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英文哲學論文【五篇】（精選文檔）

中國哲學典籍指的是先秦時期形成的原典文本、漢代以及以后的經學著作，同時也包括道家和墨家等其他流派及禪宗典籍。其中儒家主要有《i一三經》、《荀子》和宋明理學等著作;道家的《老子》、《莊子》、《列子》等;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英文哲學論文【五篇】（精選文檔）,供大家參考。

英文哲學論文范文第1篇

中國哲學典籍指的是先秦時期形成的原典文本、漢代以及以后的經學著作，同時也包括道家和墨家等其他流派及禪宗典籍。其中儒家主要有《i一三經》、《荀子》和宋明理學等著作;道家的《老子》、《莊子》、《列子》等;佛家的《六祖壇經》;其他諸子百家著作—包括法家的《韓非子》、《申不害》;兵家的《孫子兵法》和《孫腆兵法》以及墨家的《墨子》等。哲學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承載著民族文化的哲學典籍，是各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國哲學典籍是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內容，因而哲學典籍英譯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民族文化身份維護者的角色，對中國典籍英譯的發生、發展及其傳播和影響的歷史進行系統研究是當前翻譯史研究的前沿課題，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史研究的意義及價值

全球化時代，涵蓋一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科技、教育、人力資源等領域的綜合國力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文化實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的構成要素，而文化“軟實力”的傳播是一個國家走向強大必不可少的階段，在21世紀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中國哲學典籍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基本要素和發展源泉，在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大力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譯介中國哲學典籍，撰寫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史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中國哲學典籍翻譯最重要的就是把有鮮明中國特色和中國個性的文化介紹到世界上去，這是增強文化“軟實力”最重要的資源和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對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有利于我們探尋中國文化傳播規律，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施，樹立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

二、國內外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研究現狀

哲學典籍翻譯與中西文化交流活動緊密相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中國的傳統文化借助哲學典籍翻譯走向世界。歷史上一共發生三次中西文化交流活動，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派人向中國布道傳教，開始將中國哲學典籍譯成西方文字，介紹中國文化，構成了中西文化第一次交流，此次交流由于“禮儀之爭”的爆發而結束。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始于19世紀末，新教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進入中國，中國哲學典籍被大量翻譯成英語在海外傳播，漢學研究誕生，然而由于中國經濟實力的落后，譯文中充斥著“西方中心主義”對中國文化的抨擊與貶斥，“二戰”之前，中國先秦的重要哲學著作都有了英語譯本，宋明理學的著作英譯也有了進展，“冷戰”造成的東西方對峙，使這次學術交流再度中斷。第三次中外文化交流始于20世紀70年代，這是中國主動融入世界，向世界敞開大門，全方位、多層次的文化交流，西方的漢學家、哲學家和海外華人以及本土的譯者成為這項翻譯活動的主體，中國古代哲學典籍主要著作都有英語譯本。

典籍英譯史屬于翻譯史研究的范疇，當下國內外的翻譯史研究呈現出欣欣向榮之勢，然而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仍較為薄弱?？疾熘形鞣降姆g史研究發現，當前翻譯史研究長于對具體譯史和譯論的梳理與總結、編年體例的資料匯編和譯家、譯事或譯作的個案研究，缺少從史學的角度、運用史學研究的方法深入研究翻譯史的力作，更缺乏書寫翻譯史的系統理論研究，正如許鈞等學者所言，我國翻譯史研究 “缺少從史學的角度、運用史學研究的方法去深入研究翻譯史的力作，更缺乏書寫翻譯史的系統理論研究”(許鈞、穆雷， 2009:85）。

西方學者如利瑪竇、柏應理、柯大衛、理雅各、衛立賢很早就有意識地、大規模地、系統譯介了中國的哲學典籍，翻譯學者如H ohn es, V enuti, Chesterm二及P ym等在翻譯史理論方面各有建樹，然而由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或者研究范式的不同，西方學者更多注重從中西比較哲學、漢學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中國哲學，如安田樸的《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與《中國之歐洲》、維吉爾·畢諾的《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韋利的《中國古代三大思維方式》，修中誠的《中國古代哲學》，美國漢學家顧利雅的《中國思想:從孔子到毛澤東》，陳榮捷的《中國哲學綱要及注釋書目》，葛瑞漢的《中國哲學及哲學文獻研究》，艾文賀、萬白安的《中國哲學經典讀本》。歸結起來，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研究在國外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其中既有西方對中國哲學的偏見和誤解因素，還有專業方面的原因，因為哲學典籍英譯史的撰寫不僅需要熟悉中國哲學思想，還要掌握翻譯理論并能夠熟練運用，國外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多為漢學家或哲學家，思想上的優越使他們對來自中國的哲學典籍翻譯史不予重視;中國哲學內涵深刻、含義豐富，從事翻譯史研究的翻譯學者對中國哲學專業生疏、知識欠缺，而這方面的知識積累遠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時，西方的翻譯史理論仍在發展，有待豐滿和完善，因而國外目前借助翻譯史理論撰寫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幾近空白。

國內的典籍英譯史研究已經起步，直接書寫中國典籍外譯史的論著有馬祖毅、任榮珍主編的《漢籍外譯史》與方漢文的《20世紀中國翻譯史》，這兩部著作對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史都有所涉及，但僅限于羅列翻譯史實和譯者介紹，對哲學典籍譯者的翻譯動機、翻譯策略、譯本在域外造成的影響缺乏分析和探討。其他最為常見的是對某類哲學典籍的譯本或某位譯者的專題研究，這些著作主要選取代表性譯者的譯本進行對比分析或對某位翻譯家的生平進行傳記寫作，但多從語言層面進行譯本的比對，或者對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進行評價或者借助某種翻譯理論對于翻譯現象進行點評，疏于對中國哲學做源流上的考證，缺乏對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宏觀上的關照，未能將哲學典籍英譯的整體狀況有效地呈現出來。

