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歷史轉折時期理論武裝及其當代啟示

　內容提要：在解放戰爭這個重大歷史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實踐的同時絲毫沒有放松理論武裝工作：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教育群眾；出版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為干部群眾學習理論提供基礎條件；根據實踐工作需要、立足人們思想實際，有的放矢回答人們的思想困惑；以整黨整軍的方式提高黨員干部和指戰員的思想覺悟。新時代理論武裝工作要傳承這些歷史經驗，科學把握并正確處理理論創新與理論武裝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最新理論成果的關系、適應群眾與引領群眾的關系、理論武裝與思想斗爭的關系。

　 關鍵詞：解放戰爭；歷史轉折時期；理論武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解放戰爭時期，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了關鍵的決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所代表和領導的歷史進步力量急遽上升，而國民黨反動派所代表的歷史倒退力量急遽下降，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即將發生根本性的重大轉變。在這個重大歷史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領導革命實踐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絲毫沒有放松理論武裝工作，開展了廣泛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中國化創新成果的宣傳教育，為奪取全國革命勝利、創建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形成了實踐飛躍與理論武裝的有效互動，積累了重大歷史轉折時期理論武裝工作的寶貴經驗。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期不懈努力進入了新時代，在

　此歷史轉折時期，重溫解放戰爭時期黨的理論武裝工作，能夠從中獲得重要的經驗借鑒和當代啟示。

　眾 一、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最新理論成果武裝教育群眾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重視理論建設的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成果。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實現了完全獨立和成熟。這一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提出之后，黨迅速在黨員干部和群眾中掀起了學習宣傳高潮，并根據革命實踐和理論創新的最新進展不斷增加新的宣傳內容。

　黨的理論工作者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多方面的解釋和宣傳，力求用簡明通俗的形式武裝教育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黨內理論家張如心在華北聯合大學和張家口的“青年講座”上進行多次演講。1946 年 3 月 1 日、16 日和 4 月 1 日、16 日，這些演講分別在《北方文化》半月刊上以《論毛澤東人生觀》《毛澤東的科學方法》《毛澤東的科學預見》《毛澤東的作風》等為題發表，多維度宣講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比較完整而又通俗地闡述了毛澤東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這些文章在山東、冀中、香港等地分別以不同名字結集出

　版。1946 年 7 月 1 日，《北方文化》第 2 卷第 3 期刊發了蕭三的《毛澤東同志略傳》一文，對毛澤東的生平和革命經歷做了簡要介紹和宣傳。之后，他又在華北解放區的《時代青年》上發表了《毛澤東同志的兒童時代》《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等文。1949 年，他在這些文稿基礎上修訂出版了《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介紹了毛澤東的兒童時代、青年時代和早期革命活動。蕭三結合歷史和實踐分析了毛澤東能夠創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原因，認為毛澤東批判地繼承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的文化傳統，是中華優秀文化之集大成者，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又幫助毛澤東整理了民族思想，使之更加科學化，“假如沒有對中國歷史文化最深刻的了解，沒有對中國民族文化最好的修養，和假如沒有豐富的中國社會知識與豐富的斗爭經驗，就絕不能很好地、創造性地接受馬克思主義，領會它，精通它，并使它系統地中國化……使之在中國生根”；“他能很好地掌握并運用馬克思主義，能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因此他能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指出一條唯一正確非常明確的大道，因此他成為中國人民自古以來最偉大的真正的領袖、導師、救星。也因此，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的理論與實際又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許多新的珍藏到馬克思主義的寶庫里去。”[1]1949 年 6 月，上海剛解放不久，文化界迅速編寫了由莊淡如主編的《向毛澤東學習》一書，由上海新生書局出版發行。在天津，讀者書店出版發行了蕭棠編輯的《毛澤

　東思想初學入門》，選輯了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講話，并對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做了闡述，為當時干部群眾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提供了一個簡明讀本。在這里值得提到的是，1947 年，美國的《美亞》雜志刊發了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毛澤東的思想》，向美國讀者介紹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很大反響，同年 4 月香港光華書屋出版了該文的中文譯本。

