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三篇

汪曾祺的伊犁行

汪曾祺一生去過很多地方，1993年9月8日在一篇《自序·我的世界》中說：我到過不少地方，到過西藏、新疆、內蒙、湖南、江西、四川、廣東、福建，到過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過竹筏……但我于這些地方都只是一個過客，雖然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畢竟只是過眼煙云。（《汪曾祺全集》第六卷98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

新疆、伊犁也是汪曾祺過眼煙云中的一縷。因為喜歡讀汪先生的文章，恰好又生活在伊犁，平時讀書時就比較關注，發現關于汪曾祺的一些研究中，有關此次新疆之行，提到的不多。

汪曾祺這次到新疆，是和老朋友林斤瀾、鄧友梅一起。一路上的情況，走得比較辛苦，也不算順利。汪曾祺在1982年9月22日起寫于蘭州的新疆行散文《天山行色》中涉及很少。倒是多年后，同行的鄧友梅在《再說汪曾祺》中提到此行，才讓我們有所了解：我和斤瀾都剛恢復工作，《北京文學》一位編輯陪同我們三人去一趟絲綢之路。到了吐魯番，伊犁，酒泉，敦煌，蘭州。因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幫忙”，沒有官方的“公事接待”，這一路走得很艱苦。有時因為借不到車，關在旅館中幾天無所事事。有時車借到了司機大老爺架子很大，拿我們當盲流對付。從烏魯木齊去伊犁時，那位司機帶的私貨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縫中，還對他說：“老頭，你給好好看著點！”到了伊犁，《伊犁文藝》一位資深編輯陪我們去察布查爾山中訪問哈薩克牧區，那編輯批評了司機幾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時司機竟把編輯扔在草原上……盡管受了許多氣，吃了許多苦，但因作夢也沒敢想今生今世還有機會享受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樂在其中！特別是曾祺，再艱苦他也沒叫過苦，再受氣他也不生氣。我有時管不住情緒想發脾氣，一見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靜，馬上氣散火消。從新疆回來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壇經》找出來從頭讀了一遍。（鄧友梅，《再說汪曾祺》，見《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6期）

林斤瀾文章中提到的“《伊犁文藝》”，應該是伊犁州文聯主辦的《伊犁河》雜志，至于“資深編輯”，當是雜志主編郭從遠。三十多年后，定居海南的郭從遠在文章《那一年，那一年……》中也談到汪曾祺等人的伊犁行：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善，放縱了惡，此話有理。那一年，鄧友梅、汪曾祺和林斤瀾三位老作家來伊犁采訪，我們請他們給伊犁的文學青年們上了一課，十分精彩。后來，我陪他們去尼勒克采風。他們是某部隊接待的，還給他們派了一輛吉普車，這給文聯減少了很大的負擔?？墒菦]想到那位開車的小爺們這么難伺候，別說他軍紀不整，就是那副老爺架勢倒成了不是他為遠道而來的客人們服務，反而是客人們伺候他老人家。從伊寧市出發，到敦麻扎這不長的路程，他的車就拋了好幾次錨。常常是車輪胎沒氣了，他就讓我們給車打氣。我打也就罷了，他要客人們也打。三位作家年紀都大了，我實在是于心不忍，可有沒有辦法。你得罪了他，他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把我們擺在公路邊、荒灘上。我們只好忍氣吞聲。忍著熬著總算到了尼勒克，到了唐布拉。臨近回了，他突然提出要先回伊犁辦事讓我們在一個小鎮上等他。忍無可忍，矛盾爆發。我在和他大干一仗之后，他提出車況有問題，只能載三個客人，無論如何也不能載我了。三個作家跟他說了很多好話，他都不聽。我對三位作家說，我只能坐班車回去了，你們一路上千萬要照顧好自己。鄧友梅回到內地后在《上海文學》上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說《戈壁灘》，就寫了這次旅途上的事，寫了文革對美好人性的摧殘。（郭從遠，《那一年，那一年……》，見《伊犁河》（漢文版）2014年第4期“伊犁州60年大慶專輯”）

