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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霞， 郝敏佑， 楊 越
(1.重慶交通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重慶 400074；
2.重慶中東歐國家研究中心，重慶 400074)
自2012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建立貿易合作關系以來，雙方都取得豐碩的成果。到2021年，雙方合作已涉足20多個領域。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貿易年均增速為8%，是與歐盟貿易增速的2倍以上。特別是2020年以來，全球經濟受到疫情的嚴重沖擊，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貿易依然呈現逆勢增長的強勁勢頭，并且雙方貿易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034.5億美元，與2019年相比增長8.4%，高于同期中歐貿易增幅和中國對外貿易增幅[1]。近年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務實合作，合作關系不斷鞏固深化，合作模式不斷創新拓展。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使國內外產業加速轉移，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高新技術產業迅猛發展。突如其來的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帶來長期影響，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加速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尋找新的投資項目和貿易伙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開拓潛在市場等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2020年5月，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出臺重磅文件，重點提出要加強西部地區現代制造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形成現代化產業體系。重慶作為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位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交會點與聯動點，是西部開發開放的主要支撐，具有產業、資源、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優勢。中東歐國家連接歐盟市場，富含多種能源礦產，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占據重要地位。2020年，重慶與中東歐16國進出口總額約199.8億元，同比增長24.7%，具有良好的貿易勢頭[2]。加強重慶與中東歐國家多領域、多層次的合作，有利于推進我國與歐盟國家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深度戰略合作。
在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整體合作外交的機制下，“一帶一路”倡議和 “16+1合作”以雙方人文交流為支撐，以經濟合作為基礎，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新優勢。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各國都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中東歐國家強烈希望與全球主要經濟體合作，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中東歐國家主要的合作選擇。中東歐國家是我國進入歐盟市場的必經之路，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我國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引領，加大西部地區的開放力度，支持新疆、甘肅、青海、貴州、重慶、四川、陜西、內蒙古等地根據區域優勢，建設大通道、核心區域、開放試驗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等。推進重慶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有利于“十四五”規劃的實施，開放我國內陸高地，使重慶成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營商環境達到國內一流水平。地方層面的經濟合作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最重要的基礎和最有潛力的發展方向，將會推動國家間的文化交流、經濟合作和政治互信，增加雙方多層級合作的黏合度[3]。
