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理念指向、實踐走向與價值取向

【摘要】媒介化治理是媒介化社會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突發事件在媒介化社會頻發，是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對象。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指向，通過信息中介化澄清事實真相、邊界模糊化整合多方治理主體、多元互動化引導輿論正確走向等行動路徑，激活政府、組織及個體參與突發事件共治的主體意識和共同行為，阻斷突發事件各類風險和危機的傳導與演化，促進善治的制度優化，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關鍵詞】突發事件 媒介化治理 理念指向 實踐走向 價值取向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1003-6687（2022）12-051-08

【DOI】 10. 13786/j. cnki. cn14-1066/g2.2022.12.0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后疫情時代重大突發事件和輿論關系研究”（21BXW011）

作者信息：黃良奇（1968— ），男，江西修水人，博士，溫州大學輿情與網絡信息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國際傳播。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的界定，突發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采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1]突發事件與危機事件、風險事件等在暴發表征、危害性質、處置要求等層面存在著交叉重疊甚至難以厘清的關系，一旦發生，會對社會心理、社會價值觀、社會經濟、社會政治等帶來嚴重影響。[2]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的時代背景下，全球或地域范圍內的突發事件發生概率大大增加，像恐怖襲擊、宗教沖突、種族騷亂等人為事件和地震、海嘯、臺風等自然災害，都一直縈繞著人們的記憶，新冠肺炎疫情還在持續影響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的正常生活節奏。許多突發事件已由非常態化的偶發轉變為常態化的頻發，負面影響迅速擴散，持續時間不斷拉長，不確定性明顯加大，關聯危機難以預判等，這些都影響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當今社會是一個媒介化的社會，以媒介融合為特征和趨勢的媒介技術演化提供了媒介化社會形成的技術支撐力，為社會的不斷媒介化提供了可能；
受眾對信息永無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賴，構成了媒介化社會形成的主體牽引力；
現代社會信息環境的不斷環境化，展示了巨大的媒體影響力和建構性。[3]英國社會學家湯普森認為，泛媒介化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維度，媒介的影響逐漸溢出媒體機構和新聞傳播領域之外，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4]在媒介影響力深度嵌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社會生活也因媒介化而發生全面深刻變化的媒介化社會里，對各類突發事件進行應急管理和系統治理，理應堅持全局觀念和“一盤棋”思維，在采取多元治理尤其是媒介化治理的同時，需要厘清媒介化治理的理念指向、實踐走向和價值取向。

一、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理念指向：媒介化社會中的共識凝聚

治理是指一個有序的過程。[5]作為過程的治理，除了公權力的實施外，更為基礎的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包括權力持有者和公眾群體相互之間所展開的不同形態的商議與協調。[6]也就是說，治理是“政府組織和民間組織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管理社會政治事務，維護社會公共秩序，滿足公眾需要”的管理活動和過程，其理想目標是實現善治，即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可以看出，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唯一權威主體，權威的性質由強制服從轉向更多的對話協商；
權威的來源從單純依賴國家立法過渡到除法律外融入非強制性的社會契約與認同；
權力也從自上而下的單向管控拓展為更多向度、更多走向的運行。[7]

2003年發生在廣州的“孫志剛事件”，在《南方都市報》相關新聞媒體的參與和推動下，不但推進廣東省和廣州市兩級政府相關部門立刻成立專案組，而且促成《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出臺，完善了我國人權保障的相關法律?！皩O志剛事件”是發生在非媒介化社會的突發事件，單一的《南方都市報》借助新聞報道檢舉揭發的力量，直接參與事件全過程的調查，通過媒體公權力的運用，形成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這種自下而上的輿論監督，在事件的重大性和時間的緊迫性中跨越了對話與協商的過程性，推動了對舊有法規制度不合理性的反思，形成了廢除舊條文、出臺新法規的共識。

