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葡萄》共同體書寫中的女性形象

鄭玉榮

內容摘要：小說《憤怒的葡萄》中流民們為了生存與他人結成群體，相互協作。本文以滕尼斯共同體思想為理論框架，從鄉村共同體、家庭共同體以及精神共同體書寫的視角分析了小說中主要女性人物的作用及其思想變化，論證了斯坦貝克通過書寫三類共同體消長軌跡中女性的變化，成功地塑造了堅強樂觀、自信獨立、甘于奉獻和自我犧牲的女性形象，肯定了女性在彌合共同體過程中的作用。

關鍵詞：美國文學 《憤怒的葡萄》 共同體 女性力量 斯坦貝克

《憤怒的葡萄》自出版以來備受關注，學者們已從各個角度分析探討了這部巨著。近年來不少學者嘗試探索作品中的“集體”、“群體”或“共同體”思想（Smith，2010；
Beradino，2014；
McNeilly，2018）。斯坦貝克通過書寫各類群體的變遷探討了通常情況下相互競爭的個體，為了生存融入到群體里，相互協作共同生存的可行性。在各個群體的此消彼長過程中，所有的個體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變化，而小說中幾位女性人物所發生的變化尤為顯著。

共同體是指“統一地向內或向外發揮作用的生命體或物體的結合”，這種結合是“真實的、有機的生命體”（滕尼斯，2019：68）。這種群體的個體之間具有“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相互履行義務的肯定關系”（滕尼斯，2019：67）。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本身應當被理解成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2019：71），即共同體具有生成、發展、消亡的傾向。共同體存在的形式多種多樣，一切有機生命之間都能締結成共同體。滕尼斯根據共同體發展的趨勢及特征，將各種形式的共同體歸類為三種：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以及精神共同體。

《憤怒的葡萄》呈現給讀者的核心主題是：自發的共生關系和群體選擇是生存的關鍵所在（Smith，2010）。小說中代表著千萬流民家庭的喬德一家在西行途中與他人締結成群體，互幫互助，精神上實現了從“小我”到“大我”的轉變。他們堅信一個群體并非是單個個體的機械總和，而是一個嶄新的有機生命體。為了實現與社會、環境的和諧共存，這個有機體里的個體必須互助合作，共克時艱（McNeilly，2018）。國內學者大多使用“共同體”概念闡釋小說中的群體思想。杜亞軍（2021）利用滕尼斯的共同體思想理論分析了小說中三種共同體的發展軌跡：鄉村共同體的有機性及其消亡，族域共同體的互助性及其解體以及趨于共識的精神共同體的萌芽，從而探索了斯坦貝克共同體思想演變的軌跡。楊臻（2021）借鑒了滕尼斯、鮑曼等人的共同體理論，解讀了斯坦貝克三部小說中共同體建立的基礎，共同體在維系過程中存在的危機和矛盾，以及最終走向瓦解的原因，同時指出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即基于愛的女性價值觀是重振共同體的出路所在。然而，鮮有研究涉及小說中女性在共同體構筑中的作用和變化。本文根據滕尼斯的共同體思想這一理論框架，將文本中出現的三種共同體命名為家庭共同體、鄉村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通過分析女性在這三個共同體發展軌跡中的作用及變化，探索斯坦貝克的女性價值觀及其在共同體思想中賦予女性的特殊地位和力量。本文分成四個章節：鄉村共同體瓦解之前女性的家務性質及附屬性質、家庭共同體維系過程中母親的崛起，精神共同體萌芽過程中羅莎夏的蛻變，之后通過對文本中幾位主要女性的形象特征、思想變化、家庭作用等方面的分析，探討斯坦貝克的女性價值觀，及其對女性寄予的凝聚共同體的希望。