郭從遠生于1942年，接待汪曾祺一行時正好四十歲。文章中提到的“唐布拉”，就是汪曾祺《天山行色》中寫到的“唐巴拉”。他們在尼勒克時，曾和尼勒克縣委書記等人有過合影，2013年第1期《伊犁河》（漢文版）封三的“伊犁文學記憶”上發表了這張合影，鄧友梅、汪曾祺、林斤瀾分別坐在前排左一、左二、左四，郭從遠站在后排左四。這也是我看到的第二張汪曾祺在伊犁的合影。第一張是汪先生一行在察布查爾時和接待人員的合影，是從察布查爾縣老作家謝善智那里看到的。后來我請謝老師寫了篇回憶性的短文隨照片一起編發在《伊犁晚報》副刊上了。

汪曾祺一行到伊犁，給當時的伊犁文學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謝善智外，伊犁史地專家賴洪波老先生在《又見丁香花開時——伊犁文苑60年的人與事》對汪曾祺在伊犁也專門作了記錄：1982年夏，北京老作家汪曾祺、鄧友梅、林斤瀾結伴來伊犁?！兑晾绾印肪庉嫴吭诋斈曛萼]電局小樓會議室召開一個文友座談會。三位老作家都頗為矜持，說話慢斯條理，一派閱盡人間風景的氣派！他們的講話，當年《伊犁河》第4期以《作家三人談》刊出。當晚，郭從遠主編在綠洲飯店接風，三位長者似乎放松了許多，汪曾祺能飲，對伊犁大曲極為贊賞，連聲說：“好酒，好酒！”對菜肴“四川豆醬蒸豆腐”一味，嘖嘖稱贊，連連舉箸，感慨地說：“這種豆腐，還是抗戰時在昆明吃過??！”看得出，汪老是個老牌食貨。（賴洪波，《又見丁香花開時——伊犁文苑60年的人與事》，見《伊犁河》（漢文版）2014年第4期“伊犁州60年大慶專輯”）

汪曾祺、林斤瀾、鄧友梅三人的講座，經記錄整理刊發在當年的《伊犁河》第4期（當時為季刊，現在為雙月刊）上。汪曾祺的講座題目是《道是無情卻有情》，后收在《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中。

關于汪曾祺的新疆行，《汪曾祺全集》附錄一《汪曾祺年表》中只字未提，汪曾祺研究專家陸建華在《汪曾祺年譜》（見《文教資料》1997年第4期）中也未提及。但在伊犁文學界的影響，至今還有余音。2009年我做《伊犁河》雜志創刊三十周年專題，采訪過不少本地的老作家，就聽許多人提起，尤其他們三人在伊犁的文學講座，多年后提起來還津津樂道。

如果沒有鄧友梅、郭從遠的文章，汪曾祺隨遇而安慣了，對一切看得比較淡，僅從汪曾祺的文章中是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來這一路上的“艱苦”。應該說除了這些插曲外，邊疆的人文風情給汪曾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多次在文章中都有提及。

前面提到的《天山行色》（收在《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在汪曾祺的游記散文中也是獨樹一幟的名文。除此之外，收在《全集》第六卷中的《手把肉》、《手把羊肉》結尾都寫到在唐巴拉牧場吃哈薩克手抓羊肉的情景，汪曾祺觀察得很細，寫得也很細，可見印象之深。順帶說一句，汪先生寫的“下面是面，上面是肉”正是哈薩克族傳統美食“納仁”。另外，還有寫于1994年的《大地》中專門一節《祈禱》寫的是從烏魯木齊往返吐魯番時的見聞（見《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寫現代詩不多的汪先生，在全集中收了《賽里木》《吐魯番的聯想》等兩首新疆題材的詩歌。（見《汪曾祺全集》第八卷）