輿論監督的作用，彰顯了媒體公權力運用的效應，監督及時、到位，能有效推動問題解決的進程；
監督缺席、延時或不到位，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就無法守住。突發事件發生在媒介化社會里就截然不同，媒介多樣化融通或媒體無界融合的發展，特別是自媒體的加盟和各類APP的下沉，產生如下影響：一方面，眾聲喧嘩可能帶來各種輿論噪音，單一媒介的發聲難以形成統一的認知口徑；
另一方面，線上聲音互聯互通，線上線下聯動佐證，在時空壓縮下，各種圖文資料、音頻視頻等匯聚。媒介化治理在報道、爭鳴、論證、會診等快速行動中，讓真相得以澄清，推動實施及時的共識措施，使突發事件得到有效治理。

非媒介化社會是一個固態化的社會，社會呈現出堅固、沉重、明確的固態狀態，人們生活在時空統一的環境中，節奏緩慢，思維集中，行為方式規則化，知識與信息的生產主體具有精英知識分子的領導型權威，相對固化的單向度傳播，索求的是注意力的獲取，追求的是知識與信息的多元。媒介化社會則是一個液態化的社會，社會呈現出流動、輕盈、多姿的液態狀態，人們生活在時空壓縮的環境中，節奏快速，思維零散，行為方式非規則化，知識與信息的生產不再為精英權威所獨享，技術賦能創新出靈活多變的互動傳播，索求的是流量的變現，追求的是共識凝聚。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指出，現代社會是一個液態的社會，傳播主體大眾化、零散化催生傳受主體合二為一，傳受關系液態化；
受眾接受的體驗式淺閱讀使得知識與信息接受的常規化時間變成隨意性的瞬間；
個體實用思維的規訓在滿足媒介的流量索求時無法對接社會對媒體追求的需求。在流量索求橫行的媒介化社會里，平民化參與傳播獲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間，傳統封閉性、組織化的知識與信息生產變成當下開放式、協作性的知識與信息策展，社會各領域瞬息萬變，呈現出不確定性的液態特征。因此，如何凝聚共識，就成為媒介化社會對突發事件進行媒介化治理的理念指向。

突發事件充滿著各種矛盾與沖突，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2010年12月，突尼斯暴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活動，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導致多國政權垮臺、主權割裂、社會失序、民不聊生；
2008年汶川地震在造成震區人員生命和財產損失的同時，所引發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災害造成受災地區林地垮塌、林木毀損，泥沙與礫石嚴重淤積形成堰塞湖，威脅物種生存等相關災害；
[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在直接影響人們日常出行、交往和生產等正常社會秩序的同時，一些國家政府、NGO組織和反華勢力借機將事件標簽化，妖魔化中國、甩鍋中國、抹黑中國，企圖削弱我國民眾的文化自信，破壞我國民眾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以達到制造民族矛盾和分裂中國的目的。國內國外突發事件的特征基本一致，在非媒介化社會的大眾傳播時代，突發事件信息的傳播與告知，是在特定的時空限制中以固定的節目或版面與公眾見面，公眾“在場”被動接收并根據接收情況來調適自己“場下”的應對。較之非媒介化社會“在場”接收方式，媒介化社會中的公眾更多是以“不在場”的方式了解并主動參與到信息生產的場域中，在互動連接中與媒體職業生產者在開放的空間里進行協商博弈，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和關系交織在一起，各類正面有序和負面雜亂的信息與聲音雜糅在虛擬的世界里被無形放大。一方面，信息鋪天蓋地抵達各個接收終端，導致私人領域各種焦慮、緊張甚至無助瞬間內爆；
另一方面，無把關的傳播管道擠滿了各種訴求，此起彼伏地尋找著利己的方案，讓本來就充滿著變數的突發事件更加成為各方爭執的焦點，難以形成合拍的節奏，阻滯著治理的進程，影響著治理的效果。

因此，雖然媒介化社會中媒介化治理與非媒介化社會中媒介參與社會治理有著相同的愿景，但驅動理念指向的動力有一定的差異。非媒介化社會中媒介參與治理主要依賴輿論監督，通過媒介公權力的使用促使政府權力組織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解決相關問題，而媒介化社會中的媒介化治理則是依賴信息的無界流通，通過媒體組織和自媒體生產主體乃至社會公眾聯動政府權力組織的協商，凝聚對突發事件進行善治的共識。當下我國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是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框架下，[9]凝聚以人民為中心的共識，關注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國際社會的輿論走向，尋求步調一致，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激活每一個個體的力量，在共同體建設的認知和認同中，化解突發事件的各類矛盾與沖突。

