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衛星環境工程研究所是由所辦負責科技學術論文、著作的收集、管理、歸檔工作,主要是通過每年舉辦1~2次國內空間環境工程等專業學術會議,出版會議論文集??萍颊撐哪昃鶅砂倨笥?;每年本所參加國際聲和振動、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科學與技術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科學與技術論文范文第1篇
科技學術論文歸檔與利用存在的問題
北京衛星環境工程研究所是由所辦負責科技學術論文、著作的收集、管理、歸檔工作,主要是通過每年舉辦1~2次國內空間環境工程等專業學術會議,出版會議論文集??萍颊撐哪昃鶅砂倨笥?;
每年本所參加國際聲和振動、空間環境材料、空間碎片等相關專業國際會議十項;
在國際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年均20余篇,均圍繞該領域及相關專業的研究和發展。由于參加國內外各種學術交流活動逐年增多,為技術發展和人才培養提供了支持,提高了所的整體學術地位和技術水平;
同時由于學術水平顯著提高,導致對空間環境及相關科技信息需求也不斷增加,但在科技論文齊全歸檔和有效利用的管理工作方面,筆者認為還存在一些問題。
1.檔案管理不到位。雖然目前對科技論文的歸檔范圍已有明確要求,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并未及時采取相應的管理措施,疏于嚴格管理。使科技論文歸檔的管理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檔案人員不能主動收集科技論文,致使部分科技論文作者將論文存在自己手中。
2.審查不嚴格。航天科技有嚴格的保密審查和技術審查規定,但有部分作者為了圖方便和省事,未經審查就直接將科技論文投在國內外的刊物上發表,造成科技論文歸檔不受控。
3.檔案意識不強。部分科技人員不能自覺地將所發表的論文主動歸檔,特別是被EI、SCI等國際主要檢查收集的優秀論文,甚至將論文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未能意識到科技論文是航天科技的寶貴財富,是促進科技快速發展的重要資源和技術支持。
解決科技論文歸檔與利用的途徑
1.加大宣傳力度,增強檔案意識。在各項緊張繁忙的科研型號任務管理工作中往往對檔案工作的不夠重視,導致科技學術論文的歸檔和利用價值被忽視。
為了進一步加強宣傳力度,增強科技人員的檔案意識:一是在所網頁“學術交流”專欄,增設“論文歸檔”欄目,大力宣傳科技論文歸檔的要求及其重要性;
二是利用每年舉辦的學術交流會活動,在征文通知中明確提出論文歸檔的要求;
三是采用職務晉升方式,將是否歸檔作為一項硬指標,作為晉升的加減分項,把歸檔工作納入科技人員的職責范圍;
四是通過各種載體的有效宣傳,樹立科技論文歸檔意識,將檔案意識融入到相關的工作中,將科技論文歸檔工作納入所的檔案工作計劃中。
2.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共享科研成果。我國《檔案法》第三章第十條明確規定:“對國家規定的應當立卷歸檔的材料,必須按照規定,定期向本單位檔案機構或者檔案工作者移交,集中管理,任何個人不得據為己有?!笨蒲袉挝坏目萍既藛T是國家的工作人員,任何個人或團隊在科研工作過程中形成的科技成果都是屬于國家的,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不能據為已有,要做到學術科研成果資源共享。
3.健全完善規章,做到有法可依。在已有規章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科技人員的需求,不斷完善相應的管理規定,從制度上進行管控、不留死角,使科技學術論文歸檔工作制度化、程序化。保證科技學術論文歸檔工作規范有序地開展。
4.嚴格審查手續,保證受控。為了徹底堵塞未經審查就發表科技論文的漏洞,確保發表的科技論文歸檔。應在嚴格執行所有關保密管理辦法及學術交流管理辦法的基礎上,由所辦負責學術交流的管理工作和科技論文的歸檔工作,做好一出一歸的閉環管理。
首先,要逐級審查待發表的科技學術論文。通過《國內會議及刊物的審批表》進行審查管控,采用處室、專家兩級審查制度,經單位保密部門審核后出具《保密審查證明》后,方可對外提供和發表。從根本上杜絕了未經審查就的問題。
其次,所辦將全部發表的論文及論文審查表均按照歸檔要求進行存檔,分類整理立卷,并編制檢索目錄供大家查詢利用。
5.實行獎勵政策,鼓勵。本所自2008年起開始實施科技獎勵制度,鼓勵科技人員積極撰寫,極大地提高了學術交流水平,數量逐年上升,論文歸檔數量也逐年增加。為了更加有效地開展學術交流工作,2011年對論文獎勵制度又進行了修訂和完善,明確規定被國際六大著名檢索系統——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美國《工程索引》(Elsevier EI)、英國《科學文摘》(SA)、美國《化學文摘》(CA)、俄羅斯《文摘雜志》(AJ)、日本《科學技術文獻速報》(JST)收錄的論文及在國內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給與物質獎勵,對于及時歸檔的論文作者,于每年年終特別發放現金獎勵。調動了科技人員撰寫論文的積極性,同時極大地推動科技學術論文歸檔工作,收效顯著。
6.與晉升考核掛鉤,刺激歸檔熱情。為了促進科技學術論文的歸檔工作,保護知識產權,要求申報者和科技學術論文歸檔主管部門分別遞交清單,將主管部門提供的發表清單作為依據,每年參照論文歸檔情況進行評比。評比數據與員工的職稱評定、晉升考核掛鉤。將科技學術論文的歸檔工作與員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連。此方法能夠更加有效地刺激論文作者主動歸檔的積極性,由被動歸檔變為主動歸檔,更加有利地確??萍紝W術論文歸檔工作的順利開展,實現了科技論文歸檔的齊全完整。
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實現科技成果共享
自從2004年開始,在網頁主頁面上建立了“學術工作”專欄,下設學術動態、學術論文、學術成果3個欄目。該專欄自建立起,通過較高的點擊率,充分說明大家對學術成果檢索利用的關注程度。利用信息化管理網頁平臺,達到了宣傳和交流空間環境工程領域里技術和成果的目的,也促進了航天器環境工程的發展。
科學與技術論文范文第2篇
【關 鍵 詞】中國傳統文化/科學技術/歐幾里德幾何
一 引言
文藝復興以后,近代科學在歐洲迅速產生,以1687年牛頓出版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為標志,近代科學革命到達高潮,這本已是歷史,然而,問題是:“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的漫長歲月中, 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經勝過歐洲人,那么,為什么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呢?”(1)這一問題難倒了20 世紀的科學史學家和其他許多學者。由于該問題是英國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約瑟本人在內,至今無人能給出滿意的答案,遂被稱為“李約瑟難題”。作為近代科學革命之后,有中國血統和中國文化背景,又為世界科學做出巨大貢獻,與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學家——楊振寧對這個問題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中國科技的未來發展等有著濃厚的興趣,他提出了一些獨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歐氏幾何及其邏輯系統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發,楊振寧認為,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李約瑟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經成篇地討論過這個問題,并給出了種種理由:中國早期的哲學如陰陽五行等理論盡管曾促進過中國早期的科學發展,可是這些理論本質上的經驗性和思辨性在后來卻成為阻礙實驗科學在中國產生的原因;
中國沒有充分發展資本主義是實驗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基本的社會原因;
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不鼓勵、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生?!?( 燕南, )
