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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讀劉敦楨先生未刊手稿《河北定縣開元寺塔》有感:謹以此紀念劉敦楨先生110周年華誕

      發布時間:2025-06-17 14:29:45   來源:作文大全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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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6年初,數篇已經散佚70余年的論文原稿在中國文物研究所發現,這些極其珍貴的手稿皆系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劉敦楨二位先生于1936年前后撰著,應是當年中國營造學社準備刊行的學術專輯《古建筑調查報告??し鹚返闹饕獌热?,今年9月19日,適值劉敦楨先生110商年華誕之紀念,作為最先親睹劉敦楨先生七十年未刊手稿的晚輩末學之一,本文即是筆者研讀其中《河北定縣開元寺塔》一文的讀書筆記,不揣淺陋,冒昧為之,謹以此表達對中國建筑史學研究先賢前輩深切的懷念與無上的景仰。

      關鍵詞:劉敦楨,《河北定縣開元寺塔》,中國建筑史學

      中圖分類號:Tu-092

      文獻標識碼:E

      文章編號:1004-8537(2007)09-0140-06

      2006年初,數篇已經散佚70余年的論文原稿在中國文物研究所被發現。這些極其珍貴的手稿皆系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劉敦楨二位先生于1936年前后撰著,應是當年中國營造學社準備刊行的學術專輯《古建筑調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未及最后殺青及刊行,這些文稿亦因戰亂顛沛而遭劫散佚。在此后長達70余年的漫長歲月中,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曲折磨難的路程?究竟又是如何在紛飛的戰火中輾轉而至今日中國文物研究所的檔案庫中?或許都已經無從知曉。

      兩位中國建筑史學研究泰斗宗師的手稿同時再現于世,其重要意義自不待言。梁思成先生著《山西應縣佛宮寺遼釋迦木塔》經中國文物研究所劉志雄、劉季人諸先生的整理,已先行于2006年第4期《建筑創作》刊載而劉敦楨先生著《河北定縣開元寺塔》、《河北淶水縣水北村石塔》、《河南濟源縣延慶寺舍利塔》、《蘇州羅漢院雙塔》等四篇未刊手稿,則由劉公哲嗣劉敘杰先生精心整理校訂,即將收入正在編纂的十卷本《劉敦楨全集》之中。

      今年9月19日,適值劉敦楨先生110周年華誕之紀念,《建筑創作》雜志計劃以??男问?,以示紀念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這也是值得每一位中國建筑師銘記的日子,因為從他們開始學習建筑的那一刻起,在建筑之夢最初開始的地方,必定有劉敦楨先生及其學生們主編的《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國建筑史》等經典教科書的陪伴左右,成為他們認識、了解進而去熱愛自己本民族建筑的起點。

      作為最先親睹劉敦楨先生70年前手稿的晚輩末學之一,謹將近日來研讀劉公《河北定縣開元寺塔》一文的些許體會和感受,不揣淺陋,刊布于茲以此表達對中國建筑史學研究先賢前輩深切的懷念與無上的景仰。

      時光回溯至1934年9月,時任中國營造學社文獻部主任的劉敦楨先生偕研究生莫宗江、陳明達、趙正之等人以平漢鐵路為中心,先后分三次赴河北調查測繪古代建筑遺構。其中,第一次行程于1934年9月下旬出發,先至定興縣,調查定興城內元大德十年(1036年)所建之慈云閣;次赴定興縣西二十五里的同里鎮,調查測繪石柱村北齊天統五年(569年)標異鄉義慈石柱;再由同里鎮前往易縣,經過燕下都北部,并于易縣逗留約近半月,先調查測繪易縣城內開元寺之遼乾統五年(1105年)所建毗盧、觀音、藥師三殿,及城西關外千佛塔、圣塔院塔、以及泰寧山下的泰寧寺舍利塔等遼塔遺構;次赴易縣城西興隆莊測繪清西陵以及附近凈覺寺、雙塔庵諸塔。歸途自易縣返至淶水縣,調查測繪淶水城內大明寺宋遼經幢,及城外之西岡塔,水北村唐石塔等。其間還曾赴淶水縣西北石龜山遵化寺及釜山靈泉寺二處考察,并于靈泉寺發見金大定二十二年祖公禪師壽塔,最后由淶水前往涿縣,調查涿縣城外普壽寺,及城內智度、云居二寺磚塔,至此返回到北平,此次行程共計20余日。