二、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實踐走向：媒介化社會中的行動路徑

突發事件所引發及演化的各類問題，已引起國內外高度重視。在國內，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為事故，抑或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堅持全國“一盤棋”思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率先垂范，靠前指揮，根據事件的層級與影響，發揮體制機制優勢和集體主義的文化優勢，以變應變，動員和調度各方力量，將事故災害降到最低，以維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根本利益。社會各方力量也舍小家顧大家，出錢出力出智進行全方位援助，體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友愛精神。在國外，美國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聯合資訊中心負責信息處理、傳送、存儲和保密，確保掌握信息和輿論主動權；
日本建立內閣情報集約中心24小時待命，各職能機構分頭應對不同危機事項；
歐盟及成員國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時間修改“地平線2020計劃”資助條款，確?？焖俟蚕頂祿糜谝咔閼獙ぷ?。[10]與此同時，還采取心理急救方案、危機事件壓力報告、認知行為療法、危機事件壓力管理方案等心理干預方法，幫助事件當事人發掘和調動自身潛能，以有效預防和減輕焦慮、抑郁等癥狀，使其重新建立或恢復危機前的心理平衡狀態。[11]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各類突發公共危機事件嵌入社會生產生活之中，成為結構性因素，深刻影響著社會的變遷與治理。[12]突發事件所引發的公共危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是衡量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尺。突發事件的暴發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所導致的危機與風險也伴隨著治理的整個過程。為此，在媒介化社會中對突發事件進行媒介化治理，在共識凝聚的基礎上，還應把握媒介化治理的實踐走向，積極探索具體的行動路徑，激活政府、組織及個體參與突發事件共治的主體意識和共同行為，集聚成多元治理的效率保障。

1. 信息中介化，以在認知關聯中澄清突發事件的真相

我國對于突發事件媒介行動的認知突破，始于2003年的“非典”。當年年初“不明病毒襲擊廣州”，很快全國二十多個省區相繼出現疑似病例，甚至東南亞、澳洲、北美、歐洲也出現相同病例。在管理部門沒有正式界定病毒名稱及其傳染性時，電話、短信、電子郵件、網絡聊天以及坊間的口耳相傳，認為是吃了不該吃的野生動物帶來的病毒所致，可通過熏白醋、喝板藍根來加以預防，一時間，全國陷入焦慮、恐慌與不安之中。直至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其定名為SARS，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各路媒體全方位介入報道，謠言得以澄清，集體響應政府的行動，“非典”疫情才慢慢得以控制。

“非典”是非媒介化社會中的突發事件，各類媒介獨自中介化的行動，使得信息在各自利益訴求的渠道中獨立運行，無法互聯互通和互惠分享，不同主體間難以相互合作，流言謠言自然滿天飛，搶購風潮在所難免。新冠肺炎疫情則是媒介化社會中的突發事件，即便不明原因病例當時還未確診為具有人傳人性質的新冠肺炎時，手機短視頻、博客、微博、微信、QQ等自媒體已發揮融合傳播的威力。民眾借助自媒體信息中介化行動的無縫鏈接，在驚愕、關注、評議、轉發的認知關聯與互動中相互合作，隊伍越來越龐大，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傳播面越來越寬廣，引起了政府、醫療組織和各路媒體的快速反應。在確定存在人傳人的情況之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果斷采取封城措施，切斷病毒傳染鏈條，控制病毒傳播范圍。中央強調要以更堅定的信心、更頑強的意志、更果斷的措施，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把疫情擴散蔓延勢頭遏制住，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13]在武漢從封城到解封的76天時間里，《人民日報》、央視新聞、《湖北日報》等主流媒體在云端與民眾持續分享新冠肺炎疫情動態和治療進展的短視頻，今日頭條、微信、QQ等平臺型媒體和線下標語口號、喇叭等加盟，人們在線上線下交流、鼓勵、監督和互助，使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進行。