　黨的一些領導人廣泛開展了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推動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普及。在黨的七大之前，黨的一些領導人就從多個方面闡述過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和內容，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做出貢獻。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后，這些論述成為人們準確把握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學習資料。為此，1946 年 4 月到 5 月間，《解放》周刊第 3、4、5 號，把劉少奇、朱德、徐特立、王稼祥、陳毅、陸定一、彭德懷、鄧發等人關于毛澤東思想的論述整理出來，以《論毛澤東思想》為題進行連載，這可以說是黨內領導人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早期文集。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和理論武裝工作的推進，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進一步地展開。1948 年 12 月 14 日，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強調，黨員干部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把中國經驗和外國經驗結合起來，實

　現正確的指導。中央領導關于毛澤東思想的解讀宣傳，對于推動廣大干部群眾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黨的理論宣傳工作及時跟進實踐發展和理論創新進程，與時俱進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最新發展成果。七大之后，毛澤東在指導革命戰爭過程中提出的一些新思想、新觀點，迅速通過各級領導機構進行傳達貫徹。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中國革命進入重大歷史轉變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回應歷史轉變，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科學回答了“執什么樣的政和怎么樣執政”“怎么樣把工作重心轉向城市”“怎么樣從革命轉向建設”“怎樣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等重大歷史課題，初步形成執政黨建設理論和新政權建設理論、以發展生產為中心和城鄉兼顧協調發展的思路、新中國建設的政策體系、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特點等新的理論成果。這些理論創新觀點提出后，黨中央及時部署開展理論宣傳，迅速用新的理論成果武裝干部群眾，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教育普及。1949 年 3 月 12 日，劉少奇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學習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并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做了闡述。1949 年 4 月 11 日，朱德對第四野戰軍高級干部作報告，強調要加強理論學習：“今后大家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理論水平和政治覺悟，這樣才能有效完成革命所給予的光榮任務。”[2]1949 年 5 月 7 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其中第三部分后來以《學習毛澤東》為

　題發表。在這個講話中，周恩來結合毛澤東的革命生涯和理論創造的歷史，通俗易懂地向廣大青年闡述了如何學習毛澤東和向毛澤東學習什么的問題，特別是他向廣大青年宣講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我們應該排除急躁、驕傲、氣餒、灰心、喪氣，學習毛澤東的學習作風和工作作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穩步而又勇敢地前進。”[3] 糾正對于毛澤東思想的不準確理解，闡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及其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關系。1948 年 8 月 13 日，時任華北大學校長的吳玉章致電周恩來請示，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對此，毛澤東明確提出不應該提毛澤東主義：“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F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4]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發言中，毛澤東特別強調了要正確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針對王明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的提法，毛澤東明確指出

　“這種提法不妥當”，“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5]259。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講話中，毛澤東突出地強調了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學習宣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之間的關系。他提出，全黨要普遍地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時也要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他特別強調，要結合發展著的實踐和黨的中心任務來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即將在全國執政的歷史任務，重點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內容：“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5]260。與此同時，宣傳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普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論任務。他指出，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所謂“中國的東西”，就是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中國革命的思想、路線、政策等，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他還指出，應當在全國人民中、在全黨中廣泛宣傳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大力號召下，黨的各級組織迅速開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中國化成果的普及宣傳活動，有力地支持了快速發展的革命實踐和新中國的創建工作。

