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的實踐理路、現實挑戰與解決路徑

[摘要]新時代以來的十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發展完善，形成了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制度體系，成為指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推進現代化建設的科學指南。但要看到，新時代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在完善過程中存在著市場主體活力有待激發、成果共享機制仍待完善和政府與市場關系亟需厘清等現實問題，需要始終站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人民立場，突出問題導向精準推動制度完善以及適應生產力發展需求持續深化制度改革。

[關鍵詞]新時代；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實踐理路；
現實挑戰；
解決路徑

[中圖分類號]F121? ?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22）06—0108—07

[作者簡介]彭一鳴，男，廈門大學本科生思政課助教，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新制度經濟學。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同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科學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發展完善。特別是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確立了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制度體系，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更是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十個明確”之中，提出“明確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1]。黨的二十大明確指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盵2]因此，厘清新時代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的實踐理路、現實挑戰與解決路徑，有助于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成熟定型，從而以現代化的生產關系培育現代化的生產力，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推進現代化建設提供有力制度支撐。

一、新時代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的實踐理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入新時代，為更好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新時代，國家注重發揮經濟改革的系統集成性，主要從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三個模塊協調發力，以基本經濟制度的強大有機合力充分拉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

黨的十五大將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我國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其決定了國有企業和多種非公企業共同構成了我國的主要市場主體。改革開放以來，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不斷提高，標志著其主體地位逐漸得到穩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逐漸成為繁榮市場經濟的主力軍。此外，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取得初步進展，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革協調融合發展，增強了彼此的經營效率和發展活力?？偟膩碚f，多種市場經濟主體的快速發展提升了市場活力，推進了經濟效益的提高。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3]，讓多元市場主體公平有序參與市場競爭獲得快速發展，增強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對資源要素的吸引力、凝聚力和配置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4]，明確了所有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支柱地位，進一步點明了所有制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關鍵作用。黨的十九大提出今后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打下了堅實制度基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基本經濟制度作出重大調整，其內容不再只是單一所有制，體現了黨對基本經濟制度系統效能和集成優勢的重視，為經濟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更科學的制度指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所有制改革方向，以公有制經濟為重點進一步增強其活力和影響力，充分凸顯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和核心作用。

這一時期國家對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主要聚焦于三點：一是繼續加強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堅持力度；
二是加強對私營企業市場經濟主體的支持力度；
三是深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梢钥吹?，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的核心是公有制經濟，而公有制經濟又體現為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和以村鎮集體生產經營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因此所有制經濟改革的重點要錨定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村經營制度改革這兩個靶子，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之姿始終夯實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從而推動民營企業健康發展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順利推進，為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強基定局。

（二）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探索出一條以勞動量和生產要素貢獻為分配標準的分配路徑，拓寬了人民收入渠道。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有著各自的作用范圍，公有制經濟主要采取按勞分配，非公有制經濟主要實行按要素分配。兩種分配模式各司其職，在不同領域發揮自身價值，推動分配更加公平，有效調動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但過于重視經濟效率的按要素分配易產生較大的貧富差距，因此新時代我國積極探索促進社會公平的分配制度，強化按勞分配在分配制度中的主體地位，以更大力度促進分配正義。

新時代更加注重縮小貧富差距，通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有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居民生活，促進社會和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著重保護勞動所得”[4]，國家注重發揮政府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的積極作用，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并通過調節過高收入構筑橄欖型分配格局。黨的十九大提出：“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5]，在按勞分配基礎上完善按要素分配模式，構筑良好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分配制度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被納入基本經濟制度，充分說明了分配是關系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關鍵經濟問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今后較長一段時期的分配做出了規劃，明確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6]。國家高度重視按勞分配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必須將共享發展理念通過分配落到實處。

