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貧富差距論文【五篇】（精選文檔）

東亞各國／地區在經濟自由化、政治轉型及社會發展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點，一直是比較政治學與新政治經濟學關注的重要區域。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后半期快速的經濟增長引發了20世紀80、90年代關于“資本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貧富差距論文【五篇】（精選文檔）,供大家參考。

貧富差距論文范文第1篇

東亞各國／地區在經濟自由化、政治轉型及社會發展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點，一直是比較政治學與新政治經濟學關注的重要區域。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后半期快速的經濟增長引發了20世紀80、90年代關于“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學術研究熱潮。政治經濟學者提出的這一命題，強調東亞各國／地區政府強烈的發展意愿，即通過“強政權”駕馭市場和控制社會來引導經濟發展，從而對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崛起作出了超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解釋。④不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東亞的政治轉型不斷挑戰發展型國家理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促使研究者注意東亞“強政權”治理能力在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興起后不斷流失的現象。①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東亞曾被當作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性地區，但對近年來東亞政治變遷整體趨勢的系統性學術研究比較少見。亨廷頓、李普塞特、戴蒙德等政治學家認為，經濟發展帶來的中產階級規模擴大，威權政體合法統治權威下降，加上政治領導人的能動性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轉型。②按照亨廷頓提出的“兩次輪替測試”，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通過定期選舉實現了兩次平穩的政黨輪替，算是進入了“民主鞏固”階段。③這意味著以往“威權—反威權”的對抗性的政治議題結構應該消解，新的議題類型應該形成。例如，東亞各國、各地區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對其內部政治經濟的沖擊、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分配政策等議題，正進入方興未艾的選舉政治競爭中。不過，盡管新聞媒體進行了大量報道，但國際社會科學界對于新的政治議題尚缺少足夠的實證研究。其次，過去的東亞政治變遷研究比較重視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相對忽視基于經濟社會變遷的公共政策因素。④例如，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研究認為在臺灣政治轉型過程中，本?。馐?、本土／外來、獨立／統一等對立性的認同政治矛盾，塑造了臺灣兩大政黨競爭的形態。⑤而在本土化思潮崛起的年代，甚至民主／威權這對矛盾也與上述社會分歧相聯系，形成了所謂臺灣本省籍人追求“自決”和“民主”，外省籍人乃是“統一”和“威權”之代表的二分論述。近年來，臺灣地區選舉中的民主／威權、統／獨等二元對抗結構逐漸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具體的公共政策議題。韓國政治發展研究存在同樣的問題：反威權、后殖民的明星政治和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一直是研究重點，而近10余年來韓國“進步陣營”和“保守陣營”交替執政下的公共政策難題卻很少進入比較政治學政治發展研究的文獻中。再者，過去10多年來比較流行的“民主鞏固”理論從制度主義視角為政治變遷設定了一個相對靜態的標準框架，較少考慮政治轉型以后的新問題與新變化。①近年來，東亞地區的民主政治十分活躍，影響到社會共識與公共政策的形成。因此，僅停留在民主程序的鞏固上，很容易忽視治理績效問題的重要性。最近，有關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民眾對本國本地區民主內涵、政府績效、選舉信心等方面認識的系統性實證分析提示我們：首先，東亞地區民眾對民主政治的信任度較高；
其次，東亞正在形成以治理績效為主的民主觀；
再者，選民越來越重視公共政策和本地民生，而非簡單的二元對立式的“威權vs．民主”口號。②這些狀況為全球金融危機下東亞的選舉運動走向相對理性（但依然激烈）的公共政策競爭奠定了基礎，而不至于出現歐美的政治極化或西亞北非的政治極端主義。③概言之，“發展型國家理論”難以捕捉當前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環境中東亞政治經濟發展與公共政策的新問題，“民主化”、“民主鞏固”等命題主要從政治體制和選舉程序討論政治發展，對東亞當前政治變遷問題的解釋也頗有局限。東亞多數中小規模的經濟體，長期推行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且都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沖擊，在2009—2010年間連續幾個季度處于經濟衰退狀況。因此，我們要考慮的不再是過去幾十年間習以為常的經濟快速增長背景下的政治發展，而是經濟停滯甚至衰退狀態下的政治變遷，而后者在選舉運動中得到了集中體現。比較政治經濟學家彼得•古勒維奇運用“政治經濟的政治社會學”分析路徑，對19世紀末以來三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如何影響歐美五國的社會聯盟與政策選擇進行比較研究。他指出，在經濟困難時期，各種社會行為者的利益主張和政治聯盟往往更加清晰和活躍，圍繞著政策選擇的政治斗爭因而更為集中。①這啟示了本文對經濟衰退時期東亞地區選舉政治的探究。本文從經濟社會變遷和政黨選舉運動兩個層面入手，重點分析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兩場選舉運動，探究近年來東亞的經濟停滯、貧富差距擴大與不平等問題如何影響選舉政治模式的變化，以總結當前東亞地區比較獨特的“經濟衰退—貧富差距擴大—選舉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經濟關聯反應模式。

二、東亞的經濟社會狀況與公共政策需求

東亞多數國家和地區經歷了20世紀50—90年代的持續出口擴張和經濟增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在幾年后消退，2001年以后東亞地區基本進入比較穩定的增長階段。梳理2002—2012年東亞經濟狀況和一般民眾的政治態度，有助于理解本地區的基本公共政策需求和選舉政治演進動力。