疫情下，許多國家認識到外向型經濟模式主導的發展模式極為不利。疫情帶來的逆全球化已啟動，產業鏈分工引發歐美制造業空心化，美國、日本等國家鼓勵自家企業撤出中國。部分外資企業的搬離撤出將影響我國的配套產業鏈。我國堅持發展以合作為核心的援助理念[4]，為推進與中東歐國家的互聯互通，從理論上講，中國為中東歐國家提供了區域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中東歐國家交通基礎設施需要升級，在基礎設施上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一定優勢，一定程度上滿足中東歐國家的發展訴求[5]。重慶作為我國首個開通中歐班列的城市，同時承載著實現我國與中東歐國家互聯互通的重要使命。重慶是中國的老牌制造業基地，在汽車、摩托車和軌道交通設備等制造產業領域擁有相對成熟的技術。中東歐是歐洲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的集中地區，對先進技術與新興產業的引進有迫切需求。重慶的新興產業迅速發展，如高端智能裝備、電子信息、新材料等[6]，形成傳統制造和新興制造雙輪驅動的發展格局。重慶不斷推進產業和貿易的有機結合，通過國際營銷網絡和貿易促進外貿轉型升級基地建設。2019年重慶全年工業增加值6656.72億元，同比增長6.4%，2020年為6690.77億元，比上年增長5.3%，增長幅度有所下降(1)數據來源于2019年、2020年重慶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選擇與中東歐國家合作，因為中東歐是經濟增長較快的區域，具有較好的工業制造基礎。如斯洛伐克在汽車制造業上擁有完善的配套設施和政策，波蘭是歐洲客車的主要生產基地[7]。為實現雙方互聯互通，新建國際產業鏈是雙方必要的選擇。
在國內大循環、國際雙循環的情形下，申現杰和肖金成認為優化國內區域開放格局是當務之急[8]。重慶面臨西部產業加快轉移的重要機遇，國家政策鼓勵重慶產業向西部梯度轉移，促使區域間的經濟內循環，從而實現不同區域的協調發展。對于承接產業轉移方面，重慶連接五大省份，南北通達，承東啟西，可輻射范圍廣，還擁有產業多樣化、資源豐富等良好的基礎條件。面對經濟全球化發展、國際產業分工進一步深化、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的局面，我國的貿易政策由鼓勵出口導向型轉為鼓勵進出口貿易。重慶踴躍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不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區新型工業化的進程和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還有利于重慶提升國際交往、技術創新、消費供給、服務水平、現代交通及物流供應鏈的水平[9]。重慶擁有開放的通道、平臺、產業、政策支撐，以開放數據、金融、運輸、人才為重點，加強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內外雙循環，構建以“4+4”為戰略突破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爭取開放發展的戰略主動[10]。中東歐國家無疑是目前最好的選擇之一，一方面中東歐國家在一些領域具有優勢和基礎，另一方面中東歐國家城市的發展情況與我國內陸城市相似，相互促進的雙向合作是重慶應對新發展格局的占優選擇。
據海關統計，2020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易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034.5億美元[11]，其中重慶與中東歐國家貿易進出口總額約199.8億元人民幣[2]，占比3.04%，重慶與中東歐國家的貿易規模仍然較小。根據重慶統計年鑒的數據，2010—2020年，重慶與部分中東歐國家的進出口、進口、出口貿易總額占比呈上升趨勢，尤其是出口總額漲勢迅猛，重慶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貿易活動日益頻繁。重慶對中東歐16國的進出口總額一直處于貿易順差狀態，出口總額遠高于進口總額，反映出重慶在中東歐市場的購買力較弱。重慶于2011年3月開通直達歐洲的“渝新歐”班列，“十三五”期間中歐班列(渝新歐)累計開行突破7000列，是重慶與中東歐最重要的貿易方式之一。到2012年，由于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重慶與中東歐國家的貿易有所下降。為了契合中國與歐洲國家共同發展的愿望，2013年7月2日在重慶召開第一次中國—中東歐國家地方領導人會議，這次會議拉近了重慶與中東歐國家的關系，雙方貿易水平逐步恢復并不斷上升。