郭尚興教授借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哲學典籍英譯》C200'7}《中國哲學術語英譯研究》C2014}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論中國典籍英譯的幾個基本問題)) (2010)《論中國哲學典籍英譯認知的多重歷史視域融合》(2010)《論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目的與性質》(2013)《試論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原則》(2013)《中國傳統哲學典籍英譯范式初論》(2014)宏觀相契與微觀相切:中國傳統哲學典籍英譯的方法論研究》(2014)《論中國傳統哲學整體性觀照下術語英譯的意義相契性》(2015) ,《中國傳統哲學術語英譯方法研究》(2015)，對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有專門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楊靜的博士論文《二十一世紀美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論》作為國別專題斷代史對20世紀儒學在美國的翻譯與傳播進行梳理，并提出了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兩種范式。白玉杰的博士論文《中國哲學典籍英譯語境本體性研究》探討了語境在中國哲學典籍英譯過程中對意義認知的本體性。楊平的《論中國哲學的翻譯》（2012） ,提出中國哲學的研究應該從“以西釋中”轉向“以中釋中”，以中國哲學的概念、范疇和歷史文化背景診釋中國哲學，在翻譯中應“避免基督教化、西方哲學化或文化利用型的翻譯途徑，采取文化還原式的翻譯如音譯、創譯和綜合翻譯彰顯中國哲學的特質和財富”(楊平，2012:77) , "翻譯中國哲學典籍應該彰顯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和獨特性，確立中國譯者的主體地位，保留中國文化特色并注重異化的翻譯策略，還要建立研究型學者型翻譯模式”(楊平，2011:57)。國內另有其他學者岳峰、李玉良、鄧聯健、李新德對哲學典籍英譯提出了獨到的看法。

國家對哲學典籍翻譯史的研究給予了較大重視，先后啟動了“大中華文庫”和“熊貓叢書”出版工程，并于2006年起開始實施“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2010年還啟動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并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上對哲學典籍翻譯史提供了大力支持，2016年新批準的相關項目有李正栓的《藏族格言詩翻譯史研究》、土治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下少數民族活態史詩域外傳播與翻譯轉換研究》、黃碧蓉的《辜鴻銘儒家經典翻譯與域外傳播研究》、鄧聯健的《來華新教傳教士百年漢籍英譯史研究》、劉立壹的《}一九世紀英文漢學期刊對中國文化典籍的譯介研究》。典籍英譯的學者還定期舉辦典籍英譯研討會，并有專門的會刊《典籍翻譯研究》，將典籍英譯史研究作為主題之一，《中國翻譯》、《上海翻譯》、《燕山大學學報 (社科版)》專門為典籍翻譯開設了板塊，為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提供了平臺支持。國內相關翻譯史理論的研究為哲學典籍英譯史提供了方法論支持，為深刻認識典籍英譯史的本質和撰寫哲學典籍英譯史提供了理論指導，此處作者有專門論文論述，不再贅述。這方面的學者有土宏志、孔慧怡、許鈞、文軍、藍紅軍、穆雷、邵璐、夏天、易經、黃焰結等，他們取得的成果將翻譯史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三、《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撰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學術層面來講，英國是中國的哲學典籍英譯的大國，從1691年從拉J一文譯本轉譯《論語》的譯本開始，英國對中國的哲學典籍英譯事業已經走過了300余年，較之歐洲大陸國家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等國，英國的典籍翻譯事業起步較晚，但是英國是英語世界最早和最大規模譯介中國哲學典籍的國家，也是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主要國家，英國的新教傳教士對譯介中國哲學典籍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將中國的《四書》《五經》以及佛、道兩家的主要著作全部譯成英文出版，英國的第一代漢學家理雅各基本將先秦的儒道典籍譯成了英文，成為世界漢學家的楷模，并將英國推向世界漢學的中心，英國第二代漢學家亞瑟·韋利和第三代漢學家閡福德投身中國哲學典籍英譯事業，再次將中國的哲學典籍事業推向高潮。而目前尚無專門的研究對中國哲學典籍在英國的英譯史進行研究，為《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寫作提供了契機。

從歷史和現實層面來講，英國是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19世紀最為強大的西方國家，中英關系是19世紀中國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隨著兩國經濟實力的變化，經歷兩次鴉片戰爭與世界大戰的洗禮，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與中英兩國綜合國力的變化，中英關系經歷了一個錯綜復雜的演變過程。2015年10月，應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土國女土伊麗莎白二世的邀請，中國國家主席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領導人共同為兩國關系未來發展繪制藍圖，開啟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哲學典籍英譯事業作為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大國的英國，目前尚無專門的論著對中國哲學典籍在英國的翻譯史進行研究，《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撰寫有利于填補這塊研究空白，具有開創性意義。

通過對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史研究的現狀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存在以下不足:

1.從研究成果的類別來看，當前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史研究缺乏系統性，尚無針對中國哲學典籍在英國翻譯的綜合性研究，有限的研究成果僅見于漢學、比較文學或比較哲學著作，張弘的《英國的中國文學研究》對《四書》、《五經》的翻譯情況有所提及，姜智芹的《文化想象與文化利用—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以及葛瑞漢的《論道者:中國哲學論辯》都是截取了某個歷史階段中國文化或者哲學在英國的傳播情況，對于哲學典籍在英國的介紹還很不夠。

2.從研究的廣度來看，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史的研究不夠全面，有限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幾位名氣較大的翻譯家如理雅各、韋利、蘇慧廉的研究，對鴉片戰爭前的譯者如馬世曼、馬禮遜、柯大衛和二戰后的譯者如葛瑞漢、雷蒙·道森與閡福德的研究很少，另外，現有的研究大多圍繞先秦著作《論語》、《道德經》等展開研究，對諸子著作研究較少，宋明理學的研究幾近空白。

3.從史實關注的層面看，大量的翻譯活動史實還沒有得到重視。二戰后雖然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進入短暫的衰退期，但是英國還是出了不少典籍英譯大家，如葛瑞漢、霍克斯和閡福德等，他們的翻譯活動目前研究得還很少，同時與二戰前相比，中國的典籍英譯活動為何突然陷入衰退，除了美國漢學的崛起和英國經濟的衰退，為何文學典籍翻譯依然興盛，哲學典籍翻譯卻陷入低谷，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思考的。

