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 id="ebnk9"></ol> 
韓金紅，曾 晟
（新疆財經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2021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印發《2021年自治區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工作要點》，提出進一步完善核心區建設政策規劃體系、用好喀什和霍爾果斯經濟開發區特殊政策、強化保障措施等17項工作任務，旨在高質量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自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相關工作開展以來，為加大對沿線企業的扶持力度，各地政府出臺并實施了一系列財政補貼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為沿線企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目前，學界對實施財稅政策所產生的經濟后果以及企業成長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如基于企業創新［1-2］、企業研發投入［3-5］、企業經營績效［6-7］等視角分析財稅政策的經濟后果，基于企業地域位置［8］、行業特征［9］、融資環境［10］、社會責任［11］、政治關聯［12］等外部環境視角以及企業融資能力［13-14］、公司治理［15-16］、研發投入［17-18］等內部因素視角探討影響企業成長性的相關因素，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通過文獻梳理不難發現，既有研究中探析財稅政策對企業成長性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且鮮有基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視角實證分析財稅政策對沿線企業成長性影響的研究，也缺乏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財稅政策對企業成長性影響的對比研究。本文認為，企業成長性是財稅政策微觀實施效果的最好體現，科學評價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沿線企業成長性的影響極為重要。此外，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政府實施的財稅政策是否確實提高了沿線企業成長性，以及財政補貼政策與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是否具有差異性，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具有較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基于此，本文選取2007年—2020年間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我國9個省份①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為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重慶、四川、云南、廣西。的面板數據為樣本，以2014年為研究節點，將樣本分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兩組，通過對比分析實證考察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本文的貢獻主要在于：通過系統分析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不僅可豐富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還可為政府部門科學評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成效、完善財稅激勵政策等提供重要的經驗證據。同時，本文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作用進行對比分析，分析結果能在較大程度上反映政府財稅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而為揭示政府財稅政策對微觀企業成長性的影響機制和經濟效應提供依據。
本文主要探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政府實施的財政補貼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企業成長性，并在此基礎上分析財政補貼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影響的差異性，因此基于以下3個方面提出相關研究假說進而進行實證分析。
市場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手段，政府為推動地區經濟發展與進步，會通過出臺財政補貼政策的方式，扶持對社會有積極影響但市場競爭力不強的企業。自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以來，國家擴大了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企業的財政補貼范圍，提高了財政補貼額度，以更好地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從而促進企業成長。
為加大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企業的扶持力度，沿線各地方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財政補貼政策。例如，西安市政府為落實國家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相關要求，對符合項目申報條件的企業，以貸款貼息、獎勵補助等形式提供財政專項資金②詳見《2015年西安市絲綢之路經濟帶專項資金項目申報指南》，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5/0819/23662981.shtm。；
新疆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創新驅動發展試驗區建設，對缺乏資金的中小型創新企業提供專項經費支持等③詳見《關于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創新驅動發展試驗區建設若干政策的意見》，https://www.163.com/dy/article/DA7MAPPQ0518T9V8.html。。通常來說，企業所獲財政補貼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緩解融資約束進而促進企業成長。具體而言：一方面，企業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財政補貼彌補資金缺口［19］，特別是對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來說，額外獲得的財政補貼資金可以幫助其渡過難關，改善內部資金運轉，提高內源融資能力，把握更多的投資機會［20］；
另一方面，基于信號傳遞理論，企業披露獲得財政補貼的相關消息會向外界傳遞利好信號［21］，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的外部融資能力［22］，還有助于降低銀行對企業的風險評估級別，使企業獲得更多外部資金支持，緩解融資約束［23］。有學者指出，融資約束是影響企業成長性的重要因素［24］，會使企業管理層作出非效率投資的決定，從而制約企業成長［25］，而企業將得到的財政補貼用于優化資金結構、擴大投資規模等，可有效緩解融資約束，進而提高企業成長性［26-27］。
