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河源流區生態補償對農戶可持續生計的影響及補償方式改進研究

馮嘯林，劉雪雪，劉 亮，陳 攀，趙 偉，盧 泉

（塔里木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 阿拉爾 843300）

2021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鼓勵地方將環境污染防治、生態系統保護修復等工程與生態產業發展有機融合，完善居民參與方式，建立持續性惠益分享機制?！盵1]?？梢?，生態補償不僅是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路徑，也是實現農業發展、提升農民生計的有效手段。流域生態補償是生態補償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于2008年被首次提出，目前仍處于探索階段。呈“四源一干”布局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由于資源過度開發，水資源生態赤字嚴重[2]，生計問題與生態環境惡化的雙重壓力嚴重制約了當地經濟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對此，當地政府出臺了相關政策法規，鼓勵保護生態環境行為，通過給予補償激勵，引導流域內居民參與生態保護；
但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并未健全。選擇科學合理的生態補償方式，對受償主體進行合適恰當的補償，既是構建完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內容，也是保障當地經濟社會穩定及流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手段。

目前，關于制定及改進生態補償方式的研究較為豐富，其選取的視角也較為多樣。例如居民意愿及選擇偏好[3-7]、因政策變動的受損情況及程度[8]、不同生態補償方式開展成效[9-13]、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效果[14-17]等。相較于其他方法，探討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效果的優勢在于既能從客觀上得出改進意見，又對研究區域內生態補償整體或部分進行評估。而目前將此方法運用到流域生態補償實證研究的文獻較少。從研究方法來講，學術界多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模型[5]、多元線性回歸模型[11,15-16]和多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18-20]，少有人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從影響路徑的角度對流域生態補償方式進行探討。此外，過往研究大多關注內地或發達地區（新安江流域[21-22]、珠江流域[23-24]）和大江大河（長江[17,25]、黃河[26-27]）流域研究，但對于塔里木河流域這一綠洲農業區、干旱區、重點生態功能區、前貧困地區、民族地區耦合的特殊地區關注甚少?？傮w來講，相關研究存在以下疏漏：一是未能將流域生態補償的特殊性與補償政策的完整性相結合，即根據流域內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效果，改進流域生態補償方式；
二是諸多文獻只是分析生態補償政策對農戶生計資本或可持續生計的影響，鮮有文獻分析三者之間的作用機制；
三是既往研究中對塔里木河流域的關注度有所不足，相關的實證研究也較少。

基于此，本研究以塔里木河源流區參與生態保護的農戶為研究對象，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探討生態補償政策對農戶可持續生計的影響及路徑，分析其實施效果，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進生態補償方式，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建議。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1）從理論層面提供了一個改進的DFID分析框架，為欠發達地區和內陸河流域生態補償政策、生計資本和農戶可持續生計的影響機制提供了新的證據，對流域生態補償理論進行了一定補充。（2）在現實層面以我國最大內陸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這一特殊區域源流區的農戶為研究對象，評估了現行生態補償政策對其生計資本和可持續生計的影響，為促進流域生態補償方式改進，探討農戶“生產生活生態”協同推進，為欠發達地區鞏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協調國家特別是西北地區生態安全和農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1 DFID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DFID）是由英國國際發展署于2003年開發，具體有脆弱性內容、生計資本、結構和過程轉變、生計策略和生計目標等核心變量以及它們之間的典型關系[16]，其優勢點在于可將外部性因素內部化，從而探尋某種外界環境變動對研究主體生計策略、輸出、目標等的影響。其形式如圖1所示。