（一）全球金融危機對東亞經濟的沖擊

東亞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深受全球金融危機和歐美市場萎縮的沖擊。從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看，2008—2009年，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出口產業幾乎崩盤，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甚至負增長，形成了全地區性的經濟衰退局面。如圖1所示，2008年第4季度到2009年第4季度，東亞8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出口增長率處于V型深底。經過2010年上半年的短暫復蘇，多數經濟體的出口增長率在2010年第3季度以后再次迅速下滑甚至出現負增長。2009年，中國臺灣地區的出口增長率驟降到－20．3％，出口產業處于極端困境。受惠于2010年對中國大陸、香港及越南出口的迅猛增長，2010年中國臺灣地區的出口總額快速復蘇，但2012年又掉到－2．30％。②同時，東亞8個經濟體的GDP增長率幾乎與出口形勢同步沉浮，2008年第3季度以后連續幾個季度陷入增長停滯甚至負增長困境。這種惡劣的經濟形勢直到2010年第1季度才有所好轉。然而，從2010年第3季度到整個2011年，愈演愈烈的歐洲債務危機和不斷萎縮的國際市場對脆弱的東亞出口和經濟復蘇形成了第二波沉重的沖擊。東亞出口經濟的大幅衰退直接引發各國／地區的就業問題。中國臺灣地區2009年的失業率為5．85％，達到該地區近50年來最高值。①韓國2009年的失業率也達到10年來最高的3．6％。宏觀經濟狀況的全面惡化則影響到各行業薪資的停滯。這兩方面都涉及所得分配不公的問題。由于各國、各地區國情、區情不同，調查方法和統計口徑也常有出入，所得分配的內涵和范圍不盡一致。在中國臺灣地區，統計部門主要以包括政府移轉收入在內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來測量所得分配與分化問題；
在新加坡，官方使用的“工作所得”概念并未包括政府移轉收入和繳稅支出；
在日本，所得分配統計數據自1999年起才納入農民人口，自2002年起才納入單人戶口。因此，一般性的跨國所得分配比較或貧富差距比較意義不大。但是，就各國／地區內部變化趨勢而言，隨著全球化勞動分工、知識經濟發展、家庭規?？s小等方面的變化，以家庭為單位測量所得分配，可以清楚看出各國／地區內部所得分配的長期趨勢。在消費領域，除日本外，東亞地區其他7個經濟體均出現了明顯的物價上漲趨勢。近年來，通訊與電子產品、住房與交通、教育醫療、文化休閑等消費類新興產業蓬勃興起，成為東亞地區一般家庭支出上漲的主要構成。這種情況一方面使得新興產業資本家和高管階層的財富迅速積累，另一方面造成底層民眾的生活壓力有增無減，進而加劇了貧富差距與階層分化。

（二）東亞民眾的政治信心與公共政策需求

在政治層面，近年來東亞多個國家或地區剛剛完成民主政治轉型，民眾比較信任新興的選舉政治運作，且積極參與選舉政治活動。2007—2008年“亞洲動態調查”的調查數據顯示：在多數東亞地區民眾看來，新興的民主政體大致符合允許競爭性、自由和公平選舉等標準；
除新加坡外，多數東亞公民認為政黨或候選人在選舉中能公平使用媒體；
多數東亞公民認為該國或地區上一次的全國性／地區性選舉大致是自由和公平的，參與選舉投票的比例相當高（全體平均72．5％）。①東亞各國／地區民眾對選舉政治的高信任度和參與熱情，使得主要政黨不得不對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擴大等民生問題作出反應。2008年以來，東亞的選舉政治籠罩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振興產業經濟、縮小貧富差距以及提升就業率成為熱門的選舉政見。其中，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是如何平衡經濟增長壓力與公平分配需求的關系。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強調公平分配優先的政黨一般被視為“偏左”政黨，希望著力處理貧富差距和高失業率問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分配端的沖擊。主張經濟增長優先的政黨則被視作“偏右”政黨，希望通過促進產業振興達到經濟復蘇，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增長端的沖擊。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促進出口增長、保障民生、實現經濟復蘇等公共政策需求，在自由市場、出口導向、股市發達的東亞中小規模經濟體中具有典型性?；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全球金融危機沖擊波下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關聯反應模式：“經濟衰退—貧富差距擴大—選舉政治公共政策化”（見圖2）。這是一個內部政治與國際經濟、經濟增長與社會分配、政黨政治與公共政策多維互動的政治經濟過程。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造成東亞產業經濟大幅萎縮，使得各國和地區內部出現經濟衰退、貧富差距擴大與通貨膨脹壓力；
緊接著，各主要政黨利用選舉政治平臺提出增長優先或分配優先的公共政策政見，試圖應對金融危機對各個經濟端口的沖擊。當然，增長—分配—消費三者緊密相連，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可能采用“理想型”的政見，但會根據自身既有優勢、選民基礎和議題偏好，既采取偏重某一方面的政策取向，又迎合中間選民的政策需求。作為在東亞地區具有代表性的兩個外向型中等規模經濟體，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都經歷過強政權主導下的持續經濟增長，也都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得以重振經濟，并在最近20年經歷了政治轉型，一向是比較政治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案例。因此，分析經濟衰退和貧富差距如何影響2012年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選舉運動，有助于檢驗東亞經濟—社會—政治的關聯模式。

