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雙碳”目標的我國制造業綠色轉型優化路徑探析

孫洪哲， 魏嵐， 韓光輝

(1.河北工程大學 財務處，河北 邯鄲 056038；
2.河北工程大學 管理工程與商學院，河北 邯鄲 056038)

制造業作為我國經濟的支柱產業，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根據2021年工信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十三五”時期，我國工業增加值從23.5萬億增加到31.3萬億，連續11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制造業的占比比重對世界制造業貢獻的比重接近30%。[1]然而，工業排放所造成的環境破壞也不容小覷，根據耶魯大學等研究機構聯合發布的《2022年全球環境績效指數報告》顯示，我國在參評的180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居第160位，由此也揭示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背后隱藏的嚴峻環境形勢。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中國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半p碳”目標的提出昭示了我國政府推動經濟綠色增長的信念與決心，也為我國制造業轉型指明了方向。作為我國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制造業是推動我國經濟實現綠色發展、提質增效升級的主陣地。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加快綠色技術創新，推動制造業綠色轉型，已成為新時期制造業實現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利器，也是實現不以環境為代價的綠色發展目標的關鍵路徑。

制造業綠色轉型的關鍵在于對傳統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式生產模式的及時摒棄，并逐步實現低排、低耗、高效的綠色生產模式，從而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重目標。事實上，我國制造業企業已逐步開始意識到綠色創新在實現綠色轉型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斷通過加大綠色創新投入來加快實現綠色轉型。然而，制造業綠色轉型是一項漫長而又艱巨的任務，除了依靠制造業自身綠色創新外，還需要政府、市場以及上下游企業等多方發力來為其綠色轉型提供支持。因此，有必要基于綠色供應鏈管理理念，從供產銷、市場及政府等視角深入探討影響我國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多方驅動機制，以期打造一個集“供產銷”于一體的綠色轉型實施體系，助力“雙碳”目標的早日實現。

(一)綠色轉型的影響因素研究

推動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從外部因素層面而言，政府作為綠色轉型的引導者，通過出臺環境規制政策，積極參與環境治理，影響制造業綠色轉型的意愿，并通過對綠色轉型的實施過程予以監督，來確保綠色轉型的實施效果[2-3]。此外，政府出臺的綠色稅收優惠政策在綠色轉型過程中發揮著正向激勵效應，它通過降低企業綠色轉型過程中的成本來提升其轉型意愿[4]。社會公眾作為綠色轉型的重要參與者，其對“綠色”一詞的感知直接影響著公眾的綠色消費意識，公眾綠色消費意識淡薄會導致其對綠色產品的認知欠缺，從而降低對綠色產品的購買意愿，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制造業企業進行綠色轉型的意愿[5-6]。然而，由于制造業綠色轉型是一項期限較長的任務，期間會產生大量的資金占用，故除了依靠企業自有資金外，還需要依靠外部融資的支持，企業的融資能力亦會對其綠色轉型的意愿產生重要影響[7]，因此，需要金融機構給予其相應的金融支持[8-9]，以減輕其綠色轉型的后顧之憂。從內部因素層面而言，企業管理層對綠色發展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其發展戰略目標的制定，具有環保經歷的高管往往有著較強的環保意識，因此，他們更愿意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積極參與綠色轉型實踐[10]。此外，企業數字化技術儲備和資源稟賦等在其綠色創新過程中的全程參與，有助于打破技術壁壘，從而助力制造業的綠色轉型升級[11]。

(二)綠色轉型的影響效應研究

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根本命脈，也是推動我國經濟實現綠色發展和提質增效升級的主戰場。在全面實施“雙碳”目標戰略背景下，實現制造業的綠色發展是大勢所趨、潮流所向，現有關于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影響效應的研究主要是圍繞環境效應和經濟效應兩個角度展開論述。