楊振寧指出:“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關系。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一下子都解決了?!麄兊谝幌虢鉀Q人文問題,第二想從總體上解決人文問題?!?2) 因此,他們不愿去做具體的事情。古希臘的哲學家中,也有人企圖總體上解決所有的問題,“可是他們也有人從事非常具體的問題”。
( 燕南, )
從解決具體的、現象的問題入手,“希臘人發現正立方形只有5 個,這是非常美妙的畫像,而這個畫像如果沒有準確的幾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這個定理。后來有人說歐幾里德所以寫了歐幾里德幾何,就是因為要證明這個定理。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結晶?!?/p>
(3)
歐氏幾何的產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學方面,阿基米德為了鑒別皇冠的含金量,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時,他感覺到身體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決皇冠問題的方法,同時發現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還發現了杠桿原理。
隨著歐幾里德幾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學原理的出現,更為重要的是與之相關的一套邏輯思維方法、邏輯系統的誕生,這些為近代科學在西方的產生奠定了邏輯及方法基礎。
中國古代雖然有“曹沖稱象”的典故,《墨經》、《考工記》等書關于力學現象的總結與記述,在數學方面公元前已出現《周髀》這樣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類似于歐氏幾何邏輯系統方向上,“中國古代完全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是連邊都沒沾上,……我以為中國古代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出現歐幾里德研究這樣具體的幾何問題,以及因為研究這類問題而產生出來的邏輯系統,至少是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原因的一半?!詺W幾里德幾何的影響非常之大,對于近代科學的產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楊振寧在談到中國的《周易》研究時指出:“有許多中國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現代的,他們既不懂《易經》,又不懂近代科學,到處胡講一通,要么說《易經》里頭有近代科學的種子,要么說《易經》引導出近代科學的發展。我想實事求是地說,西方跟中國的文化傳統不一樣。那么,這個文化傳統不一樣里頭產生出來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文化中萌芽,而且這個萌芽是經過了很長的時期,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這個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騙自己,‘西學中源’說就是蒙騙自己,而這一蒙騙就是兩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學傳入中國時,中國人在對異文化排斥的同時,也拒絕了這些科學技術
楊振寧在論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對近代科學在西方產生并傳播到中國來之后,中國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結果如何,對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有什么啟示更為關心。\
1993年,楊振寧到了澳門,當他站在澳門最高的一個炮臺時,感慨萬千,他想到了中西方兩大文明數百年來的沖突、碰撞、融合的過程,想到了中國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轉換領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紀之前,中國四大發明傳到歐洲。這些發明改變了歐洲,也改變了世界。正如歐洲偉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術使文學改觀,火藥使戰爭改觀,磁鐵使航海術改觀??梢哉f,沒有一個王朝,沒有一支宗教派別,沒有任何偉人曾產生過比這些發明更大的力量和影響?!?6)
——15世紀開始三十多年間,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七次下西洋,遠征航隊中最大的船只長440英尺。西方史學家曾存有疑惑, 認為當時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發現了一只船軸,直徑1.25英尺,高達36英尺。從而使國際上一致認可15世紀初,中國科技仍領先于西方。
——15—17世紀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發生倒轉。西方人在文藝復興的大旗下,從思想領域、文學藝術到科學技術各個方面幾乎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并導致了近代工業革命的產生。相反,中國在這兩個世紀,卻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停滯不前。到17世紀初,原先在應用技術方面領先的地位已喪失殆盡。當時的中國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領的原屬廣東的澳門引進火炮技術。再過了兩個多世紀,中國的天朝大門便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所轟開。
在這個大轉換前后,中西方兩大文化體系對彼此的科學技術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頗耐人尋味的態度:15世紀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從中國傳入的許多重大發明,這些發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藝復興與近代科學革命的產生, 然而一個世紀以后, 當以意大利人利瑪竇(MathewRicci,1552——1610)為代表的第一批傳教士來到中國, 并帶來一部分西方科學技術時,中國人在對異文化排斥的同時,也拒絕了這些科學技術。
對于在這一過程中發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楊振寧認為對中西雙方的影響都非同尋常。這就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在西方結出了牛頓力學這么個大果子,傳入中國也并不算晚,卻只是無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瑪竇被中國人尊為“西學東漸第一師”,他來到中國時所負有的重大“使命”是讓這塊廣袤古老、具有久遠文明傳統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時也帶來了“三棱鏡”、《幾何原本》等西方科學技術。
從三棱鏡在中國的遭遇,我們也許能看到一點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與互補。當16世紀之前的西方人盛贊中國的陶瓷工藝時,他們制造玻璃的技術,已接近爐火純青的水準。三棱鏡對他們來說,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墒?,最初看到它的中國人卻交口稱贊:真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更令當代學者感嘆的是,也就在中國人首次見到三棱鏡的幾十年之后,牛頓通過這小小的三棱鏡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將狹縫中透進來的一束陽光折射為斑瀾的七色光譜,成為近代光學的一件厚禮。在中國此后的三百年間,三棱鏡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藝”。\
