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起昌 趙玉芳 白金花 何 畔
(1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重慶 400715)(2 中國礦業大學建筑與設計學院,徐州 221116)
社會排斥是指個體由于被某一社會團體或他人排斥或拒絕,其歸屬需求和關系需求受到阻礙的現象和過程(杜建政,夏冰麗,2008)。個體遭受社會排斥的因素包括,缺乏對群體必要和足夠的貢獻,違反群體的行為規則,帶有某些不受他人歡迎的人格特征而缺少人際吸引力、個體自身形象不佳等(Roy &Dianne,1990)。
體型是自身形象的指標之一,是對人體形狀的總體描述和評定。根據人體結構的三種極端類型,可以將體型劃分為內胚型(表現為圓胖)、中胚型(表現為肌肉)、外胚型(表現為瘦長)三類(Claessens,1991);
Heath-Carten體型法通過一定的人體測量手段,對三種成分進行評分得到三個數值,將其合在一起表示人的體型特征,被“國際生物發展規劃”推薦使用以測量評定人體體型(段遼江,2011)。本研究參考以上兩種體型劃分方法,將體型分為肥胖、偏瘦、強壯三種。
在多種群體中都發現體型與社會排斥相關,接近半數的超重兒童報告自己在同性伙伴中不受歡迎(Gunnarsdottir et al.,2011);
4~6歲兒童表示他們不愿意接近肥胖的同齡人(Harrison et al.,2016);
肥胖體型的女性認為當別人知道自己的體重時,可能被社會排斥(Alison et al.,2016);
在談論與減肥相關的話題時,女高中生會積極參與“肥胖談話”以避免被排斥 (Takamura et al.,2019)。不僅女性和兒童認為體型與被排斥有關,男性在觀看理想體型的同性模特后自我評價的身體滿意度明顯降低(Galioto &Crowther,2013),而這種自我滿意度的降低與受排斥后的情緒反應相似(Westermann et al.,2015)。但男性更趨近而不是回避肌肉體型(Laura et al.,2019),肥胖體型會感知到社會排斥,接觸強壯體型會導致自我身體滿意度降低,偏瘦體型也會對自身不滿,但是強壯和偏瘦體型是否會誘發社會排斥,還需要實證研究的證據。早期西方文化推崇肌肉發達的男性體型(Mccreary &Sasse,2000),而隨著大眾媒體與文化交流的發展,中西方對于男性理想體型的審美趨于統一,低體脂、高肌肉水平的運動員體型成為男性公認的理想體型(施啟琰等,2017)。
除體型外,面孔吸引力也是個體形象的重要表征。高吸引力面孔會使人產生積極愉悅的情緒體驗,從而驅動人們做出趨近選擇(Rhodes,2006),而低吸引力面孔則會出現相反的結果(宋美靜等,2015;王雨晴等,2015)。面孔與體型共同形成了人們對他人外貌的初步印象,相較于低吸引力面孔的排斥者,高吸引力面孔的排斥者發出的排斥信息會使被排斥者產生更少的反社會行為(Nilüfer et al.,2017),這是從排斥發出者角度進行的研究,而被排斥者的面孔吸引力是否會影響人們的態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人們在擇偶時,最關注面孔及體型綜合形成的外部吸引力,這種結果在不同性別以及長、短期擇偶偏好中一致,并且在短期擇偶偏好中,人們更加重視外部吸引力(宋靜靜,李俊男,2022)。在現實環境中,人們關注的往往是體型與面孔的綜合表征,很難將其分割開來彼此獨立評價。外貌吸引力是面孔吸引力與體型吸引力的結合(祖新穎,2020),面孔刻板印象與體型刻板印象相關研究均指出,吸引力評分較高的個體更不容易被排斥,甚至會被賦予更高的社會期望,并因此更受歡迎,即所謂的“美即好”效應(Dion,1972);
而肥胖體型則因其外在形象或背后代表的健康隱患而承受了更多的消極態度(Agnieszka et al.,2020)。被排斥者的外貌與人格特質可能是受排斥的兩個最重要因素(楊文堅,2022)。根據以上本研究推測,吸引力在體型與社會排斥間起中介作用。因此,實驗1的目的是考察體型與面孔吸引力的共同作用是否會對社會排斥產生影響。
