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抗戰書寫的生命倫理與情感政治——以《火》三部曲為中心

顧甦泳

內容提要：在既往的文學史敘述中，《火》三部曲往往被定位為巴金兩次創作“高峰”間的“過渡”。本文將《火》視為巴金曾經“失落”的革命理想被再度激活，并在抗戰的新現實中經過調校而生成的文學產物。巴金的抗戰構想帶有鮮明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并在文學展開中經由生命倫理的界面，落實為對行動者主體狀態和抗戰團體情感政治實踐的具體呈現。更充分地打開《火》三部曲的文本“褶皺”，有助于把握巴金文學“轉向”的具體環節，并在更大的“問題結構”中發掘其抗戰書寫中蘊蓄的潛能與難題。

在巴金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創作中，青年革命者構成了他寄寓社會理想的核心載體，通過對革命行動背后不可遏止的激情和“天啟式的倫理感悟”1宋明煒：《生命的開花：巴金無政府主義小說中的青春》，樊佳琪譯，見陳思和、王德威主編《文學·2014春夏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頁。的高光投注，小說常常在革命者的犧牲或曰殉道行為中完成無政府主義理念的肉身化。而這一人物序列的嬗變或許觸及著一個在現當代中國的不同時段、空間或群體那里不斷被觸碰、回應、重返并彼此牽引的“問題結構”，即文學如何呈現、進而召喚和改造那些具備主體動能或潛能、常常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面目出現的青年，并將他們整合成為朝向革命遠景的有機力量。

頗有意味的是，巴金這一時期最為讀者歡迎的并非上述模式的“集大成”之作“愛情三部曲”，而是未曾言明人物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小說《家》。對此，王瑤指出，在《家》中，“革命勢力的激蕩”“具體”呈現為“一個家庭的沒落和分化”，因此，“生活經驗”和“要求變革的激情”能夠達致平衡，作品也就更顯“深厚”“光彩”，“富于激動人心的力量”。1王瑤：《論巴金的小說》，《文學研究》1957年第4期。換言之，只有當高蹈的革命理念與可感的經驗細節相互支撐，文學才能在具體的歷史時空中呈現出“大于”思想、理念本身的動能，在這個意義上，《滅亡》《電》等小說中革命者的犧牲和革命理想的“完成”，恰恰癥候式地顯影了無政府主義運動“未完成”的歷史境況。循此脈絡，研究者大多把1940年代的《第四病室》《憩園》和《寒夜》視為巴金小說藝術的新高峰乃至最高峰，或至少捕捉到其書寫“小人小事”、描摹日常生活、注重語句錘煉等新鮮的面貌。

在這一文學史“常識”中，《火》三部曲往往被定位為兩座“高峰”間的“過渡”。這一判斷一定程度上呼應著巴金的自我指認，在三篇《后記》中，巴金反復稱小說為“試作”，并不斷重申欲“宣傳”而“失敗”的結果，在寫于1980年的《關于〈火〉》中，他仍在開篇指出：“《火》一共三部，全是失敗之作?！?巴金：《關于〈火〉》，香港《文匯報》1980年2月24日。在巴金看來，小說“失敗”的原因在于時間緊迫、材料缺乏和對筆下“生活”的“不熟悉”“考慮不深”。這一自陳提示了小說創作的“過程性”特征，在從上海向“大后方”遷移的過程中，巴金因應抗戰形勢，不斷為現實經驗和材料“賦形”，試圖在作品與現實事件之間建立直接的相關性，以追求即時的宣傳和鼓動效果。如果說，巴金此前在小說中著力塑造的無政府主義理念的肉身形象因其在現實中難以附著而呈現出光輝卻不無空洞的面貌，那么，抗戰的新現實則為他再度激活凝定在那些漸趨“符號化”的形象中的政治理念、倫理關懷和情感動能提供了新可能，同時，這種可能性又必須在它所依托的新鮮且變動不居的情勢中具體生成并不斷調校。因此，《火》三部曲略顯“毛糙”的外觀下，包含的是在抗戰由防御轉入相持的歷史階段中，巴金的抗戰構想及其文學展開中那些蘊蓄潛能又“問題”重重的面向。在這個意義上，聚焦于《火》三部曲，更充分地打開其中的“褶皺”，或許有助于把握巴金文學“轉向”的具體環節，打開那些被鎖定的“常識”和“結果”，從而辨析上述“問題結構”中所內涵的豐富層次。

