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管理論文【五篇】

商品生產就其本來意義而言，是指物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就是說，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來生產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農業生產管理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農業生產管理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漢代/農業商品生產/群體結構/發展水平

【正文】

商品生產就其本來意義而言，是指"物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
就是說，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來生產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1頁。）。商品生產有不同的歷史形態，有不同的門類分工和數量特征。秦漢時期，雖然自然經濟在總體上占有強大的地位，但商品經濟也有明顯的發展。這方面，學界研究較多，且取得了豐碩成果（注：如，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封建地主制》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在農業領域中的商品生產，目前仍缺乏系統的專文論述。本文擬就漢代農業商品生產的群體結構、經營特點及其發展水平問題做些初步探討。

一、專業戶的興起與商品化生產

專業戶是指在農村中以較多資金和人力經營某項專業生產的農戶。通常情況下，專業戶的項目收入應超過全部收入的60%。專業戶一般都有較高的技術，并且有較強的經營能力，能夠為市場提供較多的商品。

戰國時期專業農戶已展現端倪。到了漢代，隨著社會分工的拓展、生產力的提高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專門化生產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其時，專業農戶所涉及的門類較多，《史記》（注：中華書局1959年本第3272頁，本文引用的皆是這個版本。）卷129《貨殖列傳》載：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
燕、秦千樹栗；
蜀、漢、江陵千樹桔；
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qiū＠①；
陳、夏千樹畝漆；
齊、魯千畝桑麻；
渭川千畝竹；
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zhī＠②茜，千畦姜韭；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司馬遷這段話，學術界多有引證，使用率極高。從中說明，秦漢時期，已出現了專業化的畜牧業、漁業、林業和園圃業等，且都是以贏利為目的大規模的農場式經營。這些大型專業戶所經營的生產項目規模很大，各具特色。下面讓我們根據文獻記載，就其典型事例做些具體的陳列。

畜牧專業戶商品生產。漢代西北地區，除大量官營畜牧業外，還有民間的私營畜牧業。隨著畜牧業基地的擴大，畜牧業普遍發展，當時有些地方涌現了以畜牧業經營為主的個體專業大戶。例如：

烏氏倮畜牧，乃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60頁。）。

班壹避墜于樓煩，致馬牛羊數群……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注：《漢書》卷100《敘傳》中華書局1962年本第4198頁，本文引用的皆是這個版本。）。

（橋姚乘官府斥開邊塞之機，恣其畜牧）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80頁。）。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歲，羊致千余頭，買田宅（注：《漢書》卷58《公孫弘卜式ní＠(20)傳》第2624頁。）。

（馬援）因地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注：《后漢書》卷24《馬援傳》中華書局1962年本，本文引用的皆是這個版本。）。

專業漁戶的商品生產。秦漢時期，在我國的東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其它地域，漁業資源亦較豐富。隨著漁業生產的發展，當時除官營之外，民間養殖、捕撈及販賣魚類的專業戶漸為常見。例如：

"水居千石魚陂"。注引《正義》曰："言波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2頁。）。

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67頁。）。

（建武三年）寇恩"為候粟君載魚之得賣"，一次即"載魚五千頭"（注：《"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釋文》見《文物》1978年第1期。）。

林業專業戶的商品生產。秦漢之時，在西北、關中、巴蜀及江南等廣大地區，有許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漢時，人工造林較為盛行。隨著林木采伐與種植的日益增多，其中商品性經營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在漢代，有些人專門從事竹木的商品性生產與經銷活動。如據記載：

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注：《鹽鐵論·本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頁。）。

今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處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diāo＠③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后動，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至敦煌，費力傷農于萬里之地（注：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見《后漢書》卷49《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1636頁。）。

園圃專業商品生產。春秋戰國時期，樹果、種蔬等園圃生產已漸趨普遍。迄至秦漢，隨著農業生產力提高，園圃業的生產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涌現出了不少的專業戶。例如：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注：《史記》卷53《蕭相國世家》第2017頁。）。

《襄陽記》載：李衡遣客十人在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吳未，"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注：《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注引，中華書局1959年本第1156頁。）。

漢代專業農戶的商品生產有一些明顯的特點。（一）是規模大，數量多。上文司馬遷論及的專業戶都以"千"計，有"千足"、"千石"、"千章"、"千樹"、"千畝""千畦"。"千足彘"是養250頭豬，"牧馬二百蹄"是養50匹馬，"牛蹄角千"是約養167頭牛。其實，司馬遷所謂"千"僅是一個約數，言其數目之大，在實際生活中的大專業經營者則往往大大甚于"千"。這些專業戶的經濟效益也很好。假若馬一匹的價格為’7000錢，牛一頭為3000錢，羊一頭為250錢（注：《史記》《漢書》《后漢書》《九章算術》和《居延漢簡》等文獻和考古材料皆有關馬牛羊價格的記載，但很不一致，這里采用中等的價格計算。）。則有"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的橋姚，共計收入可達1550多萬錢。漢代專業戶的經營規模之大已達到了一個驚人的地步。

（二）是有較高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從生態學角度講，農業生態系統遠比自然生態系統結構簡單，生物種類少，食物鏈短，自我調節能力較弱，易受各種災害的影響（注：孫儒泳等《普通生態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2頁。）。而專業戶的生產，生態系統結構要比一般的生產經營要簡單得多，物質能量循環成一直線，十分容易造成大面積的災害，其技術要求甚高。如，卜式就是一個高水平的放羊能手，他始取羊百余入山放牧，"十余年，羊致千余頭"。他的經驗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注：《漢書》卷58《公孫弘卜式ní＠(20)寬傳》第2624、2626頁。）。據分析，即是按時放牧，發現病羊，及時汰除（注：參見梁家勉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中國農業出版社1989年第226頁。）。再如，馬援在洛陽宮中創制了"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的銅質良馬，作為標準馬式（注：《后漢書》卷24《馬援列傳》第480-481頁。），他是一位出色的相馬專家。在經營管理水平方面，他們一般不進行糧食生產，而是選取農業中市場需求量大的生產門類，用現代人的話講是能在調整農業結構上下功夫，但又不能一概而論，如秦楊經營被稱為"掘業"的"田農"卻能富甲一州（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182頁。）?？傊?，他們善于"用奇致富"。

（三）是生產目的明確，主要是為了交換，獲取利潤。專業戶的專業收入占自已生產收入的大部分，生產的目的皆是為了交換，屬于商品生產專業戶的商品生產成了漢代農業經濟的顯著特征之一。獲利通常達20%?！妒酚洝肪?9《蘇秦列傳》說："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注：第2241頁。）說明，戰國時人從事農業商品生產已追求十二之利，漢人承襲了戰國時期的風俗?！稘h書》卷72《王貢兩龔鮑傳》載貢禹曰："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注：第3075頁。）這里講的"十二之利"大概是大販運商人的年商業利潤。司馬遷在談到"通邑大都"大商人追求商業利潤時也說"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而他在具體談到大專業戶農業商品生產的利滑時說："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其中。"通過這些事實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大專業戶和大商人的年利潤大約皆為20%，而中小型的專業生產者和中小商人的利潤可能達不到這個水平。

總之，隨著漢代農業生產專業性的加強，出現了不少專業收入占自己總收入大部分、生產目的為了交換的農業專業戶，專業戶的經營者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經驗。這些專業戶遍及農業生產的許多部門，其大者，規模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但它畢竟又是被包圍在自然經濟的大海之中，在國民經濟中并沒有占據主要地位。有些學者把農業領域大專業戶的商品生產視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依據，顯然是不盡符合歷史事實的。

二、田莊主的多種經營與商品生產

專業戶以專門生產某種產品為主，其生產的目的是把它投放市場。田莊主則不同，他占有較大面積或是大面積的地產，其經營的目的和經營方式比較復雜。

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發展，漢代在關中、關東內腹地區的土地逐漸走向集中，不少地主擁有大地產。如，宣帝時陰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頃，輿馬仆隸，比于封君。"（注：《后漢書》卷32《樊宏陰識傳》第1133頁。）（成帝時）"（張）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注：《漢書》卷81《匡張孔馬傳》第3349頁。）"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眾之曾孫也。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于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足，名聞山東"（注：《后漢書》卷70《鄭孔荀列傳》第2257頁。）。

這些大地主對地產的經營方式有兩種：一是把土地出租，收取"見稅十五"的地租；
二是自營田莊。土地出租經營的情況比較復雜，地主收取地租，應該說一般是與商品生產無涉。但地主的自營田莊則不同，田莊主的剩余產品有相當部分將用于交換，進入流通領域轉化為商品，它是自給生產與商品生產相結合的經濟單位，對當時社會有深遠的影響。

地主自營田莊自西漢中葉至東漢一代多見。如：

灌夫"諸所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穎川。"（注：《史記》卷107《魏其武安侯列傳》第2847頁。）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他自稱）：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注：《漢書》卷66《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2894頁。）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成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里。（注：《后漢書》卷32《樊宏陰識列傳》第1119頁。）另據《水經注》（注：岳麓書社1995年第444頁。）卷29《比水注》載樊氏田莊內：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池陂灌溉，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蠃利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

（梁冀）廣開園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聞……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注：《后漢書》卷34《梁統列傳》第1182頁。）。

這些田莊的規模一般頗大，田莊的生產活動以種植業為主，多種經營。上述樊氏田莊除經營廣達三百頃的耕地外，還廣泛從事林、牧、漁、副、商業。正因如此，地主田莊內生產的產品多樣，極為豐富。據崔＠(23)的《四民月令》（注：參見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中華書局1956年本。），地主田莊內的產品有：

糧產品：小麥、大麥、椹麥、春麥、粟、黍、jì＠④、＠⑤、稹禾、粳稻、大豆、小豆、稗豆。

油料產品：葵花子、胡麻（芝麻）。

蔬菜產品：瓜、瓠、韭、蓼、大蔥、小蔥、蒜、姜、芥、芋。

果產品：杏、桃、棗。

畜產品：馬、牛、羊、豬。

林產品：松、柏、桐、漆、梓、榆、桑、竹、柳。

漁產品：魚。

藥用產品：術艾、烏頭（附子）、冬葵、葶、藶。

加工品：醬、酒、醋、糖、衣、鞋。

其他出產：蠶桑、苴麻、牡麻、蘭、苜蓿。

自營田莊的田莊主生產的一部分產品供給自己消費，具有自給性生產的特征，剩余部分投放到市場，又有商品性生產性質。

地主田莊經營范圍如此廣泛，其經濟收入亦相當可觀。如樊氏的田莊，僅糧食收入一項就十分驚人。他有田土三百頃（即30000畝），以畝產3石計，共產糧食為30000×3=90000石。漢代每人每月口糧若為3石，則一人一年的口糧為36石，90000石糧可供2500(90000/36)人一年的食用。當時糧價若百錢一石，90000石稂，折錢9000000萬。若加上"池魚"收入、"畜牧"收入、"梓漆""竹木""檀棘"收入、"利果"收入、"桑麻"收入等等，其資財肯定超過了1000萬。這些收入除用于家庭、家族自身消費、交納租賦、擴大再生產、支付雇傭勞動的工錢外，當有大量剩余產品投放市場，參與商業活動。生產越發展，商品交換活動越多，田莊主介入商業活動越頻繁甚至演化為一種以貨殖逐利求富的行為。正因為如此，所以大地主、大田莊主往往都以經營商業著稱，如樊重"好貨殖"，李通"世以貨殖著姓"（注：《后漢書》卷15《李王鄧來列傳》第573頁。），這種現象東漢中后期更加普遍，他們或"囤積居奇"謀取暴利，或"船車賈販周于四方"。故仲長統《昌言·理亂篇》言：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
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寶；
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
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注：《后漢書》卷49《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1648頁。）。

