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舊國音”的史實與價值辯證

薄守生

(鄭州大學 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以往，人們對“老國音”存在很多胡涂的認識。這些胡涂認識主要包括：對“老國音”一詞的來龍去脈并不清楚，人們常常滿足于不求甚解、難得胡涂；
對“舊國音”的歷史定位并不準確，人們通常以否定性的批評為主。事實上，“舊國音”的歷史價值在以往被嚴重地低估了，它在中國語言史、中國語言學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重要歷史節點，在今天我們應該對它的學術價值進行重估。

在這里，我們認為復以舊稱“舊國音”確有必要。當然，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說，建議語言學界復以舊稱“舊國音”的阻力一定會很大，因為人們早就已經習非成是、習以為常了。但是，即使語言學界最終沒有能夠實現復以舊稱這一結果，本文的這種呼吁、建議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它至少可以讓一部分學者開始反思“人們對‘已經習以為常的老國音’有沒有錯誤的認識”，反思人們對那一段歷史的各種錯誤的想象、并無史實基礎的各種推理。

在民國初期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與“舊國音”緊密相關、互相聯系的概念、事物、事件有很多，比如說，讀音統一會、《國音字典》、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新國音、注音字母、普通話，等等。其中，有幾個概念、幾對關系，值得我們分析、辯證。

1912年12月，教育部制定、公布《讀音統一會章程》，在教育部內設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該章程主要包括：“會員組織”、“會員資格”、“本會職務”三部分。其中的“本會職務”包括“審定一切字音為法定國音”。

依據《讀音統一會章程》，“會員組織”和“會員資格”的內容主要包括[1](P50-51)：

會員組織：(一)教育部延聘員，無定額；
(二)各地代表員，每省二人，由行政長官選派；
蒙藏各一人，由在京蒙藏機關選派；
華僑一人，由華僑聯合會選派……會員資格：(一)精通音韻；
(二)深通小學；
(三)通一種或兩種以上之外國文字；
(四)諳多處方言。(須合四種資格之一)。

按照如上標準，當時會員總數實得80人(1)這里說的“會員總數實得80人”，是指參會的名額數，而不是實際上的參會人數。有些學者在談到“舊國音”的投票人數時常說“會員代表80人投票決定國音”，那不符合史實，是錯誤的。，其構成人員大體如下[1](P52-53)：

延聘員約三十余人，部派員又十余人，余則各省選派之代表也……各省代表，遠省既憚路遠，又多不重視，故不樂費款；
有僅派送一人者，且有直到閉會尚未送一人者……二月十五日，正式開會，會員到者四十四人。

“讀音統一會”在開會過程中，有部分會員中途離會，具體到每一天的開會、離會情況比較復雜，難以簡明扼要地概述。后來，人們常?；\統地說“參會人員40余人”。

關于會議的“審音辦法”和具體程序[1](P53)，主要是：

先依清李光地的《音韻闡微》各韻(合平上去，入聲另列)之同音字，采取其較為常用者……分省商定其應讀之音……由記音員逐音公較其多寡，而以最多數為會中審定之讀音。

這些讀音因為是“分省商定”，一省一票，每字統計所得的票數最多的讀音被認為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或者說可以認定為“一國所公有”，所以，“讀音統一會”所審定的這些讀音被稱為“國音”，會議審定了6500多個字音。除了這6500多個字音之外，會議還審定了600多字的字音。這600多字主要包括三部分[2](P17)，如下：

近今俚俗通行之字(使將來普通俚俗書報俱能劃一其音)，而復有近今學術上(如度量理化等)所用之字，(俱非《闡微》所有，亦為必不可遺)，于是又加孔子名諱等少數要字(為《闡微》以別故所缺載者)。(2)筆者按：本段引文中的有些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以方便今人理解。原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比較粗略，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

“讀音統一會”于1913年2月15日開幕，會議第一階段的工作任務就是審定上述6500多字和另外600多字的“國音”，這一階段大約有40余名會員參會審定字音，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完成了工作任務。

會議第二階段的工作任務是“照章核定音素，采定字母”，會議上對于采用哪一種字母方案爭論得非常激烈，意見很不統一，并且出席會議的會員也更少了，直到1913年5月22日“讀音統一會”正式閉會(比原定的計劃閉會時間推遲了一個星期)，全部會期三個多月。