巴金的無政府主義信仰塑造了他介入、把握和呈現中國現代歷史的獨特路徑，而由于無政府主義在現代中國思潮史和社會運動中的獨特位置，其作品始終面臨著聚訟紛紜的狀況。1958年前后，兩所高校中文系的巴金創作研究小組相繼發表對《火》的評論。前一篇《談〈火〉》認為，小說的主要問題是“把超階級的愛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通過人物形象具體化了”，巴金“設法盡量回避階級矛盾，企圖用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人生哲學去改造這個社會”；
1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巴金創作研究小組：《談〈火〉》，《巴金創作評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97頁。而《論巴金的“火”》則進一步點明這一“世界觀”和“人生哲學”的具體所指，即無政府主義，文章反駁了揚風《巴金論》中“兩條路線都是正確的”2揚風：《巴金論》，《人民文學》1957年7月號。這一觀點，認為楊文木等人離開工作團恰恰是“由于不滿意工作團的無政府主義的渙散狀態”，而小說正面呈現馮文淑等撤退者的形象，意味著“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作了‘黎明中國的希望’”和“抗戰的主力”。3武漢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巴金創作研究小組：《論巴金的“火”》，《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年第2期。

1958年前后對巴金作品的批判，一方面延續著此前的邏輯；
另一方面，其高度的組織性、緊迫的文體感覺和嚴厲的批判聲調，也透露出“人民公社化運動”在確立自身邊界和“合法性”過程中對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其工團主義構想加以區隔的文化政治訴求。剝離這一訴求來看，兩篇批判文章的確提示出《火》三部曲在抗戰構想上的獨異性，這種獨異性也在巴金此后對小說的改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證。小說收入《巴金文集》時，相較于初版本，第三部結尾出現了較大改動，劉波遇害、朱素貞刺殺丁默邨并犧牲的情節被改為朱素貞、劉波和馮文淑決定前往延安。對此，巴金在《關于〈火〉》中進行了說明，他不認可“迎合潮流”的批評，認為自己“改得合情合理”，因為“當時人們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只有這樣結束小說，“才符合歷史的真實”。1巴金：《關于〈火〉》，香港《文匯報》1980年2月24日。巴金沒有將這一改動視為配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應時之舉，而強調站在歷史“延長線”上獲得的認知更新，這進一步提示了《火》的抗戰構想與中共道路之間的齟齬，但他同樣指出，這一改動并不能彌補小說中存在的“大缺點”2《巴金文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632頁。，換言之，這種齟齬或許是結構性的，難以通過結尾的更動真正得到彌合。同樣不可忽略的是，巴金在《火》第二部《后記》中以較大篇幅反駁了當時“研究者”對其小說中“安那其”因素的簡單指摘，并指出：“我雖然信仰從外國輸入的‘安那其’，但我仍還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國人的血。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巴金：《火》（第二部），開明書店（成都）1942年版，第295頁?！巴鈬斎氲摹材瞧洹焙汀爸袊说牧觥?，或許同時構成了形塑巴金抗戰構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支點。

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撰寫的多篇文章中，巴金陳述了自己作為“安那其主義者”的戰爭觀，他并未將抗戰簡單界定為國家或政府間的對抗，而選擇在強權／民眾的結構里展開論述，因此，“參加戰爭”“擁護武力”恰恰捍衛了安那其主義者“保衛民眾利益”的基本立場。4巴金：《只有抗戰這一條路》，《中流》1937年第2卷第10號。在《生》中，巴金借助19世紀俄國“民粹派”和無政府主義倫理學的理論資源，指出抗戰是“今日的中華民族的神圣的權利和義務”，而“民族的生存里包含著個人的生存，猶如人類的生存里包含著民族的生存一樣”。5巴金：《生》，《文叢》1937年第1卷第6號。八一三事變爆發后，他又重申類似觀點：“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體的生命上面，換句話說，把個人的生命連系在全民族（再進一步則是人類）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個人也決不會死亡?！?巴金：《一點感想》，《吶喊》1937年創刊號。在上述論說環節中，“政府”和“國家”付之闕如，在巴金看來，為抗戰犧牲“個人的生命”并不全然意味著保衛特定國家或政府，更是為了延續“民族的生命”，并最終朝向作為“整體”的“大眾”和“人類”。

