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俗學的早期交流

王京

關鍵詞：《民俗學手冊》 何思敬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 岡正雄 柳田國男

日本的民俗學概論，當以柳田國男（1875—1962）的《民間傳承論》（1934）和《鄉土生活研究法》（1935）最為有名。a這兩本著作不僅在當時是蓬勃發展的民俗學運動的理論支柱，而且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都被視為日本民俗學唯一的理論基礎。但說到日本最早的民俗學概論，則應是1927年岡正雄（1898—1982）的譯著《民俗學概論》。其原著是英國民俗學協會會長班妮女士（C.S.Burne）在高莫（G.L.Gomme）著《民俗學手冊》（The Handbook of Folklore）基礎上大幅度修訂的同名著作（1914）。

眾所周知，班妮的《民俗學手冊》對中國民俗學也有著重大影響。中國民俗學引進外國民俗學理論的早期嘗試，如楊成志、鐘敬文譯《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1928年3月）、楊成志譯《民俗學問題格》（同年6月）等都是對其附錄的翻譯。而后由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本民俗學概論——林惠祥著《民俗學》（1931），也是以班妮著作為藍本的。

積極研究中國民俗學史的日本民俗學家直江廣治（1917—1994），在其《中國民俗學》中說：“在日本，岡正雄氏翻譯班妮女士的著作是在昭和2年。一年后，班妮女士的概論也被介紹到了中國。日中的翻譯是分別進行的，相互之間毫無關系。但兩國最初的民俗學概論幾乎同時出現，并且都選擇了班妮女士的著作，這實是一個巧合?！眀事實真是如此嗎？

一、《民俗學手冊》的最初譯介與何思敬

1928年的楊鐘翻譯之前，《民俗學手冊》并未受到中國民俗學的關注。譯者之一鐘敬文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的序言中回憶了翻譯時的情形：“1927年末，我與同鄉青年學者楊成志獲得了英國民俗學會刊行的《民俗學手冊》（1914年），我們感到附錄《印歐民間故事的若干類型》和《民俗學問題格》值得我國相關領域研究參考，于是首先共同翻譯了其中的《印歐民間故事的若干類型》，于1928年刊行?！眂

鐘敬文與楊成志是廣東海豐縣同鄉。鐘敬文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助教是在1927年秋，楊成志也在這一年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以下稱“語史所”）任職。同年11月，中國第一個冠名“民俗學會”的組織以顧頡剛為中心在中山大學成立。

1928年3月，“語史所”發行《民俗》周刊，從創刊號開始連載楊成志對《民俗學手冊》的附錄《調查項目》（Questionary）及《術語》（Terminology）的譯文《民俗學問題格》，連載13期后，結集為單行本，作為“民俗學會叢書之九”出版。從該書何思敬的序文可以得知，正是他將班妮的原著介紹給了楊成志，并希望楊成志翻譯其中的附錄《調查項目》。d

而更早的年初，《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下稱《語史所周刊》）最初的民俗學專號《風俗研究》，可見陳錫襄的文章《一部民俗學著作的介紹》（The Handbook of Folklore， by Charlotte Sophia Burne）。依筆者管見，執筆于1928年元日的該文是中國最早的相關介紹。文中提到附錄的調查項目“何思敬先生本來想要翻譯出來，因為事情太忙沒有動手”e，并在文末特別鳴謝何思敬借書。

何思敬對翻譯《調查項目》特別重視，是因為他認為民俗學要想成為一門當之無愧的社會科學，有體系地了解和掌握調查項目是其門徑。但事實上最先完整翻譯并出版的，是另一個附錄《印歐民間故事類型表》。兩種附錄翻譯的順序，某種程度上也暗示了當時也是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民俗學的傾向，即以民間故事等口頭傳承的研究為主。作為“民俗學會叢書”的開篇之作，該書的翻譯完成于同年1月，“費了四五晝夜的工夫……譯文頗借助于岡正雄氏的日譯，并承陳達夫、何畏、莊喆、茜微諸先生的指正”。

種種證據表明，無論是陳的介紹，還是鐘楊的翻譯，其原書均來自何思敬。

二、何思敬與日本民俗學

何思敬（1896— 1968），筆名何畏，曾是早期創造社的主要成員之一，但作為曾得到毛澤東高度評價的法學家、馬克思主義翻譯家更為有名。g同時，不太為人注意的是，他也曾是中國民俗學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

