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全國世界史研究論壇”于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在復旦大學舉行。此次會議由中國史學會世界史工作委員會和復旦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協辦,來自全國各大學、研究機構約11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本屆論壇主題為“世界歷史中的個體、群體與社會”,共提交論文82篇。以下是本次論壇的綜述:
一、古代中世紀史研究
復旦大學歷史系金壽福教授的《社會秩序的歷史敘述模式:埃及文獻的啟示》分析了從古代埃及經過歐洲中世紀一直到20世紀,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出現的探討合理的社會秩序,以及人與人之間正常關系的一種敘事模式,并且在此基礎上闡釋了同一個敘事模式依據書寫者立場的不同,既可以替一種秩序的消失而鳴冤,也可以為一種新型的秩序而叫好。
復旦大學歷史系張巍副教授的《特奧格尼斯的“印章”——古風詩歌與智慧的傳達》從古風希臘詩歌的特性出發,通過對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詩人特奧格尼斯詩集中的“印章”如何蘊含古風詩人傳達“智慧”的特殊方式的思想史考察,從一個側面來展現這個比喻的豐富內涵。
復旦大學歷史系吳曉群副教授在《論雅典城邦的宗教管理》中則通過對雅典城邦中官方的宗教管理者、由國家認可的神職人員、相關的宗教律法以及古代雅典國家所表現出來的所謂宗教自由與壓抑的討論,來探討宗教與古代希臘城邦的關系。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徐松巖教授就希羅多德及其《歷史》的幾個問題進行了重新的討論,并引起與會學者的激烈討論。
復旦大學歷史系夏洞奇講師在古羅馬史研究方面,以西塞羅和奧古斯丁對共和國的討論為例,分析了古代羅馬人是如何理解共和國的涵義的。
復旦大學歷史系趙立行教授的《論中世紀的“灰腳法庭”》關注了“灰腳法庭”這一長期為學者所忽略的中世紀歐洲獨特的法律體系,通過分析灰腳法庭產生的社會背景、所依據的法律和權力基礎以及獨特特征,解釋了其所以興盛和衰落的內在機理。在中世紀史研究方面,有兩篇拜占庭史的論文引起了與會學者的關注。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陳志強教授分析了“查士丁尼瘟疫”對拜占庭帝國和個人的影響,認為這場瘟疫不僅對當地居民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后果,而且對拜占庭歷史發展和地中海、歐洲歷史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徐家玲教授則對7-10世紀拜占庭的拓殖與邊疆開發進行了研究,認為拜占庭的拓殖政策不僅使拜占庭能夠有效地開發和利用本國的土地和人力資源,強化了軍力,提高了國家的綜合實力,同時也促進了中世紀東地中海各不同起源的民族之間的融合。
二、歐美史研究
北京大學歷史系錢乘旦教授的《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和工人政治運動》認為,工業革命中工人運動有兩個支流,1850年以后工人激進運動消失了,但工人運動仍繼續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李世安教授在《農民起義與英國社會發展》中認為,自16世紀以來出現的一系列近代英國農民起義是由社會經濟環境變化引起的。英國統治階級早期對農民起義采取了鎮壓,但在1830-1832年起義后調整了政策,對農民作出了一定的讓步,在社會立法和其他社會政策上考慮農民的要求??梢哉f,農民起義推動了英國社會的發展。
復旦大學歷史系李宏圖教授的《英國革命時期對“自由”的理解》通過選擇代表絕對主權的理論家霍布斯和共和主義理論家哈林頓為個案來解讀它們對自由的不同理解。
復旦大學歷史系張智講師則研究了法國舊制度末期的反啟蒙運動。
今年正值十月革命90周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于沛教授的《十月革命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正是為紀念這一重要的歷史事件而作。文章認為,十月革命的勝利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宏偉成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結果。文章最后堅信,21世紀是社會主義復興的世紀,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向榮教授的《哈克斯特豪森的“發現”——俄國農村公社問題的提出及其影響》通過分析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和相關材料,認為哈克斯特豪森對19世紀中后期俄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這種影響是負面的,它不僅使俄國的農奴制改革偏離了正確軌道,也使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向榮教授最后通過哈克斯特豪森的例子指出,思想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思想家更應謹記自己的社會責任。