在強權壓迫民眾的總體判斷下，“有組織的民眾運動”構成了巴金抗戰構想的核心圖景，民眾作為“推動歷史的一個巨大的力量”7巴金：《略談動員民眾與逃難》，《感想》，烽火社1939年版，第25、31頁。，在抗戰中具體表現為延阻日軍推進的“大后方”1巴金：《雜感（三、勝利主義者）》，《見聞》1938年第5期。，而民眾運動的開展則首先仰賴“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安那其主義者以及反法西斯蒂的各黨派”的“神圣聯合”。2巴金：《紀念杜魯底同志》，《驚蟄》1938年第3卷第1期。有意味的是，“民眾”而非“人民”或“國民”構成了巴金想象抗戰主體時選用的基本范疇，他所說的“有組織的民眾運動”強調的是從個體的倫理覺悟出發，在共同遠景的召喚下，跨越國家和黨派邊界開展互助聯合，從而實現反抗強權的目標。

這一時期，除了在隨筆、雜感中進行呼吁，巴金還開展了大量翻譯工作，其中，西班牙內戰構成了他的關注重心，他相繼編譯出版與此相關的畫冊、報告文學、通訊、日記等3參見曉行《論無政府主義信仰對巴金抗戰文學的潛在影響——兼談〈火〉三部曲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1期。，并撰文加以闡發。在《第一次聽見那炮聲》中，巴金將中國的抗戰與西班牙內戰進行類比，并以“革命”的范疇界定兩場戰爭4巴金：《第一次聽見那炮聲》，《感想》，烽火社1939年版，第8頁。，在他看來，中國的抗戰與其他地區的反法西斯戰爭分享著民眾反抗強權的共通結構，而這種反抗又構成了突破既定國家結構、形塑新的社會形態的革命性契機。在同時期的《國家主義者》中，巴金延續了這一“革命”指稱，并在“反帝國主義、反法西主義”的意義上引入朝鮮問題，指出“朝鮮的獨立必是我們抗戰的結果之一”5巴金：《雜感（二、極端國家主義者）》，《見聞》1938年第3期。，也就是說，中國和朝鮮的抗戰與西班牙內戰在民眾反抗強權、爭取生存權利的意義上具有鮮明的“同時代性”。

具體到《火》三部曲所呈現的抗戰圖景中，正面戰場和游擊戰爭均被置于后景或背景中，主要人物馮文淑、劉波、朱素貞、田惠世等人的行動游離于明晰的政黨政治框架，他們要么身處青年救國會、戰地服務團等社會組織，要么依托個人的倫理覺悟和互助原則進行聯合，投身到暗殺、傷兵救治、刊物籌辦等活動中，而對朝鮮革命團體的矚目也呼應著巴金在系列文章中基于民眾聯合的國際主義視野。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金的抗戰構想中，“個人”與“人類”的聯結仍必須借由“民族”這一重要的中介范疇，所謂“中國人的立場”，在這里體現為巴金對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所處位置的判斷，即“強權”具體顯現為帝國主義的形態并對弱小民族構成壓迫，因此，在他對西班牙內戰的表述中，“反帝國主義”作為中心環節，聯動起了不同空間中多場戰爭“同時代性”的具體意涵。在這個意義上，巴金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聯合戰線”構想并不意味著黨派或陣營的簡單選擇甚或對峙結構的生成，而事實上和其他更具統攝性的抗戰路徑構成了呼應和支援的關系，這是巴金在國防文學論爭中圍繞“聯合戰線”問題展開申辯的癥結，而小說中“打走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的手段”“帝國主義的喪鐘”等呼告和指認，也清晰地呈現了投身抗戰的馮文淑、劉波、鳴盛等青年對戰爭性質的基本判斷。