一是制造業綠色轉型的環境效應。面對日益增長的資源和環境約束壓力，在制造業領域，全面推進傳統高耗能產業的綠色轉型，有助于形成綠色低碳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從而充分發揮綠色轉型的環境效應[12]，真正實現以綠色生產守護綠水青山。制造業綠色轉型深入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堅決摒棄原有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從產品生產設計端開始到產品輸出端實施全面綠色生產。通過選用低能耗、高效率的綠色技術，對相關環節進行綠色化、智能化改造，鼓勵和支持環保、新材料、新能源等綠色產業的創新發展，有助于解決我國霧霾問題[13]以及緩解全球碳排放和碳泄露問題[14]，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發揮積極的環境效應，從而助力“雙碳”目標的早日實現。

二是制造業綠色轉型的經濟效應。制造業生產輸出的產品最終是要面向廣大消費者，在全民綠色消費意識逐步提升的背景下，優先進行綠色轉型的企業能夠獲得先行優勢，從而在行業競爭中以較好的環境聲譽搶占市場份額，也更容易得到市場投資者的青睞，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從而充分發揮其在制造業經濟效益提升過程中的經濟效益[15]。同時，在全球綠色變革的潮流中，全面推行制造業綠色轉型是我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提高競爭力的必然選擇，綠色轉型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有助于幫助我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獲得良好競爭優勢。推進制造業綠色轉型有助于我國構建低耗高效的經濟發展模式，打破國際競爭綠色壁壘，從而實現我國經濟在資源和環境束緊背景下的可持續發展。以綠色制造守護綠色青山，獲得金山銀山。

縱觀已有文獻，雖然學者們已從實證及理論的視角對制造業綠色轉型展開了廣泛研究，但較少研究是基于綠色供應鏈管理理論，來探討綠色轉型在實現“雙碳”目標中的具體路徑。因此，本文聚焦我國提出的“雙碳”目標戰略背景，在借鑒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綠色供應鏈管理理論為依據，從上游供應端、企業生產端、下游產品端以及政府和市場等個多角度，詳細闡述了影響我國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多方驅動機制，并對現階段我國制造業綠色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困境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雙碳”目標下我國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實現路徑。

(一)上游供應端：綠色供應商驅動綠色轉型

綠色供應商是指通過ISO14000認證，具有先進的綠色知識、綠色技術和產品等資源，優先實施綠色發展戰略的供應商。制造業企業通過在采購階段優先選擇綠色供應商來實現原材料的綠色采購，從源頭上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這對于其綠色轉型效果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原材料綠色化驅動綠色轉型。材料采購作為一切生產活動的起始環節，原材料的綠色化程度直接影響著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實施效率。綠色供應商能夠為企業提供先進的環保材料和技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綠色轉型過程中引進綠色專利技術的成本，并且原材料的綠色化減少了其生產過程中原材料消耗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從源頭上控制綠色轉型過程中的環境問題[16]。另一方面，綠色知識共享驅動綠色轉型。綠色供應商具有先進的綠色知識，能夠幫助制造業企業及時更新自身的知識庫，彌補其在“綠色”相關知識方面的欠缺[18]。制造業企業通過加強與綠色供應商的合作來實現知識共享，有利于緩解其創新過程中面臨的資源和知識限制，從而極大地促進了其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最終以促進綠色創新來驅動綠色轉型。

(二)核心生產端：綠色人力資源管理驅動綠色轉型

綠色人力資源管理是一種將綠色理念融入員工管理的新型人力資源管理模式，通常涵蓋綠色授權、綠色培訓及綠色薪酬管理三部分[17]。通過加快實施綠色人力資源管理，有利于在企業內形成良好的綠色創新組織氛圍，從而提升企業參與綠色轉型實踐的意愿。一方面，綠色授權和培訓驅動綠色轉型。企業領導層通過綠色授權，將更多的權利下放給中層管理者和企業員工，能夠調動他們主動參與綠色創新實踐的積極性。并不斷加強員工的綠色知識和技能培訓，有利于為其綠色轉型儲備一批高素質的綠色專業人才團隊，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其綠色轉型提供了內在驅動力。另一方面，綠色薪酬管理驅動綠色轉型。企業領導層通過加強綠色薪酬管理，將綠色創新績效納入對員工的績效考核中，以此作為工資發放依據，這在一定程度能夠激發員工參與綠色創新實踐的積極性，鼓勵員工主動參與綠色轉型的創新實踐，從而為其綠色轉型提供了外在驅動力。