這些田莊主"膏田滿野"，廣泛經營諸業，其收獲之多"滿于都城"，所養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多是為了滿足其本人及家族的奢侈消費，"妖童美妾，填乎綺寶；
倡謳伎樂，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
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然而，這些田莊主欲"得其所欲"，達到自己的目的，又免不了要進行商品生產，把一部分產品投放到市場?？磥?，自營田莊內的生產活動還是具有較強的商品屬性，史料上說其"閉門成市"，主要是言其產品之多，而非說其自給自足。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田莊主的經濟實力雄厚，有能力推廣先進的技術和興辦各種水利工程，如，二牛三人的"耦耕"法首先就是在大地主莊田內推行的，又如，樊氏田莊內興建大型水利工程樊氏陂，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綜上所述，在地主制下的田莊經濟，并未擺脫自然經濟的特征，田莊的生產安排及收獲的農副產品，其首要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地主家庭和家族的生活需要。但它又存在著商品生產。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強調田莊主的自給自足，忽略其商品生產，這是不完全的。不過，我們說田莊的商品生產，又不宜把它估計過高。

三、小農的"男耕女織"與部分商品性生產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在地主制經濟下，小農經濟雖然是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沒有擺脫自然經濟的范疇，但它又與市場有廣泛的聯系，并包括了部分商品性生產。

在漢代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小農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小農有不同的層次結構，他們中，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從事自給性生產，但也不排斥有的小農出于種種原因從事商品性生產。漢代小農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各不相同，在整個小農經濟中形成一個多層級的商品生產結構（注：參閱方行《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體構成如下。

其一，自給型農戶的商品性生產。

自給型農戶把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農民自給性生產的外在形式是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這在文獻中有許多記載：《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注：第1130頁。）《漢書·食貨志》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注：第1128頁。）《淮南子·主術訓》曰："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注：第103頁。）《鹽鐵論·園地》（注：第96頁。）謂："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男耕女織"的這種分工，主要是由男女之間的體力和體能決定的。"男耕"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女織"是為了解決穿衣問題，男女合力，"溫飽"問題也就解決了。自給型農戶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交換，但他們仍會把一小部分產品投入市場成為商品。其情況有二種：

一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產品除自用外會有所節余。漢代，統治者為了地主政權基業的牢固，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往往力爭讓小農過上"小康"生活以確保剝削之源。"小康"社會對農業生產的要求主要有三項：(1)是種桑養蠶以達到"五十者可以衣帛"，(2)是飼養家禽家畜以達到"七十者可以食肉"，(3)是種植糧食以達到"數口之家可以無饑"（注：《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6頁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農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漢代的現實中確是有不少地方官是按這一要求治民的。如，

黃霸為穎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其谷馬。"（注：《漢書》卷89《循吏傳·黃霸》第3629頁。）

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注：《漢書》卷89《循吏傳·龔遂》第3640頁。）

王景為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注：《后漢書》卷76《循吏列傳·王景》第2466頁。）

從上述情況可知，"男耕女織"下的自給性農戶并非僅僅種植糧食和種桑養蠶，還力所能及地盡可能擴大自己的生業，比較廣泛地從事家禽家畜的飼養、種植蔬果、栽植林木。也不意味著"男耕女織"下的自給性農戶的產品沒有任何剩余。我們曾粗略地測算出，漢代一戶中等水平自耕農，擁有60畝土地，全家的收支狀況（注：參見黃今言《漢代自耕農經濟的初步探析》載《秦漢經濟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6-37頁。）：

附圖

該表所反映的情況，是一戶中等自耕農，男耕女織，全年收入為11200錢，支出10386錢，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積余。當然，因涉及到物價的估算等因素，彈性較大，難于精確，這只能說明一個大概。但總的來說，中等自耕農戶，擁有60畝耕地和家庭副業的收入，在沒有天災人禍，年景正常，社會相對安定，賦役征課較輕的情況下，其產品會有所剩余。而擁有100畝以上的"小康"型農家，可能會有較多的剩余。如果他們把這些產品投放到市場便成了商品。

二是，換取貨幣，交納賦斂。漢制，編戶齊民的賦役負擔有租稅、賦斂和徭役三項。其中，賦斂又包括算賦（對成年征課的人頭稅）、口錢（對兒童征課的人頭稅）和更賦（"戍邊三日"的代役錢），這三項負擔都得交錢，每人每年通常的標準分別是120錢、23錢和300錢（注：參見黃今言《秦漢賦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11-225頁。）。假若一個五口之家農戶，二大三小或三大二小，又一人需交更賦。那么，一歲需交的賦斂的款項為：

3×120+2×23+300=706錢或2×120+3×23+300=609錢

這一款項折合為糧食則為11石左右，也就是說一個農戶需出賣11石糧才能交納賦斂所需貨幣。

這二種情況，只是農戶把自己的產品投入到市場才成為商品，生產的本來目的不是為了交換。這些商品的生產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商品生產。

其二，半自給型農戶的商品性生產。

這種農民的總產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于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些農民生產的產品很多是適宜當地自然條件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包括農副業生產。他們換回的產品則多是農家自身不能生產或難于生產的耕具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

"姚俊常種瓜菜灌園以供衣食"（注：《藝文類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頁。）。

"步騭避難江南，單身窮困，種瓜自給。"（注：《藝文類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頁。）

此外各地農戶還廣泛從事方物、特產的生產。山西盛產材、竹、谷、lú＠⑥、旄；
山東多魚、鹽、漆、絲；
江南出＠(22)、梓、姜、桂、犀、玳瑁、珠璣、齒革；
西北則多馬、牛、羊（注：參見《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52-3253頁。）。無論是山西、山東、江南，還是西北的農戶都是因地制宜的生產，但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又是奇缺的"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山西、山東、江南、西北各地農民把產品出售后換回的亦是當地奇缺之物，這在文獻中多有記載。例如，高后時曾禁止南粵缺乏的鐵器、雌性馬牛羊，結果遭到南粵人強烈的不滿。所以，各農戶生產和交換的最終目的皆是為了實現余缺調劑。

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一種農民的區別所在。他們"為買而賣"，從整體來看，仍然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但已有了部分的商品生產。

其三，交換型的農戶。

交換型生產的農戶亦可分二種情況。一種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的少部分用于繳納封建租賦和供自己消費，大部分投放市場，以換取生產生活用品。這種農民的家境多不好，因土地和耕具的缺乏，為了維持生計，從事效率較高一項生業進行經營。如，

公孫弘……家貧，牧豕海上（注：《漢書》卷58《公孫弘卜式ní＠(20)寬傳》第2613頁。）。

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注：《后漢書》卷79上《儒林列傳·孫期》第2554頁。）。

孫鐘，富春人，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為業（注：《藝文類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3頁。）。

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他們的商品流通形式仍是"為買而賣"。但他們似乎皆有一定的經營頭腦，有的甚稱小專業戶。他們的商品生產占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另一種農戶，商品生產的比重更大，并且主要是為了發財致富，追求利潤，追求交換價值的增值。漢代，社會上追求富貴的要求強烈。（注：如，陳涉少時，血氣方剛，尚為人傭耕便立下"茍富貫，毋相忘"的大志。又如，劉邦父親總是贊揚能"治產業"的劉邦哥哥。所以，劉邦當皇帝后對其父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史記》卷8《高祖紀》第387頁。而劉邦則有更大的志向，看到秦始皇便喟然長嘆："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卷8《高祖紀》第344頁。在出土的銅鏡中亦多有"富貫"、"大樂富貴"之銘文。所謂"富"是指財產多，所謂"貴"是指地位高，既"富"又"貴"是漢人人生的最高追求。）小農想要求取"富"，通過什么辦法呢？司馬遷說：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4頁。）。

太史公的意思是，涉足商業領域是貧者求取富裕的捷徑，在農業生產領域是進行農業商品生產，也就是所謂的"以末補農"。漢代社會上出現的眾多小專業戶就是小農追求富裕進行農業商品生產的突出表現。如：

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紺為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植（注：東漢趙歧《藍賦序》中云，見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后漢文》卷62中華書局1958年第814頁。）。

三國時魏人趙歧《三輔決錄》載"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宅，養豬，賣豚。故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huō＠⑦huō＠⑦但聞豚聲。"（注：《太平御覽》卷903引，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第4006頁。）

《列仙傳》載洛人祝雞翁，"養雞百馀年，有雞千余頭?！u雞及子，得千馀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注：《中華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本。）

從這些記載來看，小農的專業經營所涉的范圍主要是園圃業，此外，還比較廣泛地經營采伐業、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如"艾薪者"、"宰革者"、"屠狗者"、"漁獵山伐"者等。這些農戶的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他們的生產完全是商品生產。

上述小農三個類型的商品性生產，構成了農民商品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小農經濟大海，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也使農民成為社會商品的主要提供者。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對于擴大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發揮各地自然條件的優勢，開發農業資源，調整農業結構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自給型和半自給型的農戶占多數，交換型的農戶不會大多，由于他們生產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交換，所以對市場來說只是一個不穩定的商品來源。農民農業商品生產所生產的產品多屬日常生活的一般必需品，規模亦不可能很大，還不可能從事生產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較高、生產墊支量較大的農業商品生產。按晁錯的說法：五口之家，只有二個勞動力，且不說經濟上是否有能力購置耕牛和農具，僅勞力上就明顯地不能勝任需要三個勞力同時操作的"耦耕"，更遑論象樊氏陂那樣的大型水利工程。在經營管理上，小農沒有象田莊主那樣把人力合理地配置到復雜的田莊生產中去的能力，只能小范圍的沿襲"男耕女織"的傳統或男子力耕女子送飯。價值規律對農民農業商品生產雖然也起一定作用，但對大多數農民生產的品種和耕地面積的影響不大。

四、農業商品生產發展水平的總體評估

上面就漢代從事農業商品生產的群體結構和經營特點做了些概括性的敘說，下面就當時農業商品生產的發展水平作些總體評估。

首先應該看到，在漢代市場上農產品是比較多的，是商品構成的主要成份之一。據《爾雅》《方言》《說文》《急就篇》等書的記載，當時人們認識利用的物品種類已很多。如，《爾雅》《釋草》載草名100多種，《釋木》載木名幾十種，《釋魚》載魚名70多種，《釋鳥》載鳥名90多種，《釋獸》載獸名60多種。漢人認識、利用的動植物有如此之多，肯定會有不少以商品生產的形式生產出來投放到市場。僅《史記·貨殖列傳》所說在市場上營業額很大的商品就有不少：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漿千，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鐘，薪gǎo＠⑧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髹者千杖，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zhī＠⑨茜千石，馬蹄qiào＠⑩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niè＠(11)曲鹽豉千d?。?12)，鮐＠(13)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孤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鐘，子貸金錢千貫；
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者五之；
此亦比千乘之家（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4頁。）。

