③B.R.Tomlinson,The Economy of Modern Ind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06-108;Gijsbert Oonk,“Motor or Millstone? The Managing Agency System in Bombay and Ahmedabad,1850-1930”,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Vol.38,No.4 (2001),pp.419-452.他們在中國和日本開發了龐大的出口市場，并為印度國內市場提供了產品。因此，在20 世紀早期日本現代棉紡工業出現之前，以孟買為基地的棉紡工業就已經頻繁參與亞洲內部的大量貿易之中。日本紗線是由印度原棉制成的。④Sugihara,Ajiakan Boaeki no Keisei to Kozo,pp.95-156.印度出口的增長得益于國內貿易和運輸網絡的擴展，尤其是從主要港口城市到內陸的鐵路建設。有利銀行的主要客戶之一是大印度半島鐵路公司。⑤Board Minute Book,22 March 1887,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該鐵路公司成立于1849 年，它將孟買和德里連通，然后又將加爾各答連接，這使來往孟買的交通十分繁忙。該行偶爾會預付大筆款項以支付鐵路的維護和擴建費用。

雖然該銀行的辦事處由歐洲人領導，但當地印度雇員對銀行業的許多方面都至關重要，因為他們熟悉當地商業社區并掌握印度語言。孟買辦事處的總收賬干事佩斯頓吉·阿德斯·卡卡（Pestonji Ardeshir Kaka）就是其中一名員工，負責從當地貨幣市場獲取現金。此外，他幾乎與所有“本地”客戶打交道，而歐洲客戶則直接與銀行經理打交道。⑥H.L.D.Selvaratnam,“The Guarantee Shroffs,the Chettiars,and the Hongkong Bank in Ceylon”,in Frank H.H.King (ed.),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London: Athlone Press,1983,p.410.收賬干事是銀行管理層與當地商人之間的重要中介，它們在某些方面的作用類似于中國的買辦行。他們為印度的內部貿易提供資金，其中一部分來自其自身的財務資源，另一部分則來自與有利銀行通過貼現票據所籌集的資金。⑦William F.Spalding,Eastern Exchange Currency and Finance,third edition,London: Sir Isaac Pitman&Sons,Ltd.,1920,pp.98-99.雖然收賬干事的主要職能是從外匯和向出口商預付款中獲利，但銀行對向本土客戶提供長期貸款并不感興趣。衡量收賬干事是否滿意的標準是該干事否能夠保證按時償還發放給這些客戶的貸款。佩斯頓吉的父親阿迪希爾·博蒙吉·卡卡（Ardeshir Bomonji Kaka），自有利銀行1853 年成立以來就以總收賬干事的身份加入該行。佩斯頓吉曾是他的助手，后來接替其職位，直到1888 年去世。佩斯頓吉之子林吉·佩頓吉·卡卡（Limji Pestonji Kaka）繼任該職，并于1906 年辭職。⑧“Sidelight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Firm (II)”,in The Mercantile War Cry,mbhist.,HSBC Group Archives,p.35.隨后，該職位由當地商界一位富有且德高望重的人士擔任。⑨Muirhead,Crisis Banking in the East,p.160.

（二）加爾各答本地商業

加爾各答在1912 年之前不僅是英屬印度的首都，而且還是最大的港口城市，吸引了許多英國和其他歐洲的商品行、外國銀行和船運公司。東方匯兌銀行各行最初在加爾各答設立辦事處，反映了印度海外貿易向歐洲、亞洲其他城市和其他印度城鎮擴展的既定模式。1854 年在加爾各答設立辦事處后，有利銀行大幅擴展其孟加拉業務。