在這次會議上，“讀音統一會”審定的“國音”就是后來的《國音字典》的語音基礎。

在“讀音統一會”閉會以后，“教育部因政局變動，總次長都換了人，把全案都擱在文書科的柜子里，任其鼠咬蟲傷，沒人過問了”[1](P62)。這里所說的“全案”應當包括“《國音匯編草》一本”。一直到了1918年，“原議長吳敬恒發奮起草于上海，將審定之字，改依《康熙字典》之部首排列，始定名為《國音字典》……一面交商務印書館從速印行，一面促部組成國語統一籌備會從事校訂”[1](P95)。當時的《國音字典》收字13000多個字(3)這里所說“收字13000多個字”，只能是一種估算，筆者并沒有一個字一個字地統計過。關于《國音字典》的收字數，筆者也沒有發現學術界有過精確的統計。在當時，《國音字典》的出版情況非常復雜，涉及初印本、單行本的“附錄”、重印本、校改本等各種問題，《國音字典》的收字數(即“字頭”數)本來就不太容易確定，統計起來本來就會存在一定的爭議與困難。介紹《國音字典》的收字數不是本文的目標、立意所在，在這里，寫出一個大體上的約數只是為了便于說明《國音字典》的收字構成、字頭來源。，用“注音字母”拼音。

這13000多字主要來源于三部分，第一部分即上述6500多字，第三部分即上述的另外600多字，第二部分是“讀音統一會”上沒有審定的6000多字?！敖逃孔x音統一會”編寫的《國音字典》在“例言(十五)”中說[2](P16)：

會中未及審定(或一字而但定主要一義而未及審定其它義)之音，頗多切于日用而有不可缺者，第二次會集修正尚需時日，故將此等未審之字與未審之音，皆取已審之字按其母、等、聲、韻之相同“準音而注”?！皽室舳ⅰ闭呒s又得六千余字，倍乎審定之數而稍多。

第一部分6500多字加第三部分600多字共計約7200字，再加第二部分“準音而注”的6000多字(4)根據上述“倍乎審定之數而稍多”，第二部分“準音而注”的應該是6500多字。但是，在上述引文中(即《國音字典》的“例言(十五)”)已言明“約又得六千余字”，這6000多字一說與上述6500多字一說實相矛盾。關于《國音字典》的收字數這一個問題，不是本文的目標、重點，但是，在此我們還是簡單地做出解釋、說明。，總計約有13000多個字。

1919年9月，“《國音字典》初印本出版，于是東南方面起了‘京國問題’的大紛爭”[1](P95)。這里所說的“東南方面”主要是指江蘇省，當時南京高師的張士一主張應以北京音為標準。

《國音字典》初印本出版以后，“讀音統一會”修改了部分字音后即行重印，待重印本出版以后又提請教育部公布。1920年12月24日，教育部發布第578號訓令，要求“轉知所屬各校：嗣后教授字音，悉以該書為準繩”[3]，“該書”即指《國音字典》。

1921年6月，《國音字典》改稱《(教育部公布)校改國音字典》，標注“民國十年二月國語統一籌備會訂正”、“教育部讀音統一會編纂”，仍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即如《教育輔導》1936年12月所記，“十年(一九二一)六月，教育部公布《校改國音字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4]。

關于《國音字典》和《校改國音字典》的關系，《政府公報》1921年2月在“教育部通告”中說[5]：

(《國音字典》的“附錄”)系后來追加之件，故未及印入原書，現……先將“附錄”單獨印行，以備目前各方面之應用。一方面將字典原版按照附錄校改重排重印，定名為《校改國音字典》……中華民國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由此可知，《校改國音字典》和《國音字典》確有一個中間過渡階段，因此，我們可以把《校改國音字典》和《國音字典》歸為同一個“系列”，它們或者可統稱為“‘國音字典’系”字典。

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從1912年12月上旬開始，到1913年3月基本上結束了?！白x音統一會”于1913年2月15日至5月22日召開會議。在時間上，“讀音統一會”會員的確定正好處于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期間，關于語言問題的討論受到政治大事件的影響完全可能，“讀音統一會”通過“票決”審定國音很可能受到了第一屆國會議員投票選舉的啟發。