當前我國分配面臨的問題是：城鄉、區域、行業間貧富差距過大，財富多數集中在少數高收入群體手中，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仍相對較小，國民生活幸福指數有待提高。因此，新時代國家要發揮好分配改善民生和推進經濟轉軌的積極作用。黨和政府需要通過構建合理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民生，從而實現擴大內需。要看到，在分配制度中起核心引領作用的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在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全局中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消除“馬太效應”的強有力武器，是推進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徑，為更高層次的按需分配開辟了道路。

（三）完善以產權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7]，推進產權自由流轉和要素自由流動組合，推進市場對微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出更大貢獻，促進宏觀經濟在良好的微觀經濟和政府規劃調控中穩中有進。新時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很大進展，但所有制與分配領域的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主要體現在產權歸屬不明晰和市場體系未形成開放完善統一的大格局。所有制改革要抓住產權牛鼻子，產權改革要堅守公有產權的主導地位，同時兼顧對合法的私有產權的保護，最大限度發揮產權對所有制改革的推動作用。市場經濟的作用機理在于利用市場高效配置資源的能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需要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完善開放統一的要素市場，推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宏觀調控體系”，通過利用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調控職能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同時提出：“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認為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促使市場與政府雙經濟主體職能精準“歸位”。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了市場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路線圖細化為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兩大步驟，進一步推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提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8]，以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化推進市場化改革進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6]，更加注重市場和政府的協調性，通過降低改革成本提高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收益。

國家將新時代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問題歸結為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要求在推進產權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中實現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結合。產權改革將極大地激發市場主體發展活力，要素市場化配置將充分促進資源積聚和高效利用，推進生產力實現質的突破。

二、新時代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的現實挑戰

現實挑戰是現實社會矛盾的具體形式，是推動國民經濟前進和經濟制度完善的重要動力。所以，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善面臨的現實挑戰便成為制度研究的現實主題，只有厘清現實挑戰才能做到標本兼治。

（一）市場主體活力有待激發

單一公有制使國有企業成為社會的主要所有制經濟經營形態，國有企業缺乏生產、科創和經營管理活力，個體經濟、民營企業和外資經濟形態一度“銷聲匿跡”。這一狀態持續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前夕。當改革從城市展開后，政府以調動國有企業活力作為改革經濟體制的中心。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其生產、經營和創新活力逐漸被激發。國家推進所有制經濟由單一公有制拓展到非公有制領域，并通過完善市場主體，為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動力源。

國有企業雖然在經濟領域中具有主導地位，但發展活力較低。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我國市場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國有企業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掌控著國民經濟命脈，在關鍵核心領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和自由定價權，其定位是利用其豐富的資源要素服務國計民生發展，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國有企業一定時期內忽視了價值規律，削弱了經濟發展活力。國有企業雖是國有經濟的產物，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也需要積極遵循價值規律，在不受資本邏輯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影響的前提下，做市場經濟的適應者和引領者，提高生產經營效率。此外，一些國有企業的資金資源政策有效轉化率較低，一定程度的低效經營管理使得企業產生較多的壞賬和較高的杠桿率，易誘發經營風險和金融危機。

非公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也是市場經濟中數量最多的經濟發展主體，對繁榮市場經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看到非公企業健康成長面臨一些困境。首先，非公企業內部發展存在異化勞動和剝削，會損害勞動力的活力。其次，非公企業多以小微企業為主，科技創新能力較弱，融資能力不足，政策有效轉化率低，抗風險能力弱。此外，身處數字經濟時代，以平臺經濟為代表的大型企業有的壟斷相關產業鏈，攫取巨額資本財富，甚至企圖壟斷國民經濟的發展命脈，嚴重擠壓了小微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空間，損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肌體”。因此，協調勞資矛盾、改善勞動生產環境和抑制資本無序擴張成為增強非公企業活力的關鍵，進而充分提升非公企業的生產活力和創新創造力。