人格因素也會對社會排斥產生影響,低宜人性與低責任感的個體更容易受到社會排斥(Rudert et al.,2020)。人格是社會認知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社會認知基本維度密切聯結,故而社會認知基本維度又被稱為“大二(Big Two)”人格理論。社會認知內容的基本維度是指社會認知內容可以劃分為能力和熱情兩大基本維度,熱情是對知覺對象意圖的感知,如友好、助人等方面;
能力是對知覺對象實現該意圖能力的感知,如智力、技能等(畢重增,2019)。感知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引導人們對他人的行為,表現為對目標的接近或回避(Abele,Bruckmüller,2011),而回避代表了排斥傾向(杜建政,夏冰麗,2008)。社會認知內容模型認為,知覺被排斥者能力與熱情時產生的情緒會影響旁觀者對社會排斥的接受程度(張然,2020)。進一步的研究證明,熱情與能力指標會負向預測社會排斥(李夢珠等,2019),因此,感知到的熱情與能力越低,對其做出排斥行為的可能性越大。肥胖男性已被證明無論是性格還是能力都會受到更多的負面評價(Crosnoe &Muller,2004)。熱情與能力這兩項社會認知基本維度指標可能在體型與社會排斥之間起中介作用。
盡管外貌吸引力與社會認知基本維度都會對社會排斥產生影響,但二者的作用可能存在差異。外貌吸引力是熱情與能力的重要預測指標,會正向預測熱情與能力(蔡馥,2016),吸引力高的個體往往會被認為是高能力高熱情,而感知到的優秀品質會進一步削弱排斥意圖。因此,男性大學生的體型可能通過吸引力與社會認知基本維度的序列中介效應預測社會排斥。實驗二的目的是考察體型與男性大學生社會排斥的關系,以及外貌吸引力與社會認知基本維度的序列中介效應。
兒童、女性等群體都發現體型與社會排斥有關,男性的理想體型也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并因而會影響社會排斥;
由于宜人性等人格特征更容易感受到社會排斥,因此研究認為體型與社會排斥的關系機制可能是吸引力與人格因素。本研究通過兩個實驗考察男性大學生體型與社會排斥的關系以及吸引力與人格在其中的作用,實驗一考察體型與面孔吸引力對社會排斥的影響;
實驗二考察體型與排斥關系中外貌吸引力與社會認知基本維度的序列中介效應。
網絡搜集白底無表情男性人臉證件照20張,對照片灰度、亮度、大小及分辨率進行統一處理。招募30名在校大學生(男性17人,女性13人)對照片面孔吸引力及胖瘦程度進行七點評分。面孔吸引力的評分者一致性信度為0.88;
胖瘦程度的評分者一致性信度為0.90。高吸引力面孔的吸引力評分(M=5.04,SD=0.82)顯著高于低吸引力面孔(M=2.47,SD=0.53),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面孔吸引力評分沒有性別差異,t=1.37,p>0.05??刂婆质莩潭群?,高吸引力面孔評分仍顯著高于低吸引力面孔評分。
在保證胖瘦評分均為中等的情況下(M低吸引力面孔=3.23,SD=1.10;
M高吸引力面孔=3.5,SD=0.78),最終選取兩張照片,高吸引力面孔一張(M=4.70,SD=1.06),低吸引力面孔一張(M=2.58,SD=0.68)。
使用PhotoShop軟件將面孔及體型合成一個整體(如圖1),體型圖選自前人研究(Talbot et al.,2019),共三張圖片,即2(面孔吸引力:高、低)×3(體型:肥胖、偏瘦、強壯)六張圖片。招募72名在校大學生(男性40人,女性32人)對照片面孔吸引力進行七點評分,并根據主觀感受將實驗材料體型與文字描述體型(肥胖、偏瘦、強壯)進行匹配。將六張圖片與中間值4進行比較,單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僅高吸引力面孔肥胖體型與面孔吸引力的評分中間值4差異不顯著,t=-0.54,p=0.59,Cohen’sd=0.09。即在加入體型因素后,被試并不認為高面孔吸引力的實驗目標面孔吸引力高于平均值。
圖1 高、低吸引力面孔及不同體型合成圖
考察不同體型及不同面孔吸引力的男性大學生遭受社會排斥的情況,以及面孔吸引力與體型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2.3.1 被試
共招募在校大學生被試621人,收集有效問卷458份,男性被試245人,女性被試213人,M年齡=21.98,SD=2.57。
