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劇本創作二三事

賀子壯

壹

回想起來，電影劇本《望道》創作的緣起，是三年多前的2019年年尾。

當時上影創作策劃部主任鄭向虹給我打電話，問我有沒有興趣接這個活。我回答說容我考慮一下，緊接著又說，為了不耽誤時間，先采訪起來再說吧。

然后我和向虹在復旦大學某間會議室，采訪了陳望道的兒子陳振新和他的媳婦。他們兩人都是復旦大學的教授，和藹可親，有知識分子的儒雅之風，不過在聊到創作方向時，雙方卻起了分歧。陳老認為翻譯《共產黨宣言》只是陳望道人生中的一個篇章，他一生篤行教育救國，凡幾十年不改其志，桃李滿天下，希望以一部幾十集的電視劇展現其一生；
但我卻只對陳望道為什么翻譯《共產黨宣言》這個題目感興趣，最初的設想是寫到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革命陷入低潮時戛然而止，但由《共產黨宣言》所點燃的革命火種保存了下來，在以后的歲月里再次熊熊燃燒起來。

記憶所及，那是在2020年春節前。我的面前只是一張白紙，即便寫了，也不知道今后會不會投拍，完全是憑著寫作的興趣和內心某種隱隱的責任感而落下第一筆。彼時，現今那種上映前后的熱鬧都是不存在的，編劇面對的只是孤獨與寂寞，這大概也算是編劇的宿命吧？

貳

半年后，劇本完成了初稿。

我這里所謂的初稿，不是第一稿的意思，而是第一種版本的多次修改稿。

正如絕大部分編劇都知道的，劇本未開拍，就不可能讓人滿意，各種意見紛至沓來，令編劇無所適從。

這時，兩個決定性的力量登場了，一個是復旦大學成為《望道》這部影片的聯合出品方，一個是侯詠正式成為本片的導演。

我對侯詠成為《望道》的導演舉雙手歡迎。早期他作為張藝謀御用攝影師的那些作品，其藝術成就令我折服。他后來改做導演，拍攝的《茉莉花開》也讓我驚訝于一個北方導演竟然能拍出十里洋場和弄堂亭子間的“上海味道”。

但是，第一次見面竟有些不愉快。交流了三言兩語，雙方便感到彼此的社會觀念，對電影藝術追求的方向，以及對未來影片的展望，相距甚遠。

我問侯詠：侯導，你有自己的御用編劇嗎？

侯詠回答：有。

我再問：他可以隨時到位嗎？

侯詠答：可以。你問這個干什么？

我告訴侯詠：一旦我們意見不合實在搞不到一起時，請你叫他來代替我。

侯詠笑笑，貌似同意了我的建議，并在之后的劇本創作修改中，果然從北京搬來救兵，這就是青年編劇宋晉川。

我從事影視編劇工作超過30年，跟許多導演合作過。我一直在尋找一種類似“靈魂伴侶”式的合作者，可惜始終沒有找到。我對導演這份職業深深地敬仰，但對許多莫名其妙盤踞在這個位子上的不入流者極端鄙視。

我是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員，有段時間還擔任過學會副會長的工作。在會長王興東的推動下，學會在為編劇權益發聲，為編劇在爭取合法權益的官司中提供法律支援，做了大量工作。但我跟學會的同仁們有些不同，雖然我同意“劇本劇本，一劇之本”或類似的說法，但我不贊成編劇與導演爭名奪利，非要在銀幕上剝奪“某某導演作品”的權利。當然，通常情況下，劇本是一部電影的源頭，但當一部影片呈現在銀幕上時，是導演集合了所有的電影元素，以他的理解和創造力完成了影片，這種情況下，說某部電影是“某某導演作品”是講得通的。當然，導演也要有擔當，既然是你的作品，你就要對影片的全部內容“概括承受”，不應該聽到贊揚便大包大攬，聽到批評就甩鍋給編劇，說什么“劇本不行”之類的話。

基于這樣的認識，開始了和侯詠的合作。

在這里我必須稱贊侯導，他雖然是一位西北漢子，卻有著一身謙謙君子的風度，而不像有些狂妄的導演，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地吆五喝六，甚至張嘴就問候人家爺娘。劇本討論過程中，他坐在那里，對各種不同意見做出愿聞其詳的樣子。他用溫和且商榷的口吻提出他的見解和要求，并耐心等待你的反饋，如果你的反應不遂他的意，那也沒什么，再另外換一種說法。相反，我卻是一個急性子，常常說著說著就吼起來，搞得氣氛很緊張。

此后半年多時間，劇本在嘗試各種不同的版本中寫了五六稿，這里面有我寫的，也有宋晉川寫的。我們幾乎嘗試了侯導所有想在劇本里表達的內容，直到次年（2021年）春節前后，終于接近完成了后來拍攝使用的那一版劇本，獲得了各相關方的首肯。

回想起來，整個創作過程宛如一次“腦力激蕩”的旅程。我們有時會爭吵，常常是切磋，總是在融合。當然，偶爾偶然也會有非常激烈的爭論，甚至鬧到互不相讓的僵持地步，這時，擔任《望道》總監制的上影集團徐副總便出來“搗糨糊”。這位我私下稱之為“斡旋大師”的女士總有辦法把大家擺平，真不知道她從哪里學來的這種本事。