(三)下游產品端：綠色產品消費驅動綠色轉型

企業進行生產的最終產品是要面向社會大眾的，隨著社會對于綠色產品的需求逐步提升，越來越多的制造業企業開始意識到生產綠色產品的重要性，并積極探索綠色產品轉型新路徑。一方面，綠色產品消費驅動綠色轉型。隨著社會綠色意識的提升，社會公眾開始對所購買產品提出新的要求，逐步從傳統重質量和外觀的消費理念向綠色產品消費觀念轉變。他們在購買產品時，開始重視產品內在的環保屬性，更傾向于選擇獲得環境友好標識的產品，從而導致仍使用傳統工藝技術、原材料等生產的產品，在與綠色產品競爭中喪失優勢。為了獲得產品市場，制造業企業必須通過加快綠色產品創新來實現綠色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政府綠色采購驅動綠色轉型。政府通過將獲得環境友好標識的綠色產品納入政府采購清單，實現與被采購企業的合作，從而為其綠色轉型提供重要助力。其原因在于，被納入政府綠色采購名單的企業會向社會公眾樹立一種良好的綠色形象，更容易及時捕獲其綠色轉型所需的各種市場資源，反向助推其綠色轉型的有效實施，從而在綠色轉型企業與政府之間形成良性互動。

(四)政府引導端：綠色相關政策驅動綠色轉型

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引導者，其對綠色環保問題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制造業企業的戰略選擇。政府通過構建完善的綠色相關政策體系，能夠為制造業綠色轉型提供強大的政策驅動力。一方面，政府適度的環境稅政策倒逼制造業綠色轉型。環境稅的征收將社會治理成本內化到企業自身，進而增加了其生產成本，影響成本效益比，以此來吸引污染者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視。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滿足環境合規要求，制造業不得不積極探索綠色創新路徑，加快實現綠色轉型升級[18]。另一方面，政府對綠色創新的財稅扶持政策為綠色轉型提供制度保障。政府通過對綠色轉型企業給予財政補貼、綠色稅收優惠及稅收減免等方式，例如：對在綠色轉型過程中綠色創新項目所得收入實行“三免三減半”，即：自項目投入運營并獲得收入起，針對項目運營所得收入予以前三年免征所得稅和后三年減半征收所得稅。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制造業企業綠色轉型的資金壓力，實現了部分風險轉移，從而能夠極大地調動其綠色轉型的積極性。

(五)市場參與端：金融支持驅動綠色轉型

制造業綠色轉型是一項時間期限長、風險成本高且資金占用量大的任務，除了依靠企業自有資金外，必然還要依靠外部資金的支持。金融機構通過提供多樣化的金融服務，以外部資金支持驅動綠色轉型。一方面，金融機構的綠色金融服務驅動綠色轉型。健全的綠色金融體系能夠打破傳統金融框架的弊端，在進行投資可行性決策時，進一步將融資項目的環境效益納入考核標準，從而確保綠色轉型項目可以融到所需資金，降低綠色轉型項目融資約束壓力，以提高制造業企業綠色轉型的意愿[19]。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的普惠數字金融服務驅動綠色轉型。金融機構依托“互聯網+”大數據技術，不斷創新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可以降低綠色轉型的交易成本，確保制造業綠色轉型在較短時間內融到所需資金，從而提高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可行性，為其綠色轉型提供有力保障。

(一)上游供應端：制造業綠色供應商管理實踐有所欠缺

現階段，我國尚未形成嚴格規范的綠色供應商認證標準，導致制造業企業在采購過程中選擇供應商合作時存在較多干擾，“綠色”屬性魚龍混雜，缺少統一的標準。在我國制造業綠色采購實踐中，采購人員在選擇綠色供應商時，對供應商的考核尚且停留在對其所生產的綠色產品的考核，忽略了對其產品全生命周期環境污染最小化這一因素的考量，從而導致其綠色轉型過程中原材料的綠色化程度相對較低。此外，制造業企業在綠色供應商管理過程中，缺少對合作供應商的監督，未能及時跟蹤合作供應商的綠色發展狀況，并且制造業企業缺少完善的綠色供應商考評體系，從而導致出現了上游供應商的綠色發展水平與制造業綠色轉型不匹配的現象。

