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21世紀凱恩非洲文學獎作品的主題傾向*

林曉妍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100089，北京)

2000年，凱恩非洲文學獎(Caine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簡稱凱恩獎)設立，旨在獎勵非洲作家原創的短篇小說，頒給以作品表現非洲精神，并用英文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說作家。對于作者是否生活在非洲未作要求，受獎作品可以是翻譯自非洲本土語言創作的作品，但必須以英語出版，一年頒獎一次，獎金為1萬英鎊。該獎以布克公司前任董事長和布克獎經營委員會主席邁克爾·凱恩(Sir Michael Harris Caine)命名，因而有“非洲布克獎”之稱，是非洲英語文學的重要文學獎項之一，從某種意義上代表著非洲國家英語文學創作的水準。首屆凱恩獎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的2000年度國際書展期間頒獎，次年9月在內羅畢書展再次頒獎。此后每年7月份在牛津大學的宴會上宣布獲獎者，屆時所有入圍的候選人都應邀參加宴會，同時安排作品朗讀、簽名售書以及媒體見面等活動。

凱恩獎作為非洲重要文學獎項之一，受到學界諸多關注。恩杰里·吉斯萊(Njeri Githire)在《新視野，新聲音》(NewVisions,NewVoices)一文中對凱恩獎獲獎作品進行了簡單介紹，并對該獎項予以肯定，認為其接納了非洲新生作家的創作，關注到了“邊緣”作家的作品。利茲·艾特里(Lizzy Attree)在《凱恩獎與當代非洲寫作》(TheCainePrizeandContemporaryAfricanWriting)中提到，凱恩獎已經實現了將非洲新一代作家帶到世界舞臺的目標，同時對凱恩獎的未來發展持樂觀態度。當然，因凱恩獎由英國設立，且獲獎作品必須為英語短篇小說，許多學者對凱恩獎持批判態度，認為該獎項是為引導非洲文學走向而設立，非洲作家會為迎合西方而書寫大眾認知里貧窮、落后、無知的非洲。再者，因殖民歷史因素，非洲文學不可避免會受到歐洲文學的影響，以致有人想當然地認為非洲文學是歐洲文學的一部分，非洲并沒有自己的文學。然而，統觀凱恩獎獲獎作品，可以看到受獎作品并非是西方所期待的主題，而是更多地呈現出作家對非洲現狀的種種思考，在作品主題上顯示出更深層的“非洲意識”。這也說明21世紀的非洲文學不再執著于表現其前輩作家們熱衷的非洲本土文化與殖民文化之間的對立沖突，而是通過多樣化的主題打破外界對非洲的固有認知，展現出身為非洲人的自豪感。

殖民書寫一度是非洲文學的重要特征之一，這與其被殖民歷史密切相關。不可否認，在被殖民的過程中，西方政治對非洲政治環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爸趁窳袕娫噲D留下憲政、自由和民主的遺產，然而在殖民時期，殖民統治者卻故意壓制非洲人的自由和政治代言?！盵1]西方殖民者在殖民期間為鞏固自身話語權而剝奪非洲人民的話語權，這種實質為專制的統治模式在非洲國家獨立后基本上保留下來，使得權力集中在少數官僚和軍事寡頭的手中。索因卡的小說《孔其的收獲》便是對尼日利亞獨立后專制獨裁的抨擊，索馬里作家納魯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在《昨日，明日：索馬里僑民的聲音》中展示了索馬里后殖民時期專制統治造成的后果?？梢?，21世紀的非洲作家們對于西方政治遺留問題深惡痛絕，不斷思考非洲文學的革新問題。

