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經典掃盲教材《平民千字課》述論

潘勝強

（西安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4）

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這次運動不僅解除了數千萬民眾不識字的痛苦，而且還在掃盲教育的教材編纂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當時使用最廣泛的識字課本，就是《平民千字課》。但隨著掃盲運動風潮的回落，此后這種教材不僅逐漸淡出了大眾的視野，而且也很少得到學術界的關注。

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近年來有關《平民千字課》的研究成果大致如下：一是在吳相湘先生的《晏陽初傳》[1]41-54和熊賢君先生的《晏陽初畫傳》[2]等著作中，作者對晏氏編訂《平民千字課》的過程和該教材的基本情況均有簡單的介紹。二是徐秀麗女士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掃盲運動的歷史考察》和《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兩篇文章，前者對《平民千字課》的編訂情況有簡要的介紹[3]，后者將“千字課”的內容概括為十個方面，但其所依據的“千字課”主要是《市民千字課》[4]。三是劉學英的《淺析晏陽初平民千字課》一文，主要介紹了“千字課”的起源、特點和使用等情況，但其內容實在太過簡略，而且還有一些可議之處[5]。此外，相關的研究成果還包括王茜的《陶行知平民教育教材中的國民精神》[6]、《論陶行知平民教育教材的識字教學理論》[7]，以及武文翔的《〈平民千字課〉的現實意義——對編寫對外漢語初級教材的幾點啟示》[8]等等。

總體而言，上述有關《平民千字課》的研究成果或者只是一個大課題的組成部分，其中對該教材的論述大都不夠詳明，或者僅是從國民精神、識字教學理論等局部或側面的視角來對該教材進行解讀，而對《平民千字課》進行整體性正面介紹的文章又遠不足以揭示其成就和影響。因此，筆者不揣淺陋，擬在本文中對《平民千字課》進行專題探討，以期使讀者對該教材形成一個較為完整和明確的認識，并為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助益，不足之處，敬祈指正。

《平民千字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戰時期，當時中國派遣了大約20萬勞工到法國、比利時等國援戰，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文盲。1918年夏，從美國耶魯大學等高校畢業的晏陽初等人響應基督教青年會的號召，奔赴法國幫助當地華工。在法國，他們看到了華工因不識字而遭受的種種苦痛，遂決定開辦識字班，集中精力進行掃盲教育。

由于當時事屬草創，參加識字學習的華工人數不斷增多，而這些華工又散處法國各地，其文化水平也不完全一致，所以教材問題就成為掃盲教育所面臨的一大難題?！皶r在法國難覓適當教材，即欲自行編輯，亦苦無材料可供參考”[9]74，因此在掃盲教育“初創的數月，根本談不上教科書”[9]569。當時曾勉強選用滬江大學董景安的《六百字編通俗教育識字課本》作為教材，但由于該書的“編輯方法，系于一課之內，各提十個生字，連綴生熟字，作成十句”，如“全全才不多見”，“美君子必成人之美”等，各句之間漠不相關，沒有聯成一篇完整的課文，使讀者僅明一字之用，難以收到全面貫通和靈活運用之效，而其后半所附各類短文，又系用文言文寫成，并不適合初學中文者之用[9]74-75。

無奈之下，晏陽初等人只得自行編輯教材，“從一本中文字典和國內寄來的一些報章中，選擇了極常用的單字和復詞，再加上華工的通俗口語及平常家信習用的詞句，總共合起來約千余字，作為華工識字的教材”[9]569，并“用散頁的形式，一面編，一面教，在教學中得到很多寶貴的教訓”[9]44，這就是后來《平民千字課》的雛形。另一方面，華工青年會總部又請當時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鄉村教育的傅葆琛編輯新課本，傅氏根據“一般華工又多歡迎帶韻的書”等情況，“編了一個《通俗六百字韻言》，選比較普通常用的字六百個，分門別類，聯成五字一句的韻言，如‘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日月星，雷電雨風云’等”[9]431，這樣的課文內容雖然仍不具備完整的意義，但由于采用了韻文的形式，讀者易于上口，因此其興趣也相對較大。為了幫助讀完《通俗六百字韻言》的華工繼續求學，傅葆琛還編了一冊《通俗新知識課本》，共分一百課，前五十課課文均不超過一百字，后五十課則不超過二百字，其內容“分天文、地理、歷史、實業、尺牘、科學、衛生、修身、愛國及中外名人故事等”，書中又插入圖表若干幅，借以提起讀者的興趣和補充課文之不足，據稱“此種編輯方法及教材極合華工心理與程度，故收效頗著”[9]75。此外，晏陽初等人為了“開通華工的知識、輔助華工的道德、聯絡華工的感情”[1]23，還特別創辦了《駐法華工周報》，以便為在法各地的華工提供閱讀和學習之用。

