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語言學的伽利略-牛頓-喬姆斯基風格

王強

(重慶郵電大學 外國語學院，重慶 400065)

生物語言學旨在研究語言的生物學屬性，它把語言當作自然客體，把語言官能當作與人體內的其他官能一樣對待。生物語言學旨在回答五個基本問題，即語言知識的組成、獲得、使用、相關的大腦機制及發展演化等，并認為語言具有生物性，語言學最終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1]，[2]1-3，生成語法所研究的普遍語法(UG)就是早期的生物語言學，生成語法也是一直采用生物語言學方法研究內在化語言[3]。

伽利略和牛頓都是現代科學(或曰經典科學)的奠基人和先驅。作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生物語言學繼承伽利略和牛頓的科學思想和風格，研究既是自然客體又是生物客體的語言。喬姆斯基是當代生物語言學(生成語法)研究的代表人物，研究思想和風格深受伽利略和牛頓等人的影響。正如Smith所說，“喬姆斯基對語言官能本質的思考所基于的歷時及學術框架正是伽利略和笛卡爾傳統”[4]。核物理學家Steven Weinberg和哲學家Husserl率先提出并使用“伽利略風格”(Galilean style)一詞，1999年，Adriana Belletti和Luigi Rizzi在采訪喬姆斯基時也說，“最簡方案的方法論假設大體上與后伽利略自然科學(即伽利略風格)的方法是相同的”[5]98。吳剛較早地初步總結了“伽利略-牛頓風格”(Galilean-Newtonian style)的內涵[6]18-19。在前人的基礎上，本文梳理伽利略和牛頓作出的與語言學尤其是生物語言學相關的論述，討論喬姆斯基對伽利略和牛頓思想的批判、繼承及其在生物語言學中的發展，以建立、充實生物語言學的伽利略-牛頓-喬姆斯基風格，闡釋生物語言學的方法論思想。

很多科學家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對某些習以為常的現象或問題感到困惑，繼而思考如何對其作出解釋。對問題感到困惑是有意義的，因為科學就是如此，問題無處不在，但是不能把問題丟在原來的地方或者停留在現象本身而不給出為什么如此這般的解釋。

作為現代科學奠基人和先驅的伽利略，對語言現象也有過困惑?？梢哉f，他對語言現象的困惑就是對自然現象的困惑?？少F的是，他對困惑進行了深入的思考。Chomsky指出，在洪堡特之前，伽利略已將語言和思維緊密聯系起來，而不是只和交際聯系起來。這為伽利略認識語言的本質明確了方向，也為此后的生物語言學(生成語法)研究用于思維的語言開拓了道路[7]650。早在現代科學誕生之時，Galilei就對人類使用20多個字母的不同組合向他人表達內心最隱秘的思想以及表現出的“非凡的心智”(sublimity of mind)感到困惑，并視為人類最“神奇的發明”，“超越了一切了不起的發明”[8]120。Chomsky贊賞伽利略第一個清晰地認識到人類語言的核心性質——也是最具區別性的性質——使用有限手段表達無限的思想[5]45,[9]4。我們認為，伽利略認識到這一點，在語言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且不是偶然的，因為在物理學中存在同樣的現象。

但是，如果的確發生這種沿著直線CE的滑行，那么數量上將是無限的，因為接觸點(僅指那些點)數量上是無限的：但是，無限數量的有限滑動會形成無限長的直線，而事實上直線CE是有限的。[10]19

圖1中，CE指以A為中心的圓的切線?！坝邢蕖焙汀盁o限”的對比提示我們，這正是有限手段的無限運用的思想，與人類用20多個字母表達內心思想的觀點本質上是一致的。

圖1 CE的解釋[10]17-18

伽利略把語言和思維聯系起來以及對語言使用有限手段表達無限思想的超前認識，在洪堡特的學說中得到了發展。洪堡特認為：“語言面對著一個無限的、無邊無際的領域，即一切可思維對象的總和，因此，語言必須無限地運用有限的手段，而思維力量和語言創造力量的同一性確保了語言能夠做到這一點”[11]116。如果說洪堡特給生物語言學的影響更加直接的話，那么伽利略給生物語言學的影響更加深遠。

