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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匈奴作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存在著以“攻戰為事”的戰爭第一的文化特點，而這樣一種文化也影響了匈奴的社會倫理，政治、法律乃至于教育和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匈奴的戰爭慣用“誘兵”之策，也通過這樣的方法獲得過多次戰爭的勝利，由于其戰爭第一的文化特點，匈奴也對戰爭本身有著與其相關的特殊信仰，他們往往認為戰爭的成敗與天神有關。
[關鍵詞]匈奴；戰爭；游牧；特點
匈奴是活躍蒙古高原上第一支最為強大的游牧民族，他的發展、壯大乃至消亡，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則往往是直接或間接通過它們的鐵騎——戰爭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匈奴形成的其富有特色的戰爭文化和形式也影響這后來興起的游牧民族。
一、匈奴明以攻戰為事
“匈奴明以攻戰為事”出自于《史記·匈奴列傳》中中行說對漢使的一段話，這一句話簡明的概括了，戰爭在匈奴文化中的地位，我們從匈奴的社會倫理、政治、教育等各個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特點。
從社會倫理關系上來講，歷史記載匈奴“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而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則是：“匈奴明以戰功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可見匈奴是通過人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來分配物品，并同樣由此來決定他們的社會地位。中原的農耕民族正好與之相反，“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頒白者不負載于道路”是儒家文化中對理想社會的描述，這也反映了中原農耕民族以老幼輩分來區別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產品分配，當然是與農業生產相關聯的。
在匈奴的政治同樣也帶有濃重的軍事色彩。史料記載匈奴的官制為“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他們不僅使匈奴國家的大臣，同時也是匈奴單于之下的大大小小的軍事統帥，匈奴的官制以“軍事第一”的觀念而設置。武沐先生在研究匈奴的法律時，就認為匈奴有“作戰不力”這一項罪名，例證則是史料中記載了“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以及“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
匈奴的教育和社會風氣同樣也是如此，“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以及“士盡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
總之，匈奴“明以攻戰為事”的戰爭第一文化，對匈奴社會的各方面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匈奴的戰爭本身也有著很多特點。
二、匈奴的戰爭特點
匈奴的戰爭“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因此往往以“誘敵深入”為主要的戰法，所以《史記》中記載匈奴人“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云散矣?！?/p>
匈奴使用這一戰術，最成功的經典案例則是漢朝初年的“白登之圍”。漢高祖七年冬天（公元前200年），由于韓王信投降匈奴，漢高祖劉邦率軍親征，此時匈奴方面則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于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于白登?！边@次戰役之后，漢朝在很長一段時間能夠只能避免與匈奴交鋒，而采用了和親的方式。
由于匈奴慣用“誘敵深入”的辦法，因此漢軍熟悉匈奴戰術的將領也常常對其進行“反利用”，同時匈奴也通過其自身經驗，能夠對敵方的“誘兵之計”進行識破。前者比如李廣曾在與匈奴交戰時，寡不敵眾，便將自己的軍隊佯裝為誘敵之軍，從而使匈奴不敢攻擊。后者，則是著名的漢武帝時期的馬邑之謀，“漢伏兵三十萬馬邑旁……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余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后來匈奴得到守亭的尉史，從其口中證實了漢朝的伏兵計劃，因此單于說：“吾固疑之”，可見通過埋伏伏兵，誘敵伏擊的辦法對付常以誘敵為策的匈奴是不容易成功的。
另外匈奴在戰爭中還頗有“天命”的色彩?！妒酚洝分杏涊d匈奴“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而日月本身就為匈奴所崇拜，《史記》記載“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另外1956年蘇聯考古隊在蒙古國發掘匈奴墓葬，見死者頭部附近的槨壁上釘有裝飾日月的金片，也能夠證明匈奴人對日月的崇拜。匈奴人將崇拜的日月與戰爭聯系起來，首先可見匈奴對戰爭的重視，同時也說明匈奴戰爭的一種宗教式的特色。