總之，當時的掃盲教育尚無統一教材，“若干地方服務中心采用《華工周報》作夜間讀書班課本，其他服務中心有用《千字課》《六百字課》或注音字母作教材，以適合各種不同程度華工的需要”[1]26。雖然如此，但晏陽初等人對在法華工的掃盲教育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他們在編纂教材方面所積累的資料和經驗，也為此后《平民千字課》的問世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比如晏陽初在編纂教材時曾經參考了《三字經》《千字文》等中國舊式啟蒙書籍，他認為這些書的內容雖已不合時代需要，“但選擇千余字作初學讀本的構想”，則“溯源于旅法時期”[9]569。

1920年8月，晏陽初回國后應邀主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平民教育科的工作，全力投身于平民的掃盲教育事業，并將工作的重心集中在掃盲教材的編纂方面。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他一邊“親到各省區調查平教教材”，一邊整理和完善此前在法國積累的資料，并“由各種平民課本，及他種白話書報的調查比較后，選出常用的字數千，由此數千字中，復選出最通用的一千字作為‘基礎字’”，來用作編輯新課本的依據。而在調查平教教材的過程中，晏陽初得知東南大學的陳鶴琴等人正在編纂《語體文應用字匯》，其方法系以科學統計為基礎，“將我國的白話文學……及各界通用書報，每種分工檢查，將各書所有的字，以各字所用的次數多少分類”，當時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研究，“檢查了五十余萬字，從中選出通用的字數千”，而其中最通用的一千字，與晏陽初等人“由經驗及研究所選的一千字比較，竟有百分之八十相同”，“由此足見經驗的方法與科學的方法，實能互相糾正發明的”[9]8-9。在參酌兩種選字結果的基礎上，1922年2月，署名為晏陽初、傅若愚、黃滄漁編輯的《平民千字課》由青年協會書局正式發行。

此后，晏陽初等人很快就在長沙、煙臺、嘉興等地組織了較大規模的識字教育活動，將這套課本作為教材進行試用，并在試用過程中不斷加以修訂和調整。具體而言，修訂的內容包括制定明確的教學目標、改進選字的基礎和流程、調整教材的分量、審議課文的編輯等各個方面。但直到1927年，晏陽初仍然認為《平民千字課》的“內容缺點尚多，舉其大者，字數是否千字已足平民之應用？所選文字，是否適合于平民日常生活所必需？教材選取，是否相宜？分量支配，是否適度？均未經科學方法加以精密研究，不能斷定”，只能說是“若以應暫時之急需，則可謂其已達完善之域，且有待于改良也”[9]76。在該書的修訂過程中，“黃滄漁、楊馮署兩位先生先后幫忙不少，其間余日章、謝扶雅、胡貽谷、范子美等諸先生，亦嘗有所指教，貢獻頗多”[9]485。由此可見，青年協會書局版《平民千字課》的修訂是一個精益求精的漫長過程，其中凝聚了平教會和其他相關人士的諸多心血。

而隨著各地識字教育活動的廣泛開展，組建一個全國性的專業機構來統籌推進平民掃盲教育事業就變得十分迫切。1923年5月，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籌備會在上海召開，8月26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晏陽初被推舉為總干事（并未立即赴任）。隨后，平教會委托朱經農和陶行知改編的《平民千字課》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與晏陽初等人的教材相比，新版《平民千字課》一方面在體例上吸收了舊課本不斷修訂的成果，另一方面則幾乎是重新設計和編寫了課文的內容。在文字的選擇方面，朱經農和陶行知還繼續完善了晏陽初等人所采用的方法，其新教材共收錄單字1300余個，這些單字是他們進一步利用陳鶴琴《語體文應用字匯》第二階段的研究成果，以其在100萬字的材料中發現的次數在101次以上的1165個字為基礎，再酌情選入統計次數在100次以下的若干字構成的[10]136。需要說明的是，經過朱經農和陶行知改編的《平民千字課》，其后來的印行頻率也非常之高，但卻只進行過一些局部的修訂，總體上變化不大。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該教材在改編時曾廣邀各方專家共同參與，而且又吸收了青年協會書局版教材的諸多改良成果，因此其總體上已經比較成熟了，另一方面也可能與陶行知等人改編教材“原屬一時權宜之計”[10]211，1924年8月晏陽初實際擔任平教會總干事后，陶行知便辭去了編輯之職有關。