Chomsky認為，伽利略意識到的語言使用有限手段表達無限思想的任務，直到20世紀的形式科學(formal science)才逐漸清晰地理解[5]48。形式科學與生成語法、生物語言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形式科學是“生成語法之源”[12]。寧春巖在梳理形式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的區別特征之后總結道，喬姆斯基生成語言學是典型的形式派，形式語言學的理論對象是語言能力和物化這種能力的人腦語言系統，理論方法是自然科學的公理系統推導法；
形式語言學是解釋性的語言學理論[13]。我們認為，研究語言生物遺傳屬性的生物語言學及生成語法的一個核心課題就是要解釋伽利略認識到的、語言的離散無限性，解釋語言怎樣使用有限的手段造出無限多的句子，兒童又是怎樣在短短幾年內習得母語的，采用的方法正是伽利略、牛頓采用的自然科學方法。

Chomsky還指出，伽利略對自然現象的困惑開啟了現代科學，愿意直面困惑跨出了嚴肅科學探索的第一步，并很快發現直覺往往是錯誤的[7]651-653。在我們看來，只有擺脫常識式直覺的桎梏，才能走近科學。力學和光學中有很多有趣的現象。10磅重的鐵球和1磅重的鐵球哪個先著地呢？亞里士多德的直覺認為10磅重的鐵球會先著地，但是伽利略在比薩斜塔上做的實驗生動地表明兩個鐵球同時著地。將一根筷子插入水中，直覺告訴我們插入水中的那一節會變彎，但事實上并沒有變彎，而是光的折射在起作用。語言習得研究發現兒童能夠正確地理解Can eagles that fly swim?的意義。雖然直覺上fly離can更近，而swim離can更遠，但我們不是問Can they fly?，而是問Can they swim?，兒童也都知道我們發問的意圖[14]。事實上，兒童對句子的理解不是按照表面的線性，而是講究成分結構和結構層級性的，由此推導出語言學理論中著名的最短結構距離性質和結構依賴原則。類似地，在Instinctively, eagles that fly swim中，我們對instinctively與離得更遠的swim關聯感到困惑，最短結構距離性質和結構依賴原則也是對這種困惑最簡單而可行的解釋[7]651-652，而且是語言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回答了生物語言學的首要問題。相比之下，經驗論者Putnam[15-17]、Sampson[18]等研究只關注錯誤的直覺，忽視了語言的層級性，認為最短距離是線性的，如對于Can eagles that fly swim?，以為是問Can they fly?；
對于Instinctively, eagles that fly swim，以為instinctively與線性更近的fly關聯，沒有對困惑提出任何真正的解釋。

誠然，困惑是寶貴的，但是科學不能囿于常識式直覺，而是要努力構建有解釋力的理論。生物語言學既要研究作為世界一部分的人和人類語言及其生物遺傳屬性，又要構建相關的理論。然而，世界不同于關于世界的理論，猶如語言不同于關于語言的理論。生物語言學遵循伽利略、牛頓倡導的理論可知性，并在喬姆斯基的論著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發展。同時，運用演繹推理，構建最佳的、有解釋力的理論。

