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意蘊上來說,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當代實現方式。馬克思實踐哲學體現著對人的本質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體現著對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進一步把握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當代價值,對于我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哲學與科學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哲學與科學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實踐哲學;
科學發展觀
從哲學意蘊上來說,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當代實現方式。馬克思實踐哲學體現著對人的本質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體現著對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進一步把握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當代價值,對于我們以理論自覺的態度去樹立和貫徹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實踐總體性與發展總體性
實踐是貫穿哲學發展史的基本線索,是任何一個哲學流派建構其哲學體系都繞不過去的中心話語。因為實踐表達著人們對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從古至今,人們對實踐的解讀就一直存在著分岐。
眾所周知,亞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實踐概念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亞里斯多德也是從人類活動的總體性上來理解實踐哲學的。在他看來,對超越具體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構成了人類一切活動的價值指向。這也正是人的活動與動物的本能活動的根本區別。他認為:“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盵1]但也許是過于注重對實踐的價值屬性的指認,所以他又在對實踐的界定上出現了二元分離,即將人的價值指向和客體存在分離開來。在他看來,實踐是人類自身精神活動的自由創造,具有強烈的自我價值的屬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縛的道德選擇,構成了實踐的本質。因此,在其總體實踐框架中,以追求人類價值的道德實踐與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規律的技術實踐出現了必然的分離。從總體實踐退守到道德實踐,實際上意味著在兩個方面的退守。一是將人類總體實踐活動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單向選擇中。為此,他將人的活動分為兩類:實踐和創制。實踐是人的內心話語,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選擇,創制只是完成面對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勞作活動。實踐體現著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終極價值關懷的的意味,創制則是現世的短暫的應對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將人類總體實踐退守到極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來,只有極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隸主)可能在實踐中找到自我,可以擺脫世俗的煩憂,也只有他們才有資質從事實踐活動。而大部分從事勞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實踐活動中尋找和實現自我,他們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們的活動只能是機械的沒有永久意義的謀生手段。
正是亞里斯多德對實踐哲學的兩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徑理解實踐哲學的伏筆。
康德對實踐哲學的理解與亞里斯多德就是同一個理路。他將實踐哲學區分為道德上的實踐和技術上的實踐,并更注重道德實踐所體現的自由價值??档抡J為,真正的實踐活動就是人的純粹自由意志活動,這種活動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對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認同。這也就是“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法則”,即超脫的純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來,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覊m,但人的高貴和尊嚴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條件所限,超越塵俗,進入無限。因此,康德進一步強化了兩種實踐內涵的區別,在對現實自然界的把握過程中,實踐作為主體作用于客體的中介,其目的就是達到對因果規律的把握,這屬于一種技術性的實踐。而真正可以觀照人的道德理想、確立人的終極價值指向,才是實踐的最高層次和目的。從根本上說,實踐就是要履行人類的“至善”。
創制概念盡管在亞里斯多德的實踐哲學中得不到重視,但隨著文藝復興和歐洲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看到,改變世界的物質力量難以從道德的儲備中自然產生,只有注重客觀世界的因果變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體法則,才能不斷創造財富,推動世界發展。培根和百科全書派就開始把亞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業和技術工藝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認為,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僅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沒有意義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奧秘,揭示客觀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規律并將其運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觀活動,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藝,而是關系到影響人類進步的根本價值所在。知識、功用、工藝、真理成了培根闡解實踐的關鍵詞。應當說,強調實踐的真理和功用價值,這當然是對的,并且這種思想也直接影響了西方自然科學和生產力的發展,但由此消解實踐哲學中人對終極價值的反思,也會使得實踐作為人的活動方式這一具有歷史底蘊的概念顯得單薄和片面。
馬克思在吸取歷史上關于實踐哲學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總體性的實踐觀,從而超越了實踐二元論。在馬克思看來,實踐當然必須以技術和工業為基礎。人在這個世界上要擺脫動物般的受動性,就必須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探究自然、挑戰自然,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根本體現。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明確表達了工業和技術的歷史意義?!肮I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比烁竦耐晟?,人對善價值的獲取,僅靠內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內在提升是難以完善的,必須通過實踐活動。實踐在這里成為了促進人格豐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進而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環節,也就是說,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釋放,人的純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完善就是在客觀的實踐中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感覺通過自已的實踐變成了理論家”。
科學發展觀是在對人類實踐行為反思的基礎上形成的。不難看出,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正是由于實踐哲學的二元分離,導致了發展過程和目標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們普遍意識到必須通過發展生產力來加快經濟增長速度,這當然無可厚非,但由此將人類社會的發展簡單歸結為經濟增長,將發展的水平和程度簡單歸結為經濟增長的水平和程度,這當然就偏離了科學發展的軌道。這種發展理論和實踐,在20世紀60—70年代盛行一時,以至成為掌控人類發展行為的意識形態。在這一時期,人們對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滿神話般的期待。人類改造自然創造財富的能力是無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創造財富的主體,完全沒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憂心忡忡。但時間不長,人們就已經感受到這種經濟增長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經濟社會結構失衡,貧富差距擴大,失業增加,政治動蕩,環境污染,能源、資源日趨緊張,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指出,這種經濟增長觀將會帶來全球性危機。
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我們就會發現,只有從總體性意義上理解人類實踐的功能,才能使人類的活動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續的軌道。也就是,只有沖破實踐分離的藩籬,從技術創造與人的本質內在統一的角度來理解實踐行為,才能夠真正解決對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根本解決,人們的經濟增長的沖動還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一場發展觀的變革,但這種變革應當說還有相當的難度。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已經在表明人們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還沒有完全到位,還總是以為,經濟增長是硬指標,社會發展是軟指標。要糾正這一思想認識,從哲學層面上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認清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基本內容和價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離不開技術創造和文化價值選擇的統一,游離于人的總體實踐活動來審視技術革新創造,就必然會把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指標視為人類實踐活動的根本歸宿。
二、實踐哲學與技術、制度、文化的共生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體現著一種實踐總體性。在這種總體性框架中,我們可以看到,人的活動通過技術、制度、文化的相互影響,共生出一種發展文明方式。這種發展文明方式,顯現出一種內在活力和歷史文化傳承。
馬克思生活在經濟增長和革命不斷爆發的時代,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指出資本主義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歷史命運,構成了馬克思關于發展思想的主要內容。如何走進資本主義又跳出資本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提出運用社會基本矛盾的觀點來分析資本主義的走勢,進而分析人類社會發展的走勢,這一理論凝煉,無疑是撥開了社會歷史上空的迷霧,為人類追尋進步發展指明了方向。這種分析體現著馬克思、恩格斯對技術、制度與文化在實踐基礎上共生共長的深刻思考。
關于發展,目前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是針對浪頭一浪高過一浪的發展理論和實踐,提出了批評的觀點:一是它造成環境資源的破壞;
二是它帶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危害,如社會不平等、異化現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