      第二次行程始自次年(1935年)五月三日,劉敦楨先生偕研究生陳明達、趙正之等再次沿平漢鐵路一線考察保定、蠡縣、安平、安國、定縣、曲陽、正定等地的古代建筑,時間約計月余。其中進行重點調查及測繪的有安平縣圣姑廟、文廟,定縣開元寺料敵塔、大道觀、天慶觀玉皇閣、貢院考棚、眾春園行宮,曲陽縣北岳廟德寧殿、八會寺遺址、清化寺元幢、靜巖院塔,正定縣隆興寺,開元寺鐘樓等十余處遺構,本文述及《河北定縣開元寺塔》一文,應為此次調查之后劉敦楨先生所完成的重要成果之一。第二次則是于1936年10月,劉敦楨先生偕研究生陳明達、趙正之等赴河北、河南、山東諸省進行古建筑調查在河北境內先后調查與測繪涿縣、新城、行唐、邢臺、大名、磁縣等地的古代建筑遺構20余處。

      上述實地調查期間,劉敦楨先生及其助手通過實地測量、繪圖、攝影記錄,詳細記錄遺構狀況及其重要數據,返京后再進行全面整理,繪制完成正式圖紙,并通過已知實例與文獻資料進行比較、分析與論證,最后完成并發表調查報告。

      1935~1936年間的三次河北古建筑考察結束之后,劉敦楨先生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曾陸續發表有《定興北齊石柱》、《易縣清西陵》、《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調查記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調查記》等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而《河北、河南、山東古建筑調查日記》則于20世紀80年代初整理發表在四卷本的《劉敦楨文集》之中。

      值得關注的是,此前自1932年春起,中國營造學社逐漸形成了以梁思成、劉敦楨為主導的研究力量,學社的工作重點也逐步從傳統的文獻考據而轉向對古建筑遺構的實地調查與測繪。歷經幾年的實踐與探索諸如《正定調查紀略》、《晉汾古建筑預查紀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大同古建筑調查報告》等系列古建筑調查報告的陸續發表的,則標志著中國營造學社針對古代建筑遺構所運用的調查方法與研究理路(調查測繪、年代判斷、分析總結、表述體例等)得以日臻明確成熟、完善。在這方面,如果說最初發表發表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等展示了梁思成先生開闊的視野、非凡的洞察力,其后不久梁思成、劉敦楨二先生合著《大同古建筑調查報告》則開始形成了較為完備固定的體例,即中國營造學社田野調查報告所沿襲的標準范式,也成為中國建筑史學研究之經典“范式”。前述1935~1936年問劉敦楨先生《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調查記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調查記》等調查報告及研究論文的發表,皆可視為當時中國營造學社漸趨成熟工作方法之體現。

      去年建筑文化考察組重訪中國營造學社河北平漢鐵路沿線考察舊跡時對比梁劉二公的不同的學風,我們曾有如下感受:

      《滄浪詩話》云:“少陵詩法如孫吳,李白詩法如李廣”,李廣用兵如神卻無兵法;孫、吳則有兵法可循,引申意指李白、杜甫皆為詩壇巨擘,詩作自是難分高下,區別只在于李白天縱其才,興會標舉,不事雕琢,后人

      難于效仿;杜甫則體裁明密,工整嚴謹,字斟句酌,后人學之似有章可循?!稖胬嗽娫挕穼疃胖啔v、氣質、性情乃至詩作的品藻,似或可借來套用于梁、劉二公身上——梁思成先生才思睿捷,逸采縱橫,思路開闊,多有即興而發的宏旨妙論,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劉敦楨先生盡管學識過人因其個性并不像粱公那么瀟灑張揚有時甚至顯得不如梁公那么有吸引力然劉公則是鋒芒內斂,根基篤實,治學及文風更透出一種執著深廣、沉郁頓挫的嚴謹與縝密。