Chomsky在概述最簡方案的根本尤其是方法論假設時回顧道，17世紀，人們對研究和理解世界的態度發生了劇變。牛頓認為世界本身是不可理解的，至少是在早期科學所希望的意義上如此；
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構建可以被理解的理論，以滿足我們的認識論標準。這也是“伽利略風格”的內涵。從此，科學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科學家的任務是弄清楚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基于世界的一般性質來解釋有機體的復雜性，而不能直覺式、常識式地理解世界[5]100，[19]72-73。吳剛在闡述“伽利略-牛頓”風格時總結道，在科學理論的研究與構建過程中，伽利略忽略或無視的是有悖于理論的事實，牛頓擯棄的是無助于理論構建和理解的常識和直覺[6]19。同理，我們認為，生物語言學是要構建關于語言知識的組成、獲得、使用、相關大腦機制及發展演化的、可以被理解的理論。大腦的工作原理無法通過直接觀察的方式認識，大腦或許不可最終被理解，但是語言是認識大腦工作原理的最佳途徑之一。類似地，語言能力和語言知識也無法直接觀察到，或許也不可最終被理解，但是可以基于說出的話語和內省的語料，提出各種抽象的模型，構建可以被理解的語言學理論。在理論構建過程中，既要忽略有悖于理論的事實，如忽略“包車包班列包機”這樣不符合漢語韻律語法理論的、蹩腳的語言事實(按照2#2#3的韻律，應該說成“包車包機包班列”)，又要擯棄無助于理論構建的直覺，如以為在John kicked the door中，kick是全句的句法中心語(按照生成語法的中心語理論，-ed這個屈折語素才是中心語)。當然，更要放棄毫無根據的猜測，如以為英語從漢語演化而來?？傊?，常識式直覺不應再是認識世界的標準。

Chomsky特別強調，如果接受自牛頓以來的現代科學成就，在構建可以被理解的理論同時，我們還要構建最有解釋力的理論，并與其他最佳理論統一[19]74。根據程芳的解讀，“最佳理論”是伽利略和牛頓的科學研究風格, 即指建構解釋力最好的理論來解釋客觀現象[20]。我們發現，最短結構距離性質、結構依賴原則、經濟原則、語段不可滲透條件等都是最佳的、有解釋力的生物語言學理論。尤其是，最短結構距離性質屬于高效運算原則，而高效運算原則又是語言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原則也是科學界、工程學界普遍適用的最佳理論?？梢?，生物語言學理論可以而且應該與其他最佳理論統一，基于世界的一般性質來解釋有機體的復雜性。

遵循理論可知性，并非人為設定，實乃客觀所限。人類認知能力有其特定的作用范圍和限制，我們無法為所有已經提出的問題都找到答案，甚至不能提出適當的問題，因而我們不得不滿足于關于世界的可知理論中的一部分。生物語言學非常關注的柏拉圖問題(Plato’s Problem)已經提出兩千多年了，至今還沒能給出完美的答案，但不代表以后找不到答案。Chomsky強調，語言演化理論符合伽利略、牛頓等人倡導的理論可知性，并明確提出了界定標準，即：一個理論，只有在能夠采用適當的人造工具重復它的假定時，才是可知的[7]681。我們曾評論道，喬姆斯基的語言演化理論是一種“突變論”(saltationist)或“不連續論”(discontinuity)，它與“漸變論”(gradualist)相對，推測語言演化過程中發生了突變——語言官能的“大躍遷”(great leap forward)，特別是神經回路重組。雖然目前還存在爭議，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都支持演化過程“突變論”，不連續是不可避免的，這已成為當代演化論的共識[21]。這種理論假設是可以復制的，這種理論是可知的，是運用演繹推理構建出來的?？傊?，不要提出各種無解的問題，也不要設定各種不切實際的目標，更不要虛構語言理論。