三是認定發展的理性主義文化基礎已經失去,人的理性和對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對上述觀點的反對意見也針鋒相對:一是低估了人的發明創新能力;
二是問題不在生產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過合理地調整分配,不平等等問題會得以解決;
三是物質性富足與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們的基礎;
四是從理論主張的社會分層來看,限制增長、保護環境、質量高于數量等觀點往往都是富人們的主張。[2]應當說,這兩種觀點都不無道理,但這兩種觀點都沒有跳出發展來看發展,都沒有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看待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價值訴求。
對于發展認識的分岐,無論是來自哲學理論層面還是現實問題層面,從根本上來說,都需要我們進一步去認識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的歷史和現實指向,從中我們會發現,對馬克思發展理論的疑惑,還在于我們沒有完全把握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宏大敘事。
從馬克思實踐哲學總體性要求來看待發展的內涵,我們可以看到,在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總體框圖中,技術、制度、文化作為實踐中樞神經左右著實踐活動的縱橫馳騁。馬克思認為“社會物質生產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獲得這種性質:(1)勞動具有社會性;
(2)勞動具有科學性,同時又是一般的勞動,是這樣的人的緊張活動,這種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而是一個主體,這種主體不是以純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種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3]。從根本上來說,技術創新所引起的生產力發展,是實踐哲學基礎和社會發展的顯性的成果。重視技術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功能,構成馬克思唯物史觀超越傳統哲學的一個重要標志。技術所呈現的感性的物質力量,是實踐統攝包括理論在內的一切自然社會資源的中介。這也正是馬克思實踐哲學得以立足的基礎。就這一點而言,包括阿倫特等對馬克思關于勞動概念的指責顯得很蒼白,因為不講人的感性活動在歷史中的影響,不將實踐從理論中解放出來,實踐作為人類存在發展的基礎性條件就無法顯現,人們對人類活動及其影響的分析和評估也就無從談起。
其實,強調技術、工業的感性活動,絕不意味著將人的實踐活動自然化、生理化。因為技術物質活動從來就不可能單獨發生作用。從靜態的概念界定我們可以找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差別,但從生產力的產生和變化來看,它從來就和包括生產關系在內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離。
技術和工業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通過制度作用實現的。美國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諾斯提出,制度是社會變遷的根本。他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盵4]諾斯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認為馬克思從來都沒有單獨闡述技術和工業的作用,而是將技術工業和制度統一起來,并通過制度整合各方面資源來解釋經濟發展的。他指出:“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潛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盵5]制度是實踐在社會歷史產生作用的方式和結果。馬克思認為,社會歷史的本質是實踐。實踐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只有在社會交往中才能真正成為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爸挥挟攲ο髮θ苏f來成為社會的對象,人本身對自己說來成為社會的存在物,而社會在這個對象中對人說來成為本質的時候,這種情況才是可能的?!盵6]
在馬克思看來,實踐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得以實現的基本方式,必然體現著人的本質的全部。文化作為人的實踐的內在要素,當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國外學者包括薩林斯等認為,馬克思提出的實踐過多強調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勞動,勞動成了沒有思想價值的生物驅動。他認為,在馬克思的實踐框圖中,文化成了物質實踐的結果,而不是滲透在實踐結構中的。這與他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理解有關,事實上,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創造作為實踐的表征意義的,有人提出,從哲學史上來看,人們對實踐理解可以概括為三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亞里斯多德的倫理——行為的理解類型;
一種是從洛克、斯密到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技術——功利類型;
一種就是馬克思的藝術——生產類型。[7]筆者以為,這種歸納還是很有見地的。審美指向是馬克思實踐哲學超越其他上述兩種實踐理解的重要標志,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是人的本質在最高意義上的升華。
在馬克思實踐哲學中,技術、制度、文化從來就不是單獨發生作用,而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和諧共生的,這種有機統一體現著人的本質力量的整體性和創造性??茖W發展觀要矯正社會發展中的唯經濟主義傾向,并非是一個資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須從馬克思實踐范式入手,拋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簡單對立的思維方式,將技術、制度、文化作為一個有機體統一納入到實踐結構,按照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的內在要求,不斷調整社會發展的整體進程。
三、實踐哲學與以人為本
實踐作為人的存在和活動方式,是確證以人為本的哲學基石。對以人為本有不同的解讀,馬克思主義以人為本思想是建立在實踐人學基礎上的。
第一,實踐確證了人是歷史的本質。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離開人,社會歷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歷史唯物主義產生之前,人們通常對歷史本質作出兩方面的解讀:一是把社會歷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規律來比附社會歷史的變化。費爾巴哈哲學的直觀性就集中表現在用自然界來歸納人類歷史的存在及其規律。馬克思曾指出:“費爾巴哈從來不談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個尚未置于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8];
另一種是把生動的社會歷史圖景抽象化、概念化,變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疇發展史。針對黑格爾、蒲魯東等把歷史非人化的觀點,馬克思曾指出:“蒲魯東先生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套怪論,一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臍v史是在想象的云霧中發生并高高超越于時間和空間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廢物,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圣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盵9]人所以是歷史的本質,是因為人的實踐活動使然。人的實踐活動創造了社會、創造了歷史。人作為一種生命存在物,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決定了人的勞動實踐的歷史必然性??茖W發展觀中講的以人為本,不僅僅是講如何維護、發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為本的歷史觀價值,肯定人作為歷史本質的主體創造意義?!啊畾v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盵10]
第二,實踐確證了自然的人化意義。相對自然而言,以人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簡單的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著由于人的實踐,人與自然的社會屬性的滲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歷史進程。人的實踐活動,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相互交織、相互制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這里立即可以看出,這種自然宗教或對自然界的這種特定關系,是由社會形式決定的,反過來也是一樣?!盵11]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人的實踐活動內容和方式的限制,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渾然一體,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都處于狹隘的關系紐帶中。進入資本主義,人對自然的實踐征服能力大大增強,人對物的依賴構成人與人和人與自然聯系的中介點。馬克思指出:“毫無疑問,這種物的聯系比單個人之間沒有聯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緣關系和統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地方性聯系要好。同樣,在個人創造出他們自已的社會聯系之前,他們不可能把這種聯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盵12]在共產主義社會,人的實踐打破了人與自然的狹隘關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與自然關系。這也就生成了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實踐哲學基礎。
第三,實踐確證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歷史必然性。以人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是由于人類實踐的歷史變革,形成了人對自然、人與社會、人對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質力量在現實中真正得以實現。首先講人對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來越高,人們創造的生產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性條件。物質產品成了屬人的產品,人在客體對象中觀照到人的本質力量。二是講人對社會的真正占有,是人創造了豐富的全面的社會關系,人的解放已成為現實。人的本質是建立在社會關系基礎上的,全面的豐富的社會關系自然會展示人的本質的豐富性,自然會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三是講人對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實踐活動,創就了豐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覺積淀了新的文明和審美,變成“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
注釋:
[1]亞里斯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
[2]劉森林.重思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當代價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4]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3.
[5]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6][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7]王南湜.馬克思哲學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實踐哲學[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1).