2010—2020年，重慶對中東歐國家貨物進出口展現出高度集中化，2020年中東歐與重慶進出口貿易總額排在前五的國家是波蘭、捷克、希臘、匈牙利、斯洛伐克，約占中東歐國家與重慶進出口貿易的88%。其中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屬于工業貿易總額較高且不斷增長的國家[12]，與重慶的貿易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重慶對波蘭的出口總額排名穩居中東歐國家第一名且不斷上升，2010年重慶對波蘭的出口總額約為0.56億美元，到2020年升至8.94億美元，波蘭在重慶對中東歐國家的出口格局中占據重要位置。重慶對斯洛伐克的進口總額由2010年的0.06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1.33億美元(2)根據2010—2020年《重慶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所得。，斯洛伐克、捷克在重慶對中東歐國家的進口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傮w來看，重慶與中東歐國家的貨物進出口總額和種類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呈現“多層級”合作特點，地區層面的合作由來已久。2013年7月3日，重慶—中東歐研究中心項目正式揭牌， 重慶與多個中東歐國家城市建立合作關系。如與斯洛文尼亞、波黑的薩拉熱窩市簽訂友好合作協議，與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市、伊爾福夫市、皮特什蒂市和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市簽署經貿合作諒解備忘錄。重慶與中東歐國家共同搭建貿易互動平臺，舉辦商品推介展覽會，宣傳雙方的優質特色產品，逐步擴大雙方的商品貿易。2019年12月27日，重慶首條直飛中東歐地區的航線正式開通。這條航線的開通深化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在經貿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匈牙利位于“一帶一路”的重點地區，還在重慶設立總領事館，與重慶開展溫泉交流會，并簽署環?；鸷献鲄f議。2021年4月23日，成渝地區與匈牙利創新合作大會在重慶舉行，由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組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參與了此次圓桌創新會。重慶與匈牙利在科創領域發展向好，大會簽約7項創新合作項目。中東歐國家在世界銀行集團發布190個國家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基本都位于前1/3的位置。中東歐國家在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中，愛沙尼亞、捷克、拉脫維亞、保加利亞排名靠前，擁有較高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主權信用評級高，未來展望樂觀穩定，對國際貿易與投資有良好的支持環境(見表1)。在合作途徑上，重慶的中歐班列(渝新歐)輻射或通達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家，將中東歐國家優質工業品、農產品、礦產品等帶入我國市場。疫情發生后，重慶開通抗疫應急物資運輸專列——“中國郵政號”，切實發揮中歐班列的作用。根據產業的發展方向和未來規劃，重慶與中東歐國家將擴大合作領域，促進各項目實施[13]。
表1 中東歐16國營商環境(3)資料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走出去”公共服務平臺，國別(地區)指南。
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中東歐國家經濟復蘇乏力，希臘債務危機、烏克蘭危機、巴黎恐怖襲擊、難民風潮等事件的發生，給中東歐國家帶來消極的影響。中東歐國家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較強，發展階段相似，給雙方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2021年前三個季度，重慶外貿進出口總額5770.3億元，增長27%，在中西部排名第二位(4)資料來源于重慶市商務委員會。。重慶作為我國中西部地區外貿代表城市，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貿易規模增長空間很大，貿易結構具有一定的互補性[14]。近年來，重慶與中東歐國家的貿易總額不斷上升，雙方的貿易種類越來越多，貿易領域越來越深。2020年，重慶與中東歐國家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199.8億元人民幣[2]。重慶擴大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汽車摩托車及零配件等優勢產品的出口，同時積極向中東歐國家進口特色產品，如乳制品、肉類、護膚品、酒類、農產品等。研究重慶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主要進出口商品發現，重慶主要出口商品的種類幾乎滿足中東歐國家的商品需求，而中東歐國家出口商品的種類也幾乎涵蓋重慶的進口需求，雙邊進出口貨物類型互補性強。此外，中東歐國家對咖啡的需求量大，重慶雖不產咖啡，但卻是全國最大的咖啡交易中心。越來越多的來自東南亞、云南的咖啡豆通過“渝新歐”運往歐洲國家。重慶咖啡交易中心的成立吸引了180多家企業，覆蓋咖啡種植、收儲、加工、貿易等全產業鏈，引發虹吸效應?？Х认嚓P配套產業紛紛布局重慶，使其咖啡產業鏈逐漸完善，滿足中東歐市場的需求。
