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貨幣化與明代白銀貨幣制度變遷

文章編號：1006-3544（2015）06-0072-08

引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財政是國家一切經濟政策的中心。弱化的財政功能會將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整個改革進程，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1] 因此財政危機往往是社會變革的觸發點，一旦危機程度到了臨界點，威脅到政治統治，變革就將開始。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變革往往是由財政危機引發，變革主要是為了避免財政危機。

統治者避免財政危機最簡單的辦法是增稅或者減少政府開支，然而，增稅會帶來統治危機。傳統中國是典型的農業社會，稅收潛力有限，歷史上，王朝因為橫征暴斂而導致國家大亂的情況比比皆是。但減少政府開支又妨礙政府職能的發揮，同樣威脅統治基礎。那么，打通財政與貨幣的關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史實證明，王朝在征稅有限的時候，往往會在貨幣上打主意，紙幣制度在中國的早熟與當時王朝的財政困境有很大關系。筆者曾經論證，明代紙幣制度的崩壞根源于以財政為中心的寶鈔制度設計缺陷，這種制度設計是為了滿足政府財政開支需求與避免財政危機。 [2] 因此，可以認為，賦稅制度的演進導致貨幣制度的變遷， 即明代白銀貨幣制度變遷是由明代賦稅貨幣化演進引發的， 而賦稅制度的演進又是由統治者的賦稅偏好決定的。

需要說明的是， 中國古代的賦稅跟現代稅收不同?，F代稅收是民主政治的產物，建立在私人財產權利體系上， 它意味著絕大部分產權被界定私有，其再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完成。 [3] 而中國明代是專制體制，當然，專制體制下的賦稅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稅收。在此，厘清中國古代稅收的性質對理解這個問題是有幫助的。

中國古代是皇權社會， 皇帝天然地享有對治下百姓的征稅權， 稅權自然地成為皇權的一個組成部分?！敖鷩壹{稅者是公民，法律上是平等自由的，而古代中國封建社會的差稅繳納者則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而隸屬于帝王的編戶齊民?！盵4] “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人的權利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為事實上它不存在?！?[5]“普天之下一切財富在源頭上都是屬于帝王所有，而卑微的子民們能夠擁有財產，全是出于圣德齊天的帝王之恩庇與賜福?！?[6]“當編戶小農人身還是被占有的時候，他們的土地占有權的意義是不會超過他們的人身的意義的?！?[7] 因此， 對皇帝來說，向治下百姓征收賦稅是天經地義的而無需過問什么公民權利，皇帝占有一切，包括百姓的人身，何況是土地，何況是賦稅？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賦稅貨幣化演進導致貨幣制度變遷。明代白銀貨幣化是從國家賦役制度變動開始的，國家在賦稅層面做出的局部調整變動引導賦役貨幣化，賦役貨幣化反過來進一步推動賦役的變革，而賦役變革又加強了白銀貨幣化進程，最終導致了明代白銀貨幣化。

一、明代賦稅貨幣化

（一）從實物征收到賦稅改折

眾所周知，明初國家賦稅征收實物，正如史籍所載：“國初，因田制賦，稅糧、草料，各有定額。每年戶部先行會計，將實物數目分派各司、府、州照數征收?！?[8] 但是這種實物稅有很多弊端：（1）所貢往往非所產。由于各地自然條件差異很大，土地產出物亦有很大不同。田賦作為明代主要稅收來源，政府往往要求百姓交納米麥。這樣一來，不出產米麥的地區就需要將自己土地上出產的農產品換成米麥繳納賦稅。（2）從田賦運輸的角度看，運輸稅糧至京師有很大的成本，既有舟車轉運蟲鼠齒蝕的耗折，又有搬運裝載種種費用，更有風暴漂沒與盜賊劫竊之危險。特別對于那些僻居深山不通舟楫的役戶來說，運輸田賦之艱辛，連朱元璋也哀嘆：“民間租稅，水陸窎遠，送納京師，實為艱難?！?[9] （3）田賦以米麥為主，作為國家財富貯存也成了大問題。永樂中，“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9] 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因此，明初賦稅改折是常有之事?！睹魇贰な池浿尽吩疲骸昂槲渚拍?，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于是謂米麥為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9] 據此可知，只有米麥才是本色，以其他實物折納輸官者，均屬折色范疇。

賦稅改折的原因多出于各種不可控因素，比如交通道路不便，由于天氣原因而運輸困難，由于各種自然災害等等。折色也主要局限于部分地區、部分稅目，故而朝廷酌情準其折納，以緩解百姓上交賦稅困難?！睹魈鎸嶄洝酚涊d，洪武元年，明太祖制定了“蠲免折征”條例。洪武六年，太祖令直隸府州及浙江、江西二行省當年秋糧用綿布上繳國家。洪武九年，太祖對上述地區免征當年稅糧，對其余地區實行折色，規定可以銀、鈔、錢繳納當年田租，并規定了折納標準，“每銀一兩、錢千文、鈔一貫，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苧布一匹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麥五斗”。 [10]

賦稅改折往往以其他實物形式出現。有本色改折為麥豆的情形。永樂元年三月，陜西遭受蝗災，莊稼無收，奏報皇帝乞求以麥豆折納， 得到永樂帝許可。也有鈔布、鈔帛兼折的情況。永樂十年正月，河南靈寶、 永寧兩縣自永樂八年以來累積拖欠稅糧七萬有余，又加之遭受旱災，乞求折輸鈔帛；同年，山西平陸也以旱災為由乞請永樂八年、 九年兩年稅糧折輸鈔帛。這些均得到永樂帝許可。永樂十一年，戶部官員奏言河南汝寧等府所屬十六州縣連年水災， 田谷不登，永樂帝允許“所征稅糧宜令折輸鈔帛”。 [11] 上述三個例子都是發生在永樂時期賦稅改折的例子。宣德初，武昌、荊州、襄陽諸郡縣發生旱災，莊稼無收，民食不足，稅糧難征，可是按照規定要完成百余萬石的稅糧指標并赴京繳納， 請求皇帝寬恤，“上令凡被災處稅糧皆令折收布鈔”。[12] 也有改折為絲布的例子。宣德四年九月，應天、蘇松等府以及浙江一些屬縣由于地方經濟困難， 拖欠永樂二十年至洪熙元年的稅糧和馬草，奏報皇帝，乞求改折絲綿等物，宣宗體恤百姓困難，命行戶部斟酌折收，戶部經過商量確定改折標準，“絹一匹準糧一石二斗， 綿布一匹準一石，苧布一匹準七斗，絲一斤準一石，鈔五十貫準一石，綿花絨一斤準二斗、鈔五貫、準草一束”。 [12] 對于特殊地區，朝廷往往根據當地情況靈活處理，賦稅改折更加多樣化。比如，洪武十七年，云南自十四年至十六年連年遭受霜災，乞請皇帝“今后秋租請以金銀、海貝、布漆、朱砂、水銀之屬折納”， [10] 明太祖下詔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