[8][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
哲學與科學論文范文第2篇
【英文摘要】From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 is an imp ortant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new century .It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the narrow orientatio 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us extricating itself from the existing pred icament,but also widen greatly the field of vision in the research of phil osophy of science,thus opening up very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關鍵詞】科學/文化/哲學
science/culture/philosophy
【正文】
1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科學技術哲學領域里,逐漸出現了不少新的亮點。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就是科學文化哲學的孕育和產生。
所謂科學文化哲學,大致可以看做為這樣一種學科或研究方向,即將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從而對其進行哲學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學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依然是科學,只不過是它將科學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來研究,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做認識論的研究,因而它既區別于傳統的科學哲學,又區別于一般的文化哲學;
其二,科學文化哲學研究依然是一種哲學研究,因而它比科學歷史學、科學社會學等元科學更加靠近傳統的科學哲學。如果說,我們將傳統的科學哲學理解為是一種狹義的科學哲學的話,那么,科學文化哲學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廣義的科學哲學。更進一步說,科學文化哲學將是對傳統的科學哲學的深化和拓展。
2
科學文化哲學的孕育和產生,有著深刻的理論背景。它是在20世紀末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重重困難的情勢下孕育和產生的,可以說是對科學哲學的一種重大突破與發展。
眾所周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在20世紀下半葉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即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然后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然而,這兩次重大轉變不但沒有使西方科學哲學從根本上擺脫理論困境,反而使其大傷元氣,逐步從興盛走向衰落,甚至趨于解體。
那么,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困境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徑可以使其解開癥結,從而擺脫現有的困境呢?筆者認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困境的癥結在于,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學科定位或框架過于狹隘,以致無法應對和解決科學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所固有的深層矛盾和問題。因此,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則是一條使科學哲學擺脫現有困境的重要途徑。
具體說來,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基本框架是認識論的和分析哲學的。它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其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學)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邏輯實證主義對“世界的邏輯構造”也許可以看做是所謂“正統的”科學哲學的最高成就。
然而,隨著20世紀60和70年代以來科學哲學經歷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然后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科學哲學的主題也隨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顯然,邏輯實證主義者所研究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邏輯結構,歷史主義者所關注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歷史發展,而后現代主義者所強調的主題則是如何理解科學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系。
隨著科學哲學主題的重大轉變,人們不難發現,科學哲學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實質上已經大大拓寬了。邏輯實證主義者把科學哲學看做是“經驗科學知識論”,也就是看做認識論的一個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歷史主義者不僅將研究“科學(知識)的邏輯”拓展到研究科學(知識)發展的合理性問題,從而大大拓寬了“經驗科學知識論”的研究,而且將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科學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等學科聯系在一起,使得科學哲學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于是,他們更多地關注科學發展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對科學的影響和作用,強調科學并不是價值中立的,它與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梢哉f,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已經從認識論延伸到了科學文化哲學的范疇。
至于后現代主義者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則更加寬泛了。他們所關注的焦點與其說是科學,倒不如說是“文化的整體”,特別是人文文化。他們反對將“科學的整體”從“文化的整體”中區分開來,強調在“文化的整體”中來理解科學,特別是以人文主義的視角來理解科學,用模糊主義的整體論來徹底模糊科學與藝術、政治乃至宗教的區別。于是,他們不僅將科學消解于整個文化(特別是人文文化),而且還將科學哲學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學(特別是人文哲學)。
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其癥結就在這里:
一方面,隨著科學哲學的重大轉變,科學哲學的主題和內容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仔細考察歷史主義科學哲學所研究的每一個重大問題,例如,科學與價值問題、科學進步問題和科學合理性問題等等,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所能應對和解決的范圍。它們所涉及的領域從根本上說不僅是認識論的,更是科學文化哲學的;
而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方法當然不僅僅是分析的,更須是綜合的、辯證的。
另一方面,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被約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統的”科學哲學,它的視野要比邏輯實證主義寬闊得多,但是,很明顯其基本定位還是認識論的,而不是科學文化哲學的。他們只是提出了科學與價值(文化)相關聯這個重要問題,但并沒有對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許多情況下,歷史主義者們,例如,拉卡托斯、勞丹、夏皮爾等人往往回避各種復雜的文化因素去建構自己的科學進步模式或科學合理性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關注的依然是一種抽象的“邏輯”,它與邏輯實證主義不同的是,邏輯實證主義關注的是科學知識的邏輯,而歷史主義關注的是科學發展變化的邏輯(例如“科學革命的結構”、“科學發現的邏輯”、“科學進步模式”與“科學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說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的邏輯構造與實際的科學知識嚴重脫節的話,那么歷史主義的各種“結構”、“邏輯”和“模式”與實際的科學發展也有很大的距離。
后現代主義者似乎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及其癥結所在,于是,費耶阿本德不僅“反對方法”,而且還“告別理性”,宣告科學哲學行將終結。費耶阿本德觀點的合理因素在于:在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框架內,要使科學哲學走出困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費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無政府主義的認識論和非理性主義,關鍵還在于他并沒有超越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思維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論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則就是“怎么都行”;
既然一切科學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應當干脆“告別理性”。羅蒂實際上也采用了與費耶阿本德相同的邏輯:在他那里,既然科學與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線,那么,科學與其他文化就沒有任何區別;
既然科學與其他文化沒有任何區別,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學(特別是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哲學)來消解并代替科學哲學。
由此可見,后現代主義并不是科學哲學的真正出路,后現代主義的后果只能導致科學哲學走向真正的終結。然而,隨著科學哲學的主題的重大轉變,科學哲學的確需要有一個重大轉變,那就是打破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框架,使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從而從根本上解開使當代科學哲學陷入困境的癥結,推動科學哲學進一步向前發展。
3
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使科學哲學走出現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還將大大拓寬科學哲學研究的視野,從而為科學哲學的發展開辟頗為廣闊的前景。
首先,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將對科學的哲學研究從認識論拓展到價值論。
事實上,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已經深深地觸及到科學價值論的內容。例如,庫恩解釋科學變化發展所使用的最關鍵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內容就是“價值”。在庫恩看來,每一個范式都帶有自身的價值標準,并且不同范式的價值標準是“不可通約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間做出選擇,如同宗教皈依一樣,是“一種在不相容的共同體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選擇”,在這里并不存在一種可依據的客觀的合理的價值標準[3]。而勞丹為了克服庫恩的相對主義,寫了一本重要著作,書名就叫做“科學與價值”。為了避免價值問題的復雜性,勞丹做了特別的限定,強調他所討論的價值只涉及“認知價值”(即關于科學方法論的標準和規范)。盡管勞丹對庫恩的范式理論做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種比庫恩模式更漸進的科學發展動力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科學變化的連續性問題,但是,他對科學進步的解釋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終無法擺脫相對主義[4]??梢哉f,價值問題已經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的一大難題。要使科學哲學走出困境,就不能僅僅局限于對價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應當對其做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說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側重點是對科學做認識論的研究的話,那么,科學文化哲學的側重點則應當轉向對科學做價值論的研究。
在科學文化哲學的視野里,科學價值論的研究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一方面,它將科學看做是一種具有豐富價值內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動,而不僅僅只看做是一種認識或認識活動;
另一方面,它強調對價值的研究也應當是全方位的,而不應當僅僅局限于研究“認知價值”??偟恼f來,科學價值論大致包括以下兩大塊內容:一是研究價值對科學的影響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將科學放在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來研究,從而揭示科學的動力、目的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這一塊內容與傳統的科學哲學有關,但其視野要比傳統的科學哲學廣闊得多。二是研究科學對人與社會的價值,包括科學的技術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等等,從而揭示科學對于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對于人的生存、發展、自由和解放的意義和價值。這一塊內容顯然已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范疇,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學哲學研究領域之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代科學哲學在本質上是認識論的,而不是價值論的。