有利銀行加爾各答辦事處為各種商品的運輸提供資金，包括原棉、大米、咖啡、小麥、生黃麻、茶葉、生姜、生皮、靛藍和花生等。19 世紀上半葉，孟加拉的出口主要是靛藍和鴉片，但在19 世紀末，其主要出口物則被黃麻、大米、糖、茶和煙草等其他商品所取代。雖然茶葉是在種植園生長的，但大多數其他商品是農民生產的，這是他們整個農作周期的一部分。①Tomlinson,The Economy of Modern India,p.51.有利銀行加爾各答辦事處的最大客戶之一是維多利亞黃麻有限公司。②Board Minute Book,14 September 1886,14 October 1886,19 April 1887,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黃麻是孟加拉農業和工業的主要商品，因而成為大多數最大的殖民公司制造業活動的焦點。隨著世界貿易的擴大，麻布（由黃麻制成）作為大宗農產品特別是谷物散裝運輸的主要包裝材料，出口迅速增長。③Tomlinson,The Economy of Modern India,p.119;Tara Sethia,“The Rise of the Jut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olonial India: A Glob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7,No.1 (1996),pp.71-99.有利銀行加爾各答辦事處的其他工業客戶包括布萊克伍德、布萊克伍德公司（大米）、欣德利公司（咖啡、金雞納、茶和姜）、利斯公司（小麥和黃麻）和藍騰堡公司（皮革）。④Board Minute Book,29 December 1885,5 &26 January 1886,19 April 1887,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此外，加爾各答辦事處不僅資助從加爾各答向西印度群島和法國殖民地留尼汪島（Réunion）運送大米，而且還資助向澳大利亞運輸麻布和茶。⑤Board Minute Book,10 November 1887,20 August 1889,10 June 1890,10 February 1891 and so on,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

有利銀行加爾各答辦事處也是當地工業的主要融資機構，包括茶園、咖啡園和靛藍花園。⑥Half Year Reports from Branches,Calcutta (23 January 1883),mbhist.,no.436,HSBC Group Archives.通過鄧肯兄弟公司和奧克塔維斯鋼鐵公司等管理機構向生產商預付款項。⑦Board Minute Book,11 January 1887,10 January 1888,12 January 1886 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Other houses included South Sylhet Tea Company,Endogram Tea Company,Limited,Lungla Tea Estate,Erdozaam Tea Co.and Elah Estate Tea Co.雖然管理機構在19 世紀后期遍布整個次大陸，但印度東部的商業和工業經濟主要還是集中在加爾各答及其周邊地區。⑧B.R.Tomlinson,“British Business in India,1860-1970”,in R.P.T.Davenport-Hines and Geoffrey Jones (eds.),British Business in Asia since 186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96-97.這些公司在黃麻、煤炭和茶園等行業經營各種企業。有利銀行通常在當地以財產、本票和其他資產為抵押發放預付款，并由倫敦和其他英國公司提供擔保。由于全球通訊和運輸網絡的改善，印度在迅速擴大的國際商品市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印度次大陸本土，其主要的鐵路線已于19 世紀80 年代中期建成，將腹地的農業地區與港口連接起來。⑨Tomlinson,The Economy of Modern India,p.53.有利銀行倫敦總部定期確認由主要鐵路公司開出的大額信用狀款項（large letters of credit）。孟加拉和西北鐵路公司就是一個例子，⑩Board Minute Book,13 July 1886,15 July 1890 and so on,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該公司在巴特（Batna）和巴赫里希（Bahraich）之間的卡克拉河上修建了主要的鐵路線。有利銀行加爾各答辦事處還資助了通航連接加爾各答和仰光的郵船公司——英國印度蒸汽航運公司，以及成立于1865年的伊洛瓦底江船隊和緬甸蒸汽航運公司，其主要業務是在伊洛瓦底江上運送軍隊。①Stephanie Jones,Two Centuries of Overseas Trading,London: Macmillan,1986,p.53;A.G.McCrae,Pioneers in Burma,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1986.該行加爾各答辦事處還與緬甸有關商行有著密切聯系，例如出口柚木的阿納肯公司。②Board Minute Book,6 &30 March and 24 April 1888,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該行仰光辦事處定期為大米的碾磨提供資金預付款項，并且在主要交易季節從加爾各答獲得額外的現金需求。③Board Minute Book,6 December 1887 and 13 August 1889,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鄧肯公司也獲得了一些預付款，供其在緬甸建造面粉廠之用。④Board Minute Book,13 August 1889,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