一.鄉村共同體瓦解之前女性的附屬性

鄉村共同體依賴土地而存在，本質上受制于共同居住這一條件，這種共同體類型在人與居住地分離的情況下一般難以繼續存在（滕尼斯，2019）。小說中喬德一家所居住的村落位于俄克拉荷馬州，這年夏天，遭逢大旱，莊稼枯死。地主和銀行由于無法再從佃農制度中獲得高額利潤，便決定把佃農驅逐出這片土地，因而大量家庭被拖拉機鏟出了自家的小農場，喬德家也不例外。失土佃農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決定舉家搬遷，背井離鄉前往“希望之鄉”加利福尼亞州謀求出路。喪失了土地這一立足根本，鄉村共同體即將走向瓦解。然而人們共同生活多年形成的習俗依然可見一斑。仔細分析作者在這一階段中的描寫敘述，我們不難發現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用家務性和附屬性來概括。婦女們只負責家庭內務：洗衣做飯照看孩子，不參與家庭重要決策。男人在家庭中明顯處于主宰地位。小說中第1、第5插敘短章就描寫了這種關系。婦女的地位和孩子們相提并論。男人們承擔家庭重擔，婦女們堅信“只要他們不氣餒，玉米沒有收成也不要緊”（斯坦貝克，2021：3）；
當男人們被地主和銀行剝奪自家土地后沉痛憂傷、無所適從時，女人們只能“小心翼翼移步到自己的男人身邊”打探情況，詢問無果后又“一聲不響地趕快回到屋里去”（斯坦貝克，2021：34）。在女性眼里，甚至在整個社會認知里，男性是家庭的頂梁柱，而女性只負責生養孩子，照顧家庭，沒有話語權，是整個家庭的附屬。插敘短章具有抽象概括的作用，所描述的情景具有代表性、廣泛性。同樣，敘事章節中喬德家的女性描寫也凸顯出女性弱化的地位和作用。第10章的第一次家庭會議描寫了家庭成員地位的排序。爺爺、喬德爸、約翰伯伯蹲在地上，“這是全家的核心”（斯坦貝克，2021：103），接著湯姆等幾個男性也踱過來蹲著，“形成了一個半圓，爺爺就在缺口的地方”（斯坦貝克，2021：103），然后婦女孩子們走過來站在他們身后。女人們站在后面，這表明女性在家庭決策上處于次要地位。作者有意弱化女性地位和作用的意圖還可以從喬德家女性人物出場的順序以及出場的場景中略見一斑。喬德媽和奶奶正式出場是在第8章。讀者對這兩位女性的了解是從喬德或其他人的口述中間接得到的。讀者親眼看到母親出場，是她在忙著做晚餐的場景。這一階段母親所有的場景都是在家門內，沒有離開過“家”這個地理空間。奶奶與爺爺總是如影隨形。這些描寫表明在鄉村共同體中，女性依附于家庭中的男性，沒有多少決策權，所從事的活動僅局限于屋內的事務。

二.家庭共同體維系過程中母親的崛起

滕尼斯（2019）認為在血緣共同體里，人們以房屋為場所共同占有并享用著好東西，尤其是來自共同儲備的食物；
人們努力不使彼此分開，以便實現每一個對愛的渴望。喬德家在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之后不得不整體搬遷，離開老宅。在找到下一個安身的場所之前，大卡車這輛交通工具就是喬德家遮風擋雨的屋檐，成為了一個移動的“家”。

