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庵野錄》看渭南薛敬之的讀書觀

朱成華

從《思庵野錄》看渭南薛敬之的讀書觀

朱成華

薛敬之（1435—1508），字顯思，號思庵，渭南人，明代中期陜西著名的理學家，其在關中學者的學術往來交流基礎上，結合關中風土人情及時代風氣，將關中理學思想推向新的階段。

薛敬之在年幼的時候就很聰慧，五歲時就酷愛讀書，十一歲時能作文賦詩。其作秀才時，居止端嚴，不同于流俗，但在科場方面卻很不利，屢試不中。成化二年（1466）時，薛敬之以積廩充貢入太學，當時江門心學的開創人陳獻章也在太學，二人并稱，名聞于京師。成化二十二年（1486），其出任山西應州知州。在任期間，體恤民情，尤其重視百姓生計，經常到田野中巡察，勸導百姓努力耕稼紡績。在播種期間，向貧困戶提供耕牛和種子，并且“買牲畜數十，給之煢民，令孳息為養”①馮從吾：《關學編》卷3。。對于那些無力交納地租的貧困農民以及無力婚娶、喪葬的，都給予一些資助。在平常年份，他注意積蓄糧食和干菜等，以至于在三四年間，就積累了糧食四萬余石，干菜幾萬斤。后來遇到災荒，就用平常年月積累的糧食干菜救濟災民，幫助他們度過荒年。有本已經逃荒在外的三百余家，聽到這個消息，全都回歸家園，薛敬之給予他們衣食，還幫助他們修葺住房，使得百姓安居樂業，免死于饑饉。薛敬之在擔任知州期間，很重視學校教育，多次到州學學舍巡視，宣講孔孟之道，傳播理學思想，“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②同上。。后以“奏課第一”，于弘治九年（1496）升任浙江金華府同知，在任兩年后辭官。

就其學派而言，薛敬之師從甘肅蘭州周蕙，頗受其師艱苦力學的影響。薛敬之平生好為人講說道學，又好靜坐思索，酷愛讀圣賢之書，讀書若有所得，必記之于筆記，并闡發自己心得，形成著述。一生著述頗多，蓋有《思庵野錄》、《心說》、《性說》、《定心》、《定性》、《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集》、《百詠集》、《歸來稿》、《禮記通考》、《易簀》、《金華鄉賢祠志》等，但因歷經多次地震，其著述大都佚失，現僅存的有《思庵野錄》三卷及幾首詩文。

從存稿《思庵野錄》可大致考察薛敬之理學思想的主旨，從而揭示自河東薛瑄之學至薛敬之這一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以凸顯薛敬之在明代關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而從《思庵野錄》亦可管窺理學家薛敬之的讀書觀，這主要是因為《思庵野錄》本身就是薛敬之閱讀前人圣賢之論著有所得而形成的讀書筆記。

薛敬之本人自幼愛讀書，能文善詩，稱古則賢，《思庵野錄》云：“五歲愛讀書，十一歲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庇?，“景泰七年，為渭南學生。自為學生，居止端嚴，不同乎流俗，鄉閭驚駭，或且以為迂怪。善為文章，說理而華”?？梢娧粗蜃x書而才華出眾，驚駭鄉里，且擅長作文。

在薛敬之看來，讀書意義重大。一個人不讀書，就無見識，更不能成就大事，正所謂“器識不遠”，則“不能成大事”。一個人若想要治理好政務，那更需要認真讀書，即其所言“為治貴讀書”，若不讀書就無法明理，即文中所云“不讀書無以明理”。其以北宋著名哲學家、理學派開山鼻祖周敦頤為例，云“周濂溪決南康事，日如流，非讀書明理不能也”。

關于讀書的選擇，薛敬之認為，不能隨便亂讀，應讀圣賢書，即該“讀圣賢言語”，而“圣賢分明別是一段問學”。并且讀圣賢言語之后，才能“見圣賢底分量”。比如，薛敬之贊同讀儒家經典《論語》，他說“讀《鄉黨》一遍”，則能“重見圣人一番”。并且要常讀《論語》，“學者不可一日不讀《論語》”，一旦讀了《論語》，其結果就如其所云“一讀之便消融多少渣滓”。而“讀《孟子》之書”，“自覺底胸次與天地一般氣象”，因為他認為“孟子是胸次大底人”，而對于孟子本人來說，“其發言自不覺其廓大”，讀者只有親自讀了《孟子》，才能感覺其胸襟寬廣。一人想要成為圣人，成為賢人，那就要讀書，可以讀《禮記》中的《大學》，這正如其言“學之成圣成賢，只好一部《大學》便了”。