汪曾祺在作文、美食之外，還喜歡“書畫自娛”，汪曾祺后人自費印制的《汪曾祺書畫集》我在新疆自是無緣見到，但也曾偶然發現兩幅和伊犁有關的美術作品，均見于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文與畫》中：一幅是作于1992年的《蓼花無穗不垂頭》，汪先生在題畫上寫道：“昔在伊犁見伊犁河邊長蓼花，甚喜。喜伊犁亦有蓼花，喜伊犁有水也。我到伊犁在一九八二年，距今十年矣 曾祺記”。（見《文與畫》10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

另一幅作于1996年，原畫無題，卻有一段關于伊犁的題畫：“林則徐充軍伊犁，后赦歸至河南，督治河工，離伊犁時有詩句云：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馬看。此畫伊犁河所見。我到新疆在一九八二年，距今十四年矣。 一九九六年秋 曾祺記”。（見《文與畫》17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

為了想看看汪老是否還有其他關于伊犁的書畫，托請天津《散文》編輯部張森先生代為查閱《汪曾祺書畫集》，結果也只有上面提到的兩幅。時隔十四年后，距離生命倒計時還不足一年之際，書畫自娛還不忘當年去過的伊犁，可見汪先生對曾經偶然去過的伊犁還是常常懷念的，至于一路上吃過的苦、受的委屈，大概忘了吧，或許根本就沒放在心上。

汪曾祺的一則題畫

汪曾祺先生多才多藝，除了作文、賞美食外，還常?！皶嬜詩省?，在文章之外還留下了為數甚眾的書畫作品。汪先生去世后，2000年他的子女汪朗、汪明、汪朝用汪先生的稿酬自費印制了一本《汪曾祺書畫集》，在對書畫集作說明時，對汪先生的寫字作畫也有描述：父親沒有什么業余愛好，寫作之余，揮毫潑墨，寫字作畫，是他的娛樂和休息。他生性瀟灑，不拘小節。游蹤所至，總有許多朋友求他作畫寫字，他很慷慨，有求必應。尤其是喝了幾杯酒之后。無論高官顯要，還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視同仁。即便畫了得意的、他自認為比較好的畫，有人要，他也毫不吝嗇，隨口答應。（《一點說明》，見《汪曾祺書畫集》）

因《汪曾祺書畫集》是自費印制，不對外銷售，現在很少見到。好在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了一本《文與畫》，收汪先生部分文章外，還選收了書畫作品106幅。本書流傳頗廣，幾年內就幾次加印，讓無緣見到《汪曾祺書畫集》的讀者可以盡可能地欣賞汪先生的書畫。

我接觸汪先生的書畫也是從《文與畫》開始的，幾年來常常翻閱，尤其由于我生活在伊犁，對汪先生的兩幅與伊犁有關的畫作就更留意。這兩幅畫，一幅作于一九九二年的《蓼花無穗不垂頭》，汪先生在畫上有題語。另一幅作于一九九六年，原畫無題，卻有一段關于伊犁的題語。

兩幅畫都提到了一九八二年的伊犁之行，那年汪曾祺和老友林斤瀾、鄧友梅結伴到伊犁走了不少地方，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汪先生的諸多書畫中，我對這兩幅尤為注意，看的次數多了，就發現了個問題，問題就出在作于一九九六年秋的那幅畫的題畫上。

汪先生提到“林則徐充軍伊犁，后赦歸至河南，督治河工”，此處汪先生記憶有誤。查《林則徐日記》（見《林則徐全集》第九冊）得知，林則徐1841年7月13日“知奉上諭，以則徐前在粵省所辦營務、夷務均未能妥協，與前督鄧俱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是夜即收檢行李”。并于次日踏上往伊犁的流放路。在流放途中，林則徐奉命到河南祥符（今開封）協助督治河工至次年三月完工，后林則徐仍被發往伊犁，效力贖罪。而不是赦歸河南時督治河工。