4.從研究方法上來看，缺乏系統的研究方法和系統的翻譯理論指導。以上提到的大部分相關文獻停留在單純的對史料的梳理上，未能對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整體特征進行探討，也沒有借鑒相關學科如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統計學等學科的理論對史料進行深入分析，更沒有自覺運用翻譯學這一所屬學科常用的基本方法如定性定量研究、描述性研究、語料庫翻譯研究對中國的哲學典籍英譯進行深入系統的科學研究。

綜上所述，《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撰寫極為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四、《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撰寫設想

國內學者土克非曾經提出翻譯史與文化史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指出“研究者可以采取歷史梳理與理論分析相結合、案例分析與宏觀思辨相結合、突出理論與實踐并重、細描與邏輯推演并舉的研究思路”(劉杰輝，2016:124)。皮姆在《翻譯史方法論》中提到的“翻譯考古學”、“歷史批評”“解釋”的翻譯史的撰寫原則，即“解釋翻譯為什么會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發生;翻譯史知識的核心對象不是翻譯文本，或文本上下文關系及語言特征;翻譯史應圍繞譯者工作和生活的社會環境建立”(轉引自藍紅軍，2016:9)。本研究在借鑒兩者研究的基礎上，將在《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撰寫中綜合運用如下方法。

 (一)文獻法

文獻梳理是研究翻譯史的基礎和前提，可靠的史料來源是寫好翻譯史的保證，如果缺乏第一手的史料來源，就需要通過多種渠道對材料進行佐證以確保其真實性和可靠性，以免造成對學術的損害和歷史的扭曲，同時，資料的整理和分析也要有明確的邏輯分析意識和科學的翻譯理論指導，以免陷入單純的史料羅列而出現“史料匯編”現象。

 (二)文本細讀法

文本細讀法就是在尊重社會歷史的前提下，對譯本中的語言予以特別關注，考察同一原文、不同譯本、不同譯者或者相同譯者，揭示究竟是哪些因素影響到了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和運用，并揭示不同的譯本在歷史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三)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借用文獻目錄學方法手段，通過歸納、演繹等定性研究，結合總量與類別的量化統計和對比統計等定量研究”(劉杰輝，2016:124)，展示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哲學典籍在英國翻譯的具體面貌、主要特點及存在的問題，全方位地揭示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史背后的文化傳播規律。

 (四)史論結合的研究方法

藍紅軍提出，“史學要以對過去的研究實現對現實問題的反思，而翻譯學也必須關注當前社會的需要。因此，翻譯史研究的價值在于提供現實教益，讓譯者和譯學研究者理解翻譯本身，對翻譯過程中出現的某些翻譯現象做出歷史語境化的闡釋，并為翻譯理論與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提供借鑒”(藍紅軍， 2014:67)。我們研究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也要做到史論結合，有的放矢，史論結合的最終目的是加深我們對翻譯及其社會功能的認識，我們可將其視為對翻譯理論擴展的一次有益嘗試，通過考察歷史譯事得失，探討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通過翻譯傳播民族文化和塑造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可從以下幾方面展開專題研究:

1.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總覽。在描述翻譯學理論的指導下，勾畫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概貌，并根據翻譯主體、翻譯活動特征及其產生的影響將英國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分為四個時期:發韌期(19世紀之前)、發展期(18001840)繁榮期(18411911)，多元化時期(1912年一21世紀)。主要針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討:“誰在譯”(譯者身份)、“哪些文本被翻譯出去”(譯本類別及數量)、“如何翻譯”(翻譯策略)、“翻譯效果如何”(在英接受、傳播狀況，對中國國家形象塑造、中西文化交流影響)。

2.社會翻譯學理論對哲學典籍英譯史研究的適切性。借助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及國內的社會翻譯學理論對中國哲學典籍在英國的翻譯和傳播進行分析，探討譯本的誕生、特點以及譯者是如何與社會發生互動以及譯本產生了哪些影響。布迪厄的社會實踐模式可以用公式“「(慣習)(資本十場域=實踐”表示。人的社會實踐是人的性情傾向(慣習)與人在場域中的地位(取決于其資本或經濟、文化、社會和象征資本各自所占的比例)的互動，以及場域當前狀態的結果?！皥鲇颉敝傅氖窃诟鞣N位置之問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充滿了斗爭，而斗爭的實質就是爭奪場域中的地位，主要取決于擁有資本的數量和質量?！胺g場域”指翻譯的生產、傳播和接受、具體翻譯策略運用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空問，其中充滿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博弈，隱含著行為主體及各種機構相互問的權力關系狀態和對文化資本的爭奪。

“翻譯場域”中的行為主體譯者有屬于自身的思維習慣即“慣習”，它總是與特定的“翻譯場域”相關。譯者的意識和翻譯行為均受到“翻譯場域”中生成的“慣習”的規范和約束，譯者的實踐目的、價值取向、翻譯選材和翻譯策略都無法超越譯入語社會場域內特定的社會歷史的權力話語。

以鴉片戰爭前的新教傳教士翻譯中國哲學典籍為例，當時西方社會“場域”對中國文化充滿敵意與蔑視，基督教是他們共同的信仰，傳教士作為其中的行為主體自然無法超越本土社會價值體系，處于社會文化生產場中翻譯“子場域”的傳教士譯者，長期以來對本土文化、社會經濟條件就有一定的依賴性，“西方中心論”的“慣習”在他們的實踐歷史中形成、穩定化并發生建構性功能，傳教士肩負基督化中國的使命，他們在翻譯中國典籍時往往貫徹有利于本土文化和價值傾向的策略，在此“慣習”結構的引導下，他們的翻譯實踐大量地滲入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滲透著明顯的種族和文化優越感，包含著西方對東方文化的認識論暴力，其譯文深深地烙上了基督教意識形態的印記。

