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批判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摘 要：在幾十年歷史演變過程中，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經歷了三期發展，即從“老批判理論”到“新批判理論”再到“后批判理論”。就它們與馬克思主義關系而言，第一期發展以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的“跨學科唯物主義”和啟蒙辯證法為代表，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第二期發展以哈貝馬斯的歷史唯物主義重建為代表，被重建后的歷史唯物主義已經“面目全非”;第三期發展以霍耐特對早期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重新詮釋為代表，被重新詮釋后的馬克思已經成為“另一個馬克思”。因而，從總體上看，法蘭克福學派三代批判理論家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從欣賞、信奉到懷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

關鍵詞：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三期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王鳳才，男，哲學博士，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蘭克福大學高級研究學者，從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當代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倫理學等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從批判理論到后批判理論”，項目編號：14JJD720007;國家留學基金公派高級研究學者項目

中圖分類號：B51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1-0017-12

按照通常理解，法蘭克福學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最大的流派，因而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也就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而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這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就理所當然地屬于馬克思主義。情況果真如此嗎？實際上，法蘭克福學派并非鐵板一塊，批判理論并非整齊劃一，而是存在著眾多差異、矛盾甚至對立。那么，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批判理論家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如何？本文試圖結合著批判理論家的論述重新思考這些問題。

（一）批判理論：將馬克斯·韋伯的洞見整合進被修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

維爾默指出，當馬克思闡發資本主義社會理論時，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關于未來解放社會的觀念，即不存在人對人剝削和統治的未來社會觀念，在當時的工人和知識分子中已經流傳開來了。不過，馬克思認識到，將理想的烏托邦與惡劣的社會現實對立起來是無益的;同時他認為，黑格爾將社會現實當作理性的顯現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馬克思比黑格爾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災難性、非人道性和異化方面?！皩︸R克思而言，黑格爾關于現代國家是理性最高顯現的辯護，只是對這個問題的意識形態表達;黑格爾關于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和解，只是思想中的和解，事實上必定仍然要實踐地解決的?！盵1]（P62-63）1馬克思闡發的資本主義社會理論旨在表明，資本主義社會通過交換關系普遍化、生產力無節制發展、經濟危機不斷加劇、革命無產階級產生，在內部種下了自身否定的種子。

馬克思斷言，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必將導致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辯證否定的必然結果。對馬克思來說，在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因而共產主義社會的自由意味著所有人不受妨礙地發展，唯一的限制來自于社會與自然之間持續新陳代謝的必要性。不過，就社會交往與共同意志形成來說，馬克思并未形成“自由人聯合體”范疇;毋寧說，就現代自由制度這個黑格爾問題而言，馬克思強有力地批判了黑格爾的解決辦法之后，又通過自己的理論策略埋葬了而不是解決了這個問題，一代又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追隨馬克思的這個立場。維爾默說，馬克思關于無階級社會觀念的闡述中存在著空白，這與他對資本主義分析中的缺陷之間有著內在關聯。也就是說，歷史本身的發展以及對工業社會面臨的問題不斷增長的意識，已經使得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變得越來越不可靠——即使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也是如此。

維爾默認為，馬克斯·韋伯仍然是啟蒙傳統繼承人。但在韋伯那里，“合理性”（Rationalit?t）概念十分模糊：一是指與經濟效率、行政管理相聯系的目的合理性;二是指與法律普遍形式化、組織科層化相聯系的形式合理性;三是指與本真性相聯系的規范話語合理性。在韋伯這里，“現代化=合理化=解放+物化”這個悖論是根本無法解決的。因為在他那里，合理性概念、“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范疇既是分析現代社會結構和起源的描述性范疇，又具有不可還原的規范性內涵。維爾默指出，韋伯關于事實問題和價值問題的區分、職業倫理概念的提出以及對終極價值選擇的準存在主義理解，都直接影響著其理論范疇的形成方式?！暗珜.韋伯來說，合理性與啟蒙之間，或者說，形式合理性概念與（象征著本真生活方式的）規范合理性概念之間，依然存在著內在關聯。正是基于這個理由，我們才能談論M.韋伯的‘合理化悖論’?！璏.韋伯的現代合理化理論中蘊含著一種深刻的悲觀主義歷史哲學?！盵1]（P71）

對于韋伯無法解決的“合理化悖論”，傳統批判理論家，尤其是霍克海默、阿多爾諾試圖借助于啟蒙辯證法來解決。這些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試圖將韋伯的某些洞見整合進被修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譬如，他們從韋伯那里借用了進步的否定辯證法，同時批判韋伯的目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概念。正如維爾默所說，與馬克思不同，他們贊同韋伯的這個觀點，即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內在邏輯，并不指向無階級社會，而是指向工具理性的/行政管理合理性的封閉系統。當然，他們與韋伯也有不同，由于（這時）他們還堅持馬克思關于解放的、合理組織的無階級社會觀點，所以必須重新思考進步辯證法與革命變革觀點之間的分離問題。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認為，合理化的根源在于，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和概念思維的同一性。他們斷定，在被啟蒙了的世界中，不再存在合理性概念的一席之地?？梢?，在這一點上，他們是贊同韋伯的，但給出的解釋不同：并非合理性概念不可靠，而是現代世界的虛假合理化使得合理性概念顯得像純粹幻覺。在現代世界中，畸形的合理化不僅表現在現代社會的合理化、科層化中，而且表現在科學的客觀化、資本主義交換原則的普遍化中，并最終表現在使合理性概念、解放概念逐漸物化中。維爾默指出，霍克海默、阿多爾諾與韋伯具有諷刺意味的一致性：他們都把適合于支配和自我保護的概念思維視為現代合理性濫用的最終根源，甚至不相信在理性思維領域中可以保持正當合理性概念的活力。然而，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針對韋伯而堅持的客觀理性概念本身1，并不必然導致這種悲觀主義結論：整個人類歷史是令人絕望的、不斷走向墮落的歷史——用W.本雅明的話說，是“一堆升天的碎片”;相反，“正是由于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在‘合理化悖論’重構中闡述這個概念的方式，以及他們將M.韋伯的觀點整合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的嘗試，最終使他們的立場成為對M.韋伯主張的一種軟弱無力的抗議：沒有宗教的或形而上學的保障，‘客觀理性’概念就沒有穩定的地位”[1]（P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