（三）新加坡本地商業

到19 世紀80 年代，新加坡人口已增至10 萬，其港口已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港口。雖然新加坡與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進出口貿易主導了其商業活動，但是它在亞洲內部和東南亞內部的貿易往來卻是不容忽視的。⑤Kaoru Sugihara and Tomotaka Kawamura,“Introduction: Reconstructing Intra-Southeast Asian Trade,c.1780-1870: Evid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Regime of Colonial Free Trade”,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2,No.3 (2013),pp.437-441.有利銀行與歐洲機構建立了牢固的聯系，這些機構已經在新加坡和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貿易中處于領先地位。在19 世紀80 年代和90 年代，該行為帕特森、西蒙斯公司、布斯特德公司和古思里公司等公司提供外貿服務和信貸服務。⑥Board Minute Book,29 March 1887,11 November 1887,6 March 1888 and so on,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新加坡辦事處還有其他主要客戶，如貝恩、邁耶公司、婆羅洲公司、吉菲蘭公司，伍德公司和哈滕巴赫兄弟公司。⑦Board Minute Book,18 May 1886,28 June 1887,26 June 1888 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這些商業公司利用中國和其他地方的關系，增加了對錫工業和種植園農業的投機活動，包括橡膠、胡椒和木薯。

從19 世紀70 年代開始，新加坡成為東南亞熱帶商品出口的樞紐，包括糖、煙草、咖啡以及20 世紀初的橡膠。反過來，進口的棉花產品則通過新加坡流通到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群島、暹羅、印度支那和緬甸。這些棉花來自英國、印度、中國以及后來的日本。此外，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和泰米爾工人在東南亞的礦山和種植園工作，這使得對食品、鴉片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不斷上升。新加坡一直吸引著各種各樣的企業家，包括長途商人、本地貿易商、托運人、銀行家和工人。它為人員、商品、貨幣和信息流動的聯系和管理提供了渠道。⑧W.G.Huff,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隨著東南亞國際貿易的擴大，亞洲內部和東南亞內部的貿易也有所增長。⑨Sugihara,Ajia-kan Boeki no Keisei to Kozo,pp.69-93.在此過程中，新加坡從一個轉運中心轉變為東南亞最大的轉口港。⑩Chiang Hai Ding,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1870-1915,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1978.

有利銀行擁有在新加坡的印度切蒂亞爾人（Indian chettiars）和中國商人等本地客戶。新加坡辦事處向切蒂亞爾人提供貸款，切蒂亞爾人則在其向小商販和種植者提供貸款的活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①Board Minute Book,11 May 1886,29 March 1887,10 October 1889 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Such loans to local chettiars were also a feature of the bank’s business in Ceylon.Half Year Reports from Branches,Colombo (13 January 1883),mbhist.,no.436,HSBC Group Archives.到1867 年，在新加坡進口的鴉片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經過切蒂亞爾人之手。該辦事處的例行活動還包括對在新加坡和檳城的鴉片和烈性酒經營進行餉碼（farm）包稅預收。除有利銀行以外，渣打銀行還與印度商人和中國鴉片購買者開展業務。匯豐銀行新加坡辦事處除了處理匯票外，還向新加坡的中國鴉片商人和印度切蒂亞人提供了很多預付款。②Raman Mahadevan,“Pattern of Enterprise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A Study of Chettiars in Malaya,1880-1930”,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78,pp.146-147.

有利銀行新加坡辦事處為仰光、曼谷和西貢的貿易業務提供服務。例如，仰光辦事處從事從下緬甸伊洛瓦底三角洲地區到歐洲的大米運輸融資。③Half Year Reports from Branches,Rangoon (29 January 1883),mbhist.,no.436,HSBC Group Archives.該辦事處還為切蒂亞爾人充當緬甸大米種植者放債人提供貸款。大量的大米從緬甸、暹羅和印度支那運往新加坡，然后再出口到荷屬東印度群島和其他東南亞國家。19 世紀70—80 年代，東南亞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有利銀行的發展，其在東南亞的辦事處不僅為與歐洲的長途貿易提供資金，而且還通過新加坡為東南亞內部的貿易提供資金。

