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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向前，敖 翔，曾翰清
(1．溫州大學商學院，浙江溫州 325035；
2．溫州市委統戰部，浙江溫州 325000)
中國民營企業大多以家族企業形式存在且正處于第一次代際傳承高峰期[1-2]，其中政治資本作為民營企業重要的非物質代際要素，能夠為企業帶來豐富的政府資源，從而促進企業健康發展。企業家政治身份的代際接力是我國民營企業實現政治資本代際傳承的重要渠道，新生代企業家在參政議政方面將存在父輩“印記”，如當選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這將對統戰部門吸納新生代企業家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政治資本作為企業所擁有的稀缺、難以替代、無法復制的戰略性資源，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3]。具有政治資本的企業更容易在產學研平臺中獲得戰略性資源[4]、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等[5]，對企業的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為實現企業快速擴張和多元化發展打下堅實基礎[6]。在某些管制行業以及信貸資源分配機制不完善的地區，政治資本的作用更加明顯[7]。企業的政治資本會降低其進入我國管制行業的壁壘，甚至影響銀行的放貸決策，政企關聯程度高的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的貸款，甚至獲取風險較高的長期貸款，進而減輕企業的融資約束、提高其風險承擔能力[8]。
既然政治資本在企業健康發展過程中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實現民營企業政治資本的代際交接呢？基于社會情感財富理論，父輩有動機將政治資本傳承給繼任者以樹立家族社會形象并確保家族企業家業長青[9]，父輩對參政議政的態度、價值觀等都將潛移默化地影響新生代企業家，父輩政治身份所積累的政府人脈和資源也將為新生代企業家延續政治資本打下堅實基礎，為其參政議政帶來便利[10]。另外也有文獻指出，政治資本作為企業的非物質代際要素，與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不一樣的是，企業家能夠通過自身的能力、經驗、學識等提高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交涉力[11]。當前鮮有文獻聚焦于民營企業政治資本代際研究，以往的研究主要從結果變量的視角出發，探究政治資本為企業帶來的經濟和政治效益[12-13]，對于企業政治資本代際現象研究缺乏關注。胡旭陽和吳一平[3]在對企業家參政議政的研究中僅從企業家單一角度出發，但企業所處制度環境和企業規模都將影響到家族企業代際傳承內容[14]，因此如何實現政治資本的代際交接和有效利用也是新生代企業家亟需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綜上，溫州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先發地，溫州的新生代企業家成長現象研究對于中國企業家健康發展具有先發性的示范作用。為踐行政府提出的“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在“兩個健康”發展過程中破堵點、創亮點，本文有針對性地在溫州開展實證調查，探究政治資本在民營企業代際之間長期延續的有效途徑，以實證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上一代企業家政治參與情況、新生代企業家綜合素質、企業特征等因素對政治資本代際接力的影響，豐富了政治資本相關研究，且拓展了民營企業代際傳承研究視角。
政治資本作為企業的獨特戰略性資源，能夠為企業帶來直接或間接經濟效益[15]，也是民營企業社會情感財富的重要來源。不管是出于經濟動因還是非經濟動因，作為重要的非物質代際要素，政治資本代際接力是民營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
企業政治資本是指企業能夠通過政治過程或手段影響政府決策進而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的各種要素組合，企業通過政治嵌入來獲取政府資源的能力就形成了政治資本[16]。例如與政府或其工作人員情感的、工具性的聯系，這種聯系可以是個人或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關系。本研究主要從政治嵌入視角探究民營企業政治資本代際接力。