無獨有偶,就在西方技術無法發揚光大時,西方科學也遭到同樣的命運。牛頓之前,由于開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經典力學已在萌芽之中。當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力學三大定律及微積分后,經典力學實際上已宣告誕生。牛頓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一書,楊振寧認為這本書出版的意義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誕生的標志”。然而,這本書無論在思維形式上,還是邏輯上都得益于歐幾里德的《初探》?!安榭础稊祵W原理》,就會發現古希臘幾何學在牛頓身上的深遠影響?!稊祵W原理》全書的結構完全是以歐幾里德的《初探》(Elements)為樣本的:兩本書都從定義開始,然后是公理,牛頓稱其為‘普通意見’,再是引理、命題和證明等等?!?8) \
在牛頓《數學原理》一書出版約80年前,利瑪竇和徐光啟已將歐幾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譯成中文,取名為《幾何原本》。雖然這本書未能譯完,可是徐光啟已“十分了解《幾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與中國傳統的推理方法不一樣?!?9) 并且已認識到“掌握了這種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別的學問,對國計民生,對工業、農業、軍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響?!?10)徐光啟一生還編著過《農政全書》及主持編譯了《崇禎歷書》。
可惜的是,《幾何原本》與徐光啟的觀點并沒有引起反響?!稁缀卧尽返暮蟀氩糠种钡进f片戰爭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蘭(1811—1882)和偉烈亞力(A.Wylie 1815—1887)譯出。
三棱鏡、歐氏幾何學在中國和歐洲兩種不同的命運,實質上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楊振寧的觀點值得人們深思。他說:“1600年到1900年,中國是抗拒西方科技的。為什么?科學史學家列舉了許多原因: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
科舉制度;
文化傳統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會結構方面的學說,缺乏自然哲學和邏輯思維等等。但我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謂‘夷夏之辯’。滿清康熙皇帝是一個極有心的君主,他以東北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對付反抗,鞏固統治,得顯示自己是中國‘正統’的繼承者,于是著意比‘正統’更‘正統’,排斥‘異端邪說’,與異質文化劃清界限。種族沖突的時代,宗教不能不是個敏感問題,貶拒天主教,現代科學也就跟著倒霉了?!?11)
滿清最高統治者為鞏固統治地位,顯示‘正統’,最終拒絕近代科學技術的傳入。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最為正統的儒家文化長期以來形成的封閉、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傳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利瑪竇來了,德國人湯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來了,傳教士大批涌入,帶來了“地球是圓的”的觀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們坐不住了,開始頑強地抗拒異族文化。其中有一種“西學中源”之說: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說過了!這個“西學中源”說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數學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幾何即勾股也”,“誰知歐陸言,乃與周髀同”。楊振寧曾多次提到的另一個典型的反對傳教士的人物是楊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個頑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實上是一個“妄得敢言名”的“市儈之魁”。他有過一句名言:“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彼粨袷侄蔚貜椲酪炎隽藲J天監掌印官的湯若望,在湯若望去世時,楊光先做了欽天監監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極端聰明的大學者都全力支持并傳布西學中源說,就令人體會到當深厚的文化出現斗爭沖突的時候,要轉移觀點而接受外來文化中的優點是多么困難的事?!?12)
統治階層的利益、文化傳統的保守可以暫時關住天朝大門。但是,在炮艦的外交下,軍事接連失敗,不僅大門關不住了,還得賠款又割地,受盡后的古老而驕傲的民族終于認識到既要打開大門讓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進來,還要走出去向人家學習。
四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將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科技強國
楊振寧認為,20世紀前50年是中國高速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50年。雖然這50年是戰火紛飛的年代,1900年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入侵、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抗日戰爭、到1949年才結束的解放戰爭,使得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動蕩,生活不安,但是,從19世紀末,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成立,開始派遣留學生,廢除科舉制度等為標志開始接受并引進西方科技,到20世紀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學領域已經達到世界水平。以理論物理學為例,從1927—1933年中國有三位留學生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他們是王守競(1904—1984)、周培源、吳大猷,也是中國最早的三位理論物理學博士。到1948年,楊振寧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成為有中國血統的第十六位理論物理學博士,中國人的理論物理學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從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論物理學博士,也就是兩代人的間隔,“兩代先輩引進了足夠的近代科學知識,令我這代人可以在出國前便進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紀后50年,楊振寧認為,近代科學技術已在中國本土化,并且開始加入國際科技競賽。反應堆、原子彈、氫彈、衛星的研制成功,數以百萬計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被培養出來,科技對經濟的巨大貢獻等等都表明了這一點。與此同時,中國人近幾個世紀以來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堅定的信念:中國人有能力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貢獻。
楊振寧還樂觀地預言:到了21世紀中葉,中國將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科技強國。為此,他提出了“將對下一世紀的中國科技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四個條件:
第一、人口眾多的中國擁有千百萬極聰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誠,注重家庭人倫關系,注意個人勤奮和忍耐,重視子女教育。這些文化特征曾經,而且將繼續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勤奮而有紀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國三個世紀中抗拒西方科學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這種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識。
最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猛進,每年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都超過9%。相信中國在2010年左右變成世界工業大國之一。
楊振寧說,科技發展取決于上述四個條件,前三個中國現在已有了,最后一個到下世紀初也會具備。
因此, 沒有理由不對“中國科技在21世紀的發展持極其樂觀的態度?!?/p>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楊振寧所提出的四個條件有兩個和中國傳統文化相關。這個觀點在國際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也得到了認同。90年代中期開始,華人家族企業管理方式日益成為國際管理學界和媒體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學者們通過對許多華人企業的案例分析,發現華人家族企業的管理方式實際上同現代化美國的大部分商業原則迥然不同;
華人家族企業同為數眾多的、經過現代化管理科學改造的西方家族企業比較,也完全不同,但是結果卻是華人家族企業增長幅度和增長速度更快。更令學者們疑惑的是,這種冰山尖頂底下究竟隱蔽著多少寶藏呢?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不過都一致認為,華人家族企業既是一個經濟課題,也是一個文化課題。一個重要的結論是亞洲華人把家族資本、傳統觀念即儒家文化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特有的親和力。
過去,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阻礙了中國科技、經濟的發展,今后,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面卻成為支撐中國科技、經濟進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參考文獻】
(1)李約瑟,《中國與西方的科學與社會》,《李約瑟文集》, 遼寧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頁。
(2)(3)(4)(5)資料由楊振寧采訪錄音整理所得。
(6)轉引自楊振寧,“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 載《明報》月刊,1993年10月號。
(7)(11)心遠,“在碰撞中產生能量”,載《科技日報》, 1994年5月5日。
科學與技術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信息技術;
語文教學;
課程整合;
教師發展
當今世界,信息技術是當前最先進的最廣泛應用的科學技術。而教育,作為一個國家發展、民族素質提高之本,應該與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結合起來,以更有效地施行教育這一活動,培養高素質人才,創造更高的科技水平。所以信息技術與學科的整合是社會發展的要求,也是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信息技術是教學多要素、多渠道、多角度、多層次、科學化、藝術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信息技術與學科整合教學又是科學與藝術的統一,是實現教學科學的藝術化和教學藝術的科學化的完美融合。
一、語文教學與信息技術整合的初探
1、必然性
語文作為一門基礎學科,不但具有工具性、人文性,而且與日常生活聯系非常密切,涉及范圍廣,實踐性很強,職校語文課程更是強調應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使學生有較強的語文應用能力和一定的審美能力、探究能力,并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終身學習和有個性的發展奠定基礎?;谶@一目標,傳統的“填鴨式”教學已不適應語文教學發展的要求,也與社會發展相脫節。按新課程語文教學理念,語文課程重在實踐,要適應現實生活和學生自我發展的要求?,F在新的教學策略、教學方式是讓學生自己學、主動學,老師主要是“導”,以體現語文課程的時代性、基礎性、選擇性,培養學生的語文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實現素質教育,而語文課程的革新與現代化,必須要求相應的教學工具、教學途徑也現代化、科學化,信息技術作為最廣泛最先進的科技,它在語文教學中的應用是必選無疑的。
2、內容和意義
信息技術和語文學科的整合,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探討:
(1)、信息技術作為一種先進的教學工具和學科相融,就如傳統的“粉筆+黑板”,作為傳授知識的工具。信息技術在教學上用得最廣的是多媒體和互聯網的運用,因為它們具有圖、文、聲、像并茂的特點及獨有的系統功能。教學中與語文整合,可使計算機的視、聽功能全部展現出來,打破傳統媒體的“線性限制”,以隨機性、靈活性、全方位、整體化的方式把語文知識形象、直觀地展現給學生。
(2)、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整合,不僅是教學手段、教學工具的更新,更是教學內容的擴展與改革,這就是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整合的另一方面,即信息技術作為教本的輔助內容與課本內容相融,擴大課本知識的外延。
傳統的教學,是以課本為中心,雖然也會涉及到課外知識,但由于時間、空間的限制,能夠引導學生學的課外知識很有限。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整合后就不同了,我們都知道,互聯網就像是一部百科全書,里面的知識有如海洋般的深遂寬廣,與語文學科整合,可以拓寬語文學習的渠道,采集到廣泛的知識,使學生的閱讀面、知識面擴大,將課內學習與課外學習資源結合在一起,更好地學習語文。
(3)、多媒體可為課堂教學營造濃厚的氛圍,激發學習興趣,寓教于樂傳統教學與多媒體教學,后者則表現了高度的優越性。多媒體教學把豐富的畫面、美妙的音樂融為一體,把學習變成一種視覺和聽覺的盛宴,這樣就激發了學生學習的濃厚興趣,課堂氣氛濃厚了,學習變成一種很輕松愉快的感覺,把過去的要我學變成了我要學,學習的主動性非常強烈,學習效果也就非常的明顯。興趣成了最好的老師。動態的事物往往比靜態的事物對學生的注意力吸引有很大區別,尤其是對職校的學生,對動態的東西更能夠吸引其眼球,更能從中找到學習的樂趣。傳統教學,學生難免枯燥乏味。多媒體教學克服了這一缺陷,能夠創設一個生動有趣的教學情境:靜止的變為運動的,靜態的圖像可以像漫畫一樣播放,色彩變化無窮,速度可快可慢,可以達到隨效果而欲的感覺。
二、信息技術與語文課程的整合將給語文教師提出更高的要求
科學與技術論文范文第4篇
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政壇風云與官制興革,人們回首發現:“科舉競爭”無論是與我國古代的世卿世祿、察舉征辟,還是與外國古代的貴族制、軍功制與“奴官”(如近東的所謂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舉廢除后,我國軍閥時代與后來的官制也未見得優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舉。另一方面現代文官制中的考試制度卻有許多類似科舉的程式。因此為科舉制“平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了。當然,對照現代文官制的實踐,要挑科舉制的毛病也是輕而易舉的。諸如考試內容的陳腐、參考資格與考試規則等方面用現代眼光看也并非絕對公平。而當時的官吏銓選中除考試外也還存在著其他非競爭性因素,如世襲、恩蔭、薦舉、捐官、特授、奴官(太監外任或清時滿洲包衣外任之類)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現代文明標準苛求前人,則應當說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確難以找到一種政治人材選拔方式其“公正”性與效率能超過我國科舉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舉制度在嚴肅科場紀律、實行規范競爭方面的確是我們現行的考試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舉征辟”色彩濃厚、身份與“關系”背景強烈的我國現行干部制度應當借鑒的。