在“16+1”和“一帶一路”的合作機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中東歐國家投資。然而疫情的暴發導致全球經濟受到影響，疫情常態化導致全球產業鏈面臨挑戰。重慶與中東歐國家的產業合作也面臨諸多問題。
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布《2021年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中，中東歐國家除愛沙尼亞外，其余國家排名均靠后，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處于中等水平。由于地理環境不同，中東歐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不同，大部分國家的基礎設施較落后，低于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目前，重慶每百平方公里擁有的鐵路密度不到3公里，在各省份中處于第三梯隊?；A設施的完善將影響雙方合作的積極性。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法規、政策、機制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中東歐16國中有11個國家屬于歐盟，在政策法規和經濟規則上需與歐盟保持一致。地理距離、合作標準、法律體系、歐盟一體化、關稅水平都是導致我國與中東歐貿易效率低的主要原因[15]，增加了重慶進入中東歐市場的難度。目前，重慶對外貿易水平相比東部沿海地區較落后，數字化轉型水平相對較低。貿易關口以人工管理訂單為主，面對較復雜的配額、供應等事項時，容易出現漏單和失單等情況，一定程度上制約重慶對外貿易的效率與效果。
表2 中東歐國家簡況(5)資料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走出去”公共服務平臺，2021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來自IMD，*表示這些國家不包括在評估的64個經濟體內。
據重慶統計年鑒數據庫顯示，2020年重慶進出口總值941.76億美元(6)資料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數據庫。，其中對中東歐國家進出口總值為199.8億元人民幣[2]，約占當年重慶進出口貨物貿易額的3.0%。重慶與中東歐16國產業合作規模小、貿易產品結構單一，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和汽車零部件等產品上，貿易產品總量大，但附加值普遍不高。重慶較多制造業處于國際產業鏈中間環節，主要負責加工和裝配過程，創新能力較弱，在高端制造領域合作深度不足。目前中國已建立182個境外經貿合作區，在中東歐國家建立的合作區僅有7個[16](見表3)。這些合作區分布的國家較集中、規模數量不足，存在與當地政府溝通不暢、產業體系尚未健全等問題[17]，限制了重慶外資企業向中東歐經貿合作區的入駐，進一步影響重慶與中東歐國家在產業鏈上下游的深入合作。
表3 中國企業在中東歐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7)資料來源于《1992—2018年中國境外產業園區信息數據集》。
重慶到中東歐國家的主要貿易通道有鐵路運輸、航空運輸和多式聯運。鐵路運輸一直是交通運輸行業的支柱，對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8]。重慶與中東歐國家的鐵路運輸主要是以中歐班列(渝新歐)為主，自開通累計運行約7600班。目前中歐班列存在的問題是頻繁擁堵、時效性降低。一是由于疫情影響，常規國際物流流程被打亂，海運和空運運力緊張，歐洲多地出現港口擁擠，急需出口的外貿產品將目光轉向中歐班列，同時國內眾多中歐班列運行主線一致、同質化嚴重。二是中歐班列的運輸通道建設不夠成熟，面對突然涌入的大量貨物，在關口檢查、換軌通關時耗費時間長，降低運輸效率。三是貨源分配不當，目前有部分時效性低的貨物選擇中歐班列，致使發班頻率紊亂，無法保證時效性高的產品運送。同時中歐班列對政府補貼依賴性強，回程貨源數量少、品類單一，主要以日用品、木材、機電產品、農產品為主，產品附加值低，產業帶動性小。水路、鐵路、公路、航空的市場準入規則和要求不同，出口報關審核周期長、效率低，沒有真正實現多式聯運一單制的作用。重慶和中東歐國家的貿易通道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物流與產業聯動滯后，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19]。
中東歐16國因地理位置、歷史文化、民族宗教和國家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差異，很難用同一種規則、標準和模式進行合作。根據“一帶一路”倡議在政策溝通和設施聯通上的要求，首先，政府間要積極構建“16+1”的自由貿易區網絡，盡快開展中國—中東歐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性研究。根據中東歐各國的發展訴求有側重、有規劃地建立全面的制度安排，包括市場準入、稅收規定、優惠政策、投資保護等方面；