西行之前，喬德媽勤勞而普通，整天忙于家務，照顧家人。雖然她清楚自己是這個家的“大本營”，但她遵循傳統、敬畏規則，從未擺脫過家庭主婦的形象。小說最初幾章，母親的活動范圍僅局限于屋子里面：在廚房里準備飯菜、清洗衣物，亦或到院子里晾曬衣物，見到爺爺衣衫不整還不忘伸手幫他整理。雖然忙忙碌碌，一刻不得閑，母親卻毫無怨言。母親雖然尊重男權，但絕對不懦弱、逆來順受。相反，母親是個有主見、有智慧、細心堅強、堅決果斷的女性。第10章，全家召開家庭會議商議是否讓凱西一塊兒西行。爺爺表示反對，喬德爸也不贊成，因為本就十分擁擠的卡車恐怕再容納不下他，而且也沒有足夠的食物供給。這時，母親卻認為“從來沒聽說過喬德家有過路人要借宿、要討點東西吃或是要搭車時，拒絕過人家的要求”（斯坦貝克，2021：105）。小說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喬德爸在征求喬德媽意見時頭也不回。喬德爸原本以為喬德媽不會反對男人做出的決定，征求她意見僅僅表示尊重。沒想到她堅決推翻了他們的決定，說出的理由也是擲地有聲，這讓喬德爸著實慚愧。這是喬德媽第一次發聲，為之后的角色轉變奠定了基礎。

西行途中，母親依然是一大家子的母親，照顧著全家老少十幾口人。旅途中風餐露宿、缺水少食的困境令母親的意志更加堅定。她的獨立意識不斷增強，不再依附丈夫和兒子。她憑著樂觀的精神、不屈的性格，和對家人的摯愛，一次次化解掉了家庭共同體分崩離析的危險。旅途中，母親的鼓勵和寬慰總能給人帶來信心和希望。旅行伊始，奧爾擔心破舊的卡車能否承載負荷翻山越嶺、順利抵達加州。母親理智地告訴他，她無法空想，只能面對現實。羅莎夏目睹家狗被汽車碾壓而受到驚嚇，害怕對腹中的胎兒不利。母親勸誡她不要大驚小怪、不能嬌養自己。爺爺的去世、旅途的勞頓、未來的迷茫并沒有令母親變得喪氣，相反她似乎更加從容淡定。她“兩手在膝上交叉著，心平氣和地抵抗著疲勞。她聽其自然地坐在那里，讓車身的顛簸擺動她的身子和腦袋”（斯坦貝克，2021：174）。書中這段描寫仿佛預示著喬德家在不久的將來將面臨更多的艱苦和磨難，母親似乎已經做好了應對的準備。走出家門的母親不再是溫順的男性附屬，母愛促使她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她竭盡全力地保護家人的安全、維護家庭的完整。第16章，羅莎夏宣布，到達加州后，她和康尼打算自立家門在城里生活。這讓母親很擔心，她不想讓任何人離開這個家。威爾遜家的汽車又拋錨了，湯姆和凱西提議，其他人先走，他倆留下修車。這時，母親擔心家庭拆散的情緒終于爆發，她隨手拿起一把鐵扳手向眾人抗議不能分開走。母親的強悍潑辣令喬德爸刮目相看，最終妥協。這時候的母親取得了決策權?！八菣嗤?。她已經取得做主的權力了”（斯坦貝克，2021：180）。第18章，為了確保大家安全穿越沙漠，母親整夜與奶奶的尸體一起躺在卡車后面，直到成功進入山谷才告知大家。母親的魄力令大家敬畏。

抵達加州后，殘酷的現實令喬德一家四處流浪、無處安身。母親仍然是家人力量和愛的源泉。為了幫助羅莎夏從被康尼遺棄的痛苦中解脫出來，母親一次次寬慰和鼓勵她。安排她干活分散注意力，告訴她喬德家“不管什么困難都擔當得起，決不掉淚”（斯坦貝，2021：343）。為了幫助喬德爸發泄多次挫敗后心灰意冷的負面情緒，母親故意找茬兒同他吵架爭論。在喬德爸接連不斷遭受失敗之后，母親逐漸接替了家長位置，對家庭命運做出決策，引領全家負重前行。