撇開貴族政治(它一般與非中央集權的“軟國家”相聯系)不談,歷史上凡屬中央集權的“硬國家”,無論中外,都有賴于高度科層化的職業官僚政治。印度莫臥兒帝國的曼薩卜達爾(mansabdar)體制有33級官階,從“十人長”直至“萬人長”,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羅馬基礎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國也有復雜的羅戈瑟特(logothete)文官體制,正是靠了這種體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國才得以與特馬(軍區)制下軍官貴族化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傾向相抗衡而維持著國家行政管理職能,使帝國在內憂外患頻仍的幾個世紀中得以延續。所有這些官僚體制都有賴于一套中央銓選,考核與“雇用”官員的程序。但是,曼薩卜達爾體制的原則是“軍而優則仕”,軍事官僚的色彩遠過于文職色彩。作為高級“國家雇員”他們脫胎于莫臥兒早期的雇傭軍,其成員多為外國(印度以外的西亞、中亞伊斯蘭地區)冒險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盡管曼薩卜達爾體制以官僚決定薪俸極高而聞名于史,國家對他們也一直擁有任命與考核之權(如所周知,這兩點即高薪與考核是當前人們談論最多的反腐敗方法),但這一體制的腐敗速度與程度仍然極為驚人,可以說決不下于我國傳統的科舉官僚體系。[1]
拜占廷的羅戈瑟特官僚體制文職色彩濃厚,而且對于具有政教合一特點的拜占廷東正教帝國來說,這一官僚體制既保持著獨立于教會系統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宗教)自律。國家對文官的考核內容則包括羅馬法之類的實用知識。然而羅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馬軍事貴族的制約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貴族化的發展,官僚的作用日益減退,到14-15世紀羅戈瑟特大都已成為無權的虛銜。另一方面由于羅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無薪職,又執掌征收賦稅之權,因而腐敗也非常嚴重。最后,這一文官體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國家滅亡的先兆。[2]
與這些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相比,我國的科舉官僚體系在文職化、科層化、合理化等方面顯然更勝一籌。以科舉為“正途”而又以儒家學說為科舉考試內容的做法把政權的世俗性與意識形態灌輸自然地融合為一體,是我國傳統政治的一大創造,它比政教合一體制與純粹的雇傭官僚制都更有利于傳統中央集權國家的發展?!俺癁樘锷崂?,暮登天子堂”式的“機會均等”更是在專制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擴大統治基礎的有效辦法。我國的傳統中央集權體制延續得遠比莫臥兒印度或拜占廷帝國為長久,這與科舉官僚制勝于曼薩卜達爾或羅戈瑟特之類的外國傳統官僚制是不無關系的。而如果以科舉制奠定基礎的隋唐為界劃分我國歷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權國家的凝聚力與穩定程度要大于前期,這與官僚銓選制度由察舉征辟到科舉考試的演變也密切相關。
當然也必須指出,科舉制植根于我國的具體土壤,它與其他土壤上萌發的制度間具有某些不可比性??婆e制有賴于單一民族或多民族國家中主體民族在人口、發展水平與文化認同上的巨大優勢。象拜占廷、印度那樣民族與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國家是難以發展出類似制度的。而他們那種形態的官僚制或許是維護這種傳統多元化國家中央集權制度的最佳選擇。
二?從制度層面看科舉:“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試選拔人材,從技術上講無可非議??v使它不應成為唯一的選拔方式,也至少應當是選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碼在入仕之際并無政績民望可考的情況下,選拔依據在邏輯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識性考試,身份(門第、出身與其他先天性等級)以及個人與機構的隨機性薦舉。而考試比論身份“公平”,比薦舉“客觀”,這本屬常識,并不是需要在學術上詳加論證的深奧之理?,F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試制與我國歷史上從察舉向科舉的過渡,與其說是誰學了誰,不如說兩者都更多地是基于這種人類價值基礎上的常識與邏輯。而它們在實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為其優點在學理上難于發現,而是因為它妨礙著某種既得利益體系。
但對于一種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選拔畢竟是個技術性問題,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統治的合法性基礎。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國科舉制與它以前的世卿制、察舉制以及外國的羅戈瑟特等官制一樣都是以傳統型或卡里斯瑪型權威作為其合法性基礎的。因而它們與建立在法理型權威基礎上的現代文官制度、民主國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質的區別。從這一點上來說,提出所謂“選舉制好還是考試制好”的問題來就十分荒謬。民主政治中的選舉是解決統治合法性問題的,它與作為人材選拔拔術的考試制并不是一個層面的事物。從某種意義上說,蕓蕓眾生在總體上看是平庸的,為他們中多數意志所左右的選舉結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領袖”或圣明君主當選。那么民主制意義何在?就在于它確立了統治者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之授權這一原則,從而較好地解決了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問題。這樣的“統治者”以考試選拔公職人員,就與傳統帝王以科舉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質的區別。即使后者的科場紀律比前者更嚴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術上可以為前者所效法,這兩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制度的規定性反映在技術上,就形成了現代文官制度與古代科舉的一些重大區別。一般地說,現代民主國家的官員實行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途:政務官(掌權者)直接或間接由選舉產生,與政黨共進退;
事務官(辦事者)多由考試錄用,按業績或年資晉升,具有職業化、專業化特點,不受政黨進退的影響。而傳統科舉官僚體制恰恰相反,這類體制談不上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嚴格區分而只有“君臣”之別(嚴格地說只有皇帝是“掌權者”,而百官都是為他辦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級政要(即現代一般列為政務官的閣員、議員與地方主官的古代對應者)都由考試出身而非經選舉。反而是各衙門的辦事員即所謂刀筆吏者流并不通過考試,而是由種種不規范途徑產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屬”者,從社會上招募者,經各種關系推薦者,甚至還有“學而劣則吏”、專以科場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徑居然成為定式,即“生員入學十年,學無所成者及有大過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們在現代文官制中的對應角色正是考試錄用的主要對象。?
