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市政管理論文【五篇】（范文推薦）

市政道路施工組織的設計內容不夠全面、不夠細致，工程的設計人員和工程的施工人員缺少必要的交流，設計師們在進行道路設計的時候，只是依據自己的想象來完成，沒有把工程施工的具體問題放在首位，對于工程后備量的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市政管理論文【五篇】（范文推薦）,供大家參考。

市政管理論文范文第1篇

市政道路施工組織的設計內容不夠全面、不夠細致，工程的設計人員和工程的施工人員缺少必要的交流，設計師們在進行道路設計的時候，只是依據自己的想象來完成，沒有把工程施工的具體問題放在首位，對于工程后備量的情況沒有進行認真的分析，這是十分大意的。由于工程的設計和施工沒有較好的銜接，造成了工程的設計和施工出現了分離，致使整個工程好像就沒有設計一樣，使工程受到影響。

2施工管理經驗匱乏

在工程施工的時候，工程的管理者沒有充足的經驗，這是十分關鍵的影響因素。在市政道路施工時管理人員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他們協調工程的設計人員和施工人員之間的關系，對于工程的施工情況進行監督，工程施工的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都要進行協商。但是工程的施工管理人員經驗比較的匱乏，導致許多的問題隨之產生，有時候工程的施工質量會因施工管理的散漫而受到制約。

3提升施工管理的方法

3．1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要想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就要注意下面幾個方面:第一，依據市政道路的實際狀況，工作人員要事先做好勘察、檢測工作，把勘察得到的數據作為基礎信息，有目的、有計劃的做好各項計劃，例如組織施工、原材料的選擇、工程的施工速度以及工程的施工器械等等。第二，市政道路施工的特點為環境繁雜、不穩定，在施工準備階段做好各項預測工作，對于工程的施工速度進行合理的掌控。第三，為了更好的管理工程的施工質量，施工企業一定要了解工程施工圖紙的詳細信息，做好審核工作，對于圖紙的信息進行全面的掌控，對于工程施工的有關單位做好協調工作，提升施工管理有效性［2］。第四，市政道路的所有管線的性能和埋設地點要了如指掌，注意施工的先后順序，確保工程施工的順利。

3．2施工現場進行科學的管理

根據有關信息顯示，在市政道路施工的過程中，施工材料的費用占整個工程的一半。換句話說就是合理的使用道路施工材料和機器裝置可以對工程的造價帶來一定的影響。因此，科學合理的掌控施工材料和機器裝置可以對工程的造價帶來深遠的影響。整個工程的關鍵環節就是科學合理的使用施工材料和機器裝置，依據工程的實際情況來選擇合適的工程施工工作人員，擇優選取，從而使工程的施工材料和機器裝置得到科學的使用。

3．3施工技術和工序科學的管理

市政道路施工的時候，施工技術制約著工程的施工質量，首先要有合理的施工辦法，方能開始施工，因此在工程施工以前一定要掌握技術指標。施工的時候，工程的施工方想要變更施工方案就要依據有關文件進行變更，科學掌控工程的施工技術，只有這樣方能出臺科學、合理的工程施工技術［3］。對于工程的工序進行科學的管理，可以較好的掌握工程施工質量出現問題的緣由，進而使市政道路的整體施工水平得到提高。所以一定要對道路的施工工序進行科學的掌控，創建和工程施工工序相協調的監督檢查機制。

3．4創建高質的質量管理體系

只有出臺以控制工程質量為出發點的質量管理標準，才能使市政道路的施工質量得到優化，把工程的質量標準放在核心地位，以質量監督標準為依托，創建高質的質量管理體系。依據工程的實際狀況來督查工程的施工質量，定時的對工程的施工質量進行檢查，確保工程的質量管理體系真正地得以實現。安排專門的工作人員來監督工程的質量，以工程的質量自檢、自控系統為基礎，全方位的掌控工程的施工質量，確保工程的質量標準得到真正的實現［4］。在市政道路施工的時候，如果工程的進度和質量出現矛盾，要以質量為核心，認真執行道路質量管理責任機制，確保工程的質量達到預期的目標。

4結論

市政管理論文范文第2篇

一、樹立“以人為本”理念，強化城管隊伍建設

城管執法工作成效關鍵在于人。必須樹立“忠誠、敬業、公正、文明”的城管精神來凝聚隊伍。要適應新形勢，城管執法的隊伍建設必須有新的舉措。一要嚴把進口關，新進城管執法人員除了應符合公務員的公招條件外，所學的專業應為法律專業。逐步提高隊伍的法律素養。二要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城管執法隊伍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市容警察，具有半軍事化的工作特點。其工作環境相對復雜，加班加點多，有時還要受委屈甚至于挨打受傷。需要有較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心理素質，應該增強他們的光榮感、責任感、使命感。同時切實解決好福利待遇，執法隊伍的工資福利待遇和業務經費必須由財政全額預算，并保證使用，使城管部門權利與責任直接掛鉤，權利與利益徹底脫鉤，從而增強城管工作的有效性。三要落實責任、強化管理。依法管理是實現長效管理的基本前提，要真正建立依法管理機制，必須完善崗位責任制。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和科學規范的考核、獎懲辦法，逐步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形成規范的管理體系，使各項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四要加強業務培訓。從根本上提高執法人員對法律法規的學習理解能力；
對法制宣傳的語言表達能力；
對違法行為分析判斷和現場處置能力。

二、切實加強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工作，理順領導協調機制

城市之間的競爭，核心競爭力就是城市管理，高效能的城市管理能優化資源配置和擴大功能空間，同時還能降低城市運營成本，提升城市對資源和要素的聚合力。強化城市管理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平臺，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都在這個平臺上配置，好的城市管理有利于社會進步，化解各方面的矛盾。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明確提出要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

城市管理可以涵蓋一個城市政府所有工作，包括經濟管理、社會管理、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生態管理等。在目前法律法規相對滯后的情況下，部門之間、領導之間、上下之間的權責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有必要建立以主要領導掛帥，由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和轄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城市管理高位協調機構。通過相應的規定，理清各方面的城市管理職責，將部門之間、行業之間、條塊之間、上下之間與城市管理相關的橫向聯系全面貫通，決策城市管理中帶共性的重大問題，協調推進城市管理法規的執行。從宏觀上、源頭上解決城管執法職責不明，配合不好，保障不力的問題，為“大城管”提供一個有效的平臺。