三、中國臺灣地區的貧富差距與選舉政治演變

（一）臺灣的貧富差距狀況

根據臺灣“行政院主計總處”①的家庭收支調查數據，我們分析了衡量貧富差距的兩個基礎指標———基尼系數和大島指數②在中國臺灣地區的變動情況。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40多年，由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民營中小企業的興起，臺灣貧富差距較小，社會分配比較公平。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在過去10余年發生了變化。1990年，臺灣的基尼系數和大島指數分別為0．312和5．18。2004年至2011年，臺灣的基尼系數逐步上升，到2010年達到0．345的階段性高峰，此后兩年都維持在0．34以上。同時，臺灣的大島指數在2008年以后迅速攀升，達到2009年的6．32高峰值，此后雖略有回落，但并未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這說明，過去10年臺灣貧富差距出現高位徘徊，而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得臺灣最富有階層和最貧困階層的所得分配差距在極短時間內迅速地拉大。（見圖3）分析臺灣地區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數據可知，①最近10年來，臺灣地區家庭所得增長率明顯低于經濟增長率，越貧困者越明顯，越到經濟衰退時期越明顯。將臺灣地區全部家庭按所得高低五等分組后，對各組可支配所得的年增長率和同期臺灣地區人均年均GDP增長率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1）所得最低的兩組（最低組和次低組，共占40％家戶）平均所得均為負增長；
（2）五組家庭呈現出平均所得越低，則所得減少越明顯（最低組為—0．39），平均所得越高，所得增長越明顯（最高組為0．85）；
（3）10年來，所有組別的所得年增長率（總平均0．23％）低于人均GDP增長率（0．6％）。圖4可以直觀地看到按家庭所得劃分的臺灣各階層的利益受損情況，下層（最低組和次低組）的所得增長一直落后于經濟增長，上層（最高組）的所得增長在2008年以后超過經濟增長。這顯示了各階層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貧富差距日趨擴大的問題。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2008—2010年臺灣地區出現的經濟衰退，導致民眾的生活期望值呈現出戴維斯所說的“J曲線”，而2010—2011年臺灣的短期經濟復蘇未能阻止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多數中下層民眾的生活狀況沒有明顯改善，反而引發了更大的“相對剝奪感”或“相對貧困”。因此，臺灣執政當局引為政績的經濟復蘇被輿論稱為“無感復蘇”。同時，分配端的薪資停滯和消費端的物價持續上漲，為在野黨的選舉政治動員提供了社會基礎和輿論氛圍?？偟膩碚f，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臺灣地區低所得水準家庭的所得增長率下滑最為明顯，強化了社會中下階層的相對貧困。因此，一方面，臺灣地區各政黨不得不面臨嚴峻的發展問題，關于經濟增長優先還是分配公平優先的選擇難題由此進入公共政策的辯論空間。另一方面，臺灣社會以往缺乏清晰、穩定的階級認同，缺少階級對抗的社會基礎，但臺灣地區產業結構和從業結構的變化顯示，一個規模龐大的中間階層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的主體。①調查研究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初，40％—50％的臺灣民眾自認為屬于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這種階層認同感在最近5年處在40％上下。②直到今天，臺灣地區的自主勞工運動依然缺乏對抗性的階級認同，通過“兄弟義氣”進行基層勞工動員的流行方式，限制了臺灣階級運動的發展。③此外，由于受兩岸經貿發展和出口布局的影響，臺灣的產業經濟從加工制造業到高科技研發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大企業和中小企業有共同的發展利益，企業興衰又與就業和家庭所得密切相連，因此，企業和就業沒有形成嚴重的對立。于是，2012年1月上旬臺灣地區選舉前夕，臺灣大中小企業家紛紛表態支持“九二共識”，間接“挺馬”，對選舉結果產生深刻的影響。

（二）臺灣選舉政治演變與公共政策競爭

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臺灣地區政治轉型中，“認同政治”以省籍—族群—統獨爭議的形式出現在多次重要選舉中。這種現象在李登輝當政后期（1996—2000年）和當政時期（2000—2008年）表現得最為突出，掩蓋了其他經濟社會議題。蔡英文第一次擔任主席期間（2008—2012年），恰逢臺灣地區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內部貧富差距加劇之際，的選舉主軸轉向“中間偏左”的路線，發動民生政策議題以動員中下階層選民。2009年5月，“新潮流系”臺灣新社會智庫發表社論《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出：“中間偏左本來就是的立場?！雹龠@充分說明，迫于新的經濟社會形勢，為贏得選票而不得不調整選舉主軸。從2010年“五都選舉”②到2012年“大選”，不得不直接面對促進經濟復蘇與緩解貧富分化的雙重挑戰，同樣面臨經濟增長優先與分配公平優先的選擇難題。1．基于民生問題的選舉策略變化2010年底至2011年中，筆者多次在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等地訪談重要智囊人士和黨內干部，他們多數認為應該扭轉時代強烈的“”意識形態和親近企業財團的重商傾向，緊扣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臺灣社會突出的民生問題，重新把握選舉議題的主導權。③蔡英文的重要智囊陳明通教授認為：“現在的路線就是要回歸社會中下階層，老老實實做好左派政黨，才有選票和前途?！雹芸疾?010年底臺灣“五都選舉”，可以發現民生議題成為該黨選舉動員的主要內容。在“五都選舉”中，執政當局雖然注意到貧富分化問題，但是政黨高層與大企業的往來已經形成某種利益共同體，經濟政策上體現為照顧大企業的利益，相對忽視公平分配問題。⑤盡管內新生代也注意到中產階層日益脆弱，弱勢和邊緣群體存在反抗心理，但很難立即在政策上有效照顧他們的利益。占全臺灣人口60％的“五都”選民對兩黨競選主軸的態度延續到了2012年“大選”。在2011—2012年的臺灣選舉運動中，一度重視宣傳執政團隊帶領臺灣經濟走向復蘇的政績，而隨著選戰的推進，則愈來愈重視貧富差距擴大引發的各種社會民生問題。2011年11月之前，不斷強調，執政團隊在2010年創造出10．88％的經濟成長率，為24年來新高，“讓人民感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⑥但是，的選戰策略迫使競選團隊改變選舉策略，將政績宣傳從經濟復蘇轉向民生政策。2．公平分配問題與選舉公共政策2011年8月，公布謀劃已久的《十年政綱》。該政綱“總論”分析臺灣發展的新形勢：“經濟發展偏差造成失業率持續攀升，貧富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已嚴重沖擊社會的和諧發展，分配正義的挑戰陸續浮現?！睋?，《十年政綱》列出6項基本主張：就業導向的優質經濟、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永續發展的安全環境、多元開創的教育文化、人民參與的民主深化以及多邊穩定的和平戰略。其中，前兩項主張成為引領選舉策略和未來施政重心的主軸。所謂“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是指面對臺灣人口老齡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組、失業增加及工作貧窮擴大等社會新風險，當局必須建構“永續的社會安全網”，重視各項社會保險的公平性及永續性，同時應維護就業穩定、所得增長與勞工權益，力行稅制合理化，以最大程度縮小臺灣的貧富差距，營造高就業、高平等的和諧團結社會。在的壓力下，整合選舉政策主張，以應對公平分配問題。主要舉措概括如下：其一，“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的金融政策，由行政當局提出對銀行存款的全額擔保，并要求銀行盡量不要對企業抽銀根。其二，推動實施“二代全民健?！?，采用雙軌制征收保費，使有股利、利息等高額收入的民眾多繳保費，而依靠工薪過日者的保費則略有縮減。其三，通過“奢侈稅”立法及實施，遏止北部都市區的投機炒房行為。其四，推出“居住正義”的整體配套措施，運用公有地，減輕年輕人繳付巨額房貸利息壓力。其五，《社會救助法》新制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實施，直接讓全臺灣86萬低收入人口和弱勢族群受惠。2011年11月，團隊在社會福利和農民生產生活問題上提出新議題，包括調漲“老農津貼”、“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等。3．兩岸關系議題納入臺灣公共政策議題兩岸關系始終是影響臺灣政局變化的最重要因素。2012年臺灣地區選舉中，兩岸關系也在某種程度上被吸納進公共政策辯論之中。在兩岸關系上，強調臺灣地區所謂的政治主體性和經濟安全，采取兩岸關系議題的“政經分離”策略。這從其對《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下簡稱ECFA）的態度變化可以看出。首先是躲閃“九二共識”政治議題，積極主打所謂臺灣民生議題；
在無法回避ECFA的形勢下，把兩岸經貿議題與“九二共識”切割，納入臺灣民生議題之中。對此，一方面堅持“九二共識”，強調ECFA對臺灣經濟發展具有長期的正面效應，另一方面主張ECFA能夠促進就業和產業鏈的整體發展，有助于緩解貧富分化問題。①這樣，在2012年選舉中，兩岸議題不再是單純的認同問題，而是與臺灣經濟民生緊密相關的問題，再次突顯了臺灣選舉政治中動員模式的變化。由此可見，在臺灣選舉政治中，統獨認同議題逐漸降溫，貧富差距擴大引發的經濟民生公共政策辯論不斷升溫，尤其以2012年初的“總統”選舉最為明顯。蔡英文陷入兩岸政策的泥淖難以自拔，無法在經濟增長端妥善處理兩岸經濟合作與臺灣產業振興，導致在分配端和消費端上緩解貧富分化的政見失去可靠的經濟基礎，最終無法贏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偟膩碚f，臺灣選舉政治反映出東亞“經濟衰退—貧富分化—選舉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經濟關聯反應模式，并且由于海峽兩岸關系特殊性和臺灣政黨政治的族群認同背景，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四、韓國的貧富差距與選舉政治演變

