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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葛蘭西作為世界早期優秀的共產黨領導之一，為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和理論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而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是在獄中的思想結晶，主要存在于他在獄中的著作《獄中札記》，而他的思想在我們現在看來仍有很重要的意義。葛蘭西一生致力于意大利的共產主義事業，被捕之前他主要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實現意大利的無產階級專政。革命失敗后，他在獄中開始反思。想通過別的途徑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提出了文化領導權。
關鍵詞：實踐哲學；政黨；知識分子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11）02—0169—02
葛蘭西的《獄中札記》總共分為四部分：歷史唯物主義問題、革命問題、歷史和政治問題、文化生活問題。葛蘭西是在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失敗后在獄中深刻反思后提出的文化領導權，實際上是為意大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尋找一條適合意大利國情的革命道路。他首先探討了唯物主義也就是哲學的問題，而他探討的哲學始終與知識分子相聯系的，知識分子的哲學是個人的（而這種哲學確實主要是個別獨具天賦的個人發展出來的），所以，可以把它理解是常識，至少是社會中最富有教養的階級的意識、通過他們也是民間的常識。發展中的“頂峰”的一個鏈條。
一、實踐哲學
葛蘭西的《獄中札記》開篇首提哲學—實踐哲學，很多人以為這是葛蘭西為了斗爭的需要回避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詳細論述了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是在對馬克思主義否定和創新的基礎上進行的革命,他明確提出這些人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1]。他們并沒有用這位大師的著作教條主義式地去編造一種不得討論的僵化理論[2]。因此, 他說革命要想繼續, 就必須有新的理論成果，并且在他的《獄中札記》里他多次沒有回避地提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由此看來葛蘭西打破了教條的哲學理論而是創造了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
“高級”哲學與常識的聯系，如“政治”的保證，正如知識界的天主教與“普通人”的天主教之間的聯系為政治的保證一樣。然而，根據聯系的性質來看，這兩種場合彼此是根本不同的。就公教會之所以不得不接觸“普通人”的問題，是表明“信教者”團體造成了深深的缺口，這種缺口如果說可以彌縫的，不是通過把“普通人“提高到知識界的水平（教會甚至也就不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因為教會在現今的情況下，無論從思想上，或者是從經濟上來看，都是不能勝任這種任務，而是要通過為知識界實施鐵的紀律使他們不能超越一定的分界線，不致把缺口變成不可彌縫的、造成禍害性的鴻溝。過去，信教者團體的這種“缺口”，是由強大的群眾運動來填補的[2]。
葛蘭西所在的意大利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度，教會凌駕于政治之上。要想革命只有首先要把無產階級的唯物主義思想變成人民大眾的教會意識，而同時提出了要縫補無產階級唯物主義思想和人民大眾的統一。葛蘭西指出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并不作為機械的原始論據而存在卻是作為歷史形成的過程而存在的。在這個過程中，這兩種概念要經過整個一段路程：由以幾乎本能地認識理論與實踐彼此之間的“差別”、“破裂”和互不關聯為特點的基礎的和原始的階段起，一直到實在地和完全地掌握一套完整的和統一的世界觀為止。這就是為什么應該強調，領導權這個政治概念的發展表明巨大的哲學上的進步，而不僅是實際政治行動中的進步因為這種發展必然引起和暗示智力的統一以及符合那種克服了常識并成為批判的（哪怕留下時還在有限的范圍內）現實觀的倫理。作為中國早期優秀的共產當人被譽為中國的列寧的陳獨秀在他1919年被捕八個月出獄后在《新青年》上撰寫的《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直接向社會發出“中國也需要耶穌精神”的呼聲[2]。實際上陳獨秀實在說中國革命需要信仰，需要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信仰，而這種信仰要像基督教的教義一樣深入每一個人的心中[3]。
葛蘭西認為，每個社會集團都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同時每個集團也都有領導人，領導權存在于統治階級的領導人那里。對于思想家和學者的威望，大致也可以這樣講。這種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很大的，但是要知道每一種世界現都有它自己撥擢出來的思想家和學者，于是威望也就散開了[2]。由此可以看出，一種信仰需要有神的存在，神是脫離一般人的，神是大家用來頂禮膜拜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自然需要神一樣的領導人也就是領袖，而實際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領袖，蘇聯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實在的哲學家正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積極改變周圍世界也就是改變每一個個人[2]。葛蘭西把哲學和政治聯系到一起，因此《獄中札記》把哲學放到首位來探討，是非常英明的也是符合意大利的國情的。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葛蘭西把哲學放到首位來探討，葛蘭西不僅僅是在講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在講他自己的哲學——實踐哲學。
二、政黨——統治集團
現代君主，神話君主，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個人，具體的個體，他只能是被承認了的并且在行動中部分確定下來的集體意志已經開始表現自己的那個社會中的有機體，復雜的要素。這個已經由于歷史發展產生了的有機體，就是政黨[2]。葛蘭西解釋了什么是政黨，政黨是區別于其他的經濟等的社會團體，是同君主一樣的作用是用來統治國家的，他的使命便是奪取、鞏固政權。黨史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內容觀?它是否只應該簡單地敘述一下政治組織的內部生活，政治組織的產生情況，黨據以建立的最初一些小組的情況，形成黨的綱領和世界現的思想斗爭呢？當真是這樣的話，那么就會寫成一部知識分子的有限集團的歷史，而且說不定會寫出一部個別人物的政治傳記。因此內容的范圍應該是更廣泛和更豐富[2]。