　二、出版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為理論武裝工作提供基礎條件 件 隨著革命戰爭的急速發展，廣大干部群眾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興趣日益提高，而當時人們所能接觸到的基本著作還比較有限，制約了干部群眾的理論學習活動。為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宣傳部門加緊推進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編譯出版工作，成立了眾多出版發行機構，開辦了一些進步書店，出版刊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為提高廣大指戰員和干部群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提供基礎條件。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領導部署，各個解放區陸續建立了新華書店。這些書店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承擔起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基本著作、黨的主要文獻、普及性政治讀物的任務，想盡一切辦法為解放區的黨員干部、人民群眾和解放軍指戰員提供學習資料和精神食糧。當時，各地的新華書店根據本區實際，翻印出版了大量馬列基本著作，《共產黨宣言》就有東北新華、華北新華、太岳新華、晉察冀新華、冀魯豫新華等多種版本。同樣，各解放區的新華書店也編輯出版了自己的《毛澤東選集》版本。這些版本雖然在質量上參差不齊，但及時滿足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學習需要，對于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發揮了重要作用。1948 底，中共中央又在石家莊成立了新中國書局，印制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革命讀物。之后，又在濟南、徐州、開封、天津、北平等地

　開辦了新中國書局，印制發行“干部必讀”書籍等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

　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解放區內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運動，也在國統區領導組織了一大批進步出版機構，如在上海、武漢、北平、廣州、香港、重慶等地建立了聯營書店、華夏書店、群益出版社、駱駝書店、朝華書店、兄弟圖書公司、三聯書店等。這些機構出版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普及型理論讀物，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剩余價值學說史》《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馬恩列斯論經濟問題》《列寧文選》《列寧主義問題》《馬克思傳》《恩格斯傳》《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聯共（布）黨史》《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等；還出版發行了一批《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整風文獻》等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著作。這些著作在國統區產生了巨大影響，有很多著作通過各種渠道運送到解放區，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作出貢獻。

　當時，黨領導下的理論家們克服重重困難，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基本著作。1947 年 5 月，林超真翻譯的《馬克思致顧格爾曼的信》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該書收集了馬克思在 1862 年 12 月到 1874 年 10 月間給庫格曼的 58 封信，是研究馬克思哲學、經濟學和工人運動學說的重要研究資料；11 月，為紀念《共產黨宣言》誕生一百年，中國出版社在香港

　出版了成仿吾、徐冰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該版本在成仿吾和徐冰前譯本的基礎上，由喬冠華重新做了校訂；同年，邁耶爾著、郭大力翻譯的《恩格斯傳》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 年，于光遠和曹葆華翻譯的《從猿到人》（即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書，由解放出版社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周建人翻譯的《新哲學手冊》由上海大同圖書公司出版，這實際上是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哲學選輯，向人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由莫斯科外文書籍出版社出版發行中文版。值得提出的是，1948 年 8 月到翌年 5 月，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在哈爾濱出版發行，郭大力翻譯的三卷本《剩余價值學說史》由實踐出版社出版，至此，他們翻譯的《資本論》及《剩余價值學說史》全部出版，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翻譯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1949 年 7 月，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由大連新華書店出版發行；8 月，解放社編譯的《馬恩通信選集》由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發行，收集了兩位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唯物史觀、愛爾蘭問題、俄國問題的書信；10 月，恩格斯的《資本論提綱》一書，由東北新華書店作為馬恩叢書出版發行，這是恩格斯研究《資本論》的幾篇文章；何思敬翻譯的《哲學的貧困》由解放社出版。

　在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著作的同時，黨還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普及，出版了一系列通俗介紹馬克思主義

　理論知識的讀物，適應解放區干部群眾的知識水平和理論需求。1946 年 5 月 1 日，《北方文化》開辟專欄刊載紀念馬克思的文章，如蕭三的《馬克思略傳》、王子野翻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百年》、葆全翻譯的《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柯柏年的《馬克思之為人》、智建中《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大可《馬克思主義的新勝利》等，簡明通俗地向人們介紹馬克思的生平學說，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1946 年底，羅稷南翻譯的《馬克思傳》（梅林著）一書由上海駱駝書店出版，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發揮了很大作用，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1948 年，解放社出版的《論馬恩列斯》一書，刊載了《馬克思小傳》《馬克思墓前演說》《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演說辭》《一個工人對于卡爾·馬克思的回憶》《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馬克思年表》等文章。這些文章一般都短小精悍，生動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生平經歷，深入淺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基本觀點和科學方法，把通俗性、故事性、可讀性同理論性、系統性有機結合起來，既能夠適應廣大干部群眾的知識水平、引起他們的閱讀興趣，又能夠比較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成為當時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有效載體。