依上述司馬遷的記載，并結合其它文獻和考古資料，漢代市場上農產品的種類有多種多樣。例如：

糧食類：有粟、麥、菽、梁、谷、糜、＠⑤麥、秫、＠⑤、＠(14)＠(15)等。

家禽家畜類：有馬、牛、豕、羊、犬、雞及肉、脂、頭、肝、肺、舌、胃（肚子）、腸、頸、脾、心、腎、牛革等。

蔬果類：有姜、瓠、毋青、大薺種、棗、栗、橘、韭、果、大薯、戎介種、茭、成介、瓜等。

竹木類：有竹、漆、、梓、桂、樵、qiū＠①、豫章、榆木等。

水產類：有鮒、鮐、鮫、鯉、鰻、鱔、鯫、鮑等。

在西北邊陲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雖然遠離經濟中心地區的中原，農產品市場亦頗為繁榮。如據《居延漢簡》的記載，在當時，市場上出售的糧食類：粟、梁、谷、糜、黍米、大麥、＠⑤麥、秫、bèi＠(16)、＠(14)＠(15)等。副食類：肉、脂、頭、肝、肺、舌、胃（肚子）、腸、頸、脾、心、腎、牛肉、雞、魚、姜、曲、豉、大薯、成介等。牲畜類：牛、馬、羊、狗、豚等。其他：還有箸、檠繩、折橐、牛革、汲桐、檠弩繩、揚弩繩、桐繩、dùn＠(17)革、上火革、席、榆木、漆、膠、芯、槧、＠(18)皮、茭、大薺種、戎介種、付子、木、麻、目宿等（注：參見徐樂堯《居延漢簡所見的市》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高維剛《從漢簡管窺河西四郡市場》載《四川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這些農產品投放市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市場興旺，商品經濟發展。但是，也應該看到，漢代農業領域的商品生產發展不平衡，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分散性。

當時，農業商品生產，大多分散于各處田莊和各個體農戶，集中的大規模的專業農戶所占比例不是很多；
生產和銷售的時間亦頗為分散。據《四民月令》的記載，關于農產品的貿易，除一月、九月、十二月外，其余各月都有買進和賣出，賣出的農產品有黍、粟、大小麥、麻子、種麥、胡麻、縑、帛、弊絮等。其次，漢代農業商品生產的地區雖廣，從中原沿至邊陲，但邊遠地區還有處于"不待賈而足"狀態（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0頁。），商品生產主要還是集中在中原一帶。司馬遷所言的專業農戶所在地區，除畜牧業外，主要分布在安邑、燕、秦、蜀、漢、江陵、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陳、夏、齊、魯、渭川，都在中原或在其附近。就中原內郡地區，因受自然地理、社會文化條件的限制，農業商品生產也還是比較分散。再以司馬遷指出的那些專業農戶所經營的生產項目為例，也遠未達到那些動植物生物生長范圍所能達到的所有區域，具體說，"桑"在南北皆可種植，但文中只提到齊魯，"漆"南北皆可種植，而文中只提到陳夏，關中、江南是"竹、木"的主要生產地區，文中僅提出渭川，其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漢代農業商品生產中規模巨大的大專業生產者畢竟不是多數，比較廣泛的還是分散狹小的小生產者，生產量和銷售量往往也很小，如朱買臣只不過是"擔束薪""賣以給食"罷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漢代的農業商品率約為30%，農業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

漢代，雖然是我國商業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有諸多不正常的成份，它沒有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往往是虛假的畸形繁榮。在上述專業戶、田莊主和小農農業商品生產的群體當中，只有專業戶的生產經營才是完全建立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之上，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商品生產并不是很廣。以男耕女織、以自給性為特征的自然經濟，仍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為了說明問題，我們試對當時的農業商品率作一個十分粗略的測度。

所謂的農業商品率就是農產品的商品值占農業總產值的百分比。根據情況的不同，我們可以估算整個國家的農業商品率、單項產品（如糧食）的商品率和以一個農家為計算單位的農業商品率。吳慧先生曾匡算出我國古代糧食商品率為百分之二十幾，并指出計算的關鍵是估算城鄉人口的比例，計算的方法大致為：城市人口比例減去吃地租或吃租糧的地主、官吏和軍士的比例，再加上農村中靠商品糧為生的人口比例（注：《關于中國商業史學科建設的幾個問題》載《平準學刊》第四輯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24頁。）。關于漢代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學術界已有多種說法：一種認為約為40%-45%，一種認為西漢約為27.7%、東漢約為27.5%，一種認為西漢未年約為17.7%（注：參見何茲全《戰國秦漢時代的交換經濟和自然，自由民小農和依附性佃農》《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3期，周長山《漢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頁。）。我們若采用折中的估算，城市人口占人口總數的27%左右，又假設吃地租或吃租糧的地主、宮吏、軍士的比例和農村中靠商品糧為生的人口比例，兩者相抵消，那么，漢代的糧食商品率當應為百分二十幾。

農業商品率與單項糧食商品率的情況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區別。城市人口基本上是非農業人口應當是沒問題的，但城市中吃地租或吃租糧的官吏、軍士所消費的其它農產品仍要購買。所以，漢代的農業商品率肯定會超過單項糧食的商品率，也就是說肯定會超過27%。

漢代，以一個農家為計算單位的農業商品率又有多少呢？根據上述對漢代一戶中等水平農戶全家收支狀況的測算，其一年的收入為11200錢，支出中的食鹽、農具、賦斂、祭祀、人際關系、醫藥都得通過交換，賣出的農產品折合貨幣共為2386錢，另外自用有余布為5匹，合錢2000錢，若其中2.5匹布出售得錢1000用于當年消費，加上上面的2386錢，那么，賣出的農產品折合貨幣增至3386錢。這樣一個中等水平農家商品率為3386/11200，約為30%。有人曾估算中世紀西歐一般農家的商品率為44%，而傳統中國農家的商品率為14%（注：參見馬克yáo＠(21)主編《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116-123頁。）?？磥硭麄兊墓浪悴⒉灰欢芊从持袊鴤鹘y社會的實際情況，但不管怎么說，漢代的農業商品率并不算太大，農業商品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乃可確認。

漢代農業商品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受到諸因素限制，限制因子有三：（一）是小農經濟結構的制約。漢代，"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在社會上占據著主導地位，公元2年和140年的家庭人口規模分別為4.87%和5.07%，其中又以"自給型生產"的農戶占多數。"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注：《馬克思思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頁。）。這一時期社會上占相當比重的農副業生產，都融入小農家庭生產的大海之中，大大地制約農業領域商品生產的發展規模和專業化程度。（二）是工農業產品差價懸殊。"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漢代工農業產品的差價懸殊，形成一個"剪刀差"。也就是說，付出同樣的勞動，從事農業生產收獲的少，而從事手工業收獲的多。試略作估算，《淮南子》卷9《主術訓》載："夫民之為生也，一人zhí＠(19)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注：岳麓書社1989年第100頁。）即一個農夫一年勞動所獲糧40石，若一石糧食的價格為60錢，共折合錢為2400。又按農業生產的具體情況，若一個農夫一年投入這項生產的時間為200天，即每日勞動的工錢為24。但一個婦女從事家庭紡織業200天，可獲錢4000（注：參見黃今言《漢代自鐘農經濟的初步探析》載《秦漢經濟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3頁。），即每日勞動的工錢為40錢，是從事糧食生產的1.7倍。家庭手工業與糧產業相差已如此懸殊，鐵、銅、鹽、漆、酒、陶等業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導致大批農人去農從事其它手工業生產或"去農經商"，阻礙了農業商品生產的發展。（三）是國家干預，搞單一農業。西漢中期，漢武帝出于統治需要，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在農業領域，搞單一的小農經濟，壟斷"山林川澤"資源。在經濟作物區設桔宮、羞官、漆官進行控制，還增收漁產稅加強漁業生產管理。這些政策顯然是挫傷了大專業生產的積極性，阻礙了農業商品生產的發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秋

＠②原字卮的繁體

＠③原字周加彡

＠④原字禾加祭

＠⑤原字禾加（廣里加黃）

＠⑥原字纟的繁體加（虍下加田下加皿）

＠⑦原字口加（艸下加隹下加又）

＠⑧原字高下加禾

＠⑨原字木加（后去口加巴）

＠⑩原字（踩去采）加敫

＠(11)原字蘗去木加米

＠(12)原字艸下加合

＠(13)原字此下加（魚的繁體）

＠(14)原字禾加旁

＠(15)原字禾加皇

＠(16)原字米加（鞴去革）

＠(17)原字木加盾

＠(18)原字木加禹

＠(19)原字（踩去采）加庶

＠(20)原字臼下加兒

＠(21)原字土下加兩土

農業生產管理論文范文第2篇

目前，由于在農機安全生產方面的相關宣傳工作開展不到位，很多地方在宣傳工作上所使用的方式過于傳統，宣傳對象過于單一，并且很多時候都是應付了事的走過場，致使農機使用者缺少必要的知識與技能，從而使農機使用者在使用的過程中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識與法律意識，為農機生產埋下了安全隱患。

2完善農業機械安全生產管理的途徑

2.1完善農機安全生產方面的法律法規

要求做到以下3點: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是要掌握農機使用的基本信息。這就要求要根據當前農機使用的數量進行統計并分類，根據安全隱患的輕重進行劃分，從而完善相關的法規;做好相關的控制措施，根據安全隱患的發展特點嚴格把關國家在生產農機時的質量與性能，以確保從根源上杜絕隱患的發生;要確保相關法律政策的實施范圍與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對私有農機的管理。

2.2強化農機安全生產的管理力度

2.2.1要進一步落實農機安全生產責任制，強化對安全隱患的排查工作力度由于我國在農機安全生產管理方面的工作開展較晚，致使遺留問題與新問題并存。因此，這就需要不斷的強化農機安全生產的管理力度，確保抓住安全隱患問題的重點，找到管理工作中的弱點，從而不斷地完善農機安全生產管理工作。2.2.2要做好農機生產安全的防范工作這就要求要建立農機安全預防機制，以進一步完善農機安全生產管理系統，做到有備無患，將安全隱患及時扼殺在萌芽中;與此同時，要建立完善的責任追究制度，并做好關于農機生產安全隱患的應急預案，從而確保在第一時間內解決問題，強化管理力度［2］。