如上所述，《平民千字課》主要有青年協會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兩套不同的版本。前者在出版之后進行了多次修訂，其編纂體例也屢有調整，但遺憾的是該書的許多版次現已殘缺不全或者難以查找了，而后者在發行時，陶行知等人曾專門編有一冊《教師指南》以說明其編輯原則和體例等問題，但該《指南》也已無從尋覓了，所以，筆者在此只能根據現有資料對《平民千字課》的體例進行粗略的介紹和解讀。

首先，關于《平民千字課》的宏觀結構及其基本形式，青年協會書局最初的版本分為上、下兩冊，后來增訂為三冊，最終又擴充為四冊，每一冊的課時量均為24課，合計共有96課，其中每6課之后附有1課練習，這種結構（除了練習之外）不僅被商務印書館的《平民千字課》所繼承，而且還成了該教材的固定形式。在課程內容的編排方面，《平民千字課》的編者綜合考慮了課文的長短、形式及內容等，大致是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來進行設置的，比如上述商務印書館的《平民千字課》，其前兩冊的課文不僅字數相對較少，內容也多與平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后兩冊的課文則更注重純知識性的內容，其中的詩歌篇幅更長，內容也更豐富了。另外，由于《平民千字課》系掃盲教材，讀者文化水平很低，所以其呈現方式必須生動且多樣，最好是能圖文并茂，相互配合，如果一課之內僅有生字與課文，則很難將初學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因此“為引起讀者興趣及便于介紹課文起見”，編者就在每課之內加入與文字內容相對應的插畫，“其順序為單字、課文、插畫，后改為先單字、次插畫、后課文，最近又將順序更改，一插畫、二課文、三單字，依此排列，經多次試驗，覺其可用，至今沿之”[9]76。

其次來看一下《平民千字課》課文的具體編排問題。青年協會書局版的《平民千字課》，其課文最初是將該課所選若干單字的“日用常需之字義，附注其下，如一‘了’字，其下附以‘完了’、‘了結’、‘了解’及‘不得了’等”，由于這種編排方式“不脫字典窠臼”，且又無法設置課文標題，所以“改為一課之內，限選十余生字，將生熟字綴成課文，使讀者知字之用法及全文之意”[9]75-76，這樣其課文才有了正式的標題，同時由于該書“重在認字”，所以其每課都是“以字定題”，而非“以題選字”[9]486。在課文長短的設置上，該書每一課的字數由幾十到幾百不等，其中有些字數過多的課文，還被分成了兩課甚至三課，比如在1924年4月由商務印書館排印的《平民千字課》中，《遲到一點鐘的先生謝五》《中華民國的政府》等課文就被分成了兩課，《君子國游記》《中華民國疆域歌》等則被分成了三課。在課文用字的編排上，其“每課所用的字，除生字外，僅限于前課已讀過者，蓋一面教學生認識新字，一面使他們溫習舊課，實寓有一舉兩得的意思”[9]486。另外，無論是什么樣的課文，其中必然會涉及語法問題，對此陶行知在改編《平民千字課》時，曾專門寫信請胡適開示“國文文法舉例”，所以該書“雖不教文法，但是中國國語文法的種種重要變化都包含在里面，使得學生后來遇著這種文法可以了解”[10]163。

最后，《平民千字課》的核心目標是教民眾識字，因此該書對于生字的篩選和編排也是極為重視的。關于選字的基本情況，上文已有介紹，此處不再贅述。在所選生字的編排方面，定型后的《平民千字課》將1300多個生字大致平均地分到了96課之中，“每課生字以十個至十三個為度，間有十四個的”，至于這些生字在全書中出現的次序，從易到難固然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但該書的編者也并未刻意照此排序，而是根據教學中先讀后寫的實際需要，“易寫易認的字當然要盡先學習，就是難寫易認的字，也不妨叫他早些出現”[10]162。對于一些筆畫繁難的漢字，《平民千字課》的編者為使民眾易于學習，起初采用了“通行之簡寫法”，但此舉大遭社會非議，遂改為“將正體附于簡體之下”，后又改為“以正體居先，簡體居后”，最后決定還是將簡體全部取消，頗費了一番周折[9]76。而同樣使該書的編者大費周章的還包括生字的注音問題，早期的《平民千字課》在“每生字右旁，加以注音”，以便認讀，但由于種種原因，當時平民學習注音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都不是很大，反而要為此耗費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因此決定將注音一概取消[9]76，不過后來又恢復了注音，只是“這字母完全為參考起見，教與不教，讀與不讀，完全聽各人自便可也”[9]486。