李慧主張，“換言之，人類語言容易被干擾，因為它是一個進化的新型特征……既支持延續性，又把新型特征看作是重組過程的結果而非新型基因的產物，同時也支持把語言視為源于認知的、神經的、基因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非人類獨有的觀點?！盵22]13總體上有失偏頗。說“人類語言容易被干擾”，這本身就是被眾多不可信因素干擾的結果，因為語言在形成之后就沒有被干擾過。Chomsky指出，沒有理由認為外在化系統在計算上是完美的，但是完全有理由認為內在的合并機制近乎完美，因為這種機制始終沒有受到外力的作用。自從人類5萬年前走出非洲以來，內在的語言計算系統即UG 就沒有再發生過演化[19]13。我們要強調的是，真正被干擾的可能只有交際中的語言運用，而語言官能本身并沒有被干擾過。說“支持延續性”，則忽視了人類語言的離散無限性。人類語言是一個遞歸的、層級的、無限的系統，要想從某個有限的系統演化到語言這種無限的系統，只能依靠突變、依靠不連續[21]。語言演化延續觀還忽視了語言學理論的簡潔性(下節將具體討論)，只有異常不必要復雜的語言學理論才會主張延續性。說“把語言視為……非人類獨有”，則是建立在部分正確的論述基礎上得出的完全錯誤的結論。如果語言真的“非人類獨有”，那么研究其他動物及其交際系統就可以了，就沒有必要專門研究語言了。而事實是，除語言以外的其他系統都可以在其他動物身上直接研究，唯獨語言與生物界其他事物非常遙遠，語言是“在生物學意義上被隔離的”(biologically isolated)，典型例子是，人類語言的離散無限性是其他動物及其交際系統望塵莫及的[9]3，[19]54?！罢Z言非人類獨有”的觀點還忽略了人類概念的唯一性，因為人類概念是心智的內在概念或表征，在動物界是唯一的，這種唯一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語言和人類的唯一性[19]204-205。

要構建有解釋力的理論，就要采用科學上廣泛使用的演繹推理。伽利略在解釋不同重量的物體運行速度的差異時就采用了演繹推理。

讓我再解釋一遍，不同特定重力的物體中觀察到的速度變化不是特定重力的差異造成的，而是取決于外部環境，尤其是媒介的阻力。因此，如果把阻力移開，所有物體將以相同的速度下落；
這個結果主要是從你剛才承認的而且是非常真實的事實中演繹而來，這個事實就是重量相差懸殊的物體的速度差異將隨著穿過的空間距離越長而變得越大，但是如果速度取決于特定重力的差異，就不會出現這樣的結果。[10]59

伽利略總是先觀察自然現象，善于在觀察結果事實的基礎上提出假設，運用數學工具進行演繹推理，看是否符合實驗或觀察結果，由此發現自然規律。哲學家古德曼、哲學家數學家羅素等先驅十分強調用邏輯原理進行演繹。語言學家Bloomfield倡導使用公理、定義和演繹來糾正語言學中的錯誤，像發展已經比較充分的形式科學(如數學)一樣，推動語言學的改革[23]。Chomsky和Lasnik提出的空語類就是在觀察John is too stubborn to talk to、I told you what to feed yourself和Who was John persuaded to visit[24]等大量類似語言現象和事實的基礎上提出經驗性的假設，繼而進行演繹推理，接受更多的語言事實的驗證，最終得出空語類原則——語跡必須受到嚴格管轄，這就是最佳的理論。大而言之，語言系統的運算過程本質上就是演繹過程。與自牛頓以來的其他科學一樣，喬姆斯基采用的這種研究方法就是標準的科學(standard science)，與物理學家對黑洞的研究方法和科學精神是一致的。吳道平在回答“為何形式主義”的問題時也提到，喬姆斯基主張的形式普遍性就是以演繹法逐步推導出的，即首先提出一條形式的原則，然后將其用在某些自然語言上，看是否成立，是否需要修改，是否需要某具體的規則來補充[25]。