3.中國哲學典籍翻譯的翻譯模式研究。皮姆強調翻譯史研究要以人為本，而且注重翻譯的交互文化性。翻譯家是翻譯活動的主體，探討主體在時代語境中的選擇和決策的動態過程，但是翻譯家研究一般離不開譯本研究，包括文本選擇和文本翻譯策略選擇，這就是我們的“翻譯家模式研究”，翻譯模式指的是“基于一定理論指導的有關翻譯學研究和實踐的穩定性結構框架和活動程序。作為結構框架，模式包括理論依據、活動目標、操作程序、適用條件等要素;作為活動程序，模式具有穩定性、可操作性、有序性和有效性的特點”(藍紅軍，2015: 75)。本書主要選取以柯大衛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義翻譯模式”、理雅各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經學翻譯模式”以及“回歸原典性模式研究”，“回歸原典性模式研究”含韋利的實證性翻譯以及劉殿爵注重中國哲學特質的翻譯，通過選取各個譯者的代表性譯本，以點帶面地對譯本體現的不同翻譯模式、譯者的文化觀和翻譯觀對翻譯的制約作用進行分析，并對不同翻譯模式下的譯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的功能進行定位。(柯大衛的翻譯體現了西方闡釋學中“以讀者為中心的”闡釋進路，顯示基督教文化對儒家文化的優越性;理雅各的翻譯體現“以注疏文本為中心”的診釋進路，向讀者呈現中國的儒家文化發展的軌跡;韋利與劉殿爵的翻譯體現了“以原典為中心的進路”，韋利重在呈現歷史上“真正”的孔子，劉殿爵注重呈現中國哲學的特質，他們的譯文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都對中國文化在英國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目前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施的條件下，“回歸原典性模式研究”對推動中國文化在域外傳播是最為有利的，這種模式旨在呈現中國哲學特質，有利于維持民族文化身份，彰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滿足了中國文化戰略和塑造中國形象的訴求。

結語

英文哲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安樂哲；
羅思文；
《論語》；
哲學詮釋；
文化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8-0172-02

《論語》是一部承載了厚重文化積淀的傳統經典。它對中國社會、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結構等方面都產生了非常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而隨著近代以來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論語》更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典，集中代表了東方儒家文化的思想智慧，對世界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墩撜Z》的英文全譯本自20世紀中葉就出現了，其后，又有多種譯本問世。西方傳教士、漢學家、哲學家、中西方學者以及翻譯家都曾投身于《論語》的英譯之中。由于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譯目的和翻譯策略，致使眾多譯作風格迥異，褒貶不一。但總地來說，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選取安樂哲和羅思文在1998年合譯的《論語》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該英譯本為20世紀中后期比較權威的《論語》英譯本。

一、《論語》英譯本及其作者簡介

安樂哲，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漢學家，1987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亦是《東西方哲學》和《國際中國書評》的主編。安樂哲教授的學術研究范圍主要是中西比較哲學。曾出版了一系列蜚聲國際的中國哲學專著。

羅思文，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漢學家，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馬里蘭大學圣瑪麗學院人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宗教、倫理和政治理論、宗教哲學、語言哲學。主編或翻譯了《萊布尼茨：中國書簡》等6本書?，F任“亞洲社會與比較哲學論叢”主編。

1998年，安樂哲與羅思文合譯了《論語》，英文譯本名為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該譯本包括前言、導論、譯文和附錄。在前言中，作者相信翻譯對文化的交流和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思想家多用一種非歷史、非文化的方式進行哲學化的探討；
但是，孔子與之相反，他深切地關注身邊的現實問題。兩位教授深蘊中國哲學的特點，用自己的理解和英譯方法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態度，也越來越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經典；
他們的比較研究論著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思想長時間以來的深深誤解，清除了西方學界對“中國沒有哲學”的成見，開辟了中西哲學和文化深層對話的新路。（賀翠香，中國儒家的民主與宗教，2002：34）

二、哲學思維下的《論語》英譯

安樂哲、羅思文致力于從中國哲學本源的角度來詮釋《論語》，反對用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思想的“文化化約主義”翻譯方式，這是其譯本的最大特色。安樂哲和羅思文認為，西方學界對于中國哲學的理解極其有限，一直以來中國哲學經受著非常嚴重的誤解。最初傳教士們對儒家學作神學化詮釋，用基督教神學附會儒學，他們翻譯《論語》是為了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成分，強調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相同之處。其次，西方漢學家在“東方主義”的理念影響下，多從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角度闡釋《論語》。因此，安樂哲、羅思文所以致力于《論語》的哲學詮釋，是給西方讀者以啟迪，讓他們能夠盡可能多地理解儒家哲學思想，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文化教育背景，思維方式，興趣愛好和是非標準隨意夸大、弱化或剪裁中國哲學；
“只有當我們注意到積淀與中國人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尋常的觀念時，我們才能抵御文化化約主義的強烈引力”。（安樂哲、羅思文，1998：preface）安樂哲、羅思文從哲學和語言學背景來考察翻譯，認為古漢語是一種“過程性”、“事件性”的語言。與西方的思想家不同，中國早期的思想家們并不著力探尋事物的本質，他們認為唯一永恒的就是變化本身。這種哲學思維反映在《論語》翻譯中就體現為盡量不用實體性的詞匯來詮釋《論語》，而使用過程性的詞匯來翻譯。

例如，子曰：“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
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保ā秾W而·十一》）以下是不同譯者對這段話后半部分的不同翻譯，通過比較，可以很明確地證明上述觀點。

理雅各：If for three years he does not alta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

亞瑟·韋利：If for the whole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he manages to carry on the household exactly as in his father"s day，then he is a good son indeed.

劉殿爵：If，for three years，he makes no changes to his father"s ways，he can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

安樂哲、羅思文：A person who for three years refrains from reforming the ways of his late father can be called a filial son.