2.3完善農業安全生產管理機構

只有完善當前農業安全生產管理機構，才能確保相關法律制度的落實，從而才能從根本上提高管理工作的水平。這就要求當地政府要根據當前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并結合當地實際狀況，因地制宜的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要以農民的利益為根本，以保障農民人身與財產安全為己任，不斷的強化自身的管理能力與管理水平，并在加大對農民安全教育的同時，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從根本上規范農機生產秩序，確保農機生產的安全。

2.4加大相關方面的宣傳力度

針對當前農民文化素質不足與對安全生產意識淡薄的顯現，需要不斷的加大相關方面的宣傳工作，使農機安全生產方面的法律法規能夠得到徹底的貫徹，提高農民生產的安全意識與法律意識。這就要求要針對從事農機生產的人員，加大對其的培訓力度，從而提高操作者的知識與技能，確保農業生產的安全性。與此同時，要在加大培訓工作的基礎上，嚴格管理農機設備，如加大對年檢、掛牌以及駕證等方面的管理，并做到從嚴治理，確保培訓工作能夠真正的發揮出作用［3］。

3總結

農業生產管理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農業經濟管理；
學科發展歷程；
回顧與展望；
新中國成立70年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成就斐然。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農業綠色化發展成效顯著，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取得明顯進展，“三農”各項事業全面發展。發展成就的取得，與多年來我國農業經濟管理扎實有效的學科建設及務實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農業經濟管理是研究農業生產及與其相聯系的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學科。不同于一般的經濟學研究，農業經濟管理主要研究對象是農業中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包括農業生產關系運動發展規律、農業企業的經營管理問題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國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歷史，尤其是新中國建立70年以來的發展軌跡，對明晰學科建設規律，推進學科未來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歷程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有著悠久的農業文明發展史，農業經濟問題一直受到人們高度重視。在中國歷代的經濟思想中，農業經濟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內容極為豐富，突出地表現在：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對土地占有關系的認識和對農產品尤其是糧食價格波動的認識等。但是由于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小農的生產方式，使得這些農業經濟思想大多停留于較為樸素的認識狀態，未能形成系統性的理論體系。

進入近現代以來，隨著國內一些優秀青年學者求學西方，進入相關大學學習和了解農業經濟理論知識，農業經濟的初級理論才開始從國外傳入中國，出現了一些零星的相關文獻。如1897年創刊的《農學報》自1900年開始刊載有關研究中國農業經濟的理論文章，相關的知識傳授機構也有了對農業經濟知識的初步講授，如湖北省高等農務學堂1904年開設的農政、財政和理財課程等。1920年，國民政府時期的金陵大學最早成立了農業經濟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農業經濟學家卜凱先生擔任。至20世紀30年代，農業經濟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西北農林?？茖W校等，設立了農業經濟系、農業經濟學組等，開始較為系統地研究和傳授農業經濟理論，研究范圍涵蓋了土地問題、產銷經營、農業建設、農村金融、農業合作、農業部門經濟、農業經濟地理、農業經濟史等主題。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高等教育移植蘇聯模式。1952年，全國進行了高校院系大調整，組建了一批專業性高等院校。我國的農業經濟教育也隨之轉入各地新組建的農業大學。1953年教育部頒布了主要參考蘇聯的農業經濟學教育計劃。1951—1955年，一批蘇聯農業經濟專家來華講學，其中杜賓諾夫的講稿在1956年翻譯出版，定名為《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1957年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教研室編寫了《農業經濟學講義(初稿)》，1959年定名為《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由農業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國高等農業院校集體編寫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我國農業經濟學學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進行的，主要是對當時的政策進行詮釋?！拔幕蟾锩逼陂g，全國停止了農業經濟學的專業招生。

1977年開始，我國恢復了高考制度，部分農業大學在1977年和1978年相繼恢復農業經濟管理專業招生，農業經濟學學科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一樣，進入了恢復建設、繁榮發展的階段。各地相繼建立并充實了農業經濟的科研和教學機構，農業教育系統從大學、?？?、中專，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開設了農業經濟課程或者設立了農業經濟專業，形成了相對完善的教育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但由于“文革”時期我國農業經濟學科發展停滯乃至長期消沒，使學科發展遠遠落后于國際水平。改革開放后，國內學者一方面組織編寫、另一方面翻譯引進，逐步形成了一批農業經濟學教材。與此同時，還先后成立了相關的專門性學術團體，如1978年成立的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和1984年成立的中國農業企業經營管理教學研究會等，聚集學科領域的精英人才，探討和交流學科研究與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引領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領域出現諸如農業經營體制、農業生產方式、農產品市場體系以及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等方面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一方面向農業經濟理論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選題，另一方面也為農林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確立了以問題為導向的農業經濟研究范式，引導了學界對新時期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問題的全面分析與系統研究。

與此同時，為了強化基礎理論和與國際農經學科的接軌，以及對國外相關理論的學習與借鑒，以推動中國農經學科發展，加大與國際同行的聯系與逐步融入國際學術交流舞臺便成為必然之勢。由最初個別學者的一般性參與，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隊伍的不斷擴大和影響力的提升，逐漸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農業經濟研究的關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屆國際農經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我國第一次承辦的最高級別的農業經濟研究學術會議，也是世界農經領域對中國農業經濟研究與學科發展認同的重要體現。

學科的發展與人才的培養息息相關。除了一般性的教學和人才培養外，以研究生為代表的高層次人才培養，是反映學科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1936年，國民政府時期的金陵大學在全國率先開展農業經濟學研究生教育，拉開了農業經濟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序幕。改革開放后，我國全面啟動以研究生為核心的高層次人才培育計劃，遴選了一批具有較強人才培養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權開展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養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據國家相關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研究生培養計劃，其中包括農業經濟碩士、博士培養方案、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學術型人才培養體系。

在學術性人才培養之外，為了強化對應用型人才的培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1999年批準設立了以專業技能培養為主的研究生培養方案，最初稱之為農業推廣碩士學位，涉及農業經濟領域則在研究方向上定位為“農村與區域發展、農業科技組織與服務”等。2015年將“農業推廣碩士”更名為“農業碩士”，并設計了一套以高層次適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養為目標的農業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教學體系。

注：資料來源于《全國授予博士、碩士學位的高等學校及科研機構名冊》。①備注欄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別為第一批名單(1981年11月3日經國務院批準)、第二批名單(1984年1月13日經國務院批準)、第三批名單(1986年7月28日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
②各個農業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農學院”為名稱，后逐步調整為“**農業大學”。為便于理解，采用“**農業大學”的新名稱替代原來的“**農學院”的老名稱。

二、農業經濟管理的研究領域及方法

1.重點研究領域

雖然農業經濟研究涵蓋范圍較廣，但其重點研究領域從過去發展到現在，基本上延續或者確立了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農村與區域發展、食物經濟管理等4個方面。

(1)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主要在于通過理論分析農業領域的經濟與發展問題，根據研究發現制定、優化相應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農業問題與農村和農民問題密不可分，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講，幾乎涵蓋了農業農村經濟的所有方面，不僅不局限于農村生產領域，也超出了經濟學范疇，與社會學、政治學和自然科學領域深度融合；
狹義上講，伴隨著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該學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食物安全與應用經濟等相對獨立的方向，而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方向關注的主要問題則包括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農業土地與規模經營、農業勞動力與農村人力資源開發、農業技術經濟理論與政策、農產品流通與貿易、農業財政與金融等。

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是農業農村經濟的傳統研究方向和領域，其發展歷程也恰是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縮影。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借鑒蘇聯農業經濟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模式，我國農業經濟開始了向蘇聯學習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各大專院校的農業經濟學科所使用的教科書基本上都是來自蘇聯，絕大多數仍然因循的是蘇聯農業農村經濟的研究體系與風格。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并走向改革開放，農業也隨之由自給半自給向市場化農業轉變，新的農業經濟學研究體系逐步形成。改革開放和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改革解體了人民公社化時期的農業大規模集體經營形式，實現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兩權分離和采取統分結合的經營形式。這一制度設計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圍繞新的農業生產經營形式和組織方式，中國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不斷吸收國外優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選擇理論、產業組織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市場均衡理論、委托理論、邊際分析理論及資源配置理論等，最明顯的標志是使農業經濟學的分析從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結合轉變，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農業經濟理論分析與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視和運用。在充分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中有益經驗和精華的基礎上，結合國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農業農村經濟探索與實踐，經過數十年發展，我國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國際共性的農業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體系。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與改革在風雨中砥礪前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長期以來，農業經濟始終是理論創新的沃土，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當前我國正在全面推進和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場農業農村的深刻改革方興未艾，急需理論上的闡釋和指導。其中，農業農村現代化、農地制度改革、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農村城鎮化與信息化、鄉村治理體制機制、農村公共服務等無疑是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領域亟待探究與創新的重點領域。

(2)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是以農業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為研究對象，從經濟學范疇分析其保護、開發與利用的全過程，包括對農業資源與環境的配置、保護與管理的各項活動，并研究其中的經濟運行規律。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是一項應用型研究，主要運用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探索資源與環境領域的具體問題，因此既與經濟學管理學密切聯系，又同自然科學息息相關。其主要關注的問題有農業自然資源系統與動態配置、農業自然資源核算與資產化管理、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資源與環境經濟評價、環境保護與環境經濟管理、災害與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及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等。

資源與環境經濟理論淵源可追溯到20世紀初。意大利社會學家兼經濟學家帕累托曾經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探討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優”理論。此后，由馬歇爾提出、庇古等人發展并做出重要貢獻的外部性理論，也為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是隨著農經學科發展而衍生出的新興研究方向，與其他產業部門相比，無論是從發展起源還是活動依賴度方面，農業生產都與資源環境有著更為密切而深層次的關聯，這就決定了農業經濟研究與資源環境經濟密不可分。歐美許多國家的相關高校已經用資源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替代了農業經濟學，如美國康奈爾大學把農業經濟學更名為農業資源經濟學等。

我國的資源與環境經濟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1978年制訂的環境經濟學和環境保護技術經濟八年發展規劃(1978—1985年)促進了環境與資源經濟學科的產生。1980年中國環境管理、經濟與法學學會成立，1981年“環境經濟學學術討論會”討論了環境管理的經濟手段、環境保護的經濟指標體系和環境經濟效果等三個主要問題。20世紀90年代，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研究者們愈加強調經濟手段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隨著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的持續推進，資源環境經濟手段、資源資產與環境價值核算、環境政策經濟分析、綠色金融等研究領域的拓展，進一步豐富了研究內容，擴大了研究內涵，推動了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的長足發展。

與其他方向相比，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的特點在于更加注重與自然科學及技術研發的結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與區域性問題研究，講究因地制宜的時空優化布局。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農業資源的高效配置和生產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一直是我國農業經濟與農村發展理論與實踐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時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增強和資源利用水平的不斷提升，農村人居環境的持續改善等。但也必須看到，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美麗中國等戰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目標任務趨緊的背景下，我國農業農村的資源環境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亟需解決，如水土資源利用效率與空間配置優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復、農業生物資源保護與循環利用、農村人居環境等問題日益凸顯，這些都是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乃至技術領域的重點關鍵問題。