（二）成果共享機制仍待完善

在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社會全員共享發展成果，基本處于同一生活水平線。加之計劃經濟對經濟統的很緊，社會成員可以多渠道賺取收入的可能性較小，民眾主要靠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統一調度和分配生活，生活水平較低。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逐步在經濟領域確立主導地位，生產力水平獲得極大提升，交易市場上商品種類豐富多元，人民財富大幅增長。伴隨市場經濟而來的按要素分配拓寬了民眾財富收入渠道，提高了經濟效率和分配質量。但要看到，市場經濟無法保證分配公平，因此必須在堅持和深化按要素分配中加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按勞分配對社會主義分配相對公平的牽引作用，這就要求政府在成果共享機制上下功夫。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要求勞動力狀況真實反映市場變化，進而進一步改善勞動者財富收入狀況。市場經濟時期，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段較長的勞動力多、資本較少的發展時期，市場處于買方市場，勞動力成本低，民營企業憑借資本優勢獲取大量經濟財富，導致國民財富差距巨大，需要加快彌合這一鴻溝。加上由于市場化程度不高，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占據一定地位，一些權錢相結合的尋租行為和外部性現象依然大行其是，使得收入和財富仍集中在少數資本要素所有者手中，貧富差距有待縮小。后期隨著人口老齡化導致“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市場轉變為資本過剩、勞動力稀缺的賣方市場，勞資矛盾突出，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顯得尤為突出，勞動力在就業和薪資分配方面更具話語權。勞動者需要市場做到勞動收入增長反映供求真實狀況，增加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勞動者擁有更合理的收入。此外，勞動者對市場經濟中的收入財富分配不公有很強的改變訴求，需要夯實按勞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的主體地位，盡可能改善勞動力經濟狀況。

中國經濟總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經濟結構也趨于完善，社會財富涌流更為充分。但財富分配未能實現與國家GDP增長同步，甚至有時呈現出負相關，結果是窮人越窮、富人越富。因此，國家經濟蛋糕做大的同時，也要分好蛋糕，做到每個人手中的蛋糕和蛋糕總規模呈現正相關。此外，財產性收入會受到要素所有者的不同社會地位和手中掌握要素資源、財富的多寡等因素的影響，“財產性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和積累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盵9]因此，在實行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的過程中，仍要注意規范要素收入之間的分配，不能動搖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如何更好地處理好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與要素收入之間的分配、如何區分勞動報酬內部的不同行業之間分配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體制，構建真正的發展成果共享機制。

（三）政府與市場關系亟需厘清

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完全代替市場對資源要素進行直接調配。雖然政府對經濟的直接管理通過發揮“全國一盤棋”優勢，在短時間內提升了生產力，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民的溫飽需求，但由于其難以滿足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分工的多元化發展對資源配置方式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場要素，導致市場經濟發展失衡。此外，我國社會主義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需要市場與政府協同發力促進社會資源要素高效配置，助力新型工業化。因此，在市場經濟起主導作用的改革開放時期，政府在經濟領域的絕對統治地位被打破，市場開始在微觀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高效調配社會資源要素，豐富了人民的物質文化財富，經濟發展穩步提升。但要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與市場關系仍未厘清，政府仍存在著對微觀領域的一些直接干預和行政壟斷，影響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因此，必須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經濟環境。

當政府與市場無法在其主導經濟領域發揮正向作用時，則需要二者協調配合促進宏微觀經濟健康發展。市場調節難以做到長期有效適時調控、無法協調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還會導致資源浪費和生產過剩，對宏觀經濟產生負外部性。此外，市場機制中任何一種機制的失效都會導致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的失靈。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治理職能，彌補市場在微觀經濟的缺陷，減少其對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決定我國政府要運用計劃手段調控宏觀經濟，但我國市場經濟還有待完善，政府對宏微觀經濟的全面計劃管控會導致嚴重的資源浪費并產生高額組織成本。因此，需要發揮市場在微觀領域的作用發展生產力和市場經濟，同時政府利用計劃手段在宏觀領域做出總量性、預測性、戰略性規劃指導和調控。