安樂哲、羅思文指出，前三種名家譯文都認為，如果兒子能夠在父親去世后三年內仍然遵循父親的“道”，他會終生不渝，始終堅持這樣一種“道”。但是，關鍵應該是在充分領會并踐行其“父之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將其道發展完善。他們的譯文暗示，子輩在遵循先輩的禮儀傳統的基礎上，定要消化吸收，再加以利用，使之與自己的獨特環境相協調。（安樂哲和羅思文，1998：280-281）

對中西方思維和語言差異的獨特理解促使安樂哲、羅思文在英語中尋找新的儒學關鍵詞譯名?？纯此麄冇嘘P“仁”的翻譯，一改以往譯者benevolence，goodness，humanity等譯法，安樂哲、羅思文把“為仁”視為一種行動或者狀態，根據過程性和關聯性思維，譯成authoritativeconduct，強調“成仁”的過程性。同樣的思維過程也體現在他們把“為仁由己”中的“由己”譯成self-originating。史嘉伯（DavidSchaberg）這樣評價，這種翻譯顯得冗長而且加上一些自造的術語，有人可能不喜歡，但有人會覺得雅致，能夠作為東西哲學對話的一種新嘗試。（David Schaberg，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2001）

安樂哲和羅思文沒有把“道”譯成常見的theWay，而只是譯成way，前者對絕對真理和權威的形而上學式的崇拜，而后者則強調在得“道”過程中對自身內在修養的不斷追求，是儒家思想過程性的考量。兩位教授還擯棄了對于“德”這一核心概念的諸如virtue和power這樣的傳統譯法，主要是由于virtue容易使人聯想到autonomy，individual，freedom這樣典型的西方哲學類概念；
此外power一詞又太強勢，與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國”理念相左。他們用excellence來譯“德”，意在傳達儒家道德的實踐性與過程性，做到“以善德施之他人，以善念存諸心中”。

“神”和“心”的常見英譯是humans pirituality，divinity，heart或mind。這種譯法導致了含糊其辭和文化偏見。安樂哲和羅思文翻譯“心”這個概念時，通過在英語中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來盡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幾種內涵。例如heart-and-mind和pneuma（精神、靈魂）。正是這些陌生的新詞提醒我們，已經進入一個迥異的哲學世界，給讀者以足夠的想象空間來解釋新詞。這種方法對讀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卻極大地減少了譯文和注釋評鑒中出現問題的幾率。

三、結論

20世紀以來，有些西方漢學家和哲學家出于“東方主義”角色和“西方文化化約主義”傾向，總試圖用西方熟悉的哲學詞匯來翻譯中國哲學作品，在他們的譯作中，我們只能看到一種西方形而上學式的哲學范式，他們的解讀中，沒有任何中國哲學的特色突顯，因而他們沒能夠以端正的態度去接受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安樂哲和羅思文尖銳地批評了這種傾向，并在自己的《論語》英譯中從中國哲學本源的角度出發，對《論語》中的中國儒學核心詞匯做出了新的哲學闡釋。安樂哲和羅思文《論語》譯本向西方世界彰顯了中國傳統和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和有效性，同時也證明了孔子對西方哲學反思重構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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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國興.論安樂哲《論語》翻譯的哲學思想[J].中國比較文學，2010，（1）.

英文哲學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翻譯轉換理論；
《中國哲學簡史》漢譯；
應用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315（2021）2-119-002

1917年，約翰·坎尼森·卡特福德（JohnC·Catford）出生在愛丁堡，是英國有名的語言學家和翻譯學家?？ㄌ馗５拢↗ohnC·Catford）先后就讀于愛丁堡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學習過法國語言文學、語音學、俄語等專業。1965年，卡特福德出版《翻譯的語言學理論》（ALinguisticTheoryofTranslation），該書為卡特福德的代表作，從語言學視角出發開辟了翻譯研究的新途徑?！胺g轉換”這一理論即是在該書中提出，該理論基于語言學視角，對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的語言形式差異進行比較，并詳細闡述兩種語言在詞匯與句法層面應該采用怎樣的轉換策略。

《中國哲學簡史》的作者系馮友蘭老先生。1947年馮友蘭老先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受聘擔任講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其英文講稿后經整理寫成《中國哲學簡史》，于1948年由美國麥克米蘭公司出版。此書一出，立即成為西方人了解和學習中國哲學的首選入門書。多年來，這部專著一直在世界各大學作為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使用，在西方影響很大。2015年，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老先生的漢語譯本出版發行。本文選取的語料即為趙老英譯本。

一、翻譯轉換理論及其內容

卡特福德在《翻譯的語言學理論》一書中指出翻譯轉換包含兩個模式：層次轉換和范疇轉換。其中層次轉換指目標文本和原文本所使用的詞語處于不同的語言層次上，即在語法層次和詞匯層次之間的相互轉換。范疇轉換，指的是翻譯偏離兩種語言的形式對應，范疇轉換又可以分為結構轉換、類別轉換、單位轉換以及系統內部轉換?？ㄌ馗５碌姆治鼋^大部分是針對范疇轉換進行的。本論文分析主要以范疇轉換英漢翻譯為主。其基本轉換理論如下：

1.層次轉換

由于英語與漢語分屬不同的語系，英語中的一些語法形式并不能在漢語中找到完全的對等形式，通常情況下，會改變英語的語法形式，在漢語中用詞匯的形式將英語中的語法形式表達出來，如，英語中的單復數及時態，通常通過增詞或減詞的形式在漢語中加以轉換。

例1：itissaidthatKingWeiofChu，havingheardhisname，oncesentmessengerswithgiftstoinvitehimtohisstate，promisingtomakehimchiefminister.ChuangTzu，however，merelylaughedandsaidtothem：“...Goaway，donotdefileme...Iprefertheenjoymentofmyownfreewill.”