一定意義上存在看政治上的分工（在一定范圍內是有益的）。但是每一個集團足以為一個集團的存在為前提的，因為這樣可以在緊要關頭，也就是恰好當斗爭在主要問題上展開的時候，建立統一，形成聯盟。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在建立政黨的時候，應該以“團結一致”，而不應該以一些次要問題為基礎；因而必須注意使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領袖與群眾之間保持不斷的聯系。假使在緊要關頭領袖們轉入他們的“真正的黨”內，那么群眾就要陷于沒有首腦毫無生氣軟弱無力的境地[2]。
葛蘭西指出政治斗爭極為的復雜，特別注重政治斗爭的方法。因為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他提出不能抄襲階級斗爭的方法，實際上他的真實意圖是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國情，應該按照實際的情況采取合適的方式去革命奪取政權。同時他提出了革命的三種斗爭方式：抵制是陣地戰，罷工是運動戰，秘密準備軍隊和突擊人員則是地下戰。很明顯葛蘭西所指的陣地戰是一種消極的抵抗運動，也就是通過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從而實現政權的過渡，在宗教意識很強的國家這種策略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
三、國家
葛蘭西指出：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換句話說，國家是披上了強制的甲胄的領導權。有一種關于國家的學說認為國家注定要結束自己而熔化在被調整了的社會之中——在這種學說里上述問題占著中心的地位。意大利作為15世紀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較早的進入了市民社會，而作為基督教信仰是形而上學的東西，是政治的范疇。而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市民社會的基礎之上的。在市民社會中，作為自由意志實體化，個人具有絕對的自主權和自由讓渡的權力。奪取政權依靠陣地戰的非暴力方式是比較可取的。文化領導權就顯得尤為重要。
四、有機知識分子
為實現這種文化領導權葛蘭西提出了有機知識分子的概念。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在文化領導權實現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身知識分子就掌握知識。并且每一個集團都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階層，頑固的資產階級也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階層。他認為知識界與生產界之間的相互關系，決不是基本社會集團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關系，它們在各種程度上是全社會“中介”的結構，是上層建筑的綜合，知識分子也就是上層建筑的“活動家”?？梢院饬扛鞣N知識界階層“有機性”的程度，衡量它們和基本社會集團或多或少的密切關系，而從下列上紀錄職能和上層建筑的順序（從結構的基礎到上面）?？梢灾赋鰞蓚€巨大的上層建筑‘平面圖”，一個平面圖可以成之為“公民社會”，即俗稱“部分”的有機體的總和；一個是“政治或國家社會”平面圖，適應于這個平面圖的，是全社會統治集團的“領導”職能和“直接統治”職能，或表現在國家活動和“合法”政府活動上指揮的職能。這些職能，正是有組織的和相互聯系的。然后他提出了鄉村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傳統性”的，即是與農民的社會相聯系的鄉紳。實際上在鄉村中的一些大地主和有威望的農業資本家扮演著政府的職能，一方面他們代表了社會財富是鄉村人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們又是知識化身，因此知識分子在實現文化領導權的過程中是至關重要的環節[4]。
他認為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擔負起既能聯系領導階層又能普及宣傳統治階級的思想、意志，把一般的大眾和上層集團聯系起來。只有有機知識分子才能做到這一點，而作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首先應該以實踐哲學作為自己的人生哲學，有工作的熱情能為無產階級革命深入基層，改造一般民眾的思想，是大家團結起來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消滅剝削和壓迫奮勇獻身。
有機知識分子怎樣實現自己作用，葛蘭西提出了教育的方法。教育可以使廣大民眾掌握知識，從而使民眾清醒。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武裝他們的頭腦盡可能地改變他們的信仰。并且他還提出了教育的課程和方法，提出除了開讀、寫、算、地理、歷史等的基礎課程除外應該重視法律與義務的教育，同時主張學校教育的應該實行十五六年就可以了。
葛蘭西著作的四部分，是一脈相承的，是緊緊圍繞著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主題展開的。葛蘭西是從意大利的國情出發，反思革命創造自己的理論體系。暴力革命的失敗使得葛蘭西開始另辟蹊徑尋找革命成功之路，他提出了依靠奪取文化領導權從而實現奪取政權的這一和平革命的道路?，F在看來，葛蘭西所提的文化領導權是不確切的，應該是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是不分國界、不分階級的。文化領導權是先進文化也就是符合人類以及整個大自然的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全人類的一種感召和吸引力。
參考文獻：
[1]葛蘭西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意]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132.
[3]陳獨秀研究:第三輯[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6.
[4]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責任編輯/ 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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