在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時期，政府管理者對數字經濟的掌握和治理能力亟需提升，需要其學會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形勢，制定適合本地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同時，要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智能化和數字化發展趨勢，但現今產業的數字化程度不夠，科技含量不高，數字科技未形成產業化規?；洜I運作，數字科技產業對經濟貢獻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間。此外，我國發展數字經濟面臨的風險具有多表現性、強滲透性、高危害性和密集性特征，特別是其在與市場經濟風險和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混合疊加后產生的經濟金融風險，易誘發系統性風險并對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安全產生危害。這些問題單純依靠市場力量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必須依靠政府力量。

三、新時代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的路徑措施

實踐是制度完善的現實場域，黨和政府站穩人民立場，直面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挑戰與問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實踐要求。

（一）始終站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人民立場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以滿足人民的需要為根本目的的科學制度體系，以其特有的制度優勢促使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消費需要牽引生產，能夠避免生產過剩而導致的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10]，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張社會化大生產的目的聚焦于人民的消費需要，現代市場經濟是為消費而生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圍繞此指明新時代要解決的社會主要矛盾是更高層次的人民需求同較低水平的發展導致的供給未達標造成的結果，二者均立足于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的完善。先進的生產關系將會促進人民群眾消費需求得到極大滿足，最終實現國家強起來的目標。

作為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并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作為制度改革完善的歷史大方向，在此軌道上推進制度的成熟定型，推進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并推進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因此，要在把握制度變革歷史趨勢的前提下為制度有序演變創造條件和環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開新局。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全黨要牢記中國共產黨是什么、要干什么這個根本問題?！盵1]發出了新時代黨不忘初心的政治宣言書，彰顯了我們黨作為“國之大者”的使命擔當，將始終為人民謀福利謀發展的基因螺紋刻在自己的骨血里。黨和政府積極挖掘市場經濟在促進人民富裕中的積極因子，充分調動人民投身于市場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同時，黨和政府統籌發展和安全兩根弦，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保障社會高質量發展，立足于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進行社會生產和經濟轉軌，將全體人民放在心間，持續增進全體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突出問題導向精準推動制度完善

“問題導向”是黨和政府領導經濟的基本工作方法。問題是矛盾的具體體現，解決矛盾的過程也是推動事物發展的過程。換言之，國家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有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并從高質量的經濟實踐中抽象出更加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而指導我國經濟實現穩中向好發展。

當前中國經濟韌性強并總體向好發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突出表現為：一是低端和無效供給難以滿足國民高層次需求；
二是貧富分化突出，不同區域行業間財富收入差距大；
三是市場主體對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率不高；
四是我國經濟發展存在安全隱患，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
五是當前后危機時代和后疫情時代交織，導致我國經濟發展動力減弱。

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是完善當代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現實任務。因此，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必須錨準現實問題，將合理巧妙解決問題的因子融入制度中，增強制度的科學性和生命力。供需矛盾問題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體現，針對這一問題，需要深化市場化改革，利用市場機制促使企業高效競爭，在優勝劣汰中改進生產和服務，滿足國民多樣化高層次的消費需求。貧富差距問題則涉及經濟發展的目的與持續發展的動力問題。為此，需要筑牢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以按勞分配牽引我國分配結構，同時要協調用好三次分配縮小不同區域和行業間的貧富差距。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是我國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為此，需要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給予企業更多微觀經濟權力和作用空間，建設開放統一完善的國內市場體系。而經濟發展的安全問題，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底線。為此，應盡力規避和解決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風險和危機，在確保經濟安全中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要求政府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立足于新發展階段，充分運用好基本經濟制度中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綜合作用，進而暢通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各大環節，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并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

（三）適應生產力發展需求持續深化制度改革

經濟制度作為生產關系的集中體現，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保障，對生產力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當經濟制度處于優良狀況時，社會生產力就會處于持續增長狀態；
反之，當經濟制度處于一般乃至不適應狀況時，社會生產力就會增長緩慢甚至停滯?；窘洕贫仁墙洕贫鹊膲号撌?，是經濟制度的根基所在，區分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更靈活適配生產力的重要體現。