　三、根據實踐需要、立足人們思想實際，有的放矢地回答實題 踐和理論問題

　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為中國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才能產生強大的實踐力量。對此，毛澤東曾講過：“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6]1515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必須緊緊圍繞著實踐任務，適應干部群眾的思想實際，針對人們實踐和理論上的困惑有的放矢地開展，才能產生真正的效果。解放戰爭時期的理論武裝工作就是這樣。

　當時的理論學習和宣傳工作，決不是單純的理論工作，更不是學院式的咬文嚼字去摘引經典作家的語錄，而是緊密結合革命戰爭實踐進程展開，重點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與實踐需要密切相關的問題，用這些理論來分析發展著的實踐，著力從理論上回答和解決實踐發展過程中提出來的新問題，具有鮮明的實踐針對性。

　1946 年，毛澤東在延安時重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特別重視“階級社會和國家”這一部分內容，在多個地方都留下了記號和筆記，尤其是其中關于“暴力革命”的論述，這是同當時中國革命實踐及發展趨勢密切相關的?？谷諔馉幗Y束后，中國共產黨抱

　著極大的和平愿望和誠意，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但是，到了1946 年春，隨著內戰陰霾的日益嚴重，和平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通過戰爭方式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用暴力革命形式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權，越來越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必然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重讀列寧的這部著作，就是要在理論上更加清晰地分析中國革命發展的現實路徑和基本方向，并以此來領導中國革命的發展。

　1947 年，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在解放區掀起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廣大干部群眾在土地改革中急需要馬克思主義關于土地問題方面的理論指導。在此情況下，中央土地委員會迅速摘錄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有關論述，編輯出版了《馬恩列斯毛論農民土地問題》一書。該書包括《封建制度下的農民》《資產階級與農民》《無產階級與農民》等篇章，闡明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只有正確解決農民階級這個同盟軍的問題，無產階級才能夠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取得革命勝利。這本書對于廣大基層干部和人民群眾了解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基本理論，掌握黨的土地改革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是在革命群眾中普及馬克思主義土地革命理論的重要載體。

　1948 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重大進展，解放區的面積不斷擴大，人民革命力量不斷壯大。但是，

　因為長期處于戰爭環境當中，處于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的并且是農村的環境中，各個解放區和各個戰場都分布在不同地方，于是一些黨組織和軍隊中出現了無紀律和無政府的狀態，產生了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極大地損害了革命事業。為此，必須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大力氣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推動革命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廣大干部要學習列寧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二章：“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存在于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于這一年的 6 月 1 日重印了該書第二章，并向各地黨員干部印發通知，強調“如果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并取得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最衷心、全心全意的擁護，那么，我們將不能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勝利”[7]。通知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把學習列寧著作同學習毛澤東關于紀律建設的論述結合起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達到全黨政策和紀律的高度統一，迎接全國革命的勝利，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政權。

　當時的理論武裝工作緊密結合黨員干部的思想實際開展，而不是脫離實際而盲目追求“高大上”。在這個方面，特別值得提到的就是 1949 年黨中央刊行的“干部必讀”書籍。1949 年 2 月，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經毛澤東親自審定，黨中央重新編審刊行了一套干部必讀書籍。這套干部必讀書

　籍包括十二種，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有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完整著作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有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言論摘編如《社會發展簡史》《思想方法論》，有的是列寧、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如《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基礎》，有的是列寧、斯大林的思想言論摘編如《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有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讀物如《政治經濟學》《蘇聯共產黨歷史簡要讀本》。這些書籍為廣大干部群眾學習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基本依據，廣大干部群眾通過閱讀這些基本著作，能夠比較系統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提高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干部必讀的審定、出版、發行，是適應中國革命發展新形勢、擴大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重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光輝范例。

