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敏中國高等教育省域財政壓力指數研制與測評

　羅志敏：中國高等教育省域財政壓力指數的研制與測 評

　 摘要：科學地度量我國各省域在發展高等教育時所面臨的不同財政壓力，可為國家和地方政府均衡、因地制宜地發展高等教育提供重要參考。本文提出“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這一概念，認為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就是政府承受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程度的一種量化反映，不僅能直觀地呈現出不同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狀況在空間上的差異以及時間上的變動趨勢，而且對于政府統籌和優化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具有診斷功能和預警功能。針對這一指數，本文提出并建立了一個包含 2 個一級指標和 6 個二級指標的計量模型及其計算公式，然后應用于我國境內 31 個省域 2008-2017 年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測算。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各省高等教育財政壓力差異明顯（很不均衡），超過半數的省域的高等教育財政狀況都不容樂觀，且大都呈現出漸趨吃緊的態勢。為此，無論國家、地方政府還是高校，都有必要將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作為審視高等教育現有狀態、預判今后發展態勢以及推動相應變革的一個有力政策工具。

　關鍵詞：高等教育；省域；財政狀況；財政壓力指數

　一、引言：財政投入與高等教育財政壓力

　許多研究已表明，無論是在中央政府層面抑或地方政府層面，財政投入在高等教育發展規模、程度上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張淑惠等，2012；Toutkoushian& Hillman，2012）。但是，與學費收入、社會服務收入一樣，高等教育所能獲取的財政投入往往難以保持穩定，且具有波動性。例如，自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就不斷削減對高校的財政投入。在我國，近些年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也導致高等教育所獲財政投入的增長幅度從2012 年開始有所減緩，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與此同時，民眾對高質量辦學永無止境的追求以及創建“雙一流”的壓力又使高校的辦學成本一直都在持續上升，這從近幾年高校不斷刷新的年度財務預算數據就可以看得出來。而這些又意味著政府的財政投入，將越來越難以支撐有著世界最大規模受教育人口且又有著高質量需求的高等教育。

　在此背景下，國家除了不斷釋放出鼓勵高校構建“多元支持的長效機制”的政策信號之外，最為突出的戰略舉措就是調動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發展各省域高等教育事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 2019 年 6 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教育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提出將“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這意味著在高等教育財政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將

　向地方政府疏解，省級政府將相應承擔更明確、更多的財政責任，當然也很有可能面臨比以往更大的財政壓力。

　所謂財政壓力，在時間維度上屬于一個相對長期的概念，是政府在收支不均衡的情況下出現的一種“入不敷出”的財政緊張狀態（劉潤，2007；David，2017）。斯蒂芬·貝利（2006）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當一定水平服務供應的成本的增長速度趨于超過必要的、為其提供經費的稅收時，政府就會面臨財政壓力。政府面臨財政壓力時的主要表現是，財政支出只能維持社會部門的基本運作，財政內調節能力很弱，難以承擔所需要的建設性支出。教育作為社會公共服務，是政府財政支出占比最大的法定項目之一，政府財政收入的壓縮也必定會導致包括教育支出在內的社會公共服務支出的降低，進而帶來高等教育財政壓力?；诖诉壿?，本文可以推斷，在以財政狀況為邏輯起點的鏈條中就有著一條鏈式反應，可具體表述為：“政府財政狀況→政府財政壓力→教育財政壓力→高等教育財政壓力”。

　由于我國各省域（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財政收入狀況各異，也由于歷史的原因所承擔的高等教育發展任務也不盡相同，它們所面臨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也必然有所不同。那么由此引出的問題就是：我國各省域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狀況如何？或者換句話來說，該如何科學地衡量各個省域在發展高等教育時所面臨的不同財政壓

　力？這一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利于國家今后在制定更公平、合理的高等教育省域均衡發展財政政策時有所借鑒，也能為各省因地制宜地發展省域高等教育事業提供參考。