克魯泡特金的《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是巴金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傾注大量心力翻譯的無政府主義論著之一，在克氏的倫理學體系中，法國哲學家居友占據著重要位置，克氏用專章介紹居友的道德學說，而這一學說此后頻頻為巴金征引，引發了他的深切共鳴。1933年，在離開廣東新會鄉村師范的途中，巴金寫下《朋友》一文，其中談道：

我近來在居友的書里讀到這樣的話：“消費乃是生命的一個條件?！篱g有一種不能與生存分開的大量，要是沒有了它，我們就會死，就會內部地干枯起來。我們必須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之花?！?巴金：《朋友》，《文學》1933年第1卷第2號。

在巴金看來，這些躬身于無政府主義教育實踐的友人身上就流露著居友的道德理想。在此后的《談心會》中，巴金引述居友學說，進一步闡發自己的倫理觀：

居友說：“消費乃是生命的一個條件?！薄终f：“個人的生命應該為他人而放散，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為他人而放棄?！薄覀兠總€人都有著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們分散給別人，并不貪圖一點報酬。否則我們就會感到內部的干枯。1巴金：《談心會》，《生活》1933年第8卷第45期。

在巴金看來，個體生命的“放散”和犧牲是生命本身所要求的不自覺的生理活動，是避免“內部的干枯”、保持生命之流源源不斷的必要條件。在《火》第二部中，馮文淑這樣評價周欣：“我看見你剛才說話的神氣，我想起了《電》里面的李佩珠。就是在工會門前廣場上大聲講話的時候?！?巴金：《火》（第二部），第113頁。在“愛情三部曲”的人物序列中，李佩珠被塑造為高度理想化的、妃格念爾型的女性形象，《雨》中這樣描寫李佩珠的倫理覺醒：

她的身體內潛伏著的過多的生活力鼓動著她。她的精力開始在她的身體內漫溢起來，需要放散了……她有著更多的眼淚，更多的歡樂，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需要用來為別人放散。3巴金：《雨》，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58頁。

這段描述與巴金對居友的闡發如出一轍，可以說，李佩珠的覺醒中凝結著巴金對無政府主義倫理學的核心想象，而在《火》中，借助馮文淑的評價，巴金暗示了周欣和李佩珠在人物構型上的承續關系。事實上，不僅是周欣，小說主要人物馮文淑、劉波、朱素貞、田惠世的行動背后都包含著一種“情感的動力學”，可以說，巴金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抗戰構想在小說中首先呈現為對人物主體狀態的把握，但區別于倫理學層面的理論表述，小說人物所蘊含的生命情熱有著更為豐富而駁雜的面向，在具體的現實情境中，其向外“放散”的路徑、可能性和限度也各有不同。

在馮文淑身上，主體的潛能和危機始終相伴相生。小說第一部呈現了戰爭前線對文淑而言的“幻想”性質，她的向往中固然有“做點事情”的意圖，但同樣包含著涌動的生命情熱掙脫既有生活樣態、尋找新的現實對應物的渴望。小說第二部開頭則以大量筆墨描繪戰地服務團周圍的山野風景，并不斷提示風景背后的人物目光和情感狀態：

她在土坡上飛躍般地走了兩步，把身子擺動幾下，搖搖她的頭，讓那重重疊疊云浪似的、海濤似的、黑漆般的濃發在清晨的微風里飄來卷去。她挺起充實的胸脯去接受帶著香味的山野的新鮮空氣。1巴金：《火》（第二部），第4、6頁。

如今在這遠隔家鄉的北方的山鎮中，她覺得好像有一只大手不厭煩地把一團一團的硃砂全為她從那巨幅綠氈里拔出來移植到這里，……并且為年青的心靈添加一點鼓舞的活的顏色。2巴金：《火》（第二部），第4、6頁。

“發現”風景的方式牽連著觀看者的主體狀態，對生長于都市上海的馮文淑、周欣而言，山野風景作為新鮮的視覺經驗，與他們蓬勃流動的生命情熱交互激發，而在某種程度上，戰地服務團的工作乃至戰爭本身正是在風景的意義上才得以進入她們的視野的，馮文淑對前線的“幻想”及其背后的主體狀態延續到這里，戰爭和工作構成了她不斷以“好奇的眼光”去打量進而與自身生命情熱交互生產的鮮活經驗。