然而，盡管母親極力維護著家庭的完整，當維持家庭存在的根本——大家共享的食物給養——日趨減少的情況下，這個共同體分崩離析就成為了必然。自從小狗被汽車碾壓致死之后，家庭成員一直在減少。爺爺奶奶離世，諾亞選擇留在河邊獨自生活，康尼不辭而別，凱西為湯姆頂罪被捕入獄，奧爾幾次三番表示要單飛，甚至約翰伯伯也有意愿離開以免拖累大家。沒有了房屋界限和空間限制、僅以血緣關系來維持的家庭關系缺少了家的含義，很快就成為過去。人們需要尋求建立新的關系和新的親情模式，構筑新的共同體。

三.精神共同體萌芽過程中羅莎夏的蛻變

滕尼斯（2019）指出精神共同體結合了前面兩種共同體的特征，是最高級的共同體類型，可以被理解成為心靈性生命的關聯。小說中的西行流民經歷了顛沛流離、食不果腹的困窘生活之后終于意識到只有通過團結互助才能走出困境，求得生存。這種“為了生存，舍棄小我，成就大我”的信念成為了結合流民的精神紐帶。沒有了地緣和血緣的限制，具有相同信仰的人都能關聯起來，構筑一個精神共同體，共謀出路。喬德家與千萬流民一樣流離失所、入不敷出。他們逐漸意識到，要改變現狀就得與他人聯合起來互相幫助、一起抗爭，正如母親說的那樣“日子過得越不順當，越要多幫人家的忙”（斯坦貝克，2021：496）。

縱觀全書，女兒羅莎夏的成長歷程尤其明顯。她原是一個活潑莽撞、無憂無慮的女孩，動身西行之前已懷有孩子。首次懷孕讓她變得故作嬌弱、含蓄而又神秘。旅行伊始，她浪漫任性、不切實際，時常與丈夫康尼一起談論在城市里生活的美好憧憬。她感到滿意而又幸福，覺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而康尼則在她周圍轉著小圈子”（斯坦貝克，2021：134）。她滿腦子只轉著誕下嬰孩、建立小家的念頭。懷孕使她變得自私自利，非常自我。她目睹小狗被汽車碾死的慘狀后擔心肚子里的孩子受了驚嚇而郁郁寡歡；
爺爺的去世令她覺得晦氣；
她聽說喝牛奶有利于胎兒的生長，不顧全家人饑腸轆轆、食不果腹的境況，屢次要求母親購買牛奶給她喝；
旅途中她見母親一個人操勞家務，從不主動幫忙。湯姆為凱西報仇，打死了警察，她卻責怪湯姆殺人會讓她生出怪胎來。

然而，她因過度呵護腹中胎兒而產生的種種自私行為并沒有讓她如愿。相反，現實的嚴酷一次次地敲打著她，擊碎了丈夫為她編織的美夢。夢想家康尼自私不成熟，又沒有責任心，到達加州后，終于不堪生活的艱苦，拋妻棄子獨自離開了。丈夫的不辭而別令羅莎夏深受打擊，終日無精打采，以淚洗面。她不斷埋怨不該同行來加州，應該呆在老家，這樣康尼就不會離開，他們的小家也就不會破裂。雖然心里仍然盼望康尼回來，隨著一天天過去，她逐漸接受現實。在棉花采摘場，她不顧母親反對，與大家一起去摘棉花，由于極度勞累導致早產，胎死腹中。