　帶著這一問題，本文提出“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這一概念，并從其概念解讀入手，建立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的指標體系、計量模型與評價標準，然后對我國境內 31 個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分別進行測算，最后再提出一些相關的改革建議，以圖對我國及省域高等教育今后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和借鑒。

　二、高校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含義界定與功用價值 （一）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含義 所謂指數，就是以某種評價方式對客體發展程度、狀態的客觀反映，如人類發展指數就是對人類生活、生存狀態的反映，中國創新指數就是對我國創新能力、現狀發展的反映。在目前各類的指數研究中，指數綜合得分越高，表示評價客體的發展狀況越好。在壓力指數這一領域，相關研究成果并不缺乏，如學者 Ling 和 Ying（2007）選取了金融市場中重要的具有代表性意義的指標作為變量構建了加拿大金融壓力指數（FSI）。但截止目前，對于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學界以及高教界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統一的概念框架和計量方式，然而這并不代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

　教育財政壓力在現實中不存在，只是沒有得到量化計算從而難以充分體現出來而已。

　當然，也有一些與之相關研究概念被提出來，如“教育財政努力程度”、“教育投入充足指數”等，但遺憾的是它們要么囿于高層次的理論設計，要么流于簡單的標準設定或應然層面的理想化狀態，所以也不足以形成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概念和計量基礎。此外，無論是“教育財政努力程度”還是“教育財政投入充足指數”都是一種事后的概念，努力/充足與否的判斷取決于教育財政投入后的教育發展結果是否能夠達到事先所設定的目標值，即它們都是事后的努力/充足，以此界定教育發展應達到的“上限”。而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則反映的是財政支撐高等教育發展的最大承受力，是以“下限”決定“上限”。

　如上文所述，財政壓力是指一國財政運行過程中由于收支不平衡而出現的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的一種財政收支緊張關系，在行政層次上可以分為中央財政壓力與地方財政壓力，它是政府財政支出責任擔負程度的主要表現。財政壓力影響著政府對法定財政支出責任的分配，當然也會迫使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財政預算的削減，由此也就產生了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由于我國各省域的財政收支都呈現出不同的狀況，那么，高等教育財政壓力在不同的省域，其壓力程度應存在差別，對這種壓力程度進行量化衡量就

　是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Higher Education Fiscal Stress Index，簡稱 HEFSI）。

　本文由此認為，所謂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就是其承受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程度的一種量化反映。與教育財政努力程度這一概念相比，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更能反映出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財政投入活動受客觀條件和政府偏好的影響：其一，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代表著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限定性因素，壓力指數越高的省域，壓力狀況越良好，也就是說教育經費等資源投入的水平就越高，所能承擔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能力也就越強；其二，由于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是相對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高低也是相對的，是在某一參照標準（或參照系）下所呈現的財政壓力的大小。

?。ǘ└叩冉逃斦毫χ笖档墓τ脙r值 創設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是從盲目式、粗放式管理走向數字化、科學化治理的過程。以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作為衡量各省高等教育發展能力、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承擔能力的坐標，對于地方政府優化高等教育資源配置至少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功能：

　1.診斷功能

　近年來，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發生的財政收支困難突顯了診斷政府財政可持續性風險的重要性，這對于高等教育領域的財政診斷也同樣如此。201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將“完善教育現代化投入支撐體制”作為保障措施，并要求“建立健全全覆蓋、全過程、全方位的教育經費監管體系”。這一政策要求，也就給我國今后的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提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現實難題，即如何使“經費監管”能在各省真正落地？毋庸置疑，創設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實現量化監管，循“數”治教，就是對這一難題的一個很具針對性的回應。這是因為，在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任何歷史時期，財政壓力都是客觀存在的，可以說它也是地方政府調整其管轄域內高等教育資源（如高校結構布局）背后的邏輯起點。那么，這同時也就意味著，各省域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也能客觀地反映出當地滿足高等教育發展所需投入的承載力，即發展成本的承受力。當地政府對于高等教育投入計劃的實施力、執行力的評估，也完全可以借助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來進行預先診斷，以量化的形式對當地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狀況作出全面、系統和客觀評定，即通過縱向的數值比較說明壓力狀況的內部問題，從而可以對自身的財政支付能力有一個更全面的把握，為接下來制