而演劇歸來后，面對戰事緊張的消息和楊文木的憂慮，馮文淑“單憑她個人的印象和簡單的信仰”終止了對實際問題的討論，轉而帶領大家合唱起來，從而“造出一個另外的世界”，甚至在“黑暗的山谷”里望見“美麗的花朵”，因此“忘了曾明遠，忘了碉堡前的一切”。戰爭、工作與風景在這里發生了分離，當現實的繁復、困頓溢出了馮文淑體認風景的情感結構，也就無法喚起她生命情熱的內在投注，幻想的風景因而作為內面心靈的投影，構成了逃逸現實的替代性力量。

縱觀文淑的抗戰行動，涌動的生命情熱促動她掙脫家庭束縛，完成了從傷兵醫院到青年救亡團再到戰地服務團的不斷躍遷，卻也在既有情感結構的“內卷化”生產中，屏蔽了她與真正異質性經驗的接觸和對實際工作的深度介入，因而也使主體成長始終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

在劉波和素貞這組人物關系中，生命情熱與革命工作的關系則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劉波的出現喚起素貞的生命情熱，使她萌生了加入實際工作的愿望，這種被喚起的生命情熱又反過來作用于劉波：

劉波……連忙掉開臉，帶點困窘地回答道：“……我就從沒有把你看做一個千金小姐?！?/p>

“那么你為什么還叫我做朱小姐？就叫我素貞好不好？”她柔聲說。1巴金：《火》（第一部），開明書店（重慶）1940年版，第167頁。

這一情節頗有意味地呈現了愛欲與革命的合流，以“素貞”代替“朱小姐”一方面意味著在對“千金小姐”身份的拒斥中獲得被抗戰團體接納的可能；
另一方面又表征著在與劉波的私人關系中占據更親密的位置，愛欲成為生命情熱在兩者間激蕩的主要形式。

然而，盡管素貞對劉波的愛欲同時包含著對實際工作的渴望，但與之相伴生的是命名與被命名、承認與被承認的不對等的性別與權力關系，素貞的生命情熱缺乏更堅實的主體支撐，她雖然渴望外向性的工作，但始終在對劉波的愛欲中返照自身，期待劉波帶她“到別的地方去、更自由的地方去”，因而難以成長為真正的歷史主體。而小說的意義圖景最終訴諸劉波而生成，通過重新界定“個人的生命”，即把“大眾的幸?！薄懊褡宓纳妗崩斫鉃閭€體生命存在和延續的形式，他將自己從愛欲與革命的對峙中解放出來，這也恰是現實中巴金將“個人”聯系于“民族”“人類”的邏輯投影，因而劉波在愛欲與革命間擺蕩后的倫理覺悟依托的同樣是生命情熱“放散”的“本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組人物關系中，生命情熱交互激蕩，但表現形式各異，而小說并未細致呈現這一差別從何而來，似乎為愛欲所拘囿或向群體“放散”的意識皆不言自明，愛欲與理想的張力及其“結局”并未從人物自身的行動或思想中生成，而更多依賴隱含作者的給定，在劉波身上就表現為瞬間的倫理啟悟，而在素貞這里又始終被延宕、擱置。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結尾素貞并不確鑿的犧牲就頗具癥候性，愛欲與理想在刺殺丁默 的行動中實現了合流，矛盾的“解決”同時也意味著個體生命的終止與矛盾的再次懸擱。