進入后疫情時代，在內防擴散、外防輸入的嚴峻形勢下，健康碼、行程碼、防疫碼等置于手機終端，確診病例、無癥狀感染者、密接人員等信息更加透明，防控更迅速。無論是疫情處置過程中出現的各類矛盾沖突，還是相關部門及人員失職受到的懲處；
無論是援助物資分配不公引發的輿情危機，還是民眾不配合防控導致的疫情擴散；
無論是少數西方國家莫須有的指控、甩鍋和抹黑使我國受到質疑，還是援助他國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等，在遵循媒介邏輯的中介化行動中，媒介化的信息傳遞和輿情分析既讓民眾分辨是非，又讓媒介發揮了撫慰社會的功能，在媒介嵌入社會生活的過程中，防范和化解突發事件衍生的各類問題。

在媒介化的社會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這一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媒介化治理作為信息中介化的行動，從開始告知病毒人傳人的性質，讓民眾自覺戴上口罩和出示健康碼與行程碼；
在疫情持續籠罩的陰霾下，報道黨和國家的親切關懷、醫護人員的逆行壯舉、軍民團結的互助友愛，凸顯防疫抗疫全國“一盤棋”的思維與響應；
在國際社會不配合甚至有少數西方國家借機將疫情標簽化、政治化的復雜態勢下，報道事實真相，廓清輿論亂象，撫慰心理創傷，駁斥逆全球化行為，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讓民眾在相關事實信息和輿情辨別的認知關聯中了解了突發事件的真相，為動員各方力量參與突發事件的共治奠定了基礎。

2. 邊界模糊化的結構，在社會動員中整合多方主體力量

傳播技術飛速發展，推動媒體邊界結構不斷被打破，創造出新的信息傳遞方式和新的人類交往形式。麥克盧漢“地球村”的隱喻，揭示了原本依賴地域距離和文化差異建立起來的地理空間在日新月異的媒介技術作用下邊界變得日益模糊，[14]人們因此獲得感官的延伸，實現對所能觸達空間的拓展。梅羅維茨稱之為“消失的地域”，原有的空間隔離不復存在，進而影響信息的傳遞方式和人的交往行為，形成新的社會秩序。[14]在新的網絡傳播環境下，數字技術和智能交互將身體虛擬化，萬物皆媒讓人既置身于“在場”的現實時空，又投身于“在線”的虛擬世界；
用戶生產內容、機器生產內容、機構生產內容、專業媒體生產內容在全程、全員、全息、全效媒體融合的變革下，帶來內容觸達的破界和媒介邊界的模糊化；
人工智能、傳感器、無人機、H5、AR、VR、MR等新興技術的使用，突破傳統專業媒體的壟斷，抖音、快手、微信的全方位覆蓋，互聯互通、即時交流、在線評論、隨手轉發的特征，羅織在隨心所欲、自由自在、隨時隨地觀看與思考的網絡結構中?；ヂ摼W信息技術成為形塑和建構社會的基本力量，媒介邏輯、技術邏輯同構社會規制和文化傳統，個體的認知、交往及行動框架因此發生改變，營造出網絡賦權的全新情境。[15]