牛頓提出哲學中的四條推理規則，其中前三條對生物語言學至關重要，也是現代科學研究的推理規則，如下所示：

規則I：自然不做徒勞的事，意簡言賅，才見真諦，自然喜歡簡單性。

規則II：對于相同的自然現象，必須盡可能地尋求相同的原因。

規則III：物體的特性若為所有物體所共有，則應視為一切物體的普遍屬性。[26]447-449

我們把這三條規則分別稱為簡潔性、統一性和普遍性，其中，統一性也即一致性。牛頓可謂哲學推理規則的集大成者，因為這三條規則尤其是簡潔性規則在之前的伽利略思想中有經典的論述，對之后的生物語言學思想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規則I表達的簡潔性思想可以追溯至伽利略，他認為自然是簡潔的(Nature is simple)，這在科學史上是始終如一的，語言學、生物學、物理學和化學概莫能外。Chomsky回顧道，伽利略在研究加速度時，說“自然通常只使用最不復雜、最簡單、最容易的手段”[5]57。生物語言學非常重視簡潔性，首先體現在生成語法理論研究中。Chomsky提出的領界條件(subjacency condition)[27]80-81及之后的發展將WH-島條件、復雜NP條件和循環性條件對WH-移位的限制歸結為一個條件，即一個組構成分在任何一次移位時都不能越過一個以上的界限節點(bounding node)，界限節點包括IP和DP。這個條件是界限理論、約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堪稱理論簡化的典范。理論簡化后，解釋力變得更強，可以用于解釋長距離和短距離移位、關系分句、多項WH-問句等多種WH-結構。語法簡潔性為什么如此重要？一言以蔽之，“簡潔的語法理論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從各種相互競爭的語法中進行選擇”[28]54。Chomsky指出，簡潔性思想是理論內在的(theory-internal)，并把這種內在簡潔性視為科學探索的本質，旨在把語言研究的方法論重新設定為生物學角度或方法，看是否真正存在計算復雜性原則或其他自然法則[19]87。我們認為，簡化后的理論更具概括性，也更自然。

“自然即簡潔”思想，對語言演化研究也很有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生物語言學框架下，更有必要追求UG的最簡理論。簡化語法理論有很多目的，不僅是為了解釋兒童何以如此迅速地習得一門語言，也要說明語言是如何演化而來的。如果一個語法理論異常不必要地復雜，那么這樣冗余的語法又怎能順利演化而來呢？Chomsky接受伽利略思想的核心，即結構的簡潔性至關重要，并認為語言是一種突然浮現，考古證據恰恰支持突然浮現觀。如果UG越復雜，那么探索語言起源的最終理論和語言官能演化的最終解釋的阻力就會越大[19]80-82，[29-30]。我們認為，在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和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語言中，語法也應該是簡潔的，追求簡潔性就是追求解釋。最簡即為最終，最簡即為解釋[31]。

簡潔性與強式最簡假設(strong minimalist thesis/SMT)密切相關，SMT是近十五年來生物語言學提出的最重要的假設之一。SMT認為，語言機制是語言官能必須滿足接口條件的最優解答。如果語言官能是完美的，那么UG就應該歸結為最簡的計算操作，以滿足各種外部條件[31-32]。Chomsky非?？粗豐MT，稱其能應對世界語言的復雜性與多樣性，與語言起源和浮現的證據完全吻合，也符合自然科學的指導原則。在SMT框架下解決各種困惑，就是為伽利略的“自然即簡潔”這一信條提供支持[7]661，[30]。由生物屬性決定的內在語言系統遵循SMT，就是一個很有力的例證，因為內在(化)語言就是簡潔的。

規則II表達的統一性思想也可以追溯至伽利略。為便于人類理解，伽利略打造了一個新的可知性模型，并提出了對自然現象進行一致性(coherent)解釋的新標準[33]174。顯然，其中的自然現象就包括語言現象。語言現象表面上紛繁多樣，跨語言差異表面上也可以很大，但科學的語言學理論(包括生物語言學)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要對這些現象作出統一的、一致的解釋。步伽利略的后塵，牛頓在《論軌道上物體的運動》(拉丁文Demotucorporumingyrum)手稿中證明天上與地上的物體服從完全同樣的運動規律，旨在用統一的力學原因去解釋所有這些物體的所有運動和現象。上文提到的領界條件對WH-移位的解釋就是統一的，可以一致性地解釋WH-島條件、復雜NP條件和循環性條件對WH-移位的限制，原因就在于這三個條件之間存在相似性，其中的WH-移位好比自然界中物體的運動，WH-島和復雜NP好比自然界中不同的物理環境。