（四）檳城本地商業

雖然因新加坡的崛起而黯然失色，但檳城仍然是該地區重要的商業中心。盡管該城與印度和中國的貿易受到來自新加坡的競爭，但檳城依舊是胡椒、檳榔、樟腦、藤條、煙草和其他物品（主要來自蘇門答臘和亞齊）的重要目的地。反過來，鴉片和棉花（歐洲和印度）被出口到蘇門答臘港口。檳城從緬甸和暹羅海岸進口大米、燕窩、煙草和錫。在這些地區，該港口是歐洲紡織品、印度鴉片和中國產品的分銷商。檳城還得益于半島西海岸錫礦和橡膠種植園的發展，尤其是霹靂州。④Loh Wei Leng,“Penang’s Trade and Shipping in the Imperial Age”,in Yeoh Seng Guan Wei Lang Loh,Khoo Salma Nasution,and Neil Khoret al.(eds.),Penang and its Region: The Story of an Asian Entrep?t,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9,pp.83-102.檳城設有布朗公司、古思里公司、布斯特德公司、哈里森和克羅斯菲爾德公司、帕特森西蒙斯公司等歐洲貿易公司的辦事處。這些大型公司中有一些能夠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身的資源來為其業務籌集資金，但長途貿易經常需要銀行服務，例如透支、打包信貸、憑貨運單據預付款項和票據貼現等。⑤Board Minute Book,3 May &29 November 1887,26 June 1888 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

有利銀行和匯豐銀行在檳城利潤豐厚的業務包括為錫、橡膠和煙草的生產和貿易融資。⑥Board Minute Book,23 November 1886,12 June &13 November 1888 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Half Year Reports from Branches,Penang (14 January 1883),mbhist.,no.436,HSBC Group Archives.而且還可以從靠近東蘇門答臘的種植園帶獲利，有利銀行檳城辦事處從荷蘭東印度群島衍生出一些有利可圖的業務，尤其是煙草運輸。⑦Board Minute Book,26 April 1 November 1887,and many others,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

此外，該辦事處還向印度大量匯款（通過出售印度或倫敦的票據），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鴉片進口的融資。與有利銀行新加坡辦事處類似，檳城辦事處也向當地的中國鴉片種植者、酒商、賭場和當鋪提供資金。①Board Minute Book,8 January 1889 and 28 May 1890,mbhist.,no.2308/1,HSBC Group Archives.這既有利可圖，又相對安全。向印度匯款的票據銷售過程中產生了當地貨幣，這可用于購買英鎊和其他票據以及為當地貼現業務提供資金。

隨著金銀貨幣的貶值，尤其是從19 世紀70 年代后期開始，英國在亞洲的匯兌銀行面臨激烈競爭。盡管如此，由于有利銀行在全球商品貿易中的多元化經營，使得該行印度業務得以擴張和繁榮。雖然這些銀行通常將其辦事處設在加爾各答和孟買，但香港和上海仍然是網絡城市，而且這兩個城市在19 世紀后期對其業務至關重要。特別是，中國沿海地區成為匯豐銀行的主要活動場所。然而，從19 世紀70 年代末開始，東南亞為英國各銀行創造了有利可圖的機會。對其財富增長而言，東南亞變得愈來愈重要。新加坡、檳城和巴達維亞吸引了與東南亞蓬勃發展的大宗商品出口相關的銀行業務。這種活力導致英國匯兌銀行在馬來半島內部進行了更深入的介入。

此外，英國在亞洲的匯兌銀行最初專門從事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之間的國際貿易短期融資，主要集中于外匯業務，特別是在亞洲辦事處出售和購買倫敦的匯票。但是，在本世紀后半葉，東方匯兌銀行開始涉足新領域，例如為向歐洲、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農業和礦物原料、工業產品和其他產品的出口貿易提供資金。這些銀行向亞洲的礦山、棉紡廠、當地工業和農業種植園發放預付款和貸款。東方匯兌銀行還參與了鐵路和航運等基礎設施項目的長期貸款。這些銀行開始參與所在國家的內部經濟之中。在此過程中，它們必須與收稅人、切蒂亞爾人以及與當地商業（包括航運、本地貿易和農業金融）聯系最緊密的中國商人打交道。地方辦事處的業務活動依賴于當地富人和有地位的人的日常運營操作，而這些人與當地的商界關系密切。

總之，19 世紀末東方匯兌銀行的例子最能說明其在亞洲貿易中的業務日益多樣化。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多樣化使它們克服了19 世紀70 年代中期因銀價貶值所造成的一些困難。反過來，它也有助于促進亞洲內部和東南亞內部貿易的快速增長，以及亞洲的商品生產。當然，所有這些都促進了歐美的工業化進程。尤其是印度的貿易增長在亞洲融入全球經濟以及亞洲區域一體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英國在亞洲的匯兌銀行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在這方面，東方匯兌銀行在大英帝國擴張、現代全球化和亞洲內部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遠比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這些重要的金融機構仍有進一步研究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