記得有一次，侯詠突發奇想，設計了一個極好的電影開篇部分。他怕我不能接受，便買了香煙和茶葉，驅車直奔我家。不料聽他這么一說，剛好觸發了我的創作欲望，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相互補充，很快將這個橋段完善起來。

我認為，這才是一種良好的編導合作關系。

叁

《望道》通常會被歸為“紅色題材主流電影”類下，這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地位有些尷尬，在一般人眼里，它似乎不是市場運作的結果，甚至被打上某種標簽。

說起來也不能怪誰。長期以來，這類電影急功近利，不遵循藝術規律，簡單粗暴圖解概念，以“教育家”自居對觀眾耳提面命，造成了觀眾的抗拒心理。好在，這些年在業界同仁共同努力下，局面有了很大改觀，像《1921》《覺醒年代》等佳作屢掀觀影狂潮。

《望道》的劇本創作，從一開始便定下了“要與當下年輕一代展開對話”“要打通相隔一百年的兩代90后的血脈”這樣的要求，這給劇本的創作帶來相當的難度。

《望道》的故事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當時的場景早就換了人間，如今的盛世榮景帶來巨大的價值觀改變。觀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觀眾，對一百多年前同齡人的行為邏輯不太容易理解，他們常常提出質疑，無法共情。

整個劇本創作過程中，我們的身邊聚集著一批思想活躍的年輕人。他們參與劇本討論，總是提出尖銳卻很接地氣的質疑。譬如，有這樣一個幾乎是“大哉問”式的問題：劇中那些人物都只有二三十歲，最小的甚至不到二十，為什么他們如此英勇，如此不惜生命？難道他們真的不怕死？如果人都死了，那自己堅守的信念和“理想王國”就算后來實現了，對自己又有什么意義？

回答這些問題有現成的答案，但這些答案千篇一律，在當下的環境中已經失去了歷史溫度和現實感召力，很難說服年輕一代。你必須另辟蹊徑，回到故事發生的具體環境里，去搜尋人物行為的真實的心理邏輯。

我思索這個問題，大量查閱史料，若有所悟：彼時中國處于漫漫長夜，制度腐朽，官府腐敗，科學落后，民不聊生，民眾平均壽命不足50歲。那時的中國人只要有點志氣，接受過文明教育，都想為國家的救亡圖存盡一份心力，而時間對于他們來說并不富裕，二十歲不算早，四十歲就有些晚了，這段年輪里不干出點名堂恐怕要一輩子庸碌無為了。換句話說，他們衡量人生的時間刻度跟我們今人不一樣，對生命價值的理解有著更強烈的緊迫感，所以就更容易鑄就勇于犧牲，舍生取義的人格。

“殺頭怕什么，不就碗大個疤嗎？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這話聽起來有種輪回的味道，但同樣洋溢著生生不息，前赴后繼的激情，是那個時代仁人志士們的人格底色。

當然，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在此基礎上還躍升到一個更高層次?！豆伯a黨宣言》所弘揚的歷史唯物主義使共產黨人堅信他們的理想必然會實現，但理想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會有生命的犧牲。他們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我很喜歡電影《望道》那句響亮的slogan：“唯信仰與熱愛不可辜負”。因為不可辜負，所以必須舍得！

記得我曾經指導過另一撥年輕人的劇本創作，劇本中，作為年輕共產黨員的主人公犧牲了，但他的靈魂穿越一百年時空隧道，來到今天的大上海。他驚訝地發現眼前的繁華盛景勝景和人民安居樂業的場面遠遠超越他當年的想象，深感自己當年的犧牲是值得的。他深受慰藉，靈魂從此安息。

以此理解劇中人物的行為邏輯，就仿佛逮住了人物的精氣神，頓然使人物形象靈動起來。我在劇本中刻意避免讓人物直接說出自己的行為動機，而是讓這種“精氣神”灌注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從如今完成的影片來看，演員們基本完成了各自的任務，尤其是陳望道那幾位學生，他們的臉上洋溢著信仰之光，行動上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毫不懼怕前進路上的種種磨難，直至犧牲，并無怨言。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心有所信，方能遠行”吧？

肆

影片《望道》3月24日正式公映。

這種時候，編劇應該遠遠地躲在幕后，接受觀眾的檢驗。

當《望道》以影片的形式與觀眾見面時，為它付出辛勞，為它增添光彩的遠遠不止編劇一人。此時，討論誰的貢獻大，誰的貢獻小并無意義。再小的貢獻，如果沒有，這電影也會垮塌下去一大半。

我因為身體原因，沒有參加任何一次有關《望道》的宣傳活動，以至于有人誤以為這部電影根本沒有編劇，朋友圈里竟然有人這樣問：編劇在哪兒？

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歉。

編劇注定是一項孤獨的工作。他就像一位掘井者，當他在茫茫原野里尋找水源，勘察定位，揮動鐵鏟刨出第一堆泥土時，那些日后井水噴涌，大家彈冠相慶的人們此時還不知道在哪里。但好編劇卻不在乎這些，他的目光已經投向遠處，追蹤著下一個目標，并且漸漸在腦子里從無到有地形成故事，一個字一個字地敲打在白紙上。

這是一個美妙的過程，非外人所能體會。

我享受這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