圖1 DFI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1.2 研究假設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大多用于分析貧困問題，也常常用于探究生態補償、農戶生計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的關系。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將會對區域內居民原有的生計資本產生一定影響[28-31]。例如，牧民為響應草原生態補獎政策[28]，減少或放棄擴大牲畜養殖規模，這將直接影響其物質資本，而現金補償又會促進其金融資本的提升?，F有研究表明，農戶可持續生計水平取決于其生計資本稟賦情況，合理配置或提升各項生計資本有助于促進其生計可持續發展[32-34]。在探究生態補償政策對可持續生計的影響時，一些學者將生計資本稟賦作為衡量可持續生計的評價依據，并以此分析補償政策成效[14，35-36]。例如，劉格格等[14]測度生計資本具體指標的權重，評價生態補償前后東平湖水源地農戶可持續生計能力變化情況，認為應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資本存量，實施多樣化的生態補償方式。還有學者將可持續生計與生計資本區分作為兩個獨立指標[15-17]，并通過論證生態補償政策、生計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的關系，提出對策建議。袁梁[16]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進行實證分析，認為生態補償政策實施不僅直接正向影響居民可持續生計水平，還能通過影響金融、人力、物質三類生計資本促進居民可持續生計水平，并建議從這3個方面入手完善生態補償機制。不同學者選取的方法雖有所差異，但上述兩種觀點均認為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往往會對可持續生計產生一定的正向影響?；诖?，本文提出假設：

H1：生態補償政策會直接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實施生態補償政策會不同程度地作用于生計資本，進而影響可持續生計水平。因此，根據補償政策在可持續生計方面的實施效果，選用適當的生態補償方式，對主要影響路徑的觀測變量進行培育，并充分發揮具有增值作用的生計資本存量，便可有效促進可持續生計的提升?；诖?，提出如下假設：

H2：生態補償政策會通過增值自然資本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

H3：生態補償政策會通過增值社會資本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

H4：生態補償政策會通過增值物質資本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

H5：生態補償政策會通過增值金融資本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

H6：生態補償政策會通過增值人力資本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

圖3、4：作者根據參考文獻[11]，以及ht t p://designer.home.163.com/case/main/2367/44668.html（即下山建筑平面）進行疊加繪制；

2.1 研究區域

塔里木河流域為我國最大的內陸河流域，處于我國西北干旱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處于東經73°10′～94°05′，北緯 34° 55′～43°08′之間；
流域面積為102.04萬km2，水資源總量幾乎占全疆水資源總量的一半；
河流體系呈“四源一干”分布，“四源”分別為發源于天山的阿克蘇河、喀喇昆侖山的葉爾羌河、昆侖山和喀喇昆侖山的和田河以及開都河，“一干”為塔里木河干流。一直以來，塔河流域人口、資源與環境的矛盾突出，生計壓力嚴重。流域生態補償即對因環境保護遭受損失或喪失發展機會的居民進行補償，就上下游而言，受償者可能為上游區參與環境保護的居民，也可能為下游區遭受生態惡化影響的居民。本文所探討的受償對象為前者，即塔里木河流域的源流區居民。

本文選擇塔河流域的“四源一干”中源流區的喀什地區伽師縣、岳普湖縣為調研地，流經其境內的主要河流有葉爾羌河、蓋孜河、喀什噶爾河、伽師河。當地采取多種流域生態保護措施，以資金補償、政策補償等的補償方式激勵農戶采取生態保護行為，為下游提供更充沛優質水資源。例如，中大型水庫易地搬遷居民每年補貼600元/人，上游部分地區采取滴灌節水種植享受每畝（1畝=667 m2，下同）140元/年的軟管更換補貼，開展防滲渠及凈化水設施等水利工程建設，實行河（湖）長制等。因此，探討當地生態補償方式改進問題，既能維護流域間利益合理分配，又可兼顧農戶生計和生態保護兩個維度，具有較好代表性。

2.2 數據來源

為了解補償政策的實施對塔里木河源流區農戶可持續生計水平的影響狀況，選擇適當的生態補償方式，課題組于2022年7月上旬對喀什地區伽師縣、岳普湖縣的5個鄉鎮，共計8個村300位農戶進行實地調研。為保證調研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課題組事先進行預調研和問卷合理性檢測，并組織當地返鄉大學生作為調研人員，對其進行培訓后正式開展調研。此次調研共發放調查問卷300套，最終得到有效問卷276套，有效問卷回收率達92.00%。