　悟 四、以整黨整軍方式提高干部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思想覺悟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也得到了蓬勃發展，黨員的數量急劇增加，1947 年已經達到 270 萬名。但是，在快速發展中也出現了較多問題，一些黨組織特別是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中出現了思想、作風、組織不純的情況，有的甚至是非常嚴重的。對此，毛澤東在 1948 年 4 月 1 日指出：“在我們的黨和政府的組織內，過去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成分不純或者作風不純的嚴重現象，許多壞分子混入了黨和政府的組織內，許多人發展

　了官僚主義的作風，仗勢欺人，用強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務，因而引起群眾不滿，或者犯了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眾的利益。”[6]1306 這就是說，在黨的組織中存在著成分不純、作風不純等問題，而這種現象的存在同思想不純密切相關，為此必須從思想、作風、組織上加以整頓和改進。

　于是，在 1947 年到 1948 年開展了整黨運動。這次整黨的基本方針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說服教育為主，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其基本內容是，通過開展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和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和官僚主義作風，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經過努力，到 1948 年底和 1949 年初，整黨工作基本結束，通過這次整黨，廣大解放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作風上、組織上都有了很大進步，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為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

　這次整黨可以說也是一次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思想教育運動，成為一場特殊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活動。整黨運動的核心內容是三查，即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通過查階級，廣大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階級覺悟有了較大提高，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立場有了更直接深刻的理解；通過查思想，清除了原有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純潔了思想觀念，提高了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思想水平，提高了對各種不正確思想辨析能力；通

　過查作風，糾正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命令主義的錯誤，加強了黨員干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提高了黨的宗旨意識，也對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在開展整黨的同時，從 1947 年冬到 1948 年秋，人民解放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是在 1946 年開始的練兵運動的基礎上展開的，更多的是從思想和政治工作的角度進行的，是人民解放軍思想政治工作和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發展。整軍運動中的訴苦運動，具體步驟是引苦、訴苦、挖苦根，讓廣大指戰員特別是那些剛剛加入人民解放軍的新戰士，從自身實際出發，切實體會舊社會和反動派給予勞動人民的痛苦，深入認識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徹底擺脫舊思想的影響，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黨的基本政策，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和認識水平。整軍運動中的三查，圍繞著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展開，讓廣大解放軍戰士能夠在相互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認識到自身的階級覺悟水平和思想狀況，更加努力地改造主觀世界，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到人民解放戰爭當中。

　新式整軍運動啟發和提高了全軍的階級覺悟，激發了廣大指戰員的革命斗志，發揚了軍隊民主，加強了軍隊紀律，極大地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同時也極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國民黨軍隊士兵改造為解放軍戰士的過程，對于人民解放軍的鞏固擴大和作戰勝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

　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中所指出：在軍隊開展的以訴苦和三查為基本方法的新式整軍運動，“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揚了。”[6]1294 作 五、傳承歷史經驗做好新時代理論武裝工作 當前，歷史又到了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從整個世界來看，人類“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8]，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本質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突飛猛進，許多新的階段性特征正在不斷呈現出來，世界正在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中國來看，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要帶領人民在新的歷史方位中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在新的重大歷史轉折時期，大力推進

　黨的理論武裝工作，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武裝頭腦、教育群眾，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新時代理論武裝工作要科學把握和正確處理理論創新與理論武裝的關系。這里的關鍵，就是要及時把黨的最新理論成果從思想家的理論轉化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和實踐，轉化成為指導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行動指南，把科學真理力量轉化為群眾實踐力量，而不能讓來之不易的理論創新成果束之高閣。1941 年 5 月，毛澤東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重要講話，闡述了“實事求是”的重要理論觀點，而黨內一些人沒有看到這個講話的重要意義，沒有在報刊上、思想上得到應有的反映，為此毛澤東進行了嚴厲批評。此后，黨就高度重視最新理論成果的宣傳教育，理論新成果產生之后就很快掀起學習高潮，力求在短時間內把最新理論成果轉化為人民群眾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總結和提升全黨全國人民實踐探索的寶貴經驗，緊緊圍繞并科學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為全黨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科學指南。當前，理論武裝工作的重點就是學習和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定要在學懂弄通做實新思想的思想實質、理論體系、歷史地位和實踐意義上下功夫，把最新理論成