三、研析供需矛盾，理清疏堵思路

在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需求必然有供給，像修鞋、修自行車、縫補衣服、賣早點等就很難根本杜絕。因此只有按照“堵疏”結合的原則，在“堵”的同時，對一些確有市場需求、關乎群眾利益的經營項目的無證攤販，積極采取“疏導”的方法，實行分類、分級的管理，這樣即可解決部分弱勢群體就業問題，緩解社會矛盾。一要區分行業：如修車、修鞋、擦鞋、縫補衣服等群眾生活需要的服務項目，可按照“便民消費進社區，便民服務進家庭”的形式把這些攤點從大街、鬧市區疏導至社區的居住區各個點上。二要區分區域和地點：應根據我市建城區客觀條件，劃分嚴、嚴控區、控制區三種區域，實行級別化管理。在嚴域內禁止任何形式亂設攤點和占道經營。三要區分管理時間段。區分重點控制時間段，正?？刂茣r間段，突發時間段，做到有彈性、有針對性、有重點。

四、倡導文明執法，規范執法辦案程序

公正文明親近執法是城管執法的基本價值取向，也是和諧社會的必備要素。日常工作必須堅持“一說服、二教育、三引導、四警告、五處罰”的工作流程。努力做到說服教育要誠心，對方不服要耐心，糾正違章要公心，核實案情要細心。一是發現初期違規者，首先敬禮，出示工作證，并宣傳管理法規，勸說疏導，讓違規者自覺改正。二是發現違章未改的違規者，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告知違反的法規條款內容，教育其自行整改。三是發現多次違規者，確屬外地小販或進城經營的農民，則盡量提供經營條件，引導他們進入可以減免攤位費的正規市場上經營。四是發現多次糾正未改正的違規者，則做好筆錄，指出未整改的事實，提出警告、限期本整改，并告知當事人，只要在限期內整改完畢，可以不立案查處。五是發現多次拒不履行整改的違規者，則使用攝像、錄像對現場進行取證，作好筆錄，并向當事人簽發停止違法行為通知書，請其簽收，如當事人拒簽時，請現場證明人加以證明，同時書面通知當事人按規定時間，到指定地點接受處罰。同時，還可與工商、衛生、公安等部門建立信用制度對屢次違章的人員在進行相關經營證件驗證、暫住登記時作出信用否決，促使自覺遵守城管法規。

市政管理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市政道路工程；
施工；
協調管理

很多市政道路，就其各專業本身，如道路的規劃、使用功能、結構型式、安全合理性等，不論在設計，還是在施工方面的質量，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和保證。但各專業工程施工中的交叉配合與協調工作，經常處理得不盡人意。到了工程施工的后期，由于這些問題，往往出現返工，造成工程投資的極大消費，影響工期，有的還會影響到道路的使用功能，嚴重的甚至帶來質量問題和安全隱患?？梢?，工程施工中各專業的協調管理工作不僅很重要，同時也很必要。作為項目的指揮者，項目經理在工程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應該如何更進一步做好這項管理工作呢?

一、出現和產生問題的原因

出現問題的原因很多，牽涉到從設計、施工到項目經理、甲方，多專業技術工種，多單位部門的方方面面，歸納起來主要有幾點:

1.技術質量方面

現代交通設施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涉及的專業越來越多，安裝的質量技術要求也越來越高。每一個專業既有自己的特定位置空間、技術要求，同時又必須滿足其他專業施工的時間順序和空間位置的合理需求。如果在技術上未能充分全面考慮，特別是一些交叉部位的細節考慮不周，則極易產生問題。

再者，由于市政工程牽涉的有關單位及專業范圍廣，每一項道路工程都是一件特有的產品，且每一條管線都有特定的要求，少有類同，這也增加了技術工作難度，增加了各專業之間出現矛盾和問題的可能性。同時由于新技術、新產品的不斷出現和應用，施工人員未能及時掌握，也會帶來問題。

2.管理方面

由于現行的管理體制，施工單位的分包現象普遍存在，分包單位在工作范圍的界定上很難做到十分明確。主觀上各單位在利益的驅使下，總希望相關單位承擔更多的工作。往往造成工作上的遺漏，人為地帶來一些問題，增加了協調管理的復雜性。

此外，施工組織管理不健全，施工人員、管理人員的水平素質參差不齊，會給施工中各專業的協調工作帶來困難與不便，也是產生問題的重要原因。

二、做好協調工作的方法

1.充分認識協調工作的重要性

作為工程的建設者、管理者，首先要從對業主、用戶負責的角度認識問題，要從履行合同中自己的責任義務的角度，認真對待協調問題。

同時，從提高行業標準，施工和管理水平上講，做好各專業的協調工作也是十分必要的。作為有關的技術管理人員首先要認識到協調工作的重要性，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協調管理工作。

2.加強管理，建立科學的管理模式

加強管理，是指在現有管理水平的基礎上，針對影響工程質量品質的一些關鍵問題，從技術、人事制度上建立更有效的、更加科學的管理體制，明確每一個施工人員的目標責任。從而達到進一步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

三.加強協調管理的措施

3.1技術協調:

熟悉設計圖紙，減少因技術錯誤帶來的協調問題。圖紙會簽關系到各專業的協調，設計人員對自己設計的部分一般都較為嚴密和完整，但與其他人的工作就不一定能夠一致。這就需要在圖紙會簽時找出問題，并認真落實，從圖紙上加以解決。

同時，圖紙會審與交底也是技術協調的重要環節。圖紙的會審應將各專業的交叉與協調工作列為重點。進一步找出設計中存在的技術問題，從圖紙上解決問題。而技術交底是讓施工隊、班組充分理解設計意圖，了解施工的各個環節，從而減少交叉協調問題。

3.2管理協調：

協調工作不僅要從技術下功夫，更要建立一整套健全的管理制度。通過管理以減少施工中各專業的配合問題，建立以甲方、項目經理為主的統一領導，由專人統一指揮，解決各施工單位的協調工作，作為甲方管理人員、項目經理，首先要全面了解、掌握各專業的工序，設計的要求。這樣才有可能統籌各專業的施工隊伍，保證施工的每一個環節有序到位。

建立問題責任制度，建立由管理層到班組逐級的責任制度。

建立獎罰制度，在責任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獎懲制度，提高施工人員的責任心和積極性。