汪先生提到林則徐的“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馬看”時說是“離開伊犁時有詩句”，也不準確。此詩不是林則徐離開伊犁時所寫，而是寫于哈密。原詩題為《乙巳冬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紀恩述懷四首》，寫作時間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即1845年12月4日，汪先生提到的是四首中的第三首里的兩句，全詩為：

大樹營門禮數寬，將軍揖客有南冠。

非徒范叔綈袍贈，不待馮諼劍鋏彈。

夙世因緣成締合，一心推挽愧衰殘。

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馬看。（見《林則徐全集》第六冊）

詩題中的伊吾為地名，即指現在的哈密。詩句中的格登山，位于伊犁昭蘇縣境內，筆者現正居在格登山腳;“伊江”就是伊犁河。此詩當為林則徐快離開哈密時，想起伊犁遂成此詩。

汪先生在題畫時，大概顧不上查閱資料予以核對。聽聞新版《汪曾祺全集》正在編排中，除文章外還收了汪先生的書畫作品，收入此畫時，針對題畫文字，應當加注釋予以說明，以免喜歡汪先生的讀者以訛傳訛。

黃暉和他的《論衡校釋》

“壞學校也出好學生”是胡適先生晚年形容曾經偷聽他上課的安徽老鄉黃暉之言。事見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60年1月22日的記載：先生今天談起黃暉，說：黃暉是北京中國大學的學生，他曾到北大偷聽我的課，但他畢業后寫了一部《論衡校釋》，算是很標準的著作。壞學校也出好學生。這個人現在不知去向，可能是去世了，也許跟劉叔雅在云南呢。（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38頁，新星出版社，2006年）

按理說當年的中國大學不算是一個壞學校，可能因為政治原因，引起了胡適先生的“壞學?！敝?。胡先生此時當然不知道，他關心的黃暉不在云南，而在西北大學;劉叔雅也已于兩年前的1958年去世了。巧的是，黃暉在此就讀期間，中國大學董事會主任何其凡就是他的近老鄉安徽桐城人。

關于黃暉其人，除了專門研究《論衡》之人外，已基本無人提及。我也是通過謝泳先生發表在《文匯報》上的《胡適關心黃暉》一文才得知有黃暉這么個人的?？戳酥x先生的文章后，上網檢索，有關黃暉的資料寥寥無幾，想深入探究黃暉其人的念頭才算熄了下來。

上面提到的胡適先生晚年之言，最初也是從謝先生文章中看到的，直至后來自己買了一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重溫胡先生“壞學校也出好學生”之言后，找了幾本有關安徽、安慶、桐城等地的志書，也未見有關于黃暉的記載。但謝先生文章中提到了《桐城近世名人傳》續集，在桐城友人的幫助下，終于找到了由安慶市政協文史委員會、桐城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內部出版物《桐城近世名人傳》續集，內收有黃河寫的一篇《黃暉傳略》，因文章流傳不廣，現簡述如下：

黃暉，字政庵，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安徽省桐城孔城鎮人，1909年生出于執孔城鎮商界牛耳的黃永成商業世家，其父黃蓮伍工書法、擅篆隸。黃暉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后就讀于“桐城派后起之雄”吳汝綸創辦的桐城中學，畢業后到北京考進了中國大學，期間與胡適、劉文典等學者常相過從。在此之前，黃暉對《論衡》研究?？币呀浧鸩?，曾將初成型的《論衡校釋》若干卷和王充年譜見正于劉文典。同時，還請教于胡適。胡適對黃暉的研究支持有加，將他本人的手校本和珍藏的宋版本都主動借給黃暉參閱。中國大學教授吳承仕、北京大學教授馬幼漁教授對黃暉的研究成果都交口稱譽，并借出手校本和珍藏的元版本，供黃暉研究參考。這些都給了黃暉極大的幫助和鼓勵。1938年，經胡適極力推薦給商務印書館，時正值抗戰軍興，書稿付排后，輾轉到香港出書，在重慶發行。中國大學畢業后，黃暉先回安徽阜陽中學教高中國文，后在省教育廳和建設廳任職，期間常為《皖報》寫稿。1948年在安慶圍城期間，參加了民盟皖中工作委員會的地下工作。1950年春，黃暉應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黃暉傳略》中寫作“候”）邀請到西北大學任教，先后教授中國通史、近代史等專業，并從事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史學史、邊疆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史研究?！拔幕蟾锩敝?，因被長期凌辱、備受誣陷，1974年8月遽爾謝世。死后所藏書籍和有關手稿都由遺屬獻交給了西北大學圖書館。