譯文：據所記，楚威王曾慕莊周名，遣使者攜帶禮物往謁莊周，聘請他出任楚國宰相。莊周笑答說“子亟去，無污我?！覍幱螒蛭蹫^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p>

上文提到層次轉換通常表現為單復數變化及時態的表達兩個方面。源語文本中“sent”、“laughed”以及“said”三個詞體現為過去時態，譯文中時態表達并非通過詞匯的變化而完成，首句的“據所記”三個字即已從時間上交代清楚為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梢?，英漢兩種語言的在語法表達上的差異。英語往往通過詞匯的屈折變化體現其語法關系，如時態及復數關系，而漢語中的語法關系往往通過虛詞及時間狀語等符號具體體現。

2.結構轉換

卡特福德認為結構轉換是所有轉換中最為常見的轉換，絕大多數涉及語法結構的轉換。

例2：Thiskindofthinkingiscalledreflectivebecauseittakeslifeasitsobject.

譯文：這種思考，我們稱之為反思，因為它把人生作為思考的對象。

例3：Sometimes，whenthechildrenwerejustbeginningtolearnthecharacters，theyweregivenasortoftextbooktoread.

譯文：孩子剛學認字，通常所用的課本《三字經》。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源語多為被動語態，而目的語卻多為主動語態，其源語句子結構可表現為“物主語+bedone+賓語”而目的語翻譯為“人稱主語+動詞+賓語”形式。這是因為英漢兩種語言分屬于不同語系，英語中被動語態反映出西方人更看重客觀事物，漢語中主動語態使用反映出中國人更看重做事的人的作用。

3.類別轉換

類別轉換包括將一種詞性轉換為另一種詞性。

例4：AccordingtothetraditionofChinesephilosophy，itsfunctionisnottheincreaseofpositiveknowledge（bypositiveknowledgeImeaninformationregardingmattersoffact），buttheelevationofthemind—areachingoutforwhatisbeyondthepresentactualworld…

譯文：根據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增進正面的知識（我所說的正面知識是指對客觀事物的信息），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靈，超越現實世界，體驗高于道德的價值。

例5：This，however，isonlyasurfaceviewofthematter.

譯文：不過，這只是從表面上看問題。

例6：AWesternerstudentbeginningthestudyofChinesephilosophyisinstantlyconfrontedwithtwoobstacles.

譯文：一個開始學習中國哲學的西方學生，首先遇到的困難是語言的障礙，其次是中國哲學家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

類別轉換的例子在《中國哲學簡史》漢譯中可謂比比皆是。由于中英文分屬不同的語系，英文中善用名詞、而中文善用動詞，上述三個例子清晰地揭示了這一語言規律?！癐ncrease”、“elevation”以及“surface”分別譯成“增進”、“提高”以及“從表面上”，實現了由名詞到動詞的轉換。類別轉換可以折射出語言是作為一個無限生成的系統而存在的，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詞性轉換可以說是千變萬化的，無論如何變化，其總的原則為不違背原文意思，有助于譯文的通順流暢。趙老在《中國哲學簡史》漢譯過程中使用的類別轉換即體現了這一點。

4.單位轉換

單位轉換指的是目標語中等值翻譯與源語不在同一個層級上進行的轉換。此處“級”指不同等級的語言學單位，如句子、從句、詞群、單詞和詞素。為符合目標語的表達方式，通常情況下，英語中的一些句子可以翻譯成漢語中的短語、或者將短語翻譯成單詞。

例7：ItisquitecommontoseebothBuddhistmonksandTaoistmonkssimultaneouslyparticipatinginChinesefuneral.

譯文：在中國傳統的喪事儀式中，僧人和道士同時參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例8：This-worldlinessandother-worldlinessstandincontrasttoeachotherasdorealismandidealism.

譯文：入世和出世是對立的，正如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是對立的一樣。

例7與例8中的“itisquitecommon”、“asdo”在譯文中分別翻譯為“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正如……一樣”。將源語中的固定詞組以短句的形式表達出來，符合漢語多使用短句的習慣。而將“asdo”兩個詞匯翻譯為“正如……一樣”又體現出目標語中等值翻譯與源語不在同一個層級上進行的轉換。

5.系統內部轉換

這類轉換指源語和目標語擁有近似對應的體系，但是翻譯時涉及對目標語體系中不對應的詞語進行選擇。即在目標語中選用一個與源語不對應的形式。

例9：Menciusalsomeans：“Allthingsarecompletewithinus.Thereisnogreaterdelightthantorealizethisthroughself-cultivation.Andthereisnobetterwaytohuman-heartednessthanthepracticeoftheprincipleofShu.”

譯文：孟子還說“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怒而行，求仁莫近焉?！?/p>

例10：Menciusalsosays：“thepeoplearethemostimportantelement[inastate]；
thespiritsofthelandandthegrainaresecondary；
andthesovereignistheleast.”

譯文：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p>

英文哲學論文范文第4篇

葛瑞漢教授( 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 )是當代英國漢學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權威。1946年他就讀于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49年以優異的成績取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后留校擔任古漢語講師。1953年葛瑞漢以研究程明道與程伊川的博士論文自倫敦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葛瑞漢熱心于漫步講學，周游世界。他曾以訪問學者、客座教授身份講學于世界多所著名大學，如：香港大學(1954─1955年)、耶魯大學(1966─1967年)、密歇根大學(1970年)、康耐爾人文學會(1972─1973年)、 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1984─1986年)、臺灣清華大學(1987年)、布朗大學(1988年)和夏威夷大學(1989─1990年)。1971年葛瑞漢取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古漢語教授職位后在該位置任教十三年，成為當時倫敦大學最富盛名的中國學研究專家。1981年葛瑞漢當選為英國（文史哲）研究院院士。

葛瑞漢的中國學研究主要涉及對宋學家程氏二兄弟的哲學思想和對中國古代先秦哲學思想的研究。他在該領域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國兩位哲學家：程明道與程伊川》（1958）、《理性與自然》（1985）、《中國哲學與哲學文獻研究》（1986）、《陰陽與關聯思維的本質》（1986）、《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1989）、《理性中的非理性》（1992）。wWw.133229.COm除對古代中國哲學的精湛研究外，葛瑞漢還熱心于翻譯中國古代哲學名著與古典詩詞，出版了大量高質量的譯作，最具代表性的有《莊子·內七篇和外篇選》（1981）、《列子譯注》（1960）、《晚唐詩》（1965）、《西湖詩選》（1987）。