建立嚴格的隱蔽驗收與中間驗收制度。隱蔽驗收與中間驗收是做好協調管理工作的關鍵。當工作從圖紙階段進入實施階段，各專業之間的問題更加形象與直觀，問題更容易發現，同時也最容易解決和補救。在雅瑤中路工程中，通過對路基、路床、排水管基礎、排水管吊裝鋪設、道路水穩層、混凝土路面等分部工序的質量檢驗評定，杜絕了質量隱患問題，保證了工程項目的質量、安全。

3.3.組織協調：

建立專門的協調會議制度，要強調的一點是，不論是會簽、會審還是隱蔽驗收，所有制定的制度決不能是一個形式，而應是實實在在，或者說所有的技術管理人員，對自己的工作、簽名應承擔相關責任。這些只有在統一的領導基礎下，并設立相關的獎罰措施，才有可能一級一級落到實處。

3.4.及時總結經驗教訓

作為技術管理人員，要善于不斷地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施工中協調部分的常見問題包括:埋地管線與市政排水管的協調；
周邊建筑物與在建道路工程的協調；
道路的使用功能與結構的關系；
各種預制件、預埋件與結構的關系、施工的特點、要求；
各施工工序、班組之間的協調等。

3.5.提高專業管理人員、施工人員業務水平、綜合素質

市政管理論文范文第4篇

一、21世紀中國市長的歷史使命

1、中國城市的特殊地位

中國城市的特殊地位與當代中國城市的基本特點是分不開的。

首先，當代中國的市與西方的city并不是對等的概念。中國的市本身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定位。所謂中國的市，是指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準的建制城市，即它首先是國家的一個行政區劃概念，而不單純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城市，中國城市也不與某一學科定義中的城市完全吻合。照西方的標準，中國許多形成一定經濟、政治和文化實體的居民聚集地，都可以稱之為城市，但許多這樣的地方恰恰還不是城市。美國的city一詞可以包含中國全部建制市和建制鎮，而中國的市只是美國City和Municipality（自治市）概念中的一部分。截止到2000年底，中國才有建制市663個，而1997年，美國的自治市就達19372個，其中伊利諾伊州（面積為14.6萬平方公里）為最，有1288個自治市。該州人口約為1300萬，平均每個市僅有1萬多人。而與該州面積相等的我國遼寧省，包括副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在內，同期總共有31個市。美國建制市太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人自建國以來形成的自治傳統，對多地方政府和小地方政府情有獨鐘，從而導致公共行政的極端地方主義傾向。在美國，即便人口只有幾千人，只要公民聯合向州議會提出納入自治市的申請，大多數情況都能獲準。

其次，當代中國城市有行政層級之分，西方國家一般沒有這個特點。據2000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城市行政區劃和區域分布表所列，城市行政級別分組有四：即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這四類城市的后三類具有經有關部門核準得到行政升級（直轄市不再升級）、合并以及被撤消的可變性特點。例如，建國初全國設立直轄市14個，1954年撤消其中的11個，天津直轄市曾一度被撤消降為省轄市達9年(1958-1966)，后又恢復；
1998年又增設重慶直轄市。此外，直轄市、副省級市和地級市對中央所劃定的若干縣（包括縣級市）分別具有行政管轄權，此即所謂中國市管縣的市政體制。正是這一體制，使城市的行政范圍延伸到廣大農村，不僅其行政范圍十分廣遠，也造成了管轄人口的劇增。僅以1997年為例，我國地級以上城市有226個，按市區人口統計，年末全國城市總人口為23905萬人，平均每個市只有106萬人；
而加上市管縣人口，全國則達89772萬人，平均每個市則有350萬人。1998年重慶建直轄市后，管轄4個縣級市、8個縣和14個區（其中大多數為城鄉混合區），行政管轄總面積為82403平方公里，總人口達3090萬（2000年底），可謂世界“超級城市”之最。

由于我國市管縣體制的建立，使得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范圍，既包括具備城市功能的城市主體，也包括城市功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延伸不到的那些廣大農村。這種既管城市，又管農村；
既管以市民為主體的城市公共事務，也管以農民（也可以叫做廣義市民、虛擬市民）為主體的各行各業及其公共事務的城鄉并蓄和城鄉共管，旨在城鄉共同發展的體制，徹底打破了西方城市建制及其發展模式，即早期以城鄉對立為前提的發展，以及20世紀以來對周圍的縣鄉進行兼并的模式。市領導縣體制造成了城市社會基礎的改變與模糊、公共服務的拓展以及市政體制運行方式的多樣化。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城市是集權的大政府、大市長（平均要負責幾百萬人管理與服務）；
而美國則是眾多的小政府、小市長（平均僅負責1萬人左右的管理與服務，象紐約、芝加哥等那樣的幾百萬以至千萬人口的超級城市僅有幾個）。必須說，中國市領導縣體制的好處還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它為中國城市的空間擴展從政治上鋪平了道路，而絕不會產生美國城市發展中與其周圍的縣鄉進行艱難的協調而帶來的麻煩。而另一方面，它也為城市的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財力、物力資源上的有力支持。當然，同時它也給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帶來新的問題和因素。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市長們，能象中國的市長要做那么多決策，管理那么多公共事務，中國的市長在市民與農民及其他各階層、群體利益關系上，需要進行全方位的謹慎權衡與協調，這一切都增加了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務的復雜性，特別是造成市長“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操作難度，同時對市長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藝術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國市長的職能和權責范圍有別于西方國家的市長，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市長倒象那里的一個省長、州長或郡長。

第三，中國城市的發展存在較大的不平衡，各城市現代化綜合指標有一定差距。西方國家城市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在20世紀初就已趨于基本平衡。例如，英、美、法、德等國各個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公共產品及其服務水準大同小異，市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的主要產品在大多數城市都能同樣獲得，并不因為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很大影響。而我國，由于城市自然條件有優劣，資源有窮富，文化素質有高低，開發有先后，歷史活動影響有強弱，不僅使我國城市的分布及規模存在較大差異，而且東西南北、內地、沿海與邊疆各地區城市，在其基礎設施、經濟產業和文化產業，科學技術與教育發展水平以及該城市對國家的創造和貢獻等方面都有較大差距。比如，大上海與大西北高原上的某座城市的市民生活質量指標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我國各地的市長素質、能力、施政藝術及其管理風格也存有較大差異。在進入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的21世紀，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后，我們迫切需要具有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公共服務，從而為城市功能的充分發揮和提升找到更廣闊的拓展空間。21世紀向中國城市公共管理提出的巨大挑戰就是，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中國各地的城市現代化綜合指標要趨于相對平衡。

