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識圖譜的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現狀與路徑探頤

甄飛揚，向繼友

（1.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武漢 430072；
2.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武漢 430079）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多國批準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這標志著人類步入了 “全球氣候治理時代” 。自此，全球氣候治理愈發受到學者的重視，逐漸成為氣象學、經濟學、國際法、國際關系等學科的重要議題，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涌現，深化了國內學界對于全球氣候治理的認識。通過梳理文獻，筆者發現：已有文獻大多聚焦于相關國際協定的內容、全球氣候治理的實際動態與中國的減排義務等相對具體的主題。而對于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現狀、路徑等主題，學界的關注則相對較少?；诖?，為整體把握當前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現狀，本研究將利用文獻計量方法，通過Cite space（引文空間）構建 “知識圖譜” 來實現文獻可視化，力求從多維度來展現當前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現狀，進而歸納該研究領域的發展路徑，并據此進行反思與展望。

Cite space是一款繪制 “知識圖譜” 的引文可視化分析軟件。該軟件根據導入文獻的關鍵詞信息，繪制出體現文獻關鍵詞節點及其共現連線的網絡圖式，以反映出特定研究領域的知識結構[1]。知識圖譜因兼具整體性與直觀性，而倍受學者青睞。2021年1月14日，筆者以 “全球氣候治理” 為主題在中國知網（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數據庫進行搜索，將文獻類型設定為 “學術期刊” 與 “學位論文” 。經過篩選，共獲得文獻702篇。以refworks格式導入Cite space軟件（5.7.R3版本）中，經過文件轉碼與去重，共得到有效文獻692篇。

本研究選取文獻數量年際變化、核心作者、重要發文機構與關鍵詞知識圖譜4項指標來展示國內全球治理的研究現狀。

（一）文獻數量年際變化

由圖1可知，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的文獻數量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這表明全球氣候治理逐漸受到了學界的關注。具體而言，根據文獻數量變化情況，筆者將該研究領域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如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萌芽期（2009年之前），此階段各年份的文獻數量均為個位數，文獻總量僅為20篇（占比約為2.89%）。第二階段為積累期（2009年—2014年），此階段文獻總量為168篇（占比約為24.28%），各年份文獻數量均處于20～40篇之間，相較前一階段有小幅攀升。第三階段為快速發展期（2015年—），此階段文獻總量為504篇 （占比約為72.83%）。其中，文獻數量在2015年—2017年之間增長速度最快，并在2017年達到峰值（109篇）。

圖1 國內全球氣候治理文獻數量年際變化

（二）核心作者與重要發文機構分析

核心作者和重要發文機構分析是根據作者與機構的發文量來挖掘其學術活躍程度的過程。這種分析能清晰地展示不同作者與機構的發文數量，方便我們判斷不同作者與機構的學術生產力及其合作關系。將文獻數據導入Cite space中，將Node types設置為author，選擇 “最小突樹法” ，分析運行后點擊visualize，可以得到關于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作者的發文量與合作情況的知識圖譜（見圖2）。由圖2可知，在該研究領域中，發文量較多的學者主要有清華大學的何建坤（22篇）、復旦大學的薄燕（18篇）、濟南大學的李慧明(16篇)，他們在全球氣候治理的概念、主體、發展脈絡、國際協議與氣候外交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圖2 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核心作者分布及合作情況

將Node types設置為Institution，分析運行后點擊visualize，可以得到關于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機構的發文量與合作情況的知識圖譜（見圖3）。由圖3可知，各高校國際關系學院與各級社科院所是從事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中堅力量。經過對比分析可知，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的發文量最多，達27篇；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次之，發文16篇；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以14篇文獻位列第三位。此外，其他發文量較多的單位依次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10篇）、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10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9篇）等?？梢?，重要發文機構與核心作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對應關系。