“政務官”不經選舉,“事務官”不經考試,這樣一種與現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現象當然不是出于科舉制設計者的考慮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專制性質所決定的?!罢展佟辈唤涍x舉則不對選民負責,難以建立權力約束機制?!笆聞展佟辈唤浛荚噭t會難免素質低劣,“天下之吏,既為無賴子所據?!保?]于是在統治合法性與辦事效率兩方面都造成了嚴重缺陷。一方面“政務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務官”蠅營狗茍,衙門陋規泛濫,明清時常有“衙蠹”之稱。這顯然不是通過強化科場紀律所能解決的??荚囘x官在技術上確有優點,但它本身并不能解決制度性問題。相反,制度的敗壞卻能夠歪曲這一“技術”。因此盡管到明代科場紀律已經空前嚴密:“會試:御史供給收掌試卷;
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事?!薄霸嚾杖雸?,講問、代冒者有禁?!淖种胁辉S自序門第。彌封編號作三合字?!囀恐?,謂之貢院;
諸生席舍,謂之號房,人一軍守之,謂之號軍。試官入院,輒封鑰內外門戶。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l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l官?!比欢茍鲋械母瘮‖F象仍然是層出不窮:“其賄買鉆營、懷挾請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窮究。而‘關節’辦甚。事屬暖昧,或快恩仇報復,蓋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無足道也?!保?]
盡管如此,科舉官僚制最大的弊病還不在科場,而在官場。即如黃宗羲所說:“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所謂取士之嚴,指士林出路僅有科舉一途,造成嚴重的人材浪費;
所謂用士之寬,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進”,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場氣大壞。他由此嘆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7]
黃宗羲所處的明末,有識之士對科舉制的評價已如此惡劣。其在兩百多年后的清末變革之潮中之被廢除就不難理解了。今人對“廢科舉”持批評態度者往往責怪清末以來在“西化”之風影響下一切求變的“激進主義”,實則科舉名聲的敗壞早在清末“激進主義”興起以前、甚至早在國門未開、國人尚不識西學為何物以前就很嚴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當時的中國放著那么多的積弊不改,甚至連男人的辮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廢除了科舉制這個據說是“類似于現代文官制度”的寶貝。其實人們如果注意到反科舉的思潮興起于“西化”之前,也許就不會奇怪了。歷史不能假設,但倘無西方入侵,科舉制在中國自身的軌道上是否就能一直運作下去,也未嘗不是個問題。明末時從皇帝到社會上就已對“制科之弊”怨聲不絕。崇禎皇帝因此提拔了非進士出身的陳新甲、孫元化、陳啟新等人委以尚書、總督、巡撫等要職,并“為拔貢、保舉、準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專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坝脛儆诳颇恐?,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為紛亂而無益于時也”。[8]這段歷史幾乎可以說就是200多年后廢科舉后果的預演,它既說明了專制政治不變而只拿考試一法開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專制政治下被嚴重扭曲了的考試選官法本身的危機。對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進改制”壞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時代科場紀律制定得如此嚴密,何以科舉制仍會敗壞呢?我以為黃宗羲的一段話道出了癥結所在,雖然這段話他并不是專就科舉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則疑其斂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惟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于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9]
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這是一種“藏天下于筐篋”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婆e制敗壞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評價科舉,這一點是不應回避的。
三?從政治哲學層面看科舉:“大共同體本位”與對個性的禁錮
上述黃宗羲的話還可以引起更深層的思考。這段話表明:中國的傳統統治者,乃至傳統中國人,并不象表面上聲稱的那樣相信“性善論”。他們對人的“自私”與人性的陰暗面可以說是無時或忘,并為此處心積慮地設計“防人”之法。這種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觀是那些只從儒家圣賢之言來考察“傳統”的人難以解釋的。明清科場規則之嚴密,常使今天的科舉肯定論者大為贊嘆。然而又豈止科場規則,傳統中國的“防人之法”達到極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說不勝枚舉??茍龇辣走_到了每個“考生”派一軍人給盯著的地步,官場防弊則達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為官的地步,這就是明清兩展得登峰造極的回避制。那時除了世襲的土司和法定必須由孔家人任知縣的曲阜一地外,全國各地的縣官都必須來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縣的人也不行,以防同鄉結黨為弊。就是這些外省人還不能久任,而須頻繁調動,以防任職日久形成關系網。對社會上的人際關系,國家也常持以懷疑的眼光,盡量限制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區之間依附關系的發展。甚至對于儒家意識形態極力褒獎的家族組織,專制國家也不象表面聲稱的那樣欣賞。從北魏的廢宗主而立三長、明初“浦江鄭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為“以此眾叛,何事不成?”而險遭殺身之禍,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毀祠追譜”,抑制宗族勢力,專制國家對“強宗右族”的疑懼與禮教對大家族的褒獎始終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實際影響往往超過后一因素。[10]
實際上這一切都可以歸之為我國政治文化中以“國家(王朝)本位”來排斥在實踐上則崇刑廢德、揚忠抑孝、強制分家,鼓勵“告親”,禁止“容隱”,不一而足?!肚芈伞分嘘P于“妻有罪,其財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財不收”、奴婢“盜主之父母不為盜主”的條款,明確承認父子夫婦各有其財。而秦人世風,則有所謂’借父l,慮有德色;
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并踞;