在《平民千字課》的內容方面，由于其授課對象主要是十二歲以上不識字的失學青少年，這些人的文化水平雖然很低，但他們畢竟有一定的人生閱歷，因此該書的編者“深信青年雖不識字，但是他們的經驗是很豐富，只要書上所寫的是他們已經會說的，只管多多的發揮并無妨礙”[10]162，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之下，《平民千字課》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另外，《平民千字課》在出版之后曾屢經修訂，其課文又多有調整，所以本文也很難將每個版次的主要內容全都囊括進來，在此僅以商務印書館1924年4月排印的《平民千字課》為例，對該書96課的主要內容進行概括和解讀，以期略收窺斑見豹之效[10]1-160：

一是讀書識字與應用文寫作。此類課文主要包括《讀書》《寫字》《工讀歌》《云兒記賬》《家信》和《契約》等。比如《工讀歌》就鼓勵民眾邊做工邊學習，“大家要求學問要勞動”；
《云兒記賬》則介紹了上過平民學堂的云兒幫助父母記賬，并得到其表揚的故事，文末還附有賬目明細，對于平民而言，這樣的應用文寫作可以說是最有實用價值的內容。

二是生活現象與社會常識。主要包括《錢的用處》《有客來》《過中秋》《何九買東西》《湯家太太做生日》《事要預防》等。比如《湯家太太做生日》一課，主要介紹了雞、鴨、鵝、牛、馬、羊等家禽家畜在日常生活中的用處；
《事要預防》一課，則闡述了救火不如防火的道理。

三是品德修養與人生哲理。主要包括《分米》《老實人賣?！贰痘哪瓴慌隆贰队薰粕健贰冻Α贰逗民R和寶刀》等。比如《老實人賣?！芬徽n，主要介紹了一個老實人以誠待人、不昧良心的故事；
《除三害》則講述了一位惡少勇于改過、棄惡從善的故事。

四是自然科學與衛生常識。此類課文相對較少，主要包括《算一算》《又來算一算》《性命要緊》《你要害人的性命嗎》《佛蘭克林》《空氣》等。比如《性命要緊》主要從衛生與健康方面闡述了蚊子和蒼蠅對人的危害；
《空氣》一課則介紹了空氣的一些物理屬性及其與人的關系。

五是中外歷史與地理知識。主要包括《破缸救人》《七步成詩》《鄭和下西洋》《孔夫子》《孟夫子》《岳飛》《佛》《耶穌基督》《瓦特》《中華民國疆域歌》等。此類課文數量最多，其中大部分都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一些歷史人物和故事，也有《耶穌基督》和《瓦特》等相對陌生的外國人物，《中華民國疆域歌》則主要介紹了中國各個省份的地理位置與當地的風景名勝。

六是民主政治與國家觀念?！镀矫袂ё终n》的政治色彩雖然很淡，不過其中也介紹了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常識，相關課文主要包括《愛國歌》《選舉議員》《國旗歌》《五族共和》《中華民國的政府》《法治精神》等，比如《中華民國的政府》一課，就簡要介紹了國家的三大權力機構以及相關人員的產生辦法和主要職責等。

七是休閑娛樂與文藝熏陶。主要包括《燕語》《草兒洗澡歌》《雪中釣魚》《春游》《茅草屋》《搖船歌》等?！镀矫袂ё终n》的內容大都比較簡練直白，惟有此類課文不僅文筆優美，而且往往是以詩歌的形式來呈現的，比如《茅草屋》一課：“茅草屋，新建筑，門對遠山田野綠。開我南面窗，深林走野鹿。開我北面窗，黃鸝鳴翠竹……”

當然，以上七個方面只是對特定《平民千字課》的粗略概括，實際上該版教材的內容并不完全局限于此。至于其他版本的《平民千字課》，雖然其課文的具體內容存在一定的區別，甚至是比較大的差異，但就總體而言，這些教材內容所涉及的題材范圍則相差不大，只是在側重點上不完全一致而已。

作為近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掃盲教材，《平民千字課》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套由眾多教育名家共同參與編訂的教材，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當時中國掃盲教育的實際需要，而且還成了近代掃盲的經典教材。