在遭受被丈夫遺棄、喪失愛子等劇痛之后，羅莎夏建立小家庭的夢想被徹底擊碎，最終走上了凱西、湯姆和母親所走的道路。盡自己所能，乃至犧牲個體利益來幫助他人。羅莎夏這一思想轉變與她的經歷和所生活的環境息息相關。滕尼斯（2019：35）認為“共同體其實是一位教育者和引導者，它的意志是培養個體性格的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家庭精神尤其關鍵”。人們可以通過共同意志的同化，順從共同體。母親的言傳身教起了關鍵的作用?？的嶙吆?，母親多次與女兒談話試圖讓她明白：過去境況好的時候大家各自過生活，互不相干，但如今在困境中，“生孩子和死人都是大家的事”（斯坦貝克，2021：225）。面對困難，大家團結在一起就不會覺得孤單和難受了。在母親的影響下，羅莎夏逐漸接受現實，從“小家”的夢想中走出來，開始關心周邊的人。第26章，湯姆誤殺警察后偷跑回家，非常疲倦，羅莎夏主動提出為他守門讓他踏實睡覺。全家到達棉花農場后，她又主動提出同家人一起去摘棉花。正如書中的一段描寫——“她走上媽走過的那條路......漿果的藤刺著她的臉，掛著她的頭發，可是她滿不在乎......她感到肚子里的嬰孩沉甸甸的”（斯坦貝克，2021：475）——所預示的那樣，她終于成熟了，面對日后的困難，她也能像母親那樣優雅從容。在得知產下死嬰后，她并沒有大哭大鬧。雖然痛苦，但非常冷靜堅強。小說最后一幕，沒有食物、舉步維艱的喬德家在母親的帶領下找到山頂的茅草棚落腳?？吹窖傺僖幌⒌闹心昴凶?，在母親的眼神鼓勵之下，羅莎夏勇敢地將男子攬入懷中，用自己的乳汁拯救了他。羅莎夏這一高尚無私、超脫世俗的舉動將母親、陌生人和自己三人融為了一體，形成了超越地域、族域、年齡、和性別界限的精神共同體。全書共描寫了四次羅莎夏神秘的微笑（Royston，2013）。前面三次都與腹中的嬰兒有關。最后一次神秘的微笑發生在羅莎夏給陌生男子喂奶的時候，她為自己能夠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到他人而由衷地感到幸福。四次微笑記錄了羅莎夏從自私到無私，從“以小家為中心”到“舍己為大家”的思想轉變過程。

四.斯坦貝克的女性價值觀

顯然，斯坦貝克極力塑造的是堅強樂觀、自信獨立、甘于奉獻和自我犧牲的女性形象。他清醒地認識到了維系共同體的難度，最終將凝聚共同體的希望寄托在女性人物身上。這種基于愛和無私的女性價值觀展示了女性在彌合共同體過程中的強大力量。

總覽全書，作者在共同體書寫中給予女性的肯定和期許可以通過縱橫兩個方向的比較顯現出來?？v向比較顯示了喬德家三位主要女性的傳承與發展軌跡。首先，她們都是堅強、樂觀、勇敢的女性。奶奶雖然年事已高，卻坦然接受舍棄家園、奔赴遠鄉的決定。長途跋涉，奶奶身體每況愈下，一路上受罪，但她沒有怨言，最終身體支撐不住，在穿越沙漠時病逝。母親一貫樂觀堅強，羅莎夏經過磨練最終變得強大起來。這種精神和品質在三代女性當中完好地傳承下來。其次，在傳承的基礎上，母親和羅莎夏又有新的發展。母親相比奶奶更加具有獨立意識，在西行中和到達加州后逐漸擺脫了事事征求男人意見的習慣，變得自信而果斷。雖然母親處處表現出了關愛他人的品質，但這種關愛并沒有脫離小家的范疇。換言之，母親能夠做到的是“先小家后大家”，在確保家人溫飽、人身安全的基礎上再去關心他人。例如，她力爭凱西同行是為了相互有個照應；
她給全家人都盛好燉菜后才把剩下的燉菜分給周邊孩子們吃；
在最后一幕的谷倉里，面對奄奄一息的男子和無助的小男孩，她首先想到的是向小男孩借一條干毯子讓羅莎夏換下濕的衣服，之后再想辦法去拯救男子。相比較前面兩位女性，作者對羅莎夏顯然寄予了更高的期望。羅莎夏相比奶奶和母親而言，擁有了自己的名字稱謂。小說結尾處，失子后的羅莎夏與谷倉男子共同構成了一幅圣母憐子圖的形象，向讀者傳達了這樣一則信息：自我犧牲、無私奉獻是人間美德之極致。另一方面，將三位女性放在三個不同的共同體里進行橫向分析，斯坦貝克將希望寄予女性人物身上的意向更加明顯。離開家園后的爺爺在啟程之后沒多久就病逝，奶奶卻一直堅持到抵達加州。鄉村共同體里的兩位代表性人物離開故土后產生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反應從側面暗示了女性較強的適應性。喬德爸和喬德媽是家庭共同體里的兩位代表性人物，旅途之中以及抵達加州之后的種種生活困窘耗盡了喬德爸的耐心和勇氣，使他變得萎靡不振，逐漸失去家庭領導者和供給者的地位。相反，喬德媽卻日益成為家庭的核心力量，做出重要決定，引領全家行動的方向。面臨一次次的動蕩和混亂，她都能保持鎮靜并竭力維系家庭的統一。凱西、湯姆和羅莎夏是精神共同體的代表性人物。導師級人物凱西對眾人起了教育、引領的作用，湯姆在他的影響下也加入到了為流民利益共同抗爭的隊伍，但都以失敗告終。凱西遇害、湯姆逃亡，罷工失敗。正如Chametzky（1965）所論證的那樣，小說中有多處場景可以作為故事的結尾，展示“合作共贏”的主題，然而，斯坦貝克選擇了產后的羅莎夏為垂死的中年男子喂奶這一頗有爭議性的場景結尾，這從側面說明了作者認識到構筑共同體的重重困難，并寄希望于女性人物身上。