婦姑不相悅,則反唇相譏。[12]這里親情之淡漠,恐怕比據說父親到兒子家吃飯要付錢的“西方風俗”尤有過之。人性險惡,險惡的人抱成團更難制馭,因此國家應當使人際關系盡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橫向關系如“朋黨”、宗族、同鄉等等都應減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歷代王朝一方面“獨尊儒術”,一方面“漢承秦制”,其統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質: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實,看似吏的儒化,實為儒的吏化。歷代帝王不論口頭上怎么講,實際上對“法、術、勢”的重視遠超過四維八德。由漢到清的中國基本上仍是“大共同體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體本位、更不是個人本位的。像古希臘的德莫、古羅馬的父權制大家族,中世紀歐洲的村社、行會、教區這類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國家”組織所享有的地位,在傳統中國是不可想象的。與西方相比,這種傳統秩序與其說是“家族主義”的,勿寧說是“國家主義”的。
科舉制度就是這一特點的產物。從科舉考試的內容看它似乎有明顯的儒家色彩,然而這一制度本身應當說主要是法家傳統的體現。事實上,更能體現儒家性善論與宗法倫理的選官制度應當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舉薦“孝廉”、“賢良方正”為官的察舉制度。這一制度被廢棄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場角逐無疑是極權國家權威對宗法權威、“法術勢”對溫情主義占優勢的結果。而學界對此似乎尚無足夠認識。另一方面,這種選官制度與中世紀西方貴族制的區別也正是“大共同本位”與“小共同體本位”之別的反映。
我們知道,現代化進程的本質內涵是有個性的公民及公民個人權利擺脫傳統共同體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權專制政體的中世紀西方,“大共同體”長期處在不活躍狀態,人的個性發展的主要障礙來自采邑、村社、行會、家族公社等“小共同體”。這些“小共同體”在近代化過程中所受的沖擊,與我國法家傳統對“小共同體”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頗為相似。這就給人以一種印象:似乎古代中國的某些制度是驚人地“現代化”。象科舉考試選官制度、回避制度與“現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類似的還有由于極權國家對于臣民間橫向依附關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間人際關系“自由化”表象。我國很早就存在著臣民之間的“自由租佃”、“自由雇傭”和“自由買賣”,而很少有西方那樣的采邑農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對個人的束縛。如果不考慮專制國家對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國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這當然只是一種幻象,因為在我國歷史上,采邑、村社、教區、行會之類“小共同體”權力的不發達,并不是公民個人權利的發達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著專制國家這一傳統的“大共同體”權力的膨脹,它不僅使公民個人權利無由產生,連“小共同體”的權利也被壓抑。它“平等地”剝奪了一切人的公民權利。與其說這樣的社會不存在著不自由的農奴,勿寧說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農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專制國家及其人格化體現者(君主)的“普遍奴隸”。關于這一點,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水滸》式造反—“莊主”帶領“莊客”(或者說是農奴主帶領農奴)造專制國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舉制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體現出它與現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質的區別。這兩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體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術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從專制國家即大共同體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體”,后者卻是從公民權利本位即個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體”??紤]到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象黃宗羲那樣具有鮮明的個性傾向的中國式“啟蒙思想家”在抨擊科舉制之余,會主張恢復仿佛是更為落后的察舉征辟之制:這與社會上的人們寧投“莊主”為“莊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編戶齊民”是一個道理。
?現在不少論者從技術上指出科舉考試仍不如現代文官制“平等”,這自然是可以討論的。但我認為這并非問題的關鍵:公民個性本位還是“大共同體”本位才是根本的區別??婆e考試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種排斥個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無現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種天下臣民“平等”地作為皇上奴才候選人的制度。嚴格地說,它與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選美”的制度并無實質區別。
在前近代社會中,束縛個性發展的共同體桎梏是多種多樣的,而個性發展的進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時擺脫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狀態。因此,個性發展的一定階段就可能表現為桎梏性較小的共同體權利擴張、對主要的共同體桎梏形成消解機與制衡機制。西歐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市民與王權的聯盟”就是這樣。在“大共同體”不活躍的西方,公民權利在一定階段上與“大共同體”的體現者結盟,聯手反對“小共同體”的桎梏,反對領主權與村社陳規,就成為一種積極的進程。而在市民權利成長起來后,便會轉而向王權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體”發起挑戰,追求個性的進一步解放。
而在傳統中國則相反,“大共同體”的桎梏比“小共同體”強得多。因此如果說在西方王權(它在本質上并不是一種市民社會因素)在一定階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會的成長,那么在中國,或許公民權利在一定時期卻需要與某種“小共同體”結盟。我們知道“莊主經濟”對于市場經濟的根本價值而言是一種落后現象,但正是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莊主經濟”色彩的鄉鎮企業,在沖破大一統命令經濟的蕃籬、推動中國走向市場機制與人的個性解放的特定階段上卻發揮了重大作用,從這個角度上看,清末對科舉制的否定也許仍不失其積極意義,盡管“廢科舉”之后出現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稱道(猶如“莊主經濟”或王權也并不是市場化進程與市民社會所追求的東西一樣),盡管我們現在還要為擺脫這些替代物、實現政治人材選拔方式的現代化進行艱苦的努力。[13]