在中國政治體制的構架下，我國民營企業政治嵌入主要表現為企業家加入工商聯、民主黨派或參政議政。企業家或其代理人可以通過一系列非市場手段來獲取政府資源以確保企業利益，如通過競選成為人大代表、黨代表或政協委員，或依靠利益團體進行游說等方式來爭取政府的“支持之手”[17]。參政議政則是我國企業家獲取政治資源的重要渠道。據現有文獻梳理，學術界對參政議政的界定尚未統一。從具體內容上看，參政議政可以被歸納為“一個參加，三個參與”，即“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①段海溪，周榮．當代政黨制度與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研討會論文集[C]∥當代政黨制度與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研討會論文集，2005：43-348．；
從參與對象的視角出發，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其他愛國人士對于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都能被稱之為參政議政；
在具體表現形式上，參政議政就是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主動參與社會服務、反映社情民意、對社會熱點問題開展調查研究、熱情參與協商討論，并向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政府機關提出具有政策性的意見和建議等②民革北京市委課題組，肖紅．參政黨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職能發揮問題研究[C]∥統一戰線理論研究（2016），2017：35-48．。除此之外，企業家還能利用其已獲得的政治身份加強企業與政府的協作和交流等方式來鞏固已經獲取的政治資本。在相關法律法規尚需完善的情況下，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高速運轉、企業能夠在有限的資源環境下維持健康發展，其本質在于中國有相應的非正式保護機制來部分替代尚未完善的法律體系，對投資者進行保護[10]。企業家的政治身份則是我國替代機制的重要表現[17]。在經濟轉型國家中，企業家參政議政是企業應對市場機制不完善的重要積極舉措[18]。綜上所述，企業家政治參與是我國民營企業獲取政治資本的重要途徑，甚至相當部分的文獻直接將企業家參政議政等同于企業的政治資本[23]，由此，課題組以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為指標考察溫州民營企業政治資本的代際接力。
1．上一代企業家政治參與。新生代企業家的政治關聯可能性以及建立方式會受到上一代企業家的影響，上一代企業家的政治身份和背景相當于為新生代企業家構建了一個政治平臺和政治網絡體系，這將提高新生代企業家獲取政治身份的合法性和可能性[22]?；谏鐣楦胸敻焕碚?，企業形象、聲譽與社會對企業的認同將有助于提高家族及家族成員的社會地位以及經濟效益[10]。與家族資源、社會資本和隱性知識等相類似，政治資本接力同樣存在代際性。為了延續上一代企業家政治身份所帶來的社會情感財富，企業傾向于將政治身份代際傳遞給其合法繼承人。從資源基礎理論的視角出發，政治資本作為企業有價值并且難以復制的核心競爭力[23]，能夠相對地為企業形成資源壁壘，變相防止其他企業家參政議政的競爭，企業家有充分的動機將其政治資本傳承給下一代以確?？绱Y源積累和企業持續健康發展。除此之外，上一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級別和時間均會影響到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級別越高且當選時間越長的企業家意味著他們定期參與的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等相關會議次數越多，他們將有更多的機會和平臺接觸和結識政府官員，使自身嵌入到非正式的個人政治網絡當中。換言之，父輩的政治嵌入程度將為民營企業實現政治資本代際接力創造有利條件。
2．新生代企業家個體特征。相比于上一代企業家而言，新生代企業家普遍擁有高學歷或海外留學經歷，相應的信息處理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也更強[24]，高水平的綜合素質有助于企業家處理好參政議政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企業家能夠通過自身能力、經驗、學識等提高其與政府之間的交涉力[11]。企業家的價值觀和政治素養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其參政議政動機，正確的價值觀和政治認知將促進企業家的“親社會”行為[22]，如積極參與慈善募捐等公益事業、政府組織活動等，這將促進新生代企業家與政府之間紐帶的建立，從而更好實現民營企業政治資本的代際接力。
3．企業特征。除了企業家的政治參與之外，企業特征如企業創始時長、職工人數和企業資產等也可能影響到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交涉力。在政府與企業進行交涉和合作的過程中，將考慮到企業的實力、信譽和償還能力等，企業職工人數越多意味著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大，因此長壽企業、規模較大或資金實力較為雄厚的企業可能更容易獲得政治資源。除此之外，企業政治資本不僅可以通過企業家的參政議政來建立，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及董事會成員的政治參與同樣也能加強企業與政府的交涉力。