通過節點與連線的特征表達知識信息及其結構，是Cite space的一大亮點。知識圖譜中節點間的連線體現的是共現關系。當變量為作者、機構時，這種共現則代表的是合作關系。由圖2和圖3可知，就作者合作情況而言，其節點連線較少，這表明核心作者間的研究獨立性較強，彼此間合作較少；
就發文機構合作情況而言，不少存在共現關系的二級機構屬于同一個一級機構，且不少學者擁有學術兼職，發表文獻時同時標注兩個二級機構。因此，不同一級機構及其二級機構間的合作成果較少。同時，跨學科、跨區域的研究平臺比較缺乏，彼此研究的互補性有待加強。故加強不同學者、機構間的交流合作，提高研究的互補性應是未來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發展的一個方向。

圖3 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重要發文機構分布及合作情況

（三）高被引文獻分析與關鍵詞知識圖譜

關鍵詞作為論文的核心凝練與主旨表達，是進行文獻計量分析的重要指標。通過關鍵詞詞頻統計及其共現情況，我們可以獲取該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及其轉換，并歸納出該研究領域的發展路徑。將Node types設置為keyword，選擇 “最小突樹法” ，分析運行后點擊visualize，可以得到關于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關鍵詞知識圖譜。為突出高頻詞匯，筆者在不改變圖譜結構的情況下，將相關閾值進行了調整。結合圖4所顯示的關鍵詞，得出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高頻關鍵詞有：全球氣候治理（335次）、全球氣候變化（191次）、巴黎協定（142次）、全球治理（102 次）、中國（46 次）、歐盟（38 次）、應對氣候變化（37 次）、人類命運共同體（33 次）、氣候談判（31次）、聯合國（18次）等。除此之外，國家自主貢獻、氣候外交、《京都議定書》、特朗普政府、美國、氣候政策、低碳經濟、國際合作、巴黎氣候大會以及低碳發展等詞組也是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傮w而言，該圖譜中節點共現關系明顯，相關性較強，顯示了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發展的基本脈絡。

圖4 國內全球氣候治理關鍵詞知識圖譜

將692篇文獻導入Cite space中，將Node Type設置為Term，分析運行后點擊visualize，選擇以 “Timezone” 模式呈現圖譜，可得到國內全球氣候研究的主題時區圖（見圖5）。主題時區圖能更加全面地展示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知識周期與不同階段的發展軌跡。

（一）研究主題日漸豐富：多學科協同研究驅動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科學發展

結合圖5，根據不同主題詞的出現時間，結合前文提出的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發展階段，將其整體劃分為三個時段。在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萌芽期，主題詞數量相對較少，全球氣候變化、全球氣候治理、環境治理、國際機制、國際環境機制等是學界主要關注的主題。在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積累期，隨著文獻數量的增長，更多的研究主題開始出現，如氣候談判、全球氣候政治、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可持續發展、減排責任、全球公共產品等。隨著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進入快速發展期，各年份文獻數量迅速增加，各類新主題詞隨之出現，如巴黎氣候大會、巴黎協定、特朗普政府、赤道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中國方案等。新主題詞的層出不窮也標志著國內該領域得到了更多學者的重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拓展。同時，多學科協同研究也推動著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科學發展。筆者發現，除地理科學學者外，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統計學、政治學學者加入到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隊伍當中來，并從多學科角度來解讀全球氣候治理。例如：王飛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發展中國家氣候融資的困境與突破[2]。李昕蕾等以社會學為視角，分析了非政府組織在氣候治理中作用的階段性變化，并為中國與非政府組織的進一步互動提供了建議[3]。劉芬芬立足國際法的角度，剖析了國際環境非政府組織在全球氣候治理實踐中的身份困境，并提出了相關改進路徑[4]。此外，交叉學科的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曹飛翠等結合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知識，分析了特朗普能源新政策對世界能源格局的影響，并闡釋了其對推動中美能源合作對策的思考[5]。這些研究深化了學界對該領域的認識，也推動著該領域的科學發展。