北京大學歷史系李劍鳴教授在《“人民”的定義與美國早期的國家構建》中認為,美國革命時期的“人民話語”對早期的國家構建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并預示了顯達政治變遷的方向。用“人民”的意識形態來塑造政治國家的正當性,把“人民主權”的理念和精英統治的實際調和起來,從而使一個由職業政治家和專業官僚精英主持的政府,仍然可以叫做“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李劍鳴教授認為,這是美國建國者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遺產。
三、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研究
馬克思主義史學仍是這個主題的主要內容。
復旦大學歷史系張廣智教授以弗蘭茨·梅林為個案,分析了梅林的史學成就、理論貢獻和“拉薩爾情結”。張廣智教授認為,人們可以憑借梅林,了解歐洲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史學貢獻,并從他們史學思想中認識與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歷史聯系,進而感受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西方史學史上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
三明學院政治法律系王立端教授在《二戰后聯邦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中認為,二戰后聯邦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工人運動史、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德國歷史連續性等展開了廣泛的研究,但馬克思主義史學一直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同時馬克思主義對聯邦德國的批判社會史和新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日常生活史研究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不屬于新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
在美國史學研究領域。
江西科技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張瀾教授和復旦大學歷史系談麗講師分別研究了美國的“邊疆假說”和小阿瑟·施萊辛格的史學觀。
史學理論方面的兩個報告引起了與會學者熱烈的爭論。
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俞金堯教授在《構建新的世界史體系呼喚“戰國時代”》中認為,我們正置身于世界史體系建設的“春秋”時期,但是,我們現在迫切地需要把這一專門研究的情境中“春秋”時代的百花齊放推進到“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狀態,并在成熟的條件下實現相對而言的“大一統”。
復旦大學歷史系陳新副教授在《態度決定歷史:后現代狀況下的歷史學》中認為,后現代主義倡導一種平等和寬容的精神,以這種精神來看待歷史寫作,傳統歷史學的基本元素在后現代史學的框架內都能獲得新的定位;判斷一部歷史作品是否是后現代主義史學作品的關鍵不在于它是否強調了歷史是建構的產物,而在于歷史表現者通過這樣一部作品是否能夠傳達那種平等和寬容的后現代精神。
四、新的史學研究領域
(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
自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問世以來,有關“公共領域”的學術研究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中從末停止,在歷史學研究中也一直受到關注。哈貝馬斯提出的西歐近代公共領域,涉及其憑借的空間和媒介,沙龍、咖啡館、劇場、音樂會、展覽會、圖書館、俱樂部、各類社團以及初興的報刊等。因此,這些空間和媒介成為近年來政治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學者感興趣的課題。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陳勇教授的《咖啡館與17、18世紀英國的公共領域》和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姜鵬飛教授的《早期英國皇家學會——社團與公共生活》分別關注近代早期英國社會的咖啡館和英國皇家學會(社團)這兩個公共領域,不僅厘清了它們的起源,而且還著重分析了它們在近代早期英國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柴彬教授的《論英國近代早期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視閥中的宗教齋戒儀式——四旬齋》則關注英國近代早期社會中的宗教儀式。
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何躍教授的《英國殖民官員卸職后的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調適》通過對英國殖民地官員卸職后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調適,來揭示特殊人群在社會轉型中的種種心態。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宋佳紅副教授的《試論近代早期英國社會轉型中的私生子問題》則關注英國近代早期社會私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私生子問題。