課題組調研范圍選取具有先發性和典型性的溫州市民營企業，調查對象為新生代企業家，即45 周歲以下的企業家。課題組從2017年6月底展開調研，直至2019年初結束整個調研，其中包括前期設計、預調研到正式調研總共歷時一年半左右時間。為確保問卷回收率、降低數據同源方差并提高數據質量，課題組調研分為以下三個步驟。第一，前期準備。采取由溫州市委統戰部主導帶隊，并偕同溫州大學商學院調研隊、溫州網調研隊以及溫州世界人雜志記者等采風團對溫州市各個縣市區的“青藍接力”培養行動中優秀代表人物逐一進行深入訪談。課題組對21 家企業規模較大、已經完成或者正在接班過程的新生代企業家及其父輩企業家分別進行談話，深度訪談部分內容作為后期企業家問卷調查的題項基礎，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最終調研成果的精準性。第二，預調研。在正式調研之前，在浙江省進行試點預調研，收集相關信息問卷262 份，為后續調研奠定堅實基礎。第三，正式調研。針對45 周歲以下的新生代企業家全區域縱橫相結合進行問卷調查。調研內容包括公司概況、家族企業股權分配、家庭結構、以及政治活動參與等情況。本次調查在溫州地區縱向通過市委統戰部向各級縣市區下級統戰部下發問卷，橫向通過溫州市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等民間協會的形式對溫州市12 個縣區總共發放問卷290 份，成功收回280 份，有效問卷276 份，回收率為96.55%（正式調研），問卷有效率為95.17%（正式調研）。
1．企業特征
本次調研企業中農林牧漁藥業占1.21%，制造業占70.04%，批發零售業占4.05%，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0.41%，住宿餐飲業占3.24%，服務業占10.12%，金融業占0.81%，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占0.41%，教育占1.21%，衛生和社會服務占4.45%，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占4.05%，由行業分類可見本次調研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也符合浙江省企業以制造業居多的特征。在276家被調查企業中，企業總資產500 萬以下的占11.75%，500—1 000 萬的占28.03%，0.1—0.5 億的占33.33%，0.5—1 億的占14.77%，1 億以上的企業共32 家，占12.12%；
企業職工人數為50 以下的企業占22.96%，50—100 人的企業占31.85%，100—500 人的企業占37.04%，500—1 000 人的企業占5.93%，1 000 人以上的企業6 家，占2.22%，可見大多為中小企業。從企業創始時長來看，被調查企業平均壽命約為16年，擁有30年以上壽命的企業僅占7.61%。
2．企業家個體特征
被調查新生代企業家主要以男性為主占77.54%，女性占22.46%，其中高中及以下學歷的新生代企業家占9.78%，大專學歷占24.28%，本科學歷占47.46%，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18.48%，符合新生代企業家學歷普遍為本科及以上的現實情況，且有超過3 成的新生代企業家擁有海外留學經驗，相比于上一代企業家，新生代企業家普遍擁有較高的學歷或較為豐富的留學經歷，相應的文化素養也相對較高，在企業管理能力和參政議政的素質上也會相對較好，即新生代企業家受教育水平能夠正向影響政治關聯代際傳承。
276 家被調研民營企業中，77 位新生代企業家已經參政議政，而上述77 家民營企業中，創業企業家當選各級人大代表/黨代表/政協委員的企業為29 家，這表明29 家企業通過創業企業家與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代際傳承實現了企業政治資本的代際接力，占當前具有政治資本企業的37.66%。由此可見，企業家政治身份存在跨代際性，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的可能性受到了父輩的影響。也有部分已經參政議政的新生代企業家其父輩并沒有任何政治參與，可見企業家政治身份獲得和企業政治資本累積也可能源于自身努力，而非父輩代際轉移的結果。
新生代企業家除了具備傳統的企業家工作能力之外，與政府的交往能力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問卷對企業家參與政府活動意愿進行打分，問卷結果顯示，50%以上的企業家表示非常愿意參加由統戰部等政府組織的企業家活動，且57.3%以上的企業家參加政府組織的企業家活動年均5 次以上，這表明有超過一半的新生代企業家非常愿意參政議政，但是仍有一少部分企業家表示不愿意參加政府組織的活動。
1．變量設計
本研究模型的被解釋變量：以新生代企業家是否參政議政作為民營企業政治資本的代理變量，由于問卷收集的數據中，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級別包括全國、省、市、區、縣五類，為了便于運用有序離散被解釋變量的Ordered Probit 模型，課題組把被解釋變量轉變為啞變量進行統計分析，即新生代企業家當選為各級人大代表、黨代表或政協委員取1，否則取0。