第四，中國的城市形象差異。所謂城市形象，即城市這一物質實體的外顯，以及包括市民素質在內的整個城市內在精神的展示。城市形象的高低優劣跟城市規模有一定關系，一般說來，城市大，人才多，創造大，具有聲名遠播的基礎，但明星城市也有中小城市，例如珠海、威海、張家港、中山市等。這些明星城市的形象更多憑仗現代城市綜合指標的人均方面，靠的是基礎設施、環境、市民素質的優化，以及精神文明建設的閃光亮點來樹立形象，特別是市長形象對整個城市形象的影響。如果說，作為物質實體的城市外在形象是一筆巨大有形資產，那么，作為市民精神和市民綜合素質融匯表現的城市內在形象，則是一筆巨大無形資產。在一定意義上，市長形象本身也屬于該市的巨大無形資產，體現該市的城市精神，是整個城市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一個杰出的市長名字本身，就是該城市精神、城市形象以及該城市地位及其影響的代名詞。市長的管理和施政活動及其業績對整個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例如，市長的管理和行政藝術對大連市城市形象的提升所產生的積極影響，盡管他因某種需要離開了這座城市，但這筆城市無形資產仍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一個才干超群的杰出市長可以使城市這一巨大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增值，而一個低能平庸的或者聲名狼藉的市長卻使該市的城市形象受到損害。21世紀對中國城市形象的要求就是，包括市長形象在內的整個城市形象在較高的水準上趨于相對平衡。

2、中國市長的三重身份

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的歷史時空，中國市長應具有三重身份。

其一，市民的政治領袖。

這里的“政治領袖”，有其特定內涵。所謂“政治”即城市公共管理。作為全面負責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務的城市政府首腦，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全體市民的政治領袖。市長的身份和職能，既是市民意志的表達，也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市長的政治權威是城市本質力量的確證。根據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市長負責制原則，市長擁有最高行政決策權、指揮權、以及統一協調權、人事提名和任免權、最后決定權和城市最高代表權。市長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具有不容質疑的法理性。

在21世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市長作為市民的政治領袖，其本質就是一連串公共服務。西方公共管理學家稱這種服務是最高的和最難的服務。如何能做到最佳服務，即市長管理藝術的最佳探求，諸如城市公共管理社會化和政治發展民主化方面的創造性舉措等。城市政府改革已向企業放權，并繼續向社會進行一定的放權，但放權并非一定是“大社會”、“小政府”、“小市長”和“虛市長”，21世紀的中國城市需要的是強政府和強市長，以及強有力的市民政治領袖。

在中國城市，實際上就存在兩個“市民的政治領袖”，而且各有其成立的依據。市長和市委書記的權威是并行不悖的。這里說市長是市民的政治領袖，并非否定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核心領導，而恰恰遵循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統一原則。當然，從政治改革的觀點討論，市長、市委書記這兩個市政角色由一個人擔任也是可以的。就我國城市公共管理的歷史考察，既有實現這種“合一”的現實社會基礎，也有這種市長與市委書記合一的經驗先例。

其二，城市管理的專家。

21世紀的我國市長必須是城市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的專家。

由于城市公共事務的廣入性，即公共事務進入城市社會生活領域的范圍廣，涉及面大，造成了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復雜性。

盡管21世紀的中國市長已不能再象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那樣，充當市場規則的教練員、宣傳員和裁判員，但由于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戰，特別是由于“經營城市”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市長仍然負有使城市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不斷增值的時代重任。在某種意義上，城市也可以視為一個使其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不斷增值的大公司，市長則是這個大“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21世紀的中國市長盡管不再會對本市各個企業的生產經營發號施令，但卻要對城市這個虛擬的大“公司”一絲不茍地進行指揮和調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城市管理專家的中國市長，一半是英明的政治家，一半是精明的企業家。

21世紀的市長，必須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家里手。這要求市長要致力于解決中國城市建設和發展的主要問題，把智慧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城市規劃、環境保護、公共設施、交通與住房，社會治安、社會保障、社會福利以及防災減災等具體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的完善上，以人為本，不斷提高城市環境質量和市民生活質量，有效地協調城市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盈利與非盈利組織在內的各種社會組織的關系，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使廣大市民更多受益，所謂市長是城市管理的專家的更確切說法，應是中國特色的市政管理專家。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和市情，以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背景，21世紀的中國市長，遠比美國的所謂城市經理所面對的公共管理客體及其環境復雜。因此，我國市長也要比美國的城市經理所要求的素質更高，知識更為全面和豐富，其技能更多樣、更高超，其公共行政的方式和手段更加追求卓越。

其三，市民的倫理楷模。

所謂市民的倫理楷模，即市長在其管理和行政活動中，其言行舉止特別是在其與國家、與廣大市民的關系中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境界，不僅在較高層次上遵從共產黨員和國家公務員的道德準則規范，同時具有超越城市公共行政領導干部一般道德要求的閃光亮點。中國官德傳統，不只是唐太宗式的納諫、包拯式的公正、清廉以及清康熙式的勤政，同時更有當代共和國市長的禮賢下土，彭真市長的務實愛民，王鶴壽市長的嚴懲。21世紀的市長一定廉潔奉公，忠于職守，敬業勤政，不說假話，永遠把關心市民福利、百姓疾苦牢記在心，跟腐敗、墮落、作徹底的決裂，從而成為當代世界最清廉、最愛民、最進取、最務實，最高效的城市首腦。

二、我國市長的培養和塑造

1、大批市長的培養和塑造迫在眉睫

首先，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將提高市長的地位。改革開放20年來，由于鄉鎮企業和非農產業化的巨大發展，已使沿海和內地不少地方出現“農村工業化”的跡象，加之實施“離土不離鄉”的戶籍政策，結果一方面西部欠發達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在雙低水平線上，一方面東部發達地區工業化水平又高于城市化。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相對滯后，對我國國民經濟、科教、文化以及基礎設施等公用事業的更大發展造成一定阻礙。

為此，我國投入巨大資源，全力加速城市化的進程。隨著新建城市的不斷增加，以及原有城市人口及空間的擴張，截止到1999年底，全國城市行政管轄總人口達97426.88萬人（市區與轄縣合計），其中市區總人口為26018.47萬人（不是全國城鎮總人口），分別達到同年全國總人口125909萬人的77.3%和20.7%。這就是說，一方面，市長的公共服務要面對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廣義市民，一方面，因建制市的市區人口（狹義市民）所占全國人口比例相對較低而需要增大。無論從哪一方面考慮，整個國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每個城市具體分擔和落實的。由此，市長的地位和職責也必然提高和加重。