Chomsky還提倡，在后牛頓科學中，要把各個科學探索的分支統一(unify)起來，歸結(reduction)就是可能方法之一[33]184。這種歸結的思想廣泛體現在生物語言學中。以前所有的句法操作現在都被歸結為一個句法操作——合并，這不僅簡化了語言學理論，也為語言演化研究打開了一扇更明亮的窗戶。語言設計的三個要素把生物語言學基本問題逐步歸結為“我們的目標是將針對語言的特定技術手段歸結為原則性的解釋，從而把語言官能所特有的核心性質分離出來，那么我們離這個目標還能走多遠呢？”[34]11，旨在超越解釋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實現生物充分性(biological adequacy)，朝著生物學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此類歸結是有限度的。Chomsky提醒道，語言學與“核心”自然科學最終“統一，但不一定歸結(unification, but not necessarily reduction)，因為科學史上的大規模歸結是極少見的”[5]54，[9]106，比如，化學就不能歸結為物理學。

規則III是典型的推理規則，廣泛應用于語言研究中。我們在深入研究一種語言的屬性后，如果發現其他語言也有這種屬性，那么就可以認為該屬性是普遍的，這是一種重要的語言學理論構建方法，即某種語言的屬性研究得越深入，它成為一切語言的普遍屬性的可能性就越大。上文提到的領界條件最早是在英語中被發現并深入研究，視為英語的屬性，后來在漢語等其他很多語言中都得到證實[35]，因而可以推測是語言的普遍屬性，具有跨語言共性。也可以認為這些屬性就是形式的，是“語言系統上表示語言單位的符號之間的關系”[25]，如在移置的例子which book did John read中，which book在句首讀出來，卻是在read后面才能得到語義詮釋。語言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研究形式(而非實質)，因為“形式的才是普遍的”[25]。

把語言學和生物學打通之后，也能看到規則III的表現，即語言和生物共享某些普遍屬性。Chomsky指出，語言設計中的最短距離原則是最簡運算的一個特例，而最簡運算又是生物界一個更普遍性質的特例[7]651-652。這就把規則I和規則III聯系起來了，即簡潔的往往就是普遍的。我們在研究經典生物語言學的三大原則及其與現當代生物語言學的關聯時提出“語言能”的新概念，發現作為一種能量的語言能必然也遵守能量守恒定律或熱力學第一定律，還發現能量原則、整合原則和浮現原則分別是從物理學的(physical)、整體性的(holistic)和演化論的(evolutionary)角度討論的，而這三大原則也是生物學的原則[21]。

作為天生本能的語言官能是自然的，是自然的饋贈。自然，貫穿于整個生成語法和生物語言學研究中，首先體現在將人完全置于自然界。人類的語言能力相互之間極為接近，因而可以把語言當作自然客體，與物理學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和現象一樣，研究自然語言的自然規律。這不同于某些計算認知科學研究者為反對結構依賴原則而刻意構造出所謂的假語言或贗語言(pseudo-language)。

Chomsky指出，在生物學中，“設計”一詞指事物存在的方式。在物理學中，星系是怎么設計的，物理法則告訴我們，那就是它們存在的方式，不是為了任何目的，而是在特定的物理環境中發生的[19]50。關于物理學中的設計，牛頓的思想很有代表性。牛頓認為，恒星及其他類似體系的產生只可能出自于同一份睿智的設計，我們只能通過他(即上帝)對事物的最聰明、最卓越的設計以及終極的原因來認識他[26]611-614。我們認為，睿智的設計或許適用于恒星。相比之下，自然不會出于什么功能目的設計語言，但卻可以決定語言。