2.3.2 實驗設計
采用2(面孔吸引力:高面孔吸引力、低面孔吸引力)×3(體型:肥胖、偏瘦、強壯)×2(性別:男、女)被試間實驗設計,自變量為面孔吸引力、體型與被試性別,均為被試間變量,因變量為被試對實驗目標的排斥意圖。
2.3.3 實驗材料
(1) 排斥意圖問卷。翻譯Andrew et al.(2016)編制的排斥意圖問卷,測量被試對實驗目標的排斥意圖,共7個項目,(例如,“我可能會無視該同學”),采用5點計分;
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排斥意圖越強。問卷信度Cronbach’sα=0.82。
(2) 整體吸引力評分。1個項目,采用7點計分,1=沒有一點吸引力,7=非常有吸引力,得分越高表示吸引力越高。
(3) 面孔吸引力評分。1個項目,采用7點計分,1=沒有一點吸引力,7=非常有吸引力,得分越高表示吸引力越高。
2.3.4 實驗步驟
首先,給被試隨機呈現實驗材料圖片,每名被試僅呈現一張。之后,要求其對實驗材料的整體吸引力與面孔吸引力進行七點評分。接著,被試想象自己與實驗目標共同選修一門課程,并根據真實想法填寫排斥意圖量表。之后被試對自己的體型進行判斷選擇(除實驗材料的三種體型外增加了“正?!斌w型),最后,填寫人口統計學信息。
2.4.1 面孔吸引力操縱檢驗
高吸引力面孔評分(M=4.65,SD=1.30)顯著大于低吸引力面孔評分(M=3.23,SD=1.38),F(1,456)=126.19,p<0.001,說明面孔吸引力操縱有效。
2.4.2 排斥意圖
圖2 實驗目標體型和被試性別對排斥意圖的影響
對實驗目標整體吸引力的分析發現,整體吸引力在高低面孔吸引力間差異顯著,高吸引力面孔的整體吸引力評分(M=3.87,SD=1.64)高于低吸引力面孔(M=3.4,SD=1.67),F(1,456)=9.11,p=0.003;
整體吸引力在不同體型間差異顯著。偏瘦體型整體吸引力評分(M=4.33,SD=1.46)高于強壯體型(M=3.92,SD=1.67)和肥胖體型(M=2.56,SD=1.35),F(2,455)=60.03,p<0.001。
以上結果均說明,體型與面孔吸引力并不會共同作用對社會排斥產生影響。而對于不同體型與社會排斥的關系仍需進一步研究,因此,實驗二以體型為重點,進一步探究體型對社會排斥的影響。同時,吸引力對社會排斥的作用不可忽視,實驗二對體型吸引力進行測量,探究其在體型與社會排斥之間的作用。為方便被試理解,采用吸引力來指代體型吸引力。
考察去除面孔因素后,實驗目標體型與社會排斥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是否會受到吸引力與社會認知基本維度因素的影響。
此外,已有文獻證明,運動人群與非運動人群在注意特征方面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在不同運動項目、不同性別、注意特征的不同方面、以及不同水平的運動人群中均有體現(遲立忠,2004),考慮到不同人群對同種體型可能存在的感知差異,研究二對運動習慣進行測量。
由于不同個體對體型存在感知差異,使用圖片材料可能會導致不同人群(如前文提及的運動人群與非運動人群)對同一圖片產生不同的態度與評價,例如,部分人群會混淆強壯與肥胖體型的概念。實驗二使用文字材料(Rudert et al.,2020)對體型進行操縱,除BMI及體型信息外,其他信息均保持一致。而BMI指數是區分體型尤其是肥胖體型的可靠指標(李清亞等,1998),以BMI固定標準為指標,可以使被試產生絕對意義上的體型區分觀念。
3.2.1 被試
共招募398名被試,有效問卷358份,其中男性被試164人,女性被試194人,年齡M=21.12,SD=1.99。根據青少年運動習慣劃分標準(宋鋒,2011),被試中有運動習慣人群150人(41.9%),無運動習慣人群208人(58.1%)。
3.2.2 實驗設計
采用單因素三水平被試間實驗設計,自變量為實驗目標體型(肥胖、強壯、偏瘦),因變量為排斥意圖。
3.2.2 實驗材料
(1) 排斥意圖問卷,同實驗一。
(2) 社會認知維度問卷。熱情、能力詞匯選自社會認知維度中文形容詞詞庫(韓夢霏等,2015),熱情維度包括友好、善良、可靠、熱情、和藹、真誠,信度Cronbach’sα=0.92;