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科學正在對人類社會產生著日益增長并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因而對科學價值論的研究其重要性就顯得越來越突出。杰羅姆·R·拉維茨指出:“現代自然科學活動已經改變我們的知識和關于我們對世界的控制,而在這個進程中,它也改變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諸多單靠自然科學本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币虼?,在他看來:“在當代,在關于對科學的理解方面最深層的問題是社會的,而不是認識論的。那些到達真理之類的較老的問題已經讓位于對科學的健康發展的關注和對其應用的控制的關注?!盵5]盡管拉維茨的觀點似有可商榷之處,但它的確從一個角度(即從科學對人與社會的影響這個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學價值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其次,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將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學各分支,從而使科學哲學具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正如前面所說的,傳統的科學哲學充其量只是對科學的認識論研究,而不是對科學的全方位的哲學研究(盡管認識論也是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但無疑哲學要比認識論廣闊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至少不是完備的科學哲學。由于科學哲學的定位過于狹隘,因此,對科學的全方位的哲學研究很難有恰當的學科歸屬。按照現行的做法,只能將認識論的部分劃歸于科學哲學,而將非認識論的部分分別劃歸到科學社會學、科學歷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倫理學、科學美學等元科學各分支,這樣一來,對科學的哲學研究事實上處于一種非常松散的狀態,有些研究(例如科學價值論的研究)甚至沒有一個恰當的元科學分支可以對應。顯然,這種局面不僅有礙于對科學做全方位的哲學研究,而且對于推進科學哲學的發展也是極為不利的。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將對科學的哲學研究從認識論拓展到價值論,而且有助于將滲透在元科學各分支當中的哲學思想挖掘出來并且整合起來,從而建構起更加完備的科學哲學,并使其朝著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邁進。
我們不妨以比較成熟的元科學分支即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歷史學為例,來探討一下整合元科學的哲學思想的可能性。
在筆者看來,科學社會學對科學的理解既是社會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將科學看做是一種社會體制,又將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活動。于是,科學社會學的定位從一開始便帶有交叉的性質:一方面,它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因而毫無疑問屬于社會學的一個分支;
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一種特殊的文化活動,因而它與科學文化哲學密切相關。一般說來,科學社會學的實證研究部分基本上屬于社會學的范疇,而它的理論思辨部分則帶有很濃的科學文化哲學的色彩。事實上,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在理論層面上不僅是交叉的,而且還有許多重疊的地方。例如,默頓關于科學家的行為規范、科學的精神氣質等多項主題的研究,顯然是理論思辨的,而不是實證的,因而與其說屬于科學社會學范疇,倒不如說屬于科學文化哲學范疇。從更深層次上說,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兩者之間其深刻的關聯在于:一方面,要對科學文化進行社會學研究,離不開對科學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離不開科學文化哲學;
另一方面,要對科學文化進行哲學研究,同樣也離不開科學社會學,因為科學文化活動在本質上是社會的??梢哉f,科學文化哲學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的理論基礎,而科學社會學又為科學文化哲學提供強有力的社會學的實證支持。
我們從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的深刻關聯中,不難看到整合元科學哲學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學社會學那里蘊含著非常豐富的科學文化哲學思想,有待我們去挖掘、整理、概括和總結。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學認識論研究(因為認識活動在本質上也是社會的)以外,科學社會學對科學文化哲學的最重要的貢獻也許將在科學價值論這方面。例如,通過對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律的研究(科學“內部的”社會學研究),有助于我們從科學文化活動內部來深刻地理解科學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
通過對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的研究(科學“外部的”社會學研究),有助于我們從科學文化活動的外部來深刻地把握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和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從而更深層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學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毫無疑問,離開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科學價值論將會變得非??斩?。
科學哲學同科學歷史學的關系似乎要比科學社會學更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強調,“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
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就科學編史學與科學哲學應該怎樣相互學習這個問題,拉卡托斯的觀點是:“(a)科學哲學提供規范方法論,歷史學家據此重建‘內部歷史’,并由此對客觀知識的增長做出合理的說明;
(b)借助于(經規范地解釋的)歷史,可對相互競爭的方法論作出評價;
(c)對歷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經驗的(社會—心理學的)‘外部歷史’加以補充”[6]。這個觀點無疑具有啟發性,但是,它將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的關系,在本質上僅僅歸結為“規范的方法論”與“內部歷史”之間的關系(“外部歷史”僅僅是一種補充),未免太狹隘了。
如果我們將科學哲學拓展為科學文化哲學,而將科學史理解為科學文化發展史,包括科學本身的發展史(內部史)和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與其他文化的關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兩者之間的關系將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緊密得多。
事實上,許多科學歷史學家(特別是喬治·薩頓)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來理解和研究科學史的。只要打開薩頓所寫的科學史或科學史論著,我們就會感受到十分濃郁的文化氣息,體會到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有其自身的邏輯,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并同哲學、藝術、宗教等文化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系??茖W史不僅能夠為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研究提供重要的歷史學的線索,而且也將為整個科學文化哲學研究提供取之不盡的史料和素材。當然,科學歷史學與科學文化哲學之間的關系也絕對不是簡單的史料與理論之間的關系。應當看到,科學歷史學本身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科學文化哲學思想。例如,薩頓的科學史觀,包括他的新人文主義思想、科學與藝術相互關系的觀點等等實際上已經明顯屬于科學文化哲學的范疇了??梢哉f,科學歷史學對科學文化哲學的貢獻將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認識論,也包括價值論、科學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科學社會學,還是科學歷史學,都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其涵蓋面都非常寬,然而,傳統的科學哲學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種“內部的”科學哲學,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學哲學。這種狀況不僅導致科學哲學研究過于狹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學各分支處于比較松散的狀態。如果我們將科學哲學拓展到科學文化哲學,那么,后者也將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其結果不僅將大大拓寬對科學的哲學研究,而且也將使元科學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有助于在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真正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梁。
在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梁,幾乎是整個元科學共同的使命??茖W史學家薩頓說:“在舊人文主義者同科學家之間只有一座橋梁,那就是科學史,建造這座橋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文化需要?!盵7]在他看來,科學史學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橋梁??茖W哲學家瓦托夫斯基也認為,“科學哲學是科學和人文學之間的橋梁”。在他看來,“從哲學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對科學的人文學理解,就是對科學的哲學理解”。
然而,盡管不少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離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離,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鴻溝依然很深。當然,導致兩種文化分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但是,應當看到,對于科學哲學來說,的確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別是科學哲學的狹隘的定位及其與此相關的狹隘的科學觀頗值得反思。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就體現了某種狹隘性。它不僅沒有設法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橋梁,反而在兩者之間劃了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表明科學與人文分別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叫做認識世界;
另一個叫做體驗世界。
毫無疑問,上述狹隘的科學觀與科學哲學的狹隘的定位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狹隘框架,遮蔽了人們的視野,使之看不到科學的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看不到科學與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聯系,而將其“看成為是某種超出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做是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事物’”。[8]這樣一來,關于科學的觀念就被大大狹隘化了。
顯然,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對于溝通兩種文化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將徹底打破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狹隘框架,從根本上改變以往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從而有可能真正從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來理解科學,理解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價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距離,深入考察和研究兩種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在兩者之間架起相互理解的橋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將真正肩負起元科學的共同使命,促進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融合。盡管有的科學哲學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學哲學成為溝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橋梁,但事實上在傳統的科學哲學的框架里,幾乎很難實現,因為探討兩種文化的相互關系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的科學哲學范疇,因而不可能成為科學哲學的重要課題。然而,科學文化哲學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它將真正把探討兩種文化的相互關系問題當做自己的重大課題,特別是通過揭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深刻關聯,來促進科學哲學與人文哲學、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從而推動整個人類文化的普遍繁榮和人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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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科學論文范文第3篇
【關 鍵 詞】軍事文化哲學 基本問題 基礎研究
目前,學界已形成對文化、軍事文化的研究熱潮,文化哲學、軍事哲學和軍事文化學研究已經具備相當基礎,但關于軍事文化哲學的系統研討尚不多見。軍事文化哲學興起的必然性是什么?軍事文化哲學是否可以單獨構成一門學科?這個研究領域是否具有研究價值?本文試圖對軍事文化哲學的興起、研究對象、學科性質、研究內容等基本問題做出初步研討,希望能夠對該學科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助益。
一、軍事文化哲學興起的必然性
一種有生命力的哲學,必然要體現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軍事文化哲學研究的孕育和興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這種深刻的必然性與文化哲學本身所具有的“兩種樣式”密切相關。所謂文化哲學的“兩種樣式”,一般認為是指“文化觀點的文化哲學”和“哲學觀點的文化哲學”;
“就其與哲學的關系而言,文化觀點的文化哲學可能揚棄哲學,卻不會規范地解決哲學問題。揚棄哲學具有超出哲學的、很實際的現實意義……哲學觀點的文化哲學,當其溫良馴順或無所作為之時,它就是哲學的一個普通的下屬學科,是哲學原則的自我印證?!盵1]
第一,軍事文化哲學的興起是軍事文化繼承與創新的第一現實需求。這是文化觀點的軍事文化哲學,是軍事文化哲學興起的外在必然性。從軍事文化整體來看。軍事文化的繼承與創新是軍事文化活動的基本規律、動力系統與創新體系綜合作用的結果。軍事文化的繼承與創新本質上是一種深刻的軍事生存方式的轉變,如果這種深刻的軍事生存方式轉變沒有相應的哲學理論作為指導,它便會整體地陷入盲目之中,甚至會發生逆轉與倒退。
現在的問題是,什么理論能夠滿足軍事文化繼承與創新的第一現實需求呢?