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在傳統媒介環境下，記者拿著紙筆、扛著影像設備走進新聞現場，所采寫的新聞只能在各自的媒體刊播，觸達界面的區隔讓信息局限在對應的接收終端，即使有二次乃至N次傳播，接受對象還是有限。面對地震、火災、爆炸等一些無法進入的特殊新聞現場，只能是望而卻步，遺憾缺席。在新媒體環境下，傳播技術的全方位應用，彌補了因缺席而帶來的遺憾。天津港大爆炸，現場濃煙遮蔽視線，情況危急，但任何人員無法靠近。新華社記者使用無人機對現場進行航拍，傳回的圖像不僅用于新聞報道，也為當時的救援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16]基于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六度分割理論”，這些圖文并茂的報道一經刊發，就進入了互聯網空間，舊媒體成為新媒體的內容，暢通無阻地延伸至各個接受終端，在關注、評議、轉發的過程中，迅即起到了社會動員的作用，推動政府迅速制定救援方案、組織立即采取應對措施、個體旋即進入救援現場。政府、組織、個體等多方主體力量的整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減少財產損失，減弱生態破壞，救援序幕從此拉開。媒介化治理無形之中將媒介從專業信息的提供者升維為社會力量的組織者、整合者、指揮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中，媒介化治理作為邊界模糊化的結構，同樣發揮了社會動員的整合作用?！赌戏蕉际袌蟆酚浾叨资卦卺t院隔離病房，搶拍一個個感人的真實瞬間；
《經濟日報》記者輾轉于醫院、社區、企業，推出“來自戰‘疫一線”系列全媒體作品；
《現代快報》記者深入社區調查登記，快速核查出尚未收治隔離的人員名單。與此同時，面對網上的各種質疑，廣大新聞輿論工作者第一時間去現場核實情況，讓疑慮得到緩釋；
面對人民群眾的困難，利用網絡廣泛征集求助信息，加速困難的有效解決；
面對各種謠言和小道消息，快速采訪專家學者，以權威聲音進行辟謠和澄清。特別是《我在武漢街頭入睡，請別對著我的被子澆水》，將鏡頭鎖定因武漢封城滯留在城內無家可歸的農民工，向讀者講述社會底層群體因疫情突發而無處安身、被迫生活在地下通道的一系列鮮為人知的故事。[17]與非媒介化社會不同的是，這些報道和故事，甚至在未經刊發之前，記者已在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中上傳，自媒體的跨界聯通，突破了傳統媒體的森嚴壁壘，在關系模糊化的結構中觸抵社會的各個接收終端，為提振抗疫信心、排查感染人員、阻止謠言擴散起到了社會動員的即時效應?！懊浇榧礄嗔Α?，傳播媒介是一種支配性力量，可以對個人和社會施加影響、操縱和支配，改變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實現對客觀世界和社會現實的建構，并作用于外部環境，帶來社會關系和結構的改變。[15]

3. 多元互動化機制，在情境建構中引導輿論的正確走向

機制是人類社會或自然現象的內在組織和運行變化規律的體現。在媒介化社會中，機制表征為借助高度發達的傳播技術在相關制度和體制優化的前提下，面對社會轉型可能帶來的危機與風險，協調導致危機或風險的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以便更好地發揮參與危機或風險治理的主體的效用。在媒介化社會，面對造成人們生命財產損失的突發事件，人們在焦慮、恐慌和擔憂中，積極尋求全域融合的媒介信息、知識、觀點等加以分析和判斷，并通過媒體平臺的多元互動，了解國家政策、事件進展、相關措施和輿論樣態，從而對自己的分析與判斷加以甄別，主動參與到風險防控和危機治理中，形成多元互動化的良性循環機制，防止集合行為和群體極化現象的衍生。

當突發事件出現，并非每一個個體都能自愿并自覺地融入行動一致的治理中，因此，需要社會輿論的正確引導。由于事件危害的猝不及防、個體不同信心與耐心的差異，甚至境外敵對勢力的蓄意煽動等，各種謠言、矛盾和輿論亂象隨之而生。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部分謠言讓一些公眾瘋狂搶購特效藥；
一條“今晚21時30分白巖松邀請鐘南山院士介紹疫情”的虛假信息在QQ群、朋友圈甚至微信公眾號等平臺上被瀏覽上億次，給原本就處在高度緊張中的公眾“火上澆油”。[18]還有一些所謂“網絡公知”“大Ｖ”在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和利誘下挑起事端，散布謠言，組織民族、宗教勢力進入輿論場，挑撥黨群干群關系。特別是民粹主義者在網絡政治空間“和稀泥”“煽風點火”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主流輿論的走向，誤導了公眾言論，造成了社會民眾嚴重的群體性恐慌心理。[19]