能力維度包括有能力、自信、上進、效率高、聰明、努力,信度Cronbach’sα=0.92。均采用5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該特質越符合。
(3) 吸引力。測量被試感知到的實驗目標的吸引力,采用5點計分,1=完全沒有吸引力,5=非常有吸引力,得分越高表示吸引力越高。
3.2.3 實驗步驟
在填寫人口統計學信息后,將被試隨機分配至不同體型組,其中肥胖體型105人(男生60人,女生45人)、偏瘦體型132人(男生46人,女生86人)、強壯體型121人(男生57人,女生64人)。體型使用文字材料操縱:被試首先閱讀一段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對于中國成年人體重指數的劃分標準(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數據匯總分析協作組,2002),接著閱讀一段關于實驗目標的文字描述,三組被試閱讀的文字材料除BMI指數、體型外其余部分完全一致。閱讀完畢后,要求被試對材料中出現過的信息進行再認選擇,以檢驗被試是否認真閱讀材料,之后給被試呈現一組體型圖,要求被試將圖中體型與閱讀過的目標體型進行匹配,以加強其對目標體型的印象。之后,對目標的吸引力、社會認知基本維度和排斥意圖進行評分。
3.3.1 差異性檢驗
表1 不同實驗目標體型在各因素上的方差分析
3.3.2 中介效應分析
參考孫倩(2022)的三水平虛擬變量中介模型構建方法,使用SPSS 25.0宏程序PREOCESS中Model 6,對吸引力和熱情在體型與排斥意圖間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由于自變量體型有三個水平:肥胖、偏瘦、強壯,因此,將其轉化為虛擬變量。鑒于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偏瘦體型各因子得分均處于其他兩種體型之間,故以偏瘦體型為參照組。通過該設置,可得到肥胖體型與偏瘦體型的對比、強壯體型與偏瘦體型的對比。所有連續變量都經過中心化處理。
結果顯示(見圖3):(1)肥胖(vs偏瘦)體型對排斥意圖的總效應顯著,B=0.36,SE=0.09,95%CI[0.19,0.54];
強壯(vs偏瘦)體型對排斥意圖的總效應不顯著,B=-0.06,SE=0.09,95%CI[-0.23,0.11];
(2)肥胖(vs偏瘦)體型正向預測排斥意圖,直接效應顯著,B=0.38,SE=0.09,95%CI[0.20,0.56];
強壯(vs偏瘦)體型對排斥意圖的直接效應不顯著,B=0.02,SE=0.09,95%CI[-0.16,0.21];
(3)吸引力在體型與排斥意圖間中介效應不顯著,肥胖(vs偏瘦)體型B=0.001,SE=0.03,95%CI[-0.06,0.07];
強壯(vs偏瘦)體型B=-0.003,SE=0.06,95%CI[-0.11,0.11];
(4)熱情在肥胖(vs偏瘦)體型與排斥意圖間中介效應顯著,B=-0.04,SE=0.02,95%CI[-0.09,-0.004];
在強壯(vs偏瘦)體型與排斥意圖間中介效應不顯著B=0.002,SE=0.02,95%CI[-0.03,0.34];
(5)吸引力與熱情在體型與排斥意圖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即體型→吸引力→熱情→排斥意圖)顯著,被試感知到的肥胖(vs偏瘦)體型吸引力更低,從而降低了對目標的熱情評價,最終導致排斥意圖增加,B=0.39,SE=0.02,95%CI[0.01,0.07];
被試感知到的強壯(vs偏瘦)體型吸引力更高,從而提升了對他的熱情評價,最終導致排斥意圖減少,B=-0.07,SE=0.02,95%CI[-0.12,-0.03];
圖3 吸引力與熱情在體型對排斥意圖預測的鏈式中介模型注:A:吸引力與熱情在肥胖(vs偏瘦)體型與排斥意圖關系間的中介作用;
B:吸引力與熱情在強壯(vs偏瘦)體型與排斥意圖關系間的中介作用。X1條件下的虛擬變量編碼為:肥胖體型=1,偏瘦體型=0,強壯體型=0;
X2條件下的虛擬變量編碼為:肥胖體型=0,偏瘦體型=0,強壯體型=1;
代表p<0.001加粗線條代表直接效應,細黑線條代表間接路徑,系數均為標準化路徑系數。