解釋變量：課題組預先把計量模型分為三種解釋變量，第一種解釋變量表示上一代企業家政治參與特征，用以檢驗企業政治資本代際轉移現象，包括上一代企業家是否參政議政和參政議政時間。若上一代企業家參政議政與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則表明民營企業政治資本存在代際性。第二種解釋變量表示企業家的個體特征，用以檢驗新生代企業家屬性對其參政議政的影響因素，包括年均參與政府發動活動的次數、企業家年齡、企業家文化程度以及兄弟姐妹的人數，其中年均參與政府發動活動次數采用5 級量表進行測量，分別表示參與活動數為1 次、2 次、3 次、4 次和5 次以上；
企業家文化程度劃分為7 個等級，分別為未上過學、小學、初中、高中、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分別對其賦值1—7；
第三種解釋變量表示企業特征，用以探究企業屬性對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的影響因素，包括企業創始時長、家族占據企業股份比例、企業職工人數和企業資產，其中將企業職工人數分為以下五個等級并依次對其賦值1—5，50 人以下，50—100 人、200—500 人、500—1 000 人和1 000 人以上，將企業資產分為以下五個等級并分別對其賦值1—5，500 萬以下、500—1 000 萬、0.1—0.5 億、0.5—1 億和1 億以上。
2．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實證部分內容為探究民營企業政治資本代際接力現象，聚焦民營企業政治資本獲取影響因素，運用SPSS 21.0 統計分析軟件進行Probit 回歸分析，如表1所示。首先，從第一類解釋變量可以看出，上一代企業家擁有人大代表、黨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將顯著正向影響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0.333***），在所有測量要素中對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的影響最為顯著，由此可見，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具有代際傳承的特性，上一代企業家參政議政能夠顯著增加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的可能性，表明民營企業政治資本代際接力可以通過上一代的政治參與進行轉移，并且與上一代企業家的參政議政時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0.033***），即上一代企業家政治參與時間越長對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的促進作用越大。其次，從第二類解釋變量可以看出，在企業家個體特征方面，新生代企業家參與政府組織活動的次數顯著影響其參政議政（0.213***），由此可見，除了父輩轉移這條路徑之外，新生代企業家也能夠通過提高個人綜合素養、端正政治參與態度等方式增強政治關聯代際傳承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如增加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交涉力，多參與政府公開舉辦的各項政企活動等。而企業家年齡（-0.014）、文化程度（-0.060）以及家庭內兄弟姐妹數量（0.072）對其參政議政均沒有顯著影響。最后，從第三類解釋變量可以看出，在企業特征方面，企業職工人數（0.257**）和企業資產（0.072***）顯著正向影響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可能性，而企業創始時長（0.000）以及家族占據企業股份比例（-0.001）對其的影響均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梢?，民營企業能夠通過擴大企業規模、提高企業資產來增加企業政治資本獲取可能性。
表1 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影響因素的Probit模型回歸分析
綜上所述，民營企業政治資本存在代際傳承特性，上一代企業家政治身份將為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帶來顯著促進作用。例如本次調研所采訪的企業家當中，康奈集團現任總經理鄭萊毅和副董事長鄭萊莉分別當選為溫州市政協委員和市人大代表，其父鄭秀康即康奈集團創始人、原董事長也曾擔任溫州市政協委員；
江南閥門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子龍當選為溫州市政協委員，其父黃作興即江南閥門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曾擔任全國人大代表；