　定或修訂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政策提供一個更為直接的參考依據。

　2.預警功能 由于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能夠反映政府現行財政能力與高等教育發展所需要的成本之間的矛盾關系，所以對一定區域的高等教育發展及財政支付前景具有預警功能。如果說診斷功能是為了“發現問題”，那么預警功能就是為了“解決問題”，通過橫向的數值比較尋求壓力緩解或在現行壓力下實現有限資源的“帕累托最優”。因為，通過對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量化以及科學化測量，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在制定所管轄區域的高等教育發展計劃和政策時，特別留意自己的“錢袋子”，謹慎面對，小心從事，走更適合自身“省情”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此外，借助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地方政府還可以結合自身需求，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對不同的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方案所具有的潛在財務風險大小進行權衡比較，從整體上判斷高等教育發展的臨界值并及時進行資源調整和優化整合，從而做出相應資源投入與發展計劃的合理選擇。

　三、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變量指標及模型 指標的選定是測量高等教育財政壓力以及建立相應指數的基礎和前提，其指標選取也應以本質導向性、科學可行性以及準確合理性為原則。在本文看來，由于高等教育財政

　具有收入的有限性與支出的擴張性這種矛盾性的特點，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的測量除了參考一般測量財政壓力所使用的收入/支出標準，還應從支出/成本角度來看待，其中，支出體現的是“實際能投入多少錢”，即高等教育財政水平，它由財政收入決定；成本則標示的是“必須要花多少錢”，即高等教育發展成本。于是，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就可以呈現為高等教育財政水平與高等教育發展成本兩者之間的比值，其公式可設置為高等教育財政水平/高等教育發展成本，計量模型可設計為：

　 其一，高等教育財政水平。由于當前學術界缺乏對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衡量高等教育財政能力的指標也無統一說法，常以 GDP 中教育財政支出的比重為依據，從而難以用于本文相關壓力指數的研究中。在本文看來，要衡量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財政水平，就必須從財政收入水平和財政供給能力入手。于是，在高等教育財政水平的一級指標下，可以選取各省財政性總收入為指標數據。省年度財政總收入代表的是該省的財政水平或財政實力，體現的是該

　省潛在的高等教育財政支付能力，即“實際能投入多少錢”?？偸杖朐礁?，代表該省承擔高等教育發展的財政實力越強。

　其二，高等教育發展成本。它是指省級財政維持高等教育發展所需的辦學成本，即“必須要花多少錢”，選取的指標需要集中反映人才培養、師資隊伍建設和高校建設發展等高等教育發展需要支付的成本。首先，基建性支出是省域高等教育建設的基礎成本；其次，由于公辦高校尤其是隸屬于地方政府管轄的公辦高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地方政府，舉辦的公辦高校數量（公辦高校數）便首當其沖地成為地方高等教育發展成本的主要指標之一；最后，省內高校教職工數和在校學生數也應作為重要指標（變量）納入。因為有許多學者都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學校規模越大，所需的教職工和學生數就會越多，所需付出的教師薪酬成本以及學生教育成本就越多（Cohn,1990；Chakraborty et al.，2000）?？梢哉f，教職工薪酬是師資隊伍建設的體現指標，而在校學生數和生均教育財政撥款是人才培養成本的體現指標。因此，本文選取各省高等教育基建性支出、高校教職工數、生均教育財政撥款、研究生及本、?？圃谛W生數（研究生與本、?？茖W生的培養成本有差別）以及公辦高校折合數作為高等教育發展成本的衡量指標。