      今有機會重見這份劉敦楨先生手稿《河北定縣開元寺塔》,我們的感受愈發強烈,并為去年河北行之前未得先行學習而深感遺憾。

      與《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調查記略》中對于定州料敵塔約計七百余字的簡略記述相較,這份遺著則是以簡要的調查記略為基礎深化拓展而成的研究專論?!逗颖倍h開元寺塔》篇幅約計二萬二千余言,全文由“略史、塔的位置及臺基、塔的平面、外觀、內部結構、其他事項”等六部分組成其中以塔史考證、塔之外觀及其內部結構,著墨最多,廣征博采,論述甚詳。今之學者用功之深、用心之切如劉公者絕少,此稿雖為70余年前的舊作但僅就對定州開元寺料敵塔的詳細考證與深入研究而論,迄今恐也無人能及。

      通過當時料敵塔附近出土的實物諸如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年)《七寶瓶銘》、東魏孝靜帝武定元年(543年)高歸彥施造白大理石佛像殘座、武定五年(547年)豐樂、七帝二寺《造像記》,以及隋開皇五年(585年)的《七帝寺碑》、開皇十六年(596年)《正解寺碑》等,劉敦楨先生不僅將北宋以降散見于方志和各種碑記中的寺史沿革,由宋初追溯至北魏末期的七帝寺。其次者,他還依據民國十年(1921年)料敵塔南出土石匣“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十五日舍利……”之墨筆銘記佐以《梁書扶南國傳》、《法苑珠林》、《三寶感通錄》,遂考證料敵塔附近出土石匣乃埋藏舍利之用;劉公另據《高僧傳·貞辯傳》、《舊唐書·王處直傳》、《舊五代史·梁太祖紀》、《舊五代史·后唐莊宗紀》等史籍旁征博引,然后融會貫通,基本確定了隋唐時期定州開元寺之營建概況,并由此推論貞辯修補開元寺的年代,應在梁開平三年(909年)后數年之內。

      關于料敵塔的營造和落成年代宋祁《景文集》、《畿輔通志》、雍正朝《定州志》等史籍中約有四種不同記載。關于塔的始建年代,有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與真宗成平四年(1101年)二種:工程告竣年代則有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和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二種。劉公將其逐一進行細致的梳理考證認為料敵塔正式興工之前必經長期籌劃,所以宋祁詩作特注“至道乙未經始”;但塔之實際開工興造日期,應以元大德碑所紀述的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較為詳密可信。至真宗乾興元年,塔的一部或大部完成以后或因經費支絀和工程上別種緣故,不得不暫時停頓,故宋祁《修塔記》之作稱其告一段落。其后復繼續修造,到仁宗皇祐四年,塔頂才結尖了畢,而附屬工程則延至至和二年始告完成。劉公還以塔內第七層與第十一層走道壁面上所嵌的至和元年功德石二塊,推論宋祁所述“至和歲乙未告成”,實有所本,而“經營一甲子”之語,亦與事實大體符合也。

      《河北定縣開元寺塔》略史部分之重點雖在于料敵塔營造年代的考證然宋金以后、降及明清料敵塔的建置情形,劉公的史料梳理亦極為翔實完備,并在文中以言簡意賅的年表形式羅列出來,一目了然。此外,劉公還將引證的史料及文獻(包括抄錄的碑文、銘刻等)近六千言,全部附于文末的注釋之中,不僅出處清晰,而且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關于料敵塔極為詳細的文獻索引,綱舉而目張其自身即可視為獨立成篇的重要學術成果。

      《河北定縣開元寺塔》開篇雖稱略史,但關于寺及塔的史料扒梳卻是精彩紛呈,劉公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絕非一般人可想見?;驐l分縷析,層層遞進,或謹嚴縝密,刪繁就簡,字里行間無不體現出劉敦楨先生深厚的國學根基及其從容駕馭史料的大家風范,堪稱中國建筑史學研究中史料整理與考證的典范之作。