經濟制度是社會歷史發展特定階段的占主要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換句話來說就是經濟基礎。歷史上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的產生都是由當時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定的。經濟制度是區分社會經濟形態的關鍵所在，馬克思將社會經濟形態劃分為五種經濟形態，分別是原始公社經濟社會形態、奴隸制經濟社會形態、封建制經濟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形態，這五種經濟形態代表五種社會經濟有機體。日常生活中人民經常采用社會制度來代替社會形態。社會形態是與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體，在現實社會中集中體現為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社會文明進步通過社會形態更替，換句話說就是社會文明通過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更替來實現。推動社會基本經濟制度變革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二者在社會主義社會大體處于基本適合狀態，只存在生產關系的某些環節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求的問題。二者不是對抗性矛盾，因此不需要取締原有的基本經濟制度，只需在原有制度基礎上結合生產力要求進行微調即可。

生產力發展有韌性是國民經濟發展有韌性的關鍵所在，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經濟制度的推動。生產力的張力是由生產力的革命性孕育的，生產力的張力是生產力韌性發展的生長點。由于生產力能夠不斷升級更新，因而發展生產力造就的韌性能對經濟發展產生正面外溢性。要實現生產力的韌性發展，必須充分擴大生產力的張力，歸根結底要借助于基本經濟制度的改革完善來實現。

“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以及自然條件?！盵11]當今社會科技、數據和知識對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貢獻尤為突出，主導社會生產力體系發生根本性變革。具體來說，首先，勞動者經過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進一步分化完善，智能化和精細化生產開始占據重要地位，人力資源數量和成本紅利正在逐步轉變成科創為核心的人力資本。面對人口紅利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各類企業需要積極融入知識經濟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大局，不斷提升勞動者的質量，推進生產力發生質變，打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專精特新”企業，助推市場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其次，勞動資料是生產力體系的關鍵構成，是勞動者作用于勞動對象的介質，只有勞動資料才能完成勞動者對勞動對象的改造并從勞動對象中獲取人類生存發展所需的物質資料。勞動資料的作用核心是生產工具，是關系著社會經濟形態變更的重要動力因子?！笆滞颇ギa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機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盵12]傳統小農生產工具手推磨產生的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經濟形態和相關封建主義制度，較為先進的生產工具蒸汽機孵化出大工業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和相關資本主義制度。而建立在之前生產工具的基礎上，現今中國的大數據和知識催生出以數字經濟和知識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孕育出高科技產品和精神文化產品，加速潛在生產力轉化成現實生產力成果的全過程。最后，勞動對象是生產力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新發展階段高素質勞動者運用先進生產工具進行生產勞動實踐的物質對象，是物質資料生產順利進行不可或缺的基礎要素，也是市場進行物質交換的關鍵因子。

雙層所有制是高素質的勞動者運用先進的勞動資料作用于豐富的勞動對象的“連結器”，是繁榮科技、知識和數字市場經濟的根本前提，其有效滿足了市場經濟多元市場主體精細化、智能化發展的建構要求，促進社會生產力向更高發展階段蛻變。雙層分配結構保障全社會在財富分配公平的基礎上體現科技、知識和數據新型生產要素的經濟價值，加快以技術、知識和數據為突出代表的新型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步伐，從而推動科技、知識和數字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是科技、知識和數字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依托和關鍵載體。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高水平的經濟體制擁有高水平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有助于推進科技、知識和大數據創造的財富實現極大迸發。三者共同構成了基本經濟制度，“三位一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體系既有助于發揮制度集成優勢，同時又避免了制度效能的沖抵，能夠最大限度促進科技、知識和數字市場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此外，當前我國生產力整體發展不充分，城鄉、區域生產力發展不均衡，為解決由此產生的新的經濟社會矛盾，政府必須以拓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容納的生產關系結構為主要著力點，推進基本經濟制度成熟定型，更好滿足生產力多層次、多樣化和均衡、充分的韌性發展需求，從而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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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