　綜上，本文就可以將影響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的因素分為 2 個一級指標和 5 個二級指標和 7 個三級指標，具體如表 1 所示：

　權重系數是指在一個領域中對目標值起權衡作用的數值，目前在學界主要有主觀（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等）和客觀（主成分分析、熵權法等）的指標賦權法。為綜合、直觀地反映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狀況的變動方向和變動程度，同時也便于不同省域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比較，本研究采用數理統計中常用的指數方法，將各項指標綜合成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與此同時，考慮到本文選定的關于高等教育財政水平、發展成本尚缺乏統一說法，還存在較強的主觀偏向性，故采用熵權法來確定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各指標權重并加以合成計算。這種客觀的賦權方

　法有利于消除個別主觀誤差，并通過正向、負向處理使指標數據無量綱化，也有利于消除高等教育財政水平、發展成本的各項指標數據在不同屬性方向上的影響，能分別計算高等教育財政水平指數和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指數，最終綜合成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得分。這一賦權方法的思路主要是根據樣本數據的離散程度確定其對綜合指數的影響，雖增加了分析難度，但權重的分配也因此更具客觀性。具體過程如下：

　首先，指標數據無量綱化。由于財政水平、發展成本的各項指標數據在綜合評價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中具有不同的屬性方向，為消除不同指標數值的量綱影響，同時又保留各項指標的相對變異程度信息，于是便在采用熵值法之前，就需要對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即 min-max標準化。

　其次，指標熵值計算。以無量綱化處理后的指標數據分別計算第 j 項指標下第 i 個地區（省域）占該指標的比重，具體公式為：

　然后，分別計算第 j 項指標的熵值,對應公式為：

　再根據“某項指標的熵值越小，在績效評價中作用越大，其權重也就越大”的原理，以公式（2）計算各指標變量的權重值，對應權重計算公式為：

　最后，為便于數據分析，并消除在計算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時高等教育財政水平和發展成本在標準化處理中產生的偏差，本文分別計算了高等教育財政水平、高等教育發展成本以及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的三套指標體系的權重，并通過公式（4）（5）（6）分別計算各省域高等教育財政水平指數 HEF i 、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指數 HEC i 和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 HEFSI i 的綜合得分；同時，為易于觀察，本文又以 100 的量值對高等教育財政水平指數和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指數進行歸一化處理。對應計算公式為：

　 四、我國各省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測評 （一）測量與排名

　2008～2017 年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最為快速的一個區間段，在此區間高等教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也最為明顯，為此，基于所收集和整理到的這 10 年的基礎數據，本文利用所構建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模型測算綜合得分，并以此分別對不包括港澳臺在內的 31 個省域（包括自治區、直轄市）2008～2017 年期間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狀況進行測評。其中，公辦高校折合數的計算方式為：省屬高校數×1+部屬高校數×0.6。之所以將當地隸屬于中央各部（如教育部）的部屬高校 1 所按 0.6 折算，是考慮到部屬高校雖然在理論上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各出 50%辦學經費，但實際上地方政府的出資往往更多，為此，以 0.6 折算當地部屬高校數更能客觀地反映當地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財政壓力狀況。

　通過公式（1）（2）（3），依次計算出 2008～2017 年31 個省域高等教育財政水平、高等教育發展成本的各項指標權重值（如表 2 所示）。然后，以此為基礎，在公式（4）、公式（5）的算術加權合成模型下，分別計算高等教育財政水平指數綜合得分（見表 3）、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指數綜合得分（見表 4），再根據公式（6）計算出各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綜合得分（如表 5 所示）。

　 （二）分析與討論 如表 3 所示，高等教育財政水平指數綜合得分可客觀地反映出各省發展高等教育事業所擁有的財政供給能力。高等教育財政水平指數數值越高，表明該省發展高等教育事業所能投入的財政經費就越多，反之亦反。如 2017 年廣東、江蘇和上海的高等教育財政水平指數數值全國最高（分別