2001年，獲凱恩獎的作品是尼日利亞小說家、詩人海倫·哈比拉(Helon Habila)的《情詩》(LovePoems)，該作品是短篇小說集《監獄》(PrisonStories)的第一篇，以年輕記者隆巴(Lomba)的視角，展現了薩尼·阿巴查(Sani Abacha)獨裁統治期間的一系列故事。1993—1998年間，尼日利亞在阿巴查上將的獨裁統治下，政局穩定，但也存在大規模政治迫害和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肚樵姟分?，隆巴在外出執行任務時遭逮捕監禁，在監獄中替近乎文盲的監獄長給女友寫情詩。哈比拉在作品中揭露了監獄內部的軍事運作系統，最強囚犯與看守沆瀣一氣。根據體力，最強的囚犯會成為看管其他囚犯的“當權者”，當敵對團體的人試圖“掌權”時，就會發生暴動?！肚樵姟房梢哉f是阿巴查政府統治時期軍權社會運作機制的縮影，作者將國家的統治影射于監獄范圍內，而監獄是專制統治得以有效施行的重要機構。阿巴查通過軍事政變掌權，“尼日利亞的多次軍事政變的借口往往是文官政府貪污、腐敗而無能，其實他們上臺后這些情況比文官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盵2]1990年代，非洲遍地高呼民主。尼日利亞反對阿巴查專制統治的呼聲也很高，阿巴查通過收買、威嚇來平息事態?！?990年代是緊張的十年，充滿了以逮捕、謀殺為主的巨大政治、社會動蕩?！盵3]這種動蕩一部分原因也是西方遺留的“民主”體制逆轉為極權政體帶來的社會崩潰，軍人政變和政治競爭使得尼日利亞當局成為一個分散且效力低下的政權?！肚樵姟芬幻媸菍χ趁駳v史的批判，一面是對尼日利亞“西式”民主進程的反思。非洲作家在回顧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也審視當代非洲社會中的弊端，以重構非洲文學中的歷史內涵。

2012年，尼日利亞作家巴巴圖德·盧提密(Babatunde Rotimi)的《孟買共和國》(Bombay’sRepublic)獲得凱恩獎。該作品似乎是《情詩》的續篇，在小說開篇便提到一座數年來無人問津的山頂舊監獄，和阿巴查時期一樣監獄象征著無法撼動的政府，不同的是盧提密以二戰為故事背景，而非1990年代。二戰后，主人公孟買(Bombay)從緬甸回國，彼時尼日利亞民族主義領導人對殖民主義者的批評十分激烈。因為孟買沒有住所，區長把他安排在山頂的舊監獄。孟買回國后，積極參與政治討論。在他的民主性宣言受到壓制后，孟買將山頂舊監獄改造為“共和國”，并宣稱他和他的住所獨立于大英帝國，并模仿西方律法列出一系列條例。在作家的筆下，個體宣告獨立，加之律法就是獨立共和國，這一情節可謂是對西方“民主”的最大諷刺。作者沒有直接批判殖民統治對尼日利亞的負面影響，而是通過個體對民主的片面理解，暗諷政府對西方的盲目追崇，這種追崇已經不局限于文化和生活習慣，而是上升到了政治層面。孟買在西方強烈的民主制度宣傳下所建立的“共和國”，是對西方律法的盲目搬用。這也暗示了尼日利亞多次實行民主選舉卻失敗的原因，不考慮國情而一味效法“西式”民主，顯然這對非洲國家發展沒有實質性幫助，反而加深了外界對非洲的錯誤認知。

從小說整體來看，作者不僅諷刺了執政者對民主性的錯誤認知，同時也挖掘了二戰期間非洲士兵或者尼日利亞士兵在緬甸前線的歷史，對二戰期間被忽略的非洲重新定位。作者通過對過去的探索，將歷史與現實相交織，給讀者以歷史的縱深感。在殖民者的宣傳下，“即在所有的文明和開化的國家里，黑人象征罪孽。黑人代表道德標準低下的原型”。[4]就像作者在小說中提到的，尼日利亞士兵們居住的緬甸村子里的村民來看非洲士兵洗澡，因為他們認為黑人有尾巴；
尼日利亞士兵們在和日本人作戰時，卻發現日本人提前跑了，因為白人長官宣稱黑人吃人。尼日利亞作家通過對某個特定時期的政治剪影和歷史挖掘，批駁和嘲諷了對非洲人形象的矮化和低劣化，西方殖民者對非洲人形象的歪曲與殖民者自認對非洲政治具有“指導責任”可謂是相輔相成。

事實上，殖民者對非洲的政治干預不僅破壞了政府的職權，也打破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紐帶?！霸谌魏螄?，政權的首要責任是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力，這也是一個政權存在的合法依據?！盵5]外界的干預使得部分非洲統治者忽視了民眾的真正需求。2004年，津巴布韋作家布萊恩·奇夸瓦(Brian Chikwava)在其獲獎作品《第七街煉金術》(SeventhStreetAlchemy)中，通過主人公菲索(Fiso)講述了試圖建構街區話語權的故事，通過警察的不作為詮釋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斷裂，以此批駁和嘲諷統治者對民眾需求毫不通曉。話語權是公民的政治訴求表述，也是將本國人民凝聚在一起的繩結。小說揭示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斷裂，這種斷裂固然有其歷史因素，但作者著重考量政府自身原因?；趯Ψ侵逇v史的深刻洞察，21世紀的非洲作家們在作品中呈現出濃烈的政治關懷。