3.3.3 多群組分析
基于性別差異,對中介模型進行跨群組分析。結果表明,中介模型在男性與女性之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進一步分析發現,男女之間在肥胖體型-吸引力、肥胖體型-排斥意圖兩條路徑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如表2所示)。其中,肥胖體型-吸引力路徑上男性β值為-0.11(p>0.05),女性β值為-0.29(p<0.001),參數間差異的臨界比值為-2.16;
肥胖體型-排斥意圖路徑上男性β值為0.02(p<0.001),女性β值為0.11(p>0.05),參數間差異的臨界比值為-2.05。結果表明,肥胖體型負向預測女性被試對實驗目標的吸引力,正向預測男性被試對實驗目標的排斥意圖,吸引力在體型與排斥意圖間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2 中介模型在被試性別間的路徑系數差異比較
本研究探討了男性大學生外部形象對社會排斥的影響以及吸引力與社會認知基本維度的中介作用。兩項實驗得出了一致的結果——相對于其他兩種體型,肥胖體型的男性大學生會遭受更多的社會排斥,吸引力與熱情在體型對社會排斥的影響中起序列中介作用。
從社會文化層面來看,人們對于肥胖人群的看法偏消極負面(程立,張玉柱,2017);
從個體認知層面來看,肥胖會導致個體出現心理或生理健康問題(段文杰,馮宇,2018)。這一結果說明,體型作為印象形成的重要信息,影響著人們對他人的態度與評價,而肥胖體型的男性大學生,在未能對其產生更深一步的了解與認識時,往往會遭受更多的消極評價與負面態度。
面孔吸引力不能改變對肥胖體型的排斥。人們對于高吸引力面孔有顯著的注意偏向,對低吸引力面孔則表現為排斥和回避(宋美靜等,2015)。因此,對于高吸引力面孔肥胖體型男性,盡管人們對他的吸引力評分接近于中間值,但相比于低吸引力面孔的男性,高吸引力面孔依然會顯著影響吸引力評分。盡管體型對吸引力也有影響,但不足以使高吸引力面孔的男性吸引力降低到和低吸引力面孔的男性同一水平。這與人們的擇偶偏好一致,即人們在擇偶中最關注面孔,其次是體型,最后是人格特質(宋靜靜,李俊男,2022)。
人們對肥胖體型的男性具有消極的社會認知,認為肥胖者吸引力更低,更不熱情,從而增強了對他們的排斥傾向。人們將胖與消極情感聯結,瘦與積極情感聯結,這種傾向具有文化的一致性(蔡佳悅,李丹,2019),而積極情感則被證明會遭受更低的社會排斥(Rudert et al.,2020)。本研究拓展發現,不僅是瘦體型與積極情感聯結緊密,強壯體型也會被認為更有吸引力,且更熱情,從而使人們對其產生更低的排斥意圖。
相對于女性,男性對肥胖體型男性表現出更強的排斥意圖。性內競爭理論可以解釋這種結果——性內競爭可以定義為一種性別成員之間為增加其作為性伴侶接觸另一種性別成員的機會而進行的斗爭(Polo,et al.,2018),這種同性相斥的現象在以往研究中已被證實,如女性在面對理想體型的同性模特時,會顯示伴侶保護性嫉妒與貶損(包括間接侵害與排斥)(Borau &Bonnefon,2019),而本研究結果證明,不僅是理想體型的同性,肥胖體型的同性依然會引發這種性內競爭傾向。
體型作為個人形象的指標之一,對其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驗二中最不受排斥的強壯體型,加入面孔吸引力因素后,遭受排斥的程度有所增加。已有的研究證明,人們對于肌肉體型存在一致的偏好(施啟琰等,2017),而面孔也是與人交往過程中第一關注的外部特征(王雨晴等,2015),但對于兩者綜合后受眾態度的轉變原因卻鮮有研究,未來研究可以深入探究造成這一現象的內部原因。此外,本研究的兩項實驗均采用問卷調查法,被試態度可能受到實驗材料相似度與熟悉度的干擾,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其他測量方法,如內隱聯想測驗,以避免被試有意識地對自己的反應進行控制。
肥胖體型的男性大學生最受排斥,且男性之間排斥意圖更強;
面孔吸引力不能改變對肥胖體型男性的社會排斥;
吸引力與熱情因素在體型與社會排斥之間起序列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