（一）韓國的貧富差距狀況

作為出口導向的開放經濟體，韓國經濟社會同樣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資料顯示，2005年韓國城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是3902萬韓元，2011年增加到5098萬韓元，6年內增幅達31％，同期的農村家庭平均年收入則從3050萬韓元下降到3015萬韓元。①這不僅反映了韓國城鄉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而且說明韓國各個社會階層的貧富差距也逐漸加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韓國的基尼系數與亞洲其他經濟體相差并不大，但直接反映各階層收入差異的大島指數卻連年達到7．0以上，并從2008年的7．39劇增到2011年的7．86，達到10年來的新高，反映出貧富階層的差距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加速擴大。（參見圖5）如圖6所示，全部韓國家庭按可支配所得的高低進行五等分組，比較各組家庭所得年增長率（柱狀圖）與韓國人均GDP（折線圖），可以看出：2008—2009年，最低收入的家庭和次低家庭所得增長率為負值，且2008—2011年間這兩組的所得增長率都明顯低于中間所得組、次等所得組和最高所得組。這說明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韓國低所得家庭總是最先遭殃，且受損最為嚴重。

（二）韓國選舉政治演變與公共政策競爭

貧富差距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鄧小平 共同富裕 貧富差距

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從全局的高度規定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政治方向，是我們認識現階段貧富差距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理論依據。在我國現階段，應有效遏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著力縮小貧富差距幅度，穩步推進共同富裕，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正確把握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學內涵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最終目標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社會主義堅持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還強調說“如果我們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上了邪路了”。1990年，鄧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p>

1992年，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又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彼赋隽烁幻竦母就緩绞墙夥派a力，發展生產力；
規定了富民的基本性質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
明確了富民的總體目標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概括奠定了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論依據，并把共同富裕思想提升到社會主義本質論的高度。如果離開了共同富裕就失去了社會主義本質的意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最終目標。

（二）共同富裕必須建筑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

共同富裕是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上的民富國強。鄧小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中心任務”、“首要任務”、“第一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霸诎l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编囆∑竭€指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吧鐣髁x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富裕?！鄙鐣髁x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力基礎之上。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們既不能離開共同富裕講生產力發展，否則就會導致兩極分化；
也不能離開生產力發展講共同富裕，否則就會導致共同貧困。

（三）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

鄧小平根據我國的國情和經濟發展的規律，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張。這個“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富”的新構想，是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創新。先富的積極作用在于：一是示范作用。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經驗能為其他地區和其他人提供示范和借鑒。二是幫帶作用。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以幫助和帶動大部分人致富，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三是經濟作用。先富的地區、先富的人可以為落后的地區和人們提供經濟發展的空間、機會和手段。四是激勵作用。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可以有效地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激發他們的主動性、創造性，激勵沒有富裕的人奮起直追，從而走上富裕的道路。

（四）共同富裕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的富裕

共同富裕作為人類追求富裕生活的最新階段，它所指的不僅是全體社會成員物質生活上的富裕，更重要的表現為全體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全面提高，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富裕。走社會主義道路，首先要考慮人民群眾的合理物質利益，使人民群眾過上富裕的物質生活。但是，只有物質生活的富裕而沒有豐富的文化生活這種富裕并不是現代文明條件下的真正富裕。在現代文明條件下，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高度發展的科學技術和高度發展的文化教育，為人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內容，分享人類科學文化的成果，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愈來愈成為人們的共同需要。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皼]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

我國現階段貧富差距的現狀

改革開放后，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但是，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較快，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改善，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還很突出，特別是出現了居民收入和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現象。

（一）我國現階段貧富差距的現狀

1.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1984年為1.74: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為2.65:1，2000年為2.19:1，2001年為2.9:1，2002年為3.11:1，2003年為3.23:1，200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2∶1。