綜上，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企業所獲財政補貼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緩解融資約束，從而促進企業成長。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說1：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政府實施的財政補貼政策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
自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以來，各級政府為進一步提升經濟指標（如GDP），積極推動稅收改革，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進而提高了企業成長性。例如，新疆在喀什地區設立了南疆地區首個綜合保稅區，對國內貨物入區退稅，對國外貨物入區保稅①詳見《喀什綜合保稅區封關 新疆加速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保稅區群》，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GvYr。；
甘肅對符合條件的企業實行稅收減免、稅收抵免、出口退稅等優惠政策②詳見《甘肅出臺“絲綢之路經濟帶”甘肅段建設總體方案》，http://finance.takungpao.com/hgjj/q/2014/0522/2492272.html。。通常來說，企業獲得的稅收優惠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緩解融資約束。具體而言：一方面，根據信號傳遞理論，企業披露與稅收優惠相關的信息可以向外部傳遞利好信號［28］，有利于降低企業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29］，降低銀行、債權人等外部市場主體對企業的風險評級，放寬信貸政策標準［30］，從而提高企業獲得外部資金的能力，緩解融資壓力；
另一方面，稅收優惠可通過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增加企業稅后現金流等方式，為企業節省資金，緩解融資壓力［31］，且享受政府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通過改善自身財務狀況可提高資金積累水平，進一步增強融資能力［27］。有學者認為，融資約束減少會促進企業成長［24］，這是因為融資約束的減少給企業帶來了更多的投資機會，使企業有足夠的資金擴大投資規模，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企業成長［25-26］。
綜上，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企業所享受稅收優惠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緩解融資約束，從而促進企業成長。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說2：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政府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
政府干預理論認為，市場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功能并不是絕對的，當市場存在壟斷、外部性、信息資源不充分等問題時，市場所發揮的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就會減弱甚至消失，導致“市場失靈”。針對“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現實問題，政府實施干預無疑是一劑“良藥”，特別是我國政府所實施的財政補貼、稅收優惠這兩種重要的政策手段［32-33］，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但二者對提高企業成長性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
具體而言：從激勵對象來看，財政補貼是在政府選定的特定領域或范圍內進行補貼，其更具針對性；
而稅收優惠則是對所有符合申報條件的企業進行激勵，其靈活性較強，覆蓋面更廣，更具公平性和普遍性［34］，能使更多企業享受到政策優惠，進而緩解融資約束，提高企業成長性。從激勵效果來看，稅收優惠主要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因而由稅收優惠產生的資源配置效率較財政補貼更高［35］，享受更多稅收優惠的企業從某種意義上說能更為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更充分地利用資源，進而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成長。從企業自主性來看，企業的稅負水平能否降低以及降低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自主決策［36］，與財政補貼?？顚Ｓ貌煌?，企業享受稅收優惠，相當于間接增加了可使用的自由現金流，從而可以更好地把握投資機會、推進項目實施，企業也因此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政府出臺并實施了一系列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企業發展的財稅政策。例如，對符合條件的企業提供財政專項資金，推動文化保稅業務和離境退稅，推進綜合保稅區建設等，這勢必會對企業成長性帶來積極影響。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相較于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在激勵對象、激勵效果、企業自主性方面更具優勢。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說3：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相較于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提高企業成長性的促進作用更顯著。
本文選取2007年—2020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我國9個省份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在剔除金融類公司、ST公司以及財務數據缺失的樣本后，最終得到3610個樣本。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于2013年9月被首次提出，考慮到政策的滯后性，本文借鑒李鳳羽［37］、韓峰［38］、黃亮雄［39］等人的樣本分組回歸思路，以2014年為節點，將樣本分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2007年—2013年）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2014年—2020年）兩組，通過分組分析對比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財稅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此外，本文對連續變量進行了1%的兩端縮尾處理，研究所需數據來自CSMAR和WIND數據庫，實證檢驗由Stata15.0完成。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成長性，借鑒Lang［40］的做法，選用凈值市價比來度量企業成長性。