小說第三部圍繞基督教徒田惠世的家庭與工作展開，馮文淑和田惠世多次圍繞基督教義展開辯論，并在辯論中逐漸生成溝通的可能，而這一可能性背后仍是兩者共享的生命倫理與“情感的動力學”。在兩人第一次見面的場景中，小說構造了一組鏡像關系，田惠世在馮文淑身上照見自身主體狀態的“平靜”，并感到“不快”，于是“開始掙扎”“找尋助力”，試圖想象性地恢復到青春狀態，而這種生命情熱的“復蘇”又在文淑的觀看中得到確認。隨后，小說敘述了田惠世與基督教信仰的離合，而他最終借由“滿溢的生命力”，“在宗教者和非宗教者之間看出了一道橋梁”。在文淑與田惠世的數次辯論中，爭執的焦點集中于基督教是否以僵化的教義和對未來世界的允諾抹殺了現實世界的斗爭、反抗和創造，通過文淑的逼問，田惠世的形象逐步明晰，他對教義的執著并非以服從程式化的禮儀制度為旨歸，而始終以飽滿的生命情熱，以“奮斗”“反抗”“創造”去實踐“愛”，并且這種“愛”是“為了救同胞出苦?！?，因而具備向外“放散”的動能，宗教者和非宗教者的壁壘也在這個意義上獲得了破除的可能。

可以看到，依托居友的生命倫理觀，巴金的抗戰構想在小說中首先落實為新現實對人物主體狀態的促動，他們在生命情熱的“放散”、交互和激蕩中投身實際的抗戰行動。生命情熱的流動一方面被視為生命“本然”的要求，具備“源源不斷”地向外“放散”的潛能；
另一方面又因其缺乏更為細致的實踐機制和遠景支撐，而面臨難以打開既有認知結構與情感結構，乃至自我重復、損耗和枯竭的危機。而這一潛能與危機進而也在各類組織的運轉中，在與繁復現實狀況的對接、摩擦和交鋒中得到了更為清晰的映照。

在《火》三部曲中，青年救亡團、戰地服務團和《北辰》編輯部作為小說情節坐落的主要空間，同時也是富于生命情熱的個體開展情感政治實踐的組織空間。小說人物基于生命情熱的“放散”進行互助聯合，并力圖依托在一定程度上“組織起來”的團體，整合和轉化各自的情感動能，以達成進一步向外組織民眾的訴求，而這種情感政治實踐所攜帶的可能性和限度也最終展露了巴金此種抗戰構想的潛能與難題。

戰地服務團是依據新的原則組織起來的抗戰團體，如何在向外開展情感政治實踐以組織民眾的同時，實現對不同“性情”的修正與整合，構成了小說第二部的敘述重心。在第一次工作批評會中，楊文木提出諸多問題，引發了大家的爭辯，但與此同時，文淑和周欣因為其他事情“迸出了笑聲”，姚民瑞在“作‘速寫’”，“方天行在和李南星講話”。楊文木不滿于這一散漫狀態，隨即指出馮文淑的“小資產階級的脾氣”，馮文淑則坦率地表示“不知道怎樣才能夠把自己完全改造過來”。小說接著寫道：

她的臉頰上浮出了一對酒窩，眼睛是明亮的。人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覺得她充滿著年青的精力。1巴金：《火》（第二部），第47頁。

面對“小資產階級脾氣”和團體工作的張力，敘述者轉而正面描摹文淑充滿活力的主體狀態，從而在展露問題的同時，將主體“改造”的難題再次擱置。這一情節在第二部中具有某種代表性，雖然成員間常常展開集體討論，并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問題癥結，但往往難以集中力量解決問題，遑論開展實際行動。討論的難以推進某種程度上正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原則的表征，不同主體基于愛和互助聯合起來，卻因為所愛之物的差異而面臨整合的難題，問題始終難以在產生問題的結構內部獲得解決，而小說在呈現這一難題的同時，也往往止步于此，并未進而在主體與組織之間打開更為豐富的問題層次。

然而，戰地服務團成員之間也并非始終處于隔膜狀態。話劇排練后，文淑和周欣得知了方群文的不幸遭遇，便主動前去安慰，她們的舉動使方群文反思自己“總是想著個人的事”，而方群文“誠懇的自白”又讓文淑覺得“心里激蕩得厲害”。在這一團體生活的情境中，文淑和周欣實踐了愛和同情的“放散”，這種“放散”破除了文淑在演劇過程中對自我價值的確證，因而在跑向方群文時，此前喚起她“愛美心”的旗袍也變成了“妨礙”性的力量，最終，“友愛”在個體間傳遞、激蕩，也使方群文不再囿于“個人的事”，從而獲得敞開自我的可能。類似情形也出現在楊文木和方群文之間，面對楊文木的不滿，方群文以坦白激發起他的生命情熱，使他“開始忘記自己，想起別的不幸的人”，從而意識到自己的抱怨看似出于公心，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來自對個人經驗的執著和放大，與他所批評的“小資產階級的脾氣”共享著個人主義的情感結構，由此，“同情、關心和了解”在兩者間相互傳遞和激蕩，使他們獲得了“兄弟姊妹”般的倫理與情感認同。