　為 12.9911、9.3173、7.5330），表示其財政能力相對較強；同期西藏的指數數值全國最低（0），表明其財政水平相對最低。而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指數綜合得分（見表 4），則能反映出各省在維持現有高等教育規模下所必需承擔的財政支出。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指數數值越高，表明該省高等教育規模越大，所需的高等教育財政支出就越多，反之亦反。如 2017 年北京（11.1635）、廣東（10.4385）和上海（10.4342）的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指數數值全國最高，表明它們的教育財政支出最多。同時，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綜合得分，則反映的是各省財政水平對高等教育發展成本的優勢（見表 5），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數值越高，表明該省財政壓力狀況相對較好，反之亦反。如 2017年廣東、江蘇和北京的高等教育財政水平指數數值全國最高（分別為 10.8091、5.9411、1.5851），表示其財政壓力相對較輕。進一步分析發現，相關研究結果還能直觀地呈現出不同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狀況在空間上的差異以及時間上的變動趨勢。

　其一，從空間分布上看，我國超過半數的省域的高等教育財政狀況都不容樂觀。在根據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綜合得分所劃分的 5 個等級上，31 個省域依據它們各自所擔負壓力的輕重，分屬從 HEFSIⅠ到 HEFSI Ⅴ的不同等級上，且在壓力等級坐標中總體呈現出金字塔結構，即處在頂部

?。▔毫ο鄬ψ钶p）的只有少數省域，絕大多數省域處在最低端（壓力相對最重）。如 2017 年，處在 HEFSIⅠ等級上的只有廣東、江蘇 2 個省域；處在 HEFSI Ⅴ等級的省域卻高達 22 個，占我國境內 31 個省域的 71.0%。這就意味著，壓力數值為大于 1 的省域（HEFSIⅠ～Ⅳ）只有 9 個，表明我國超過半數的省域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都較重或很重。

　 其二，分省域比較來看，各省域所擔負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狀況差異明顯，這與我國目前各省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情況基本上相符，處在東部地區的省域在整體上要好于中部省域，而中部省域又要好于西部省域。例如，2008 年我國經濟大省廣東、江蘇的高等教育財政壓指數數值高達5.7573、7.8787。而處在我國中西部的重慶市當年的壓力

　數值卻是 0.2977，這意味著省域間在承擔高等教育財政壓力上很不均衡。此外，需補充說明的是，某一省域經濟狀況好，并不代表它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就輕。如經濟較發達的直轄市天津，2107 年其財政總收入雖高于陜西，但由于要承擔比較高的生均經費等原因，所以其壓力指數（0.3557）卻低于陜西（0.4489）。此外，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是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的重要影響因素，如 2017年上海財政收入（6642.26 億元）雖然高于山東（6098.63億元），但由于其承擔著較高的教育成本（見表 4），所以它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1.3560）要遠大于山東（3.1669）。

　其三，從總體發展趨勢來看，我國高等教育財政水平的指標權重值整體上處于下滑趨勢，如從 2008 年的 0.3732下滑到 2012 年的 0.3117，到 2017 年雖有所提升，但仍不及 2008 年的水平。與此相對應，高等教育發展成本的指標權重值整體上卻持續高走，如 2008 年、2012 年、2016 年的權重值分別為 0.6268、0.6883 和 0.6343，這表明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持續成為高等教育財政壓力的主要來源。這一研究發現跟我國高等教育的現實情況也很相符。目前，由于境內幾乎所有的高校都面臨“內涵質量建設”或“雙一流”建設的任務，從而使高校辦學成本逐年大幅推高，所需的政府財政投入也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我國省域高

　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綜合得分總體呈遞減趨勢，如北京從2008 年的 2.0700 降到 2017 年的 1.5851，山西、內蒙古則分別從 0.4314、0.3091 降到 0.3151、0.2417。這也就是說，由于舉辦高等教育成本逐年上升，我國一些省域投入高等教育上的經費雖然逐年增加，但卻難以抵消高等教育發展成本逐年上升帶來的壓力，即其高等教育財政狀況相對以往呈現出漸趨吃緊的態勢。