其次，是我國加入WTO后，由于全球客商對我國城市投資環境優化的需要，以及與此相連的強化城市公共管理職能改革的必然要求，對市長的綜合素質和施政水準的提高也提出了挑戰?？梢哉f，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國城市的市政體制經過不斷探索和改革，特別是在市管縣、計劃單列市、區街體制改革、城市政府機構改革、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公共服務的完善方面，已經取得不小的成績，但各城市在市政體制和市政職能的改革中也存在某種缺憾和不足，由于上述大都是一個模式，明顯缺乏創造性和本市的地方特色。實際上，有關公共服務的各項改革在與中央精神一致所謂前提下，還是應有各地城市的創造性。諸如，怎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全體市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產品；
如何處理下放權力和強化權力的關系，把城市政府建設成一個廉潔的高效率的強政府，而不是城市的弱政府和虛政府；
如何完善各類社會組織，協調它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并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以及如何改善城市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的運作方式，以促進城市經濟的更快發展和社會的文明進步，市長都要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再者，加速推進城市化，是本世紀黨和國家的戰略任務，也是西部開發戰略內涵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西部開發的城市化不能走傳統的城市發展老路，也不應是一個統一的模式。鑒于各地市長的綜合素質、管理和服務水平的不平衡，特別是西部市長的管理藝術及服務水準與發達城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21世紀中國市長培養及其能力表現的重大改變，就是市長素質和管理水準趨于相對的平衡。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西部和全國的市長都要努力學習新知識、新理念，學習西方國家的新公共管理，以使自身的管理理論及其實踐能力得到提升。政府如何支持西部城市化建設的市場化運作、科學技術進步及發展教育怎樣成為西部城市化進程的有力支撐、西部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如何協調、西部城市與東南沿海以及中部城市怎樣合作與互補、如何創造西部城市開發的新亮點等，所有這些問題都向廣大西部市長以及全國的市長提出了挑戰。

2、市長選任的歷史回顧

建國以來，市長對城市的建設和管理發揮過巨大作用，上個世紀的每個時期都有一些杰出的市長載入共和國城市史冊，但由于極左思潮等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市長的權威及其職能的發揮長期存在不穩定和不平衡的狀況，其施政水準及其業績也常常因人因環境而異。1982年憲法規定實行市長負責制后，市長職能有明顯的增強和擴大，特別是從1983年開始，中央有關部門舉辦了數屆市長研究班，對市長素質和服務水準的提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有力地推動了城市領導干部學習管理理論的風氣。80年代中期李鐵映同志的關于“研究城市學，建立社會主義城市”，“現代城市是一個大系統”的理論；
包頭市市長烏杰同志關于城市研究的系統辯證思維及其城市管理理論和實踐，以及同期許崇德、夏書章、徐理明等專家學者對市長職能及市長形象的探討，都具有一定開創性，可謂城市公共管理現代化和市長建設現代化的輿論先聲。由于種種原因，或許說關于市長選任的科學化和制度化，以及市長（包括副市長）的職能范圍及其權責內容，在立法上是否應加以明確等課題，在上個世紀最后幾年還未來得及深入探討。

3、市長的任職資格——全才加通才的水準

市長資格形象的內涵結構應包括：以馬克思主義信仰、鄧小平改革開放理論以及“三個代表”思想的把握為依據的政治素質、以城市建設和管理知識為核心、以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知識的融會貫通為基礎的綜合知識素質、以戰略頭腦和開拓創新意識以及組織能力等因素為前導的綜合能力素質。市長資格形象，包括智商素質，也包括情商素質；
既有身體素質，也有心理素質，同時也包括上述綜合素質的外部表現形式，諸如市長的談吐、舉止風度、人格魅力方面。市長資格形象，是服從21世紀中國市長的三重身份（城市廣大市民的政治領袖、城市管理的專家、市民的倫理楷模）需要的政治素質、綜合知識素質、綜合能力素質及其外部表現有機融合的統一體。當然，市長的任職資格形象，必須符合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和德才兼備的原則，這是選任黨和國家各級各類干部的普遍原則。但這一方針和原則，在干部隊伍的不同領域，還應有其特定內涵。

所謂“全”即全面，知識面寬，可以涵蓋城市社會生活運行的各個領域；
所謂“通”就是將城市建設和管理知識同文理工科知識、政治與經濟方面的知識、社會與藝術等方面的知識融會貫通。全才和通才市長的必要性就在于，城市公共管理與服務本身就涉及城市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諸多方面。西方學者關于公共政策與公共行政的區別的論述，對全才和通才市長的必要性給我們做了經驗性的提示。澳大利亞著名政治學家和公共行政學家歐文．E．休斯認為，公共政策分析人士是一群與眾不同的人，他們更加關注分析的方法和數字，而公共行政是有才華的業余者的領域，這個領域需要通才，英明和有效的統治與任何一種方法和統計都無關。無疑，休斯的觀點含有偏激成分，因為在公共管理上所表現的任何所謂“天才”，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來“靈感”，英明的和有效的管理一定要有科學的思維和經驗的積淀為前提，而“經驗”基本上是可以用統計學等科學方法驗證的。

新世紀大批“全”“通”市長的產生，將使城市管理更科學、更文明、更高效，同時也徹底改變傳統的大智若愚的賢者模式，從而推動和促進城市管理主客體的全面發展與自我完善。至于，任職前的市長資格形象到底要具備那些知識，其全面和貫通達到什么程度，其細化標準如何，國民教育如何適應市長培養和市長資格形象的塑造，則需要有關部門和專家包括廣大市民深入探討和論證。

市長資格形象的全才與全通，實際也是對市長的專業化要求。所謂市長的專業化，即市長工作內容的專業化，它是基于國家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的分工要求，以及市長任職所必須把握的知識和技能的普遍要求，對市長職能及其權責內容所作的明確規定。這就是說，全國的市長所從事的工作具有同類性，具有相同的職能和權責。當然，市長的專業化需用立法（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形式明確地固定下來?！叭?、“通”市長的任職，是21世紀市長專業化的必要條件之一。