2.地區收入差距拉大。2005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四個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廣東，比最低的四個省區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高7000～10000元左右，而2000年，四個最高省市比四個最低省區高4000～6000元左右；
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四個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比最低的四個省市貴州、甘肅、云南、陜西高3700～6000元左右，而2000年，最高的四省市比最低的四省高4000～6000元左右。

3.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明顯拉大。1978年，我國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的行業的工資之比是1.38∶1，1998年則上升為2.35∶1。2000年，行業最高人均工資水平是行業最低人均工資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壟斷行業、新興產業部門等行業的收人增長很快，而一些傳統產業部門如冶金、煤炭、紡織等行業的收入增長緩慢。

4. 非法致富現象較為嚴重。有一些社會成員利用非法手段，如偷稅漏稅、敲詐勒索、貪污受賄、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以及各種形式的尋租、內部人控制等非法收入現象相當普遍。其中社會反映最為強烈、影響最突出的是利用職權謀取不義之財的腐敗行為，從索賄受賄到權錢交易到與不法分子狼狽為奸，腐敗問題相當嚴重和突出。

?。ǘ┛茖W全面認識我國現階段貧富差距的現狀

應該說，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相當懸殊，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應從多重視角綜合分析我國當前的貧富差距，才有可能得出比較客觀的結論。

1.現階段的貧富差距并沒有導致兩極分化，而且也不是兩極分化。首先，從基尼系數來衡量現階段的貧富差距并沒有導致兩極分化。關于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貧富差距程度的度量問題，國際上比較流行的是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一般經驗認為，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明收入分配處于高度平均狀態；
基尼系數在0.2-0.3時，為相比平均；
基尼系數在0.3-0.4時，為比較合理；
基尼系數超過0.5時，表明收入分配出現兩極分化，它會引起眾多的社會問題。0.6是社會震蕩臨界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基尼系數所反映出來的收入差距，總的來說呈現一種上升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測算， 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為0.212，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數為0.16，說明當時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現平均主義狀況。2004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則上升到0.465， 2005年逼近0.47。據專家指出，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基尼系數會更大。因此，中國貧富差距現狀不容樂觀。但是貧富差距拉大，并不意味著兩極分化。經濟學家劉國光認為，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數(國際上通用的反映居民之間收入差異程度的指標)才開始下降。而2007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因此，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的拉大是暫時的，總體上并沒有出現兩極分化。

其次，我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現階段的貧富差距并沒有導致兩極分化。兩極分化既有量的規定性又有質的規定性，從量的規定性來看是指貧困階層和富有階層的財產和收入差距達到對立的兩極。從質的規定性來看是指貧困階層和富有階層在財產和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同時兩大階層形成深刻的矛盾和沖突，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礎上的，其生產的根本目的、動機和實質是剩余價值，是追求資本價值的無限增值，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財富日益擴大，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狀況日趨惡化。盡管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會在資本家獲得更多剩余價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和提高，但從他們的社會地位、就業狀況、精神生活等整體來看，仍然趨于貧困，特別是與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增長更快的剩余價值和利潤相比，差距在擴大，生活水平在下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只能產生財富和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而不可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制度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創造和享有物質財富的制度。我國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的條件下，一方面不可能出現少數富有者作為社會的一個“極”，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占有他人剩余勞動而致富，也不可能在社會的另一“極”形成貧困的積累。這是資本主義所有制所不具有的優越性。

分析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不難發現，高收入階層的人數較少，尚未形成一個有政治影響的階層。他們在這一時期的收入來源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原始積累的色彩。而這種原始積累隨著國家干預經濟活動的能力的加強和調控方法的改進將逐步結束。另一方面，中國的貧富人口相對分散，泛化地隱藏在地域、產業、所有制形式和職業等標簽之下，因而從嚴格的社會學意義上講，這部分人還不能構成一個階層，只能算群體，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還只是一種非對抗性的社會沖突，與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絕對對立的階級矛盾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事實證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扶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截至2006年底，我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已從1978年的2.5億人下降到2148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2.3%。貧困地區各項社會事業長足發展，人們的精神面貌發生巨大變化。據世界銀行的監測數據，1990—2002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1.95億，占同期全球貧困人口減少總數的90%以上。所有這些都是得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2.現階段的貧富差距應放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整個實現過程中去加以認識，是一種富裕程度的區別，是先富與后富的區別?，F階段的貧富差距與中國人民的致富實踐活動是同向的而不是逆向的。貧富差距是在我國居民總體收入提高基礎上的收入差距，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共同富裕目標下先富后富的差別，而不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的。只不過由于各種因素的作用，一部分人富裕程度更高、更快一些，這種差距是相對差距而不是絕對差距。要把這種差距放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整個實現過程中去加以認識。歷史使我們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而改革是從打破平均主義開始的，發展的高效率來自于有限資源的不平衡配置，如果沒有一部分地區的更快發展，沒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從而調動地方和個人的積極性，產生有效的競爭，就不可能有全國的持續快速發展。

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證明：適度、有序的貧富差距是黨的富民政策和邁向共同富裕的最具實際意義的一步，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大多數人共同富裕，是一個從個別到普遍、由點到面的漸進的積累、延伸、輻射的過程，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3.現階段中國社會沒有出現兩極分化，絕不意味著可以無限度的繼續忽視貧富差距拉大?，F階段中國社會沒有出現兩極分化，絕不意味著可以忽視貧富差距拉大。我們必須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采取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縮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第一，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第二，打破城鄉二元政治經濟制度，給予農民“國民待遇”。第三，貫徹國家對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采取的特殊扶持政策。第四，加快農村經濟發展。第五，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總之，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是全體人民在共同富裕過程中的先富與后富之間關系的反映，而非主要由社會制度性障礙造成。它并沒有導致兩極分化，而且也不是兩極分化。它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暫時性，我們既要承認貧富差距，又要不斷縮小貧富差距。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理論熱點面對面[M]. 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08

貧富差距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公平；
效率；
關系；
社會幸福

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2-0034-02

公平、效率是當前社會焦點，也是理論研究熱點。公平、效率同是社會兩大追求，正確認識和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當前理論研究和政策選擇的重大命題。但是，學者們在理論上對二者關系糾纏不清，導致現實政策選擇莫衷一是。本文從現實角度分析二者的關系及影響，希冀對公平、效率的理論和政策實踐選擇提供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一、追求公平的現實分析