1912年8月10日，《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公布，規定國會采用兩院制，參議院議員和眾議院議員統稱為國會議員。對此，《中國1913：民初的政治紛爭與政治轉型》一書有簡單的介紹[6](P15-16)，如下：

參議院議員除特殊地方和團體外，采各省平均主義，即不管各省面積的大小、人口的多寡的差異，均取相同的人數……① 由各省省議會選出者，每省10名；
② 由蒙古選舉會選出者27名；
③ 由西藏選舉會選出者10名；
④ 由青海選舉會選出者3名；
⑤ 由中央學會選出者8名；
⑥ 由華僑選舉會選出者6名。時全國共22行省，每省選出10名，參議院額定議員為274名。眾議院采取“人口主義”，由各地方人民所選舉的議員組成。各省選出眾議院議員的名額依人口的多寡而定。每人口滿80萬選出議員1名，但人口不滿800萬的省，亦得選出議員10名……由于當時各省人口冊殘缺不全……采取變通的辦法，以清末各省咨議局議員數1/3為定額……同時規定蒙古、青海、西藏選出的眾議院議員數與參議院議員數相同……以上眾議院議員數額為596人。

經過了三四個月的醞釀、準備，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從1912年12月上旬正式開始，到1913年3月基本結束，正式選舉經歷了三四個月的時間。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開幕。當時，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代議制度”，“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只是其中的一種組織形式。那些“代議制度”，“皆著意于把本在政治之外的大眾引到政治中來，其中的期望和急迫都是非常明顯的，其中的空泛和不著邊際也是非常明顯的”[7]，所以很難取得成功。

從“組織規則”來看，“讀音統一會”會員的確定方法與當時的參議院議員的選舉十分相似，“讀音統一會”在審定國音時的原則是“一省一票”這與當時的參議院議員選舉的“采各省平均主義”也極為相似。在會員(議員)的地域因素方面，“讀音統一會”中的江蘇、浙江會員數量尤其多而有些省份根本就不愿意派出會員代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時江蘇、浙江等地區競爭十分激烈而內地省份對此普遍冷漠、都不愿參與，“讀音統一會”會員的地域來源與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的情形同樣非常相似。因此，認為“舊國音”的“票決”受到了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的啟發絕非忽發奇想、異想天開，我們應該深刻地思考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

以往，關于“舊國音”的政治背景、社會環境這一問題常常為語言學研究者所忽略，這很不應該，這需要我們特別強調、格外重視才行。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舊國音”在當時為何“恰逢其時”，才能夠正確地解釋“舊國音”在當時不能有效推行的真實原因。

在這里，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政治背景、社會環境對“舊國音”的影響。

其一，政治背景。讀音統一會“票決”國音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國會投票選舉的啟發。對此，上文已經有所論述。

其二，社會環境?！芭f國音”不能推行，除了因為它是“無根的語言”之外，與當時的教育落后、時局動蕩、政府迭換關系非常大。在民國初期，國家從未實現全國的有效統一，由民主觀念推動的政治實驗斷斷續續、起起落落，封建思想卻揮之不去甚至再三復辟，政府不重視語言文字工作，更無暇、無力實施切實有效的語言規劃。即使是關于“讀音統一會”的組織、議程問題，也常常吵得不可開交，當時在各個方面都爭論不斷，有的時候甚至需要教育部居間調停才能使會議得以繼續。

以往，人們在討論“舊國音”時多稱它是“人造語言”(即“無根的語言”)，不是自然語言，還常常特別地解釋當時“票決”是“一省一票”而非“一人一票”。百余年來，人們對“舊國音”基本上持否定態度，把它的失敗歸為“人造語言”、“無根的語言”，這種態度、這種認識有一定的道理。誠然，這種“人造語言”、“無根的語言”不便推行當然是“舊國音”推行效果不佳的最重要的“內部原因”，但是，這種認識又很不全面，人們絕對不能忽視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對推行“舊國音”的影響。語言學家研究語言問題，縱使在研究傾向上更重視“語言本體”研究，但也絕對不能局限在蝸牛殼里，而忘記了宏大的歷史背景。