(二)核心生產端：制造業創新能力存在較大的行業差異

根據2021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我國制造業2020年，整體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為1.54%，高于《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2020年我國制造業行業創新能力達到1.26%”目標。然而，各細分制造業行業的創新能力存在較大差距，醫藥制造業創新能力最高，占比高達3.13%，為既定目標的兩倍多；
煙草制品業最低，僅0.26%，并且有超過50%的制造業行業創新能力低于既定目標[20]?？梢?，我國現階段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存在明顯的行業差異。其原因可能在于，制造業企業在發揮人才培育主體地位中的作用較弱，綠色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參與度低，領導層在企業綠色轉型創新過程中未能充分實現綠色授權，導致員工綠色創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較低。此外，在對員工開展綠色培訓方面，缺乏統一規劃，員工參與率低，導致員工綠色創新意識薄弱，相關技能欠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制造業創新能力的提升。

(三)下游產品端：制造業綠色產品市場化程度較低

近年來，我國綠色產品消費種類和規模不斷擴大，綠色產品市場活力不斷提升，從而對企業生產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企業也逐步開始通過加快創新來實現產品綠色轉型。然而，根據2021年《綠色消費者報告》顯示，現階段我國居民綠色消費主要涉及的是食品、家電、家裝、新能源汽車等品類，對綠色著裝、綠色包裝等綠色產品的認知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制造業綠色產品的市場活力。此外，現階段居民綠色消費行為尚停留在購買綠色產品的階段，缺少對產品報廢和綠色回收的考慮。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即使其使用過程中對環境友好，但如果忽略了對廢棄動力電池的回收利用工作，也會導致其在報廢處理過程中對環境產生較為嚴重的污染，故雖然它獲得了環境友好標識，但從全生命周期角度來講，它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綠色產品。

(四)政府引導端：尚未形成健全的綠色轉型政策支持體系

“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加快推動我國經濟綠色轉型，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18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旨在以對制造業企業污染排放征稅的方式引導其積極參與綠色轉型升級。然而，在現行的環境稅政策下，對污染異質性制造業行業污染物排放所采取的稅率為同一稅率，忽略了行業特質在其中的影響，導致現行環境稅的創新激勵效應存在明顯的行業差異，輕污染行業對環境稅政策的反應更為敏感，面對環境稅的壓力，也更愿意通過綠色技術創新來滿足環境合規要求[21]。然而，現行環境稅政策下，對高污染制造業行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卻十分有限，甚至產生了較為嚴重的成本擠出效應，不利于其開展綠色轉型實踐。

(五)市場參與端：制造業綠色轉型融資渠道較為單一

現階段，我國制造業轉型所需外部資金主要是通過向銀行等金融機構間接融資獲得，融資渠道相對單一，尚未形成完善的綠色債券融資市場，民間資本利用率較低，從而導致制造業綠色轉型資金來源相對受限。根據由氣候債券倡議組織與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債研發中心聯合編制的《中國綠色債券市場年度報告2021》顯示，綠色債券所募集資金有88.3%的資金被用于可再生能源、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行業，制造業難以通過發行綠色債券來募集到其轉型所需資金，從而極大降低了其綠色轉型意愿和動力。此外，隨著國內金融市場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實踐日趨完善，金融機構在提供金融服務時越來越重視對融資企業環境與社會責任績效的考核，制造業ESG評分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融資可能性。

(一)上游供應端：以綠色采購強化綠色轉型的要素支撐

綠色采購作為一切生產活動的起始環節，對制造業綠色轉型升級改造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此，制造業企業應加強綠色供應商整合，確保原材料的綠色化，以此強化對綠色轉型的要素支撐。

一是優先選擇綠色供應商。制造業企業在選擇合作供應商時，應注重對其綠色化績效的考核，考核范圍應涵蓋綠色產品設計、綠色生產、綠色工藝流程、綠色產品、環境管理體系以及產品的綠色回收等多維度指標，而非僅注重所生產的產品是綠色產品。采購人員還要做到對綠色供應商的有效甄別，然后對標市場需求和企業發展規劃目標要求擇優選擇符合標準的綠色供應商，以此實現原材料的綠色化采購。