圖5 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高頻主題時區分布圖

（二）研究視角逐漸聚焦：用中國話語推動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中國化、本土化

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視角主要有全球視角、比較視角、域外視角與中國視角，具體來說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全球視角，即將全球氣候治理嵌入到全球治理的過程中，注重各層次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與治理效能評價。第二，比較視角，則是通過考察不同行為體某一方面的政策特征與行為特點，進而挖掘彼此間的共性與個性。例如：薄燕等以國際氣候談判的京都進程為討論時域，分析了中國與歐盟在該討論時域的角色差異，認為后京都時代中歐雙方的互動將更加頻繁[6]。同樣地，曹慧比較了中歐雙方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內的觀念與行動，總結了兩者在該領域存在的分歧與未來合作前景[7]。李慧明則聚焦近兩年來歐盟與美國的政策新政，討論了歐美氣候新政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影響與限度[8]。第三，域外視角則是從區域與國別研究的角度出發，分析某一國在一段時期內的氣候政策及其影響，這也是大量國際關系學者采用的研究視角。例如，謝來輝從國內外、政治經濟等角度分析了加拿大從全球氣候治理的 “領導者” 轉變為 “拖后腿者” 的原因[9]。張永香等認為，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給全球氣候治理帶來的是波動性影響，并不會逆轉全球氣候治理的大方向[10]。李強等通過分析盧旺達的綠色發展路徑，總結了該國的綠色發展經驗[11]。第四，隨著中國氣候外交的深入發展，中國視角逐漸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中國視角既是立足中國的傳統文化，用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等生態文明哲學實現理念創新的研究過程[12]，又是以中國外交為實踐場域，用 “一帶一路” 倡議、 “南南合作” 等合作框架，實現平臺創新、模式創新的大膽嘗試。理念上，一些學者開始關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觀點，以此來論證氣候治理的必要性，進而為全球氣候治理合作賦能。行動上， “一帶一路” 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協同發展也成為近年來學者關注的主題。換言之，學者愈發重視中國氣候外交的政策進展、平臺建構與效果評價。具體而言，董亮認為，全球氣候治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理念上具有強共通性，這種共通性有助于中國深入地參與到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當中[13]。趙斌等以議題聯系為視角，考察了南南合作過程中群體成員的合作特點與不足，認為中國應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以實現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向 “實質型” 聯系模式跨越[14]。

（三）研究對象走向多元：建構主權國家、國際組織、城市協同治理的立體治理體系

主權國家作為最基本、最主要的國際政治行為主體，是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關鍵部分。正如葛漢文所言：
“主權國家在國際氣候治理機制的創建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盵15]所以，在該研究領域早期，大部分學者主要關注的是主權國家的對外行為與政策調整。由于全球氣候治理實踐中存在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 ，根據各國經濟發展情況與治理能力狀況，主權國家被劃分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兩類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能力與地位均存在差異。近年來，隨著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城市等其他非國家行為主體也參與到了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之中，并得到了學者的關注。例如，吳志成等討論了聯合國與全球氣候治理的關系，指出聯合國在全球氣候治理的組織基礎、共識達成、文件訂立與機制構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6]。沈玲玲介紹了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非政府組織的概念、類別、發展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闡釋了非政府組織已經發揮的作用與當前面對的困境[17]。周逸江以UNFCCC秘書處為例，探討了國際組織自主性的行動邏輯，指出 “締約方集體授權有力地塑造了國際組織官僚機構的自主性行動路徑?！盵18]同時，城市作為主權國家的構成單元（次國家行為體），既是全球氣候變化的 “受害者” ，又對全球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 “具有治理能力的‘全球城市’需要介入到全球氣候治理中,對國家主導下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進行補充” 。[19]大量的 “全球城市” 在氣候治理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跨國城市網絡，這種網絡型治理模式 “具有高公共性、低授權性與高包容性的特點，兼具政府間主義與跨國家主義的優勢，為全球氣候治理增加了機會”[20]，為公眾參與到全球氣候治理當中并發揮其相應的作用提供了相關渠道[21]。此外，諸如G20等其它領域的對話合作平臺也逐漸開始關注氣候議題，推動了全球氣候治理復合體系的形成。