此外，匈奴在一些具體的戰役中，也能看出他們的這一特點，也就是戰爭的成與敗很大程度上是“天”或者“神”在主宰。在“馬邑之謀”這場戰役中，軍臣單于因的尉史而證實了漢朝的伏兵計劃，他說：“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辈粌H如此，還把這名尉史封為“天史”，他們認為幫助其獲勝的是“天”。匈奴在攻打烏孫時，沒有勝利，則“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此時則以為是神在護佑烏孫，而使其難以戰勝。在東漢時期，耿恭與匈奴在西域作戰，他先用毒藥涂抹在箭頭上，然后向匈奴傳話說：“漢家箭神?！毙倥屑?，由于毒藥發作創口潰爛，加上暴雨天氣，導致整個匈奴軍隊完全潰敗，而匈奴最終也以為是：“漢兵神，真可畏也！”而后，耿恭又被圍困于疏勒城中，匈奴截斷其水源，耿恭深掘水井，得水后，匈奴“以為神明，遂引去”。這些都可以看出，匈奴對戰爭勝敗的一種天命觀，而正是這樣一種戰爭思想文化，才使前面匈奴候月出兵的情況得到解釋，同時這也從側面體現了匈奴對戰爭的重視和崇尚。
三、匈奴戰爭的評價
匈奴形成這樣一種“軍事第一”的文化，是其特殊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造成的，關于這一點學者們研究的已經非常深入，如王明珂在他的著作中認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鄂爾多斯高原地區氣候開始出現干旱化，原本可以進行農業生產，或混合生產模式的地區逐漸游牧化，然而他們為了讓動物有足夠的草食，必須進行遷移而掠奪其他地區的生產資源，從而成為善戰，好戰的武士。王紹東先生也在他的著作中認為：“由于游牧民族產品結構單一，容易受到天災人禍的侵襲，對外界的依賴程度高，然而當無法使用貿易來進行交換時，或者遇到天災而導致沒有畜產品進行交換時，那么他們只能使用軍事手段襲擊周邊部落或農耕地區，來掠奪生產及生活資料，為本民族爭取資源，所以軍事對于游牧民族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迸c此對比的是，農耕民族卻與之相反，農耕的自然經濟是一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模式，其對交換的需求很少，所生產的產品養活的人口也要大的多，但是這樣一種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需要的是一種穩定的社會環境，所以農耕民族往往是對戰爭保持一種慎重的態度。
這些觀點都恰當而深刻的解釋了匈奴形成這樣一種戰爭文化的原因，因此筆者不在贅述，不過這些研究成果是對匈奴形成“明以攻戰為事”文化深層原因進行的挖掘，所以絕不能以此來解釋匈奴的所有戰爭。
以文帝時期匈奴主動對漢發動的三次大的戰役為例，僅有文帝后期匈奴入上郡、云中和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入朝那、蕭關，史料中明確記載了“殺略甚眾”和“虜人民畜產甚多”。而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右賢王進入河南地犯邊，《匈奴傳》中僅記載其“往來入塞，捕殺吏卒，驅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另外則是冒頓提出了“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的要求，而從事后漢朝與匈奴媾和中所贈與匈奴的物品來看，也大多是一些奢侈品。筆者認為根據前面所引述的兩條史料來看，匈奴的此次戰役就是非以掠奪物資為主要的目的。文帝時期之后的兩場戰役也同時殺掠了大量的無辜百姓，給漢朝人民帶來了災難。而匈奴發動這幾次戰爭的時候，正是漢朝和匈奴采取和親政策，雙方可以通過非戰爭的方式進行物資交換的時期，而匈奴此時的幾次戰爭，就很難說完全是因為其游牧經濟的單一，為調劑其物資而發動的。
同時，戰爭也對匈奴本身造成了極大的損害。根據王慶憲先生的統計，從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19年，僅僅十年匈奴則損失了二十二萬余人口，其損失的牛羊馬匹更是不計其數。史書中記載，由于漢匈之間的戰爭，匈奴“孕重墮■，罷極苦之”這樣一種慘重的記載，讓任何人都不忍卒讀。
匈奴作為游牧民族，其需要與周邊其他生產模式的民族進行物資交換，以保障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這的確是產生其戰爭至上，崇尚武力的文化之根源，不過這卻不是匈奴發動每一次戰爭的原因，因此需要我們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然而匈奴與周邊民族的戰爭，都會給雙方帶來深重的災難，這確實是毫無疑問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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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2014年度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研究生科研創新資助項目（編號：LYSZ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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