執行高標準的開放政策，放寬外資準入限制。其次，要結合中東歐國家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根據產業定位，統籌考慮公共產品的建設。在政府的支持和主導下，依托重慶建工投資控股有限責任公司、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重慶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等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優勢與成熟經驗，重慶積極參與中國在中東歐國家公路、鐵路和軌道交通等區域性公共產品的建設，提升雙方在裝備、技術、運營等多方面的合作，促進物流業與產業的融合發展。同時，中國和中東歐國家還應完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出臺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辦法，充分激發社會投資活力，控制項目總體風險，建立區域性公共產品，構建多樣化的融資機制。
精準產業鏈的打造立足于重慶與中東歐國家和地區的基本情況。根據“中國制造2025”戰略，重慶不斷按照戰略的要求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將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作為重點發展對象。同時由于疫情，重慶產業鏈的延伸性和關聯性發展受阻。要想占據產業鏈主導地位，就要培育“鏈主”企業。重慶擁有堅實的汽車產業發展基礎，政府應著力推動企業整合內外資本，鼓勵重慶企業在中東歐市場的兼并、收購等經營行為。為了擺脫以國際代工方式參與的合作，建立以重慶企業為“鏈主”的產業鏈，充分發揮我國龐大內需的虹吸效應。電子信息產業是重慶招商引資的支柱產業，重慶應利用現有優勢，支持智能終端企業以產業聯盟、項目合作等方式，與愛沙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等創新能力較高的中東歐國家合作，培育企業新競爭優勢，加快產業升級。重慶是我國重要的中藥材產地之一，山區大面積生長的野生中藥材植物加上人工培育的中藥材達2000余種(8)數據來源于百度文庫的重慶市農業概況。，中醫藥在疫情防控中表現突出，發展中醫藥產業大有可為。為了加強重慶醫藥產業的產品研發和產業鏈的延伸，可利用匈牙利在生物制藥行業擁有的獨特優勢，形成互利互惠的利益共同體。
2018年《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投資指南》指出，境外經貿合作區在產業選擇上應涵蓋資源加工、制造加工、農業加工、商貿物流和科技研發等領域。目前，我國在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區主要以商貿物流和制造加工為主。為拓寬經貿區涵蓋領域，在中東歐地區打造樣板工程、建立先行示范區，如中波農業科技促進中心、中保農業合作區等。這些合作區成為中東歐國家的樣板，如阿爾巴尼亞、波黑、黑山等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國家，正缺乏大型農產品加工企業。結合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市場環境、優勢資源，明確對方產業特色，政府圍繞重點產業鏈、供應鏈，建立和完善經貿合作區。旅游業既是中東歐國家的重點特色產業，也是重慶未來的支柱產業之一。大部分中東歐國家的產業結構都以第三產業為主，旅游業又是第三產業中輻射帶動能力較強的產業，輻射交通、酒店、商貿、餐飲等諸多產業。從理論上說，旅游產業鏈主要通過旅游路線的規劃、旅游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等方式滿足顧客的需求。由于疫情的影響和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是產業關聯的紐帶，能夠推動我國雙循環發展。國家盡快建立完善的數字化服務貿易規則，推動雙方產業轉型，轉變旅游業的發展理念，依托數字化技術和互聯網發展智慧旅游。
物流基礎建設是實現重慶與中東歐國家互聯互通的重要基石。為了強化重慶與中東歐的產業鏈韌性，國家應加快重慶國際貿易通道建設。以建設西部國際綜合交通樞紐為目標，持續實現“一江兩翼三洋”國際物流大通道戰略。通過黃金水道——長江的優勢，圍繞忠縣新生港、兩江新區果園港，依托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保稅物流區，完成長江沿岸省市貨源集結，打造長江國際物流節點，與中歐陸?？炀€對接，加強重慶與中東歐國家水運物流的流通合作。西南翼快速推進重慶—瀘州—昭通鐵路建設，連接昆明、大理、緬甸，打造西部陸海新通道；
西北翼加快中歐班列(渝新歐)沿線國家和地區通關一體化建設，通過組織機構、制度設計、管理模式、作業平臺等系統整合，健全和完善重慶赴中東歐國家的物流信息共享平臺。加速規劃重慶機場的國際航線網絡，升級改造運輸場站[18]，推動中歐班列(渝新歐)+空運物流通道建設，建立多式聯運國際貨運體系。依靠中歐班列、機場、鐵路、港口等貿易通道，實現東西南北四向聯通，使重慶逐步成為我國西部地區的“中東歐中轉站”。雙方企業利用貿易通道大力發展跨境電商，引導傳統產業實現電商運營，打造跨境電商集聚區。通過電商平臺將中東歐特色產品引進來，如希臘的橄欖油、羅馬尼亞的葡萄酒、保加利亞的玫瑰和精油、捷克的啤酒等；
將重慶產品送出去，如火鍋底料、調味品、忠縣柑橘、梁平柚、合川桃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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