二是加強綠色供應商管理。在選擇綠色供應商合作以后，相關人員還應注重自原材料投入生產至最終產品生產報廢全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將其納入對合作供應商的考核標準中，定期對其進行考核，及時更換未通過考核標準的供應商，對于符合標準仍予以合作的供應商，要注重對其生產全過程的監督。同時，還要加強與綠色供應商的知識交流，吸收整合他們先進的綠色知識、技術、資源，以彌補自身相關資源的欠缺，從而與綠色供應商建立長效聯動機制，強化綠色轉型的要素支撐。

(二)核心生產端：發揮企業綠色創新的主體驅動力

企業作為綠色轉型的實踐主體，應自覺提高其自主創新能力，以綠色創新支撐綠色轉型。

一是積極開展綠色組織創新。企業領導層應加強對自身組織結構的創新，實現組織結構的綠色化。通過樹立綠色企業文化，引導員工綠色創新意識的形成和各部門間的良性互動，從而在組織內形成自上而下的創新氛圍。在這種組織氛圍下，企業領導層向員工傳達一種鼓勵創新的理念，當員工感知到領導對綠色創新的重視以后，會更愿意主動開展綠色創新行為。

二是企業領導要更大程度的放權。企業領導通過更多的綠色授權賦能員工更多的自主決策權，鼓勵他們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這有利于打破傳統組織對員工的限制，讓他們更愿意主動去探索和嘗試新的事物，從而更大程度地激發員工個體的創新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其綠色轉型提供了內在驅動力。同時，領導層通過加強對員工的綠色培訓和創新指導，可以幫助他們儲備綠色創新所需技能知識，并對其創新活動予以指導，為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儲備一批高素質的技能人才，最終以綠色創新助推其綠色轉型。

(三)下游產品端：充分調動綠色產品市場活力

綠色產品作為制造業綠色轉型的終端環節，其市場認可度和可接受度直接影響了其綠色轉型的意愿。因此，可以由政府帶頭，引導社會公眾提高對綠色產品的購買力，從而充分調動綠色產品市場活力，以此驅動制造業綠色轉型。

一是引導公眾從全生命周期的角度選擇綠色產品消費?？梢越柚娨?、互聯網等網絡媒介，廣泛開展綠色文化網絡宣傳教育及線下教育活動，以強化消費者對自身參與碳減排的價值感知，引導消費者將這種感知轉換為情感認知，不斷喚醒消費者的綠色理念，深化他們對綠色產品的認知，繼而引導他們在選擇綠色產品時，不僅要注重使用過程中的無污染，還要強調產品報廢處理過程中的可循環。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引導制造業企業重視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環境污染最小化，最終以市場需求驅動制造業綠色轉型。

二是充分發揮政府綠色采購的外在驅動力。各級地方政府應結合當地綠色發展現狀，從產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來考量產品的綠色屬性，將那些使用和報廢過程中均符合IS014000認證標準的產品納入政府采購清單，并對清單目錄及時更新，以確保盡可能涵蓋所有通過認證的綠色產品。同時，還可以將政府綠色采購績效納入地方政府支持綠色經濟發展的績效考核標準，避免地方政府將財政資金用于非綠色產品的購買，從而最大限度地調動制造業綠色轉型的積極性。

(四)政府引導端：建立“供產銷”全鏈條政策支持體系

制造業綠色轉型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鑒于我國綠色轉型相關政策體系所存在的弊端，政府亟需結合制造業自身特性，建立一套集“供產銷”于一體的全鏈條政策支持體系，從而為制造業綠色轉型提供制度驅動力。

一是出臺嚴格的綠色供應商認證標準。財政部應聯合行業主管部門，結合制造業特點和發展需求，制定嚴格的《制造業上游綠色供應商認證標準》和《制造業綠色采購需求條例》，嚴格規范上游供應商的綠色認證程序和標準以及企業綠色采購的含義、范圍、程序等，確保其符合統一的認定標準，為制造業綠色供應商選擇提供規范性法律文件。