傳統軍事哲學研究作為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主要是將“軍事整體”作為研究對象。而對軍事整體的哲學考察,實際上是以對軍事活動的基本規律、動力系統與創新體系的考察作為核心。而軍事文化哲學首先是將軍事活動看作是一種文化活動,那么,在軍事文化哲學的視野里,對軍事活動的基本規律、動力系統與創新體系的研究與考察也就成為對軍事文化活動基本規律、動力系統與創新體系的研究與考察。
第二,軍事文化哲學的興起是文化哲學、軍事哲學和軍事文化學三門學科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必然會發生的學科融匯與轉型趨勢。這是哲學觀點的軍事文化哲學,是軍事文化哲學興起的內在必然性。
我們所使用的哲學觀點,就是文化哲學的觀點。綜觀當前國內已有的文化哲學研究成果。有的自覺以“整體文化”作為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2];
有的選擇理論理性和實踐理匯的批判視角[3];
有的認為文化哲學是從哲學的視角出發,通過對人類文化現象和文化實踐結果的反思來把握人的本質和主體性境遇以實現人的文化自覺[4];
有的立足從個體生存論的角度來揭示文化哲學[5];
有的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反思當代中國發展中的實際問題[6]。概括起來,文化哲學的觀點實質上就是一種融文化歷史性于哲學的觀點。
從這種哲學觀點出發,我們認為所謂“軍事文化”,就是指在整個軍事歷史進程中,在軍事實踐的基礎上,通過軍事活動的發生、變遷和轉型以及在此過程中創造出的武器裝備、制度體系和價值觀念的總和所反映并展現出來的人類深刻的軍事生存方式。所謂“軍事文化哲學”,就是從哲學的立場和高度,用哲學的方法對軍事文化進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門哲學,是對軍事文化作出形而上思考的哲學。
先用這種哲學觀點來看軍事哲學。哲學觀點的軍事文化哲學其實在軍事文化哲學在以學科的可能形式出現以前就已經先在。我們所說的這種哲學觀點是指一種文化哲學的觀點,而非“科學之科學”哲學的觀點。傳統軍事哲學研究是持一種怎樣的哲學觀點呢?這種觀點是:“軍事各個具體的方面、層次和部分,均有各門具體的軍事學科或門類性軍事學科去研究,惟獨關于軍事整體的本質、規律、價值和指導問題,需要一門概括性、綜合性學科進行研究,這個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軍事哲學的肩上?!盵7]再用這種哲學觀點來看軍事文化學。軍事文化學研究的代表著作《軍事文化學》《軍事文化學概論》已經先后問世,標志著軍事文化學的學科建立和發展已經在逐步走向成熟。從文化學到軍事文化學的發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對文化、軍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日益深入。對于軍事文化現象的研究已經“成問題性”,畢文波教授在為《軍事文化學》所作的序言中已經初步指出了這一點:“文化學、軍事文化學在文化、軍事文化系統構成分析綜合的基礎上提煉、概括的規律性理論,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范疇又必然進入哲學和軍事哲學,與其構成疊合的界面,而且該界面在所在層次范圍內進一步拓展和深化,還可相對獨立,形成文化哲學和軍事文化哲學”。
二、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
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領域是什么?不妨將其與軍事哲學的研究領域作一比較。軍事哲學的研究領域是“軍事整體的本質、規律、價值和指導問題”。而軍事文化哲學將軍事活動視為一種文化活動,其研究領域應該是“軍事文化整體”。
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視角確定了其獨特的研究對象。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從哲學、文化哲學的視角來研究和考察“軍事文化整體”?!败娛挛幕w”包括“文化活動”和“文化成果”兩大方面,分別是從動態和靜態兩個方面來理解文化的兩種存在方式。從動態方面不僅僅是將“文化”理解為凝結成的“文化成果”,而是看成活生生的動態過程;
從靜態方面對于凝結成的“文化成果”分別從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三方面理解。
第一,軍事文化哲學與文化哲學。軍事文化哲學是文化哲學在軍事領域的延伸和拓展。軍事文化哲學能夠彌補當前文化哲學研究中分支應用性研究的不足。有學者認為,文化哲學不宜發展成為具體的學科領域,它應該作為一種傳統哲學研究的范式轉換,是人類生存圖式的深刻內在。我們認同這種觀點,這些主張本身便是使哲學回歸生活世界的有益嘗試,但這種回歸可以更深一步。
第二,軍事文化哲學與軍事哲學。軍事文化哲學是軍事哲學文化性的沉淀和應用?!败娛挛幕軐W”可以說是從哲學、文化哲學的立場和高度,用哲學方法對軍事文化進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門哲學。軍事文化哲學對軍事文化作出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能夠為現實的軍事文化活動甚至軍事實踐整體提供深刻的哲學依據和理論指導。這種意義上的“文化”是一種內蘊于生存圖式的概念,并不是一個同經濟、政治、科技等領域并列的具體領域。
第三,軍事文化哲學與軍事文化學。軍事文化哲學是軍事文化學哲學性的凸顯和提煉。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從一開始就不同于軍事文化學的研究。軍事文化學是用文化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軍事活動領域文化現象及其特點規律的科學。軍事文化學是軍事學與文化學交叉的邊緣學科,它既是軍事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可視為文化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顯而易見,軍事文化學用文化學方法研究軍事文化,包括軍事文化的產生、發展、傳播與交流、功能、價值判斷等等;
而軍事文化哲學則是用哲學、文化哲學的方法來對軍事文化整體進行研究。軍事文化哲學研究能夠對軍事文化學研究起到指導作用,而軍事文化學研究為軍事文化哲學提供素材,起到有益的促進作用。
三、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內容
軍事文化哲學研究首先要有正確的理論方法作為指導。我們所研究的軍事文化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文化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研究軍事文化本質問題、軍事文化運動問題、軍事文化創造問題和軍事文化價值問題的理論基礎。除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指導理論之外,文化人類學、文化哲學、現代西方哲學中一些元理論也可以有選擇性地作為軍事文化哲學研究的借鑒。比如胡塞爾現象學的方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論等,對我們研究軍事文化哲學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無論是從辯證唯物主義原理關于物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現象都處于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發展的立場來看,還是從文化哲學關于哲學是從本質上來揭示人的最深刻的生存方式的立場來看,軍事文化哲學都應該是動態的、開放的和批判的。動態性展示這種哲學的生命力,開放性決定這種哲學的影響力,批判性體現這種哲學的創新力。這三種性質缺一不可,是辯證統一的整體。
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內容要體現出這三種性質,體現出軍事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體現出人們在軍事歷史進程中所凝結成的生存方式是處于不斷發展、變遷和創新之中的,是動態的、開放的和批判的。因此,由人們在這種生存方式中所創造出的物質、制度及精神成果,也是處于不斷發展、變遷和創新之中的,而研究這種軍事文化的哲學理論也必然是處于不斷發展、變遷和創新之中的。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內容應該大致包括軍事文化本質論、軍事文化運動論、軍事文化創造論、軍事文化價值論和軍事文化方法論。軍事文化哲學的研究內容顯示出軍事文化哲學鮮明的學科特色,預示著該學科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性與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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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科學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俄羅斯 科學哲學 辯證唯物主義 認識論轉向
abstract: as worl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condary shape",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 rise not only correspond to we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lso is soviets philosophy oneself developing, and as a domain of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general philosophy of soviet ideological trend overal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60"s.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ical turn
一、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認識論轉向”
當代俄羅斯科學哲學延續于蘇聯時期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后者作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專門領域,其早期研究旨在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原理解釋相對論、量子力學、達爾文學說、自然科學基本規律的基礎,豐富“物質”、“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間”、“時間”等范疇([1],p.310),也就是集中在“本體論”層面。直到20世紀60年代,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實現了“認識論轉向”,標志就是“科學研究的邏輯”(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興起。
1962年5月,基輔舉行了首次科學研究的邏輯會議,п.в.科普寧(п.в.копнин)做了題為《辯證邏輯與科學研究》的報告,他提出:“在科學和科學認識對社會生活的作用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研究關于客觀真理的認識的運動規律具有重大的意義……哲學的任務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學認識發展中的位置。完成這一任務的主要途徑之一就是研究認識本身、研究科學研究的邏輯?!?[2],pp.3,5)