《憤怒的葡萄》書寫了鄉村、家庭以及精神三類共同體的變遷。隨著時空、社會環境等因素的變化，它們經歷著瓦解、維系和萌芽等所有有機生命共同體所經歷的興衰更迭。這些共同體消長的軌跡表明：在民不聊生的環境下，為了生計和生存，人們必須擯棄自私狹隘的思想，沖破血緣、地緣的限制，與他人團結一致，構筑起一個相互合作、和諧共存的精神共同體。在此過程中，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屬，不再縛足于小家之內。與之相反，她們的獨立意識不斷覺醒，最終萌發出自我犧牲、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斯坦貝克清醒地認識到了維系共同體的難度，最終將彌合共同體的希望寄托在女性人物身上。作者通過喬德母親、羅莎夏兩位女性人物在家庭結構中地位的變遷以及思想意識的變化，塑造了堅強樂觀、自強自尊、慷慨大方的女性形象。她們既是孕育生命的源泉，也是人們構筑以生存為目標的共同體使命中不可低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最困難的環境里，她們為人們托起了希望。

參考文獻

[1]Beradino，C.Redefining Group-Man：
An Application of the ‘Flexible Phalanx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and Literature，2014， 5（1）：1-7.

[2]Chametsky， J.The Ambivalent Endings of The Grapes of Wrath.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65，11（1）：
33-44.

[3]McNeilly，S.Visions from the Tide Pool：
John Steinbecks Interdependent Migrant Community. Steinbeck Review，2018， 15（1）：
31-44.

[4]Motley， W.From Patriarchy to Matriarchy：
Ma Joads role in The Grapes of Wrath. American Literature， 1982， 54（3）：51-66.

[5]Royston， E.J.The Emotional and Narrative Significance of Rose of Sharons Mysterious Smile.Steinbeck Review，2013，10（2）：152-159.

[6]Smith， A. Mutualism and Group Selection in the Grapes of Wrath. The Steinbeck Review， 2010，7（1）：
35-48.

[7]杜亞軍.論《憤怒的葡萄》中共同體思想的演變[D].重慶：四處外國語大學， 2021.

[8]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9]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M].胡仲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10]楊臻.“失敗中的英勇表現”：論斯坦貝克“工人三部曲”中的共同體[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2021.

（作者單位：上海應用技術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