除了對英國公共領域的研究外,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孫一萍副教授的《湮沒的群體——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全民投票活動所折射的群體和個體關系》則將視角放在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全民投票活動這一公共領域之中。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洪慶明教授的《社會文化史的實踐:啟蒙時代法國公眾輿論研究》研究的是啟蒙時代法國的公眾輿論。
浙江麗水學院人文學院王赳副教授的《暴徒到英雄——戰斗參政者公共記憶的建構》通過以社會記憶理論為參照來分析戰斗參政者是如何從政府眼中的暴徒成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二)城市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是新史學的重要分支之一,受到歷史學家越來越多的關注。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沈堅教授的《文化改變城市——關于文化在城市中定位的若干思考》通過一些歷史史實的考察,對文化與城市個性、文化與城市形態、文化與城市發展提出若干思考,認為文化對城市來說,不是簡單的裝點,而是城市的生命和靈魂。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林廣教授的《新城市主義與美國城市規劃》著重關注的是美國的新城市主義,新城市主義強調傳統鄰里和步行街區等城市設計理念,關心人類生活的終極目標。作者認為新城市主義是控制都市蔓延、恢復鄰里關系、保持城市健康發展的嘗試。
廈門大學歷史系韓宇教授在《從落后地區到創新型城市——美國奧斯汀和北卡地區高技術轉型研究》中進行了一項個案研究,分析了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和北卡羅來納州的三角洲地區是如何從落后地區成功轉型為具有活力的創新型高技術的城市。
東華大學歷史系潘興明教授在《英國殖民城市模式之考察》中考察了英國殖民城市模式的形成和特點,并認為殖民城市模式在城市化進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導性作用。
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旅游學院許曉光教授的《日本近世城市的興起及其對城鄉經濟的影響》則研究了日本的近世城市,認為日本近世城市的興起及其對城鄉商品貨幣經濟的促進,引起與舊體制相矛盾的社會關系的變化,最終導致日本發生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三)婦女史和身體史
婦女史和身體史是歷史學新興的研究分支。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裔昭印教授的《薩福與古希臘女同性戀》從考察古希臘女同性戀狀況著手,通過對薩福生平事跡和詩歌的探討以及薩福與蘇格拉底的比較研究,就薩福的性傾向作出判斷,論述對薩福評價的文化建構過程,從中探究古希臘人的家庭、婚姻和性愛生活的特征。
寧波大學文學院周莉萍講師的《大蕭條時期美國婦女婚姻和家庭生活特點及其地位與角色變遷初探》運用歷史學和社會學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大蕭條時期美國婦女婚姻和家庭生活特點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變遷。
復旦大學歷史系陸啟宏講師的《巫術審判、著魔和近代早期西歐對身體的控制》通過對近代早期西歐的巫術審判和著魔現象的研究,分析近代早期西歐對身體的控制機制,是身體史研究的嘗試。
(四)自我和他者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徐曉旭教授在《馬其頓帝國主義中的希臘認同》中以腓力二世和亞歷山大為例,認為在馬其頓帝國主義的環境中,希臘認同表現出了靈活性、可變性和可穿透性,馬其頓王室的雙重族群認同和“希臘人一馬其頓人一蠻族人”三分法都與希臘認同的靈活建構直接關聯在一起。
上海社會科學院歐亞所汪舒明教授在《美國猶太人的認同:多元、調諧和重構》中從多元、調諧和重構三個方面分析了關于美國猶太人的認同問題。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劉文明教授在《16~19世紀歐洲“文明”觀念中的自我與他者》分析了16至19世紀歐洲“文明”觀念的演化。他認為,歐洲“文明”觀念中的自我與他者,分為歐洲內部不同階層、歐洲與外部世界兩個層次,在其演變過程中,內部的“他者”不斷弱化,外部的“他者”不斷強化,最終形成了歐洲文明與非歐洲文明的鮮明界線。
上海社會科學院東歐中西亞研究所盛文沁在《通過帝國獲得自由》中分析了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者的帝國觀念,并用自我/他者的視角分析歐洲中心的帝國思維模式和特征。
責任編輯 倪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