顯然，上述凱恩獎獲獎作品表現出來的政治性，并不是西方讀者以往印象中的部族分裂對立、暴力斗爭、文化沖突等帶有“非洲印記”的主題。這些作品體現的是作家們對非洲政體走向的關懷，并試圖通過文學作品調動非洲人民的政治主體意識。進入21世紀，非洲國家局勢看似漸趨穩定，“但是非洲國家仍然面臨著民族國家建構、治理能力提升以及實現政治穩定的艱巨任務”。[6]從21世紀凱恩文學獎獲獎作品的考察來看，當代非洲作家們通過對殖民遺留問題和本國政治發展的思考，表現出非洲本土書寫的自我意識，對非洲歷史的深層認同。

隨著非洲作家對當代非洲文化、文學的自我覺醒，去殖民化成為非洲文學中的另一重要特征。去殖民化寫作是打破殖民歷史的禁錮，立足于非洲自身，構建非洲主人意識?！胺侵尬膶W幾乎都需要面對文化身份問題，即‘我是誰？’”[7]對于這個問題，非洲作家會表現出迷惘和彷徨，尤其是在殖民統治時期和國家獨立之初，這種氛圍籠罩著非洲。21世紀的非洲作家以凱恩獎為媒介，通過短篇小說將向世界展示了非洲的獨立性、獨特性。

凱恩獎的創辦或許對非洲作家的創作主題有一種潛在的引導性，但作家們卻表現出顯著的非洲主人意識，為樹立非洲人新的身份認同觀而努力。2000年，獲首屆凱恩獎的短篇小說是蘇丹作家蕾拉·阿伯勒拉(Leila Aboulela)的《博物館》(TheMuseum)。小說以蘇丹留學生莎迪雅(Shadia)與蘇格蘭學生布萊恩(Bryan)的日常為主線，展現了非洲和西方在文化、生活方式和知識方面的差異，但小說的著眼點并不在這些差異所引發的沖突上，而是主人公莎迪雅對自己非洲身份的認同。莎迪雅確實很向往布萊恩的瀟灑做派，但她也當面指出他的頭發太長、耳環不好看。對于布萊恩的不禮貌行為，莎迪雅也暗暗嘲笑，并將布萊恩和她在非洲的未婚夫相比，發現布萊恩既沒有她的未婚夫懂得多，也無法欣賞非洲的美。當布萊恩為她做出改變(剪頭發、摘耳環)時，她隱隱得意，為自己的審美觀得到對方認同而驕傲，為非洲人驕傲。作者通過一系列的細節描寫表現出莎迪雅對自我審美意識的認同，對自己非洲身份的強烈認同感。然而莎迪雅的自信被蘇格蘭博物館里的“非洲”擊潰：這里讓人以為非洲只有叢林和羚羊，博物館里展示的是歐洲人想象的非洲：原始、落后。顯然這也是大多數人對非洲的普遍認識，大草原、原始、貧窮和政治動蕩。博物館本應傳達客觀公正的信息，而非洲是古人類和古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這一展示不僅使人們忽略了非洲豐富生態資源和礦產資源，更是抹滅了非洲人的歷史。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提到“黑人不再應該被置于面對這種進退兩難的地位：變成白人或消失?！盵8]“博物館”抹滅了非洲的歷史，也抹殺了非洲文化和非洲身份，瓦解了非洲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小說在主人公對非洲身份的自信與“博物館”對非洲身份的瓦解之間呈現出強大的張力。

文化自信推動當代非洲作家關注非洲國際形象，非洲人的身份認同和身份構建也成為其重點關注主題。2002年和2003年的凱恩獎獲獎作品著重表現了對文化身份的探尋問題?？夏醽喿骷屹e雅婉戈·瓦奈納(Binyavanga Wainaina)的獲獎作品《發現家園》(DiscoveringHome)是一部尋根之旅，女主人公生長在肯尼亞，后到南非開普敦工作，之后移居西方國家。她的媽媽來自烏干達某個部落，她的一個姨媽在盧旺達的戰火中幸存，另一個姨媽生活在紐約。當她隨母親去烏干達參加家庭聚會、慶祝外祖父母的鉆石結婚紀念時，她感慨于全家百余名成員從世界各地趕回非洲家園，他們說著法語、斯瓦希里語、英語、基庫尤語、盧旺達語、烏干達語和恩德貝勒語。對非洲歷史的重新挖掘，使作者的書寫對醫治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建立新的身份認同，開始新的生活奠定了基礎。