二是建立完善的綠色稅收體系。政府應充分考慮不同制造業行業在環境污染程度、資源技術稟賦等方面的差異，設置不同的環境稅率區間，如：適度提高高污染制造業行業的環境稅率，以此來倒逼其綠色轉型升級，同時還應考慮不同制造業的技術差異，對高污染低技術制造業行業給予一定的技術支持，以此來降低過高技術壁壘對其綠色轉型的制約。此外，政府還可以出臺《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指南條例》，明確環境監管范圍和具體內容，進一步將涵蓋產品設計、生產工藝及產品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的環境污染納入考核范圍，以此來引導制造業企業加快實現綠色轉型升級。

三是加快建立綠色產品消費政策體系。國家發改委應聯合財政部、地方政府等相關部門加快出臺《促進綠色產品消費實施方案》，規范統一環境友好產品國家認證標準，鼓勵社會公眾優先選擇購買綠色產品，并制定對使用不符合國家環保認證產品的企業和個人的處罰辦法，堅決抵制高污染高耗能產品流向市場。

四是出臺綠色轉型財稅扶持政策。政府通過提供綠色創新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環境保護稅收優惠等措施，來加大對制造業綠色轉型的支持力度，從而最大限度地減輕其綠色轉型的后顧之憂。例如：出臺《綠色轉型項目清單》，對于制造業所開展的涵蓋在清單內的綠色轉型活動，允許其向當地政府部門按規定申請一定金額的財政補貼，并且針對項目完成后的運營收入予以一定的稅收減免，以此來調動其綠色轉型的積極性。

五是制定綠色轉型相關金融政策。國家發改委應聯合財政部等其他部門聯合印發《綠色產業目錄》《綠色金融支持目錄》《金融機構綠色金融服務評價方案》等政策性文件，嚴格規范金融機構綠色金融服務范圍，并定期對金融機構支持綠色轉型情況予以考核，避免將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資金用于傳統非綠色環保項目或企業，以此來提高制造業綠色項目的融資可能性，助力制造業綠色轉型升級。

(五)市場參與端：實現轉型創新鏈與金融資金鏈的協同發展

制造業綠色轉型的關鍵在于解決好資金問題，除了依靠其自有資金和政府財政補貼以外，還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引導更多的市場資本參與到綠色經濟發展中來。

一是創新更多的轉型金融工具。鑒于現階段制造業綠色轉型融資渠道單一的困境，金融機構應加快轉型金融工具創新，從而為綠色金融尚未涵蓋的行業和經濟實體的綠色轉型提供融資支持。例如：碳中和債券、轉型債券和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等，在原有綠色金融支持目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工業低碳改造項目和其他具有碳減排效益的項目納入金融服務范圍，從而拓寬制造業綠色轉型的融資渠道，提高其融資可能性。

二是構建綠色信息共享平臺。由政府部門牽頭，聯合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部門及企業，建立權威的綠色信息共享平臺，實現“金企”精準對接。通過將金融機構、國家綠色相關政策及企業綠色信用等信息全部鏈接到該平臺，依托該平臺將轉型金融產品進行及時發布，并對相關政策進行解讀，從而便于制造業企業及時了解相關信息，打破各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減少交易成本。同時，金融機構在進行投資可行性決策時，也可以登錄該平臺查詢相關企業的ESG評分和綠色信用等信息，從而實現制造業企業綠色信用與金融機構融資服務的精準對接。

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的提出為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加快綠色轉型升級已然成為其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質增效升級的必由之路。然而，制造業綠色轉型在上游供應商選擇、主體創新能力、下游產品市場活力、政府政策驅動及市場金融支持等方面仍面臨諸多挑戰。因此，亟需從上游供應端、生產端、下游產品端、政府引導端及市場參與端等多主體、全方位發力來助推制造業進行綠色轉型升級，以打破新時期我國經濟傳統粗放式模式下的發展瓶頸，實現不以環境為代價的綠色經濟發展，助力“雙碳”目標的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