2.解釋變量。本文的解釋變量為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借鑒白霄［41］的做法，以企業當期獲得的政府補助扣除稅收返還后的金額除以上期期末總資產再乘以100來衡量財政補貼。借鑒吳聯生［42］的做法，以扣除遞延所得稅后的所得稅費用與稅前利潤的比值來衡量稅收優惠，該指標值越大表明享受的稅收優惠越少；
同時，為更好地理解稅收優惠政策效果，用該指標乘以-1以進行正向化處理，正向處理后該指標值越大表明享受的稅收優惠越多。
3.控制變量。本文借鑒王京［43］、吳先明［44］、李賁［45］等人的研究，選取企業規模（Size）、控股股東性質（Soe）、資產報酬率（Roa）、企業存續年限（Age）、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Cfo）、固定資產比例（FX）、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Top）、流動比率（CuL）、市場競爭（Market）、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情況（Dual）作為控制變量，并在回歸過程中控制樣本的時間、行業。
為驗證研究假說1，本文構建如下模型揭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財政補貼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
模型（1）中，Growth表示企業成長性，Sub表示財政補貼，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若β1顯著為正，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政府實施的財政補貼政策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研究假說1得以驗證。
為驗證研究假說2，本文構建如下模型揭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
模型（2）中，Growth表示企業成長性，Tax表示稅收優惠，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若β1顯著為正，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政府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研究假說2得以驗證。
為驗證研究假說3，本文借鑒劉暢［46］的做法構建如下模型揭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提高企業成長性影響的差異：
模型（3）中各變量含義如前。本文重點關注Sub的系數β1和Tax的系數β2，且研究中為更好地對比財稅政策實施效果的差異而對Sub、Tax的系數進行標準化處理，從而使其量綱保持一致。同時，借鑒王龍偉［47］的做法，對Sub、Tax系數的差異進行T檢驗①后文均采用此方法進行T檢驗。，若Tax的系數β2顯著大于Sub的系數β1，說明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相較于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提高企業成長性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則研究假說3得以驗證。
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1可知：Growth最小值為-153.002，最大值為2788.704，表明不同樣本企業成長性存在較大差異；
Sub最小值為-14.518，最大值為221.076，表明不同樣本企業獲得的政府財政補貼差異較大；
Sub均值為0.157，中位數為0.108，Tax均值為0.277，中位數為0.157，表明樣本企業中有部分企業獲得了較多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從控制變量來看，Size最小值為15.577，最大值為26.666，表明樣本企業中的企業規模存在較大差異；
Soe均值為0.543，表明在樣本企業中，有54.3%的企業為國有企業；
Dual均值為0.170，表明在樣本企業中，有17%的企業存在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況；
Size、Age、Cfo、Top等變量均值與中位數接近，表明大多數變量服從正態分布。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1.財政補貼與企業成長性。為驗證研究假說1，本文在模型（1）中選用全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并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及建設后的樣本分別帶入模型中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全樣本中，Sub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政府實施的財政補貼政策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分樣本中，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和建設后，Sub回歸系數分別為0.184和0.226，且分別在10%和5%水平上顯著。本文借鑒李鳳羽［37］、錢明［48］、陳運佳［49］等人的研究進行組間系數差異檢驗①后文均采用此方法進行組間系數差異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實施財政補貼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比建設前更顯著。即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期間，企業享受的財政補貼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而提高企業成長性。由此，研究假說1得到驗證。
表2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財政補貼對企業成長性影響的回歸結果
續表2
2.稅收優惠與企業成長性。為驗證研究假說2，本文對模型（2）選用全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并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及建設后的樣本分別帶入模型中，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全樣本中，Tax回歸系數為0.974并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分樣本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Tax回歸系數為1.254并在1%水平上顯著，而建設前不顯著，且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比建設前更顯著。即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期間，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力度越大，就有越多流動資金用于發展，融資壓力減輕，進而提高了企業成長性。由此，研究假說2得到驗證。
表3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影響的檢驗結果
續表3