2003年，肯尼亞作家約馮妮·阿蒂亞姆博·歐烏爾(Yvonne Adhiambo Owuor)的《低語的重量》(WeightofWhispers)則更注重對個人身份的探求，主人公波尼費斯(Boniface)是一個部落王子，但是部落在侵略者的摧毀下四分五裂。在盧旺達總統和布隆迪總統遇刺后，為了逃離家鄉的動蕩，波尼費斯與直系親屬一起搬到了內羅畢，試圖獲得去歐洲的簽證。隨后的幾個月里，肯尼亞對滯留的外來人員進行“難民”登記。而波尼費斯沒有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這就意味著他面臨著部落王子身份消失的困境。此時，他的身份依然是“非洲人”，但承擔所謂“庇護”責任的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拒絕給他任何庇護權，他“想對那個女人大喊：我是王子，外交官波尼費斯·庫瑟曼(Boniface Kuseremane)”。[9]美國大使館的行為使他面臨著“非洲人”身份的消失，這是對西方所謂的“庇護”行為的批判。歐烏爾一代作家與肯尼亞獨立后“黃金時代”作家有很大不同，“他們有說教意愿去嘗試創作帶有政治指控和責任感的文學?！盵10]由于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長期的統治和壓迫，知識分子和作家作為精神領袖最先領悟到時代的脈搏，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引導大眾正確面對身份認同的使命，通過作品呈現對建構非洲民族新的身份認同的美好構想。

2013年，尼日利亞裔美國作家托普·弗拉林(Tope Folarin)的作品《奇跡》(Miracle)獲凱恩非洲文學獎。小說以一個13歲尼日利亞男孩為敘事視角，講述了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德克薩斯州北部，參加尼日利亞教堂的禮拜和慶?；顒?，見證奇跡的發生。移居美國的非洲人期望在美國遇到“奇跡”，顯然“奇跡”一詞被賦予了其他含義。對西方國家的盲目信從，給了一些人無畏的底氣，認為在異鄉能過的更好。但是異國他鄉的飄零感，只能通過宗教疏導和慰藉。在宗教團體中，人們找到了基本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就像尼日利亞牧師所宣傳的：“你并沒有忘記故鄉的家人，沒有忘記把你送到這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11]作者借助連續兩個“沒有忘記”諷刺了異國新身份帶來的“奇跡”，同時強化了對非洲身份的信仰和對非洲文化的堅持。

以上獲獎作品中，作家們以不同的方式強調了自己的非洲身份和作品的非洲屬性。對于非洲作家而言，使用本土語言寫作是最能表達自己思想與文化身份的方式，然而本土語言的寫作顯然限制了讀者的范圍。非洲現代文學的發展除了自身文化歷史的因素，“又必然要受到宗主國在文化領域內所實行的政策的影響”。[12]凱恩獎在語言層面上盡管的確具有一定的誘導性，無形中擴大了英語在非洲作家中的使用范圍。但是，英語創作并沒有使非洲作家屈就描寫西方人“想象”的非洲，而是表現出強烈的“非洲身份意識”。

部分西方評論家對非洲短篇小說持批評態度，部分原因是德里達對其“缺乏自主意識形態”的評價。[13]但是通過以上兩部分可以看出，非洲作家在去殖民化書寫中，呈現了非洲文學自身的魅力。凱恩獎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21世紀非洲文學，“成為共同體認同和自豪感的節點，一種確立‘我們’和‘我們的’的方式”。[14]它也推動了越來越多的非洲作家關注現當代社會普遍性的問題，呈現出其世界關懷意識。這也說明21世紀的非洲作家走向了更廣闊的現實世界和文本世界，不僅僅局限于與非洲相關的文學主題。