《論衡校釋》出版后，《黃暉傳略》中說“初版面市不脛而走”一點也不為過。周作人1939年1月5日在《實報》上發表了一篇《印書紙》，談的就是《論衡校釋》：聞怡谷老人言，桐城黃君的《論衡校釋》已出，前日往琉璃廠，因買得一部。王仲任為吾鄉先賢，素所景仰，嘗謂與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為中國思想界不滅之三燈，《論衡》中九虛三增至今猶有萬丈光焰，惜自昔乏善本，常令人感覺不易讀耳。黃君此著有功于后學不少，鄙人大受恩賜，批讀數章，豁然意解。但用紙稍差，質滑而分量重，且甚脆弱，其實以那么的高價發售，似亦不妨用竹紙矣。（周作人，《知堂書話》第9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周作人此文具體寫作時間不詳，但在此文發表前幾日，即1939年元旦在家遭受槍擊，終于促使了他的下水。他寫本文時，大概不會想到在戰火紛飛下，《論衡校釋》能出版，已經大為不易了，還談何“不妨用竹紙”。該書出版后，甚至作者連原稿和樣書都未拿到。黃暉所留作紀念的孤本還是抗戰后期向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函商所得。

胡適去世前一年還在想著黃暉和《論衡校釋》，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61年2月14日條將此記了下來：今天是陰歷除夕，先生到錢思亮家去吃年夜飯。在車上，先生對胡頌平說：“你如遇到趙叔誠，有兩部書應該請商務再版的。一部是黃暉的《論衡校釋》，算是一千年來注釋《論衡》最好的一部書。另一部是湯用彤的《佛教史》第一冊，是寫漢魏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佛教史，第二冊寫隋唐時代，此地還沒有。如果商務害怕不敢出的話，我可以替他寫一篇序，你告訴他。湯用彤在那邊（指大陸），希望他不要被他們清算掉。（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第3505頁，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

本條下還有一則編者附記：以后胡頌平告訴了趙叔誠，商務印書館借了先生的藏書影印，才有《論衡校釋》和《漢魏南北朝佛教史》的臺北版。

事實上，胡適先生提議再版《論衡校釋》前，在大陸，商務印書館也曾有再版的打算。據《黃暉傳略》記載，1954年波蘭漢學家來華訪問，在北京圖書館發現《論衡校釋》，以微型膠卷影印，擬議作文化交流科研項目，商務印書館也同作者約議再版，均因運動迭來，擱置沒有下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論衡校釋》寒齋藏有一冊。2013年春，我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學習，3月18日下午到天通苑東三區菜市場去逛書攤，在某書攤發現了一冊《論衡校釋》，書品完好。攤主見是殘本，便要價五元，我趕緊買了。我買的這冊是《論衡校釋》（一），32開本，書的封面簡潔樸素，分三行豎排從右至左印有：黃暉 撰 論衡校釋（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因僅買到第一冊，其后幾冊未見，也不見本書版權頁，出版年月也暫未可知了。

商務印書館未再版的《論衡校釋》，中華書局出版《新編諸子集成》時將此書收入并于1990年出版發行。那么，我買到的《論衡校釋》當是臺灣商務印書館根據胡適藏書影印而成的了。

《論衡校釋》一書，現在坊間不難尋到。倒是黃暉去世后捐獻給西北大學圖書館的有關手稿，不知是否有面世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