必須說，目前我國“全才”和“通才”的市長還很少，至于在任職前符合上述市長資格形象要求的則更少。因此，市長選任前的綜合素質培養問題就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21世紀的中國市長是需要特殊培養的，包括學校培養和實踐培養，不能全靠干中學。所謂“干中學”，是共和國大規模建設初期，各種人才奇缺，黨和國家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種人才應急手段，在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和信息時代的21世紀，為了廣大城市有更科學、更文明、更高效的公共管理，為了給廣大市民帶來更多福祉，“全才”和“通才”市長產生的第一環節，就是進行科學地特殊培養。

4、市長培養的途徑和方法——學校培養加實踐

本文認為，對未來市長進行科學的特殊培養，可采用高等學校前期培養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其做法就是，在國家指定的高等學校的院、系設“市長專業”，學制可長一些，或者把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銜接起來，招生對象可基本確定在有幾年工作經歷的公務員范圍。學生在指定課程修滿，考試合格，可頒發市長專業畢業證，作為選任市長的資格證書。市長專業畢業生可到市黨政部門應聘公務員，經一定期限的實踐鍛練后，可參加市長等級序列最低一級的考核，以后可根據情況參加市長序列中較高級別的考核。市委所通過的市長候選人提名，須從持有市長專業畢業證并通過實踐考核的公務員當中確定。為此，國家應有相應的立法保證。在上個世紀，市長這一職務幾乎可以由來自任何從業領域的干部擔任，其經歷和閱歷也是各有千秋，絕大多數市長沒有受過公共管理專業的高等教育培養。

由于未來的市長具有共同的前期專業培養經歷，為“全才”“通才”市長的選任以及市長管理藝術的完美表現打下良好的基礎，市長職能也將得到更充分的發揮。這跟交響樂團的指揮基本來自音樂學院指揮專業的畢業生相類似，又如當司機必須要有駕駛證一樣，獲得駕駛證書的人可以不開車，但開車必須要有駕駛證，當然，需要獲得市長專業畢業證書的城市領導干部還應有：副市長、市政府秘書長、市長助理，市長秘書、市委書記、副書記及其他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以及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市人大常委。這樣做，可以為市長的管理和施政活動，進行更有效的配合和監督。在上個世紀，各種市政會議的出席人，常常對自己陌生或知之甚少的領域中的提案也要進行討論和表決，不得已受別人意志左右，議決中的從眾現象，實是出于無奈。在21世紀，由于全才全通的城市公共管理者不斷增多，市長職能以及整個城市公共服務水準都將會有劃時代的改觀。

市長的專業化培養以及“市長資格證書”的頒發，是21世紀中國的一項艱巨而偉大的任務。

截止到2000年底，我國城市總數已達663個，建制縣為2074個。按我國入世及城市化進程加速的發展趨勢，在21世紀前20年將全國縣城總數的一半（1037個縣城）升格為市是極有可能的。這樣，在2020年全國將有1700個城市。假定每個市有市長1名、副市長平均5名，我國將有1.02萬個正、副市長任職。按20年換屆4次，新任和連任概率為50%計，全國需有2.04萬個正、副市長先后任職或連任。同時，需要獲得“市長證”的市領導干部的數量也會成倍擴大。假定，市政府正副秘書長、市委書記和副書記、市人大正副主任等領導，按每個市平均各10名計，每個市將另增30名領導干部持市長資格證書上崗；
這樣，需獲“市長證”的城市三大班子領導則增加5.1萬人（市政協領導班子成員需持市長資格證書的人數未計）。依照前面換屆4次，新任和連任概率為50%計，需獲市長資格證書的市領導干部又將增加10.2萬人，再加上前面的新任和連任的正、副市長2.04萬人，總計需持“市長證”的城市公務員數量可達12.24萬。如果每個市政領導崗位有3個競爭者，那末，本世紀前20年將有36.72萬人應持“市長資格證書”。

我國有十幾億人口，在本世紀前20年，廣義市民，即城市行政管轄范圍的全部人口所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超過80%的條件下，全國城市幾千萬公務員隊伍中，有幾十萬人持市長專業畢業證書不能算多。雖然持有“市長證”者不一定能被選任為市長和副市長，但持有“市長證”的大多數人將在市政領導崗位以及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其他崗位上工作，這對加速和正在實現城市化的我國，的確是件好事，它將改變和優化城市公務員的素質結構；
并使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服務水準進一步提高，同時也將進一步強化和完善城市領導干部及全體公務員的競爭機制。

由于市長在現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務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市長必然成為城市管理者中一種極為重要的職務和職位，同時它也應成為一種職業。長期在市長的崗位上工作，使市長的工作成為一種穩定的職業，即市長的職業化，本文認為，應提倡市長的職業化，這是我國市長建設的發展方向。市長作為一種職業，市長的任職、晉升以及工作調動還應是市長或副市長，盡管變動后的職務行政級別或相同或不相同。當然，也不排除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優秀的在任市長因國家需要，選任其它崗位。市長的職業化，還應有嚴格的市長職稱制度相配合，市長既是一類職務，同時也是一種職稱，市長職稱還應有序列化等級，比如，設見習市長、候補市長、一級市長，二級市長、三、四、五、六、七、八級等級別以及榮譽市長等稱號。同時，市長任職也應實施程序化。諸如，其職務與職稱可以一起晉升的情況和條件，晉升職稱而不升職務的情況和條件，市長職稱和職務可越級晉升的情況和條件，市長的職務和職稱的高低極限及其相互關系、晉升細則，市長連任的晉升規定，以及晉升程序與選舉、任命怎樣結合等，這一系列的問題的回答都應通過有關部門和專家的科學論證，并從立法上加以明確和保障。

必須說，市長任職的穩定性也是與市長的職業化緊密相關的一個問題。一方面，市長的職業化是市長任職的穩定性的基礎；
另一方面，市長任職的穩定性也是市長職業化的保障。這是因為，城市的建設與管理的最優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長期的艱巨的事業，培養和塑造市長亦是長期而艱巨的工作；
此外，杰出市長的形象魅力的產生和增強，及其影響的擴大需要一定時間；
市長的管理和服務經驗的積累及其業績創造，也需要一定時間；
而保證市長施政方針的連續性，以及由于市長工作出現某種失誤而改正錯誤、檢驗和評價市長的功過，都需要一定時間。據此，我們完全有理由主張市長任職的穩定性。上個世紀，許多市的市長走馬燈似的頻繁變換，有的市甚至在八年之中，竟換了六任市長，盡管不少市的市長任職變動，也有其合理性，但在許多情況下給城市建設和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可低估。當然，這樣的故事不應在21世紀重演。為此，我們主張市委在市政府班子換屆進行市長的提名時，應支持、鼓勵市長連任，由此保證和促進市長任職的穩定性。

