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時官員飯局看國民黨后方“緊吃”

李有福

抗日戰爭時期，民生維艱，吃飯問題尤為重要。陳克文是國民政府一名普通官員，他的日記對戰時國民政府官員的飯局有大量記述，還原了前方“吃緊”背景下后方官員“緊吃”的腐敗現象。

戰時陳克文飯局的整體寫照

陳克文自1935年起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等職長達13年之久。全面抗戰爆發后，陳克文隨國民政府先遷武漢，后至重慶。日益緊張的戰局擾亂了陳克文的生活秩序，但包括飯局在內的日常消遣卻照樣開展。即使在抗日戰爭中后期，在大后方持續通貨膨脹、物價不斷上漲、民生愈加困難的情況下，陳克文的日常聚餐與應酬仍然應接不暇。

1937年底，陳克文隨部門內遷武漢，飲宴之風因大批政府官員的到來而變得更加火熱。此時，陳克文有時甚至一晚赴約兩地、應酬兩次。

1938年8月，陳克文離漢赴渝，開始戰時大后方生活，同樣忙于出席各種宴會應酬。此后，日軍不斷對重慶進行轟炸，民眾日夜奔波于跑警報、躲空襲、藏防空洞。但陳克文的日常應酬和娛樂活動仍較為頻繁，經?！皫讉€約會都碰在一個時候”。

在對陳克文日記中全面抗戰時期的飯局頻次進行量化統計后發現，1937年至1945年，陳克文的飯局共950次。

從日記記述來看，陳克文飯局次數較少的時段主要分布于1937年6月至9月和1943年12月。1937年6月，陳克文的母親和妻子生病，他在醫院陪護，應酬和娛樂相應減少。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消息傳來，人人失望。大家相見，都搖搖頭，‘完了完了嘆息不止”。面對不利的戰事消息，他無心吃飯、喝酒，“情緒極為郁郁”。相較于全面抗戰爆發初期的“不愿吃”，1943年12月，陳克文的飯局數量較少的原因，則是由于喝酒略多，導致“痔瘡破裂”，不得不住院進行手術治療，然后臥床休養。

陳克文的飯局場所層次不一，既有豪華飯店、辦公場所，也有家庭私宅，還有一些小館子。在其宴飲之際，有時還伴隨著輕歌曼舞和燈紅酒綠。關于飯局中的食物，陳克文日記中記錄不多，似乎較為關注“和誰吃飯”“在哪吃飯”，而較少關心“吃什么”。

綜觀戰時陳克文的950次飯局，有確切姓名者共達608人，主要是國民黨中高級官員，也有一些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

國民政府官員宴飲成風

由于戰爭原因，大后方物資供應困難，物價飛漲，民生艱難。對于物價的大幅度上漲，陳克文自己的感受也非常強烈。

早在1938年7月30日，陳克文在購買零碎雜物時，就獲悉“物價有漲至一倍以上者”。1940年7月30日，陳克文和朋友在重慶大元飯店吃飯之后，給家中孩子買了約1.4公斤的勒吐精代乳粉。他在日記中寫道：“克寧代乳粉是買不到了，勒吐精也賣到二十四元一磅，比戰前大約貴了十倍?！贝撕?，重慶的物價持續上漲，陳克文在日記中抱怨：“連機關的公務員也幾乎到了無可維持的境地了?！?p>

陳克文日記反映了后方官員“緊吃”的腐敗現象

對于有著優渥公廩保障以及其他灰色收入的國民政府官員來說，已明顯感受到物價上漲給生活帶來的負擔，那么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難就可想而知了。但即使在普遍謀食維艱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官員依然宴飲成風。陳克文在日記中對自己與官員朋友的“大吃二喝”情形多有記錄，其1940年的日記可見一斑。

（8月16日）效率委員會調查委員黃式典因為他的兄弟得補了省議會的參政員，請院里的同事好幾個人到生生花園吃晚飯。一桌子的菜竟化（花）了九十多元，客少菜多，許多菜沒有人下箸?？箲鹑?，還如此浪費物力，真是一怪現象。這可證我們的組織不夠嚴密，統制不夠效率。

（10月4日）會計科的科長吳士瑜到中央信托局去了。晚間請他吃飯餞別，并請齊次青、彭仰侯、羅味真、宓賢弼、申夢青、陳丹忱諸人作陪。雖是小館子，菜也很平常，到底吃了三十七八元。大曲酒飲了一斤半，出來的時候，有些飄飄然了。

（11月19日）曾養甫和甘乃光請我和之邁到他們那里吃乳豬。他說乳豬只不過幾元的價值，可是燒烤的用炭卻費幾十元，這也是一件怪事。

面對前線戰爭物資緊缺、后方政府官員消遣娛樂的情形，當時一些媒體開始關注并加以報道。

1938年11月，《庫務月報》刊載了一篇隨筆文章，較早提到“吃緊”與“緊吃”的狀況，指出“重慶如此，成都何嘗不如此？……‘望鄉臺上還要貪吃，真是要命！”1942年2月5日，《節儲之友》刊載了一幅漫畫，一名戰士駐槍站立，凝視著飯桌上觥籌交錯的政府官員?？梢?，戰時“吃緊”情況下，官員“緊吃”的現象備受社會關注。

特殊時期下的飯局

密集的飯局，顯為國民黨政治生態的日常表現之一。在重大政治博弈之際，作為人際關系“潤滑劑”的宴飲更被深化為團體利益的“黏合劑”，飯局也成為當時國民政府官員為選舉拉票的場所，陳克文的日記中對此有大量記述。

（4月21日）十二時應組織部部長陳立夫，副部長余井塘、馬超俊之約，到組織部午餐?？凸矁上?，均系各地出席六全大會之代表。席間交換關于大會各項問題之意見。

（4月22日）應白健生先生之約，前往彼寓晚宴。到甘乃光、雷渭南、韋永成、程思遠、陽叔葆等，亦系為六全大會競選而聯絡代表感情的性質，席間談話多以競選為中心。

反觀戰時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日常生活，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象。黨員干部普遍節衣縮食，生活儉樸，“八路軍的生活常常比當地民眾還要艱苦”，一些基本的生活設施也“只能因陋就簡”，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艱苦處境與誠樸風尚，民眾看在眼里，記在心中。兩種不同性質的政治生態，后來的政治走向從戰時兩種不同的生活作風中也可得到某種預判。

（摘自《新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