在媒介化社會中，多媒體融合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崛起，使得個體化的媒介實踐擴大，個人或組織化的行動者網絡依據一定的規則進行內容生產，[20]融合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圈子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多種傳播方式，在多元互動化機制的作用下，隨機切換私人空間公共化和公共空間私人化，信息傳播速度呈幾何式增長，突發事件頻頻掀起輿論風暴。危機事件引發的輿論風暴，所形成的受眾卷入和社會影響巨大，逐漸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公共辯論、價值反思、秩序調整、利益平衡、權力制約的一種調節機制和生活常態。[21]媒介化社會中各種新興的媒介實踐，形塑了新的人際交往模式，建構了新的社會行為規范，同時，輿論亂象帶來的輿情危機，亟須作為多元互動化機制的媒介化治理進行化解與引導。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我國防疫抗疫面臨著國際國內的輿論壓力。國際上，一些媒體借機采取雙重標準，扭曲事件真相，以謊言、偏見制造負面輿論，給我國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制造了不利的國際輿論環境。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積極拓展與意大利國家電視臺、西班牙國家電視臺、英國廣播公司等國外媒體的合作，將最新抗疫信息傳播給國外受眾，[22]以事實真相駁斥謠言與偏見，在推動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情境建構中，正確引導國際社會輿論。在國內，機構媒體、平臺媒體、自媒體全方位聯動，確保防疫抗疫相關信息及時客觀向社會公眾披露，邀請專業人員對相關信息和輿論進行討論和解讀，推進應急預警決策機制靈活應用，推動應急治理主體協同參與應對。[23]此時，作為多元互動化機制的媒介化治理，在凝聚以人民為中心共識的情境建構中，引導防疫抗疫社會輿論的正確走向。

三、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價值取向：媒介化社會中的責任擔當

價值取向屬于價值哲學的重要范疇，是指主體基于自己的需要對事物價值問題的傾向性認識或采取一定行為的價值傾向，[24]也指“一定主體基于自己的價值觀，在面對或處理各種矛盾、沖突、關系時所持的基本價值立場、價值態度等”。[25]傾向、立場、態度等，都是基于行動和認知基礎所作出的具體價值判斷與選擇，肩負著行為主體的行事追求。在媒介化社會中對突發事件進行媒介化治理，是新時代社會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體現了多方治理主體的行為追求和責任擔當，其價值取向主要表現為促進善治的制度優化、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1. 促進善治的制度優化

治理所尋求的是善治，即“實現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達到最佳狀態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26]瑪麗-克勞德·斯莫茨認為，善治包含四大要素：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
公共機構正確而公正地管理公共開支，亦即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政治領導人對其行為向人民負責，亦即實行責任制；
信息暢通，便于全體公民了解情況。[27]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通過媒體融合的互聯互通，使信息在各個接收終端自由流動，在傳播信息澄清事實真相的同時，將多元治理主體的傾向、立場、態度等匯聚到在場的網絡平臺進行迅速交互、認知與判斷，此時，法治的引領、行政的推動、公眾的參與等聚集一起，凝聚成共治的磅礴力量，共同肩負著突發事件治理的責任擔當，讓善治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地貫穿到治理的全過程之中，糾偏不當措施，糾正錯誤言論，修補政策弊端，改善制度環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是頂層設計的制度的現代化，基本行動邏輯是在遵循現有國家政治制度框架下修正和完善各類制度安排。[28]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盵29]這就需要結合新時代中國的國情，綜合創新制度安排，全面推進社會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民主的、科學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30]“孫志剛事件”中的媒介參與治理，推動著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制度的更新；
“非典”事件中媒介信息的中介化行動，推進著信息及時公開的新聞發布制度的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媒介化治理，警示著各國對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醫療衛生體系、失業保障、就業政策、社會救助制度等）進行逐步修正，都是促進善治制度優化的實際行動，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邁上新的臺階。