公平一詞被人們在多種語境下廣泛應用，含義寬泛，以致難于精確定義。學者們各自給出的定義也多種多樣。公平含有公正、公道、正義、平等的意義，卻又與這些概念有差別。公平是主體依據一定的標準對社會現象進行價值判斷或采取行動，符合其價值準則者為公平，否則為不公平。穆勒認為：“每個人得到他應得的東西為公道；
也公認每個人得到他不應得的福利或遭受他不應得的禍害為不公道?！盵1]“應得”或“不應得”需要依據一定標準來進行價值判斷。公平的標準包含“公”（不徇己私）、“平”（平等而不偏袒某人）雙重要求，即既不偏袒我（們），也不偏袒你（們）或他（們）。

當前人們認為不公平的現象主要有：一是貧富差距過大（與之相關聯的還有城鄉差距、地域差距、階層差距、壟斷與非壟斷行業差距過大）。這是事實上的結果不公平。二是權力失范。

治理貧富差距對公平、效率的影響和對社會的意義和影響人們認識并不完全深入透徹，需要進一步闡明：

第一，貧富差距過大或過小都不合理，應該保持合理的貧富差距。麥克利蘭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論指出，有一半成功的機會往往最能激勵人們去取得成就，任務成功的概率太低或太高都不太吸引人。貧富差距過大，主體認為無法能夠趕超將放棄努力。但是，財富的強大魔力吸引人們努力致富，不能通過正常努力實現趕超就有人會通過“不正常努力”實現趕超，導致腐敗。貧富差距過小就激發不了動力，所以平均主義時代社會效率很低。在公平條件下，貧富差距完全由個人條件差異和努力程度不同產生。

第二，人們對貧富差距的不同態度將導致人們不同的社會行為。歸因理論指出，人們常常把造成某種行為結果的原因歸結為努力程度、能力大小、客觀條件、機遇四種[2]。若主體把貧富差距歸因于可以人為調節的原因，如努力程度，就能夠激起個人的致富努力；
若歸因于無法人為改變的原因，如運氣和機遇，主體會放棄趕超的努力；
若歸因于能力大小、客觀條件等等可以一定程度人為改變的原因時，則取決于主體認為他能多大程度提升能力或改變客觀條件。若貧富差距緣于社會造成的、個人無力改變的不公平障礙阻斷了公平致富的通路，主體將放棄正常努力并心存怨恨；
若富人擔心社會將剝奪他的財富，他將放棄掙錢的努力。

第三，全民逐富放大了貧富差距效應。期望理論指出，當人們有需要，又有達到目標的可能性時，積極性才高：激勵水平M=期望概率E×目標效價V[3]?，F在“利”幾乎成了社會唯一的追求:百姓逐利，商人逐利，當官也叫“老總”、導師也被學生稱作“老板”，全民崇拜孔方兄?！疤煜挛跷踅詾槔麃?，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方面激起社會創富的激情，另一方面造成了真、善、美等其他價值失去社會激勵作用，形成了唯利是圖、貧富差距擾動社會的極端局面。

第四，貧富差距產生的壓力過大或趕超過程中壓力超過主體承受限度，主體可能失?！，F在貧富差距懸殊，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
不公平的障礙阻斷人們正常努力的希望，進一步增加了人們心理的陰影；
社會追求集中于利，使人們失去了緩解或替代的可能；
既得利益格局固化，使改變現狀、進入社會成功階層的希望幻滅，社會情緒或行為面臨失常。

第五，有人通過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對經濟增長具有抑制作用，同時貧富差距擴大具有擴大凈出口、抑制投資和消費的效應，造成內、外經濟失衡，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加大經濟運行的風險[4]。貧富差距過大必然造成有購買力者沒有購買欲望、有購買欲望者沒有購買力。

二、追求效率的現實分析

效率指在一定時間內投入與產出的比率，以最小投入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大產出即實現了效率最大化。效率定義給出了確定的計算方案，不像公平那樣各有不同標準與結論。但是，很多時候因缺少數據或數據過于龐大復雜或未來數據可能變化而使得這種計算無法進行，導致多種效率主張的爭論無法平息。

因此，同公平一樣，效率也難有一致認識。尤其對提高效率的措施的爭論一直紛紜難統：是否提高了效率就損害了公平？是否降低效率的追求就能增進公平？是否提高了效率才能提高公平？應該對提高效率的主要措施的作用和影響加以分析：

第一，增加要素投入提高效率。通過提高不可再生要素（如礦石、石油等一次性資源能源）的投入以提高眼前效率，必然導致不可再生要素枯竭，使子孫后代不能持續發展。遺憾的是，人們為了追求眼前效率，正在這樣做。若通過提高非損耗性要素如科技的投入提高效率，則可能實現長久發展并促進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但是，科技的雙刃性也會給社會帶來負面作用。

貧富差距論文范文第4篇

Yang Xiaohua

（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摘要：
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過大的貧富差距會給社會帶來動蕩，因此，我們不能忽視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應正確的看待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產生的原因，現狀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Abstract: Appropriat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its own rationality, but the Gini coefficient in China has exceeded the international warning line, the most prominent manifestation i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excessive wealth gap would bring instability, so we can not ignore the problem of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should be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roblem of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auses, current situation and its impact, and propose solutions.