1964年,п.в.科普寧又在《科學研究邏輯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對進一步把科學研究的邏輯理解為“對主體在認識現實中取得新的科學結果的過程的分析”。同時,他還對科學研究的邏輯與唯物辯證法的關系作了比較。他指出,雖然科學研究的邏輯的基礎是作為邏輯和認識論的唯物辯證法,“但它并不是它們的簡單應用,而是一個有自己的對象和基本概念的專門理論知識領域??梢哉f,這是對作為邏輯和認識論的唯物辯證法進行理論研究中一個特殊的方向?!?[3],pp.42,41)這個特殊的方向實際上就是一個以科學認識本身為對象、旨在探索科學發展機制和程序的專門領域,它確立的是一種新型的哲學與科學的關系。п.в.科普寧這一構思是非常大膽的,它構成了俄羅斯科學哲學的一個雛形。
1965年,蘇聯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寧主編的論文集《科學研究的邏輯》,這本論文集囊括了科學基礎、科學結構、科學發現、科學解釋、科學評價和科學進步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幾乎涉及了科學哲學的所有內容,堪稱是俄羅斯科學哲學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則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二次全蘇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會議。這次會議把“哲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史的共同問題”作為首要議題,突出了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的地位。在這次會議上,п.в.科普寧做了題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和現代科學》的重點發言,他再次強調:“研究認識論和科學認識邏輯的哲學家不可能繞過發生在本世紀科學中的巨大變化。因此令哲學家感興趣的不僅是在客觀世界中新認識了什么,還有獲得知識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識的結構變化、現代科學技術思維本質的范疇、以及既有知識對未來認識的追求?!保╗4],p.28)這次會議后,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遂成為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主流。
1981年,蘇聯哲學界召開了第三次全蘇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會議,當時的蘇聯科學院院長а.п.亞歷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開幕詞中就給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下了一個新的定義:“實際上,現代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跨越科學探索和思考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并且更加關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保╗5],p.26)這實際上是從官方立場承認了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在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中的核心地位,標志著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認識論轉向”的最終完成。
二、“認識論轉向”的哲學根源
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出現“認識論轉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蘇聯學者對西方哲學的借鑒,但是更為根本的還是其自身哲學的發展,正如孫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學哲學在蘇聯的興起也是作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蘇聯一般哲學思潮總體發展趨勢的一個側面,即在20世紀60年代,蘇聯哲學界圍繞辯證法本性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而深刻的爭論,出現了一種被稱為“認識論中心主義”的思潮,它的基本論題就是把唯物辯證法理解為認識論,把認識論問題放在哲學的首位,這種思潮為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6],p.12)。而這一場“激烈而深刻的爭論”就涉及到俄羅斯科學哲學與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問題。
但是在這一關系問題上,某些俄羅斯學者持否定態度。1997年,е.а.馬姆丘爾(е.а.мамчур)、н.ф.奧夫欽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奧古爾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聯合發表了《祖國的科學哲學:初步總結》一書,其中就涉及到了對蘇聯時期的科學哲學與辯證唯物主義關系的說明。
首先,在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問題上,作者并不否認蘇聯時期的科學哲學曾在這一傳統下工作,包括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思想和它所預設的把一切現象(包括認識)看作是不斷發展的過程的觀點;
但是作者又提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為這一學說所獨有,而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以往的哲學(主要是德國古典哲學)中吸收來的,因此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對蘇聯的科學哲學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賴性。應該說,該作者的這一觀點是可取的,當年п.в.科普寧也正是持有同樣觀點,才主張在唯物辯證法內部開辟一個以科學本身為對象的新的研究領域。
其次,在辯證唯物主義傳統的方法論意義上,作者否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采用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研究科學認識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們解釋說,老一代的蘇聯哲學家曾經提出要認真研究馬克思的邏輯與方法的任務,企圖弄清和再現《資本論》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
但是科學哲學家、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哲學家則意識到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為辯證地再現科學思維的完備基礎,他們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徑,即分析科學認識本身、分析科學的文本、實際歷史和當前的科學實踐。對于這些哲學家來說,辯證唯物主義既不能作為認識的工具,也不能充當方法論的背景,更不能充當更加寬廣和一般意義上的研究科學認識的前提。([7],pp.252-255)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須知,探討《資本論》中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曾經是斯大林時代以后蘇聯哲學界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м.м.羅森塔爾(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諾維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寧等都曾在這一領域內工作,也正是通過這項研究,蘇聯哲學家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地位,從而把認識論特別是科學認識論問題凸顯出來。如果否認蘇聯學者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方法的研究價值,就將使俄羅斯科學哲學的興起失去理論前提。當代俄羅斯哲學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認“在蘇聯,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在蘇聯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來解決科學的各種哲學問題的”([8],pp. 1,2)。
因此,在俄羅斯科學哲學興起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是
第一、蘇聯國家制度的改變并沒有割斷其哲學史的聯系,當代俄羅斯的科學哲學幾乎繼承了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全部創作隊伍和研究內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辯證唯物主義語境下興起和發展的歷史;
第二、辯證唯物主義對俄羅斯科學哲學的興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簡單的概念和范疇上的優惠,而是在哲學發展的總體方向上為俄羅斯科學哲學的興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礎,這就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蘇聯辯證唯物主義研究的重大轉向。
三、辯證唯物主義內部對話與哲學的認識論本質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哲學在研究內容上出現了重大轉折 ,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批判,為蘇聯哲學營造了一種新的發展氣氛,使蘇聯哲學工作者結束了為斯大林-日丹諾夫膚淺哲學做詮釋的歷史,開始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性、對象、結構和功能等問題。同時,蘇聯新一代的哲學工作者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戰前后接受過正規的哲學訓練,諳熟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近現代西方哲學,具有獨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們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結構和功能等問題上就與老一代的“正統派”發生了沖突,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即本體論派與認識論派之爭。
本體論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東諾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羅任(в.п.рожин)、в.п.圖加林諾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魯特凱維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們根據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種表述——“辯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9],p.484)——把辯證唯物主義定義為“研究意識與客觀物質世界的關系,研究自然界、社會和意識的運動和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10],p.519)并根據這個定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一總四分”的結構,強調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功能。