葉寶奎認為“舊國音”(5)此處內容，葉寶奎的原文稱“老國音”。本文在行文中，為了指稱方便，只要不屬于直接引用的內容，我們統一復以舊稱“舊國音”。特此說明。是“讀書音”，而不是“口語音”，并且強調“借讀音之勢力而整齊統一口語音”這種設想完全可行[8]。事實上，漢字具有超方言的性質，中國古代的漢語語音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讀音之勢力而整齊統一口語音”的結果，這也正是中國古代沒有形成“標準音”觀念的一個重要原因?！翱梢哉f，在古代中國，不具備確立標準音的條件，標準音是現代語言學的產物”[9](P139)。其實，中國直到1913年或者1919年還是“不具備確立標準音的條件”，所以，“舊國音”重視“讀書音”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實屬正常。也就是說，我們認為，“人造語言”、“無根的語言”并不是“舊國音”在當時推行效果不佳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舊國音”不能推行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系。

在當時，中國的教育實在是太落后，文盲率高，教育普及的程度非常低，正是這些因素加劇了“言、文脫節”的程度(即“借讀音之勢力而整齊統一口語音”的失敗)——這才是“舊國音”難以落實、難以推行的真正原因。當時，教育部的總長、次長變更頻繁(6)例如，按照時間平均來算，1912～1928年教育總長不足半年就變動一次。，教育經費常常難以落實(7)例如，“教育新當局曾一度請過銀行家來當次長，但亦無術點金”(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第128頁)。，并且，當時政府迭換、經濟落后、戰亂不止、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所有這些“社會環境”才是“舊國音”不能推行的最重要的原因。(8)或許，有學術觀點不同的學者會反駁：“相對于民國初期，中國古代的文盲率更高，很多時候社會動蕩更加嚴重，為什么古代就有‘共同語’流通而民國初年‘舊國音’卻不能推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我們可以承認古代有“共同語”，但是，我們不能高估古代的“共同語”的流通程度，不能認為古代的“共同語”一定比“舊國音”推行的效果更好。同時，中國古代的“共同語”常常只是一種抽象的“意念”上的存在而不一定是一種“具體”的存在，它有可能是一種“音類”上的存在而不是“音值”上的存在。因此，如果拿古代的“共同語”與“舊國音”比較，并不合適。

總之，“舊國音”之不能有效推行，除了語言的“內部因素”以外，我們絕對不能忽視語言的“外部因素”。

“舊國音”是我們計劃復以舊稱的一個名詞、概念，近年來幾乎沒有這樣的稱呼。近些年來，人們習慣于稱之為“老國音”。然而，今人在說“老國音”時那只是一種模模糊糊、不太準確的“慣稱”、“俗稱”，而在歷史上其實并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老國音”的概念?！袄蠂簟边@個名詞是怎么流傳開來的，也是個歷史之謎題，甚至讓人難以理解。

在“普通話”之前、“明清官話”之后，人們常常提起的是“國音”系統?！皣簟边@種稱呼、說法、名詞并無不當，但是，對于“國音”分為“老國音”和“新國音”這兩段卻很模糊、很胡涂。人們在稱呼“老國音”時，是為了區別于“新國音”，然而，在“新國音”之前并不存在明確的“老國音”的概念。也就是說，“老國音”有點兒類似人們為了祭奠“新國音之前的國音”而采用的一個“謚號”(9)這里用“謚號”一詞，僅僅是用來說明兩個名稱的先后順序，先后有別，但并沒有其它的褒貶、揚抑之義。，而不是在1913～1919年前后(10)在這里，我們可以以1913年作為起點，但是，終點卻不容易確定，應在1919年以后，這里用1919年做終點是比較保守的表述。有些學者把終點定在1924年、1926年、1928年、1932年，等等，那均為他們的個人觀點，并無令人信服的證據，并且，他們的觀點很不統一、彼此爭論不休。的一個“時稱”。