　果貫徹落實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形成強大的精神指導力量和實踐發展力量。與此同時，善于總結和提升實踐經驗，吸收和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形成新的理論觀點，實現理論武裝和理論創新的良性互動。

　新時代理論武裝工作要科學把握和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黨的理論創新成果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就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同時，又堅定不移地立足中國具體實踐，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成果。這就要求在理論武裝的過程中，處理好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個“源”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個“流”之間的關系，處理好“總店”與“分店”的關系。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武裝教育群眾，并不是要教條主義地死守經典作家的文本和詞句，不重視中國共產黨人基于本國實際而形成的理論創造。正如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的，在普及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必須要重點宣傳“中國的東西”，宣傳中國實踐和理論的成果。當前，思想宣傳工作的重點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基本路線、基本理論、基本方略。當然，突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最新成果這個重點，決不能忘記甚至拋棄了基本原理這個根本，因為最新成果離開了基本原理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失掉了理論依據和邏輯前提。對此，鄧小平、習近平都多次加以突出

　強調。同時，對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各個理論成果，也要正確看待和把握好它們之間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關系，雖然黨的理論創新速度不斷加快，成果不斷涌現，但是我們決不能犯“熊瞎子掰棒子”的錯誤。

　新時代理論武裝工作要科學把握和正確處理適應群眾思想實際與引領群眾思想方向的關系。理論武裝的目的是要教育和引領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而不是要進行理論家的學術研究或者個性化的心靈獨白，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立足干部群眾的思想實際，采取多樣化的宣傳方式，以簡明通俗、易于接受的形式向人民傳播科學理論，而絕不能不能陷入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空洞化宣傳；必須以正在發展著的實踐為中心，有的放矢地用科學理論分析和回答廣大干部群眾在實踐和思想上遇到的困惑和難題，指導著實踐并轉化為實踐，推動實踐朝著正確方向發展。當然，適應群眾思想實際，堅持以實踐為中心，并不是要把理論變成實踐的婢女，尾巴主義地跟在群眾后面亦步亦趨，相反正是要在回答群眾實踐和思想的困惑中引領群眾思想，指導實踐發展。也就是要把理論內容的科學性與理論宣傳的通俗性有效貫通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與時代化的有機統一。

　新時代理論武裝要科學把握和正確處理理論武裝與思想斗爭的關系。理論武裝的前提是要堅持正確的理論來教育啟發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回答實踐和理論提出的新問題，引領實踐和思想

　發展的方向。如果運用的理論本身不準確或是錯誤的，那就不僅不能達到思想武裝、理論教育的目的，相反會給人們的思想造成混亂，結果不是促進事業發展而是阻礙事業發展。為此，思想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要同不正確的思想進行斗爭。一方面，要糾正對基本理論、對最新成果的不正確理解。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多次糾正對毛澤東思想的不準確表達，不主張黨內理論工作者用“毛澤東主義”的提法，批評王明對毛澤東思想科學內涵的錯誤表達。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帶有嚴重政治原則性錯誤、沖擊政治底線的錯誤和反動理論，則必須進行堅決的不妥協的理論斗爭。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撰寫了《唯心史觀的破產》等多篇文章，對污蔑中國革命的美國“白皮書”進行嚴厲批判。在當今全球思想相互激蕩、各種社會思潮競相呈現的歷史轉折時期，我們同樣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思想觀點，其中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論、新自由主義等就屬于“黑色”地帶的社會思潮，它們的思想實質和政治目的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必須理直氣壯地加以批判和肅清。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什么可以妥協和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