總之,公務員任職資格考試作為選拔官員(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務官員)的技術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傳統科舉考試在這方面的確能給人以不少啟示。但這一技術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統治合法性的產生機制)制約,正是由于這種制約,科舉官僚體系在“官”無選舉、“吏”無考試這兩點上都根本迥異于現代文官制度,它的積弊及最后被廢除都有其內在原因,并不能全歸咎于“全盤西化”或“激進主義”。最重要的是:科舉官僚制的政治哲學基礎是強調“大共同體本位”(君國本位)的傳統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所謂儒家文化及其相關概念,諸如性善論、家族本位與“德治”理念等在“中國傳統”中的實際地位,至少它與書本上的地位大異其趣)。它與以個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權利本位)為政治哲學基礎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體本位”(家族、社區或利益集團本位),因而可能會有某些技術上的相似。但兩者在深層次上的根本區別卻可能比它們各自與“小共同體本位”的距離更大。因此,繞開深層次的變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術上的相似而從傳統官制跨入現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廂情愿的空想。在科舉制退出歷史舞臺百年之后,客觀地重新評價這一制度并在技術意義上借鑒科舉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為歷史問題我們不應借弘揚所謂“保守主義”而完全否定“廢科舉”,作為現實問題我們更不能指望僅靠考試取官就能解決政治體制現代化的出路。
注釋: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選舉一》
[5]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吏胥》。
[6] 明吏》卷七0,《選舉二》。
[7]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取士》。
[8]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取士》。
[9] 《明夷待訪錄·原法》
[10] 參見秦暉:《宗族文化與個性解放:農村改革中的‘宗族復興’與歷史上的‘宗族之謎’》,《中國研究》(東京)1995年8月號,28—31頁。
[11] 《韓非子·備內》。
科學與技術論文范文第5篇
一、更新教育方式的重要性
傳統教學模式的弊端日益明顯,教育面臨有史以來最為深刻的變革。那種老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方式,如同填鴨一般,學生的思維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也不能得到培養。
信息資源已成為與物質資源同等重要的資源,整個社會生活越來越“信息化”。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讓學生適應社會的發展,培養能夠獨立思索、處理、評價、運用信息的能力。開展信息技術教育是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有效途徑,但不能孤立地學習這門課程,要把信息技術教育融合在其他學科的學習中。在其他學科的教學中要廣泛應用信息技術手段,并將信息技術作為一種工具。提高教與學的效率。改善教與學的效果。要求學生能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合理選擇有效的信息技術工具,進行信息獲取、分析和綜合,學習相應的知識,培養相應的能力。對教師則要求,除了自己運用信息技術外,還要指導和創造條件讓學生參與運用信息技術,推進信息技術與其他學科的完美整合。
小學語文學科的教學,越來越強調學生讀寫能力的培養,越來越注重學生語文知識的積累,這就給語文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F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資源的不斷完善,為學生獲取知識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學生不但可以借助計算機閱讀圖、文、聲、像并茂的電子讀物,而且可以上網瀏覽豐富的百科知識,可以與各地的同學進行廣泛的交流。因此,實現信息技術與小學語文學科的整合,是進行小學語文教改的必然趨勢。
二、課程整合的意義
信息技術與小學語文學科整合,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能夠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探索性,能夠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1.運用信息技術能創設學習情境。通過多媒體課件的運用,可以再現課文中的場景,可以展示事件的經過,可以創設逼真的學習情境。
2.運用信息技術能加強教學的直觀性。在語文學科的教學中,往往滲透著許多自然科學知識。
3.運用信息技術能增加學習信息量?,F行教科書由于媒介的局限性,提供的知識信息較少。而信息技術手段的運用,可以通過網絡資源,融合多媒體技術,最大限度地為學生提供文字、圖片、聲音、視頻等知識信息。
4.運用信息技術能實現學習的互動。作為一種學習工具,信息技術的優勢在于它的交互性。學生不僅可以自己查找知識資料,而且可以通過一些優秀的CAI軟件自主學習,并借助軟件提供的評價系統及時了解自己的學習效果,也便于教師及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三、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整合的方法
信息技術既是教師傳授知識的一種技術手段,又是學生學習知識的一種輔助工具。
“新課標”強調語文知識的積累和運用,那么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就不能局限于課堂上。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的整合既要體現在課堂教學中,更要貫穿于學生的課外活動中。
1.教學手段的整合
(1)搜集積累知識信息資源語文課本上的內容,一般都比較簡略,尤其是對于中外名人、歷史事件、名勝古跡等,教參上的補充資料也很有限?,F在可以借助互聯網來解決問題了,互聯網上有豐富的資料,教師可以搜集、積累各種相關資源,如網頁、圖片、視頻等,在教學中給學生,從而補充教學資料的不足。
(2)合理運用教學課件。
教學課件可以運用于教學的各個環節中。例如教學《春》一課,通過播放課件,導入新課,能激發學生興趣。理解課文內容時,一邊播放課件,讓學生欣賞春天的景色,有助于學生較好地理解課文內容。進行朗讀訓練時,播放相關的動畫場景,讓學生分角色朗讀課文,學生更容易進入角色。
2.學習工具的整合
(1)利用互聯網查找課文的相關資料。
在預習課文時,讓學生自己上網瀏覽搜索相關資料,既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又培養了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
(2)使用交互式教學課件。
對于一些適合采用合作探究式學習方法的課文,在教學時可以提供具有交互式的教學課件,讓學生自主選擇要探究的問題,主動獲取知識。
(3)用計算機寫日記。
學生寫日記,是練筆的好方法,但很多同學都堅持不下來。利用計算機寫日記,可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寫完日記后可進行排版設計,還可以插入一些小圖片,增加日記的觀賞性。對于寫得好的日記,可以打印出來,供同學們交流。
(4)收發電子郵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