關鍵詞：
轉型期 貧富差距擴大 對策

Key words: transitional period；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ermeasures

中圖分類號：C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6-0327-02

1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1.1 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一直存在，從1988年，我國城鎮人均收入與農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呈迅速上升的勢頭。從最低的1988年的1.72:1擴大到2008年的3.21:1，其實這種城鄉比率僅考慮到城鄉的工資性收入，并未包括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種福利性收入，如果再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實物補貼如公費醫療，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計算在內，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將達到6:1。到目前為止，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的實際增長任然低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幅，這使得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很大。

1.2 區域之間的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呈階梯狀分布。東部地區發展最快，中部其次，西部最慢。根據國家統計數據表明，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到2005年，東部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擴大到13230元，增加了一倍多。

1.3 不同行業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在我國存在一些壟斷行業，如石油天然氣開采，煙草制造，鐵路，航空，電信等行業，他們獲得了較高的收入。而一些基礎行業，如服務業，農業等收入都很低。最近，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做出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快于低收入行業，將兩者差距進一步拉大。報告舉例說，證券業，航空運輸業，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年薪能達到10萬元以上，而紡織業，農業，文體用品制造業等行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低于2萬元。

2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2.1 各種配套機制不完善加劇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還不完善，導致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不夠充分，一些群體或個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聚斂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成為暴發戶，一些壟斷行業憑借壟斷地位積累大量財富，使其就業人員不僅享有較高的收入，而且享有豐厚的福利待遇，這些都促使了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由于市場經濟初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往往會出現很多的法律漏洞，導致很多的非法收入。同時社會轉軌時期，新舊體制并存，有些人利用自己控制的權力進行貪污受賄，牟取雙軌制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利益，這些都在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

2.2 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由于我國長期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果的影響，一方面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農村生產率低于現代工業為主的城市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上的差距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另一方面，農產品的價格長期低于工業產品的價格，這種價格的“剪刀差”政策促進了工業的發展，也阻礙了農業的發展。二元的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民進城務工，同時也剝奪了農民工的一些城市居民必備的保障福利，這也造成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且在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實施的東部沿海地區優先發展，西部地區支持東部發展政策，促進了東部地區額的繁榮發達，而先富起來的東部并沒有發揮其積極的帶動作用帶動西部發展，促使西部地區越來越落后，擴大了東西部之間的差距。

2.3 分配制度和稅收制度的缺陷拉大收入差距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分配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是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這種往往導致分配不公，占有生產要素多者會得到更多的財產性收入，而沒有生產要素者則沒有財產性收入。就我國目前的稅收情況來看，高收入群體對稅收的貢獻不大，反而是中低收入群體成了納稅大戶，原因是缺乏對高收入群體監控的能力和稅收征收處罰的力度，加上長期以來農民的稅收負人均高于城市居民的稅費負擔，無疑會拉大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2.4 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社會保障也是調節再分配的手段，而我國的社會保障事業明顯滯后于經濟的高速發展。一方面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比較狹窄，覆蓋面比較小，保障程度低，一般只是對退休職工的養老以及在職職工的福利方面的保障，對于失業保險制度任然是比較薄弱的。另一方面，我國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城鄉的社保也有的一定的差距，很多城市人口享有的福利保障農村人口卻沒能享受，從而使城鄉居民貧富擴大。

3貧富差距擴大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

3.1 易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貧富差距過大容易導致貧富階層間、弱勢群體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增加。社會公眾一般認為“先富群體”的致富手段主要還是正面，主要是通過勤勞致富，但也有很多人把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直接歸結為，巧取豪奪等手段，滋生出仇富的心理。當弱者的生存機會，生活條件受到抑制的時候，他們就會產生的沖動心理和行為，容易采取一些極端的犯罪手段來報復社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一些可求財富的人也往往會采取各種不正常的，不正當的，甚至是違法的手段來獲取財富。據調查，犯罪活動與全國居民收入差距有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基尼系數越高違法犯罪活動就越多，犯罪率和治安案件發案率就越高。同時，政府處理的無力導致公眾對政府缺乏信任感。

3.2 影響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的發展貧富差距過大，一方面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制約經濟的持續增長，當社會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時，大多數人的購買能力就下降，不能轉化為有效需求，這樣國內市場的拓展就受到限制，經濟發展無疑就會受到制約。另一方面，貧富差距的擴大會加深中低收入的貧困感和危機感，使他們變的消費信心不足，消費傾向降低，消費傾向的下降最終會導致消費不足，從而制約經濟的持續增長。

從產業結構來看，如果貧富差距過大，需求必然會出現兩個極端，低收入者把絕大部分收入都消費在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則更傾向與高檔品的消費。而高檔消費品需要較高的技術和較多的資金，這些技術和資金又遠非發展中國家自身所能滿足的，他們的偏好很可能導致因為資金的外流造成本國資金的短缺，一些須大力發展產業因資金缺乏而得不到發展。

3.3 貧富差距過大會導致社會結構的失調，容易產生兩極分化社會財富占有的不同影響和決定社會的分層，一般來說，社會分層體系的形狀結構可以劃分為“金字塔型”“啞鈴型”“橄欖型”三種類型。而金字塔和啞鈴型都是一種失衡的社會結構，只有橄欖型才是穩定型的社會結構，貧窮者和富裕者都只占社會人口少數，絕大多數是處于中間階層的。而中國社會結構既不是橄欖型也不是啞鈴型的社會而是金字塔形的社會，20%的人占有80%的財富，而80%的人只占有20%的財富，這樣的社會結構就是一個失衡的社會結構，如果任由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會進一步加劇這種失衡的社會結構，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會形成嚴重的對立，加劇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3.4 導致社會心理的失衡社會心理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方面，現階段貧富差距過大嚴重影響了國民的社會心理。由于受到傳統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影響，廣大群眾對收入不公的承受能力是非常脆弱的，因此，民眾會產生強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對剝奪感。這種不公平和剝奪感往往會激發人們的仇富心理。甚至引發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并使社會階層之間形成對立的情況。

4縮小貧富差距擴大的對策

貧富差距擴大不僅影響到經濟的發展，也影響到社會的穩定，為了縮小貧富差距，政府和市場這兩種手段缺一不可。

4.1 發展經濟我國貧富差距拉大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過程中出現的，那么收入差距的縮小也同樣要建立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只有不斷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發展，把“蛋糕”做得越來越大，才能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礎上縮小貧富差距問題。同時，建立自由、平等、統一開放的市場經濟，完善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為市場經濟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4.2 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我們在做大“蛋糕”之后，更重要的是要分好蛋糕，只有分好了蛋糕社會才會和諧。因此，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二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以此來縮小貧富差距。另外，政府應該采取措施，鼓勵第三次分配，就是動員社會力量，通過社會救助，慈善事業，民間捐助，志愿者行動等方式來幫助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改善他們的醫療，文化，教育和生存條件，第三次分配是調節社會分配的一個重要手段。