（四）價值取向實現升華：逐漸強調人類共同利益與命運共同體

氣候變化是涉及全人類生存和發展利益的公益問題，所以應對氣候變化不應囿于國家利益與 “零和” 博弈思維，而應更加推崇全人類的整體思維。這種訴求也標志著一種價值取向的轉變：即從以主權國家利益為首的國家主義轉變為以全人類利益為首的全球主義。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轉變并不意味著研究者放棄所關切國家的利益。相反，在學者蔡拓看來：
“多元行為體參與的治理進程當然要維護國家合理正當的權益，但其更本質的追求是人類共同利益、共同意愿與整體權利，這是全球主義價值的重要體現?！盵22]同時，這種轉變與中國對于氣候問題的認知是協同發展的。近年來，中國逐漸將氣候問題視為影響人民生存、民族與國家發展乃至全人類命運走向的核心要素，并據此提出了 “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一治理理念，承諾在推動國內環境治理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兌現中國減排諾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全人類的視角出發,描繪了中國有關未來參與全球治理的愿景,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目標相契合,也為新時代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奠定了理論基礎?！盵23]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將全球氣候治理的未來創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相結合，這既是社會科學應用性的一大體現，也是全球氣候治理研究逐漸走向中國化的重要標志。筆者以為，提升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實踐中的領導力，就是要堅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觀念指引，發揮 “一帶一路” 倡議的理念優勢、制度優勢，為全球氣候治理的實踐發展貢獻 “中國智慧” 和 “中國方案” 。

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不成熟的理論體系、單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穩定性的欠缺阻礙著該研究領域的進一步發展?；诖?，本文試圖對該研究領域的未來發展方向提供若干有針對性的建議。

第一，繼續深化有中國特色的全球氣候治理理論體系研究。全球氣候治理實踐的 “碎片化” 導致了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 “碎片化” ，進而影響到該研究領域核心理論體系的構建。換言之，隨著研究主題的日漸豐富，該領域的理論研究逐漸泛化。同時，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應用性愈發明顯。對比而言，理論研究就顯得相對不足，學界對某些核心問題的討論與探索就顯得相對不夠，一些基本概念仍存在爭議。學者們在全球氣候治理的價值取向、模式轉換路徑、發展理路、治理能力與效率評價等問題上還沒有達成共識。因此，在注重發展應用性研究的同時，如何做到不忽視理論體系的構建，并推動某些核心問題的討論，應是學界未來關注的一個問題。

第二，加快與該研究領域的國際對話進度，豐富該領域的研究方法。筆者發現當前該領域的研究大多是定性研究，研究方法顯得比較單一。事實上，研究方法的多元運用也是一個研究領域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通過閱讀文獻，筆者觀察到國外一些學者開始嘗試融合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交叉研究，以獲得更加全面的結論。國內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成果較少，鮮有將兩種方法予以結合的成果。盡管交叉學科研究逐漸受到學界關注，但目前相關成果數量并不多。因此，國內學者應借鑒國外學界的先進經驗和豐富的研究方法，同時結合自身研究優勢針對某些具體問題，通過實地調研獲取一手資料，做出一些高質量的個案研究，以便能為全球氣候治理實踐發展提供參考。

第三，重視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穩定性。國內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穩定性不足也是制約該研究領域深入發展的主要因素。筆者發現，各年度發文量具有一定的波動性，近五年來的新主題詞數量也相對有所減少。此外，問題導向下的研究應用性也使得學界對于某些理論核心問題探索相對停滯。因此，學界既應保持對熱點和現實問題的關注，又應保持對基礎理論問題的持續討論，以實現該研究領域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