　其四，從局部發展趨勢來看，在 2008～2017 年期間，東北三?。ê?、吉、遼）、西北地區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綜合得分落差較大，呈下滑趨勢尤為突出，如遼寧，壓力指數從 2008 年的 1.1774 迅速下滑到 2017 年的0.5623，高等教育財政入不敷出，壓力等級也從 HEFSIⅣ下落到 HEFSI Ⅴ；再如黑龍江，壓力指數也從 0.3791 大幅度降到 0.2099，吉林則從 0.2341 下滑到 0.1849，表明這些省域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負擔相對于全國其他省域來說，變化更為明顯，即財政壓力突然增大，所以也不難理解遼寧和黑龍江兩地政府在 2018 年出臺文件，主動削減省域內高校數量和事業單位人數。

　五、政策改革建議 英美著名經濟學者約翰·?？怂购偷栏窭?middot;諾斯都一致認為財政壓力是國家推動改革的一個最直接的、主要的動因，之所以這樣認為，就在于財政壓力在社會及經濟轉型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诖?，本文也同樣認為，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是推動相關政策出臺、促進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一個主要內生變量。那么，在目前我國大部分省域漸趨吃緊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態勢下，無論國家、地方政府還是高校，都應未雨綢繆，化危為機，將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作為審視高等教育現有狀態、預判今后發展態勢以及推動變革的一個有力政策工具。結合我國省域高等教育壓力指數的測評結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改革建議：

　其一，對國家來講，需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并允許高校適當增加學費。對 2008～2017 年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綜合得分的測算，至少從側面上表明我國地方高等教育發展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所帶來的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均衡實質上體現為教育資源和發展程度的不均衡，尤其是在我國高等教育以往實力較強但近些年來教育資源卻投入不足的地區，如我國東北地區，擁有一大批實力不俗的傳統優質高校，卻在近幾年受制于財政投入不足，致使其競爭力下滑，即便從國家整個高等教育戰略布局上來看，也可以說是我國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失或損失。如根據指標數據顯示，遼寧省 2017 年以處在全國第 14 位的財政收入（2392.77 億元）和 29 位的生均財政經費（14045.05 元），卻支撐著排在全國第 7 位的基建支出（5.22 億元）、在校研究生規模（122624 名）和第 8 位的

　公辦高校折合數（113 所），這種狀態自然會對其高等教育質量造成不利影響。因此，為促進不同地區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維持傳統優質高校的競爭力，就很有必要加大對高等教育財政壓力大所在省域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以緩解那些省域的高等教育財政投入壓力，使省域間高等教育得以均衡發展。與此同時，為緩解政府高等教育財政壓力，還應適當提高學費標準。在目前我國各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持續增加的態勢下，學費已多年沒有適度地上漲，從而給政府財政造成更大的壓力。對于這一問題，許多學者都一致認為，高校辦學經費投入和成本的上升是學費上漲的必然要求和趨勢，高校為求發展必然會面臨不斷上漲的辦學成本，而在政府財政支持不能滿足的情況下，通過學費的上漲來彌補辦學經費不足就成為最可靠的辦法。事實上，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階段推進以及高校日益上漲的辦學成本，學生及其家長理應以繳納學費的方式分擔比以往要多的辦學成本。

　其二，對地方政府來講，需要優化整合高等教育資源，制止高校盲目的擴張行為。自高校內涵建設和“雙一流”建設雙雙啟動以來，各省政府紛紛落實相關政策，積極匹配、對標國家高等教育強國戰略，從而又不得不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那么，在這種背景下，要實現高等教育發展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就需要各地政府