(3)農村與區域發展。我國是農業大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直以來都是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近年來，隨著經濟體制結構改革的不斷深入，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推動著我國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然而，我國地域廣袤、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不同，如東部與西部，沿海與內陸的區位差異明顯，國家對各地區發展的定位也不盡相同，因而在自然條件、人文環境、社會發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續影響和共同作用下，農村區域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長期存在，并伴隨著生產要素的城鄉之間流動而延伸到城鎮地區，從而對我國農村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形成了新的制約，如城鄉融合的問題、新型城鎮化問題以及區域協調發展問題等。面對這些轉型期出現的各種問題，迫切需要農業經濟學科給予科學解答，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的相關研究便因此而展開。

農村與區域發展的研究始終建立在農業與農村的實際問題基礎上，其研究重點關注轉型期農村與農民問題的演進規律。一般而言，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是以農村及其特定類型區域(如林區、牧區、山區、糧食主產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等)的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研究對象，運用包括農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管理學、農村社會學等在內的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探討農村與區域發展的過程演進、發展模式、協調機制以及政策措施等。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農村與區域發展的理論和政策、農村與區域發展的規劃和管理、農村社區治理、農村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涉農企業的經營與管理和農業技術推廣與傳播等方向。

從研究的側重點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農村與區域發展有著不同的研究重點，但它始終緊密跟隨黨和政府關于農業、農村發展的相關方針政策。黨的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更是從全局上對農村發展進行了整體把握，為新時期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進一步明確了方向，同時也為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勢下，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的相關研究必定立足于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緊密結合我國農村各地區的區位特點、資源稟賦、現實問題和制約因素等實際情況開展相關研究，為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促進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有序流動，推動我國城鄉經濟融合和協調發展提供政策參考。

(4)食物經濟管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和市場化的持續深入，我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和財富連上新臺階。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加推動了人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與人口食物消費結構的變化，引發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飲食消費的迅猛增長，誘導了我國食品產業的快速擴大。但作為朝陽產業的食品工業卻存在著食品安全保障體系不完善、自主創新能力較薄弱、食品產業鏈條短和產業發展方式粗放等突出問題，再加上食品質量安全事件頻發、食物健康與營養過剩以及食品供應鏈管理不足等現象[1]，使之遠遠超出了傳統研究的解釋范圍，呼喚了對傳統農業經濟研究領域拓展的需要。將食品消費與營養結構變化等納入農業經濟學科研究當中，通過食物經濟管理等相關學科的發展，將研究范圍從食品生產、加工、批發、銷售拓展到消費等整個供應鏈中的經濟與商業行為，成為農業經濟學科新的發展方向和領域。

食物經濟管理領域側重于經濟學及管理學基本理論在食物生產、消費、流通與分配等領域的應用，研究的主要領域涵蓋食品經濟理論與政策、食品產業結構與布局、食品資源與環境、食品物流與食品企業管理、食品產業組織與管理、食物營養與食品質量安全等方面，重點關注食物結構與供求變化、食品生產與質量安全、食物消費與營養等食物經濟與管理問題。

2.主要研究方法

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從過去的簡單計算和定性分析為主，逐步發展成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較分析、實證計量等更加多樣的方法體系。在理論上，不僅以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而且還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核心的經濟增長理論、誘導性技術進步原理等，這些理論和方法也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隨著學科的發展，國內農業經濟學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終處于一個不斷健全與完善的過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斷優化與改進，突出體現在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發展成熟及其應用范圍的持續擴展；
另一方面，不斷嘗試使用新方法，表現為開發新模型、運用新理論、引入空間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學科綜合運用等?？傮w來說，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研究方法概括為三大類，即理論分析、實證分析以及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論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題的理論歸納，又有理論上的邏輯演繹；
在實證研究中，既有實證歸納研究，又有實證演繹分析。

具體而言，在農業生產與農產品貿易的研究上，大多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開展理論和實證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與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應用等。在資源與環境經濟的研究上，以計量經濟模型為主的定量評估占據主流地位。與農業生產與農產品貿易研究領域相比，資源與環境經濟政策領域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展開的研究相對較多。在農業技術與農戶行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大類。其中，定性分析與企業管理、組織行為學等學科聯系密切，從大的學科分類來看屬于管理學中工商管理的范疇。與此同時，農業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多的借助于經濟學等相關理論構建數理模型，對農業經濟學科的相關問題展開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規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轉移[2]。

三、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的快速成長和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極大推動了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力地支撐了國民經濟平穩有序和可持續發展。

1.農業區域布局規劃得以確立

我國農業資源與區劃萌芽于20世紀初，正式創建于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一個內容由淺入深、工作由點到面、范圍由小到大的過程。70年來，農業區域布局區劃歷經了三個階段。

(1)農業資源與區劃的初創期(1949—1978年)。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重視農業資源調查與農業區劃工作，分別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開展了三次較大規模的農業資源考察，全面系統的調查了解了全國土壤、水、農業生物資源和農業氣候資源等狀況，基本掌握了我國農業資源分布特點，明確了生態環境特征與開發利用前景。該階段，農學、農業經濟學界融入研究領域，研究范圍拓展到了綜合資源調查，并開展單項和綜合農業區劃試點。相關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諸如《中國氣候區劃(初稿)》《中國自然區劃草案》《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初稿》等一些綜合區劃和部門區劃，也發展了區劃研究的相關方法論，對學科后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2)農業資源與區劃的發展期(1979—2000年)。改革開放為農業資源與區劃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契機。1978年科學大會制訂的《1978—1985年全國重點科技攻關計劃》便包含農業自然資源調查和農業區劃研究要求，次年國務院成立全國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業區劃委員會，同年中國農業科學院設立了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業區劃研究所。隨后，全國各地陸續成立相關機構，推動了農業資源調查、農業部門區劃、綜合農業區劃和專題調查研究等相關工作的有組織、有計劃開展。期間全國共有2108個縣完成了農業資源調查與農業區劃資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國家、省、地、縣縱向配套的農業資源與區劃體系，取得了全國農業現狀區劃、中國綜合自然區劃(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系統的不同規模尺度上的農業資源及其區劃成果圖件4萬多幅、統計數據與研究報告8萬多項，相關成果匯集成中國農業資源區劃數據集并轉為電子版本實現網上查詢[3]。

(3)農業資源與區劃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為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與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需要，21世紀以來國家農業主管部門先后組織開展了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編制工作。為充分發揮資源比較優勢，農業農村部陸續頒布實施了《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經過幾年發展與建設，優勢農產品生產日益向優勢區域集聚，糧食作物九大優勢產業帶、經濟作物優勢區域、養殖業優勢區域和水產品養殖帶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趨于穩定。在綠色發展的指導思想推動下，《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2030年)》編制形成并印發。在該規劃中，通過綜合考慮各地農業資源承載力、環境容量、生態類型和發展基礎等因素，將全國劃分為優化發展區、適度發展區和保護發展區三大區域，因地制宜、梯次推進、分類施策，成為今后一個時期指導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2.農村體制機制改革縱深實施

(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系列改革的重要開端。改革廢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鍋飯”的舊體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簡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是一場自下而上的體制創新。改革前夕，農業高級合作社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束縛了農業生產力，阻礙了農村經濟發展。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部分地方農民群眾自發開展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及類似的包干到戶，中央默認并開展試點，次年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主持召開“七省三縣座談會”，專門討論建立健全農業生產責任制?；谶@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轉變態度并在9月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通過了國家農委起草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會議紀要，會后印發全黨，史稱“75號文件”，文件承認了少數地區實施雙包的合理性，引領了全國范圍內的農村大變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過國家農委起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并經杜潤生同志建議，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轉成為首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至此，多種形式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承認并幾乎全面放開。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在理論層面上肯定了聯產承包責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明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4]。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變革了農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國農業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這一制度促使了農民與土地的緊密結合，從生產積極性、技術效率和技術采用三個方面推動了農業生產增長，在改革初期對各類糧食作物生產增長的貢獻約為35%～50%。與此同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村雙層經營制度的建立，為國家后續農業農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現實基礎[5]。

(2)農產品市場化改革。農產品市場化改革是我國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發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場競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改革始于20世紀80年代統購統銷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統購統銷政策是基于當時為應對城鎮人口迅速增長和工業化發展帶來的農產品供不應求問題而出臺，伴隨著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便開啟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政策實施。

但1978年以來，國家開啟了漸進式改革。在最初階段，實施了在不觸及統購統銷制度的前提條件下，有計劃地提高農產品價格，逐步減少統購統銷農產品品種，放開集市貿易，允許部分農產品議購議銷和自由購銷，將市場因素納入進來。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出臺，標志著除少數品種外，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被取消。隨后，受大宗農產品產量連續4年徘徊不前的影響，國家又開始了對糧食實施“雙軌制”，對棉花等農產品實施統一收購經營制度。1990年以后，鄭州中央糧食批發市場與地方糧食批發市場相繼建立，同年國務院籌建國家糧食儲備局，對糧食收購實行最低保護價制度，并建立糧食專項儲備制度。1993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場購銷為主、合同訂購為輔的農產品市場格局，同年全國范圍內取消口糧定量辦法，價格隨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農產品市場體系的建設目標。之后，改革不斷向前推進，陸續推出農產品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等制度。

進入21世紀，特別是從2004年開始，我國迎來了新一輪農產品市場化改革。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開始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面補貼。除了出臺良種補貼、種糧直接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制度外，政府還對水稻、大豆、小麥和玉米等主糧實施保護價敞開收購，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農業稅。從此，糧食生產連續增長，實現了“十二連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億噸以上的生產能力。近年來，面對農產品價格倒掛、進口壓力加大等挑戰，我國農產品市場化改革采取了新的應對措施，比如堅持并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堅定推進玉米市場定價、價補分離改革，調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標價格政策等，目的在于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市場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準性，以保障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農產品市場化改革推動了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發展，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隨著這一改革的持續推進，農產品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體系發育不斷完善，形成了以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為中心、城鄉集貿市場為依托的市場網絡，基本形成了農產品價格機制和農產品宏觀調控機制。與此同時，改革降低了農業生產資料購買成本，增加了農民生產投入，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提高了農產品銷售價格，提升了農業資源配置效率，調整并優化了農業生產結構，增強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7]。

(3)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認識與選擇.新中國成立以來，圍繞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認識與選擇問題，理論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討論[8]。