《國語旬刊》1929年11月21日在呈送給教育部部長的《審查報告》中說[10]：

從國音標準的增訂上說，國音標準可以有“新”“舊”之別。從國音字母的本身上說，國音字母不能有“新”“舊”之稱。

由此可見，直到1929年底，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尚未正式地提出“舊國音”一詞(只說“國音標準可以有‘新’‘舊’之別”，不說“‘舊國音’‘新國音’有別”)，更沒有使用“老國音”一詞，這證明至遲到1929年底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官方層面上應該還沒有“舊國音”這一個名詞術語?！罢憬×⒅袑W附屬小學聯合會”編印的《浙江小學教育》1931年4月30日的《新國音和舊國音》一文[11]，對“新國音”“舊國音”沒有做出解釋，只是簡單提及了“新國音”“舊國音”這兩個名詞，這說明到1931年上半年在“浙江省立中學附屬小學聯合會”社團層面上已經有“舊國音”這種提法、說法了，但是，在那時這種說法大概還不太正式，這種提法的影響范圍應該還不大。

1932年4月，白滌洲認為[12]：

“新國音”這個詞兒是上海一班國語界的同志們叫出來的，顧名思義，當然是對舊國音而言。老實說，這個詞兒不能算好。國音本無所謂新舊，而修訂字音又是隨時不能避免的事實……原來所謂舊國音，指的是民二議定民九公布的《國音字典》中的讀音。

由此可知，直到1932年人們還以模模糊糊的“舊國音”“新國音”對稱，而不是人們現在所說的“老國音”“新國音”分別。據此推論，“舊國音”一詞在全國范圍內的使用、流通我們可以定在“1932年前后”。

既然“舊國音”一詞是因為有了“新國音”而造出來的，二者是“相對而稱”的，那么，學界應該是先有“新國音”一詞的?！芭f國音”一詞的流通可以定在“1932年前后”，在此之前，“新國音”究竟開始于哪一年？

1920年10月，“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上海召開，議決的《請定北京音為國音并頒國音字典案》有“明定北京音為國音，并依此旨修改《國音字典》，頒發遵用”[13]，并沒有提到“新國音”。

關于“新國音”的起點，語言學界主要有如下幾種說法：

(周有光)1924年重定標準音，“以北京的普通讀法為標準”，稱為“新國音”。[14](P269)

(蘇培成)1924年12月21日，國語統一籌備會開會討論《國音字典》增修問題，決定：以北京語音作為國音的標準，這樣決定的國音，后來就被稱為“新國音”。[15](P159)

(費錦昌)1923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1924年修改“讀音統一會”所定的“老國音”(11)1924年的時候，學界應該還沒有“老國音”的提法、說法。在這里，費錦昌用今天已經習非成是了的“老國音”去稱述“1924年的國音”，應該屬于不夠嚴謹的表述方式。，決定采用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稱為“新國音”，并在1932年教育部公布發行的《國音常用字匯》中采用、推行。[16](P10)

(黎錦熙)民十五(一九二六)起，大家漸漸地都改用北京音了。[1](P173)

(何九盈)1926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推舉王璞、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汪怡、白滌洲等6人為起草委員會(12)這里所說的“起草委員6人”應是1925年12月20日事(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第171頁)，而不是1926年。另，曹述敬《錢玄同年譜》(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152頁)追憶，“民十四……六人為起草委員會，逐字逐音，逐日會議，到民十五才草成十二大冊稿本”。也就是說，成立“起草委員6人”是在1925年(民十四)，“稿本草成”是在1926年(民十五)。，對舊國音(13)在這里，何九盈在不經意之間使用了“舊國音”這一名詞、術語。但是，何九盈在其它的著作中一般以“老國音”和“新國音”對稱，基本上不提“舊國音”這一名詞、術語。以此來推論，何九盈在不經意間還是贊成筆者提出的復以舊稱“舊國音”的。進行修正……這個修正后的方案就是“新國音”。真正體現“新國音”語音系統的是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匯》。[17](P39-40)

在如上5種說法中，筆者認為，蘇培成“1924年……‘后來’就被稱為‘新國音’”、何九盈“真正體現‘新國音’語音系統的是1932年……”這兩種說法比較恰當。因此，“新國音”這一稱謂，大概起自1924～1932年這段時間(在1931年、1932年的可能性較大)，具體時間是不是黎錦熙提到的1926年亦難斷定。