2. 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是人類永恒的價值追求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31]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價值準則，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靈魂、基本目標和根本底線?！吨泄仓醒腙P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任務之一；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則；
在《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中提出以廣泛參與、求同存異、理性包容的協商民主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32]黨的十八大以來，公平正義是治國理政的基本要義，也是社會治理堅守的底線。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國家，東中西部、城市與鄉村的資源與發展不平衡，物質性、精神性和制度性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分配也難以均衡。每當突發事件出現，地域封閉性、文化習俗多樣性和民眾信仰差異性等客觀存在，會導致思想認知上的分歧和行動步調上的不一致，各種社會矛盾、封建迷信思想和錯綜復雜的張力在不同地域環境中油然而生，影響著應對突發事件所需集體響應與行動的一致性，牽制突發事件的治理進程。進入媒介化社會后，傳統的權力決定信息分配的關系正在被“信息決定權力分配”的范式所改變，[33]突發事件的各種信息和言論在各類接收終端跨界自由流動，將各類權力主體的意見串聯到對事態的關注中，聚焦到對事件善治的探求上，聚集群體的智慧和耐心，防范急于求成和畏難情緒，同時也將各種不公正不道義的言行布白于天下，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創設良好的輿論氛圍。在媒介化社會中對突發事件進行媒介化治理，依循多主體、多中心、多層次、多向度合作與互動的治理邏輯，遵循規則公平、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分配公平的協商與共享原則，將公平正義在持續的信息流和輿論流中內化于全民的心、外化于全民的行，形成開放氛圍，減少治理內耗，消除治理糾紛，自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3. 增進人民的普遍福祉

增進人民的普遍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目標導向，把增進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順應人民期待，切實保障人民的各種權益，補短板，強弱項，兜底線，出實招，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及時化解各種矛盾和問題。[34]各類突發事件的發生，在當下風險社會里兼具如下特征：一是突發性，即在什么時間、地點以什么方式暴發及暴發的程度等都難以預料；
二是破壞性，一旦暴發，就直接造成生命傷害與經濟損失，還會對社會結構、人們的心理結構和人類生產生活產生破壞性影響；
三是演化性，由于自然或社會原因的持續作用，事件類型會產生錯綜復雜的演化，特別是人為因素的處置不當，可能演化成影響惡劣的政治事件；
四是持續性，突發事件發生后，總會持續一段時間，在起伏變化中蔓延與傳導并形成社會的集體記憶；
五是可控性，人類在遭遇、抗爭和自救的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激活智慧的潛質，借助組織、制度、文化、技術和傳播等的力量，使負面影響降低直至最終實現可控。在媒介化社會里，集多種特征的突發事件，通過媒介化治理的手段，整合多方主體的力量，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把政府政治智慧的增長、治國理政本領的增強扎根于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之中，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讓突發事件及其衍生的各類風險與危機降到最低；
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織密社會保障安全網絡，促進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35]提升治理效益的獲得感；
優化社會救助和幫扶制度，提高衛生健康供給質量和服務水平，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36]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最終在政府、組織、制度、文化、技術和傳播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降低人員生命與財產損失，兜底救治保障，推動善后重建，不斷增進人民的普遍福祉。

結語

于安思危，于治憂亂。在當下媒介化社會里，突發事件是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對象，在媒介化社會里發揮媒介化治理對突發事件的治理效應，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范疇。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指向，凝聚以人民為中心的共識，確保社會穩定、民心安定、各業有序、矛盾化解、效率優化等目標的實現；
堅持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通過信息中介化行動，在信息公開的認知關聯中澄清突發事件的真相，消除人民的焦慮、恐慌與不安；
遵循突發事件的處置邏輯，激活危機救治的靈活應變能力，在媒介邊界模糊化結構的社會動員中整合治理主體的力量；
提升輿情危機的公關能力，在多元互動化機制的運行中應對復雜的輿論亂象，通過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情境建構，嵌入式引導國際國內社會輿論的正確走向。突發事件媒介化治理應有效把握當下與未來、局部與整體、內部與外部、穩與進的關系，[37]在共識凝聚、路徑探求的基礎上發力，以源頭防范為起點，以社區防控為基礎，以全過程治理為追求，以善后重建為目標，阻斷突發事件等各類風險的傳導與演化，促進善治的制度優化，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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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Governance of? Emergencies：
Concept Directing， Practice Trend and Value Orientation

HUANG Liang-qi（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Media governance i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media society.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mergencies in the media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object of the media governance. Emergency media governance adheres to the people-centered concept，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clarifying the truth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mediation， integrating multi-governance subjects through boundary fuzzy， guiding public opinion to correct action path by multiple interaction， activating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participating in emergency"s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common behavior， blocking all kinds of risk and crisis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 system optimization， safeguard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mproving the universal welfare of the people， and jointl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anagement ability.

Key words：
emergencyevent;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concept direction; practice trend; value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