3.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對企業成長性影響的差異性檢驗。為驗證研究假說3，本文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的樣本數據帶入模型（3），并對Sub、Tax系數進行標準化處理，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Sub和Tax系數分別為0.217和1.231，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且T檢驗結果顯示二者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Sub和Tax在模型（3）中有顯著差異。這表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相較于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提高企業成長性的促進作用更顯著。由此，研究假說3得到驗證。
表4 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對企業成長性影響差異性的檢驗結果
1.替換財政補貼的度量方法。本文借鑒魏志華［20］的做法，以企業政府補助乘以100后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來衡量財政補貼，將其帶入模型（1）對研究假說1重新進行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全樣本中，財政補貼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
分樣本中，Sub系數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分別為0.156和0.186，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加大財政補貼力度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因此，在替換財政補貼度量方法后，前文結論依舊穩健。
表5 替換財政補貼度量方法的檢驗結果
2.替換稅收優惠的度量方法。本文借鑒楊國超［50］的做法，以所得稅費用與稅前利潤之比作為稅收優惠的替代變量，對指標進行正向化處理后帶入模型（2）中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全樣本中，Tax的回歸系數為1.901且在1%水平上顯著；
分樣本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Tax的回歸系數分別為1.890和1.909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加大稅收優惠力度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因此，在替換稅收優惠度量方法后，前文結論依舊穩健。
表6 替換稅收優惠度量方法的檢驗結果
3.替換企業成長性的度量方法。本文借鑒陳強遠［51］的做法，以總資產增長率衡量企業成長性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全樣本中，Sub的回歸系數為0.026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有利于提高其成長性。分樣本中，Sub的回歸系數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均在統計上顯著，分別為0.023和0.029，且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企業享受的財政補貼力度加大，面臨的融資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企業可以更好地發展，提高了企業成長性，研究假說1再次得到驗證。同時，全樣本中，Tax的回歸系數為0.093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企業獲得的稅收優惠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分樣本中，Tax的回歸系數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后均在統計上顯著，分別為0.086和0.094，且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力度加大，面臨的融資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企業不斷發展，提高了成長性，研究假說2再次得到驗證。
表7 替換企業成長性度量方法的回歸結果
表8是替換企業成長性度量方法后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對企業成長性影響的差異性檢驗結果，結果顯示Sub、Tax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為對比二者差異，本文借鑒王龍偉［47］的做法進行了T檢驗，結果在1%水平上顯著。綜上可以說明，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相較于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提高企業成長性的促進作用更顯著，研究假說3再次得到驗證。
表8 替換企業成長性度量方法的差異性檢驗結果
續表8
本文選取2007年—2020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我國9個省份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考察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研究發現，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實施的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有利于提高企業成長性。通過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前與建設后政策實施情況進行對比分析發現，相較于建設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后實施的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提高企業成長性的促進作用更顯著。同時，相較于財政補貼政策，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稅收優惠政策對提高企業成長性的促進作用更顯著。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一是政府部門應繼續加大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企業的財政補貼力度，并通過擴大財政補貼范圍和領域，讓更多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企業受惠于政府紅利，從而提高企業成長性；
二是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加快稅收改革步伐，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在給企業帶來更多切實優惠的同時促進其發展；
三是政府部門應明確角色定位，做好與企業的溝通協調工作，更加充分地發揮“無形之手”的宏觀調控作用，健全財稅政策體系，完善相關制度建設，為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保駕護航；
四是相關部門應全面評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企業的運營狀況、償債能力、發展潛力等，并根據企業申請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的額度和時間，簡化審查程序，更好地發揮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對提高企業成長性的促進作用。
<ol id="ebnk9"></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