兒童語言習得是一個自然生長發育、無意識的過程，兒童無需做出努力，無需他人指引。語言能力是自然的，猶如蘋果往下落，而不是往上飛，抑或像伽利略實驗中質量不同的兩個鐵球同時落地，這些都可以由牛頓定律來說明，都是自然法則[36-37]。兒童習得語言都采用更復雜的最短結構距離，而不采用更簡單的最短線性距離，這就是自然，任何外部力量都無法干擾——既無法引誘兒童采用最短線性距離，也無法阻止兒童采用最短結構距離。又比如，兒童不需要學習語言的基本性質——離散無限性(與自然數1、2、3……的離散無限性相同)，因為心智中已經具備了這些基本原則，是任何經驗證據無法提供的[9]3-4。再比如，兒童都知道領界條件，Chomsky認為它源于高效計算原則，猶如細胞分裂成球形，而非方形，那就是世界運作的方式，這種高效計算是普遍的生物或物理現象，在個體語言發展中非常重要[19]61。與高效性緊密聯系的是簡潔性，最簡方案界定的核心計算操作——合并，是語言系統采用的基本設計模式，也是理解語言天賦性的最佳方式。最簡方案提出的包容性條件(inclusiveness condition)[38]225，即運算系統的輸出不能多于其輸入，就是一種自然的簡潔性原則，這些都說明語言是由自然決定的，語言的運作方式是自然的。

自然的客體就采用自然的方法來研究。簡言之，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語言與思維，研究語言機能，這就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它是生成語法的語言哲學理論基礎之一[6]12，[20]。Chomsky把對人類本質的生物學研究方法稱為自然主義方法(naturalistic approach)，旨在構建可知的、解釋性理論，UG就是這樣一種理論。這是標準的科學，不同于新達爾文主義方法，因為長期的(自然)選擇不適用于解釋何以產生人類語言，語言是突變而來的[5]76，[19]103(1)吳道平(2020年4月22日，個人通信)指出，新達爾文主義關于“漸進主義”的堅持，當代受到很大挑戰。挑戰來自于發現的事實，即在寒武紀曾經有過物種的大爆發。很重要的證據來自中國的澄江化石。這些證據表明，物種的起源和進化曾在某個時期突然發生巨大變化。為解釋這一現象，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Stephen J. Gould 1972年和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Niles Eldredge共同提出“律動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進化理論，認為生物的進化并不像達爾文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緩慢的漸變積累的過程，而是長期的穩定甚至不變與短暫的劇變交替的過程。用到語言發生學上來，就可以確定語言的產生一定有過劇烈變化的過程。如果完全漸變的話，那么在一定階段就會出現“半語言”，“四分之一語言”，而那種支離破碎的“語言”無法用來交際或思維，就沒有選擇壓力使得其繼續進化。因此，Chomsky認為語言發生過程不是完全漸變的猜想是對的。。我們認為，突變會帶來一系列的結果，自然語言的屬性就是這一系列結果最好的體現。

與伽利略一致，生物語言學始于對語言現象的困惑，卻不依賴常識式直覺，而是尋求理論解釋；
把語言和思維聯系起來，繼續探索語言如何使用有限手段表達無限思想。遵循伽利略、牛頓倡導的理論可知性，運用演繹推理，構建最佳的、有解釋力的理論，并嘗試與其他最佳理論統一。沿著伽利略和牛頓開創的現代科學道路，追求理論的簡潔性、統一性和普遍性。語言是自然客體，語言是由自然決定的，語言的運作方式是自然的。對語言的生物學屬性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始終是標準的科學，尤其是自然主義方法，與伽利略和牛頓研究自然的方法是一致的。

早在21世紀伊始，Chomsky就高瞻遠矚地提出，從內在角度研究語言的最終目標是回答“我們是一種什么樣的生物”(what kind of creatures we are)[9]163。這一叩問及其探索在十五年后已經成書[39]，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經演變為比較成熟的生物語言學的伽利略-牛頓-喬姆斯基風格，引領著當代生物語言學向縱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