1932年《國音常用字匯》出版，1932年5月7日教育部第3051號布告公布。但是，黎錦熙卻說[1](P277)：

《國音常用字匯》公布后，民九公布之《校改國音字典》(14)黎錦熙所說“民九公布之《校改國音字典》”當誤，教育部公布《校改國音字典》當在民十(1921年)。在上文中，“1921年6月，《國音字典》改稱《(教育部公布)校改國音字典》”已述。當然作廢；
但公布到現在已兩年了，教育界竟還有不知道這個消息的！民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底，國語會匯核各地特委的報告，知其如此，已嚴重函知發行機關：注意宣傳，務使教育界周知。(坊間在民二十一以后所出字典課本之類，還有全照十年前之《校改國音字典》注音的，原因就在不知道這個消息)。

在這里，黎錦熙說公布《國音常用字匯》“已兩年了”教育界竟還有一些人不知道，由此推論，如果有人把《國音常用字匯》當作“新國音”音系的絕對的起點也不一定非常恰當，但是，在《國音常用字匯》之前社會上已經有了關于“新國音”的叫法、稱呼了。正是這個原因，我們可以把“舊《國音字典》”所代表的讀音稱為“舊國音”，把“新編《國音常用字匯》”所代表的讀音稱為“新國音”，這里的“舊國音”“新國音”僅指它們的“叫法”“稱呼”，并不代表它們是在全國人民口語中實際反映出來的“音系”。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愿意使用“舊國音”的叫法，而不愿意繼續使用今人模糊稱呼的“老國音”一詞。

事實上，直到20世紀40年代，仍有很多學者習慣于使用“舊國音”一詞，而不是“老國音”一詞。例如，1946年11月，史存直在《論北方話的優越性(上)》中說[18]：

民二讀音統一會閉會議定標準讀音(舊國音)，后至“新國音”出現。

在這里，史存直就沒有使用“老國音”一詞，只說“舊國音”。

語言規劃對“語言本體”的影響不容忽視，比如說，語言規劃在“塑造”現代漢語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政治背景、社會潮流、社會環境對語言規劃的影響也很大，正如黎錦熙所說[1](P130)：

直到民國七八年間(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歐戰結局，全世界發生一種新潮流，激蕩著中國的社會，于是這“國語運動”才算水到渠成，政府和社會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辦到尋常三五十年所辦不到的成績。

在這里，黎錦熙拿三五年和三五十年來比較，正體現了不同政治背景、社會環境對語言的影響實在懸殊?！芭f國音”應該不算是成功的語言規劃，但是，這種不成功并不能全部都歸因于它是“票決”的結果。在當時，“舊國音”之所以推行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落后、社會動蕩、政府迭換、經濟落后等方面?？v然如此，在喚醒、推動人們積極、主動地從事語言規劃方面，“舊國音”應該是有功的。

關于對語言文字進行“票決”的歷史，《切韻》序言中的“吾輩數人，定則定矣”影響最大，但是，那時候應該并未經過精確的“票決”統計。民國時期，趙元任、劉半農、錢玄同等語言學家曾經組織過“數人會”活動，他們也提了“吾輩數人，定則定矣”這一口號，在討論有些問題時他們確實也有過“投票決定”之實[1](P165)?！皵等藭痹?925年開始組織，其事、其情均發生在“舊國音”之后?，F在，人們有時喜歡“搞笑”、編造“段子”、“偽造”歷史，竟然也有“傳言”說我們當今的普通話也是“票決”產生的——這可不是史實，并且還會誤導人們，人們一定不要信以為真。對于“票決”一事，“舊國音”由票決產生是史實，并且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史實之一，它足以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對于《國音字典》(15)其實，這里還應該包括《校改國音字典》。只是，為了稱述上的簡略起見，人們常常是以《國音字典》代指“‘國音字典’系”的字典。所對應的“國音”，我們建議復以舊稱“舊國音”這一個名詞，建議人們以后不再使用“老國音”這個詞。對今后的研究者而言，“舊國音”這個“舊稱”應該有助于避免以前對“老國音”的各種誤解，有助于澄清相關的史實。

長期以來，大多數人對“舊國音”那一段歷史的了解、認識都非常粗疏，甚至十分陌生，這種現狀急需改變。我們可以把“建議復以舊稱‘舊國音’”作為突破口，為“改變這種現狀”提供契機，從而能夠澄清相關的史實。

我們建議復以舊稱“舊國音”，意在希望人們重新認識“舊國音”，重新深刻地思考它的性質、本質，重新估定它的學術價值，而不是僅僅在于浮于表面的“名稱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