首先，《平民千字課》將平教會“作新民”的宗旨作為其指導思想，順應了當時歷史發展需要培養新國民的時代潮流；
在進行教材的宏觀設計時，該書的編者根據大多數平民在識字教育中所面臨的“窮難”“文難”和“忙難”等問題，確立了經濟、實用和高效等基本原則，即“用最少的時間，最少的金錢，設施最不可少的教育”[9]60-61，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其次，這套教材設置了較為切實的教學目標：“（一）使學生認識千余基本漢字；
（二）輸入千余漢字所能代表之基本常識；
（三）引起學生讀書興趣，繼續求學”[9]45。從《平民千字課》讀者的年齡特征、文化水平和學習時間（一般為四個月）等因素來看，這樣的目標是比較科學的。再次，這套教材的整體編排較為合理。特別是其選字是以科學的統計結果為基礎，從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主觀誤判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其課文采用白話形式，不僅符合當時語言文字改革的潮流，而且更重要的是比較契合平民學習的實際需要。復次，這套教材的內容非常豐富，難易程度也較為適中。比如上述商務印書館《平民千字課》的七種題材不僅涉及了一般平民生活的主要領域，而且其具體內容也與平民對文化知識的基本需求十分貼近；
將篇幅較長或內容較繁的課文分開設置，以及對字體和注音的調整等等，其主要目的都是為了更適合讀者的文化水平。另外，這套教材中所貫穿的很多教學原則與方法也是比較科學的。例如教材中圖、文、字的編排順序是“一插畫、二課文、三單字”，在實際教學中要求“順著這個次序，不可紊亂，因為圖畫是已知的，課文是有已知也有未知的，生字是完全未知的，這樣由已知而未知，由未知而記憶，循序漸進，是教育上的一個緊要原則，不可不遵守的”[9]486。最后，與《平民千字課》相配套的還有很多課外讀物，其目的是為了幫助學生鞏固所學內容，進而激發其繼續求知的興趣，此類讀物主要包括《平民算法》《平民歷史》《平民地理》《平民衛生》和《平民書信》等等，這種做法不僅符合教育教學的基本規律，而且還進一步拓展了該教材的內容范圍，提升了掃盲教育的實際功效。

由于《平民千字課》在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這套教材在使用過程中雖然也曾遭到一些人的批評①比如晏陽初在《平民教育三問題的解答》一文中就提道：“世之論千字課者，當分兩類：一則視之過重，動輒曰：‘千字課中缺乏某科某科，千字課中短少某事某事’；
一則視之太輕，見千字課即嗤之以鼻，以為授千字課，不得謂之教育”（《晏陽初全集》第1卷第45頁）。，但更多的還是肯定與贊賞的聲音。比如吳敬恒就認為“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為最好……解決二百兆平民的大問題，四面八方人想法的亦多，到這種輕便，已為前此所未有”[11]。而蔣廷黻則提醒“士大夫階級不要看輕了這新千字文，因為它就是現代知識流到民間的溝渠”[12]。隨著人們對《平民千字課》認可程度的不斷提高，該教材的行銷數量迅速攀升，影響也越來越大：“這課本出版不過數月，而銷售之多已達二萬余冊”[9]10，三年之后，其銷量高達360萬部[9]89，后來該書的印行數量仍在不斷增長，成為上千萬讀者識字所用的教材。在平教會開展掃盲教育的最初九個月里，該教材“已推行到二十省區”，“讀會《平民千字課》的人民已有五十萬人”[10]565，此后《平民千字課》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廣，讀者對象也遍及各個領域，甚至連一些監獄[13]、寺廟[10]21里的人都曾以此為掃盲的教材。而隨著《平民千字課》在掃盲教育中的巨大成功，平教會后來又相繼編纂出版了《農民千字課》《市民千字課》以及《士兵千字課》等各種課本，以提供給不同身份的讀者使用。一時之間，“千字課”幾乎成了掃盲教材的代名詞，導致國內很多出版社都以《平民千字課》為藍本來編寫掃盲教材，“計有50多種”[9]333，其書名則大同小異，甚至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印的掃盲教材也取名為《三民主義千字課》，而“國外如印度、菲律賓推行識字教育的課本，都是仿照《平民千字課》來編的”[9]221，由此即可略見該教材影響之一斑。

總而言之，《平民千字課》是在晏陽初、陶行知等平教會先賢的共同努力下誕生的，這套掃盲教材之所以能在民國時期廣為流傳，主要得益于其先進而務實的教育理念、科學而靈活的編纂方法、豐富而適切的教學內容，以及教材編者們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作為時代發展呼喚新國民的客觀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平民千字課》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其“除文盲，作新民”的歷史使命，而且還可以為我們在新時代編纂公民教育讀物，提升國民的整體文化水平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