浙江正泰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浙江省正泰建筑電氣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南君俠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委員，其父南存輝即正泰股份有限公司現任董事長曾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當然，新生代企業家的政治資本除了來自父輩的代際轉移也能夠通過自身努力和企業發展獲取和積累，例如多參與政府公開組織的活動、增強與政府之間的交流、擴大企業規模等途徑。
1．政治資本代際接力的門檻效應
從企業家政治嵌入視角來看，不同的政治參與層級也將影響到企業政治資本的代際接力，更高層級上的政府將更可能為企業提供制度化機會，二者聯系程度也越大。因此，本文進一步區分上一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級別，考察新企業政治資本通過上一代企業家參政議政代際轉移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在問卷中，我們將參政議政級別分為5個層級，包括全國、省、市、區、縣五類，由于被調查上一代企業家中并無全國級政治身份，故本文僅引入四個虛擬變量用以表示上一代企業家當選為人大代表、黨代表或政協委員的級別，替換解釋變量后的Probit模型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第2、3列可看出，僅上一代企業家當選為省級以上人大代表、黨代表或政協委員時對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1.805***），進而實現企業政治資本代際接力。而上一代企業家當選為市級及以下人大代表、黨代表或政協委員對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沒有顯著影響。由此可見，民營企業政治資本的代際接力存在著門檻效應。
2．政治資本類別差異性檢驗
我國企業家參政議政包括人大代表/黨代表/政協委員，但它們產生機制不同，其中人大代表和黨代表皆由選舉產生，而政協委員由協商產生。上述研究沒有對上一代企業家參政議政類別進行區分，可能會對后續結果產生影響。故本文引入兩個虛擬變量以替代上一代企業家是否政治參與，進一步分析不同參政議政類別對企業政治資本代際接力的影響。如果上一代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黨代表，則取1，否則取0；
如果上一代企業家當選為政協委員則取1，否則取0。如表2第4、5列所示，僅當上一代企業家當選為黨代表或人大代表時對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0.700*），而上一代企業家當選為政協委員對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表2 進一步研究檢驗結果
我國民營企業大多已經進入代際高峰期，如何將實現政治資本在兩代企業家之間的代際交接是我國“兩個健康”發展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之一。本文以極具代表性的溫州新生代企業家為研究樣本，探究民營企業政治資本的代接力問題。實證研究發現：第一，上一代企業家政治身份和參政議政時長顯著正向影響企業政治資本代際接力；
第二，新生代企業家政治認知、企業資產和職工人數也將顯著提高企業政治資本代際可能性；
第三，民營企業政治資本代際存在門檻效應，只有當上一代企業家擁有省級以上政治資本時才能夠顯著促進新生代企業家參政議政，且上一代企業家當選為黨代表、人大代表比政協委員對企業政治資本代際促進效果更強。
從理論發展角度來看，當前文獻大多聚焦于民營企業政治關聯的后果研究，而本文從民營企業政治資本代際現象及其影響因素的角度出發，豐富了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理論基礎。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企業家參政議政是民營企業實現政治資本獲取的重要渠道，然而在此次調研中，仍然有七成多的新生代企業家沒有涉及參政議政，可見統戰部、工商聯等政府相關機構還應更注重企業家參政議政渠道搭建以加強新生代企業家政治參與熱情培養和有序參政議政，以期推動我國“兩個健康”發展，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
本研究工作仍然存在不足之處。首先，受到資源和時間限制，本研究樣本僅局限于溫州的新生代企業家，雖然作為民營經濟先發地的溫州具有一定示范作用，但研究結論是否普適與其他地區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其次，本研究進行實證分析時采用的是截面數據，僅能反映某一時間點上的數據情況，在未來研究中，課題組將盡可能從縱向出發考察整個機制過程；
最后，本文僅聚焦于民營企業政治資本代際現象和影響因素，并沒有針對實現路徑進行深入探討，因此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入挖掘民營企業政治資本的實現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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