      《河北定縣開元寺塔》之第二部分劉敦楨先生以實地踏勘塔的位置及臺基入手,與各種史料互相參照,將寺及塔平面的發展分為三期:“第一期在全寺的西南角,即北魏以來的七帝寺正解寺和唐開元寺原有的范圍,故所有北魏、東魏的造像銘刻,以及唐永徽問舍利石匣等,都發現于此一帶之內。第二期在全寺的西北角,即北宋會能建塔的地點。據著者的觀察,此塔約高八十米,其臺身及臺基所占面積頗為廣大,而原有的開元寺為地勢所限,既不能如北魏洛陽永寧寺和遼佛宮、普慶諸寺的塔,建于佛殿之前又不能遵照唐·道宣《戒壇圖經》所述正中佛院的制度,將塔直接置于佛殿之后,故只能在寺的后面,另辟一區供建塔之用。因此之故,寺與塔遂一前一后,成為對立的形狀。第三期在全寺的東側和東南角,就是金大定年問增建的圓教院。自此部加入之后,致使原來的開元寺和料敵塔,都偏于西側?!痹谡摷八屡c塔的范圍及其相互關系時,限于當年客觀條件,劉公的分析和推論甚為謹慎,未及得出明確的結論,僅謙遜地稱其為“不過以上所述,純系一種設想,確否如是,非待事實證明后,不能作為結論”。遍查為數不多相關料敵塔的研究文獻,此問題似乎仍未引起今人的關注,考古探掘也是無從談起。其實所謂學問的“功力”,除卻自如駕馭史料的真功夫之外,尚須有精密之思考力。時至今日讀至此時,面對劉公七十余年前的存疑之處依然存疑,不由得讓人心生慨嘆。

      通過詳勘塔的各層平面細節,詳細記述殘損狀況,《河北定縣開元寺塔》之第三部分,劉敦楨先生以其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歸納分析了料敵塔在平面上值得注意的長處和缺點:“它的(塔之平面)長處,系在內部設有八角形的塔心柱,自基至頂,將各層梯級藏于塔心里面,不但為唐代初期的大雁塔、小雁塔所未有,就是比北宋周期諸塔置梯級于走道內的,更為方便整齊。它的缺點即各層都在東、南、西、北四面辟門,其余四面除最上兩層以外,俱使用假窗。這種方法使有門的四面,與有假窗的四面,在重量上不能平衡。而且門下又無反券(Reversedarch)補助,致使各層門券上最易發生破裂導致產生部分崩塌的危險?!眲⒐颂幙芍^一語中的,論述精辟。將千年古塔的形制與結構細節及像解剖麻雀一樣有條不紊地展示出來,而問題的提出和引人入勝,再到逐一剖析與結論亦如行云流水、渾然天成。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由中國文物研究所專家主持料敵塔修繕工程而進行的殘損勘察與結構分析,上述結論的科學性與準確性也再次得到證實。