何思敬與民俗學的關系，要上溯到他的留日時期。何思敬出生于浙江余杭，13 歲赴上海，1912 年東渡日本學習圖案設計，1915 年短暫回國工作。1916年春再度赴日，在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讀預科，次年考入在仙臺的第二高等學校。小他兩歲的岡正雄是他的同期同學，而比他們早兩屆的，有日后農村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有賀喜左衛門（1897—1979），以及著名的實業家、金融家，同時也是民俗學者的澀澤敬三（1896—1963）。岡正雄曾一度打算報考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與來自中國的何思敬很快便成為好友。1920 年秋，何思敬被錄取為中國政府的官費生，二人一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社會學專業。

20 世紀20 年代初，日本社會迎來了一個重大的轉折期。柳田國男從歐洲返日，為樹立民俗學而展開精力旺盛的學術活動。1924 年，岡正雄在岡村千秋（1884— 1941，編輯）的介紹下拜訪柳田，后成為其入室弟子。1925 年，岡正雄搬家到神奈川縣高座郡藤澤町的鵠沼。進入研究生院繼續深造的何思敬，主攻法制史、最早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翻譯為日文（1922）的內藤吉之助（1894— 1946），精通法國社會學的田邊壽利（1894—1962）等人都住在附近，大家年紀相若，趣味相投，“日夜交友”h。同年11 月，在柳田的指導下，以岡、田邊、有賀、石田干之助（1891—1974，日本代表性的中國學家）等青年學者為中心，創辦了以廣義人類學為范圍，帶有濃厚國際色彩的綜合雜志《民族》。據石田回憶，何思敬也經常參加他們的集會。i柳田曾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提到：“至于中國的學者，有在我們創辦《民族》的昭和初期來到日本，研習社會學后歸國的何思敬。原名叫何畏，聽說是國民黨的大佬、浙江出身的張靜江的外甥。他學成回國，在滿洲事變前后曾經擔任中山大學的法學部部長。

那時來日本，因為正是日本耀武揚威的時候，有些可惜。如果現在來訪，我想我們有很多話可以談。他的夫人是在中國大使館聽差之人的千金，聽說畢業于實踐女學校，與日本婦人全無二致?！?！0何畏是筆名，何思敬也并非張靜江的外甥。柳田與何思敬之間的交往較淺，信息并不準確。但他特地在晚年回想其人，無疑是因為印象深刻，而這與何思敬發表于《民族》的一篇文章有關。

這一時期，中國民俗學也步入了新的階段。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1922 年創辦了《歌謠周刊》，1925年作為國學門編輯室、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方言研究會、考古學會、明清史料整理會等機構的聯合刊物，開始發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

1926 年，何思敬通過石田知道了中國學界的這一動向，并在其擔任主事的東洋文庫閱讀了這些雜志。！2 他深為感動，很快便以日文撰寫了《支那的新國學運動》（署名何畏）一文，與對《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國學季刊》《歌謠周刊》的介紹一并刊登于《民族》的第1 卷第5 期（同年7 月），編輯部以按語的形式對文章給予了重視。何思敬使用了“新國學運動”一詞而非“民俗學運動”，因為在他看來，在日本“探究本民族發展至今的真實歷程、民族的過去的生活、文化的真相的這一要求”，激發了“對民族的研究，以及作為民族學特殊部門的日本學的誕生”，在中國出現的是同樣性質的狀況。

20 世紀20 年代中期，與國際色彩濃厚的學問主張相呼應，柳田對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民俗學運動顯示出強烈興趣。1925 年5 月在一次題為《青年與學問》的講演中，柳田說：“直到最近，（中國）才有人有所覺察，重新開始直接向民間尋求史書之外的資料。

同樣的意識在印度也逐漸開始覺醒。他們的學問，也到了應該向這一方向進發的時節?！?！31926 年5 月的講演《何謂Ethnology》中，柳田則對中國民俗學給予了更高的評價：“雖然一直認為鄰國中國也終將迎來無學者之歷史被解明的那一天，卻不曾想到他們民俗學的國民化反倒要趕在日本人之前?！?！4柳田對中國民俗學的認識和評價變化的背后，有著中國民俗學運動自身的發展，也與其身邊積極把握、介紹中國最新現狀的石田、何思敬等人的存在密切相關。何思敬的“新國學運動”這一用詞，雖然是就中國而言，但用來概括柳田在日本努力樹立并致力推廣的學問，也可謂恰到好處。筆者認為，柳田后來將民俗學稱為“新國學”，與此不無關系。