薛敬之還鼓勵讀朱子之書，“不讀《朱子全集》，無以知此老在當時為道扶持之艱難”。而“不讀《朱子四書》，又無以知此老為天下立教見道之精粹”。讀后，其大贊朱子“真孔孟后一大成之儒”。他還認為，“為學而不本諸堯、舜、周、孔，則非究心本領之學矣”。并且告誡讀者“學者須知所學為何事”，這樣“然后知所向慕”，結果“則其趨自不差謬”。否則的話，正如其言，“不然，學其學而非圣賢之學，不過成一鶻突人耳”。而且要注意，“凡讀圣賢書，不可以俗心窺伺圣人大度”。

作為理學家，薛敬之認為讀書還應學道，才能提升個人水平，才能學有所獲，若“學不本諸道”，“則所就終無過人之事”。并且，“言學不志于道”，則“不知所學者何事”。

至于學道，還得有所選擇，要避俗就雅，學習圣人之道。薛敬之認為：“學者之造道，須掘得源頭活水，然后流脈無窮，否則終為俗學而陷于漢唐陋習，其與圣賢立言教人何如哉？”并且認為：“有宋以來，學者入道，莫勇于吳草廬。朱子之后，一人而己?！?/p>

讀書學道不在追求物質上的吃穿和美貌打扮，而在追求儒家之道，即薛敬之所云，“嗜學者，自不知隆外貌。茍言貌一飾，則放僻邪侈，無所不至，何足言學仲尼謂‘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薛敬之認為，對于讀書務求必得，否則不如不讀書，難以知書中之境界?！端尖忠颁洝吩疲骸白x書而不自得，終為皮膚之學，是猶及宮墻而不入，未知百官宗廟之富且美也?！倍鴮兄?，不讀書自然無法了解，而讀書不得其中之義，終究索然無味，即其所言“凡義理不自得，雖讀書終無味，眼雖見口雖言，終為外物”。

因當時有學者覺得讀書無味，自然無法有所得，更無法得圣人思想。正所謂“如今學者讀書咀嚼無味，只是不曾有自得”。

讀書不自得，只是當作說話而已，最終是一無所獲。有的學者對于“得力處凡于圣賢所言或是非處”，“亦不曾見得善惡或利害處也”，更“不曾見得死活”，大概“泛泛只做場話說，終不親切”。做學者應“須把圣賢言語在一邊，聲樂在一邊，于其中見得個輕重，方為親切有味，心自不能不然”。若“仰面顧鳥，回頭應人”，雖“名曰讀書”，最終“不知充腹者幾?！?。

《思庵野錄》云：“讀書不在多，貴在知要?！庇衷唬骸爸辉谘?，要在力行?！庇纱丝芍?，薛敬之認為讀書并不在于讀很多書，但一定要知道書之要害及道之關鍵，而且這些讀來的道之要旨不在于嘴上宣傳，要身體力行。正所謂“學不難，力行惟難”！反之，若“行之不力”，“則學亦不堅”。

為了能讀書自得及知要力行，還得進行自身質量的修養，也就是對閱讀素質的培養，才能在讀書過程中“知要”,正如薛敬之所云，“學者讀書知得涵養工夫，方見得學力有進處”。

在薛敬之看來，讀書要培養氣質之一便是要“節氣”，正如其所云“學者切須要節氣”，若“氣但不節”，“則近名外慕之心生”，最終導致“流蕩忘返，無所存主”，那么“其何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而欲有以達古人之地哉”。

只要“學者到心洪大處，即是氣質變”，這樣之后，“氣質變方可言學”。

因以為“志動氣，氣動志”，從學者讀書實際看來，“而今人讀書數日，為事所擾，便有數日收拾不上來，亦是動之也”。故而學者要“節氣”。因此，薛敬之勸告“學者切患氣易盈”，因為“志易滿也”，也要防止“氣易盈”，因為會導致“慕外之心重”，而“志易滿”，則會“為己之心輕”。解決辦法也是有的，薛敬之認為，“人之氣量根于性，唯問學然后可充之”，而“人之驕吝乃氣浮使然，知道者自無此狀”。

由于學者讀圣賢之書，能知其要旨而有所得，同時鍛煉了讀書涵養功夫，培養了“節氣”能力，故這樣的讀書對人體本身也有益處，甚至能夠治病。這正如《思庵野錄》云：“讀書亦可療疾?！庇衷谱x書能“平其心，易其氣”，自然就“無邪僻之干”。因此，薛敬之認為，為了要把書讀好，用心是必要的，這對身體有好處，對所學道也是必須的，故曰，“學者第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說，“為人之學放心也，為己之學存心也，心存則不知外之顯晦，心放則不知內之輕重”。

在關學的發展歷程中，薛敬之是個承上啟下極其重要的人物，他與時代精神相一致，融匯理學各派思想，為關學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在《思庵野錄》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宇宙論、本體論，還是道德修養論，薛敬之都是在先儒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并融匯自己的心得而生發獨到之處。書中也涉及薛敬之的讀書理念，如為治貴讀書、讀圣賢言語、讀書貴在自得、讀書可療疾等，在當今應試教育、功利教育大行其道，學風浮躁的背景下，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單位：渭南師范學院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