葛瑞漢對宋學家程顥（程明道）、程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頤（程伊川）的哲學思想很有研究。他在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開始對這兩位著名哲學家的思想產生濃厚興趣，后對其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系統研究。葛瑞漢1953年6月向倫敦大學提交其哲學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兩位哲學家：程明道與程伊川》，后又得到亞非學院的資助于1954-1955年在香港和日本游學一年。獲得新資料后，葛瑞漢重新對博士論文初稿進行了修改，所成專著于1958年在英國正式出版。這本書為那些初次遇到中國十一世紀哲學思想挑戰的學子們標明了起點，成為致力于這一思想研究領域的東西方學者的必讀文獻。該書以西方學者特有的視角，對二程的理學思想作了精湛研究。其特點有三：一是分疏了程明道與程伊川的理學范疇體系，闡明了這些范疇的意蘊；
二是考究了程明道與程伊川哲學的源流，揭示了兩種哲學的特質；
三是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哲學之異同，突出了二者之“異”。這部書不僅對新儒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和變化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作為研究北宋時期程明道、程伊川兩位哲學家思想的最清晰、最全面的英文文獻，至今仍然保持著其現實意義和實用價值。

葛瑞漢最為重要的漢學名著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該書從西方學者的視野出發，全面詮釋了從孔子到荀子中國古代各家學派的哲學思想。中國學者李學勤在《論道者》中文版代序中指出的：在此之前，英國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生主要從卜德教授的英譯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得到有關中國哲學研究的材料，《論道者》的出版改變了這一窘迫狀況?！墩摰勒摺饭灿伤牟糠纸M成，第一部分“天命秩序的崩潰”，葛瑞漢論述了孔子、墨子、楊朱學派、惠施與公孫龍等中國古代各家學派的思想；
第二部分為“從社會危機到形而上學危機：天人相分”，葛瑞漢首先論述了從孔子到孟子時期的政府、人性問題和儒家兩部經典《大學》與《中庸》，其次論述了從墨子到后墨：理性功利原則的道德再錘煉；
最后論述了從楊朱學派到道家莊子返歸自然以順天的哲學思想。第三部分名為“天人分途”，分別論述了道家老子、儒家荀子和法家不同的治國理念，并對世襲君主制進行了批判，對中國無政府主義問題和道家《莊子》的原始主義等問題進行了評述。第四部分“帝國與天人的再統一”，論述了中國陰陽五行學說以及周易等中國古代宇宙論，分析了雜家學說及其儒學的勝利。

英文哲學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論語》；
視域融合；
英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2-0121-02

《論語》是儒家經典著作，流傳至今經久不衰，可以說《論語》就是中國的圣經。16世紀末以來，《論語》開始被譯為西方語言?！墩撜Z》的英譯始于西方傳教士，之后也有西方漢學家、中國學者參與《論語》英譯。從《論語》第一個譯本出現至今，已確認《論語》原創譯本共有57個。本文主要選擇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譯本、龐德譯本、辜鴻銘譯本和安樂哲譯本對核心詞“仁”和“天”的不同英譯進行比較。

一、“視域融合”的提出及基本觀點

在傳統翻譯觀中，翻譯活動只有“文本”一個中心，譯者的職責是將原文本意義用目的語準確表達出來。時至今日，“忠實標準”仍然有強大生命力。隨著翻譯研究的不斷進步，人們逐漸認識到，文本是開放的，對其意義的闡發是一個永無止盡的動態過程?！胺g不可能有定本”，因此翻譯活動也就由“文本為中心”轉變成“譯者與原文本之間的對話”。在譯者與原文本的對話中，譯者不再隱身，而是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者。翻譯學者開始用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為理論支撐研究翻譯過程，提出了翻譯過程中的“視域融合”。

視域融合是由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提出的闡釋學三大原則之一。依照闡釋學觀點，譯者處于特殊歷史背景下，對任何文本的理解和翻譯都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礎上，這就是譯者的視域。譯者的視域是在目的語文本最終形成之前譯者在特殊的生活經歷、教育背景和時代背景下所具有的一切知識、觀點、認識和態度的總和，它不僅包括譯者在閱讀原文本之前所擁有的全部“前見”，而且還包括譯者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采取各種途徑（如查閱文獻資料或者向他人咨詢）所獲取的全部信息。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努力做到兩次視域融合：與原文本的視域融合和與譯文讀者的視域融合。在與原文本的視域融合過程中，譯者要考慮原作者身份和原作創作年代、目的、文字和句式結構特點，原作所處的歷史背景、主流思想、意識形態；
與譯文讀者的視域融合，則要考慮到其語言水平和需要，選擇恰當翻譯策略和方法，從而創作出優秀的譯作。譯者作為視域融合直接參與者和實現者，要經歷不同視域的沖突、排斥、達成一致最終融合的過程，最后產生新的視域。所以譯者要想辦法優化自己的視域，這樣才能更好的與原文本和讀者進行視域融合。

二、《論語》核心詞的英譯

《論語》核心詞包括“仁”、“君子”、“禮”、“道”、“天”、“德”等，這些核心詞在原文不同字句中有著相通但并不相同的意義，即使用現代漢語詞匯通譯都非常困難，更不說用同一個英語詞匯來翻譯。本文選取其中“仁”和“天”的英譯進行討論。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寓意極其豐富，在《論語》中一共出現了109次?！叭省卑斯?、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禮、悌等內容。在英文中找不到一個與之完全對應的單詞，所以英g十分困難。理雅各根據“仁”在《論語》中出現的位置不同、語境含義不同，分別把“仁”翻譯成了不同的英語單詞，如“virtue， true virtue， the good， benevolent actions， perfect virtues， the excellence等?？傮w來講，理雅各還是把“仁”譯為“virtue”。這樣將“仁”譯為“virtue”，使得“仁”和“德”的區別在英譯本中變得不那么明顯，可能會使讀者產生困惑，并且也沒有忠實地反映出“仁”是要靠后天努力形成的儒家思想。龐德在翻譯《論語》核心詞時使用的是他獨創的“意象析字法”，即通過分析漢字構造，找出所指向事物之間的關系，從而發掘漢字的“真實”意義。故龐德把“仁”理解為“Humanitas， humanity，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ld， real people， the real man， manhood， the man and his full contents等，這樣的英譯更多的是西方人道主義解讀。事實上，儒家思想中的“仁”遠遠比西方人道主義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更加深刻，龐德的譯法沒有展現“仁”的豐富含義。辜鴻銘則把“仁”統一翻譯為“moral life”和“moral character”，這樣就保留了中國文化特色，提高了中國文化影響力，較統一的翻譯又讓譯本讀者容易理解，接觸原汁原味中國文化，達到了“中西和諧”。安樂哲把“仁”翻譯為“authoritative person”，他認為“仁”是人在社會給予他的人際關系中體現出來的，是通過禮儀活動體現在他身上的文化傳統價值和習俗，強調“仁”的過程性。