3.1 問卷設計

問卷測度項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設計。為提高表達內容的精準度，結合研究區的實際情況，借鑒國內研究文獻[37-40]，選取普遍采用的潛在量的觀測變量作為測量項，最終確定塔河源流區農戶可持續生計水平的評價指標（表1）。

表1 塔河源流區農戶可持續生計水平指標

3.2 研究方法

結構方程模型（SEM）是基于變量的協方差矩陣來分析變量之間關系的統計方法，能夠同時處理潛變量及其指標，由結構模型和測量模型共同組成。

測量模型描述了潛變量ζ、η與可觀測變量X、Y之間的聯系。如下：

其中，X為外生指標變量；
Y為內生指標變量。νX和 νY分別為外生指標變量和內生指標變量對應的因子載荷矩陣；
σ和 ε為誤差項。

結構模型描述潛變量和之間的因果聯系，表達式如下：

4.1 信度分析與效度分析

KMO值為0.824，巴特利特球形度檢驗的顯著性為0.000，表明量表整體信度較好。各因子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3.3，表明指標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計算得到各因子標準負荷、Cronbach’s Alpla系數、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如表2所示，上述指標基本符合要求，表明問卷整體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收斂效度[41]。

表2 各因子 VIF、標準負荷、Cronbach’s Alpla、CR 和 AVE 值

4.2 模型構建

4.2.1 結構方程模型 依據本研究的假設和結構方程模型中測量模型的形式，構建如下塔河流域生態補償政策、農戶生計資本和可持續生計水平可觀測變量對潛變量影響的測量模型方程：

式（4）～式（10）中，NCi、SCi、PCi、FCi、HCi、ECi、SLi分別表示相應潛變量的觀測變量，γj（j=1，2，···，22）表示22個可觀測變量的載荷系數，ej（j=1，2，···，22）表示22個可觀測變量的殘差。

4.3 方程模型整體配適度評價

本研究通過AMOS17.0對模型進行結構方程擬合分析，驗證模型假設。如表3所示，本研究的重要擬合指標都在可接受的建議值范圍內，因此模型的擬合程度較好，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表3 結構方程模型適配度指數接受標準和數據擬合結果

4.4 方程擬合結果

通過前期對結構方程模型的修正和調整，得出各潛變量間的影響路徑，如圖2所示。觀測變量到潛變量上的系數（因子載荷量）均大于0.56，殘差到觀測變量的系數（SMC）均大于0.4，剔除不合格的題項，最終得出自然資本、社會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生態補償、可持續生計對應的觀測題項，以及對應顯著性程度。

圖2 生態補償政策、生計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的影響路徑示意

從因子載荷量來看，影響農戶可持續生計較大的指標為：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成員的健康程度、家庭最高學歷，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林地面積及土地質量，家庭擁有生產機械和交通工具的種類、擁有牲畜家禽價值，生態補償金及時發放程度、政府檢查水資源保護狀況（河湖長制、退耕、植樹等）、政府給予水資源保護（污水處理、滴灌等節水設施等）技術指導等。

用自舉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研究區當前生態補償政策的制定實施會通過農戶部分生計資本間接影響其可持續生計水平，但并未直接影響農戶的可持續生計水平。具體而言，直接路徑系數為0.178，在95%置信水平下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生態補償對可持續生計的直接效應不顯著，故拒絕H1。間接效應中，生態補償通過自然資本、社會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對可持續生計的路徑系數分別為 0.119、-0.024、0.003、-0.001、0.326，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作為中介變量對可持續生計產生負向影響，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故拒絕H3、H5。而通過自然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影響可持續生計的路徑系數均為正，且影響顯著。這說明生態補償可正向增值三類生計資本對農戶可持續生計水平產生了促進作用。其中，生態補償政策通過增值人力資本對農戶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程度最大，自然資本次之，物質資本最小，故接受H2、H4、H6。