三、何思敬與中山大學民俗學會

文章刊出的1926 年7 月，北伐開始了。眾多留學生懷著對革命的熱情和對未來的期待，選擇了回國。何思敬也于1927 年2 月歸國，被中山大學聘為教授，他曾于傅斯年之前代理過文科主任，后擔任哲學系主任，哲學系撤銷后任社會學系主任。

1926 年秋，北洋政府撤換了校長蔡元培后，眾多教授離開北大，顧頡剛前往廈門大學任職。1927年春，歸國的傅斯年進入中山大學，籌建能夠抗衡歐洲漢學研究的，以中國學者為中心的研究機構。他將顧頡剛招致麾下，于同年11 月創立“語史所”。幾乎同時，中國第一個以“民俗”為名的學術組織“民俗學會”，也在顧頡剛的領導下結成了。

何思敬歸國，恰逢中國民俗學的中心由北京大學轉移到中山大學，民俗學組織活動愈發活躍，對民俗學理論的需求日益高漲的時期。他是初期民俗學會為數不多的來自文學院以外的會員之一。也因為留日期間受到民俗學、人類學熏陶，他對歐洲民俗學理論的了解遠遠多于缺乏留學經驗和信息渠道的其他成員。年歲略長的顧頡剛也因此在推進民俗學發展方面對他寄予厚望。！5而作為回應，何思敬也承擔了學會成立之初活動中的各種重要職責。1928 年1 月，《語史所周刊》最初的民俗學專號的卷頭語，便出自何思敬之手。3 月的《民俗》周刊創刊號，發刊詞之后就是何思敬執筆的理論性文章《民俗學的問題》。4 月，民俗學會舉辦首屆民俗學傳習班時，開講第一堂理論課也是由他主講的《民俗學概論》。

1927 年11 月《語史所周刊》第2 期發布《民俗學會刊行叢書》的消息時，列舉了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以下12 冊即將付印的著作，其中并沒有譯著。

而實際上叢書的第一冊是鐘楊的譯著，顧頡剛的經典之作及其他3本作為第二批，4月才出版?？紤]到鐘楊的譯著是短時間趕制出來的事實，可以推斷顧頡剛注意到《民俗學手冊》的意義并調整出版計劃，應當是在1927 年末到1928 年初之間。1928 年3 月27 日第一次“語史所”會議上，叢書正式議定名為“語言歷史學叢書”，由顧頡剛任總編輯，下分五類，其中民俗學類“由何思敬顧頡剛鐘敬文諸先生擔任之”！6。

何思敬歸國不久的1927 年4 月，岡正雄譯《民俗學概論》在日本刊行。岡正雄在《譯者小序》中特別注明“在此也想銘記何畏、樋口和其他友人諸君的深情厚誼”！7?？梢妼Ψg班妮著作一事，何思敬不但早有所知，而且可以說是關涉較深。而岡正雄在譯著出版后贈書以示謝意，也是當然之舉。這也可以解釋一個現象，那就是國內對班妮著作的介紹和翻譯，無一例外地提到了岡譯的日文版，楊成志和鐘敬文在翻譯過程中也都曾作為參考，鐘敬文當時也是以日文版書名《民俗學概論》來稱呼《民俗學手冊》的。！8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基本推斷，何思敬在日期間，因與日文版譯者岡正雄的交往而深知班妮《民俗學手冊》的價值并了解日本學界的翻譯進展;回國后因同在中山大學任職而結識顧頡剛，并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俗學會，借此機會將英文原著以及岡譯日文版介紹給了學會會員，“民俗學會諸同志都認此為一種開拓中國民俗的利器”！9，于是先有了陳錫襄的介紹，隨之有了楊成志和鐘敬文的翻譯，作為民俗學會叢書的開篇之作率先出版，與稍后由楊成志單獨翻譯的《民俗學問題格》一并開創了中國民俗學積極引進外國民俗學著作的先河。