      關于料敵塔的外觀式樣,劉公卻又描述得如此簡潔傳神:“此塔八角十一層,而第一層比例稍高,故在腰檐上,

      再加平座一層。自此以上,各層僅施疊澀式的出檐,并無平座和闌額、斗拱等類的裝飾,手法異常簡潔。其各層高度和直徑的比例,也均能搭配勻當,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而且外輪線復具有很輕快的凸肚狀(Entasis)故塔的形狀秀麗瑩潔,為北宋磚塔中不可多得的佳構?!蓖跤臆娭饵S庭經帖》其法極嚴,其氣亦逸,有秀美開朗之意態。劉公以“如初寫黃庭”一語形容料敵塔之比例和諧、形象俊逸,可謂娓娓道來,躍然紙上,至為生動。論及塔高與塔圍的比例關系,劉公則筆鋒一轉,將舊藉中極筒略的法則進行了歸納:“一為蘇州姚補云先生所著《營造法原》內謂,‘塔盤外階沿口周圍總數,即塔葫蘆尖至地高低’。換言之,塔的高度等于階臺周圍的總長二為河北易縣宋千佛塔明正統十四年《重修舍利塔記》云‘塔高一百又十尺圍以稱之?!豆沤駡D書集成·神異典》記述山西應州佛宮寺釋迦塔,也說‘塔高三十六丈,周圍如之’。此外《江西通志》載清佟國勷重修南昌繩金塔,內有‘高十丈六寸,八方周圍共十丈一尺六寸’之數語,皆言塔高等于塔圍。案此所謂的塔圍,也許就指塔身第一層的外圍長度而言。但是此三者中,千佛塔和繩金塔未經調查;佛宮寺塔據梁思成先生測量的結果,也與《圖書集成》所說的未能符合?!眲⒍貥E先生通過引證文獻與實測數據對塔高與塔圍比例關系的探討,表明當時諸如設計方法、比例尺度、構圖規律等涉及中國建筑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已經引起他及學社同仁的密切關注。是否可以如此推論,劉公的得意門生陳明達先生后來對于上述問題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進展而終成一代大師,其所受到最初的啟發和教誨,或許也應是淵源于此罷。

      《河北定縣開元寺塔》之第四部分則在詳細記錄塔外觀形制與數據的基礎上,劉敦楨先生深入分析了塔的內部結構,并認為料敵塔所設八角形塔心,內藏梯級,外設佛龕,無論功能或結構 皆為全塔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塔心結構各層外壁向內收進,塔心直徑隨之縮減,且各層平某下斗拱和外側平座斗拱異常類似,致使觀者從塔之殘缺部瞻望,往往誤會大塔之內另有小塔一座。對此,《河北定縣開元寺塔》之內部結構部分,非常細致入微地廓清日本學者關野貞、常盤大定合著《支那佛教史跡》及瑞典學者喜龍仁(O.Sirien)《中國美術史》(Historyof Chinese Art)內中關于料敵塔的謬誤(一)誤認塔心另為一塔。(二)誤梯級設于走道之內。(三)誤第二層以上走道上所覆的為穹窿。

      當時的料敵塔外壁崩塌約四分之一卻仍能屹然聳立,劉公將其歸功于塔心結構支撐維系其他未塌部分的緣故并由此而提出了此種形制的產生演進是否受木塔中心柱的影響?抑或因環行禮拜的緣故,從北魏石窟的支提塔演變而成的假設。諸如此類“大歷史觀”觀照下的推測與假設劉公《河北定縣開元寺塔》文中屢屢提及與歸納,這對于后學研究思路的啟發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正是既切近微觀局部同時又把握宏旨要義的學術姿態,尤見劉公那種論列歷史的高屋建瓴,駕馭史料的從容淡定,那種縱橫捭闔張馳有度的大師風范,讓我輩末學如置身其側,聞其娓娓講來,余韻未盡身心卻已是長浸其中。

      1968年4月30日,在“文化大革命激烈的沖擊之下,劉敦楨先生最終舍下傾注他后半生全部心血八易其稿的《中國建筑古代史》憂懣辭世。而與此同時,劉公作于30年前的四篇關于佛塔的論文手稿,正無聲無息地躺在北京北大紅樓的某間檔案庫中,窗外卻是狂飆驟起的喧囂、疾風漫卷的紅色海洋,以及那些或扭曲或崩潰的人性。

      時光又過去了將近40年,喧囂遠逝,披沙瀝金,在今日所見這些依然無聲無息的文字中,那顆執著、沉郁、深廣的心靈,以及那些心靈背后隱忍的往事,也更將激勵著后輩學人繼續前行。(本文承蒙中國文物研究所張廷皓所長,劉志雄先生等惠允查閱劉敦楨先生《河北定縣開元寺塔》未刊手稿之原件,又蒙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劉敘杰教授提供上述手稿的整理校訂稿,天津大學建筑學院王其亨教授及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殷力欣先生對本文亦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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