表4 測量方程擬合指標結果

5.1 結論

本文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塔里木河源流區生態補償政策在農戶可持續生計方面的實施效果進行分析，著重探討了生態補償政策、生計資本與可持續生計之間的影響及作用機理，研究結果表明：

塔河源流區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并未直接影響農戶可持續生計，但通過增值部分生計資本間接促進了農戶可持續生計。具體來講，從因子載荷量來看，研究區農戶可持續生計主要與家庭資源稟賦（勞動力數量、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農機和交通工具、牲畜擁有量、土地面積及質量）和流域生態補償政策制定落實有關。農戶響應生態保護政策，改變原有生產生活方式，勢必會造成一定損失，制定生態補償方式時從以上主要因素入手，將有效發揮補償作用，提升農戶抗風險能力。從直接效應結果來看，與既往研究不同的是塔河源流區的生態補償政策并未直接促進農戶的可持續生計，其原因可能是塔河源流區多采取資金補償為主補償方式，政策補償尚未完全落實，導致生態補償效果并不顯著。例如，滴管軟管更換雖進行一定金額的補貼，但改換節水灌溉的成本較之傳統生產方式并未產生明顯差異；
諸如防滲渠等水利設施工程目前正在建設中，交付使用的數量不多且里程較短，對于縣域乃至流域而言作用尚未有效凸顯。從中介效應結果來看，源流區生態補償政策會通過增值部分生計資本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發展，間接影響程度按從大到小排序依次為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種植業和養殖業是當地農戶主要謀生手段，人力資本也較為薄弱，生態補償政策通過以上3類生計資本促進農戶可持續生計的結果與現實情況相符，這也恰好印證了因子載荷結果。

5.2 建議

5.2.1 進一步完善政策法規體系 加快推進法治建設，運用法律手段規范流域生態保護補償行為。塔河流域可參照率先開展水資源生態補償的各省市工作的成熟經驗，在自身已開展的生態補償實踐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現行的流域水資源生態保護補償法規政策，具體可出臺地方性生態補償法規或以修訂《條例》的方式為塔河流域水資源生態保護補償工作深入保駕護航[42]。通過更清晰化界定權責義務，設立更多具體化操作性強的條款，為流域生態補償運行工作營造法治環境。

5.2.2 多舉措落實現有生態補償政策 明確落實責任制與定期檢查工作，將河湖長制、退耕保水、植樹造林等政策有序推進；
有效發揮防滲渠、儲水庫、凈化水設施等節水凈水工程作用；
在對采取生態保護行為農戶按時發放補償金的同時，加強對農戶節水設施等設備的維護和使用指導，使之得以切實有效地利用；
鼓勵合作經濟和規?；a，從而降低節水設施的使用成本，逐步擴大滴管等農業節水設施普及。相關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對違反生態保護規定的行為做到及時制止，依法懲處，按規辦理。

5.2.3 采取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方式 從政策補償入手，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落實與完善，提升教育、醫療、就業、交通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
從智力補償入手，開展專業技能、漢語水平、農業生產等培訓，對農戶賦能，提升就業競爭力。從就業、產業補償入手，用好護林（草）員、護路員等生態崗位，加大產業扶持力度，招商引資，創造就業崗位。從資金、實物補償入手，保障冬灌、春灌、種植水資源供給，強化農戶養地保地意識和能力，提高土地質量。適度加大養殖規模，有效利用牲畜糞便等，采用更生態環保的生產方式。逐步提升機械化規?；潭?，發揮農業生產機械作用，降低成本，解放人力投入到其他生計渠道。

5.2.4 提升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意識 運用傳統媒體和短視頻等新型媒體宣傳水資源生態補償政策、增強社會各界生態保護意識、監督流域水資源生態補償工作開展情況。使全社會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支持并自覺參與到生態補償工作之中，從而改變生產生活習慣，從生活小事做起，身體力行。提升生態補償各方主體對自身權責義務的認識水平，積極主動配合。如定期在塔里木河流域組織開展生態環保教育培訓，支持鼓勵兵地各單位開展植樹造林等保護生態的傳統公益活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