情感的流動構成了團體內部的黏合性力量，也使他們進一步向外組織民眾的情感政治實踐成為可能。周欣的宣傳工作借助漫畫展開，小說并未呈現宣講的具體話語，而是著力聚焦雙方情感狀態的變化，“心”與“心”的共振和激蕩成為敘事的核心線索。在演劇過程中，表演者雖然“演得不怎么好”，但能夠激起“誠樸的觀眾的憤怒”，觸動他們“單純的心”，而李南星的宣傳雖然“不用熱情”，但敘述者仍用“昂奮”“歡快”“抓住了他們的心”來描述聽眾的狀態?？梢钥吹?，與團體內部的互動結構類似，小說以“心”的范疇描述宣傳者和聽眾的關系，“心”包含道理、信念的層面，但最終仍訴諸情感的傳遞和激蕩，通過自我與他者、進而與集體間的情感聯結，政治動員工作才得以推進和展開。

小說第二部所呈現的組織的潛能與難題事實上是同一構造的兩種面向，團體內部及團體和民眾間的互動依托共通的情感結構，當生命情熱所植根的現實經驗相互契合，就容易源源不斷地往返激蕩，從而促動主體的敞開、聯結、反思和成長，而在小說中，經驗的契合又帶有偶然性，當心靈的“感應”無法發生，主體的互動和成長往往缺乏更為堅實的組織或情感支撐，個人與集體、團體與民眾的通路也隨之模糊不清。在撤退途中，行軍和逃難的景象引發了方天行的感慨：

在這個時代單想著個人的問題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只有努力多做共同的工作。1巴金：《火》（第二部），第276、277頁。

此后，敘述者直接發出評論：

在這里一個人容易忘記自己的存在，只覺得受著一股力量的推動，自己完全融合在群體中間，成了大的群體的一份子，跟著群體在活動。2巴金：《火》（第二部），第276、277頁。

某種程度上，這種將個人與集體關聯起來的表述構成了敘述者從話語層面進行彌合的嘗試，在這個意義上，王東的犧牲也彌合并進一步擱置了不同主體間的齟齬和難以整合的困境。

小說第三部中，主人公田惠世的行動集中于家庭空間，而《北辰》編輯部同樣設置在這一空間中，對工作進程的描述和對家庭關系的呈現構成了兩條交織呼應的線索。在與文淑相識并發生爭辯后，田惠世再次經歷了信仰危機，當他通過思考恢復“樂觀”和“勇氣”后，小說進一步描寫兒子世清和世明的關懷，并著重呈現了田惠世的情感反應：

過后他安慰地想：我并不是孤獨的。.他覺得心里非常暢快。他閉上眼，帶著感激地輕聲說：“我的上帝，你并沒有離棄我?！?巴金：《火》（第三部），開明書店（上海）1945年版，第81頁。

對田惠世而言，信仰的重建固然仰賴在思想層面“找到一條出路”，但最終只有在實際發生的“愛”的傳遞和情感激蕩中才能獲得確證，家庭在這里構成了實踐和印證其信仰的現實載體，同時，田惠世由家庭內部“享受的幸?！边M一步聯想到“對社會、對同胞的責任”，從而完成了以家庭為原點，將愛與互助向社會和同胞推展的倫理想象。