認識論派則為年輕一代的哲學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諾維也夫、п.в.科普寧以及б.м.凱德洛夫等。他們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表述:“……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9],p.364)于是他們把辯證唯物主義理解為認識論,更確切地說,理解為科學認識論。
認識論派的觀點受到了“正統派”的批判。1957年,в.п.圖加林諾夫在《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結構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現在還有一些哲學家,他們自認為識馬克思主義者,但卻反對整個世界概念,認為整個世界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還有一些哲學界反對存在關于自然、社會和人的思維的一般規律。還沒有根除與此相關的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僅僅為認識論的思想。所有這些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不同形式的貶低?!?[11],p.60)他認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意義就是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種科學和世界觀。
由此可見,本體論派與認識論派爭論的焦點實際上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功能問題,它關涉到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學科地位、進而關涉到自然辯證法的性質問題。由于爭論的雙方都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可以把這場爭論稱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內部對話”,它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東諾夫和м.н.魯特凱維奇共同發表文章《論作為哲學科學的自然辯證法》,他們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建設出發,認為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辯證邏輯相并列的獨立的哲學科學,并建議把這一科學稱為“自然辯證法”。他們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在整體上研究自然、社會、思維的一般規律,而自然辯證法則具體研究這些規律(諸如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在自然界的表現特點([12],p.140)。
認識論派則反對把自然辯證法看作是與辯證唯物主義并列的獨立的哲學科學。1964年,б.с.格里亞茲諾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聯合發表文章《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地位》,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一門具有統一的對象、方法和理論的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哲學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觀點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軐W家之間明顯的專業化不是由哲學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體科學分化和哲學知識體系的豐富引起的?!币虼?,“沒有足夠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同辯證唯物主義像并列的一個特殊的哲學科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僅僅是對一個確定的哲學研究的門類的評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類在辯證唯物主義之外。對具體科學材料的哲學思維必須緊隨現代辯證唯物主義。否則它就既不是現代的,也不是唯物主義的?!?[13],pp.47-48)
б.с.格里亞茲諾夫等人著重劃清了自然科學哲學問題與具體科學、自然辯證法與辯證唯物主義的界限,他們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本體論意義,另一方面則確定了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在辯證唯物主義中的地位,他們說:“辯證唯物主義如果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認識論,那么就應當(在不排除科學研究的理論)具體科學所提供的認識材料為基礎。一般來說,所有的科學哲學問題可以分成兩個類型:1)對具體科學的哲學解釋(如事實、規律的發現,建立新理論);
2)對科學研究過程本身的認識論分析。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所研究的是科學哲學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成為這些問題的具體材料是科學的一般結構,研究過程的結構,科學認識方法的性質,科學理論發展的規律,科學分類原則等等?!?[13],p.47)這實際上就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就是科學認識論的思想。
與此同時,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一門關于自然、社會、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必須承認,在涉及自然界的領域,辯證唯物主義應該以解決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途徑不斷豐富自己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內容。因此,在科學的現展階段,哲學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規律:它事實上是通過分析自然科學材料來完成的?!?[14],p.56)他們不反對把自然辯證法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但是他們認為,如果把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有機界的結構和發展的一般圖景、有機體和環境的相互關系、生物體中發射形式的發展、人類起源的前提等問題都看作是自然辯證法研究的內容,那就混淆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界限。
而在反對復活自然哲學方面,п.в.科普寧最為堅決和徹底。他認為,“在當今條件下,哲學無法把握所有的現象和過程,因為,第一,哲學不擁有各門科學用其研究自己對象的各種現代化的方法;
第二,哲學已經不再是哲學,它已經變成各種不同專門科學的體系。來自哲學家方面的種種洞察物質結構奧妙和生命有機體進化的企圖,這只能導致復活業已過時的、將科學遠遠拋在后面的自然哲學觀念?!軐W不是直接同事物和過程打交道,而是同關于事物和過程的知識、同科學的概念和理論打交道,這就使哲學的本性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種深刻的影響?!?[15],pp. 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寧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現代哲學的本性問題——令人驚奇的是,他的這些表述竟然同維也納學派的領袖m.石里克的觀點出奇地相似!
通過以上的爭論可以看出,如果認識論派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作是唯一的哲學 ,那么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性質和功能的看法的改變,也就意味著他們對整個哲學的看法的改變。而這種改變是蘇聯學者開展現代哲學研究、特別是科學哲學研究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1972年,《哲學問題》雜志發表社論《唯物辯證法的現論問題》,對本體論主義與認識論主義的爭論進行了總結。社論既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完全歸結為認識論,也反對把它完全歸結為本體論;
但是社論又稱:“唯物辯證法是研究科學認識的本性和條件、科學認識對現實的關系、科學認識真實性的條件、科學認識的起源等。唯物辯證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學知識、科學知識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的條件、科學中新知識形成的前提和結構等的總的依據的,它起著科學認識的總的基本方法論的作用?!?[16],pp.12-13)這實際上是站到了認識論派的一邊。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庫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發表文章《“自然哲學”怎樣才是可能的?》,對本體論派和認識論派的爭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驟然看起來頗為陳舊的‘自然哲學’觀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文獻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個原因:“第一,在實現建構‘自然體系’的自然科學方案時所遇到的某些客觀原因;
第二,由于企圖截然劃清和確定綜合科學知識的自然哲學綱領和自然科學綱領之間的明顯界線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則性困難;
第三,對于以哲學方式和以自然科學方式考察自然這個根本不同的角度來說,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當有力的論據,因此這兩種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庇纱怂J為:“自然哲學的問題群即使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也是‘長存不滅的’,不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復活過時的思辨自然哲學一樣,也是一種‘倒退’?!痹谶@里,ю.в.庫沙科夫就指出了本體論者和認識論者在“自然哲學”問題上進行長期爭論的實質,即雙方都沒有對“自然哲學”的現代意義做出正確的評價,例如,在評價古典自然哲學結構時,往往都默認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的任務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實現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實現的。([17],pp.48,50)
ю.в.庫沙科夫可謂一語道破了問題的實質。眾所周知,20世紀以來自然哲學(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已經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自然哲學(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說原來的自然哲學是一種以建立總體自然觀為主要使命的“本體論化的自然哲學”,那么這種具體討論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包括自然律的意義以及方法論依據的自然哲學則可稱之為“認識論化的自然哲學”。蘇聯學者沒有顧及這一區分,而采取了徹底拋棄自然哲學的態度。