在《論語》中，“天”的含義也十分寬泛，共出現了26次，包括了“自然的天”、“主宰之天”和“義理之天”。其中“自然之天”含義較為簡單，即浩瀚宇宙；
“主宰之天”有獨立人格和意志，主宰天地萬物之命運，宗教色彩較強烈；
“義理之天”即道德之天，其宗教色彩相對較弱，更多是一種道義與綱常。理雅各將“天”翻譯為“Heaven”，為了與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所區別，他以Heaven”首字母大寫來表示中國的神。但是當西方讀者讀到“Heaven”時，浮現在腦海里的一定是超越現世的造物主形象，以及罪孽、靈魂和來世這些基督教概念，很難體會到中國文化中的“天”。辜鴻銘采取“歸化”翻譯策略直接將“天”翻譯為“God”，讓人聯想到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著深深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印記，但是容易被西方讀者接受。安樂哲將“天”創造性地翻譯為“T’ien”，并用漢字和注釋加以解釋。這種譯法給讀者一種陌生感，屬異化翻譯策略，目的在于構建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挑戰西方文化霸權，傳播中華文化。

三、“仁”“天”英譯中的視域融合

理雅各《論語》英譯本是第一本英語全譯本，1861年首版于香港，問世100多年來，一直被奉為經典譯本。理雅各是英國倫敦教會傳教士，翻譯《論語》的目的就是為基督教傳教服務，幫助傳教士了解中國文化，找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間的相似之處，化解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敵意，達到“調和耶儒、以耶補儒”的傳教目的，這是理雅各的視域。理雅各在翻譯《論語》時查閱了眾多注疏，參考數個前人譯作，努力忠實傳達原作內容，達到與原文的視域融合。但由于受傳教士的身份和翻譯目的影響，使其“仁”和“天”的翻譯中帶有較大局限性。同時，理雅各更多考慮的是譯本讀者視域，更多地采用他們較為熟悉的英語語言。龐德作為漢學家，對中國文化十分推崇。龐德所經歷的時代，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龐德渴望從中國儒家文化中找到救贖西方世界的良藥，儒家的智慧正是西方社會所需要的。此外，龐德是詩人，在翻譯《論語》時更加重視翻譯的創造性，常常直接把自己的理解和領悟加入翻譯之中，在他的《論語》英譯本中可以看到許多類似于意象派詩歌的意象和行文風格，這是他與原文本獨特的視域融合。龐德的“意象析字法”使得他翻譯的《論語》充滿了文學和文化的想象，給予中國文化詩意的詮釋，為孔子思想的傳播注入了新的活力，讓讀者有了全新的認識和體會，是與讀者視域獨特的融合。辜鴻銘所處年代，西方文化占中心地位，中國文化處劣勢地位，他翻譯《論語》主要目的是反擊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為中國文化爭得一席之地，讓西方讀者了解真正的中國和儒家文化。他批判理雅各的譯本，“所展現的中國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質，對西方人來說顯得力氣怪異。他要“使英國人改變他們頭腦中以往形成的對中國人的先入之見，并由此改變他們對中國人和中國民族的態度”，這是他的視域。辜鴻銘在翻譯《論語》時總結前人翻譯得失，首創“以西釋中”翻譯策略，借用大量英語讀者熟悉的文學和文化內容，用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歌德、愛默生、莎士比亞、華茲華斯等的話語來對原文進行解釋，這是他與原文文本的視域融合。辜鴻銘的歸化翻譯策略使得他的譯本接受度很高，流傳度很廣，可以說辜鴻銘在與讀者視域融合方面做的非常成功。安樂哲是著名中國學學者，當代西方漢學界和哲學界的領軍人物，所處時代以及跨中西文化的教育和生活背景賦予他跨文化視野和“去中心主義”文化觀。安樂哲英譯《論語》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融匯中西文化，改變西方人認為“中國沒有哲學”的錯誤觀念，構建中國哲學體系，讓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哲學，這是安樂哲的視域。安樂哲為了傳播中國文化，十分重視譯本注釋，旁征博引，直接引用了《莊子》、《孟子》、《荀子》、《禮記》、《左氏春秋》、《詩經》、《說文》等經典，最長的注釋長達大半頁，這是他努力與原文本域融合的證據。同時譯者不斷提醒讀者中西文化和哲學的差異，幫助西方讀者重視儒家思想的獨特意義，努力與讀者視域進行融合。其《論語》英譯本更加凸顯了儒家思想的社會性和修養的過程性。安樂哲創造性地將“天”譯為“T’ien”正是體現了經典的意義不是封閉的，而是等待著不同讀者來解讀和詮釋，體現了譯者對讀者視域的重視。

綜上所述，不同譯者因為生活經歷和教育背景不同，有著不同翻譯目的和目標讀者，因此不同譯者有著不同的譯者視域。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既要考慮原文本視域，又要考慮譯文讀者的視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翻譯的目的，產生合格的譯本?！墩撜Z》核心詞“仁”和“天”在不同英譯本中的不同譯法，正是譯者視域與原文本和讀者視域兩度融合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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