第一次是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這一時期，形成了對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初步認識。在這次討論中，理論界把農業現代化概括為“四化”，即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和水利化，同時認為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以此來武裝農業，以實現對農業的改造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后來的“七化”，即：作業機械化、農田水利化、品種優良化、栽培科學化、飼養標準化、大地園林化和公社工業化，這些內容涵蓋了對生物技術(如良種問題)、生態環境(如大地園林化)和農村工業(如公社工業化)等問題的考慮。這種對于農業現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認識與概括，大體上反映了這一時期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發展狀況和在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對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客觀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紀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過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對我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進一步認知與認識。隨著我國農業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農業生產發展環境的變化，理論界又一次開始了對農業現代化發展問題的思考與討論?；谵r業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成效與實踐效果，再加上世界農業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們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空間，豐富了對現代農業發展內涵的深層理解，進而形成了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進一步思考。于是便在這一時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機械化、科學化、社會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過去的“老四化”，認為：農業現代化就是“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裝備來武裝農業，用現代經濟科學來經營管理農業，用社會化、市場化的科學理論來改造農業”?；谶@一時期對農業現代化的上述認識及相應的思考與討論，對于如何選擇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如“機械技術現代化和生物技術現代化”相結合的發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于世界農業科技的迅猛發展和農業發展方式的不斷變化，形成了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認識的進一步深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對農業發展的作用強化，人們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與思考也在不斷深化，加上對第一次與第二次的認知累積，人們對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認為：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也是對傳統農業的改造過程，是不斷發展農業綜合生產力和不斷提升農業生產力水平的過程，同時也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農業又好又快發展并實現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協調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要用現代技術體系改造農業，用現代工業裝備武裝農業，用現代經營意識與市場經濟觀念來組織和管理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來提升和發展農業，用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理念來引領農業，最終促使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和“農業強、農村美和農民富”的目標順利達成。

從上述的發展演進與三次認識進程看，農業現代化事實上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歷史概念，對農業現代化發展程度與水平的認知也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展。據此，可以說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面對我國地域類型多樣和各地層次差異明顯的客觀現實，因地制宜地選擇多元化的發展道路是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取向。

3.農業農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糧食收購雙軌制。糧食收購雙軌制作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價格管理政策，是中國最重要的農業創新性政策設計之一。20世紀80—90年代，政府通過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確定訂購量和較低的訂購價)和激勵機制(如確定議購量和實施接近市場價格的議購價)直接控制部分糧食以穩定糧食供給，并允許農民在完成國家糧食收購任務后，將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場進行銷售[9]。

糧食雙軌制是農村農業改革后宏觀環境、資源配置方式和微觀經營基礎等變化后的內生性產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糧食產出迅速增加，同時，在市場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單純提高糧食收購價而銷售價格變動較小，造成了巨大財政負擔。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后，開始實施糧食“合同訂購”制度，訂購價按“倒三七”比例計價。之后，糧食市場價格下跌，導致生產停滯不前。鑒于對生產停滯的擔憂以及“合同訂購”帶來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內容隨即調整，即“合同訂購”為國家任務，國家恢復對糧食生產的強制干預。至1990年“合同訂購”改稱為“國家訂購”，國家在強制性干預糧食生產和市場的同時，采取投入補貼，如1987年出臺的“糧棉三掛鉤”政策給予農民化肥、柴油實物補貼，1993年后該補貼政策改為貨幣支付。此后，伴隨糧食供求形勢的變化和農產品市場化進程的加速，糧食雙軌制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作為漸進式改革理論在我國的創新實踐，糧食雙軌制具有時代意義與現實價值。當時而言，糧食雙軌制通過提高農民自留量、提高議購價格、降低訂購量和提高議購收購量，有效促進了糧食生產，保障了城市農產品供應，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定基礎。綜合來看，作為20世紀80—90年代期間特定背景的制度產物，雙軌制盡管具有較高的實施成本，但通過帕累托改進減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進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演進。

(2)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F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是我國農業發展領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制度創新。體系于2007年底正式啟動，按照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依托具有創新優勢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資源，針對每一個大宗農產品設立一個國家產業技術研發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組成)，并在主產區建立若干個國家產業技術綜合試驗站。

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是新世紀我國現代農業建設要求下的科學安排。2007年12月，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農業農村部、財政部印發《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實施方案(試行)》，配套印發《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專項資金管理試行辦法》，共同開啟了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工作，并選取水稻、玉米等10個產業開展試點，2008年聯合印發《關于地方開展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工作的指導意見》，同時全面啟動了50個以農產品為單元的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工作。此后，相應體系運行機制不斷發展完善，于2009年出臺《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人員考評辦法(試行)》，于2015年出臺《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績效評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間進一步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發展新要求，在保持50個體系總量不變情況下，通過合并小體系、適當新增部分體系、新增部分崗位和試驗站等方式，進行了體系內部的結構調整與功能優化。

作為農業科技領域的一項重大管理創新，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在提升農業產業技術水平、增強農業競爭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以農產品為單元，以產業為主線，以問題為導向的50個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項標志性成果和328項重大成果，顯著提高了我國農業科學研究水平和產業技術供給能力，有力支撐了國家糧食連年豐產、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民持續增收。

(3)農地三權分置。農地三權分置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創新。農地三權分置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豐富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其中：土地集體所有人對集體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土地承包權人對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土地經營權人對流轉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內占有、耕作并取得相應收益的權利。

農地三權分置改革是實踐問題引發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規范。1978年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將集體壟斷的農地產權制度轉變為集體所有權和農民以家庭為單位擁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20世紀90年代至2013年，國家陸續調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轉的規定，以適應城鄉要素流轉格局和土地規模經營需要。結合前期各地三權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有關規定將農地三權分置從指導思想轉為實際操作，拉開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明確了“三權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學界定‘三權’內涵、權利邊界及相互關系，逐步建立規范高效的‘三權’運行機制”。2017年，黨的報告指出“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

農地三權分置是新時代背景下我國農地產權制度變革的基本方向，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和實踐意義。在理論層面上，農地三權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權體系，鞏固了承包經營主體的財產權利，有利于細分農地產權結構，降低市場交易成本，重構了現代化背景下鄉村治理的基礎。在實踐層面上，農地三權分置有助于維護農民財產權利，實現土地權益的多元共享，促進農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加速農村勞動力轉移，助力新型城鎮化建設，優化社會權力關系，形成農村多主體合作治理局面[11]。

四、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前瞻

經濟社會發展與時代變革不斷催生新的研究選題。伴隨著我國改革步入深水區，在農業農村領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舉措與發展主張。作為具有理論與應用研究相結合特點的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其研究與發展必須緊跟時代步伐，引領發展方向，深化研究領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經濟與管理學科領域和農業科技領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國知網(CNKI)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文獻庫為數據源，采取以“農”為關鍵詞的高級檢索方法，共檢索出7313篇文獻，經過文獻計量和通過對關鍵詞聚類分析，從中提煉和歸納出農業經濟管理研究的前沿與趨勢，認為在以下幾大重點領域內農業經濟管理學科仍有許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間。

1.減貧與發展問題研究

伴隨中國扶貧攻堅戰的穩步推進，憑借在理論和現實層面上的重大意義，貧困問題勢必保持較長時間的研究熱度。在理論層面上，貧困的治理機制探討經久不衰?！胺鲐毾确鲋?、扶貧必扶智”，人力資本理論在“扶智”上已經給出了解決方案，即通過教育獲得知識、技能積累，而“扶志”問題依然有待解決。針對貧困人口中的“懶漢”問題，基于學科交叉的認知來科學分析其貧困心理、內生動力與外部貧困文化，將是貧困理論的重要突破方向[12]；
圍繞“三區三州”等為代表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間貧困陷阱”的形成機理有待理論深挖?，F實層面上，扶貧機制與返貧預防有待優化，尤其是針對2020年全面脫貧后的新貧困問題，涉及標準制定、城鄉統籌的貧困治理體系建立、基于權利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保障扶貧投入的財政金融改革等諸多內容[13]，均需要深層次的理論研究。

2.農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土地作為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要素，其制度安排及變遷事關重大，備受各界關注。新一輪農地確權對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關乎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減”的身份產權固化勢必給農村內部社會結構、城鄉一體化發展帶來沖擊，相應亟待補充圍繞鄉村治理與城鄉要素流動影響的研究；
農村土地制度中的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與制度創新，如何正確評價改革成效、科學評估改革推廣的社會經濟影響是擺在學界與政界面前的現實問題；
規?；洜I發展潮流下，有關家庭農場、種植大戶和農業合作社經營為代表的規模經營模式的研究成果豐富，相對而言，資本下鄉辦農業企業和國有農場統一經營仍停留在政策倡議層面，有關的經營機制設計、經營績效比較有待研究跟進。與此同時，如何平衡規模經營與小農生計、安置被擠出的“落后小農”這一現實問題也有待研究補充。

3.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

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日益凸顯，推動了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圍繞與農業密切相關的環境影響評估仍是研究熱門，包括量化氣候變化、外源污染等環境因素對農業經濟的影響，測度農業生產活動引發的面源污染、溫室氣體排放等生態環境沖擊，以及評估耕地保護、休漁禁漁等農業政策的環境影響；
另一方面，農業之外的廣義環境問題研究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選題，要求立足國家層面，評估評價土地、水、礦產、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島等資源的利用與保護政策對生態系統的整體與局部影響，論證如何協調自然資源資產與經濟增長、實現資源永續開發。相關研究愈發強調經濟學與農學、資源環境科學、地理學、計算機科學的跨學科合作，將生態環境演進融入經濟社會分析框架，構建包含資源環境約束與氣候變化沖擊的區域經濟增長核算模型，開發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動態模擬資源與環境政策的綜合影響，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14]。

4.食物安全與消費研究

在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引發的需求推動、耕地和水資源引致的供給束縛共同作用下，食品經濟問題愈發突出，尤其是關于從量轉質的食品安全探討將愈加激烈。理論層面上，食品經濟的內涵應該與時俱進，打破傳統由生產到消費的單一供應鏈條，構建以消費者為中心、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輻射復合型功能網鏈，在食品市場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業等行為主體，以明晰政府和市場雙方力量在現代食品體系中的角色職能。應用層面上，圍繞食品價格波動，農業生產力增長速度放緩引起的供需間不平衡、價格波動時期決策者的決策行為、生產者和消費者面對價格變化的反應等都是食品經濟有待回答的應用選題；
圍繞現代食品生產體系，如何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中國食品生產、物流與營銷發展是全球趨勢；
圍繞食品營銷，食品企業的倫理道德、食品消費心理與行為、食品營養與安全等領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農業科技推廣研究

科技創新是農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驅動力，圍繞農業科技推廣問題，未來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農業科技創新政策研究。涉及高?？蒲袡C構為主體的農業科研體制改革、農業企業的創新激勵和基層農技推廣體系何去何從等問題的探討，作為面向社會經濟轉型現實研究議題，其研究主體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庫角色的機構與學者。二是農業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分析。隨機前沿分析和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的不斷發展，使得對技術效率的測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國家或地區層面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而是拓展至微觀層面農戶、農場和農業企業等單元的生產經營主體，以及把創新成果視為產出的農業科技研發效率，并進一步實證分析影響效率的內外部因素。伴隨大數據時代數據獲取上的便捷化，農業企業有關的科技研發與技術進步評價分析將是今后的發力點。三是圍繞農戶的特定農業技術推廣研究。農技推廣問題需在內容上引入跨學科的社會經濟因素以拓展經典的微觀經濟行為解釋機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選擇實驗的問卷調查和現實中開展農技推廣的隨機對照試驗也將是新的發展趨勢。