市政管理論文范文第5篇

一、加快農民進城的緊迫性

我國經濟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個變化，就是20多年間有1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已占農村總從業人員的30%左右，使鄉鎮工業取代國有工業，成為我國工業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則逐漸地減緩，并在近幾年因市場變化而出現倒流趨勢。僅1997、1998年兩年統計，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就凈增366萬人，1999、2000、2001年每年至少也有凈增100多萬人。出現上述情況并不意味著資源配置效應的潛力告終。主要依據是：盡管已有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領域，但由于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迅速增長，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還有3億多，同改革初期相比，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100多萬。農業與非農業的邊際生產率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我國國民經濟經過20多年高速增長的量變積累，已經呈現質的變化，即絕大部分商品的供給已經滿足或超過市場需求，由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大多數鄉鎮企業在市場導向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飽和，不再有超常發展的空間；
而高技術含量的生產領域雖然市場廣闊，卻需要鄉鎮企業進行重大結構調整，不可能再以低技術和粗放經營的方式跨進結構升級這道門坎。況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鄉鎮企業，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缺乏技術和管理人才，遠離城市集中地帶，難以再走“離土不離鄉”的道路。我國鄉鎮企業發展正面臨著一個調整期，這就不可能再以從前那樣的超常速度增長著。與此相聯系，鄉鎮企業可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趨于下降。從“七五”期間年均925萬人，降到“八五”期間年均719萬人，降到1996年674萬人，再降到1997年的400萬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不可能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前面所說的資源配置效應，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復存在，經濟增長速度將會顯著放慢。

我國經濟改革以來的一、二十年間，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就業，并因此帶動了鄉鎮企業高速度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發展，但這種替代終究是有限度的。農村人口城市化規律是不可阻擋的，限制城市化是積累矛盾，加劇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與城市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是現代化進程中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取得史無前例的進展，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進程仍然十分緩慢，這兩者之間表現出極其明顯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幾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農村經濟增長速度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明顯趨緩。這就要求必須因勢利導地解決這種不協調問題，并使之相互促進，以開創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要有效地解決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就必須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關系。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推動現代化進程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也是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缺少的原動力。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城市化水平也不斷提高，這是產業結構變遷引起就業區域結構變遷的結果，也是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工農業產值結構已由建國初期的3:7轉移為7.5:2.5，而城鄉人口結構乃為3.6:6.4，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并且獨立于城市化進行的，使得迅速增長著的剩余農業勞動力無法被城市二、三產業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國城市工業所能提供的新的就業崗位只有3723萬個，而同一時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誤，全國城鄉勞動力共增加19127萬人，大部分新增勞動力不得不被安置于農村，這就必然嚴重地制約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增長。市場取向改革以來，我國市場化程度有了顯著的進展，并且與工業（尤其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這些年來，我國農村工業化和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也正是市場化因素不斷強化的結果。然而，在依靠市場機制和農村工業化力量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與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城市化滯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來。

二、是進小城鎮抑是進大中城市

關于我國城市化與城鎮化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但是，對城鎮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問題，至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這就很難對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作出正確的回答。我們認為，城鎮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發展小城鎮是我國特定條件下城市化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發展小城鎮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而不是最佳的選擇。確立這樣的一種觀點，才能正確認識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換句話說，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的特殊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發展小城鎮戰略聯系在一起。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農村問題的解決無關。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提出發展小城鎮戰略時，又總是同解決農村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國現階段農民進城方式和條件，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在城鄉分離或城鄉分割體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們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區分為兩個不同類型的社區。與此相適應，在農民進城上，也可以劃分為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這兩種方式。當城市化還沒有基本實現的情況下，必然是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并重（目前兩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進小城鎮的人數還會比進大中城市的人數多得多。當城市化演變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城鎮化就會逐漸被城市化所代替。屆時，農民進城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進入大中城市，或進入大中城市的人數遠遠超過小城鎮。

我國小城鎮的戰略地位，是源于農村工業化是在城市化嚴重滯后的背景下運行的。農業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是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方式。剩余農業勞動力就地向鄉鎮企業轉移，比起舊體制下農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勞動力流動機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種初級形態的勞動力市場，畢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現在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在就業空間上的封閉性和分散性。封閉性指的是面向農村，就地轉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鎮集中的不及8%。應當這樣看，即小城鎮建設對帶動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還將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我國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過散、缺乏規模效益的鄉鎮企業，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礎設施條件。但由于企業自身和外界條件的限制，它們大多數還很難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鎮的進入門坎則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鎮的集聚效益差，二、三產業發展規模小、檔次低，對投資的吸引力和對勞動力的容納能力很有限，不應對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過高的期望。我國小城鎮的發展速度很快，目前總數已突破60000個，但每個城鎮平均人口（指非農業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載體的初衷始終未能達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鄉村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了擴大小城鎮的規模，提升小城鎮的檔次，客觀上要求小城鎮建設必須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例如在與大中城市一定距離內和交通干線附近形成小城鎮群帶，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對周圍地區的擴散和帶動效益，并減輕其膨脹壓力。事實上，目前有些小城鎮所表現出來的規模和效益，有相當部分來自鄰近大中城市發展的可能性。應當認識到，農民進入小城鎮，是在傳統的城鄉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今后我國新增就業崗位，將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產業，如果絕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嚴重受阻。我國城市化已經演變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小城鎮數量擴張已經基本完成，今后發展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建設質量上。還應當指出的是，我國經濟增長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往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發展起來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市場已經相對飽和，在鄉鎮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進行技術改造、產品升級、資產重組和產業轉移，小城鎮是無法滿足這一結構重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較容易提供鄉鎮企業進行調整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信息、人力資源、市場條件等，而且還將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統計資料表明，我國100萬－200萬人口的城市，勞動力在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45%，而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僅占23%。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積極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在繼續為小城鎮發展（擴大規模、提高檔次）提供必要條件的同時，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從消極限制向積極鼓勵發展大中城市。與此相聯系，農民進城的方式將越來越由集中小城鎮轉向集中大中城市。