2009年，尼日利亞作家以帕法斯·C.歐森杜(Epaphras C.Osondu)憑借其小說《等待》(Waiting)贏得獎項?！兜却分v述了戰爭的毀滅性及其對兒童身心的摧殘。正如故事的標題所暗示的那樣，在一個難民營中，孩子們在等待生存機遇。紅十字會給他們拍照，把照片發出去，幸運的話，有家庭喜歡某個孩子，他就擺脫了饑餓、戰爭的恐怖以及成為兒童兵的可能。2010年塞拉利昂作家奧盧費米·特里(Olufemi Terry)的獲獎作品《持棍打架的日子》(StickfightingDays)則從一個努力生存的男孩身上出發，講述在垃圾場謀生、用棍子打架生存的經歷，刻畫了一位“荷馬式英雄”。2011年，津巴布韋作家諾維奧莉特·布拉瓦約(NoViolet Bulawayo)的獲獎作品《抵達布達佩斯》(HittingBudapest)講述了六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在街上閑逛靠摘街道上的番石榴來填飽肚子，他們將不同的街道命名為夢想生活的地方，幻想著布達佩斯和美國的生活，希望有一天能擺脫饑餓，生活在干凈整潔的城市。

三部作品在創作主題上具有共性，也有個性。這三部作品皆從兒童視角出發，展示了孩子們為生存努力奮斗的精神。而這些為生存而努力的兒童并不僅存在于非洲。凱恩獎的創立旨在“通過將非洲英語文學帶給更廣泛的讀者，讓人們日益認識到非洲英語寫作的價值、其豐富性和多樣性?！盵15]顯然，21世紀的非洲作家以自己的獲獎作品展示了非洲文學的多樣性和社會關懷。

凱恩獎提名非洲本土語言的翻譯作品，并沒有完全瓦解本土作家創作機會，“它一直以來都允許有翻譯作品參賽，并且規定，如果翻譯作品獲獎，一部分獎金將發給譯者?！盵16]這一條例既是對非洲本土語言的認可，也是對譯者的鼓勵。2017年，蘇丹裔作家布什拉·埃法迪爾 (Bushra Elfadil)的獲獎作品《鳥飛走了的女孩的故事》(TheStoryoftheGirlWhoseBirdsFlewAway) 便是由麥克斯·史穆克勒(Max Shmookler)翻譯自阿拉伯語的作品。故事敘事具有跳躍性，敘述者和兩個女孩相遇，女孩和她的姐姐走在一起，女孩像士兵一樣大搖大擺地走。敘述者和兩個女孩一起上了公交車，兩個女孩在公交車上被人肆意打量。在故事的結尾，兩個女孩的尸體躺在沙灘上。對于兩個女孩的死因，讀者無從知曉，只有敘述者一味自欺欺人地強調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這種辯白更加把女孩之死與公交車上被人打量關聯在一起。

在2018年的獲獎作品《芬達黑加侖》(FantaBlackcurrant)中，肯尼亞作家、編輯馬可納·昂葉麗卡(Makena Onjerika)也講述了女孩生存問題。該小說最初在雜志《旅行者》(Wasafiri)上發表。作者從“我們”的視角出發講述自身和街頭女孩梅麗(Meri)的乞討生活，每個乞討的女孩都有不同的愿望，她們希望去上學、希望有錢、希望能住好房子，只有梅麗的愿望是每天有喝不完的芬達黑加侖，但最終這些女孩都淪為街頭女。梅麗在懷孕后，走過內羅畢河，不知所蹤。

在2019年的獲獎小說《剝皮》(Skinned)中,尼日利亞作家萊斯利·奈卡·艾瑞馬赫 (Lesley Nneka Arimah)批判了男女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問題。小說中，15歲前女孩由父親提供穿衣資格，15歲后要全身裸露等待被男人認可后結婚。只有結婚后，丈夫提供衣料才可獲得穿衣的權利，或者由父親繳納穿衣稅，女孩才能夠繼續穿衣服。主人公伊杰姆(Ejem)由于沒有人和她結婚、父親也不為她繳稅無法穿衣而備受冷落。奧迪卡娜(Odinaka)同樣沒有人和她結婚，但她經營一家國內最大紡織廠，可以給自己穿上衣服。在她的幫助下，伊杰姆穿上了衣服，不是依靠男人而是通過女性之間的相互幫助。作者在小說中描繪了一個男女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同時也描繪了奧迪卡娜這一自立自強的女性形象，靠自己在這不平等社會中為自己和其他被差別對待的女性打造了一個容身之地，這一形象可以說是非洲諸多獨立自強女性的代表。