農業生產管理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業女性化;農業經濟管理制度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我國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農業女性化的趨勢。從事農業活動的婦女人數占農業從業人員一半以上,而且這一比例逐年呈上升趨勢:1990年,農村婦女占52.4%,2000年上升到61.6%?！爸袊鴭D女社會地位調查”(第二期)結果顯示:在農村家庭中,女性從事純農業勞動的比例是82%,比男性高出17.4%。全國婦聯2006年3-6月在河北、河南、吉林、江蘇、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和甘肅10省萬名農村婦女中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在農業生產中,婦女參加生產的比例達74.7%。隨著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勞動力轉移,婦女已經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傳統的“男耕女織”性別分工已經逐漸被“男工女耕”的新型性別格局代替,農業女性化已成為我國農業人力資源結構的新趨勢。

一、我國農業女性化產生的原因

在農村剩余勞動力非農轉移過程中,女性轉移滯后導致農業從業人員呈女性化趨勢,而致使農業女性非農轉移滯后的原因,存在以下方面:

(一)農業仍然是農民家庭生活和就業的保障

幾千年來,農民依靠土地生活,農業種植仍然是大多數農民家庭生活的經濟保障,加之當前國家對農民優惠的土地政策,使得農民不可能放棄土地,放棄農業生產。務農是求生存,非農轉移則是求發展,在生存和發展的選擇中,多數農村家庭男性選擇了求發展,婦女留在家里求生存。這是成本小和收益大的理性策略。

(二)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較低

農民非農轉移和其文化素質呈正相關。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農村婦女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6%,“小學”文化程度占25.9%,“高中及中?！蔽幕潭日?6.1%,“大專及以上”占1.2%;“沒上過學”占6.3%。較低的學歷限制了農村女性向農業以外的產業部門發展,同時也使其對外出就業缺少自信,不愿意外出。

(三)社會分工設置限制了女性就業機會

在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驅動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獲得社會資源。城市中存在著“二重勞動力市場”分割。性別間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使得婦女工作的收益低于男性。所以男性擁有比女性更有利的外出就業條件。

(四)傳統性別分工模式的影響

“男主外,女主內”,是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模式,在這種分工模式中,女性承擔著家務勞動,照顧老小的職責,而這種傳統職責也使得農村女性不得不留守在農村家中。

二、農業女性化對我國農業經濟的影響

大多數關注農業女性化的研究者都在探討其對農業生產力的影響,甚至是否會危機糧食安全。而影響農業綜合生產力的因素中第一變量,就被列為勞動力變量。

有實證研究認為:勞動力對我國農業綜合生產力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其邊際生產力為負。農業勞動力每增加1萬人,農業綜合生產力得分約下降0.11點。而農業勞動力的大量的余,致使人均資源占有量少,資本、技術投入較少和薄弱的農業基礎條件,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無法變大,致使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低下,農業發展進入惡性循環,我國農業綜合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收到嚴重阻礙。我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水平較低,僅有5.25%的農村勞動力具有高中以上學歷,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農村勞動力低1.49年,純農業戶的從業人員中有17.25%為文盲。我國農業勞動力自身素質較低,限制了農業勞動力獲得先進的生產理念和生產技能,制約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不利于農業綜合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也是造成勞動力邊際生產力為負的重要原因。

而我國農業女性化的上升趨勢,使農業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水平又受到降低的沖擊,農業綜合生產力必然會受到影響。

(一)對農業經營方式和產業結構的影響

隨著大量農村男性青壯年的非農轉移,有研究顯示:農業勞動力的性別及年齡結構已經嚴重偏離了正常的結構,農業經營退化為靠化肥維持、由婦女經營的副業甚至轉變為靠老人照看的庭院經濟,這種對常態分布的過分偏離,將對農業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造成潛在的問題。

同時,農村青壯年男性的大量轉移,導致農地的粗放經營,甚至土地拋荒,嚴重阻礙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洪名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深入探討了貴州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土地的利用、投入、產出等受到的影響,指出勞動力的轉移改變了農村土地利用方式、農業投入、種植業結構、農業技術的采用,并對作物單產產生了負面的影響。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對家庭土地的耕種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在單位土地上農家肥的投入和資金投入以及土地的種植指數影響尤為顯著。即有外出勞動力的農戶,逐漸放棄耕種程序繁雜、勞動力投入較多的作物,而會選擇容易耕種和勞動力投入較少的作物及種植方式。

(二)對農業科技推廣的影響

現代農業使農業工具的現代化、農業管理和運作的科學化成為必須,科學種田、科學養殖、科學管理、科學經營必將成為農民致富的動力和增長點。

但由于多數農村婦女科技文化素質低,對新技術接受起來比較慢,使得農村的新技術難以推開,傳統經驗仍是其主要的生產方式,缺乏消化、吸收新技術的能力,更別提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單純追求農產品數量的提高,不注重科技含量,致使農產品品種和質量不符合市場需求、銷路受阻、增產不增收、影響生產積極性的發揮,有的甚至亂用一些新技術成果,致使食品安全無保證,從而影響人的身體健康和社會穩定。而正是這些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村女性在農業生產中的主體地位,阻礙了農業科技新成果的大面積推廣應用,影響了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科技進步。

(三)對農業的產業化和規?；挠绊?/p>

產業化、規?；霓r業是現代農業的標志,要求將使勞動對象擴大,單位時間內勞動人數盡可能減少,勞動效率得到顯著提高,生產、銷售、管理一條龍,這對生產和經營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已成為農業主力軍的農村女性無論在市場觀念、科技信息、經營能力、科學管理水平的匱乏,都滯緩了我國農業產業化和規?；倪M程。

(四)對農業勞動力性別結構的影響

現階段,我國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獲得成績的同時,也引發了許多問題。由于流動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缺少宏觀調控,農村青壯年男性的大量外流,導致農業勞動力出現女性化趨勢,農業勞動力性別結構失衡,必將會影響農業、農村、農民的和諧發展。

三、農業女性化對我國農業經濟管理制度的影響

農業經濟管理,是對農業生產總過程中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等經濟活動進行計劃、組織、控制、協調,并對人員進行激勵,以達到預期目的的一系列工作的總稱。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擁有最多的農業勞動力,即最龐大的農業人力資源隊伍,而現階段的農業經濟管理制度,在關注人力資源性別層面,仍然沿襲著農業勞動力非農轉移前,以男性為主要農業勞動力的制度。忽視人力資源中性別因素的管理制度,無疑已不適應當前農業女性化的發展趨勢,勢必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產生阻礙作用,也將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我國農民的非農化和我國農村的城鎮化趨勢是不可逆轉的,那么農村婦女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滯后不再僅僅是個婦女發展的問題,將直接影響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性別比例均衡以及未來農村社區的建設和發展。同時,如何針對非農轉移帶來的農業女性化狀況和未來有可能出現的發展趨勢,促進和保證農業、農村和農村婦女的共同發展,進行有效地農業經濟管理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理論觀念――建立具有性別意識的農業經濟管理理論

隨著人類發展理論的進步,以人為本理論的提出,無性別發展理論已然過時。農業的發展離不開農村婦女,農村的發展必須有婦女的發展。把性別觀念融入農業經濟管理理論,把農業女性的研究納入理論研究的對象范疇和內容體系。在農業經濟管理制度理論研究中,只有把女性特殊的生理特征、生存方式和實際需要與其在農業生產、農村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地做到農民的發展、農村的發展、農業的發展。

(二)目標群體――把農業女性列為農業經濟管理的目標群體

農業女性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那么農業經濟管理的主體理當是女性,如果僅僅一般地強調其婦女的作用,混同普通的群體,那么她們最終無法成為真正的主體。只有針對農業女性的特殊性進行專門的目標、項目、政策、步驟、措施等管理方案設計,才能真正實現其主體地位。在內容選擇上,要注意提高農村婦女的文化、科技和管理水平,提高覺悟和自信心,不能局限于低層次的技術培訓。

例如,推廣適合女性操作農業機械和耕種技術,開展適合無法承擔重體力勞動農業女性的農村合作組織,切實在農業生產總過程中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等各環節,以女性為目標群體去設計,才能在農業女性化的背景下,確保我國農業發展,確保糧食安全。

(三)政策保障――制定并有效執行性別平等的公共政策來保護農業女性的利益

我國現階段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缺乏性別意識,在政策實施中無法保證平等對待男女兩性。一些研究者提出這樣的理論:男女教育機會的平等不等于教育結果的平等,男女就業機會的平等不等于就業結果的平等。

雖然我國農業生產中女性勞動者比重越來越大,然而,受傳統觀念以及女性特殊生理等狀況的影響,女性勞動者在社會地位、家庭地位中處于劣勢,和男性的差距較大。有研究認為,由于我國農業技術推廣政策中決策層對目標群體缺乏社會性別意識,這就使我國農業技術推廣政策所帶來的好處不能惠及占有一定數量的女性勞動者群體。農業技術的培訓和服務以及農業技術培訓和服務的資源主要受益群體是男性農業勞動者,婦女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中被忽視,被邊緣化。這種現象是不利于農業科技成果向市場轉化,不利于農業發展,更不利于創建和諧社會。

因此,要普及和增強農業經濟管理公共政策中的社會性別意識,并將這種社會性別意識貫穿于所有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全過程當中,尤其是農業經濟管理過程中對農業女性權益保證的公共政策。

(四)發展資源――為農業女性的主體地位提供發展支撐

有研究者提出發展資源的概念:所謂發展資源,是主體得以超越生存層次的、使自身獲得發展的要素。發展資源的容量決定了主體的發展空間。具體而言,它應該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教育機會。能否平等地提供給農業女性教育機會,直接影響到在經濟結構轉換中,農業女性能否順利地從比較效益低的產業部門轉移到比較效益高的產業部門,進而影響到農戶的增收問題。

第二,流動機會。包括地域流動和職業流動及升遷流動。農業勞動力擁有流動的機會是與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呈正相關。只有排除性別歧視,保證農業女性擁有和男性同樣的流動就業機會,才能提供給農業女性更大的發展空間。

第三,組織化程度。組織資源是群體接受教育、培訓、流動的結構性支撐,農業女性擁有的組織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響我國農業發展的進程和持續性。

第四,閑暇資源。發展不僅需要空間和制度性資源,也需要時間資源,即一定的自由度和更多的選擇機會以獲得更全面的發展。研究顯示,農業女性的閑暇資源明顯匱乏于男性,人力資本邊際成本低于男性,進而影響其邊際收益。

縱向比較,農村婦女在社會發展中獲得了更多的發展資源,但橫向比較男性而言,女性的發展資源擁有量相對不足,特別是在稀缺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女性處于明顯的弱勢。如果無視農業女性在獲得發展資源上的局限性,探討女性農業主力軍作用是蒼白的。資源容量決定了資源擁有者的發展空間,農業經濟管理職能部門只有提供給農村婦女更多的發展資源,她們才能真正發揮農業主力軍的作用。

農業經濟管理是國家領導和管理農業發展的重要方面,而一切的管理都要立足于人、用于人、實現于人,那么農業經濟管理也不能脫離農業人的實際情況去空談?；谖覈r業女性化的現狀,農業經濟管理各項制度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要在女性為農業主體這一前提下去落實,而只有這樣,農業經濟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管理,調動多數農業勞動者――農業女性的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對農產品的需要。

參考文獻:

1、宋林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對策[DB/OL].數字中國網,2008(7).