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認識論派堅決反對舊的自然哲學的觀點,也不可能有蘇聯哲學向認識論的急速轉向,也不可能有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興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沒有邏輯經驗主義對形而上學的堅決拒斥,也不會有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樣。因此,在科學哲學興起的途徑上,我們不能不認為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綜上,本文探討了在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過程中辯證唯物主義的作用問題。應該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給予俄羅斯科學哲學的不是直接的、具體的范疇和理論,而是深刻的哲學背景,即20世紀60年代以后在辯證唯物主義領域內對科學認識論的肯定。
承認認識論的主導地位在西方哲學實現于17世紀,在俄羅斯則延遲了近300年。這其中的原因是一個非常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它表明,隨著人類知識的增長,對知識進行反思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蘇聯時期的意識形態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確定為國家哲學,曾極力排斥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成果;
但是,現實的科學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卻是蘇聯哲學無法回避的問題,科學認識論遲早要登上它的舞臺——更何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本身就十分關注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而蘇聯學者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開展的科學哲學研究格外關注科學知識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科學與社會互動關系,從而在西方科學哲學之外開創了一個大異其趣的研究方向,這一點則值得我們做更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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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科學論文范文第5篇
一 尋根:科學之根與哲學之根
我們現在討論的科學哲學,常常指的就是現代西方科學哲學。我們追溯科學哲學歷史,也就是回眸20世紀科學哲學的百年發展史。對于科學哲學可以有不同的定義和理解,但是科學哲學總是與一些偉大人物的名字及其思想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在這一點上是有共識的。19世紀中葉康德哲學衰落,經驗主義、實證主義思潮興起,孔德是早期代表人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刺激了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馬赫的經驗主義、彭加勒的約定主義和羅素與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原子主義精彩紛呈。20世紀20年代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誕生和確立,應主要歸功于石里克、卡爾納普、賴欣巴哈和亨普爾等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的杰出工作。20世紀前半葉,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主力確立了科學哲學的學科地位,邏輯主義、科學主義甚至是物理主義支配著科學哲學的早期發展。這與當時物理學蓬勃發展的局面相適應,并確立了從觀察向理論單向過度的科學發展模式??茖W哲學與邏輯實證主義以來的科學哲學研究傳統密不可分,邏輯實證主義是科學哲學的傳統和主流代表。
邏輯實證主義拒斥形而上學,規避形而上學的本體論困難,但也同時失卻了其存在、發展的社會歷史根基。20世紀60年代,繼圖爾敏、漢森之后,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出版,標志著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的形成,預示了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拉卡托斯批判和改進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提出一種肯定科學理論具有內在整體性結構的“精致證偽主義”或“科學綱領方法論”,發展了庫恩的歷史主義主張。而費耶阿本德則把庫恩的歷史主義推向極端,走向無政府主義,宣稱“怎么都行”。費耶阿本德既屬于歷史主義學派,又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后現代科學哲學家。
科學哲學的第二次轉向就是后現代轉向,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波普爾、費耶阿本德、羅蒂、法因、利奧塔等哲學家,他們在哲學觀點上具有“家族相似”。主要表現為從傳統科學哲學的基礎主義、本質主義轉向反基礎主義和反本質主義,從科學認識論轉向鼓吹認識論之死、“怎么都行”,從拒斥形而上學到終結形而上學。后現代主義的分離、解構、消解和非中心化特征,蘊涵著平權、民主、多元對話的某種啟示和可能性,但同時也常常給人迷茫和無根的感覺,具有某種瓦解和顛覆的危險。
對于20世紀科學哲學歷史發展的回顧,使我們認識到科學哲學不是一個靜態的邏輯知識體系,也不是一個固定的科學方法表達,而是一個不斷開拓與求索、批判與建構的動態發展過程??茖W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作為一門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它的學科性質是哲學,這是沒有疑義的。從科學哲學這一學科名稱來看,至少我們可以在“科學”和“哲學”這兩大方向上,深深扎下根去,汲取科學哲學發展、壯大的營養??茖W是科學哲學的反思對象,如果我們抱著哲學王的架子,不肯伏下身去認真鉆研當代科技發展的最新成果,那么科學哲學發展就成為無源之水,就沒有了生機,就必然要走向衰落。當今我們要特別關注自然科學研究中某些哲學熱點問題的研究,如物理學上的復雜性問題,生物學上有關還原、突現、層次等概念的探討,以及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人工智能研究中的語言哲學與心靈哲學問題等等。但要注意的是,某些后現代科學常常是對于現代科學的瓦解和解構,更有甚者鼓吹的是神學和迷信,這種“科學”不能成為科學哲學的正面材料,只具有反面研究價值。哲學是科學哲學的學科性質,科學哲學如果丟掉了它的“哲學性”那也就不是科學哲學了,也就沒有其存在的必要了。所謂“哲學性”,簡單說就是超越現實的某種理想性、思辨性、“形而上”??茖W哲學的主流邏輯實證主義雖說是拒斥形而上學,但是采用的卻是邏輯主義方法,具有不可否認的“哲學性”。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科學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學科才得以迅速確立,并成為當時不可一世的哲學主流。當今科學哲學開展了跨學科的研究,采取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但科學“哲學”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根基?!爱敶茖W哲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學的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兩大陣營之間的較量與爭論?!盵1]
二 超越:視域拓展與方法創新
傳統科學哲學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代表,強調“科學”與“非科學”的絕對界限,拒斥形而上學,固守科學主義陣營。但是漢森的“觀察滲透理論”觀點,從根本上動搖了證實主義,也傷及證偽主義。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跳出傳統科學哲學理論的固有束縛,將研究視域轉向科學“范式”轉換的外部社會歷史環境分析,開拓出科學哲學研究的新領地。薩頓建基在科學史研究基礎上的科學人文化研究(新人文主義)致力于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架設貫通橋梁,開創了科學哲學研究中的科學文化研究??茖W的社會建構理論以及后現代科學哲學研究都可以看作這種科學文化研究的后續表征。在科學哲學的這種視域轉換和研究拓展中,科學哲學豐富了自己的研究內容,拓寬和加深了對于科學的理解??茖W哲學要謀求發展,一方面要堅守自己的固有陣地,另一方面要開闊視野,拓展疆土。我們的科學哲學研究要關注科學發展的新類型和新觀念,探討不可重復現象和行為研究的可能性,探討科學的社會運用及其價值表現,探討知識的自反性等問題。[2]簡言之,要重視“第二類科學”的研究。
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兩次重大轉變,即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雖然說都為科學哲學研究開拓出新的領地,對科學哲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科學哲學的發展卻沒有因此而獲得強壯發展之勢。按照費耶阿本德所說,科學哲學是一個有偉大過去的學科,道出了科學哲學的發展危機。對于費耶阿本德的觀點我們不能完全同意,正像科學有偉大的未來一樣,科學哲學也應當有偉大的未來。從某些僵化科學哲學發展模式和方法的困境否定科學哲學整體的未來發展是缺少充分根據的。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方法論實質上是一種還原論的方法論,歷史主義的科學方法論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后現代主義者的科學哲學方法論則更為寬泛),還原論和整體論都有他們各自的理論特點和存在價值,但也都有其各自的缺陷。還原論思維方式的狹隘性及其形式語言需要在整體論中得到補充與解釋,而整體論思維方式的模糊性需借鑒還原論予以澄清。[3]科學哲學研究必須創新研究方法,要善于在還原論與整體論之間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必要的補充和制約。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科學哲學工作者在引進、評介西方科學哲學思想方面作了許多基礎性工作。我國科學哲學研究工作要想重新煥發生機,取得突破性進展,就必須在理論和方法的創新上下功夫。但是創新不是無根據、無原則的“怎么都行”,而是要立足 “科學”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創新。第一,要追蹤科學技術最新進展,建立科學技術專家與科學哲學工作者的聯盟;
第二,要反思科學哲學與自然哲學的相互關系,挖掘現代自然科學家的新自然哲學的啟示意義;
第三,科學哲學研究要引入歷史、文化研究內容和方法,涵蓋科學哲學文化研究;
第四,要貼近我國現代化實踐和社會生活,探索在科學認識論、科學方法論之外的科學存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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