中日兩國最初的民俗學概論在同一時期出現，并且都選擇了《民俗學手冊》。但這絕非歷史的巧合，而是隱藏著中日民俗學交流史上尚不為人詳知的精彩一幕。

四、何思敬在中日民俗學交流上的意義

何思敬的專業是社會學，對哲學、法學興趣濃厚，回國后積極參與中國民俗學的時期較短，主要集中于1928 年年初的數月，相關文章少，也無重要著作，因此在中國民俗學史上一直未受重視。只有施愛東在《倡立一門新學科——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鼓吹、經營與中落》中專設一節，對何思敬回國后在中山大學期間與民俗學相關的事實做了梳理和討論@0，描繪出一個尊崇西學，對民俗學態度矛盾的形象。但如果從中日民俗學交流的角度來看，何思敬起到的歷史作用，也許可以有不同的評價。

何思敬對西方理論的接受和理解，來自留學期間的學習經歷與交友關系。其內容是多元的，既有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也有法制史、馬克思主義。一以貫之的，是強烈的國際色彩和社會使命感，而具體的學術興趣，則因為時代潮流、個人經歷而發生變化。

與岡正雄等人的關系而與柳田指導下的《民族》雜志及其同人的交往，加深了他對歐美民俗學及形成中的日本民俗學的認識，而通過同伴中的中國學家，他也了解到了中國國內學問及民族運動發展的最新動向。

這些經歷，一方面形成了他橫跨西方——日本——中國的學術視野，一方面也使得他有了聯結中日學界的可能。他在《民族》上發表的文章，在柳田國男引領的日本民俗學界理解中國的民俗學運動方面，產生了積極和重要的影響。而他對中國民俗學的貢獻，首先是對西方民俗學理論的引進。

何思敬對引進西方民俗學理論十分重視。顧頡剛、容肇祖等人離開中山大學后，1930年4月“語史所”

下轄各學會改稱“組”，“民俗學組”由何思敬任主任。

他擬定的工作計劃中主要內容有兩項，第一就是“翻譯歐西名著，刊成叢書”。其中計劃先行出版的有3本，第一本就是《民俗學手冊》，其余兩本為Haddon 的《Magic and Fetishism》和Hartland 的《Religion in PrimitivePeople》，待譯書單中作為經典名著還列舉了弗雷澤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以及法國漢學的最新名著如馬伯樂（Maspero）的《古代中國》（1927）、葛蘭言（Granet）的《中國文明》（1929）@1。但“語史所”改制，民俗學活動進入低谷，這一計劃也不了了之。

其次是與日本民俗學界的聯系。1929 年8 月，何思敬赴日，為中山大學圖書館購置了日、英、德、法文書籍7000 余冊。@2 當年4 月，柳田已經因為與岡正雄為首的青年編輯們之間的意見不合，宣布《民族》?？?。大部分核心成員以折口信夫為中心組織“民俗學會”，并于7 月創辦了《民俗學》月刊。

創刊未久的《民俗學》第3 期（9 月）的“學會消息”對何思敬赴日進行了報道：“東京帝大社會學科畢業后歸國后擔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的何思敬氏，今次因該大學圖書購入事宜于8 月上旬來京，停留約一個月后回國。今后同氏將不時來函告知中國的民俗學會的狀況?！贝送?，“會員名簿”中也可以看到“何思敬”的名字。

第二年的《民俗學》2— 11 號的“民俗學相關書志”中“云南民族調查報告 楊成志著 中華民國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等內容，應該就是來自何思敬的信息。

1929 年夏的日本之旅，也是何思敬的最后一次日本之行。1931 年后他逐漸遠離民俗學，積極投身于政治運動中。1931 年6 月，他從廣州移居香港，12 月參加上海文化界反日會，之后成為其負責人。1932 年5 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爆發后，1938年3 月到達延安，長期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理論介紹以及日本戰俘的再教育等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系主任等職，1968 年去世。

另一方面，《民俗學》雜志在1931 年11 月號，又出現了與中國的“民俗學會”相關的信息。這一次的交流對象，是以曾經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核心人物之一鐘敬文等為中心的杭州“中國民俗學會”。因何思敬而形成的中日民俗學之間的聯系得到了新的延續，雙方的交流一直持續到1935 年初。而鐘敬文自述奠定了其學術基礎的赴日留學（1934 年4 月—1936 年7 月），也與這一交流頗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