2、尹希果,陳剛,付翔.我國農業綜合生產力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統計觀察,2005(12).

3、金一虹.農村婦女發展的資源約束與支持[J].浙江學刊,2000(6).

4、洪名勇.建設新農村與貴州三農問題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5、董曉芳,周學軍.從性別視角看我國農業技術推廣政策[J].2007(1).

6、孫秋,周丕東.農業女性化對婦女發展和農業生產的影響[J].貴州農業科學,2008.

7、鄧贊武.農業女性化與女性發展[J].湘潮,2008(12).

8、黃雯.農村女性人力資源開發在現代農業中的作用[J].中國科技論壇,2008(5).

農業生產管理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呂氏春秋》；
農學思想；
啟示

[作者簡介]吳天鈞（1967―），男，河南潢川人，歷史學碩士，信陽師范學院歷史文化系講師。（河南信陽464000）

《呂氏春秋》是一部用綜合研究方法總結先秦諸子思想學說的專著。在《漢書?藝文志》中被列為“雜家”。該書內容極為豐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歷史、哲學、農學、音樂以及養生等諸多領域，特別是卷末四篇農學論文，可以說是我國現存的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農史文獻，學者齊思和曾高度評價說：“《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自具統系，蓋先秦農家言之精華也”[1](P287)，足見其非常珍貴。不過，學術界對其甚少論述。本文擬對此略作分析，以求古為今用，對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有所借鑒和參考。

一、農業“三才”理論

作為我國現存的最早的農史文獻，《呂氏春秋》卷末四篇農學論文，也是我國古代農學理論化的典型代表。其主要表現在對農業生產本質和規律的整體認識上，即農業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與作物構成的有機系統，通常稱之為農業“三才”理論。

《審時》篇曰：“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盵2](P936)這就明白地揭示了農業生產涉及的三大因素及其功能，實際上是現代所謂農業生態系統在古代的最早表述，深刻地揭示了農業生產與其自然環境的聯系。這里所說的“稼”是指生物有機體，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對象；
“天”與“地”主要指農業生產的環境條件，“天”有光、熱、水氣、四時變化，是供給作物能量和導致作物生死榮枯的天然因素，“地”有水、土、植被，是作物生長的載體，可以通過人類勞動，為作物生長提供較好的土壤條件。在農業“三才”理論中，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只有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掌握自然規律，盡可能改變不利的條件，才能有效地進行農業生產，取得人類所需的農產品。

農業“三才”理論對農業生產與環境因素的整體揭示，有利于管理者把農業生產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充分考慮所涉及的多種因素；
對農業生產要素各自功能的揭示，則有利于管理者對不同要素采取相應的管理辦法。這在《上農》等篇論文中均有反映。

進行農業生產，首先涉及人的因素，需要人力的投入?！渡限r》諸篇中有許多對人的管理的禁令和措施，如通過政策制約，使民重農力田；
通過技術督導，使民精于農道；
通過農知傳授，使民不違農時。在以往的“三才”思想中，為“天―地―人”的模式，而《呂氏春秋》的“三才”理論則反將“人”置于首位，變成“人―天―地”的模式，突出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自信。從而也利于在農作管理中注意充分投入勞力，發揮人力及其生產技能。其次就是對土地的整治與耕作。土地作為生產要素，直接參與作物生產過程，其狀況優劣與作物產量和品質密切相關。因此必須加大人力投入，改良土壤條件，通過“耕方”、“耕道”提高土壤肥力。呂書“三才”論將“地”的因素緊隨“人”之后，表明人的勞動對象主要在于土壤，從而也為農業管理指明了方向。至于天時，為自然運行規律所支配，無疑是人類難以控制和干預的自然因素，但卻是農作物不可或缺的獲取外界能量的能源，農業生產不能不受其制約和影響。故而《審時》篇強調：“凡農之道，厚（候）之為寶?！盵3](卷26，P17)可見天時只能遵從，不可違背，在管理上必須尊重客觀規律。

二、發展重農思想

重農思想是呂書關于農學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可以說，呂書關于農業教育的其他方面都是基于重農思想教育基礎之上的。與《商君書》等農學書籍一樣，該書認為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民食充足的根本途徑，是社會穩定的經濟基礎，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大計?！渡限r》篇中的“上農”就是“尚農”、重農之意，該篇開宗明義地指出，“古先圣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辈慕洕饔?、政治作用、教育作用三方面闡明了重農思想。

（一）農業具有安國興邦的經濟作用。經濟是基礎，經濟的穩定是政治穩定的前提和條件，對此呂書表述地十分清楚和明白。其中指出，“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徙，輕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盵2](P916)顯然，百姓重視農業就家產繁多，家產繁多就會害怕遷徙，害怕遷徙就會固守家鄉而別無二慮。反之，百姓如果舍棄農業就會不聽政令，不聽政令就既不能依靠他們防守，又不能依靠他們攻戰。放棄農業百姓的家產就會減少，家產簡單就會隨意遷徙，隨意遷徙在國家遭受困難時就會遠走高飛，國家也就難于治理。

（二）農業具有強化法制的政治作用。呂書還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農業對于法制的重要作用?！懊褶r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裆岜径履﹦t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盵2](P915－916)這里就將農業與國家法制聯系起來，教育統治者要重視農業，原因在于百姓從事農業，作風就會持重，持重就會很少私下發表議論，很少私下發表議論就能使國家的法制確立。而一旦百姓放棄農業，就會喜好玩弄智謀，喜好玩弄智謀行為就會詭詐多端，結果就會在法令上投機取巧，就會失去是非觀念，以對為錯，以錯為對。

（三）農業具有穩定統治的教育作用。呂書特別強調，“民農非徙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2](P915)就是說，百姓從事農業，不僅僅是為了地里的出產，更重要的是陶冶他們的心志。農業能使百姓的思想淳樸，淳樸就容易統治，就會使邊境安全，就會使君位尊崇。

三、農業技術思想

《任地》、《辨土》、《審時》三篇主要是論述農業生產的耕作原則、方法以及及時耕作的理論。這些整地、播種、田間管理等耕作技術和理論，奠定了我國古代農業精耕細作技術的基礎。

（一）進行農作一定要因地制宜。呂書十分重視對土壤耕作的教育?！度蔚亍菲饕v述如何使用土地?！度蔚亍菲姓劦?，“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
息者欲勞，勞者欲息；
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急者欲緩，緩者欲急；
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渖钪持?，陰土必得?！盵3](卷26，P11)就是說，整理土地時，硬地要使它柔和，柔地要使它剛硬；
閑地要頻種，頻種之地要休耕；
薄地要使它肥沃，過肥之地要使它貧瘠；
堅實之地要使它疏松，疏松之地要使它堅實；
等等。又說，耕種的深度要以見到濕土為準，這樣的耕地就不會生雜草，也不會生害蟲，就能取得好收成。

（二）進行農作一定要遵守農時?！侗嫱痢菲饕v述應視不同的時令、土地情況而采取不同的耕作方法。在將一年劃分為十二紀并在每紀指明物候、政令和農業生產主要活動的基礎上，呂書特別注重教育人們要篤守農時，從正反兩個方面指出了遵守農時的好處和延誤農時的壞處?！安恢抡?，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卻之。民既卻，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禾不為，種重（通“”）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3](卷26，P13－14)《審時》篇則專論農作要適應天時，對當時禾（谷子）、黍、稻、麻、菽（豆子）、麥等作物的得時與失時的情況做了非常具體的描述，更加細致而直觀地教育人們恪守農時，不違天時。

（三）進行農作一定要防止“三竊”。所謂“三竊”，即地竊、苗竊與草竊?！侗嫱痢菲谡劶啊暗馗`”時說，“夫四序參發，大圳小畝，為青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3](卷26，P14－15)意思是四時依次出現，是和農事相參驗的，有些人田畦做得太窄，壟溝做得太寬，田畦就象一條條被困在地上的青魚，上面的禾苗長得就象獸頸上的鬃毛，地把苗侵吞了，這是地竊。所謂“苗竊”，就是“即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3](卷26，P15)即所種莊稼密密麻麻地沒有行列，盡力耕耘也難以長大，苗與苗相互侵吞了，這是苗竊。所謂“草竊”，就是“弗除則無，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3](卷26，P15)即不除雜草，田地就會荒蕪，清除雜草便會弄活苗根，草把苗侵吞了，這是草竊?？梢?，這“三竊”對于農作危害極大，必須除掉，才能多打糧食，提高產量，否則就會“營而無獲也”。

四、幾點啟示

《呂氏春秋》是我國現存的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農史文獻，其中關于農業“三才”理論、重農思想以及農業技術思想的論述，即使處在發展現代農業的當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強大的生命力，應當繼承和發揚。

（一）農業“三才”理論，闡述了農業生產涉及的三大因素及其功能，實際上是現代所謂農業生態系統在古代的最早表述，深刻地揭示了農業生產與其自然環境的聯系。眾所周知，在現代化過程中物質文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災難和破壞，因而，實現經濟與環境、資源、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擺在全人類面前的重大課題。而先秦時期，特別是《呂氏春秋》中所包含的農業“三才”理論，其核心就是要協調天人關系，實現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與相互影響，這與今天實行生態環境保護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可謂同出一轍。所以，在充分利用科技成果的同時，有必要而且應該弘揚歷史上的優良傳統走可持續農業發展的模式，有效保護農業生產環境，通過對農業自然資源結構的優化組合，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道路。

（二）重農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在解決溫飽、步入小康的今天，仍需高度重視，不能放松警惕。時處工業化初期的我國，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曾一度地放松了農業發展的步伐，一旦出現自然災害或戰爭等意外情況，一個有13億人口國家的吃飯問題就至關重要、生死攸關了。再說，古代農業具有安國興邦的經濟作用、強化法制的政治作用、以及穩定統治的教育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不算過時和落伍，大力發展農業，不僅可以解決處于工業化初期所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更能提高、改善和豐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使我國快步進入小康社會、和諧社會?？梢?，古代中國的重農思想仍需高度重視，不能放松警惕。

（三）農業技術思想中關于因地制宜、精耕細作、遵守農時以及田間管理等合理成分，至今仍需繼承和研究。在今天，我們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之時，也應注意因地制宜，搞好地域之間的科學規劃，使農業自然資源得以優化配置，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較強競爭力的拳頭產品和精品；
我國人多地少，耕地嚴重不足，人口大量沉淀在農業上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扭轉和改變，依靠精耕細作、集約經營，提高產量和質量，仍是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理性選擇；
遵守農時、加強田間管理，這既是尊重自然規律的體現，又是農民增產增收的必然要求，仍具較強的實用價值和經濟效益，不能小視。

[參考文獻]

[1]齊思和．先秦農家學說考[M]．中國史探研[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