　把握地方高等教育發展方向，突出地方高等教育特色，把有限的高等教育資源利用好，以獲得盡可能大的收益，即在整合省域內高校結構布局、優化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保障所在省域高校健康發展的同時，可具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制定并實施高校退出機制以及并?；蚝闲９芾磙k法。在今后高校關門閉校變得很平常乃至常態化的情形之下，地方高等教育主管機構迫切需要出臺一套完善的、包括師生權益保障的高校退出機制，并在平時做好高校辦學狀況排查、辦學能力評估等工作，對不合格的高校要適時對其“關”“停”“并”“轉”。如果臨時“抱佛腳”，不僅容易使學生、教師的權益受損，政府也往往會為了維護社會穩定而不得不拿出大筆資金作兜底處理，即付出額外成本；二是控制新增高校的數量。在今后地方經濟新常態以及減稅降費的背景下，政府勢必會面臨比較大的財政壓力以及越來越強的“提升高等教育績效”的民意壓力，這就需要控制新增高校的數量，促使高校向“優”、向“質”的方向發展；三是要限制高校進行盲目的辦學規模擴張，尤其是限制舉債擴建新校區的行為。

　其三，對高校來講，需要從社會多方汲取資源，走辦學經費來源多樣化的道路。獲得足夠的財政資金以滿足自身發展需要，一直是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在內所有高校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美國學者艾倫伯格（Ronald G. Enrenberg）

　就此認為：“為了保持一定的地位，每一所高校都認為，它必須花費更多。同時，大學也不能像公司那樣削減成本，反而需要不斷地增加辦學經費，以吸引和留住全國最好的教師、設置更少人數的班級、支付學生更多種類的校外實踐等。”我國許多省域漸趨加重的高等教育財政壓力，也預示著地方政府對大學財政經費投入很難再有一個大幅度的增長。對此，就有國內學者認為，大學從政府那里獲得的財政收入似乎已經接近天花板，很難再有突破，但由于物價上漲和師資等競爭帶起來的大學辦學成本及支出的剛性增長還會長時間持續，從而就形成了一個難以破除的“剪刀差”。那些主要依賴政府財政投入、不善于挖掘其他辦學經費來源的高校，因此將難以滿足其建設發展對經費持續性增長的需求。既然如此，來自企業、社會組織、校友以及其他個人的社會資源將在高校的運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耶魯大學從校外獲得社會資源的規模（以基金的形式），從 1985 年的 13 億美元漲至 2016 年的 254億美元，30 年翻了近 20 倍，并創下了年化 12.9%的凈回報；在這方面，一些公立高校也同樣表現不俗。如密歇根大學來自校外組織及個人的捐贈基金在 2014 年就高達 97 億美元。比較而言，我國許多高校雖然也成立了類似“大學發展基金會”這種用來籌集辦學資金的組織，但仍未成為其獲取辦學資源的有效渠道。為此，我國高校要充分利用校

　內、外的資源，比如除了繼續在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多方著力之外，還需尋求多方面支持，并通過專業化運作的基金會聚財和生財，走辦學財政來源多樣化的道路。

　六、結語 目前，世界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人口，對高等教育高質量的追求，持續推高的高校辦學成本，高等教育投入及成本分擔體制機制的亟待改革……如此等等我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現實和問題，都使“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研究與應用顯得更為突出和迫切。由于截止目前學界并沒有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相關研究，本文在提出“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概念、建立相關計量模型等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無疑都是探索性的。再加上我國高等教育投入體制的特殊性以及高等教育發展成本構成的復雜性，本研究成果必定還存在一些需要商榷和進一步完善的地方，如省域高等教育財政壓力指數的測算是否應納入人均 GDP 指標，高等教育年度財政收入是否要考慮其占該省 GDP 的比例，等等。為此，還希望今后同仁能繼續完善“高等教育財政指數”模型及計算公式，并圍繞這一指數的實踐應用做進一步研究與探討。

　作者簡介 羅志敏，男，管理學博士，鄭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院校內外部關系及其治理。

　馬浚鋒（通訊作者），男，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財政。