與農民進城方式相聯系，在大中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二元市場，即進城農民的就業市場與城市居民的就業市場同時存在。從相對意義上，這兩類市場是相互分割，相互獨立的。由于戶籍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養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別，轉移到城市的農民還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權利和就業條件，還無法同城市居民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在城市二元勞動力市場上，進城農民所從事的多為城市勞動者不去競爭的崗位，并領取比城市居民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相對少得多的社會福利。這種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產業領域，農民進入的機會也很少。這種制度上的市場結構差異，目前起著緩解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就業的沖擊力的作用。與此相聯系，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其就業性質一般是屬于非正規就業。所謂非正規就業，指的是廣泛存在于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有別于傳統典型的就業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門里的各種就業門類，和正規部門里的短期臨時性就業、非全日制就業、勞務派遣就業、包生產或服務項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對于傳統的國有、集體單位的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穩定性較弱，流動性較強，加上非正規部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還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適應性過程，使得這種就業崗位大都留給進城的農民。

三、制約農民進城的制度性與結構

農民進城的條件，首先取決于城市門檻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就必須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1980年國務院作出“嚴格控制大城市，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方針，其中的一個考慮，就是農民進入小城鎮的門檻相對比較低。從理論上說，要把一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大約需要三種基本投入：(1)生產資本投入，為創造一個就業崗位所需要的資本投入；
(2)生活資本投入，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本投入；
(3)基礎設施投入，就是生產與生活所必需的水、電、路、汽等基礎設施。這三種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別不是很大。但是，根據我國的國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補貼越高，大中城市建設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鎮則近乎等于零。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農民又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或國家財政補貼），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鎮最少。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創造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尤其是進大中城市的條件，就必須消除附著在城鄉戶籍上的各種待遇差別（包括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養老制度等），實現城鄉一體化。由此可見，為了加快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就必須從根本上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建設是由政府負擔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負擔的。受政府財政資金的限制，政府很難把對城鎮居民的義務擴大到農民身上。因為農民的大規模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大。為了緩解這種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應，自然是限制農民進城，即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因勢利導地促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逐步實現城鎮建設市場化，使城鎮化建設從以往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誘導型，即不依賴于國家投資，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誘導先富起來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依靠農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籌措城鎮建設資金，解決城鎮發展中的人口集聚、經濟發展和建設資金三大問題，使城鎮化步入快車道。

當前我國農村城市化所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點，就是傳統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嚴重地滯后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這就必須逐步改革傳統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變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為統一的居民身份證一元戶籍制度。其具體內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如實地反映公民的職業和身份狀況的本來面目，實現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只有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才有可能為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和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以往那種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它從制度上堵塞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途徑，抑制了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要使這種轉移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政府一方面要為增強這部分勞動者的就業技能和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還要為這部分勞動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務機制。這一機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包括養老、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
二是包括就業培訓和職業介紹在內的就業服務體系。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和就業服務體系嚴重滯后的現象，已經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勞動力市場功能的發揮，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這是我國實現農村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國目前現實的情況是，絕大部分農民尚未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已經進城的農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在住房、醫療、教育、勞動就業、養老等方面，身份沒有變化的農民只能自己承擔高額費用，導致在許多已經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出現進城農民又回到農村“人口回流”現象。

我國農民進城的條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同時還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約束。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其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經濟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之前。也就是說，在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工業規模急劇擴大，需要勞動力大量增加，為大量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提供良好機遇。當經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之前，社會上大部分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大部分勞動力已經在工業中就業。此后，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主要不再依靠絕對規模的擴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與世界上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不同，我國實行的是趕超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即不是發揮勞動力資源充裕的優勢，反而選擇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化為發展重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一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外延型工業化階段中，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是與工業中技術、資本和對勞動力排擠同時發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遇到很大的障礙。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來，宏觀經濟運行發生很大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趨向回落。這固然和改革進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經濟增長放慢有很大的關系，但就國內因素而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和經濟結構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國民經濟增長建立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但是，與我國經濟轉型相聯系，或由我國經濟轉型派生出來的，則是就業問題的尖銳性，以及為解決就業問題所必須應對的就業模式的轉變。計劃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短缺經濟”。當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必定要經歷一個長期被壓抑的需要迅猛釋放的階段。但是，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市場結構也隨之由以往的供給主導型轉變為需求主導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國有企業，由于產品結構不合理，加上經營機制轉換滯后，大量產品積壓，生產能力嚴重閑置，致使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伴隨著市場競爭力度的加大，這種結構性矛盾必將進一步加劇，進而由工業制造業本身結構調整所形成的結構性失業壓力，將會越來越大。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傳統體制下，以低效率為代價的大量隱蔽性失業顯性化，即轉化為公開性失業。從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角度，這種變化是積極的、必要的、進步的，從緩解由此帶來的公開失業壓力的角度，這又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根據最新統計，目前我國到各地城市打工的農民約有8800萬人，而城市勞動力市場總體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崗失業人數越來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業優先的原則，并采取各種強制性手段限制外來農民工就業?，F在全國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務工的領域、行業工種等方面，采取各種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從嚴格意義上說，作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國城市約有8800萬農民工）、我國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民工實際上是屬于城市邊緣群體。從行政管理上講，他們被看作沒有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
從政治上講，他們不被承認為工人；
從經濟上講，他們沒有城市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這種產業工人隊伍隱性化，是不利于國家穩定的。應當認識到，盡管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歧視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其實際失業率遠遠低于城市實際失業率，他們已成為全國各省區城鎮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沒有被確認為城市的正式戶口，也沒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務，但其生產與生活方式和城鎮勞動力大體相同。為了促進我國結構變革、城市化進程，政府應當制定公平的民工就業政策，保證農民工的勞動權益、勞動安全和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為此必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實行常住人口申報制和登記制，只要具有勞動崗位（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視為當地注冊人口，并有獲得公共服務的選擇權和公共事務參與權。目前進城農民工的真正后顧之憂是社會保障制度。由于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種保障制度，農民工一旦成為城里人，其原來擁有的土地如何處理，是今后制定農民工政策的一個難點。對此，胡鞍鋼教授曾經提出“給戶口置換土地”的設想。即如果農民工愿意選擇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應該給其城鎮戶口，讓其享受與城里人同等的權益。即應該根據《勞動法》給其各種社會保障權力，包括失業、養老、醫療等各項保障都應該擁有。與此同時，由于居住地點的改變，農民工就會自動放棄其原來所擁有的土地。但是，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遠未到位，又要解決近億個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實踐操作中仍有許多待解決的難題。

【參考文獻】

①《了望》周刊記者：《中國城市化提速》，了望周刊，2002年(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