以上作品的主題涉及性侵、女性生存和男女不平等問題，雖然反映的是非洲社會問題，但也是當今世界普遍的社會問題。連續三年均以與女性相關主題的作品獲獎，可見非洲作家共同的創作意識：關注當代社會普遍性的問題?！而B飛走了的女孩的故事》很容易讓讀者想到2012年印度公交性侵案，《芬達黑加侖》是對諸多無家可歸的女孩的同情與無奈，這兩大問題僅靠社會救助和國際救援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不平等的男女關系源于男權的壓制和女性自我意識的喪失，這一點在《剝皮》中表現尤甚。尼日利亞作家歷來關注女性不平等境遇的意識，不僅有布基·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這樣的文學作家，還有“她領導非洲”(She Leads Africa)公司，這是一家女性主導的泛非創業公司，教育、指導和支持非洲女性在不同領域成功創辦和發展企業。女性事業的發展對提高婦女地位及提升她們對非洲經濟的潛在貢獻方面有決定性意義。

在2007年的獲獎作品《詹布拉樹》(JambulaTree)中，烏干達作家莫妮卡·阿拉克德·恩耶科(Monica Arac de Nyeko)講述了主人公因是女同性戀而被懲罰、驅逐的故事。這篇小說因為同性戀題材，曾一度被政府頒布禁令，后來在最高法院成功擊敗了政府的禁令。該小說后來被肯尼亞導演吉姆·丘丘(Jim Chuchu)改編為電影短片《回家》(Homecoming)，并于2013年上映。顯然，諸如同性戀主題的作品，盡管其故事背景是非洲，但作家的視野其實已經擴大到整個世界，揭示的是“世界性”社會問題。

“對此獎項持懷疑態度的評論家認為，作家可能會傾向于只寫那些主辦方國家的聽眾喜歡的話題?！盵17]通過對以上21世紀獲獎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作家們從對國家政治的自主意識書寫，到對非洲身份的認同書寫，再到當代社會問題書寫，這些作品呈現出非洲作家創作的主題多樣性，同時表現出主體意識的創新性寫作目標。隨著文化語境的發展，非洲文學中也出現了對歐洲語言的創新，如“新英語”“新法語”“新葡語”等，增加了宗主國語言的非洲色彩，這也是非洲作家自我意識的一種體現。

凱恩獎在限制受獎作品語言必須為英語方面，確實對非洲文學發展帶有引導性，但該獎項在創作平臺和出版途徑方面，也的確為非洲作家帶來便利。綜合以上獲獎作品，可以看出，非洲作家充分利用這一獎項，發揮寫作自主性，不受頒獎方讀者喜好影響，從非洲出發，關懷當代社會問題。瓦奈納曾在《如何書寫非洲》(HowtowriteaboutAfrica)中頗具諷刺對西方作家提出建議，“非洲注定將被憐憫、崇拜或統治。無論你從哪個角度出發，一定要留下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沒有您的干預和這本重要的書，非洲注定要滅亡?！边€為西方作家陳列一系列非洲大眾化意象，嘲諷程度可以和斯威夫特的《一個溫和的建議》相媲美。殖民時期以及殖民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西方以“自我”為參照，將非洲視為“他者”，以此評判非洲文化、非洲文學。有批評家認為，“通過設在歐洲或美國的獎項來激勵非洲的短篇小說創作不足以真正促進文學創作”。[18]作家可能會為了迎合獎項贊助方讀者的喜好，在作品中主題化刻板印象，如非洲的貧窮、政治沖突或饑餓。這種現象或許難以避免。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凱恩獎的正面作用，它為許多嶄露頭角的非洲作家提供了創作平臺、經濟資助和出版機會。瓦奈納在獲獎后創辦的雜志《所以呢？》(Kwani?)成為非洲重要文學雜志之一，為肯尼亞和非洲文學的發展注入了動力。通過以上獲獎作品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非洲作家已經突破西方讀者印象主題的限制，迸發出非洲人的主體意識，對非洲身份進行探尋，對國家發展和當代社會問題深入思考。凱恩獎雖然在受獎作品語言上有局限性，但也是“對非洲大陸單一性解讀的斗爭”，[19]凱恩獎允許受獎作品為翻譯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非洲本土語言文學創作及其翻譯的發展。2017年，蘇丹裔作家布什拉·埃法迪爾作品《鳥飛走了的女孩的故事》的獲獎為譯自本土語作品參賽樹立了良好榜樣，非洲本土語文學及其翻譯在21世紀應該會有更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