4.3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配套機制，也是社會穩定的安全閥。因此要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擴大社保的覆蓋面，保障社保水平，實現社保的可持續。特別是把農民工納入到社保體系中來，重視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繼續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同時要加強社保的立法工作，實現社會保障的法律化，規范化，強化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監管。

4.4 完善我國的稅收制度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調控手段。首先要完善個人所得稅的征管。主要是對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其次是加大對壟斷行業征收的力度，提升行業壟斷的納稅的稅率，特別是一些能源，資源稅的征收。

4.5 健全利益表達機制，積極化解社會矛盾一方面要拓展和疏通利益表達的渠道，完善利益表達的公共參與模式。另一方面要建立制度性的利益表達平臺，讓各個群體的合理利益訴求能夠通過規范，公開的渠道送達決策機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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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社會轉型，社會公正，研究

當今國內的社會公正問題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此之前的30年間，國內有關當代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公正問題研究基本上是一個空白地帶近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和社會結構轉型的全面展開，社會公正問題已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國內的社會學者以其獨特的學科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學者們充分認識到作為一個社會的根本價值尺度和基本規則體系，社會公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本文嘗試從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等角度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社會學界關于社會公正問題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文獻回顧式梳理。

一、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社會分層研究中的公正問題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社會變遷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即社會結構特別是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對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及其社會影響的分析、解釋成為國內外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并引發了大量的理論研究以及爭論。對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及其社會影響的分析，基本上是在兩個層面上展開的：一是對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重大變遷及其機制的研究；
二是對作為社會結構利益主體——階級階層的研究，即社會分層研究。中國轉型期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變遷問題之所以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研究興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愈演愈烈的社會貧富分化趨勢，這使得社會財富與發展機會，繼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社會擴散”，演變為向少數人手中積聚。許多學者都注意到社會分層中的公正性問題。

二、中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與貧富差距對社會公正的影響

貧富差距實際上是與社會分層密切相關的問題。我們研究社會分層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包括經濟地位（財產地位）、權力和社會聲望三大測量指標。在這三種指標中，貧富差距也就是經濟方面的差異，是人們首先關心的問題。社會學者秉承學科的人文關懷理念，并憑借自身的學科研究優勢，一直把收入分配問題作為研究的焦點問題。研究者們關注的問題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如何研究中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與貧富差距問題。在研究收入時，有必要設計一些相關指標，對于收入的可信性進行測定。李培林則強調應該特別注意對社會公正的主觀心態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人們對貧富差距的社會心態和對其發展趨勢的心理預期已經影響到人們對社會公正的信念。論文參考網。第二，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與貧富差距究竟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貧富分化已成為一個結構性現象。這已經得到了國內外相關經驗研究的共識性支持。研究者們認為其具體表現和特點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非常迅速；
二是城鄉、地區、行業及部門間差距繼續擴大；
三是貧富差距的主要指數持續走高，已經形成了貧富階層的明顯分化。第三，如何評價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即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究竟是比較合理，還是已經過大或者到了比較危險的臨界點，換言之，它是否影響到社會的平等與公正。

三、中國現階段的貧困問題對社會公正的影響

貧困與公正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貧困問題的長期存在無疑是與實現社會公正這一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相違背的。關信平認為，城市貧困對個人的負面影響體現在：貧困狀況導致窮人及其家庭成員在教育、健康、生活保障等方面水平的低下；
對于窮人來說，貧困還意味著在整個社會結構中處于最低下的地位；
貧困的生活會導致城市中的窮人產生較強的心理反應。城市貧困的存在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它違背了當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
帶來很多的社會沖突；
導致社會結構和文化整合程度的降低；
對社會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等等。也有學者在區分“不公正的貧困”與“公正的貧困”兩種現象的基礎上，提出公正與貧困在中國的社會轉型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充分，這主要表現在：第一，貧困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公正問題在中國的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得非常突出，公正的保證原則的實現對于整個中國社會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二，貧困群體的存在，對于中國社會造成了復雜而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損傷了社會公正，降低了社會的整合程度。有研究者還指出了社會剝奪或社會排斥成為消除貧困的障礙，阻礙了一個穩定、安全而公正的社會的獲致。

四、關于社會公正的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

自20世紀80年代始，公正（正義）問題就引起了我國思想理論界的高度重視。20多年來，在介紹、梳理與廓清西方正義理論的基礎上，學者們從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環境學等多種角度對公正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國內社會學界對社會公正的有關理論問題也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思考。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于社會公正與自由、平等的關系。從羅爾斯的兩條正義原則出發，吳忠民提出，現代社會中公正的基本理念依據主要有三個，即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社會合作的理念。第二，關于公正與公平的關系。對于“公正”與“公平”這兩個概念，國內學者們一般不加嚴格區分，經常是交替使用，將這二者當成一回事。吳忠民就此指出，從狹義上講，“公正”與“公平”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二者最為重要的區別是公正帶有明顯的“價值取向”，而公平則帶有明顯的“工具性”。做出這種嚴格的區分，并不是毫無意義的。論文參考網。正是由于人們經常地用公平取代了公正的稱謂，才產生了一些本來不成其為爭論的爭論。第三，關于起點的公平、結果的公平與規則公正。有學者指出，在當前中國，比較表面和最為常見的正義問題，就是起點平等、規則平等（機會平等）與結果公正；
只是各方關注的側重點有所差異。茅于軾認為，真正的公平既非起點的公平，也非終點的公平，而是競爭規則的公平，即每個人在實現自身價值的過程中應遵守同樣的制度規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市場競爭中用同樣的打分規則；
在道德判斷面前任何一類人都不被歧視。第四，關于社會公正的基本規則。論文參考網。吳忠民提出，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的基本規則應包括四項內容，即基本權利的保證，亦即保證的規則；
機會平等，亦即事前的規則；
按照貢獻進行分配，亦即事后的規則；
社會調劑規則。公正是由上述四項基本規則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但在操作層面上，這四項規則又遵循依次優先實施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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