而面對“你為什么對我這樣好”的追問，世清的回答“你是個好人”讓田惠世“全身起了一陣輕微的戰栗”，在他看來，家庭雖然是構成其實踐信仰的基本組織單元，但血緣之愛本身無法彰顯信仰的全部要義，附著于血緣之上的“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認同和互助才真正觸及信仰的核心。擴大來看，小說在介入抗戰的基本組織單元和家庭之間形構了一種互喻式的表達，戰地服務團成員間本身不存在親緣關系，但方群文認為“一個團體里的人，就該像兄弟姊妹一樣”，而田惠世和世清雖是父子，但他們之間的情感聯結又不僅僅在血緣之愛的意義上被界定，田惠世將《北辰》雜志稱為“淘氣的孩子”，同樣呼應著這一關于“組織”的倫理化想象。對他而言，情感的傳遞雖然首先落實于家庭成員之間，但不應以既定的血緣關系為界限，而應在對“血緣”和“家庭”的重新界定中拓展“愛”與“互助”的邊界，從而在更寬廣的結構關系中與社會、同胞聯結成新的、更大的“家庭”。

而“組織”的難題同樣在第三部中展露了出來。在和世明的爭論中，世清指出“銷路多，可以賺錢”并非田惠世辦雜志的本意，但不少讀者“講的都是應酬話”，卻并不真正關心他的“思想”“為人”，因此，世清覺得父親“心里一定很寂寞”“事業也是落空的”。世清的表述牽連出《北辰》編輯部或家庭空間作為抗戰的基本組織單元所置身的巨大外部空間。在《關于〈火〉》中，巴金談道：“這三部有連續性的小說不是在一個時期寫成，在不同時期我的思想也在變化?！?巴金：《關于〈火〉》，香港《文匯報》1980年2月24日。在《致樹基》中，他進一步談道：“《火》的頭兩部都是宣傳的書，第三部卻不是，第三部寫了陰暗面，因為我自己看到了陰暗面，不少的陰暗面?！?巴金：《致樹基（代跋）》，《巴金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619～620頁。這些“陰暗面”一方面構成了田惠世試圖通過辦刊去改造的對象，張翼謀、黃文通這樣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學者、政客和大后方出版界的亂象不斷激起他“奮斗”“反抗”的決心；
另一方面，它們又作為一種難以抵擋的力量阻滯著刊物的出版和信仰的進一步傳遞，正如文淑捕捉到的：“我總覺得世清死后，他的宗教信仰也動搖了，他存了一個跟著世清去死的心思?！笔狼搴吞锘菔赖南嗬^死亡最終被轉喻為這一情感政治實踐的重創。

《火》三部曲的創作大致重疊于抗戰由防御轉入相持的歷史階段，小說人物由淞滬會戰前線向“大后方”的空間轉移也呼應著巴金在現實中的流徙過程。在將寫作視為“紙面上的革命”和“現實斗爭”的巴金這里，抗戰的爆發激活了凝定在過往文學形象中的革命理念，進而促動他以文學的方式不斷轉化生成中的現實經驗，并經由生命倫理的界面，落實為對行動者主體狀態和抗戰團體情感政治實踐的具體呈現，同時，在這種“過程式”寫作中，“文學”雖然顯現為作品的穩定外觀，卻始終在與變動不居的新現實的摩擦中調校自身，并癥候式地展露出既有革命理念、抗戰構想及其所依托的主體想象的限度和組織的難題。

在前兩部中，抗戰的新現實在“火”這一核心意象中得到鋪展和凝斂，“火”意味著炮火對生命、國土的摧毀，又在象征的層面上暗示著主體情熱的涌動和民族新生的能量，主體的危機與限度雖間或顯影，但仍在彌合的嘗試中流露出昂揚的動勢，第二部結尾，王東的犧牲即被表述為一種激發情感動能、推動工作繼續開展的正向力量，而到了第三部，置身于“大后方”的整體情境中，抗戰事實上已難以被形式化為轟炸與逃難、侵略與抵抗的結構，而成為一種彌散性的生活樣態，并作為下墜的力量使小說遠景在世清和田惠世的相繼死亡中呈現為閉合狀態，也由此折射出巴金的抗戰構想在新形勢下面臨的難題。在這個意義上，巴金開啟了從正面書寫“革命者”轉向挖掘“平凡人”倫理潛能的新嘗試，但《火》三部曲在情感、倫理、主體、組織等層面打開的問題空間并未就此閉合，而是在更長時段和不同脈絡的政治、社會與文學實踐中，成為巴金本人和其他革命者不斷觸碰和回應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